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巨大贡献

浅谈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巨大贡献

云南永善县第一中学龚成银

【摘要】“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已经过去近36年了,“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性错误”①,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然而,由于有20世纪最伟大的、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周恩来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文革”所造成的损失。英籍作家韩素英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中写到:“他要是否定、谴责‘文革’,他就会成为反党分子、内奸、‘牛鬼蛇神’,而且没有人跟他了。假如情况如此,中国人民、中国经济、整个国家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他的消失就意味着林彪、江青、康生以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中极端分子的胜利,意味着党的垮台。”②凭着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以其超人的精力、胆识和才华,做出了令世人赞叹的无与伦比的贡献。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总结周恩来在“文革”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吸取“文革”的经验教训的同时,学习周恩来的崇高个人品质,高超的领导水平,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更多的贡献。

【关键词】周恩来“文化大革命”贡献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周恩来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党内大批领导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特别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斗”,顶天立地,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他凭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以其超人的精力、胆识和才华,做出了令世人赞叹的无与伦比的贡献。

一、尽力维持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一开口,各地红卫兵蜂拥进京串联。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8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1100多万人次红卫兵和广大师生。③加上以后的北上、南下、东征、西进,千百万红卫兵给北京和各地政府,以及交通运输部门的压力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周恩来发挥其卓越的行政组织能力,组织各机关、学校妥善接待,并不时时机地、苦口婆心地向青少年宣传和解释党的政策,引导他们走向正轨。由于周恩来的不断努力,在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后,红卫兵的串联才停止下来。

周恩来往往注意不让造反派冲击党、政机关和军队。1966年11月中央调查部的造反派以查“黑材料”为名,要搜查档案室,周恩来立即派童小鹏去阻止,接着在周恩来的主持下,1967年2月7日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头头时,周恩来当面下令逮捕拒不执行指示、操纵造反派叫党组“靠边站”、抢夺财政业务大权的副部长杜尚先,并宣布“凡是不经过中央承认的夺权都不算数”。1967年8月底,周恩来把王力8月7日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权和外交部被夺权、英代办事处被烧的材料通过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对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后又逮捕夺外交部权的姚登山,文革小组另一成员戚本禹于1968年1月也被逮捕。

“文革”初,周恩来支持叶剑英等领导人“长城不能毁”的观点,制定稳定军队的措施。1967年1月14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叶剑英等老帅力争,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以后还颁发了“军委八条”和《关于军队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周恩来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稳定军队的重要性,并批评冲击军队的行为。

1967年后,经过周恩来的大量工作,在毛泽东的批准下,中央连续发布维护社会治安、确定保护国家物资设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命令,采取保护外国使馆和外国侨民的措施,并决定对一些最乱的省、市和党政部门实行军事管制。这一切无不倾注了周恩来的心血,始终严重混乱状态在1968年处得到遏止。但由于毛泽东坚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运动根本不可能向毛泽东设想的那样在二、三年内结束,而是拖了10年。正是因为周恩来的存在和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工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这场历史灾难的打击,并维持了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二、极力降低文革造成的损失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根据“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设法把“革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全力保护生产少受干扰和损失,使人民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得以保障,并使生产稍有发展。他曾对国务院协助工作的余秋里、谷牧等同志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还闹什么革命?”④可是越演越烈的运动不断冲击着经济建设,因此,周恩来,陶铸等多次强调革命与生产两手抓,并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生产的重要性。在当时的环境下,周恩来无法抵制这场“大革命”的兴起,但他始终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并不退缩、回避,而是尽可能使生产建设遭到较少破坏,减少经济损失。在工业、交通、农业经济部门,实施了各种措施,保持稳定。对于混乱的铁路、交通部门和工矿企业则实行军管。国内的形势稍有稳定时,周恩来便着手恢复经济工作,制定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恢复各主要经济部门和其它综合经济部门的工作,加强了从宏观上对国民经济的调控。

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还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保护老干部,并最终是党内健康力量成为主流,战胜了两个反革命集团,使党和国家坚持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周恩来在“文革”中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各级领导干部,他反复告诫揪斗老干部的“造反派”:“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首要的是尽可能打倒更多的各级领导干部。因此,这一斗争也是极为尖锐复杂的。运动初,周恩来竭尽全力保护被打倒的老干部免受伤害,如彭真、邓小平、杨尚昆、薄一波等,又利用毛泽东批给他的保护章士钊的信,确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其中有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人士,以及国家副部长以上的高级领导人。⑤周恩来作了很多的批示和指示,使许多人度过了难关。1967年“二月抗争”后,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受到批判、冲击,周恩来尽可能淡化处理,要求他们多做自我批评,并把握机会让他们在公众面前“亮相”,保持重新工作的形象。周恩来保护一大批领导干部,减少了政治上的损失,老干部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与林标、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抗衡,并最终战胜他们的中坚力量。

“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恩来抓住有利时机,采取各种有利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首先,解决了三个突破问题,即1971年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3000亿元,粮食销售突破800亿斤。⑥根据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经济整顿工作,挑战比例关系,严格控制基础设施规模,紧缩通货、控制货币投放等工作都取得了明显成效。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财政收支平衡。这一年成了“文革”以来国民经济形式最好的一年,它也为以后治理整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周恩来在经济调整中,还以战略家的眼光,打开了对外合作的大门,1972年根据周恩来、李先念的指示,拟下用43亿美元在三五年内引进一批外国先进的化肥、化纤技术设备的方案,在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经毛泽东、周恩来审批后于1973年执行。⑦这是中国的第二批规模的引进,提高了我国工业技术的含量,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推动了工业的现代化。

三、努力清除“左”的影响,筹划光明的未来

周恩来在1967年就反对极“左”思潮,1968年又提出:“防保守、排极左,仍是当前的主要任务”。1971年上半年更是反复强调批判极左的重要性,并在实际工作中努力纠正“左”的错误造成的损失。“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的毛泽东的支持下,又一次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代表党内健康力量,高举批判极“左”的大旗,与“四人帮”进行不懈的斗争,并使其“文化大革命”以来致力于发展生产,保护干部的一贯努力,逐步转变为党的具体政策,在实际工作中生效。这一努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花大力气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一批领导干部;二是整顿企业,扭转国民经济下滑的局面;三是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四是迅速打开对外工作的局面,改善对外关系。

周恩来纠正“左”的努力中最具深远影响的是通过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设法让“文革”中被打倒的一批老干部重新出来为党和国家工作。这一事实本身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有力否定。周恩来妥善处理“九·一三事件”后,立即向毛泽东力荐叶剑英负责军委日常工作。这就为军队掌握在健康力量手中做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避免了江青等人插手军队的祸害。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文化大革命”中屡遭批判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全、王稼祥、廖承志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或被解除常年监护,得以住院治疗,由此带动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的一大批高级干部先后复出、复职。特别是促成邓小平的复出,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党内存在一个“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说法,事实上否定了由此制定的有关决议及其“左”的做法,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更多的老同志获得解放、恢复工作,并削弱帮派势力,使党的健康力量不断发展,为以后粉碎“四人帮”积蓄了中坚力量。

周恩来在纠正“左”的努力中受挫,并一度被批判、攻击的情况下,并没有因时日不多而退缩。他带着病弱之躯,在医院里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筹划党和国家的未来,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重申中国现代化的宏伟计划,筹备主持四届人大;二是支持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贯彻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计划。他毫无保留地、全力支持邓小平。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为党和国家所做出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邓小平于1980年8月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有关周恩来的提问时,对周恩来做了公允的评价:“‘文革’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革’中,他所处的地位是艰难的,他说了好多违心话,做了好多违心事,但人民原谅了他。因为他不做这些违心事,不说这些违心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他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陈云同志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历史是不容我们假设的,但是九泉之下的周恩来同志如果能看到邓小平今天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看到欣欣向荣的新中国,他一定回欣慰地笑。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总结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吸取“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同时,学习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崇高的个人品质,高超的领导水平,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更多的贡献。

参考文献:

①《中国现代史》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文革”对中国历史的影响》1996年3月,第132页。

②《周恩来的卓越贡献》石仲泉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次,第420页。

③《周恩来的卓越贡献》,第420页。

④《中国现代史》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流砥柱,力挽狂———回忆周总理在“文革”中为稳定经济所作的巨大贡献》余秋里,第169页。

⑤《周总理的生平大事记》怀思,四川人民出版社,第449-450页。

⑥《中国现代史》人大报刊复印资料,1990年2月,第171页。

⑦《中国现代史》人大报刊复印资料,1990年2月,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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