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血防是中共改造社会的重要途径，是中共践行“救人民于水火”的一次实践。20世纪50年代，中共群众运动与疾病应对相结合，形成了一套群众性的疾病应对模式，成为一套“教科书”式样版，被反复使用。群众血防就是这种疾病应对模式的产物，它是中共长期群众动员的集体记忆与历史惯性的产物，也符合当时历史形势和血防特点。这套群众血防模式的运作，首先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再将血防技术交给群众，组织群众性的血防队伍，等这些条件成熟后，最后组织群众开展消灭血吸虫病的全面血防运动。这套模式的运作，是中共社会动员的一次有效实践，达到了有效抑制血吸虫病的效果，并对当今的疾病应对仍有借鉴。
关键词：中共社会动员；疾病应对；余江血防；运行逻辑；当代借鉴
疾病应对是医疗疾病史研究的重点领域，相关成果丰硕，但有关20世纪50年代中共进行疾病应对的相关研究仍略显不足。血防是中共作为执政党后改造社会的重要途径，是中共践行“救人民于水火”的一次成功实践。中共将长期熟练掌握的群众动员与疾病防治运动相结合，形成了一套群众广泛参与的疾病应对模式，在长期得到反复运用，这也成为新政权在疾病应对上取得突出成绩的重要经验。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余江血防为研究个案，重点探讨三个问题：中共为何选择将群众动员与血防运动相结合，中共开展血防群众动员的运作逻辑又是如何，对当今的疾病应对有何借鉴。
一、20世纪50年代群众血防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血吸虫病属于慢性传染病，西方国家以及当今我国主要采取药物防治为主，通过医学进步和资金投入来开展血防，而20世纪50年代中共则采取了将群众动员与血防相结合的防治方法，即群众血防。
首先，群众血防是中共践行其群众路线的理论号召。早在1922年的中共二大上，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就明确提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1]。1925年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委会决议案》再次提到：“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领导群众”[2]。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和生产等运动中，更是广为提倡群众路线。1943年6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明确提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3]。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再次提到：“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4]。党的理论要求，开展工作时要发动群众，让群众参与进来，让群众掌握知识、技术。1950年代，中共发动消灭血吸虫病运动，是中共践行群众路线从理论到实践的又一次出发。
式中，qij′表示经过归一化处理后的QoS数据；对于效益型数据qij表示Web服务集合中第i个Web服务中第j个QoS属性参数的取值；对于成本型数据， qij表示Web服务集合中第i个Web服务中第j个QoS属性参数取值的倒数。Q表示效益型和成本型数据集合。
其次，群众血防是中共依靠群众动员的历史记忆与历史惯性的产物。革命时期，中共积极动员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组织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动员群众积极参军。中共将革命战争称为“人民战争”，强大的群众社会动员能力是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保证。1949年后，中共对群众运动的记忆和认同，为群众运动提供了现实条件。[5]群众运动从革命战争领域被带入到经济生产、疾病应对等各个领域。这种群众动员的集体记忆影响着决策层，更何况在20世纪40年代初，中共还有组织群众成功应对灾害的先例。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也重点提到了“灭蝗、治水、救灾的伟大群众运动，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6]在反“细菌战”时期，毛泽东的最早题词就是：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以反对帝国主义的细菌战。1953年以后，每次周期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发起时再使用这个口号则往往只保留前面一句，而去掉最后一句。[7]受群众运动的集体记忆和历史惯性的影响，中共在血防中必然效仿以往有效的经验，而广泛发动群众。
第四，组织群众参观学习，交流经验。如1956年，在马岗乡灭螺运动中，就曾组织群众到新开的大水沟边缘参观，并讨论钉螺死亡的原因。最后，大家一致认为钉螺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改变钉螺生活环境，断绝它的营养料，从而促进它死亡的。通过参观，群众认识到开新沟填老沟的好处。[29]又如1956年马岗乡“开新填旧”灭螺过程中，大家就充分利用早上碰头会，交流经验与做法。[30]对于血防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乡村，其他乡村也纷纷派出基层干部、群众前去取经、交流，促进了血防技术的提高。
余江县委也开展了全面的血防思想动员。一是通过回忆、对比、诉苦等方式、方法，启发群众，让群众知道血吸虫病是可以防治、消灭的。通过诉苦，新旧社会的对比，群众知道了要想彻底摆脱以前的旧生活，过上幸福日子，就必须参加血防。大部分群众逐步消除了顾虑，并涌现了一批为这个新工作冲锋陷阵、奔走呼号的积极分子，依靠他们带动了中间少数还有怀疑的人。[17]二是血防干部深入农村基层，利用三餐和晚间入户访问。白天去田间帮助劳动，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在平常调查时，调查人员也经常主动帮助群众挑水、磨面粉、打扫卫生，以实际行动与当地群众建立了密切关系。[18]三是针对群众中出现的十大顾虑，余江县委也提出了消灭血吸虫病的十大好处，并大力宣扬。四是举办展览、辩论赛、大会宣传解释、小会漫谈讨论、个别访问谈心等宣传途径，经常向群众讲解消灭血吸虫病的必要性、可能性和艰巨性，动员群众积极血防。血防干部也开展“血吸虫病能不能消灭？怎样去消灭？”的辩论，提高了群众的认识，纠正部分群众“血吸虫病不能消灭，不消灭血吸虫病也一样生活”的错误认识。[19]如马岗乡过去粪拾工作拖拖拉拉，大辩论后社员自动踊跃送粪便来检查。[20]兰田大队就村民私建粪窖一事曾多次专门召开群众大会，引导大家忆血吸虫病之苦，对比消灭血吸虫病身体健康之甜，在此感召下兰田大队的粪便管理制度得到坚持和实施。[21]灭螺工地上，血防干部还经常召开鼓劲会、动员会，会后群众普遍斗志昂扬，纷纷表决心、下战书。如在白塔河的马鞍山上，平定区委副书记陈克旺，绘声绘色、娓娓动听进行了血防动员。群众听后无不振臂高呼：不消灭血吸虫病不是好汉。[22]
二、群众血防的前期准备
虽然余江群众血防具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为了达到消灭血吸虫病的效果，中共又是如何将这种模式逐一展开的？
（一）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
“均衡修”维修集约范式可避免原有维修资源忙闲不均的现象，从而提升维修集约化水平，进而增强维修效益、降低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的维修成本。鉴于这些显而易见的优点，该维修集约范式在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维修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上海、广州、成都、重庆、昆明、郑州等多个城市的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均有该维修集约范式的开展经验，并且它们还根据自身特点和需求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技术变革将引发教育理念的变革。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培养大批创新人才，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在大数据浪潮下，形形色色的教育应用，特别是市场的强势介入和个人学习热情的驱动，学生的志向与兴趣、潜力和创造力被充分激发，个性化发展的机会与空间无限放大，“传授知识”的教育已不能适应大数据时代的要求。从知识本位走向综合素质本位，特别是“以学生为中心”，成为必然选择。
此外，消极血防的思想也很多。在粪检时，许多群众嘲讽血防站的医生为“屎医生”，称血防干部为“吃屎干部”。有人拿动物粪便冒充自己的粪便，还有群众直接抵制。关于血吸虫，部分群众通过显微镜亲眼看到血吸虫尾蚴后，仍将信将疑，认为这是血防人员在变把戏，演魔术。[9]关于治疗，群众思想顾虑也很大。早期病人根本不相信自己有病，对防治工作置若罔闻。晚期病人，他们认为自己得病十多年，神仙也难治好，你们更是没有办法，依然拜佛求仙，抵触情绪很大。[10]此外，普通群众也存在十大思想顾虑，怕血吸虫病的危害，怕血防影响收入，怕败坏地方风水，怕吃亏，怕花钱过多担心徒劳无功等。[11]甚至，部分干部也对血防有所顾虑，认为县委制定的两年消灭血吸虫病的计划是“吹牛皮”，认为“反正是党的决定，叫做就做，行不行谁知道”，“钉螺又多又小，等消灭掉，人也死光了”。[12]
群众掌握了血防技术之后，余江县委将其组织起来，建立群众性的血防队伍。1955年12月，余江县明确提出：“疫区农业社每个生产队派一人，集中由县进行为期7天的训练，使他们掌握一般防治常识和卫生知识，此外，对查螺、查病、管粪等工作，都必须有经过训练的人员为骨干，以扩大基层不脱产的防治队伍”。[31]余江群众血防队伍有三支。第一支是保健员。1956年2月，在余江疫区和输入疫区设保健员63名，对象为初识字的男女青年。其中，马岗、兰田、弓塘、前山、西畈、倪桂、路底等乡各7名，罗坪、仪风各5名，两农场各2名，经短期培训，授以血吸虫病防治常识，学会如何技术操作。他们还参加了当时的血吸虫病调查工作，还参与农村的血防宣传工作。第二支是粪管队伍。选择“五保户”为对象或做事负责的妇女、或半劳动力为粪管员，每村一人，定期由社开会检查汇报工作，监督与交待粪管员三大任务：一，管理贮粪时间、密封窖盖；二，打扫厕所清洁；三，捡拾野粪由社给予适当报酬，大村子厕窖多，牲畜多，粪管员就以管理粪便为主要工作，小村庄的粪管员半天搞粪管，半天搞生产。为了调动粪管员的工作积极性，常根据其工作量给予一定的报酬。这样既可以减轻“五保户”的生活负担，也可以促进血防工作的发展。“据1958年统计，全疫区共挑选了粪管员132名。”[32]第三支是查螺员队伍。1958年6月后，为巩固血防成绩，建立了查螺员队伍，对象为中青年男女社员，一般是一个村或一个生产队1到2名。查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专业血防人员的技术指导下，参加本大队定期查螺，有时也被县里选调去参加全县查螺。据1964年统计，疫区共有查螺员130名。[33]这三支群众血防队伍是介于专业队伍和普通群众之间的队伍。相对于普通群众，其血防技术更为专业，血防时间更为固定；而相对于专门血防队伍，他们深入基层，人数更多，成本更低，兼顾了扶贫。在血防时期，他们可以辅助专业血防人员；在平时，他们可以进行血防监测等基础性工作。
为此，余江县委开展了针对性的思想宣传工作。一是绘制血防图片、幻灯片，举办血防画展，将抽象血防知识变为通熟易懂的图片，便于不识字群众观看。1953年，省血防所就在余江邓埠镇举办了防治血吸虫病展览，用生动、直观的展示，宣传血吸虫病的危害和防治常识，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13]二是组织群众通过显微镜直观看到血吸虫尾蚴，给群众思想上震撼。“血防站人员将抓来的钉螺和群众送来的粪便，当众作显微镜检查，许多人亲眼看到自己的粪便里当真有血吸虫卵，钉螺里有尾蚴，无不恍然大悟，明白了就是这些肉眼看不见的害人虫，叫人得血吸虫病。”[14]三是以文艺表演、听“洋戏”、看“土电影”等形式，吸引群众了解血防知识。血防人员专门进行街道文艺演出，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十七岁的医疗队员李正兰，见群众不愿意听干巴巴的图解，她就给大家唱歌，唱一支歌讲一段血吸虫传染的循环过程。李正兰运用了这个办法，群众果然愿意听。[15]血防人员通过满足人们好奇心，来吸引群众主动了解血防知识。第四，邀请、动员病愈患者现身说法，讲述他们在血防前后的巨大变化，及如何通过治疗来摆脱疾病的折磨。现身说法，可以拉近血防宣传与群众的距离。有了活生生的例子，群众也更为相信。此外，血防人员在医院里就对血吸虫病患者开展血防教育，让他们病愈后，到自己所在的乡村进行宣传，也就间接培养了一位血防宣传员。
通过多种措施，群众的血防知识得到普及与提高。1956年的一次访问调查显示：弓塘社第三大队除8岁以下，50岁以上的老年人外，有80%的群众懂得了消灭血吸虫病的基本知识和“两管一灭”的具体办法等。[16]
因此，50年代的新政权采取群众血防的应对方法，是理论与现实条件必然之选择，也是当时血防最有效之途径。
由于长期受疾病危害，且科学文化程度低、认知不足，导致余江疫区群众迷信观念和迷信行为盛行。他们认为血吸虫病是鬼神坑害，是风水不好，是吃了狮子岩的血水，是破坏了龙脉。迷信思想导致迷信行为。疫区群众广建寺庙，“祖祖辈辈，人们求神拜佛，叫菩萨保佑不生大肚子病”。[8]
（二）将血防技术交给群众
最近，老师布置了一篇关于“未来”的作文。我回家后尽全力写了一篇，发给老师，没想到，竟然不合格。写那篇作文已经用尽了我所有的才华，于是，我思来想去，得到了一个结论——到未来去看看。
第一，抽调基层干部及群众积极分子集中训练。1953年5至7月，余江县就专门对社会上的知识青年开办培训班，进行短期培训，学习防治基础知识，共对69人进了三个月的培训。[23]1956年，余江县在邓埠镇举办组织疫乡不脱产保健员培训。学习内容有血吸虫病防治常识及一般的卫生知识、皮内试验等。通过培训，疫区农村中的积极分子的血防知识与技术能力得到提高。[24]1956年在灭螺运动前，余江县弓塘、马荃、倪桂三乡都召集了队组长以上干部开展学习。[25]通过学习，干部要明确任务掌握规格，熟习工地情况，再通过干部向民工交待清楚，更好指导群众的灭螺工作，让他们知道怎么填、怎么挖、怎么修。通过干部带群众，形成以点带面的效果。
第二，通过召开群众大会等形式，向群众讲授血防技术，传授做法。虽然对基层干部、群众积极分子开展过短期培训，但是更多的群众对血防知识和技术还是一窍不通。为此，余江县各地在血防运动开始前召开群众大会，一方面进行血防动员，另一方面是将血防的知识、经验、技术传授给群众，把血防的标准和操作规范、注意事项告诉群众。如蓝田村是血吸虫病重灾区之一，当地在灭螺运动前，就召开群众大会，由干部童勇水“详细介绍了马岗高级社土埋灭螺的经验”。[26]
另外，教师的教学行为对学生“主动性”的影响巨大。比如，生动、流畅、幽默的语言能带来更多的微笑、赞同、专注、兴奋、交流、接受等；又如，过分的批评却可能造成气馁、不振、对抗等负面影响。
第三，血防专业干部深入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在血防实践中，培训过的积极分子参与群众血防，许多血防干部、技术人员深入现场，进行技术指导。指导群众如何规范、标准地进行血防技术操作，纠正他们在血防中存在的不足。1956年在灭螺运动“挖新沟、填旧沟”开工前，“血防站抽出20人，更新、国营两农场各抽出10人，卫生院所抽出4人，担任技术指导工作，并会同水利人员进行测量”。[27]在灭螺现场，血防干部与乡村干部在施工时进行宣传教育，使全体民工都知道怎样填、怎样挖、怎样修，做到心中有底，才能发挥劳动热情，做得又快又好。在交待办法时，应该分清填、修、开的具体做法与不同要求。[28]现场指导实践，有效地提高了群众的血防技术。
血防是技术性的工作。中共通过多种途径，将血防技术交给群众。
第三，群众血防符合当时的现实条件及血防特点。从血防特点看，疫区钉螺密布，钉螺犹如“细菌”一样，无处不在且繁殖迅速。血防工作不仅需要灭螺，还需要开展治病、管粪、管水等工作，是一项繁杂而又繁重的工作，若单纯依靠专业血防人员，根本无法完成。要彻底消灭血吸虫病就必须采取群众血防。从当时的经济形势看，建国初我国经济、科技水平远远落后，无充足资金和先进科技用于灭螺。药物灭螺，每亩需药费500元，而江西有螺面积300多万亩，这就需要15亿元，费用高昂，且也不一定可保证血吸虫病的根除。经济不发达、科技落后，决定了我国在根治血吸虫病的道路上，不可能单纯依靠资金和科技投入来根治血吸虫病。只能通过大量的人力投入，以弥补我国经济、科技上的不足。
（三）建立群众性的血防队伍
24例动脉瘤患者中CT扫描结果，小型动脉瘤（＜5mm）7例，中型动脉瘤（5～10mm）12例，大型动脉瘤（11～25mm）4例，巨大型动脉瘤（＞25mm）1例，24例动脉瘤中21例存在破口。
（四）开展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
经过多年的血防动员、教育、培训，群众思想得到转变，掌握了一定的血防技术，血防热情高涨，开展全面血防实践的条件成熟。1955年冬至1958年，余江县委组先后发动了三次灭螺突击战。1955年12月全面灭螺运动首先在马岗乡进行试点。洪岩区委调集7个乡民工1500人参加试点。灭螺工地上，群众“吭哟、吭哟”的打夯声此起彼伏，还展开了“开新填旧”劳动竞赛，比干劲，赛速度，人流穿梭，你追我往，热情高涨。原定5天的任务，群众3天就按标准完成了，一举填掉了全乡的“旧沟51条，全长3.5万米，旧塘（牛车井）110口，开新沟9条，全长3.2万米，兴修了一个灌溉渠道”[34]。随后，其他各乡镇也相继展开。洪岩区各乡社之间还掀起灭螺挑战应对竞赛热潮，如塘桥、洪湖、水北等乡都写了挑战书、保证书。许多群众在工地上吃早中午饭，昼夜赶工。1956和1957年11月下旬至12月底，余江县又开展了第二、三次灭螺突击战。经过三次灭螺突击战，疫区钉螺几乎被全部消灭。据统计，三次灭螺突击战总投入民工36000多人，做了231万个劳动日，填老沟347条，长382华里，开新沟87条，长334华里，填旧塘503口，搬运土石方416万方。[35]
与之同时，“两管”工作也全面展开。“两管”之一是“粪管”。1956年5月余江县委组织群众在弓塘、西坂、马岗等乡和邓埠镇大搞粪管设施建设。为解决公厕材料问题，邓埠镇采用废旧建新的办法，发动了全镇居民动手挖基石，结果挖出红石12000多块、麻石板200多块，价值人民币1500元，足够建造7至9个蹲位的公共厕所24个。[36]为解决经费问题，邓埠镇群众自愿投股集资，每股二元，日后由粪便收入金按股分红，筹集的资金建成了9个公厕。[37]其他地方，也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因地制宜的找到很多成本低的办法，如以土墙代替石墙或板壁，以麻石板盖代替木盖或竹筏盖，以稻草代替砖瓦，废料重用等。此外，当地群众还积极参加义务劳动。根据各人特长，按砌墙、挖坑、糊泥、抬石、打盖、修窖、编棚、清理环境等不同工种，合理分工，男的干重活，女的干轻活，一齐动手。弓塘社第6队社员四五十人在五天内将全社50多户的厕所粪窖修建好。[38]邓埠镇“粪管”工作开展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新建公厕22个，改建厕所16个，旧粪窖全部废除。[39]马岗乡上黄村在民建公助的原则下，也短时间内建成公厕4所。据统计，余江疫区共废除私人厕所2600多个，新建厕所227座，新建牛栏100多间。在管水方面，疫区群众也开展了对水井的整修和新建。1953至1958年间，共废除旧水井40口，新建水井70口，修理水井23口，填掉旧水塘150多口。[40]
由上可知，从群众思想宣传、思想动员，再将技术交给群众，并建立群众性的血防队伍，最后等条件成熟，组织群众开展全面的血防实践，这是中国群众血防的运作逻辑。
三、当代借鉴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传染性疾病形势依然严峻。血吸虫病出现了死灰复燃的迹象，非典、禽流感、甲型H1N1先后爆发，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也日益严重。上世纪50至70年代风靡全国的群众血防应对模式是否依然有其借鉴的价值，仍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医疗技术水平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加之人工成本的提高，以及“征服式”余江群众血防也确实造成了巨大的环境破坏。这种模式的许多内容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疾病应对的需要。
其次，我们也必须承认，任何传染性疾病的防控，如果缺少群众的参与，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群众血防模式应同当今形势、条件结合起来，在内容上应有所改进创新。当今的群众血防不再是动员群众深入一线来开展血防工作，而更应该是让群众在血防中扮演一种基础性角色。当今的群众血防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通过群众教育宣传，传授血防知识和技能，从而让广大群众知晓如何开展血吸虫病的预防工作；二是在疫区可以动员群众在农业生产之余，进行血防监查；三是在专业血防人员的指导下，积极的给予配合。如在农业耕作方面，可以在疫区群众中推行农机代耕牛技术，农民积极使用农机耕作，从而减少血吸虫病的传染；在粪管方面，可以传授群众沼气技术，鼓励疫区群众进行沼气建设，既卫生环保，又经济实惠，还可防治血吸虫病。在教育宣传方面，以余江县为例，余江县坚持开展全民实践血防教育，在原疫区中小学开设血防知识课，每年在学生中开展上一堂血防知识课、看一次血防电视片、搞一次血防宣传、参加一次血防实践，写一篇血防作文的“五个一”活动。[41]在血防监查方面，实行查螺奖励机制，调动了群众查螺的积极性。
笔者探讨的虽然是血吸虫病防治，若将研究对象扩大到其他传染性疾病，群众参与疾病应对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如2003年的非典应对，北京就实行群防群控，组织成立了“流调大队指挥部”，来自市及各区县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等单位的2622名公共卫生人员分为市直属大队、19个分队和铁路防病队，组成了424个防病小组，在全市织就了一张疏而不漏的“非典”防控网。此外，各级政府积极传授群众非典防治知识，群众也积极参与配合，进行非典预防。社区防控按照属地原则，建立信息收集反馈、督促检查等制度，帮助每一个居民树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社区理念。[42]与此同时，其他各省份也普遍实行了相类似的非典群众疾病应对。这些举措都对非典的蔓延起到了有效的抑制。
综上可知，ZHL无氰滚镀银的适宜工艺条件为：母液与去离子水的体积比1∶1，工件占槽比1/4，滚筒转速10 ～ 14 r/min，电流密度0.8 ～ 1.2 A/dm2，温度35 ～ 40 °C。推荐的工艺条件为：母液与去离子水的体积比1∶1，温度35 °C，工件占槽比1/4，滚筒转速12 r/min，电流密度0.8 A/dm2。下文选择该工艺条件下所得试样进行性能测试。
即使是医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也达不到完全依靠医学进步等达到抑制血吸虫病的效果，甚至有些传染病至今仍无有效的医学方法给予治疗。如艾滋病，就目前情形而言，其防治的最好办法依然是多进行宣传、教育，让群众提高警惕，自我预防。因此，群众参与疾病应对在今后长时间内仍然很有必要。
传染性疾病应对，其本身已不再是简单的医疗防治问题，已超出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范畴，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人受其影响，人人应积极配合，形成群防群控的防治网络。这就是新形势下群众血防的新内涵。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册）[G].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162.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册）[G].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522.
[3][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9,1041.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5.
[5] 王志勇.1949年—1976年的群众运动：中共整合社会的方式及原因再认识[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5）：54.
[7]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429.
[8]江西人民出版社编.蓝田坂的今昔[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64:7.
[9]江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江西文史资料—送瘟神纪实（第 43 辑）[G].1992:133,105.
[10][11]中共江西省委防治血吸虫病五人小组办公室.余江县是怎样根除血吸虫病的[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58:20,21.
[12][15][17][31][39]余江县血吸虫病地方病防治站.余江县送瘟神纪实[Z].余江县送瘟神纪念馆藏，2011:48,53,44,66,62-63.
[13]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党史资料—江西血吸虫病防治（第37辑）[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2.
[14][18][23][32][33][35]中共余江县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江西省余江县血防志[Z].余江县印刷厂,1984:44,47,42,72,49,55.
[16]余江县档案资料汇编之二《送瘟神》第二辑[Z].江西省档案馆馆藏，111-2-343：41.
[19]李俊九.我们是怎样根除血吸虫病的[N].江西日报，1958-05-10.
[20]余江消灭血吸虫病经验介绍[C]//1957年江西省农业、村业、水利、渔业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文件.江西省档案馆藏，X097-1-369-115.
[22][34]邹华义.跨越死亡地带[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85,90.
[24][25][27][28][29][37][38]余江县血吸虫病地方病防治站.余江县血防文件选编（1950—2011）[B].余江县送瘟神纪念馆藏，2012:32,74,20,35,57,57.
[26]余江县革委会政治部宣传组.蓝田春秋[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3：119.
[30]余江县洪岩区血吸虫病三人小组.余江县洪岩区开展形势浩大全力动员消灭钉螺情况汇报[B].江西省档案馆藏,X035-6-514-84.
[36][40]余江县血吸虫病地方病防治站.余江县血地防志（1953—2010）[G].余江县送瘟神纪念馆藏,2011:65,65.
[41]孟庆普.余江血防48年红旗不倒[N].健康报，2006-05-26（2）.
[42]非典抗击之“七种武器”[EB/OL].（2003-06-20）[2018-10=11].http:// news.xinhuanet.com /ziliao/2003-06/20/content_929036.htm.
中图分类号：D66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49(2019)01-0097-06
收稿日期：2018-08-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血吸虫病防治红旗县”社会变迁研究（1949—2016）”（18CZS065）；江西省社科“十三五”规划项目“重大历史事件与地域社会变迁——以余江血防为中心”（17LS03）
作者简介：1.彭庆鸿（1990-），男，江西省井冈山市人，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2.万心（1986-），女，江西省南昌市人，历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万振凡（1962-），男，江西省余干人，历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肖承罡］
标签：血防论文; 群众论文; 余江县论文; 血吸虫病论文; 中共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年~)论文;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血吸虫病防治红旗县”社会变迁研究(1949—2016)”(18CZS065)江西省社科“十三五”规划项目“重大历史事件与地域社会变迁——以余江血防为中心”(17LS03)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论文;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