摘要：先秦时期是思想变革巨大的一个时期，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逐渐从原始的宗教崇拜恐惧中走出，开始关注人本身的价值和生活，而这样的思想变化在先秦哲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从神秘诡异的萨满巫术，对天神的恐惧崇拜，到先秦哲学家们关注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利用“天”来规范个人与社会行为。 这种基于理性思考，对生活自信乐观的心态也奠定了汉民族文化独特而富有魅力的心理结构的基础。
关键词：先秦哲学；理性意识；人本思想；夏商周原始宗教崇拜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如此描述先秦时代：“它以氏族公社基本结构解体为基础， 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大的激剧变革时期……其中所贯穿的一个总思潮、总倾向，便是理性主义，正是它承先启后，一方面摆脱原始巫术宗教的种种观念传统， 另方面开始奠定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 ”
理性立足于思考，立足于对“人”本身的自我意识、自我形态的关注。 这种理性精神的产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它从早期远古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图腾中超脱出来，历经了矛盾和曲折的发展。通过与原始时期以及夏商周时代思想形态的对比， 可以看到人们思想意识逐渐自我化的清晰过程， 也是人们对于自身建立自我信仰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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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青铜礼器崇拜思想变化的角度谈先秦时期理性精神的崛起
青铜器是夏商周时期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器物。 《左传·成公十三年》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 而在作为国家最重要的宗教仪式的祭祀活动中，青铜器作为重要的“礼器”与沟通天神与人的媒介，被人们当作“圣物”崇拜，对它寄予了浓厚的精神期望。因此，笔者认为，从夏商周到先秦青铜器的变化，成为讨论思想形态变化的一条重要的线索。
夏代青铜器的铸造已经初具规模， 因此夏代青铜器纹饰相对较少。 但是对于青铜器中加入的宗教崇拜因素已经逐渐显露，中小型的器物常常十分精细，也已经流行兽面的纹饰。而夸张变形的图案样貌、神秘诡异的风格也已经逐渐初现端倪。到了商代中期，器物更为厚重深沉， 装饰转为满密繁缛， 商晚期和西周早期时期，青铜器造型复杂奇变，威严之中透露神奇。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注重通过调动造型、纹饰的各种因素，去渲染一种神秘诡异的气氛。
孔子无疑是建立起理性主义心理结构的先驱，在他的学说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一理性主义的精神重新解释古代原始文化——“礼乐”。他把原始文化纳入实践理性统辖之下——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间生活、伦常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不做抽象的玄思。
孔子在践行他的实践理性的过程中，把“礼乐”的问题放入现实生活中去探讨， 而不把其视为神圣而不可亵渎的宗教活动。
中国重视的是情、理结合，以理节情的平衡，是社会性、伦理性的心理感受和满足，而不是禁欲性的官能压抑，也不是理知性的认识愉快，更不是具有神秘性的情感迷狂或心灵净化。这种具有清晰的特征性、民族性的心理结构在先秦哲学产生之前是处于模糊状态的，而先秦哲学把这种心理结构通过系统的学说架构起来， 这就是一种将自我认知以一种理性态度呈现出来的行为。而相比于所谓“情感迷狂”和“心灵净化”，这种态度就更为难能可贵——它给予了人们一个落地的思想引导，一种以社会生活，以最朴实的“人”为出发点架构的思想体系。 这也使长期以来处于对自我“不明”的状态的人们从此不再受变化无常的“天神”和“巫觋”的摆布，从而获得一种对自我的把握，这无疑是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次重要的思想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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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 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 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宰我出。 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青铜器宣布“走下神坛”，是人的思想“走下神坛”的直接反映。《礼记》中记载：“龟为卜，策为筮。卜筮者，先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闽决嫌疑、定犹与也。”在事事都要通过占卜决定的古代，人们对于“神”的绝对崇拜与绝对服从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 只有通过占卜，通过“天”与“神”的授意与沟通，才能使人民生活安定。而先秦时期的哲学家们，对于鬼神的态度就截然不同。 “子不语怪、力、乱、神。 ”对“人”的绝对的自信， 使人们逐渐摆脱了对鬼神的恐惧或说是宗教性质的崇拜，转而把目光投放到“人”的生活、“人”的修养、“人”的利益上去。对于自我的关注势必会导致对人生活以及身心的关注， 这种思想趋势的变化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青铜器功能、造型、纹饰的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而所谓“礼乐”，在遥远的古代其实是一种宗教的祭祀仪式。而在当时，主持仪式的就是选出的能与上天沟通的巫觋， 即萨满。 而在进行这种宗教仪式的过程中，萨满的任务就是脱离“人”肉体的界线，超出自我的精神状态，从而达到与神灵、上天沟通的目的。 萨满教的仪式是一种“入迷”仪式，萨满从事的工作无疑就是进入一种深度的入迷精神体验中，借此，萨满能够超越边界， 进入神灵世界。 而参与在这种仪式之中的围观者，受到萨满仪式的影响，在“礼乐”等具有震撼性的气氛渲染之下，也会不由自主地脱离开现实的思想存在，进入一种对神明极度恐惧、崇拜、敬畏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之下，仪式对于“人”的关注是置于最底层的，神明是最高的控制力，巫觋是存在于“人”与“神”之间的媒介，而普通的人的思想、行为，都要受制于控制力强大的神权的统治之下。在这样的思想体系下，显然人们对于自身是无法关注的——命运似乎都是由天注定，把握在神明手中，人们没有自我，所以只能通过巫术祈求天神给予人们一个更好的世界， 给予每个人一个更好的自我。这样的思想，是对人本身力量的一个绝对的不自信和不清晰的认识： 而随着社会生产力和个人思想意识的发展进步， 这种对自我的极度的自卑感终将慢慢消失， 人对自身的肯定与对天神的恐惧崇拜终将发生一场矛盾冲突，而百花齐放的先秦哲学思想，显然是对原始宗教崇拜体系的一个巨大的挑战信号。
2 从先秦哲学谈人“自我”角色的清晰化及人本意识的崛起
而对比先秦时期的青铜器， 给我们的感受就是截然不同的。先秦时期的青铜器与商周时期的相比，简素平朴占据了主流，少见如商周时期繁缛精美的纹饰。先秦青铜器造型的空间变化减少、器壁更加轻薄，大多数青铜器已经更倾向于面向生活。 昔日作为祭祀重器的鼎形体往往不再巨大，还配盖以保内置物的清洁，这更是看中实用的证明。 我们所能看到的青铜器似乎没有承载着人们太多的精神思想，轻巧、实用、生活化的器形和造型， 仿佛暗示着人们渐渐理性、 自信的思想变化。 至此，人们手中创造的青铜器，不再给人神秘沉重的压迫感，也不再神圣如初。
2.1 对“人”的个体的关注
很显然，这一时期，青铜器被赋予了一种神秘的作用——沟通天神与人，通过以“礼器”祭祀，达到保佑人的目的。青铜器本身就好像一个微型宇宙，承载着一切天地的精华元素，沟通天地人神。由于对自然变化的不了解，对环境和动物的恐惧，人们依靠着原始宗教信仰崇拜，祈祷安定的生活。 在这样的愿望难以用文学、音乐或其他形式表现出来时， 先民就将这种复杂的思绪镌刻在青铜器上。因此，这一时期留下的遗物都是沉重的，担负着先民们所有的思绪：恐惧、希冀、期盼……从青铜器上各种繁复诡异的纹饰，复杂变化的器形中，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人们挣扎、矛盾、畏惧的复杂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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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遗”传承过程中，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普及，树状传承模式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应用。这一模式以某一传承路径为主线，衍生出各支派、各层级、小众化的文化传承保护的多种方式。溢出的交错组合的旁支，凭借其稳定的文化主干维系在一起。京剧、淮海戏等戏曲，镇江香醋、绿茶的制作技艺，太极拳、形意拳、大成拳、少林拳等拳术，这些文化项目传承内容丰富，门派林立，各门派及其传承人都有独门绝技。传承保护机制较为灵活，既有群体或个人传承保护，也有机构、组织传承保护。故而，这些文化项目应对社会蜕变的能力较强、方法较多，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和存续状态也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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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是把人的情感、观念、仪式引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相反，而是把这三者引导和消融在以亲子血缘为基础的世间关系和现实生活之中， 使情感不导向异化了的神学大厦和偶像符号， 而将其抒发和满足在日常心理——伦理的社会人生中。 在孔子的眼中，“礼乐”从此不再是“神”的礼乐，而是“人”的礼乐。
这种对于人的日常生活以及自我的关注以及自信，在先秦哲学思想之中不仅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更得到了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延伸性发展。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 体现的是孔子对于个人人格的尊重，对于“个体”的关注。 对比理性意识尚未觉醒的古代，“个体”得不到关注，人们通过仪式的聚集，通过社会成员对于神明、巫觋的共同的迷狂与恐惧、崇拜，获得一种归属感和一种虚幻的凝聚力。 而国家也恰恰因为这种特殊的心理，获得了它所需要的统治力。个人的发展会是这种仪式性的统治力的阻碍， 因此这种统治是通过压制个体，放大神权来获得统治力的。这种对于个体发展的呼吁逐渐解放了人们思想中残留的原始社会的服从性的“奴性”思想，当孟子发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呐喊之时，可以看到那种对于命运的无力、 不明的脆弱的社会心理早已在人们自我意识的崛起之中烟消云散。
2.2 “天人”合一思想的出现
早在古代，天与人的沟通往往要通过萨满巫术，或是借助一些具有神秘力量的动物， 来打开沟通人神的大门， 或是借助神秘动物的力量来帮助自我获得升天结果。 人自身对于“天”，对于“天命”，是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的。“天命”是所谓“神”的意志，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天的意志不可动摇，国家在祭祀、战争之前都要进行占卜，是所谓求问天命，以示吉凶。《尚书·大诰》中记载：“天命不僭，卜陈惟若兹。”但是，对于天命的绝对依赖并没有给人带来长久的安定。看似受“天命”的夏、商王朝都一一陨落， 这就使人们逐渐开始怀疑天命的真实性，周公甚至发出了“天不可信”这样的声音。 对于“天命”的绝对权威的怀疑，逐渐导致“天神”信仰的动摇。但是在先秦哲学产生之前，不论是“天命不僭”的坚定信仰还是“天命靡常”的怀疑，人们仍然处于一种对命运无力的感慨——即“不知天命”的状态之中。 但是对于天命信仰的怀疑， 逐渐引起了人们对于自我的思考，从而推动了理性思维的诞生和蔓延。既然天命无法给予人生和命运一个明确的答案， 人们何不从自己的身上找答案？或者说，何不自己创造一个自己的“天命”而非受制于似有似无的神的旨意。 而先秦哲学就给了这种思考一个答案——“知天命”。
《中庸》开篇第一句即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这句话说的是天命降落在人的身上就成了人的天性，而率性而为即为道，利用道提升自我修养就叫作教。 先秦的哲学家将“天命”大胆地拉入凡尘，直接降落到人的身上，并为人与社会的发展服务。“天命”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的旨意，而成了人自我发展的一个准则，人们利用“天命”来规范自我、规范社会，使“人”得到更好的发展。 在这里，“天命”被以理性和冷静的眼光去看待， 并作为能够推动人的进步的工具，被人们所使用。 “天长地久。 天地所以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老子以“天道”的规律来与人事作对比，目的就是以天道规范人道。
“天”与“人”在这里被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天人之间的沟通不再需要萨满仪式或者是祭祀礼器作为媒介，“天”的意志通过人的自我约束、心性修炼即可得到践行和体现。 至此，“天命”也随之走下神坛，而成为流传在人们之间的用以规范、约束社会的准则。 “天人合一”成了“人”对于自我境界和修养的一种追求。人们看待天的眼光带着独特的理性的目光， 充满了对自我的自信，不卑不亢。
3 结语
先秦时代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大变革的时代， 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也使固有的社会机构和思想体系收到严重的打击， 而从远古一直延续到夏商周时代的宗教神学的崇拜思想同样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彻底的改造， 这也标志着人们思想意识中的对神权的恐惧与盲目崇拜就此演变为以“人”为中心展开的关于“天人”的讨论。 而这种对于“天人”的讨论也将一直成为历代哲学家们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这种对于“人”自身的发展以及生活理性思考，进而积极进取、乐观探索的态度，最终也奠定了汉民族文化独特而富有魅力的心理结构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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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19）07（a）-0027-03
作者简介：成卓（1998-），女，江苏常熟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博物馆学及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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