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先秦时期“礼”是一套对氏族社会进行外在约束的制度和仪式，中华民族受礼乐文明的影响形成了独特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在三代礼乐传统频临崩坏之际，孔子一方面时刻维护传统，继承周礼；一方面突破原有礼之内涵彰显了礼乐文化中自觉和自为的人文精神。本文以《论语》为视角对“礼”进行梳理来探究孔子是如何将原本的理论形式逐渐演化为内向化的实践旨趣，把“情”、“义”、“仁”一层层注入礼中，使礼不再拘泥于传统教条，充满了生命活力与道德意识。
[关键词]礼；《论语》；内向化；进路
在早期的中国思想史上，巫文化占据绝对的主流，民众受制于天命事事皆占卜，把一切问题交给天来处理，在重神重鬼重巫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祭祀制度。这一套制度是礼乐文明的起源，社会秩序由于礼制的不断发展得到完善，在周公“制礼作乐”的影响下，“德”的观念加入其中，以宗法制为政治基础的周王朝突破了巫文化的藩篱，初步彰显了具有人文关怀的政治理想。随着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原本借以维系统治的礼乐制度遭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故意的毁坏。孔子以复兴礼制为契机，希望恢复周朝的礼乐文明，使社会重归安定祥和。孔子意识到失去以经济、政治、宗法为基础的礼制已经自身难保，面对这种情况，孔子认为以伦理道德为核心设立一套规矩，可以作为准绳使社会伦理有序，从而到达和谐稳定的状态[1]。孔子把礼当做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借助礼乐文化的余伟挖掘并发展其内在的生命力。本文以《论语》为范本详细阐述孔子将礼为基础一步一步的将“情”、“义”、“仁”渗透在礼中并发展到极致，赋予其生动的内涵与践行的意义，将原本外在的约束变为内在的自觉，使礼永葆活力与张力。
一、以情制礼——伦理情感的被需要
自颛顼帝宗教改革，原始宗教中神与民的沟通途径被阻断，君主在祭祀中通过操控巫来垄断人与“天”的交流。利用巫师所独有的祭祀、礼乐、占卜、数术、方技等技艺，借助先民根深蒂固的对“天”、“神”的宗教崇拜，掌握了在人世间的绝对统治权。与此同时，这一改革也影响了殷商文化的发展方向，即“重神权及巫权。”[2]在此种文化倾向的影响下，对神权的重视必然导致对人权的淡薄，将一切寄托在天上，对人事不做任何的努力，把所有问题都交给神来处理。
巫的扮演者在不同学者的著作中有不同的说法，李零在《中国方术续考》中写到“他们以舞降神，多为女性，多为残疾，多有癫狂的精神状态，多被视为智能超群。”[3]作为绝地天通的中介人，徐复观认为巫还有以下一种类型“殷人的宗教生活，主要受祖宗神的支配。他们与天、帝的关系，都是通过自己的祖宗作为中介。”[4]余英时认为“巫是‘民’的精英，不但即‘精爽’又虔诚，而且在‘智’、‘圣’、‘明’、‘聪’四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的水平。”[5]结合来看，可知巫作为绝地天通的关键步骤，遴选异常严苛非常人所能及，也反应出在当时祭祀系统的完备程度。严格的祭祀仪式将礼的作用推到了一个制高点，通晓礼的人不仅甚少，而且地位极高。巫世代相传并长期担任着“天人合一”的职能，以及“事神致福”的功能。
在古代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换的过程中，周王将“天命”从巫手中夺走，划入到自己的统治范围内。周礼中“以德配天”的思想占据王庭，天命与君王的德行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上层社会中外求于天道逐渐转化为内求于自身。巫则被排挤到民间，在百姓之间大肆活动。“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礼记·表记》)殷人在祭祀中更享受鬼神祖先所带来的庇佑，行礼仅仅是一个过程。对比而言，周人自觉性与人文性更加凸显，但周人的自觉是建立在维护良好的政治秩序上的，只是一种初步的觉醒。
尽管春秋时期的礼乐崩坏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的潮流，氏族社会结构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接连发生的战事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战争经常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因素，但哀伤、感叹和反对战争带来的痛苦、牺牲，也从来是人民的正义呼声。”[6]孔子维护周礼，从历史进程上来看是一种逆向，但如果从人民的角度来看，孔子所散发的人文主义民主光辉在当今依然值得人们去称赞。在这样的文化方向下，儒学成为一种学派，孔子虽然政治失意但依然成为被大家崇拜的对象，就是因为他的观点与官方主流的意见存在距离，不从俗不依附，时刻保持着高低警惕的批判性。“殷因于夏礼，有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有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能讲述夏礼和殷礼，但却由于文献的不足不能“征也”，殷商巫礼与周礼之间虽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损益中继承与发展。在礼乐问题上余英时认为“孔子的礼乐实践既未采取官方态度，也未从中抽身而出；相反的他是在实践中对礼乐的精神重新赋予一种根本性的哲学阐释[7]。孔子之于殷商巫礼是革新，之于周礼是超越。自孔子始，一种内在的、超越的，从集体到个人的自觉渐渐浮现[8]。在这种温和且持续的演变中巫的作用和礼的形式逐渐被丢掉，透露出一种以人为主的思想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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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孔子用反问的方式着重强调了仁是礼乐的根本，如果缺失“仁”，那么礼乐只会流于形式。葛兆光说：“而正是这种不言自明的权威性的律令由外在的礼乐转向内在的情感，古代思想世界中的神秘性意味开始淡去，而道德色彩开始凸显，中国思想史就完成了它的‘蜕变’过程，从新思想中萌生出来的，是一个依赖于情感和人性的自觉凸显来实现人间秩序的学说。”[17]孔子以“仁”说礼，援“仁”入礼，使礼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开启了以自觉意志为主体的个体超越。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孔子回礼。“仁”为道德规范，是一不可触摸的存在，“仁”必须要有一个实体做支撑，只有依附于礼，它的精神才得以彰显。所谓克己，即是以“义”为质趋善避恶，以公心代替私心。孔子认为“克己”与“复礼”这一不断进取的过程是通往“仁”的两条必经之路，对于一切存在物，皆依理建立价值标准，自觉地以仁的标准要求自己，作为自己行为的尺度便是礼。这里说到的礼已经去掉外在所有的包袱，当世道有礼，不会因为要去刻意遵守礼而去行礼；当世道无礼，亦不会受外界影响就放浪形骸之外。“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也。”(《论语·里仁》)“仁”与人的距离并不远且就在人的生命之中，如果致力于拥有它，它就可以呈现。
二、援义入礼——社会秩序正当性的体现
“仁”是“情”“义”的最高综合，孔子的道德哲学是立足于社会实践来谈论的，他不会脱离社会去空谈仁义道德，也不会像老庄一样离开现实社会去构建另一个理想中的社会。显然，“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所追求的“爱”的人生境界，其落实在社会生活中一是以礼的形式彰显对自身清醒的觉知；二是在人际关系的内在德行中得到体现。[16]孔子认为“仁”几乎可以涵盖所有的美德，也正是因为“仁”的无所不包导致真正到达“仁”的人并不是很多，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回也只仅仅只能做到“三月不违仁”。既然“仁”是一种这么难以达到的境界，孔子为何还如此重视“仁”呢？
10月19日，，该项目总投入为170亿元，计划于2020年建成投产，规划年产能30万辆。上汽大众新能源工厂占地面积40.56万m2，是大众汽车全球首个专门生产MEB平台纯电动车型工厂。新工厂将结合工业4.0的理念，采用最新的生产和自动化技术，大幅提升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在自动化方面，新工厂将采用超过1 400多台工业机器人，其中车身车间拥有约1 000台机器人。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仪也”(《礼记·礼运》)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知道礼仪，懂得用礼仪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使社会运行合理有序。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家庭为单位由广大农村组成的农业国，社会结构在变革之中由简单到复杂，人与人交往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兄弟”等相对伦理关系本是礼制上的规定，孔子对其进行道德上的升华，将尊卑贵贱中原本充斥着的价值判断转变为自觉认可的“义”的标准，使“义”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应当”“不应当”的价值选择，并贯穿其生命的始终。
2.1.2 呼吸道准备 因气管病变导致气道狭窄，使患者呼吸功能显著减退。由于呼吸困难明显，使术前常规呼吸功能训练难以实施。在给予充分吸氧的情况下，讲解改善呼吸功能的方法，包括深呼吸、腹式呼吸、缩唇呼吸和咳嗽技术，达到了解方法，具体锻炼以能耐受为度。平喘治疗同时，加强雾化吸入治疗，每日生理盐水100 mL+氨溴索30 mg氧源雾化吸入。
孔子曾言：“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孔子意图恢复周礼，实则是对周礼之精神的重新诠释。孔子发觉“情”为礼不可缺少的情感体验，“义”又为礼做了合理性的规范，“由礼进至义，是孔子思想之进展；但孔子思想尚并非以义观念为终点，更进一步，有仁观念。”[15]无奈其思想的超越性与当时政治的不开化相背离，在霍乱中成就了他以“礼、义、仁”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体系。
在孔子那里“义”是礼存在的依据，“义是礼的内容，礼是义的形式”[14]义可以为礼存在的合理性做论证。“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孔子将成为君子的标准由内及外层层展开，义是成为君子的根本条件，礼节、态度和语言在“义”的基础上获得了可行性。其实一切的行为规范，最终不是依靠礼来对人们进行约束，而是以“义”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为前提。由此可知，“义”的来源于人的自觉心，知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从整体上看，儒家是通过推广礼来弘扬“义”的精神，“义”具有极高的道德价值与现实意义。
三、摄仁入礼——自我认知下的觉醒
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中，礼有两层内涵，一为仪文秩序，二为礼的内在精神。前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手段，后者是儒家学者所追求的自觉境界。在这两层内涵中，仪文是可变化的，而礼之内在精神是不变的。这个不变的内在精神即是“义”，“所谓‘义’，在《论语》中皆指‘正当’或者‘道理’。”[12]既然“义”是合理性与正当性的代表，那么这个正当性的根据在哪里？如何界定正当性的范围，有没有评判的标准？“只有在内心深处对‘礼’有了高度的认同并化为自己的愿望，方能真正自主自觉、心悦诚服、毫不勉强地用礼来约束自己，是谓‘克己复礼’。经过‘克己’之‘复礼’是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具有自主性和自律性，故为‘真’、为‘实’;不经过‘克己’之‘复礼’不是发自内心的、自主自觉的行为，心中并不情愿，徒具虚文而已，故为‘伪’、为‘虚’”[13]。孔子援情入礼，使原本僵死的仪文“活起来”，至此还不能够真正的使人们认识到礼的重要性，遂又将“义”作为人们自觉自主约束自身的手段。宏观来看，儒家学说对个人内在修养的重视，在日后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大体不外乎以天下为己任、仁义、忠恕、谦卑、隐忍。这种性格引发一种特殊的心理习惯，即一方面不停的反省自身，一方面保持着一颗“利他”心。
孔子的礼学主张正是遵循此种精神方向，不因遵礼而行礼，而因知礼而行礼。礼在更多意义上讲成为抒情的一种方式，礼出于“情”又受制于“情”。蒙培元先生指出：“儒家不仅将情感视为生命中重要的问题，两千年来讨论不止，而且提高到很高的层次，成为整个儒学的核心内容。……情感是全部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成部分，甚至是儒学理论的出发点。”[9]孔子期望礼变成人们心中无意识的自觉，成为人人都认可的价值规范。但是这种期望该如何植根于社会呢？在唤醒人自主意识的过程中，孔子援“情”入礼，将礼构筑在人伦日用之上，面对宰我“三年之丧”的质疑，孔子这样回答：“……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於其父母乎？”(《论语·阳货》)孔子把三年之丧的合理性建立在情感体验的基础之上，从最基本的人伦道德出发将固化的礼节提升为人性的根本。在内心的诉求与外在的规范之间架构起一座可沟通的桥梁，“‘礼’由于取得这种心理学的内在依据而人性化，因为上述心理原则正是具体化了的人性意识。”[10]只有外在的形式与内在的“情”相呼应，礼才真正具有存在的价值与内在的本质。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祭祀的各种仪式只是一种象征，更重要的是内心是否真的崇敬，是否真的认可这一套社会秩序。孔子在此纠正祭祀的目的不是重视礼节之本身进而达到“致福”，而是祭祀过程中所自己的感受。原本带有宗教性质的有意识的祭祀仪式，从孔子这里便转变为自觉自发的无意识的可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业，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要先有素的质地然后才能作画，就像要学好礼必须先正其心，如果本着追求事物所具有的价值这一目标去学礼，即便认真的去学礼也是只知招式不知真正的内涵。“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孔子赞许林放问到了礼的要点，孔子说就礼节仪式而言，与其奢华不如节俭；就丧事而言，与其徒有其表不如内心真正的哀伤。
孔子对原始礼乐的态度是从哲学层面加以阐释，并不从中抽身而出，对于固有的礼乐制度有所损益的继承，即劳思光所说的“孔子承周文化之方向，而扬弃周以前各民族之原始习俗及观念”[11]。“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论语·子罕》)如果将孔子的“吾从周”仅仅理解为对周文化仰慕与追随，那么以上两句话足以证明孔子就算身处礼崩乐坏的时代，也要凭一己之力维护周礼，对孔子来说周礼也不是不可改，只要精神方向是对的。对于徒有其表的祭祀礼仪，内在情感的投入才是礼之为礼的真精神。相比于绝地天通时期利用巫这一外在形式去寻求天人沟通，孔子在寻求“礼之本”时另辟蹊径背主流文化而走，内求与自己的心，就这一方式的转变便不得不说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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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集中讨论 等到教师授课的时间，教师对上节课堂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忆，首先利用较短的时间进行相关概念的总结，然后以问题为中心进行全体集中讨论，小组各选1名学生代表进行发言，剩余同学共同参加话题讨论，在此过程中，教师不断引导和启发学生，控制好讨论的正确范围以及时间[6]。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论语·颜渊》)棘子成认为君子只需要有“仁”就可以了，外在的礼节是否遵守可以不必计较，子贡反驳道这两者同样重要，外在的呈现与内在的本质是不可分离的，不能顾此薄彼。“‘仁’作为一个内在的品质并不是由于‘礼’的机制从外造就成的。相反，‘仁’是更高层次的概念，它规定着‘礼’的含义。”[18]这样一来，原本企图僭越礼来作威作福的诸侯，仅仅获得了礼的形式，而无人认同他的实际地位。“仁”无形无声的内在性导致其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显现，礼外在性规定了“仁”显现的范围。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此句看似讲孝弟，实则讲当个人自觉意识觉醒，自然而然的就会生发出一系列人人就该遵从的行为规范，原本处于外在的礼，内化为“仁”。人不必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违礼，因为在提醒自己的同时已经违反了“仁”，“仁”只可看作心之全然自觉化后的道德境界。守孝弟者不会以下犯上兴风作浪，这就从直接找到了治民的根本，只有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奖惩措施是不够的，要从根本上去教化，使民向好，此为礼仁之大用。
四、余论
从信奉到超越天的威慑转而从内在去寻找突破，这一觉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孔子在各国游说的过程中屡屡碰壁，虽自嘲说自己是丧家狗，但提到礼乐之治他依然不改其心。每每周公入梦，礼治秩序下太平盛世的春秋仿佛就在孔子眼前，向往便多加一分。孔子把周礼损益为人人可以践行的具体行动，将“情”、“义”、“仁”一步步的代入礼中，形成人们所共同认同的情感，将礼限制在现实的社会人生领域，不去引导人们进行关于天与宇宙的思考，把事物所具有的价值与价值本身向脱离。这样一来，所能体现价值的唯一一个途径就是自觉意识，这就形成了孔子以个体为关注对象的哲学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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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冯友兰认为，“社会义务的本质应当是“爱人”，即“仁”。一个人必须对别人存有仁爱之心，才能完成他的社会责任。”(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外语教研出版社，20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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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091(2019)02-0122-05
【收稿日期】2018-11-17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475000
【作者简介】吕之奇(1994- )，女，河南南阳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标签：孔子论文; 论语论文; 礼乐论文; 周礼论文; 中国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儒家论文;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