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藏传佛教传入西藏地区已有1400年之久，在其发展过程中与藏族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信仰。在传播过程中，佛教保留了十二因缘、灵魂不灭、三世轮回、业果报偿等教义思想，并在西藏“苯教”的影响下增添了独特的藏族地域文化色彩。深入了解藏传佛教的信仰内核，有助于加强汉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沟通，这是我国西南边疆社会治理不可回避的议题。
关键词：藏传佛教；苯教；十二因缘；因果轮回；民族文化
藏传佛教虽为佛教在西藏地区的分支，但却具有极强的独立性，加之其“密宗”修习方法不轻易示人，更增添了藏传佛教的神秘感。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和国家持续不断地加大援藏力度，通过经济援助、完善交通、派驻干部等方式在西南边疆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深入藏族文化内核的尝试中仍然举步维艰、矛盾重重，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佛教思想的影响在当地深入人心。因此，要更好地推动民族共融，就必须首先对藏人文化和其民族性格加以了解，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促进汉藏文化交流，实现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思想价值的有机结合。
一、藏传佛教历史发展概述
早在两千多年前，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就已经传入西藏这片古老的土地，可以说，佛教在西藏发展的历史就是其与本土宗教斗争与融合的历史。在西藏佛教的传播过程中，拉脱脱日年赞、松赞干布、赤松德赞等统治者都曾做出过巨大贡献。最终，佛教战胜本土宗教而成为西藏地区的主流信仰，但同时也保留了藏区传统宗教的部分特征，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藏传佛教思想体系。
(一)拉脱脱日年赞与藏传佛教的传入
西藏地区的宗教信仰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的古象雄王朝，彼时西藏的王子幸饶弥沃创立了“雍仲苯波佛法”，史称“苯教”。苯教虽然距今比较久远，但在其教义《甘珠尔》中依然详尽记录了它的宗教义理和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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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传入始于公元7世纪的拉脱脱日年赞统治时期。传说拉脱脱日年赞看到天降一金箧，内藏《大方广宝箧经》《百拜忏悔经》和“六字大明心咒”，是为藏传佛教最初的教义来源。这一时期的佛教在西藏初露锋芒，在王室贵族群体中获得了少量信众，但民间仍然盛行着苯教原始的占卜治病、祈福禳灾和驱鬼送神之术，多数藏民对佛教主张的“般若”、“禅定”等修习方式并不接受。
(二)松赞干布与藏传佛教的兴起
及至松赞干布统治时期，随着西藏对外交往日益频繁，藏人逐渐认识到了苯教的局限，加之尼泊尔墀尊公主和唐文成公主与吐蕃的通婚，为西藏带来了大量佛教经典，也引来众多高僧讲经说法，使得佛教在西藏的地位大为提高。在此期间，松赞干布看到了佛教的价值，于是命大臣弥桑布扎翻译了包括《十善经》在内的多部佛教经典，并以此为据，将“十善法”写入西藏的法律条文，规定“身三”“□四”“意三”的戒条来教化人民的道德修养，并许诺信众：遵守“十善法”之人可以“投生人天善趣，免堕三途”。这是佛教在西藏第一次以官方显学的身份呈现在大众面前，虽然日后亦经历了“反佛灭法”的几次挫折，但此时已形成足以与苯教相抗衡的实力。
宗喀巴为了解决这一悖论而指出：业果关系中的“业”即指“已坏实有”，又称“已灭为有事法”。佛教认为万物都会经历“生、住、坏、灭”，即“产生、存在、崩坏、毁灭”四个阶段循环往复的过程，宗喀巴认为“业”处在由“坏”向“灭”过渡的阶段。“已坏”指的是“寂灭”前的一瞬间；而“实有”则指世界万物实际存在的状态。也就是说，无常的“业”可能会随时间而进入“已坏”的阶段，但永远不会进入“灭”的阶段，“业”所造成的“果”也会一直跟随人的灵魂进入轮回，如此勉强使“业果报偿”理论脱离了矛盾。
(三)赤松德赞与藏传佛教的鼎盛
自此以后，佛教在与苯教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至赤松德赞统治时期已初具规模。公元759年，佛教发起了一场与苯教之间的教义辩论，为在辩论中赢得胜利，赤松德赞专程从印度请来莲花生和寂护两位密宗大师，并在西藏为其修建大量佛寺，收徒传法，潜心翻译佛经，终于战胜苯教，与之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此次辩论后，赤松德赞下令严格限制和打压苯教，焚毁其经典，仅保留祈祷吉祥、煨桑、焚魔等基本仪式，其余一律禁止。此后，佛教与苯教在西藏地区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四)米拉日巴与藏传佛教的内化
佛教在赤松德赞主导的辩论中胜出后，势头不可阻挡，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着苯教的残余，其间即涌现出“佛教至尊”米拉日巴这样的传奇人物。相传，米拉日巴曾在冈底斯神山的玛旁雍错圣湖与苯教信徒那若苯琼斗法，双方各显神通，最终米拉日巴胜出，被藏民传为佳话。
从“因果轮回”理论出发，藏传佛教认为众生是平等的。其原因有二：一、如学者冈波巴所说，众生都有着神圣的“佛性”，那么就不应存在身份贵贱的区分；二、如《妙法莲华经文句》中记载，所有生命在消亡之后都要面对因果轮回的“审判”，因此，众生只有“业”之善恶大小的差异，而没有等级高低的区别。这两种说法分别从开端和消亡两个极端论证了生命的平等，可谓具有先进的思想预见性。
以22倍频毫米波信号的生成为例，DD-MZM的输出信号进入光环形器，被2端口具有图4(a)所示的反射谱的UFBG-AOTF反射，在光环行器3端口输出，信号的频谱如图4(b)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原始光载波抑制信号的±11阶边带分量被滤出，与其他阶边带之间的功率差要大于30 dB.
二、藏传佛教的信仰内核
藏传佛教以其“因果轮回”的思想体系为基础，形成了关于生命、灵魂、世界、道德等诸多哲学范畴的认知。在藏传佛教影响下，藏民信仰世界万物为因缘和合而生，一切皆非真实的存在，只有善恶的业报会常住不灭，随灵魂进入永恒的轮回。
(一)十二因缘，和合而生
在藏传佛教“惩恶扬善”的道德规训下，西藏民族文化呈现出一种乐天知命的淡然，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他们往往选择逃避或接受。事实上，藏民对于圣洁的故土的感情远远超出其他民族，在长期的宗教文化熏染下，藏民无论阶层、性别、老幼都对信仰抱持虔诚的态度，对佛教思想的笃信已内化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另一方面，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又是复杂的，所以“缘”的种类也必须随之多样化。为此，佛教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缘起”类型，其中最为大众所接受的，也是被藏传佛教所吸收的分类是“十二因缘”。对于世界进行“十二因缘”的概括是对“人生十二因缘”的扩展，即对于人从生到死的过程进行描述。所谓“十二因缘”，分别指“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和老死”十二个要素，人因有“老死”而有“生”，因“生”而产生“有”，因“有”而“取”，以此类推，最终“老死”又源自“无明”，人的生死就是这十二要素相续循环的结果，即十二缘起。这十二个要素的往复循环被佛教称为“轮回”，轮回理论通过格鲁派宗喀巴、宁玛派龙钦绕绛巴和噶举派冈波巴等人的整理阐释，逐渐融入了藏传佛教的信仰。
对此，宗喀巴总结道：“从来没有一样事物，不是依缘存在之物。”[1]可以看出，“缘起论”是佛教对于宇宙万物是如何生成问题的一次有益探索，它认为“缘”是构成万物的质料，而“起”则是事物指产生和发展的形式。因此，“缘起”就是指事物构成要素和生成形式的辩证统一，“缘”既是构成物质的“质料”，又赋予了万物以多样等“形式”，因此可以称“缘”为藏传佛教哲学思想中的“本体”。
(二)灵魂不灭，转世轮回
与其他佛教流派不同，藏传佛教所载的生命流转形式，吸收了苯教的部分教义，其轮回的运动主体是作为实体的灵魂，而非只作为形式而存在的意识。这种“物质性”的灵魂在肉体死亡后，仍会在“中阴”中流转并重新出现，进而获得更高程度的“完整性”。所谓“中阴”，就是指从一个情境结束到下一个情境开始之间的过渡地带，也就是死亡和再生的中间状态。藏传佛教的得道高僧会传授给人们“中阴教法”以引渡亡灵，使其顺利进入来世。
或许，文化研究与台湾“重写文学史”思潮的耦合，与其说是文化研究在理论旅行过程之中开拓出了新的问题场域和批判空间，不如将之视为建构起了一种“阐释台湾”的新范式。而我们对于这一“耦合”与“新范式”应该坚持“历史性的思考”[17]14，因为“历史性的思考”意味着语境化和持续批判性。
抽烟男不可思议地看了看自己的腹部，一股又一股鲜红的血液涌了出来，喷溅在地上，他“啪”的一声摔倒在血泊中。
一直以来，林语堂始终坚持充分肯定女性的生命存在和人生价值，他呼吁：“我愿意看见新时代的女子，——她要无愧的标立、表现、发挥女性的不同，建造新女性于别个的女性之上。”[2]150可见，他的女性观是进步的，是符合时代潮流的。作者将木兰作为贯穿小说的中心人物，既赋予她超凡脱俗的气质和才华，又使她扮演着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把经过其文化道德筛选的全部女性美揉合于他的女主人公木兰一身,使木兰达到形体美、心灵美、人性美的高度统一，继而升华到理想美的境界。[3]
然而，长期以来，因果轮回的主张时常遭受非议，因为佛教信奉“万法无常”，只有“空”常住，也就是说，只有“空”是永恒的状态和实体，其他一切事物和状态都是暂时的、运动的，那么这其中也必然包括“业”。然而，如果承认“业”是暂时的，那么人们行为善恶所造成的“果”也必然是暂时的。这不仅造成了概念解释上的矛盾，更会导致道德教化体系的崩溃。例如：一个人一生行善，而在现世没有得到善终，按照佛教“三世轮回”的理论，他所造的善业会随其灵魂进入下一世。然而，如果“业”是刹那生灭，那么“果”也必然是暂时无常的，那么当他所造之善业消失，这一世善行将毫无意义。反之，作恶未受到惩罚者也可高枕无忧，这是佛教教义所不允许的。
如前文所述，在佛教传入之前，苯教统治着西藏地区的意识形态，那时的人们信奉“万物有灵”的世界观。苯教不仅具备所有原始宗教的共性，认为万事万物之中都存在灵魂，还有着浓厚的藏族地域文化特色，它认为人的肉体死后，灵魂依然存在，肉体只是灵魂在此世与来世之间运动的媒介，而灵魂却可以永恒存在。这种观点在当时的祭祀与葬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考古学家在西藏林芝县新石器时代的墓葬群中发现，尸体多以头颈向西、脚向东的方向摆放。研究证实，苯教教义认为西方是亡灵的最终归宿，故以头颈朝向西方。在朗县列山的墓室中，围墙大都留有直径约5厘米的圆孔，供灵魂出入之用，可见当时苯教对西藏人之影响[2]。综上可以看出，藏人认为：第一，灵魂也是一种物质实体；第二，不同的人死后灵魂可能会去往不同的地方。正如挪威藏学家科瓦尔耐所说，原始的藏族文化相信人死后灵魂会前往两种地方，一个是物质优渥的光明之地，另一个是充满痛苦的黑暗之地。其中依稀可见灵魂、转世与因果报偿的色彩，因此佛教传入时，很快就与苯教思想完成了默契的融合。
(三)已坏实有，业果报偿
“业”是藏传佛教的又一个创造性的哲学范畴，它与“因果”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大宝积经》中所载：“因果相续轮回……苦果循环于三世，有情流转五趣中。”[3]也就是说，虽然人在造“业”后不一定立刻有所反馈，但在漫长的“三世循环”中，“因果报偿”必将实现。如此，“业”“三世轮回”“因果报偿”三个概念即被联系在了一起。
尽管在最初的阶段，佛教与苯教进行了白热化的斗争与论辩，但其结果却并非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殊死战争”，而是双方各做出妥协的有机融合。如在人死后灵魂归宿的问题上，苯教接受了佛教的“轮回”思想，而佛教则将原本的轮回主体“识”转换为藏民耳熟能详的“灵魂”概念。因为在佛教进入藏区之前，藏族就有着丰富的灵魂学说，如前文所述，藏民大都信奉灵魂不灭，而佛教的介入恰恰解决了这些“不灭”的灵魂去向何方的问题，继而形成了藏传佛教独树一帜的“灵魂转世学说”，也就是人的肉体消亡后，生命并没有真正结束，灵魂作为人生命的一部分，能够独立自主地进行新的生命旅程。
1.3检验方法本次研究主要采用K-B法进行药敏实验,在实验过程中按照常规的操作程序进行并严格遵守操作步骤,采用双歧索引法对菌种进行区分,以标准均为依据,判断细菌检验的合格率,对比分析其效果,评价各类菌种的检验情况。
三、藏传佛教影响下的社会文化
“缘起论”是各派佛教所公认的世界观体系。“缘起”全称“待缘而起”，顾名思义，就是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由“缘”引起的，因此，“缘”是世界得以存在的基础，无“缘”不可生物。
(一)轻蔑现世，安时处顺
在米拉日巴所处的时代，吐蕃政权正值动荡，原有的奴隶制王朝土崩瓦解，整个西藏社会开始向封建农奴制过渡。而正是在这样的乱世中，社会长期动荡不安，民众遭受阶级压迫。自然灾害。身体疾病等问题，对此无能为力，加之雪域高原严酷的生活环境，使得佛教成为人们的心灵慰藉。在最终几次斗法后，苯教淡出了历史舞台，自此，佛教完全占据了藏民的信仰，藏传佛教独树一帜，成为统治西藏地区的官方宗教哲学。
综上所述，sdLDL-C在2型糖尿病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及发展中起重要作用，2型糖尿病患者合并冠心病的患者动脉粥样硬化程度更加严重，所以，对于2型糖尿病患者应注意其sdLDL水平及冠脉状况，对2型糖尿病合并冠脉硬化的预防、治疗都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但是，对于将sdLDL不仅只作为一项监测指标，而是通过药物治疗降低2型糖尿病患者体内sdLDL-C的含量是否有利于降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率或改善严重冠心病患者的预后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然而，在现实的西藏社会中，尤其在农奴制条件下，等级制度森严，阶级压迫暴戾，政府、贵族和寺院分别以31%、30%和39%的比例完全瓜分了藏区耕地，掌握着收回农奴耕地和随意褫夺农奴生命的权力，西藏的“贱民”阶层不仅在物质条件上无所奢求，甚至人身安全亦朝不保夕，可以说其现实处境与藏传佛教之主张南辕北辙。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生存状况下，藏民鲜有反抗压迫者出现，原因即在于藏传佛教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求，将人与人之间身份地位的差异解释为“后天规定”，把人民生活的困窘和痛苦归因为因果业力所致的报偿的不同，而这种观点逐渐被藏族文化所吸收，成为藏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同样从“三世因果”的概念出发，藏传佛教得出了与原初教义截然相反的结论，不得不说这是对政治妥协的结果，为了维护封建农奴制王朝的稳固，藏传佛教在其发展中不惜以 “慈悲行善，忍辱无诤”的宗教游说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使西藏文化长期以来形成了“轻蔑现世的实在体验，而寄希望于来世的精神臆想”的民族特色和心理暗示，严重阻碍了藏人创造力的发挥。在世界现代化趋势袭来之时，如何打破千年来形成的宗教壁垒，消除无原则安之若素的思想烙印，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与实践。
(二)民族主义，安土重迁
青藏高原地理闭塞、氧气稀薄、气候寒冷、日照强烈，是极不适宜人居住的地区，但这些外部环境经过宗教语言的阐释所呈现出的却是另一重光景。在藏传佛教的教义中，藏区被勾勒为无比神圣的地方，是人们现世修行的理想场域，而藏区以外则充满了引人堕落的罪恶。因此人们相信，一旦离开雪域高原的“庇佑”，藏人就会变得污秽而罪恶。
根据传统规定，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终其一生都不能够离开藏区。在婴儿时期，他们就要接受“旁色”仪式，接受藏传佛教的净化以洗去污秽；逢13岁、25岁、37岁等“凶年”之人需前往拉萨朝圣避祸；直至死亡，依藏传佛教之规，还需施以“天葬”，引秃鹫啃食其肉，使其灵魂永远留在这方雪域高原。这样长期封闭的聚居无疑加深了统治者对于农奴的人身控制，使之终身无法摆脱奴役和附庸。
在所有的相关因素中，P>0.05，没有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表明：性别、年级、专业类型、每月生活费和家庭年收入这些因素均不会对大学生是否使用借贷平台产生显著影响。
而今，青藏铁路的修建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这一状况，但遭遇到狭隘民族主义者的攻击与中伤可想而知。一方面，藏传佛教教导信众称藏区以外地方都是肮脏、污秽的，因此传统的藏族民众并没有想要改善交通的愿望；另一方面，青藏高原在藏传佛教的教义中被描述为神圣的存在，而修建铁路则势必对高原地貌进行改造，这一在他人看来的惠人之举，在藏人眼中则可能是对于圣物的亵渎。诸如此类的分歧随处可见，因此，这也是西藏地区治理难度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见，要彻底解决藏区的社会治理问题，构建有效的汉藏沟通平台，藏传佛教中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是我们无法忽视和回避的问题。
(三)虔诚信仰，各修其是
藏传佛教对于伦理教化工作非常重视，《礼仪问答写卷》中记载了西藏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倡导做人要公正、孝敬、温顺、知恩图报。为此，藏传佛教建立了一整套修善戒恶的方法论体系，并称之为“戒、定、慧”，教育人们要克制罪恶的欲望，使内心澄明、宁静。
然而，藏传佛教的道德教育方法并非一以贯之，而是分层次进行的，主要体现为对文化程度有别之人群采取不同方法进行宣传。在古代，藏人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只有精英贵族能够领会高深的大乘佛法。而对于普通民众，藏传佛教则发明了一系列“符号化”的仪式来代替理论参悟。如“禁止杀生”的律条被描述为“请回民宰杀牛羊”；“禁止偷盗”则以“白日莫偷东西，山头都是眼睛”来表达。这种理论学习与日常敬奉相结合的方法保证了对佛教的普遍信仰与实践，在西藏地区，牙牙学语的孩童也会使用“经筒”“木鱼”等法器，目不识丁的老人亦会诚心礼拜，可见藏传佛教分层次教育的成效。
然而，这种朴素信仰虽易养成，却也十分脆弱，其信仰的支柱并不在于对教义的认可，而在于对教职人员的无条件信任，是以当达赖集团对藏人进行反动宣传时，其民族情绪与宗教狂热极易爆发而做出不理智的“打砸抢”行为。因此，如何纠正藏人信仰的偏差也是维护藏区社会稳定所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
综上来看，藏传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杂糅了苯教的诸多原始信仰，虽然其思想核心与其他佛教流派相似，同样是灵魂的永恒轮回，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业果报偿”的思想，以此对藏人进行道德教化，造就了藏人善良、淡泊、与世无争的民族性格。但这种朴实而虔诚的信仰，一方面使得藏人的世界观趋于固化，形成了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不利于民族间交流沟通和西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另一方面还存在易于被宗教集团煽动、控制和利用的风险，如今已成为西藏安全稳定的隐患，而正视并解决这些隐患和痼疾同样是西藏社会治理工作的题中之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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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又新.藏传佛教对业果关系思想的发展：以已坏实有为中心[J].中国藏学，2013(s1):68-90.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864(2019)01-0063-04
收稿日期：2018-09-06
作者简介：王博医(1990—)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助教，哲学硕士，研究方向：宗教哲学。
doi:10.3969/j.issn.1671-7864.2019.01.018
[责任编辑 左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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