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健:美学四题议——改革开放与中国美学论文

胡健:美学四题议——改革开放与中国美学论文

摘 要:这是个大题目,却大题小作。其一从当年的《美学向导》切入,可以发现这是一部在当时对中国美学具有启蒙意义的小百科全书,它既反映出当年美学热的激情,也见证着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美学视野的局限;其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美学开始全球化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美学如何言说,从“形式美”的角度切入,可以发现有引进、(中外文化间的)对话与创造话语一些方法;其三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美学的语境来看,“中华美学精神”的提出,内含着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一种对话关系,内含着中国美学对传统美学的一种转换性创造。全球化向美学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中国美学的声音与智慧,这或许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提出的意义所在;其四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学有两个重大变化,一是从苏联模式走向了全球化,二是由古典走向了现代。放眼世界,展望未来,美学正处在重大的转型时期,中国美学应该为全球化的美学提供出中国智慧。

关键词:《美学向导》;形式美;话语言说;全球化;中国智慧

美学启蒙的小百科——重读《美学向导》

《美学向导》是一本美学普及读物,编者是北京大学文艺美学编委会,于198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或许,对现在的美学研究者与爱好者来说,这已经是一本很不起眼的美学读物了。但在回望改革开放中的“美学热”时,这本当年的美学普及读物,还是值得重新一谈的,因为它对中国的美学研究有着坐标性的特殊历史意义。

美学原是一门西方的学问,是百年前被引入中国的,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代美学家,朱光潜、蔡仪、宗白华则是中国第二代美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20世纪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中,由朱光潜对自己美学思想的自我批判,引发了一场著名的美学大讨论,并出现了李泽厚、高尔泰、蒋孔阳、周来祥等第三代美学家。这场美学大讨论,虽然思想资源与话语语境的局限都是明显的,但毕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美学的存在。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文化大浩劫,极左的文化专制把我们的文化传统与外国文化统统称之为“封资修”而打入冷宫,人们的视野变得极其狭隘,思想变得非常僵化,心灵变得非常粗糙。像美学这样的学问,在当时的公共场合根本是无人知晓的。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当时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学专业的研究生,在回答“何为美学”时,竟答“美学是研究美国的学问”。从这个真实的笑话中,我们不难了解当时的人们对作为学科的美学是多么地生疏。1978年,出现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由于在文革后的一段时间,“两个凡是”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使人们无法积极地面对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去解决问题,开创未来,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打破了这一僵局,空前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现在看来,这一讨论在学理上明显有些粗糙之处,如依马克思的原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更为合理地表述应该为“实践是检验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然而,尽管如此,这一讨论却以其空前的思想解放力量,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并为此后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改革开放作了思想上的准备,而后来的改革开放更使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可以说,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既是改革开放的催生物,也是它的重要表现。十年文革,文化专制对人们对美的追求的严重压抑,是后来“美学热”产生的社会心理动因,而改革开放则是“美学热”形成的社会必要条件与动力。改革开放让人们开始创造性地提出并解答社会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就美学自身的发展而言,文革以后,有一个短暂的批判“四人帮”反动文艺思想的时段,但不久,由于受思想解放的激励,人们则开始以面向未来的激情,对美学问题开始了更为广阔地多方位地探讨。朱光潜、宗白华、蔡仪、王朝闻、李泽厚、周来祥、刘纲纪等都又重新发表美学论著。美学成了当时许多年轻人喜爱的、同时也感到有些神秘的学科;当年“美学热”的最大收获还在于催生了一批新一代美学学者,壮大了美学研究的队伍。《美学向导》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问世的。之所以要出这样一本美学普及读物,本书的编者在书的扉页上有段很有当时特点、也很能表达他们心愿的题辞:“我们的时代需要美,我们的生活需要美,我们的心灵需要美,我们要播种美学的种子,我们要陶冶美学的矿石,我们要造美学的甘泉。美学,任重而道远,我愿是一束小小的烛光,伴随在美学登攀者的身旁。”

北京大学是我国美学研究的中心,当时号称“美学双峰”的美学泰斗朱光潜与宗白华都还在世,而且还很活跃。在“美学热”的初起之时,由北京大学文艺美学编委会编这样一本“美学向导”应该说是非常适时的。有些读者或许会认为编本普及读物很容易,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编普及读物往往有着它自己的特殊学术要求,即它既要内容全面,又要能深入浅出,只有这样,它才能起到“知识地图”与“学科向导”的特殊作用。现在重读《美学向导》,我感到这本美学普及读物在这些方面是相当成功的。

3.药物不良反应观察:抗病毒药物的不良反应及耐受性影响患者的服药依从性,进而影响抗病毒治疗的成败,所以适时监测并及时处理药物的不良反应对于提高治疗效果至关重要(表 7)。

自古以来,在民主政体中,多数规则已经成为判定政治权力是否合法有效的标准,而今更被认为是普遍性准则。未经民众的多数人授权,权力便是非法的。

《美学向导》的内容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美学家寄语”,其中收录了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王朝闻、蔡仪等5位美学家关于如何学美学的寄语,这些寄语篇幅不长,但都语重心长,富有见地。

(二)关于“美学”的介绍,分别由朱光潜、李泽厚两位撰写。

(三)“文艺美学”与门类艺术美学的介绍,“文艺美学”由胡经之撰写。美学在西方有“艺术哲学”之称,“文艺美学”则是中国学者提出来的,胡经之则是它的首倡者,现在文艺美学已经发展为美学学科的一个研究方向。关于音乐、舞蹈、建筑、戏剧等门类美学的介绍,则由这些方面的有关专家撰写。

(四)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美学问题”的介绍,此节由董学文撰写。

(五)“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家举要”,此节由于民撰写。

(六)“西方美学史撷华”,此节由闫国忠撰写。

哲学要有问题。同样,美学也要有问题。全球化背景下,新的审美现象层出不穷,怎么从发展的社会生活中提炼出真正有价值的美学问题,并对之加以自己的创造性解答,这是中国美学发展中必须要重视的问题。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问题意识对美学原理著作的话语生产是极为重要的,没有问题就不会有真正的思考,也就不会有真正富有价值的解答,而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要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并加以回答,必须有全球化的视界,并能进行理论话语的创新,李泽厚关于“形式美感与原始积淀”的论述就极富启发。实践美学是从“人类视野”探讨美学问题的,“形式美感与原始积淀”的结论带有人类普适性的意味,这或许也是这一探讨受到国际美学界重视的原因所在。从根本上讲,中国审美的本土经验与特色,是不可能在封闭中存活的,而只能是在对真正美学问题的不断创造性的解答中,才显出自己的生机与活力,而这正是我们的美学研究需要加强之处。把中国传统美学的经验创造性地转换到我们的美学中来,这还只是一种显性的转换。通过真正的美学对话以及美学话语的再造,来融入并提升中国审美的本土经验,这种隐性的创造性转换才更为重要,因为中国审美的本土经验本身也是开放的发展的,是在创造性的解释中显出活力与特色的,这样的中国经验才可能受到国际美学界的真正关注。

随机响应动力学分析以电机与车轴的垂向相对动态位移为输出结果,并取统计学中的3倍标准差,即3 σ作为边界值,各工况计算结果汇总如表3~4所示。

(八)“我国当代美学讨论综述”,此节由张中秋撰写。

中国传统没有把艺术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但对艺术却又是非常重视的,有一种“以审美代宗教”的传统。孔子早在谈诗论乐时就说过,诗可以“兴、观、群、怨”,还说“兴于诗,成于礼,立于乐。”在孔子看来,艺术具有给人美感,感发意志、开启人性、陶冶心情,完成人格的神奇功用。这种功用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中国艺术,具有一种“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理合一的特点。“发乎情”,就是要让人的情感得到正常地表现与渲泄,“止乎礼义”则是要让情感的表现在社会的合理范围之内,这也就是儒家所说的中和之美。其实,道家也是如此,只是它强调的是“以道畅神”,所以李白的诗虽然豪放,也仍然是情理合一的。所以,中国艺术,无论是《诗经》还是《楚辞》,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它的主要审美功用就在于丰富与陶冶人的心情,培育人性与人格的情感本体。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它具有重人生重现世的特点,中国艺术确实在传统文化中起着一种“以美育代宗教”的特殊功用,这与西方宗教型的重神性重超越的文化是大不相同的。

此外,此书还收录了美国与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关于“美学”的两个辞条、“我国现代美学论文要目”“美学译文要目(1949-1981)”“美学专著与译著要目(1019-1981)”。

对每个局部传感器节点的状态和状态协方差进行上述估计后,利用模型概率对状态和状态协方差进行组合,同时,利用IMM滤波器中的模型似然函数计算模型概率,IMM中每个动作模式的似然函数为

通过以上的简单介绍,不难看出,这是一本很有编辑思想的美学普及读物,它不但对美学学科有权威性的介绍,而且资料性强,信息量大,具有一种学习向导的作用,而且也具有一种类似资料书或工具书的作用。在当时“美学热”初起之时,它确实很好地发挥了“知识地图”与“学科向导”的启蒙功能。或许,只有回到那个美学初热的时代,人们才能很好地理解这本普及读物对当时一般美学爱好者的特殊向导的意义,才能真正理解“美学,任重而道远,我愿是一束小小的烛光,伴随在美学登攀者的身旁”的崇高编辑思想。

第二,从众多学者的研究中看出,对农业大学的农业科研人员参与农技推广模式的研究较多,而对农业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参与农业技术推广的研究较少。在我国,农业科研单位是农业新品种、新产品、新技术的主要来源之一,科研人员取得科研成果需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农业技术推广则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手段与方式。为此,可以对农业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参与农业技术推广的模式进行相关的研究,拓宽农业科研人员参与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的研究领域。

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主要是让学生掌握必要的语文知识,积累丰富的语言文化,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在阅读与习作教学中,教师经过激发学生兴趣和灵活运用文本的方式,有效地加强阅读教学,做好习作训练,在此基础上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

在张法看来,形式美就是形式美感。李泽厚探讨形式美感是从实践论出发的,张法探讨形式美则是从现象学出发。张法认为,形式美感源于人与对象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又是源于不同文化对人与宇宙统一的不同文化的理解。由于中西文化对宇宙的文化理解不同,西方对形式美的理解相对比较重“实”的方面(数、比例、结构之类),中国对形式美感的理解相对重“虚”的方面(与气化宇宙说有关)。作者在探讨形式美感时,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把中西对形式美感的不同理解用对话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起到一种相互对话和相互补充的效果,体现出了一种前所末有的研究视界。如在谈“点”时,作者不但探讨了中西文化中都涉及到“起点”“重点”等形式要素的问题,还涉及到建立在中国文化基础上的“在”而“难言”的“神点”的问题,在中国文化中,“神点为一块灵气结成”。在探讨线时,不但探讨了轮廓线、动力线,还探讨了建立在中国文化基础上的“气韵线”,万物一气,气韵线就是生气的流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探讨形式美感,使得作者对问题探讨较之此前明显地丰富开阔多了。中西在对形式美感重“虚”重“实”的理解中可以相互补充,这样可以使人们对形式美的理解更深透。再如,在探讨“多样统一”时,作者特别指出,西方文化更重表层形式的实的“多样统一”,而中国文化则更重虚的内在形式的“多样统一”。由于有了全球化的视界,并注意文化间性,作者对形式美感的理解也就自然更为开阔丰富,而且很为通透。

以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为例。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美学史的研究者人数极少,关于中国美学史专著基本没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美学学者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在中国美学史的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可以说是硕果累累。在中国美学史研究方面,不仅历代人物的美学思想研究、美学范畴与命题的研究、断代美学史的研究成果众多,而且在中国美学通史的研究方面,成果也是相当可观,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记得在《美学向导》问世的时候,我们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美学向导》中收的于民所撰写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家举要”,可以说就是当时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最简略最系统的介绍。

再以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为例。过去我们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古典美学上,成果也不算多,主要是朱光潜文革前写的《西方美学史》与汝信的《西方美学史论丛》。《美学向导》在介绍西方美学时,也明显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局限,它只介绍西方古典美学与苏联的现代美学,而对西方现代美学却只字不谈。同样,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美学时,对西方现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流派也只字没提,那时候我们开放的程度还远远不够。改革开放的深入,使这种局面得到了根本的改变,“美学热”中,我们的外国美学研究,不但在西方古典美学方面更加深入广泛,而且对包括西方现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内的西方现代美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成果。时至全球化的今日,我们的美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几乎是与西方美学研究有一种趋于同步的趋势。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日子里,重读当年的普及读物《美学向导》,确实让人颇多感慨。一方面这本普及读物让人觉得亲切,在十年浩劫的废墟上,我们当初已经中断的美学研究就是这样重新起步的;一方面,它又让人感到单薄,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美学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美学相比,无论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有了十分巨大的变化,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的了。更何况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今天,中国美学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更广阔、更深入的领域,充满了困惑与挑战。但也惟其如此,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我们重温当年伴随在美学登攀者身旁的“那束亲切而又遥远的烛光”仍有意义,因为这束烛光同样还会启示今天的美学研究者,美学的探索永远是向前的,是开放的。

全球化背景下的话语言说——以美学原理著作中对形式美感的探讨为例

美学原是西学,形式美是西方古典美学早就关心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就有美在形式的思想,黑格尔的《美学》还列出过“抽象形式的美”的专节,探讨了整齐一律、平衡、对称、和谐等形式美的具体内容。应该说,他的探讨是比较表面的。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使他不可能重视东方或中国的相关审美经验,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也使他不可能对形式美的问题作更深入地探讨。

职业倦怠最容易发生在工作环境为与人打交道的职业中,教师、医护人员是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近几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目标放在高校教辅人员、辅导员、图书馆员等基层行政管理人员上。作为高校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职业倦怠产生的原因、影响因素以及治理对策等有诸多的文献介绍。本文拟对这些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缓解我国高校基层行政管理人员职业倦怠的状况。

王朝闻主编的《美学原理》(1981)是我们建国后的第一本美学原理著作,这是一本受当时苏联美学影响很明显的美学原理著作,这本著作意识形态的色彩很浓。在这本著作中没有设形式美的专章或专节,即没有专门探讨形式美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是实践美学的兴起时期,实践美学成为了80年代中国美学的主流话语。刘叔成等主编的《美学基本原理》(1984)是一本发行量很大的美学原理著作,也是一本以实践美学的基本精神来编写的美学原理著作。在这本著作中,编者对形式美列了专章,并把形式美说成是“物质材料的组合规则”。编者还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对形式美的产生作了理论探讨,但说服力并不很强。我们如果把这部分与格式特心理学对形式美的研究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我们的著作“理论”太多,而“实证”太少。

当然,这样说并非是反对理论探讨,深入独到的理论探讨永远是需要的。李泽厚的《美学四讲》(1989)可以说是实践美学的经典性文本,在这部著作中,李泽厚对形式美问题作出了自己非常独到的探讨,这就是他关于艺术的第四讲中论及的“形式美感与原始积淀”。李泽厚提出了一个别致的观点,“审美先于艺术的,审美起源于劳动,而艺术起源于巫术。人类最早的审美感受不是对艺术作品的感受,而是对形式规律的把握和对自然秩序的感受。诸如节奏、次序、韵律等等艺术的形式层,即是原始人在漫长的劳动过程中的原始积淀,体现了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统一。”[1]我们知道,实践美学的最大特点在于,强调从人类的社会实践的角度来探讨美学问题。李泽厚对形式美感与原始积淀的探讨就是建筑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的,应该说它对人们对形式美感的认识是很富有启发的。在艺术中,那些好似没有内容的抽象形式,之所以会那么深切地打动人,有时甚至比有具体内容的艺术形式还要打动人,这里的奥秘何在?李泽厚把形式美感的奥秘追溯到了社会实践,追溯到了“原始的积淀”。这一理论见解对人们理解形式美感的起源与揭示形式美感的奥秘,显然是具有其独到的理论意义的。可以说,李泽厚的形式美感的原始积淀说,与格式特心理学关于宇宙运动与人的心理的动态平衡的形式美的见解是可以相为补充的,因为它们一是更侧重理论探讨,另一个是更侧重实证分析。李泽厚的这一论述,后来还被著名的《诺顿美学文集》收入,这也足见国际美学界对李泽厚的这一研究成果的充分肯定。从形式美感研究的角度讲,这也意味着中国话语在国际美学界引起了注意。

李泽厚之后,对形式美感问题作出独到探讨的是张法,他在《美学导论》(1999)中专门列了“美的宇宙学根据”一章,来探讨形式美感的问题。张法的这本《美学导论》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就是试图在“全球化背景下,对美学原理作重新建构。”这本原理著作在探讨形式美感问题时,同样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

式(3)和式(4)中k为采样点序号;t为采样周期;f为传感器中心频率;τ为回波信号到达时间;A0为信号最大幅值;m和T两个参数与换能器性质有关;u(kt-τ)为单位阶跃函数。由式(3)和式(4)可以的出结论,回波信号y(kt)是关于x=[A0,τ,f,m,T]为自变量的函数。利用人工鱼群算法[11-12]得到的拟合回波信号y(kt)如图2(a),可以发现黑色虚线部分基本吻合实际回波信号。只改变参数m,T,模拟实际情况下工况发生变化如图2(b),发现黑色虚线框部分发生改变,即工况改变会影响回波信号的波形,会影响双阈值法的测量结果。

今天,我们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回首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美学热”,重读这本《美学向导》,我们发现它的内容已经变得非常陈旧了,这也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的美学变化多么巨大,发展得多么迅猛。

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艺术型的文化,它很重视人的精神境界,中国艺术之所以强调美善相乐,道理就在这里。中国美学要求文艺担负起显现道的功能。过去,人们往往把文以载道仅当作儒家的主张,其实,中国的道家、释家、市民美学谈文艺时也都是重视文以载道的,只是各家的道有所不同罢了。而且,中国之道不是可以语言定义的所谓的本质,它往往是不可言传的精神境界。在中国美学看来,文艺作为审美的样式,它应该体现出道,或者说体现出道具有一种美善相乐的特点,文艺作品才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这也就是所谓的“道艺贯通”。儒家之道讲社会性的“仁”,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宗法制度的社会,这种“仁”,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天下一家”“民胞物与”的家国情怀。杜甫之所以有“诗圣”之称,也正因此。道家之道讲“游”,即“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游”。道家认为“山水以形媚道”,天地是道的产物,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中国艺术中山水诗山水画非常发达,它要表现的不只是山水的形、色、光、亮,而是要表现能让人能“澄怀”“畅神”的“山水以形媚道”的天地境界。李白“诗仙”之称,也是来源于此。 释家之道讲“空”,“空”非“无”,“不真”之谓“空”。 禅宗讲“即心即佛”,讲“悟”,所谓“当下即是”,所谓“一朝风月,万古长风”。王维之所以被称为“诗佛”,就是因为“辋川绝句,字字入禅”,体现出了若有若无的佛家之道。明清市民美学也讲道,即“日常生活之道”,它们讲平等、讲人情、讲日常生活的情趣。《牡丹亭》《红楼梦》就是体现这种“日常生活之道”的杰作,明清小品文与江南园林以及庭院家居等等,也都是体现着市民情趣的杰作。相对而言,西方古典文艺更讲究“(形象的)认知的真实”,属于一种科学型的文化,我们的文艺则更讲究“道艺贯通”,属于一种伦理型的文化。

(一)引入中国元素

中国传统美学中有着许多富有智慧的思想和极具特色的内容,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完全可以也是应该加以引入我们的美学原理中的。改革开放前的美学原理著作中,审美范畴的内容基本是西方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学原理著作中都引入了许多中国的审美范畴。如朱立元的《美学》、彭锋的《美学的意蕴》等美学原理著作中,在谈审美范畴时就引入了不少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范畴;再如,张法的《美学导论》在谈形式美感时,对“神点”“气韵线”等中国内容的引入,都属于这种情况。中国元素的引入,对彰显美学原理的本土经验与特色都是有帮助的。

(二)进行中外对话

首先,在听说中累积自然拼读法。在平日的教学中不失时机的输入相应的英文原版儿歌,动画片,故事等等,从而提高学生的语音意识与辨音能力。其次,在游戏中渗透自然拼读法。游戏是小学英语课堂的较好教学方法,充分利用孩子们的好动活泼天性,让他们能够快乐学习英语,自然拼读法教学可以利用多种方式教学,特别是根据小学生的特点开展游戏、绕口令和儿歌等巩固孩子们的发音规律。最后,在阅读中巩固自然拼读法。可以在准备下课前的十分钟,老师与学生一起读书,读英文原版绘本,利用多媒体教学,声音图形并茂,学生更爱看更爱跟读,让他们跟原音,与老师一起大声朗读,感受字母的发音,培养语感,理解词语的含义。

这点在张法的《美学导论》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注意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或国外美学的对话,这也是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美学彰显本土经验与加强自我认同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显然要比上一种方法要求更高。历史上曾出现过用我们的审美材料作西方理论例证的做法,这显然还不是一种真正的对话关系,而真正的美学对话是应建筑在“我与你”的基础上的,并体现出一种视界融合的智慧。这种对话,不管内容上是相通还是相异,从本质上讲,它们必然体现为一种深层的相互交流与理解,一种智慧的碰撞与增值。对话的相通,往往体现出一种美学上的普适性,对话的相异,也往往会给人以一种互补与启发。进行美学对话,对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美学的发展是非常必需的,它也是彰显中国审美的本土经验与加强中国美学的自我认同的重要方法。张法在探讨形式美感的“多样性统一”时,在这方面做得是很富有启发性的。

(三)创造理论话语

(七)“现代中国的美学研究”,此节由浮石(即叶朗)撰写。

“中华美学精神”简议

“中华美学精神”的提出[2],对当今的中国美学研究来说,显然具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华美学精神”,即“中华审美精神”,它主要包含着哪些美学意蕴呢?中华美学精神的提出,与当下语境又有何关系呢?这里仅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极为粗略的意见。

一、美学意蕴

中华传统美学精神主要包含以下一些美学意蕴:

(一)人与宇宙的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许多美学家谈过的话题,这确实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化是强调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强调,人是从自然而来的,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中国哲学看来,宇宙是有道的,是从道中变化产生出来,并体现着道的,因而它的运行是有规则的。所谓“天道有常”,因而作为“五行之秀”“天地之心”的人,就要顺应这个天道之“常”,“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凡画山水,须按四时。春景则雾锁烟笼,树林隐隐,远水拖蓝,山色渐青;夏景则林木蔽天,绿芜平坡,倚云瀑布,近水幽亭;秋景则水天一色,霞鹜齐飞,雁横烟塞,芦渚沙汀;冬景则积地为雪,水浅沙平,冻云黯淡,酒旗孤村,客舟倚岸,樵者负薪。”[3]中国古代山水画中就充满着这样一种与时俱适的天人合一的审美情调与意境。在中国哲学看来,宇宙还是生生不息的,充满活力的,是无比仁爱的,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所谓“生生之谓易”,因而,儒家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要像大自然那样奋发有为,厚德载物,充满仁爱与活力,从而“参天地”“赞化育”,与道合一。中国艺术非常重视表现这种人与宇宙的充满生命、仁爱与活力的境界。就像宗白华所说:“中国民族很早就发现了宇宙的旋律与生命节奏的秘密”[4],并艺术地把它们表现出来。中国哲学还认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天人之间是存在着一种同构关系的,就审美而言,那种天人合一与天人俱适,就具体地表现为自然与人在审美上的这样一种同构关系。可以说,中国传统的审美是把天人合一或与道合一视作自己的最高境界。相对而言,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西方文化与伦理型、艺术型的中国文化是不同的。希腊文化是一种科学型的文化,人与自然是相分的,自然成了人的认识与利用的对象;希伯来文化则是一种宗教型文化,它的价值是指向超验的神,自然在其文化中的地位也是很低的,这也使得西方人直到近代才发现了自然的美。正因如此,我们才说,人与宇宙的天人合一或与道合一是中国审美精神的重要意蕴。

(二)艺与意蕴的美善相乐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美学,确实是个宏大的理论问题,本文从美学原理性著作中关于形式美感问题的探讨,来对这个问题提出点个人意见。如前所说,由于美学原是西学,在长期的美学研究中,中国的美学家意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美学,在自己的言说中,一定要加强自己的特色。而这从现有的美学原理的研究看,似乎可以有以下三种基本的路径或方法:

(三)艺与境界的以形写神

从中国的艺术形象的创造上看,中国艺术更重视以形写神。中国艺术的“形”不是生活实相的模拟,而是一种由人创造的特殊意象。“意象俱融”“意象欲奇”“意象超越”是中国传统美学对艺术形象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艺术形象创造的关键。相对而言,中国艺术是写意的。为了写意,它不惜“万取一收”,不惜“离形得似”,不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种写意与中国哲学讲“一阴一阳之为道”的宇宙观的影响也有关系,中国艺术的意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实里含虚,虚中带实,虚实相生”的,是一种审美的幻象。如果说,中国艺术形象的“形”就是艺术的意象的话,那么,中国艺术的“神”就是中国艺术形象的意境,意象是可视可言的,意境则是不可视不可言的,中国艺术强调“言有尽而意无穷”,就是对意境这种不可视不可言的特点的强调。“阴阳不测之为神”,“神”就是中国艺术形象的意境,是中国艺术的极致。“以形写神”,就是在强调艺术形象要能由意象而上升为意境,意境是艺术形象的最高层次,所以艺术形象不能只是“以形写形”,而是要“以形写神”。著名京剧艺术家阿甲曾这样谈京剧艺术的“传神的方法”:“比如《坐楼杀惜》中的宋江从长街一路找回家来,又从庭院找到楼上。这些环境舞台上是没有的,都是由演员的表演表达出来的。这些表演也不是对环境作机械的比拟。有的细节要突出,有的细节要省略。重点在于用概括洗炼的舞台动作在联想中将这种情景提示出来。正如画龙一样,要在鳞爪的片段概括中看到全龙的神貌。所以传神是最重要的。”[5]在中国美学看来,“以形写神”就是艺术形象创造的最基本的方法,“传神”则意味着艺术形象的最高境界。与艺术型的中国文化不同,科学型的西方文化在理解艺术形象时,相对来说,往往更重感知与认知的真实,即再现的真实,而不太重想象与联想的真实,即表现的真实。中国艺术讲究“以形写神”,所以在欣赏艺术时也才特别强调直觉与感悟,强调“知音”。

美学自近代被引入中国以来,中国美学经历了一个“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的美学”的曲折历程。前期的一些美学家们借用西方的美学思想来建构自己的美学体系,如朱光潜的《谈美》,是借用西方现代心理美学,蔡仪的《新美学》,是借用苏联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美学全球化背景的日渐凸显,中国学者开始考虑“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美学”这样的理论问题。在中国美学的言说中,怎么才能说出属于自己的理论语言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本文只是从小处说起,即通过对我们美学原理著作中,对“形式美”问题的考察,来对这一问题作粗浅地探讨。

(四)艺与美育的陶冶性情

(九)“苏联美学概观”,此节由凌继尧撰写。

1.2.2 利用2点对峙法对拮抗菌株进行复筛 将核盘菌菌种培养在PDA平板边缘1.5 cm处,距病原菌3 cm处接种上一步骤挑选出的生防菌,每组3个重复,25℃下培养,逐天观察,待菌落不再生长后观察对核盘菌的抑制效果,并在显微镜下观察菌落生长前沿受抑制的菌丝形态。

二、当下语境

中国美学精神的提出,与中国美学当下的语境有很大关系。

近代以来,中国的世界观经由了从“天下”而为“世界”的重要转变。传统“天下”的世界观内含着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意味,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近代以来,我们的国门被打开了,“世界”的观念代替了我们传统的“天下”的观念。在这一重大转变过程中,我们经历了一个因落后挨打而主动学习西方的过程,美学也是一样。中国传统中虽然有着极其丰富的审美活动与审美经验,但却并没有能产生出作为学科的美学,中国的现代美学在一定意义上讲是西学东渐的产物。现今,“中华美学精神”的提出,显然是有其特殊的当下语境。

其次要构建农机农艺的融合协调机制,同时构建基于县乡两级的农机推广网络建设机构与人才培训体制,确保编制、人员与经费全面到位。在该协调机制的构建过程中,就要保证农机与农艺的良性互动,然后展开技术推广,在政府政策的设计推动下创建农艺配套写作机制,联合成立技术专家小组,根据贵州省农地现实状况制定农机化技术发展路线与相关方案,加速集成配套技术的全面推广应用。

首先,西方美学从“引入”到“对话”。如上所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产生出作为学科的美学,是王国维等人在上世纪初把西方的美学引进了中国,中国人才知道有美学这门学科。王国维还借用叔本华等人的美学思想来重新解释中国传统的意境与《红楼梦》;梁启超的后期,非常不满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反对“科学的人生观”,提倡一种基于“责任”与“兴趣”的“趣味的人生观”,他还结合着中国传统的审美文化,提出了美育即情感教育,是一种对人的本原性教育的观点;蔡元培则借助康德等人的美学思想,结合着中国审美文化的传统,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主张;这些中国现代的第一代美学家,他们的美学思想都明显带有“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时代特征;之后的朱光潜借鉴西方的现代心理美学,结合着中国传统的审美材料,建立起了中国的第一个心理学的美学体系,蔡仪则根据唯物主义认识论,建立了另一个认识论美学体系;宗白华则不同,他具有比较开阔的文化视野,并以西方美学为参照,对潜在的中国传统美学作了系统深入的阐释,使人们对中国传统审美有了全新的美学认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热,可以说仍然是在国外美学——苏联美学的影响下进行的,此时,李泽厚又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美学体系。对中国现代美学来说,学习与借鉴西方美学,是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必经之路。如果说,在上世纪60年代第一次美学热中,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的推出,意味着中国学者对西方古典美学的系统了解与吸收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美学热中,以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为标志,则意味着处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学者对西方现当代美学的迫切需求与大量吸收,西方现代的分析美学、心理美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潮水般地被引进到了中国。随着中国美学界对西方美学的了解与对中国美学现状的反思,“美学在中国”与“中国的美学”的问题就自然地被提出来了。人们也开始了对西方美学从“引入”而向“对话”的心态调整,这是“中华美学精神”提出的当下语境的一个重要特点。

小反刍兽疫病作为一种急性接触性传染病,健康羊一旦染病,死亡率非常高。因此,应积极做好疫病防控工作,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通过全面实行免疫接种、搞好环境卫生消毒工作、加强饲养管理、及时诊断、控制源头、控制疫情、加强疫情监测等有效手段,最大限度降低疫病的发生几率,避免疫病的进一步扩散,确保牧区养殖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其次,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继承”与“发展”。宗白华对潜在的中国传统审美作出了非常重要的美学阐发,这对后人认识中国传统美学影响很大。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以来,我们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但是这里也存在着一个问题,怎么才能把中国传统美学中有价值的东西转化到我们当代的中国美学中来呢?对这一问题大致有三种路向:一是以西方美学为先进,中国美学为落后,是“潜美学”。以西方美学为主,来建立我们的现代美学;一种是强调中国传统美学的特殊价值,主张直接从中国传统美学中开出中国的现代美学,不满现在由于大量引入西方美学而带来的 “失语症”。这两种路向显然都是不太合理。在处理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关系时,前者有一种“自失”的弊端,后者则有一种“自大”的弊端,因而,这两者都是不可取的。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这有助于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同样,对中国传统美学可能具有的现代价值,我们也不应一味“否定”或“肯定”,而应该在现实的基础上对其中具有价值的美学意蕴进行“转换性的创造”,这才是对传统的真正的“继承”与“发展”。这也是“中华美学精神”提出的当下语境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众所周知,现在的中国美学已经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美学,全球化向美学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人们去积极应答。中国美学应该对这些问题有自己的声音,“中华美学精神”的提出从一定意义上讲,意味着中国美学的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首先,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不再是一种被动“引入”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中国学者应该在自己的美学研究中,创造出新的中华审美精神。其次,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美学,虽然面临着与中国传统美学完全不同的语境,但中国传统美学的丰富资源,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美学,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这需要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激活它们的智慧,赋予它们新的活力,从而进行转换性的创造,成为现今的中华美学精神。在现今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学中,显示出我们中国的智慧与声音,这是中国现代美学的一个新的使命。中国当代美学需要面对全球化的问题,积极开展与西方美学的对话,激活传统美学的智慧,创造性地回答全球化背景下人类面临的新的美学问题,从而给人们一些新的启示,对人类有所贡献。

在带有冷凝回流管、搅拌器的250mL的三口烧瓶中加入适量的芥酸,然后滴加一定量的N,N-二甲基丙二胺,加入适量的催化剂NaOH,升温至反应温度,回流搅拌反应数小时。反应结束后将合成的酰胺溶于石油醚中,室温下以150 mL·(h·g)-1的流速不断通入HCl气体6h,过滤后得到酰胺丙基二甲基叔胺盐酸盐晶体,计算收率。用丙酮重结晶3次,得到盐酸盐补代号纯品。

如何对中国传统美学进行转换性创造呢?如前所说,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审美精神的美学意蕴之一,美学意蕴是建筑在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基础上的,其中不乏一些迷信落后的因素。现代社会由于工业文明的发达,生态环境的问题比较严重,而在这现象之后,是一种人把世界视作为对象或物的世界观。为了创造性地解决一些现实问题,我们的一些美学家重新解释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天人合一,试图为创造性地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其实,无论现在时兴的环境美学还是城市美学,都完全可以创造性地吸收中国传统美学天人合一的智慧,从而在现代文明的甚础上重建天人合一的美学关系,并使天人合一成为新的中国审美精神的重要内容。再如,现代社会人普遍地有一种内心性的失落,中国传统“以美育代宗教”的精神与智慧,能否在今天赋予它新的内容?从梁启超当年视美育为情感教育、人的本原性教育,到蔡元培不满意现代社会人的精神疲乏,总结中国的审美传统,参照西方美学思想,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再到李泽厚同样不满现代社会中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而强调与重建人的“情感本体”。经由这些努力,中国传统的“以美育代宗教”的美学精神或智慧,成为新的“中华审美精神”的又一内容,使新的美学智慧焕发美学活力。还有,人的本源性教育,人的“情本体”的培育,自然少不了文艺的“陶冶性情”,那么,传统的“美善相乐”与“以形写神”,能否在新的社会背景下,经由转换性创造而获得新的意义呢?可否赋予“美善相乐”以新的时代内容,并激活“以形写神”的美学活力,从而使其成为新的“中华审美精神”的又一内容呢?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需要创造性地回答全球化带给人们的新的美学问题,需要中国学者与西方美学进行对话,需要从自己的传统美学中吸收有用的智慧,从而去创造性地回答这些新的美学问题,并彰显中国的美学智慧与美学精神。可以说,“中国美学精神”或“中国审美精神”是一个涉及很广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重建中华美学精神,对中国美学来说,任重而道远。

全球化与中国美学的智慧——对中国美学研究的一点思考

回首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美学,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重大变化:

一、从苏联模式走向全球化

回首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现象:一是50、60年代的美学讨论的主题仍然继续,但除了蔡仪仍坚守着自己过去的认识论美学模式外,美学讨论中的其他代表人物如李泽厚、高尔泰……都明显地在努力吸收西方的一些新知来补充、修正、充实自己原有的美学理论,并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见解。如李泽厚提出了“情本体”——既不是西方的“圣爱”(基督教)与“深渊”(海德格尔);也不是中国传统儒家的“理本体”(保守而僵化)与“心本体”(易走入禁欲或放纵),而是人世相融、情理合一的“情本体”。二是西方现代美学著作的大量引进,李泽厚当年主张不要闭门造车,要放开眼界,了解西方,并主编了影响很大的美学译文丛书,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背景产生了重要变化;三是后实践美学很大程度上是在上面的基础上出现的。如实践存在论美学,明显吸收了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思想;生命美学中有体验美学与存在主义的影响,超越美学受着现象美学的影响……生态美学则明显有海德格尔人世相融与诗意栖居思想的影响……再后来出现的审美文化与生活美学,同样受西方文化研究与实用主义美学的影响。四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传统美学很少有人问津,“改革开放”以及国外现代美学的引进,激发了中国美学研究者对中国本土传统美学的极大研究兴趣,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如果把20世纪50与60年代的美学讨论与 “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美学研究相比,可以说,中国现代美学早已从原先狭隘的认识论的苏联美学模式中走了出来,走向了全球化,这是中国现代美学40年来最为重要的变化与成就。

二、从古典走向现代

为什么说中国五六十年代的美学讨论的苏联美学模式是狭隘的呢?首先,它的核心问题是古典的,即古希腊柏拉图的“美的本质”之问,这实质上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假问题,在千姿百态的审美现象中,不可能定义出来美的本质。二是知识的谱系是陈旧的。苏联美学模式的核心问题就是美的本质问题,并建构了一个从古希腊到他们当下的知识谱系,并强调他们的当下即是顶峰,这完全是静止与僵化的形而上学。“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使中国美学走向了现代,成为了真正的现代美学。实践美学虽然是从苏联美学模式中突破出来的,但由于“人类视野,中国眼光”的宏大抱负,仍然充满现代美学的活力与意味。“情本体”的提出就是明显的例子。后实践美学比实践美学更强调个人自由,强调审美解放,同样具有明显的现代性,与西方现代美学相呼应。后实践美学之后的审美文化研究与生活美学研究,呼应的则是西方后现代的美学思潮,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传媒化、商业化等重要现象带给人们审美生活的变化,并来作自己的美学之思,这同样是现代性的。而生活美学则自觉承继美国实用主义的美学传统,主张告别影响极大的康德的审美自律的美学理论,同样也表现为一种现代性。全球化使美学抛弃了古典美学视为核心问题的美的本质问题,走向更为实际多样的现实生活,并试图创造性地解答现实生活向人们提出的理论问题,提供美学的智慧。从围绕“美的本质”转概念圈子的美学讨论,到“改革开放”,美学研究的领域空前拓展,多元共生,众美相共,体现了中国现代美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重要历程。

三、全球化与中国智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学面临着新的困境。首先,从文化理论讲,全球化并不就是西方化,后殖民理论对人们的提醒是值得注意的。40年来的美学研究受西方美学研究很大——这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我们真正富有创造性的理论成果还不是很多。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自己提供的美学智慧也还不是很多。其次,从西方美学的研究上讲,康德是西方近现代美学的奠基者,现在西方美学界对康德的一些基本美学思想也提出了质疑,诸如对审美无功利性、无目的性及有种的纯粹的审美经验……都提出了不同意见,西方大众审美文化以及生活美学的兴起,意味着西方现代美学正处在一种空前的重大的转型之中,但挑战与希望总是并存。中国现在大致有三套美学:实践美学、现代美学与后现代美学,它们都是与西方美学有着某种呼应关系的。西方美学的变化不能不对中国美学产生巨大影响。再次,从全球化背景看,西方上述美学思想的变化,与更根本的文化思维方式的区分性与关联性有关。西方的美学思维方式基本是区分性——即把美与其他区分开来加以解说,但随着全球化,西方区分性的美学思维也发生了变化,美学的非康德化就是一个重要表现;而中国传统美学的思维却是关联性,我们过去受西方美学的影响,对中国传统美学关联性思维注意不够,这样对传统美学的解释遮蔽也是难免的。

从全球化背景来看,美学无疑正处于一种艰苦的转型时期。转型时期总是危机与希望并存的,而中国美学应该在这种全球美学的转变中有所作为,有所贡献。面对着全球化的美学转型与美学问题,我们的中国美学应该超越“美学在中国“,而走向“中国的美学”,为全球化的美学提供出真正有价值的中国美学的智慧,从而超越此前“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美学研究,我以为这或许是对“改革开放”40年中国美学研究的一种最好纪念,“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而这则是年轻一代美学研究者的崇高使命。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544.

[2]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01).

[3]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0:271.

[4]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158.

[5]上海文艺出版社.戏剧美学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13.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051(2019)03-0029-15

DOI:10.13950/j.cnki.jlu.2019.03.004

收稿日期:2019-04-26

作者简介:胡健(1954—),男,江苏沭阳人,江苏淮阴师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学研究。

责任编辑:辛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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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健:美学四题议——改革开放与中国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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