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员干部参与迷信活动应引起重视（论文文献综述）
王杰[1]（2021）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研究 ——以昌吉市为例》文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国家越来越重视新乡贤作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学界近年来兴起的重要议题。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坚持公共管理学科研究范式,运用扎根理论,以昌吉市作为研究场域,对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具体内容的逻辑展开研究。分别构建了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民族事务治理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的理论解释模型。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总结和归纳田野调查过程中所观察到的治理实际,基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分别回应了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对于促进乡村公共服务现代化、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启示,归纳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治理方式,并在概括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参与村治角色的基础上,对两者作了比较分析。首先,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公共服务供给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个人参与预备度和“国家-社会-家庭”支持分别是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内在条件和外部条件;公共服务内卷化是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原因,协同优化服务供给是新乡贤改善公共服务的行动;多管齐下共保障是新乡贤发挥作用可持续和确保服务供给得以良性循环的策略;公共服务效能提升是新乡贤服务供给行为促成的结果。其次,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乡风失范是新乡贤得以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原因;引领乡风民风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驱动力;乡村文化振兴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外驱动力;文明乡风建设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乡风文明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结果体现;鼓励嘉奖则是驱动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策略办法。再次,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民族共生共存是引致新乡贤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重要土壤;基层民族事务繁重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突破口;维系族际关系和谐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动机;族际粘合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场域驱动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外驱动力;民族团结进步是新乡贤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结果呈现。复次,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宗教并存是新乡贤得以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现实土壤;基层宗教事务复杂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现实选择;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动机;宗教事务治理驱动是促使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客观需要;支持宗教中国化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基本方式;宗教关系和谐则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理想目标。最后,通过总结、归纳田野调查过程中所观察到的治理实际,分别回应了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对于促进公共服务现代化、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启示。归纳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治理方式,分别是译介治理、依德治理和补位治理。在形式理论层面,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事务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理论概括,并与传统乡贤作了比较分析。综上,本研究的主要创新/贡献之处在于以下三点:首先,从乡村治理的内容视角出发,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不同内容的理论解释模型,并阐释了新乡贤参与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启示;其次,在理论层面概括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三种方式;最后,对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角色的理论刻画作了比较分析,拓展了学界关于新乡贤参与村治的理论认识。然而,仍然存在不足。本研究侧重从学理角度来进行经验叙事,势必削弱复杂的现实世界和经验过程,同时受限于田野调查的可行性,所构建理论模型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的探索。鉴于此,未来研究有必要深入扎根广大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开展田野调查,持续将构建的理论模型放入乡村治理实践中予以检验和修正,不断增强理论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同时,对于新乡贤参与村治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要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拓展研究的问题域;从研究方法来看,要科学运用研究方法,正确回答研究问题,坚持方法运用的多元化;从研究理论来看,要在形成新乡贤参与村治经验质感的基础上,持续提炼关于新乡贤参与村治的一般化理论概念,逐渐形成新乡贤参与村治的理论话语体系,实现学术理论对治理实践的良好回应。
武琼琼[2]（2021）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 ——以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与人民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是解决“三农”问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排头兵”,也是推动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前沿阵地。因此,必须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到“三农”工作的各个领域中,把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确保在农村工作中党可以始终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以及带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战斗堡垒作用。西南民族地区是我国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过程中的难点地区。改革开放以来,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但因为受限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传统习俗的影响,使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陷入到一定的困境中。只有科学分析和正确解决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各个领域普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总结它们在建设过程中的本质特性和规律,才能够增强且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促进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的持久繁荣与发展,从而维护我国西南地区的民族团结与稳定。本文第一部分,主要围绕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来重点阐述了选题的研究背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现状和选题的研究意义。第二部分别阐述了选题所涉及到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对加强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及特殊性进行了阐述。其中,重要性分别从强化党在西南民族地区的执政地位、实现西南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巩固边疆的坚固基石三个方面来阐述;特殊性从西南民族地区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以及民俗文化的特殊性来阐述。第四部分以三都水族自治县作为案例研究的对象,考察了该县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本情况,整理了三都县农村党员的数量、年龄、以及性别等方面的构成,党支部的规模及人数,并介绍了三都县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发展现状以及所取得的成绩;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调研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并对其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提出当前三都县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且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原因分析。第五部分以三都水族自治县为案例,针对性地从提升思想引领能力、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健全农村基层党组织制度建设、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物质基础五个方面提出加强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相关对策。
苏彬[3]（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中央历来对此高度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仍面临缺乏学科支撑、频频遭受污名的境遇。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及经验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廓清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可分为五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批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确立了理论前提,构筑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中央对新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但在学术界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争论之后,无神论宣传教育逐渐失去学科支撑而走向式微,导致有神论的影响失去了制衡力量而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针对社会转型和神秘主义影响所带来的伪科学、封建迷信蔓延,一批专家学者联起手来大力宣传无神论,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使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世纪之交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新世纪之初,面临“宗教热”的蔓延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中央有关部门就无神论宣传教育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作出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无神论的实体研究机构,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和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争议,党中央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等新论断,开辟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新局面。通过总结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工作重心,勇担时代责任,应对风险挑战,在与有神论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基本前提,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有力推动,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重要依托,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坚实基础。
程亚勤[4]（2020）在《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文中指出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的核心是信仰。面对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科技信息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局势,全球范围内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交流与争锋越来越激烈,我国的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多种社会思潮共存现象的存在,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深刻影响,也让信仰重要性愈加凸显,其问题性愈加明显。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考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生成过程,从现实的人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问题。首先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本质特征。这部分内容从哲学层面对信仰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特征进行分析。信仰是标志人所独有的精神世界。马克思主义信仰实现了人类信仰史的变革。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出发,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追求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描述的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远大目标的一种确信,并以之作为行动准则和终身奋斗目标。马克思主义信仰从现实的主体性的人出发,从人的存在的根本方式实践出发,从人的本质属性社会性出发,以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人的类本质、人的社会性存在以及人的个性存在在不同层次上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提出了要求。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其历史使命感、奉献幸福感、自我实现愉悦感唤起人的情感共鸣,鼓舞信仰者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奋斗之中。其次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本概念切入到探究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生成过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生成遵循人的思想发展和人的行为实践规律,是一个逐渐发展不断深入的动态过程。理论认知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的起点,理性认同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的重点,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的标志在于实践体认。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生成具有条件性、复杂性、过程性等特点。根据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生成逻辑,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问题。“构建”重在“建立”“形成”“确立”,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以实践性原则为根本原则,并遵循系统性、主体性、层次性原则。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目标在个人和社会上是统一的。根据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目标从四个维度展开构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从主体、客体、载体、环体的角度进行。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完成后需要开展测评工作,判定一个人是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需要以生成性思维开展测评工作,构建科学的测评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科学的测评方法,尤其是充分利用大数据对整个信仰生成过程以及影响因素的归因分析。理论研究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从理论上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问题之后深入到中国的具体实践上来。首先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探讨。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由一种社会思潮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信仰经历了坎坷的历程。五四时期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之下,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其科学性和价值性契合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信仰,并通过传播逐渐成为中国人改变民族命运和个人命运的思想武器,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期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社会得到巩固成为主流信仰。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极致,在对共产主义的无限憧憬和美好向往中,非理性的盲目信仰使共产主义信仰逐渐异化,马克思主义信仰遭遇危机。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信仰在经历严峻挑战中理性回归。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展开是为了服务于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现实问题并提出构建对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真理魅力与实践魅力,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信仰理论体系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力量。在现实中,马克思主义信仰面临了多方面的挑战,一元指导思想与多样社会思潮的矛盾、坚信与质疑的矛盾,认知与践行的矛盾。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需要进一步夯实马克思主义信仰实践基础,强化重点人群的使命担当,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话语权,创新马克思主义信仰传播方式,唤醒马克思主义信仰主体自觉。
尉慧慧[5]（2020）在《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以甘肃天水甘谷县为例》文中认为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开了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篇章。农村青年是农民群体中有文化、有理想、有力量的一部分,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农村农业现代化的主力军和生力军。改善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高农村青年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后备军;有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加快农村农业现代化的建设进程。甘肃省位于中国西北地区,发展相对落后,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困难区,也是最需要通过乡村振兴战略来改变现状的地区。本文通过对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的问卷调查、个人访谈和实地考察,对甘谷县的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问题和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有针对性的解决经济落后地区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对策,旨在提升农村青年的综合素质,充分挖掘农村青年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巨大力量,为农村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动力。全文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全文的理论基础。主要阐述了本文选题的缘由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作用,农村青年的含义和思想状况、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辩证关系。第二部分（第三章）论述了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调查研究以及成因。该章通过实地考察、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总结概括了甘谷县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近年来甘谷县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然后通过对甘谷县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存在问题的剖析,归纳出现问题的原因,为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真实、客观的研究数据。第三部分是本文的第四章,尝试将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和要求与调查分析得出的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结果进行有机结合,提出要从健全队伍机制和教育机制、丰富教育内容、采用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和优化教育环境五个方面加强和改进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从而增强教育的效果。
阳斌[6]（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党、国家和社会的共识,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微观组成部分,其精神内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保持共性。乡村治理在治理价值上强调多元、合作、参与、法治、规范等多维追求,在治理目标上追求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行政主导的一元式权威治理模式进行变革,主张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建立一个多元主体协商、合作、互补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包含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等核心公共权威组织,也包含事实上参与乡村治理过程的内生或外来的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民间权威及广大人民群众等主体与力量,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乡村建设合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则主要强调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按照法治、透明、回应、责任、有效、廉洁、公正等价值追求进行改造与重塑,建立更为宽松的乡村治理外部环境,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乡村治理的民主性建设任务,以促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完成。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乡村治理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视野中考察。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开始肩负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双重建设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对此,中国共产党围绕“耕者有其田”进行了漫长的革命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政社合一”的国家整合治理模式逐渐形成,农村以整体的力量支持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但“人民公社”的管控模式使农村发展逐渐失去生机与活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序幕,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并以农村为突破点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于1982至1986连续5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涉及农村农业发展,在农村经济领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长久束缚于土地的各种乡村资源逐渐激活,农村社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在农村政治领域进行“乡政村治”治理探索,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紧密结合,不断促进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向前发展,使广大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形成了一系列乡村治理思想。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党中央更是连续16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必须把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作为新时期全党的工作重点,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乡村治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0余年的改革开放促使农村各方面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治理成效的背后也面临诸多治理困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使我国农村不可逆转的走向了现代化道路,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动速度加快,农民参与分享城市收益的路径越来越广阔,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村外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之中,使得乡村治理的主体、客体及环境等方面开始发生变化,农村原有的利益格局开始处于变化与流动之中,全国绝大多数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败,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治理困境。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乏力,难以产生乡村治理合力;乡村治理资源消减,难以有效提供乡村治理的基础平台;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治理手段策略化选择,难以回应乡村公共需求;乡村治理绩效徘徊不前,老百姓获得感不强;乡村利益格局持续分化,农村非均衡发展严重等。乡村治理困境的产生与“大国家、小社会”的社会形态紧密相关。从国家建构的现实运作逻辑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威是推动乡村治理向前发展的动力引擎,但乡村社会内生活力的激发方式与程度明显不够,乡村社会的自治空间相对比较狭窄,而且,基层公共权威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人、财、物缺失的现实难题,严重影响其治理水平,在诸多自上而下的考评体制中,基层公共组织的理性选择方式则是“策略化选择”与“非正式运转”,这势必导致基层治理过程中民主化程度偏低,进而影响基层公共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升。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群体分化已经产生,精英群体与普众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行为表现及价值追求开始差异化呈现,乡村精英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普通大众对土地更加眷恋。务工群体与务农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态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务工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社会事务的默然冷对,留守务农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坚守。同时,中国农村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严重影响乡村治理的整体推进,城郊农村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惯性的碰撞中滋生出诸多新问题需要智慧回应,远郊农村的特色农业发展需要走“一村一品”之路。因此,乡村转型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复杂性,探寻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产生的缘由需要从宏观的视角对其加以综合认识。新时代乡村治理需要以马恩经典理论为指导,加快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要从马恩经典理论中汲取营养,又要解决探索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依其自身规定性的逻辑展开过程,又是一个理论付诸于实践的社会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其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对于全面分析当代中国农村改革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探索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的科学道路,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等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本文在考察马恩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思想,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基础地位、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等思想的基础之上,积极建构未来乡村治理的复合框架结构,力促乡村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国正处于“民主国家”建构进程中,民主化建设已成为构建现代国家的必经环节。因此,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加强基层公共权威主体的规范性建设,通过厘清基层公共组织的角色与定位,实现权责对应,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通过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破除基层治理传统行政模式的单维弊端,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参与、社会协同”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联动机制,形成乡村治理合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治理过程的民主性建设目标。
尹紫薇[7]（2019）在《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信仰信念的培育与建设是我国当前极为重要的课题之一,习近平信仰信念观是解决这一时代课题的强大理论武器,具有十分显着的研究价值。本文以习近平信仰信念观作为研究对象,以剖析其形成条件、阐释其基本内容、凝炼其主要特征、评析其理论地位与重要贡献作为研究主线,力图在加深对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理解之基础上,为我国共产党员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广大人民群众构筑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全世界践行人类共同价值提供可借鉴的研究成果。以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建设和人类精神家园的充实与丰富尽一份绵薄之力。本文分为七章进行论述。第一章为绪论,探讨了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对与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对本文的研究理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进行了交代,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诠释。第二章剖析了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形成条件,分别从理论渊源与个人实践基础两个维度进行解析。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信仰信念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有关信仰信念的重要观点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信仰信念观,是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理论渊源。革命家庭的教育、县乡基层的工作、高级干部的工作与总书记和主席的工作是习近平信仰信念观形成的个人实践基础。第三章阐释了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逻辑起点:新时代加强信仰信念建设的缘由。分别从信仰信念的重要性及新时代背景下信仰信念领域出现的问题等两个角度进行剖析。习近平从个人、政党和世界三个层面,对信仰信念的极端重要性进行了研判;又从部分党员马克思主义信仰动摇、少数国人理想信念缺失、世界缺乏价值观共识等三个维度,剖析了新时代背景下信仰信念领域出现的问题。正是基于对信仰信念重要性的把握与对现存问题的忧虑,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极其重视信仰信念建设。第四章阐释了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理论构建:新时代应培育怎样的信仰信念。分别从共产党员、中华民族以及全世界等三个角度进行阐述。习近平认为,共产党人应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华民族应共筑中国梦、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世界应构建人类共同价值。第五章论述了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实现路径:新时代应如何构建信仰信念。同样从共产党员、中华民族和全世界等三个维度予以阐明。习近平认为,为坚定党员信仰,要进行信仰供给侧改革;为在全社会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发挥家庭同辈的巨大作用;为实现人类共同价值,要树立正确的世界历史观、发展观及文明观,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第六章论述了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主要特征。认为坚守原则性与开放包容性相结合、时代发展性与历史民族性相结合、终极价值性与现实引领性相结合、加强顶层设计与激发基层活力相结合以及语言风格亲切通俗与严肃严谨相结合是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鲜明特征所在。第七章论述了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理论地位与重要贡献。认为习近平信仰信念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足点;其理论贡献在于: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新时代的具象表达,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信仰信念观的发展,为人类信仰信念观开辟了全新理论境界;实践成就在于:为完善思想建党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聚合了理想信念的最大公约数,为全球治理改革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锻造了精神力量。
施静春[8]（2019）在《社会治理视域下村规民约的作用与合规性调适研究 ——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文中提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国民总人数的绝大部分是农业人口。社会治理中乡村治理是基础和重要环节。中国的乡村治理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源于乡土社会的村规民约一直是乡村治理的基本规范,也是中国传统道德在农村的基本表现形式。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矛盾呈现新的特点,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乡村治理的理念、方式、内容等需要不断完善,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的历史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法律规范与村规民约之间的对冲关系逐渐显现了出来,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知识运用于这一对冲关系是本文写作的立足点。村规民约主要源于农业社会对伦理关系的调整,是以村社整体利益为目标的社会治理手段,是一种自然契约,它以群体整体利益为出发点,以义务性惩罚性规范为基本特征,规范着村民的日常行为,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村规民约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现代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以界定个人权利义务为基础,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规范性约束,是实现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是社会现代化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两者在社会基础、经济基础、价值理念、产生程序、执行方式、执行效果及社会影响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两者在中国广大农村,特别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中相辅相成,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将传统与现代自然衔接,以法律体系为内容和以村规民约为内容相结合的法德共治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体系的突出特征。研究村规民约的合规范性调适,在从道德上升为法律的历史脉络中,分析村规民约与法律的冲突,研究村规民约与法律调适的方法、路径及目标,有利于促进法治与德治共生共治,共同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依法治国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协调统一,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论文选择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田野调查研究的案例,主要基于西双版纳集边疆、多民族、山区于一身,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化发展并存,农耕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互交织,村寨的相对封闭与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各具特色等多种特点。以该地区行政村、村民小组为对象,通过座谈会、入户访谈、电话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式,分别对傣、哈尼、瑶、拉祜、基诺、布朗等少数民族村寨村规民约的制定程序、内容及实施情况实地调研,结合傣族、基诺族的历史文化,分析村规民约的社会治理功能,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冲突表现及根源,提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必须从实际出发,发挥村规民约明村情、识村貌、解民忧的功能,利用村规民约弥补法律的空白,把村规民约的柔性与法律的刚性相结合,以法律规范指导村规民约,引导村规民约发展的方向,探讨民族地区村规民约与法律调适的有效路径,将村规民约进行合规范性调适,促进基层矛盾纠纷的及时化解,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境安宁,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本文除导论和结论部分,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治理与治理现代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说明国家治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对治理的概念、时代价值与意义等做了阐述,进一步阐明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难点,对乡村治理中的理论及实践问题做了简要分析,引出乡村治理的主要方式是村规民约,该部分是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是村规民约概述。主要从本体论的角度对村规民约的形成过程、存在条件、功能作用进行一般考察,界定本文讨论的核心概念。村规民约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基础,产生于村民的自然生活中,根据行政村、村民小组现实的生活环境,本着村民自愿的原则,由村民共同制定并遵守的契约规范。村规民约具有得天独厚的社会整合力,体现着乡土文化与现代性的融合。村规民约的形成受制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以村民自治作为基础。发挥了政治参与功能、司法辅助功能和基层管理功能。村规民约在基层的治理作用不应当受到忽视,其在维护乡村秩序,净化风气,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本质上,乡村民约与法律之间是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第三部分,以西双版纳村规民约为样本,探讨村规民约的形成过程。西双版纳具有多民族、多宗教、地处边疆、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经济较落后等特点。习惯法长期对各民族的日常生产生活、行为规范、道德教化、风俗习惯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为村规民约的形成提供了特殊的生存土壤。随着经济发展,征地拆迁,山林土地纠纷,违法犯罪等问题在西双版纳逐渐凸显出来,而落后的经济基础和薄弱的基层治理力量难以应对边境管理的复杂态势,因此发端于村民自治的乡规民约具有了用武之地。目前,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一市两县32个乡镇（街道办）的222个村（居）委会、2212个自然村98%都有了自己的村规民约。这些村规民约在维护农业经济,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化解农村矛盾,预防犯罪,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法律规范相辅相成,共同发挥着社会治理的作用。第四部分,从分析论的角度介绍了西双版纳村规民约与法律的冲突,揭示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实证考察,指出西双版纳村规民约存在与宪法、刑法、行政法、民法相冲突的规定,这些冲突性的规定得以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替代法律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村民的合法权益并干扰了基层组织的法治化进程。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是当地薄弱的经济基础形成落后的社会管理机制,而监管上的不力和基层自治组织的不当管理使得村规民约与法律的对立关系受到激化。第五部分,从对策论的角度分析了西双版纳村规民约与法律的调适。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其中蕴含的价值取向是公平正义,而公平正义的实现重心在人民群众对于司法案件的感受,这就意味着法治的实现也必须建立在基层治理的基础之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法治和德治的理念需要在基层治理中相互融合,村规民约的基层治理手段需要通过规范化调适来适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需要。本着这一理论基础,村规民约的调适需要做到形式理性与实质规范性的双重调适,以实现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实用性、通俗性、动态性与参与性。具体而言,应当规范村规民约的制定程序,建立制度运行的监督机制并畅通村民获得申诉与救济的渠道,以基层党员干部作为村规民约制定与执行的主体,通过村规民约引导人民、启发人民,教育人民。论文的几个主要观点:一是村规民约是自然契约,是介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行为规范,具有更多的道德元素。其出发点是从群体的整体利益来设立,忽视个体的利益诉求,并缺少对个体权利的尊重与维护;法律是法治契约,是以界定并尊重保护个人合法权益为出发点,实现整体利益和社会公共福利的最大化。二是两种不同的契约精神产生于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村规民约产生于农业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社会,宗亲关系;法律是随着社会交往社会分工不断扩大,特别是在产生利益冲突和对立的阶级社会,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实施。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方式,两者的制定程序、适用范围、执行手段、社会影响不同,既有矛盾与冲突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能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三是在正视村规民约与法律存在冲突与矛盾的基础上,对村规民约进行合规范性调适,使其符合依法治理、法治社会的要求,在乡村基层治理中以法律为指导,发挥村规民约灵活性、丰富性和针对性强的作用,用村规民约的柔性弥补法律的刚性,两者互相协调、共生共治,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共同发挥重要的作用是论文探讨的主要问题。四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如何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以法律体系为内容和以村规民约为内容相结合的法德共治局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促进边疆和谐、繁荣、稳定,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也是论文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
赵亚男[9]（2017）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反腐败,不仅关系到政治生态的净化,更是一场价值观的较量。腐败文化与廉政文化的博弈贯穿人类历史的始终。如何通过在党内外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最终战胜全社会范围的腐败亚文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重大课题。随着反腐倡廉建设的深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不断完善,廉政文化建设也日益成熟。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廉政文化建设的任务依然艰巨。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不仅要研究当前所面临的形势和问题,也要对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理论、历史、现状及经验教训进行梳理研究,以期对当前廉政文化建设的开展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对策。论文结构上分为六章。第一章是思想源流分析。本章主要运用阶级分析法对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思想及对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借鉴价值做了分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人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第二章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历史进行了考察。这一时期廉政文化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中国共产党借助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开展整风整党运动、增产节约运动以及系列反腐运动等方式,不断从思想上肃清封建社会的腐败文化、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以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坚定了党员干部的宗旨信念,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从而改善了社会风俗习惯,铸造了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这一切都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第三章主要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历史做了考察。这一时期,廉政文化建设逐步走向系统化、制度化与规范化。在领导体制机制上,廉政文化建设由各级党委领导,各级纪委、宣传部、组织部等其他相关部门积极配合,非官方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参与。在对象上,既面向全党,通过进机关、社区、学校、农村、企业、家庭的形式将廉政文化普及到全社会。在手段和方式上,既加强教育引导,又加强舆论宣传,同时不断加强制度建设,以制度固化廉洁理念。第四章主要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廉政文化建设进行了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廉政文化建设放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中去规划、去布局。将教育引导、理论宣传、文化熏陶作为廉政文件建设最重要的途径和方法,同时推动廉政文化进机关、社区、学校、农村、企业、家庭,党风政风与民风社风良性互动,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第五章,基于前文的研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做了分析。经过建国六十多年的探索,廉政文化建设体制机制初步形成,廉政文化建设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优秀廉政文化作品层出不穷。全面从严治党、反对腐败已成基本社会共识,节约务实重新成为全党全社会的风尚,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建设的责任心和行动力明显增强。本文认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人民性作为廉政文化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必须坚持破与立相结合、坚持与制度建设相结合。在廉政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社会教化与个体内化相统一;重视加强思想建设和理论学习;重视党风廉政宣传: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支撑廉政文化建设。第六章,分析当前廉政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本文认为应以党员干部为重点,强化思想建党,坚持文化强党,不断务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思想道德基础。同时面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廉政知识,改变群众“腐败与我无关”的观念,加强党风廉政宣传,增强群众对反腐倡廉建设的信心,健全完善参与机制,引导群众有序参与反腐。同时不断拓展领域,创新载体,增大廉政文化的覆盖面、吸引力和感召力,以提高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效果。
汪洋[10]（2017）在《乡村政治：地权变迁中的秩序建构 ——湖北省京山县的个案考察（1949-1956年）》文中指出20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向现代化转型和取得民族独立自强的问题。本文重点考察的是一个县的农村如何在风云激荡的20世纪中期通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建构起新的秩序。本文从民国时期的京山县农村基层社会入手,分析了中共最初的农村活动直至领导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在农村的建立过程。本文首先通过传统的文本研究和访谈的结合,分析了传统的乡村秩序怎样陷入困境的。笔者认为在中共大规模的介入到京山县的乡村基层前,农村的秩序面临着很大冲击。这其中有“天”的因素和人为因素带来的生产上的破坏,乡村基层的秩序也面临着匪患的冲击,同时国民党的政权建设出现了内卷化的特征。这种秩序的破坏不仅有着传统王朝的秩序破坏的特征,我们还要看到其中现代化要素的介入反倒使得农村精英向城市转移,匪患的武力加强,内卷化带来的更多干扰性因素,以及外国资本对农业生产的某种冲击。中共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抗日战争大规模介入到京山县的农村基层中的,它所领导的带有全盘性抗争和改造的事业对农村的秩序重归稳定提供了极大助力。这种助力也为中共迅速的取得全国性的胜利提供了帮助。伴随着全面的胜利,中共开始了在京山县农村的更大改造活动。带有革命化理想目标的执政党在地权变迁中,实现了对农村政权和民众心理的重塑,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将自身的意志施加于农村社会之中,从而构建新的秩序。地权变迁中国家利用农业生产体制性的变化,获得了大批的拥护者,建立起稳固的政权组织,同时利用阶级力量的话语在农村开展广泛的动员、教育以及斗争工作,力图对农村社会进行全面性的整合。这种国家与乡村之间的互动,整体而言,国家处于相对主动的一方,多层次的乡村各阶层相对被动,这也是国家力量能不断较为成功介入到基层实施改造的重要原因。同时我们要注意到政策的施行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社会各阶层基于已有的情感认知、利益等因素对国家力量形成了跟随、徘徊、抵抗等现象。这种农民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既有着农民各阶层一致性的一面,也有着各阶层各不相同的一面。通过对身处其中的社会各阶层,以及干部这一特殊群体在地权变迁中的表现考察,我们可以窥见国家力量在传统因素较强的农村如何试图建构起一个新的符合现代化工业化以及革命理想化需要的世界。
二、党员干部参与迷信活动应引起重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党员干部参与迷信活动应引起重视（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研究 ——以昌吉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3.1 资料来源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乡村绅士 |
| 2.1.2 传统乡贤 |
| 2.1.3 新乡贤 |
| 2.1.4 乡村治理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治理理论 |
| 2.2.2 乡村现代化理论 |
| 2.3 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 |
| 3.1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的理论模型建构 |
| 3.1.1 开放式编码 |
| 3.1.2 主轴编码 |
| 3.1.3 选择性编码与理论模型建构 |
| 3.1.4 理论模型饱和度检验 |
| 3.2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的理论模型阐释 |
| 3.2.1 个人参与预备度:引致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内在条件 |
| 3.2.2 国家-社会-家庭支持:引致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外部条件 |
| 3.2.3 公共服务内卷化:引致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原因 |
| 3.2.4 协同优化服务供给:新乡贤改善公共服务的行动 |
| 3.2.5 多管齐下共保障:新乡贤发挥作用可持续和服务供给良性循环的策略 |
| 3.2.6 公共服务效能提升:新乡贤服务供给行为促成的结果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 |
| 4.1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理论模型建构 |
| 4.1.1 开放式编码 |
| 4.1.2 主轴编码 |
| 4.1.3 选择性编码与理论模型建构 |
| 4.1.4 理论模型饱和度检验 |
| 4.2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理论模型阐释 |
| 4.2.1 乡风失范: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原因 |
| 4.2.2 引领乡风民风: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驱动力 |
| 4.2.3 乡村文化振兴: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外驱动力 |
| 4.2.4 文明乡风建设: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
| 4.2.5 乡风文明: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结果体现 |
| 4.2.6 鼓励嘉奖: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策略办法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 |
| 5.1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的理论模型建构 |
| 5.1.1 开放式编码 |
| 5.1.2 主轴编码 |
| 5.1.3 选择性编码与理论模型建构 |
| 5.1.4 理论模型饱和度检验 |
| 5.2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的理论模型阐释 |
| 5.2.1 民族共生共存:引致新乡贤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重要土壤 |
| 5.2.2 基层民族事务繁重: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突破口 |
| 5.2.3 维系族际社会: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动机 |
| 5.2.4 族际粘合: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 |
| 5.2.5 场域驱动: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外驱动力 |
| 5.2.6 民族团结进步:新乡贤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结果呈现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 |
| 6.1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的理论模型建构 |
| 6.1.1 开放式编码 |
| 6.1.2 主轴编码 |
| 6.1.3 选择性编码与理论模型建构 |
| 6.1.4 理论模型饱和度检验 |
| 6.2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的理论模型阐释 |
| 6.2.1 宗教并存:引致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现实土壤 |
| 6.2.2 基层宗教事务复杂: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面临的现实选择 |
| 6.2.3 引导宗教适应社会需要:引致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动机 |
| 6.2.4 支持宗教中国化: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基本方式 |
| 6.2.5 宗教事务治理驱动: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客观需要 |
| 6.2.6 宗教关系和谐: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理想目标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的理论启示 |
| 7.1 新乡贤参与和乡村公共服务现代化 |
| 7.2 新乡贤参与和乡风文明建设 |
| 7.3 新乡贤参与和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 |
| 7.4 新乡贤参与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 |
| 7.5 新乡贤参与和乡村治理方式现代化 |
| 7.6 新乡贤和传统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概括 |
| 7.7 新乡贤和传统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角色的比较分析 |
| 7.8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创新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 ——以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和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2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基本理论 |
| 2.1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内涵和目标 |
| 2.1.1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内涵 |
| 2.1.2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目标 |
| 2.2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 |
| 2.2.2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 |
| 3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及特殊性 |
| 3.1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 |
| 3.1.1 加强党在西南民族地区执政地位的需要 |
| 3.1.2 实现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 |
| 3.1.3 巩固边疆的坚固基石 |
| 3.2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特殊性 |
| 3.2.1 地理环境的特殊性 |
| 3.2.2 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 |
| 3.2.3 民俗文化的特殊性 |
| 4 三都水族自治县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实证研究 |
| 4.1 三都水族自治县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现状 |
| 4.1.1 三都水族自治县农村基层党组织基本情况 |
| 4.1.2 三都水族自治县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绩 |
| 4.2 三都水族自治县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 |
| 4.2.1 政治功能发挥不够充分 |
| 4.2.2 干部思想观念不够解放 |
| 4.2.3 党员队伍结构亟待优化 |
| 4.2.4 规章制度仍需健全完善 |
| 4.2.5 党风廉政建设还需强化 |
| 4.3 三都水族自治县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3.1 能力素质不高 |
| 4.3.2 封建迷信侵蚀 |
| 4.3.3 经费保障不足 |
| 4.3.4 治理机制失调 |
| 4.3.5 监督考核乏力 |
| 5 加强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对策---以三都水族自治县为例 |
| 5.1 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 |
| 5.1.1 提高党员干部理论水平 |
| 5.1.2 优化民风民俗 |
| 5.1.3 加强党员服务群众的意识 |
| 5.2 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 |
| 5.2.1 选拔优秀党员领导干部 |
| 5.2.2 培养党组织后备力量 |
| 5.2.3 强化党员素质能力培训 |
| 5.3 健全农村基层党组织制度建设 |
| 5.3.1 构建和谐村“两委”关系 |
| 5.3.2 完善党建工作考核制度 |
| 5.3.3 建立健全党员干部关爱机制 |
| 5.4 推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 |
| 5.4.1 加强廉政教育主体责任 |
| 5.4.2 突出党风廉政教育重点 |
| 5.4.3 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能力 |
| 5.5 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物质基础 |
| 5.5.1 突出经济发展特色 |
| 5.5.2 形成产业化发展模式 |
| 6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3）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理论基础 |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 1.4.1 无神论 |
| 1.4.2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
| 1.4.3 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启 |
| 2.1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2.1.1 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 |
| 2.1.2 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反思 |
| 2.2 确立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理论前提 |
| 2.2.1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 |
| 2.2.2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2.3 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 |
| 2.3 构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学科基础 |
| 2.3.1 恢复宗教研究机构 |
| 2.3.2 启动宗教学学科建设 |
| 3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式微 |
| 3.1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3.1.1 在全面改革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 3.1.2 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对待宗教问题的“慎重”态度 |
| 3.1.3 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中克服“左”的思想 |
| 3.2 中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决策部署 |
| 3.2.1 “中央19号文件”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定位 |
| 3.2.2 “八二宪法”制定中关于“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争论 |
| 3.2.3 199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申 |
| 3.3 无神论宣传教育在学术研究中的失语 |
| 3.3.1 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争论 |
| 3.3.2 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停摆 |
| 3.3.3 无神论在“宗教与文化”研究中的缺位 |
| 4 世纪之交“法轮功”的成势与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1 世纪之交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4.1.1 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 |
| 4.1.2 世界范围内神秘主义的影响 |
| 4.1.3 美国和苏联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 |
| 4.2 “无神论无人讲”与“法轮功”的成势 |
| 4.2.1 “特异功能热”的形成 |
| 4.2.2 伪科学和伪气功的发展 |
| 4.2.3 “法轮功”的组织化扩张 |
| 4.3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3.1 响应新号召:批判封建迷信和伪科学 |
| 4.3.2 凝聚新力量:重建中国无神论学会 |
| 4.3.3 承担新任务: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 |
| 4.3.4 营建新阵地:创办《科学与无神论》杂志 |
| 5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任务 |
| 5.1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5.1.1 “宗教热”从农村向城市蔓延 |
| 5.1.2 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 |
| 5.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协同推进 |
| 5.2.1 中央六部委出台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文件 |
| 5.2.2 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防范校园传教 |
| 5.2.3 成立无神论研究机构 |
| 6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局面 |
| 6.1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6.1.1 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 |
| 6.1.2 “党员信教”与“信徒入党”问题的争论 |
| 6.1.3 无神论宣传教育争议再起 |
| 6.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创新发展 |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 |
| 6.2.2 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 |
| 6.2.3 拓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阵地 |
| 7 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经验启示 |
| 7.1 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基本前提 |
| 7.2 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有力推动 |
| 7.3 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依托 |
| 7.4 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坚实基础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信仰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本质特征 |
| 第一节 信仰的内涵与特征 |
| 一、信仰的内涵 |
| 二、信仰的特征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本质特征 |
|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基本内涵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特征 |
| 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成要素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哲学根据 |
|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存在论根源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论基础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生成逻辑 |
| 第一节 理论认知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的起点 |
| 一、理论认知的意义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认知的内容 |
| 第二节 理性认同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的重点 |
| 一、理性认同的实质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认同的方式 |
| 第三节 实践体认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的标志 |
| 一、实践体认的意义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实践的内容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的特点 |
|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的条件性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的复杂性 |
| 三、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的过程性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目标与原则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内涵 |
|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含义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意义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目标 |
| 一、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
| 二、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
| 三、坚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
| 四、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原则 |
| 一、实践性原则 |
| 二、系统性原则 |
| 三、主体性原则 |
| 四、层次性原则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四重维度与测评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主体 |
|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主体的含义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主体要求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客体 |
|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客体的含义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客体要求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载体 |
|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载体的含义与特征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载体类型 |
| 三、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载体的有效运用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环境 |
|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环境的含义与特征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环境作用 |
| 三、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环境创设 |
|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测评理论设想 |
|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测评的内涵与意义 |
|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测评的内容与方法 |
| 三、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测评指标体系的设想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的构建历程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选择与建设 |
| 一、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选择 |
|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前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守与建设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的重要举措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曲折发展 |
| 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信仰状况 |
| 二、文化大革命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影响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性回归 |
| 一、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的时代背景 |
| 二、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之前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机遇 |
| 一、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提出新要求 |
| 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信仰发展的积极态势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现实挑战 |
| 一、“一”与“多”的矛盾 |
| 二、“信”与“疑”的矛盾 |
| 三、“知”与“行”的矛盾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路径 |
| 一、夯实马克思主义信仰实践基础 |
| 二、强化马克思主义信仰重点人群使命担当 |
| 三、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话语权 |
| 四、创新马克思主义信仰传播方式 |
| 五、唤醒马克思主义信仰主体自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5）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以甘肃天水甘谷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三、研究不足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指导作用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等有关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 |
| 二、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发展 |
| 第二章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关系概述 |
| 第一节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概念 |
| 一、乡村振兴战略 |
| 二、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内涵 |
| 三、农村青年的内涵 |
| 四、农村青年思想状况特征 |
| 第二节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辩证关系 |
| 一、乡村振兴战略是促进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 |
| 二、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思想保证 |
| 第三章 甘谷县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调查与分析 |
| 第一节 甘谷县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调查 |
| 一、甘谷县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
| 二、甘谷县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成就 |
| 第二节 甘谷县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 |
| 一、基层党团组织和政府工作不到位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单一 |
| 三、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不健全 |
| 四、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差 |
| 第三节 甘谷县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经济原因 |
| 二、受教育者的原因 |
| 三、教育者的原因 |
| 第四章 新时代加强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
| 第一节 健全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队伍建设 |
| 一、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
| 二、加强基层团组织建设 |
| 三、提高基层干部素质 |
| 第二节 健全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建设 |
| 一、健全制度体系 |
| 二、健全绩效评价奖惩体系 |
| 第三节 丰富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
| 一、增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教育内容 |
| 二、加强民主法制教育 |
| 三、加强道德观教育 |
| 第四节 采取灵活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
| 一、在理论灌输的同时,增加教育的多样性 |
| 二、以新媒体技术为传播方式 |
| 三、以当地民俗为载体,体现各地特色 |
| 第五节 优化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
| 一、发展农村经济,优化经济环境 |
| 二、落实有效治理,改善政治环境 |
| 三、促进乡风文明,优化文化环境 |
| 四、紧抓生态宜居,改善自然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甘肃天水甘谷县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甘肃天水甘谷县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访谈提纲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 |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重难点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1.3.4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治理 |
| 1.4.2 乡村治理 |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治理的理论渊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1.1 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1.2 关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 |
| 2.1.3 关于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1.4 关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
| 2.2 列宁、斯大林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2.1 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2.2 关于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想 |
| 2.2.3 关于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2.4 关于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的探索发展 |
| 3.1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乡村建设思想 |
| 3.1.1 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乡村探索思想 |
| 3.1.2 “政社合一”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整合思想 |
| 3.2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 |
| 3.2.1 邓小平农村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相关思想 |
| 3.2.2 “三个代表”引领下的农村建设思想 |
| 3.2.3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农村建设相关思想 |
| 3.2.4 习近平乡村振兴相关思想 |
| 3.3 中国共产党加强乡村治理取得的成效 |
| 3.3.1 乡村治理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
| 3.3.2 乡村治理依靠力量得以凝聚 |
| 3.3.3 乡村治理物质基础得以夯实 |
| 3.3.4 乡村治理外部条件得以保障 |
| 3.3.5 乡村治理建设热情得以激发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分析 |
| 4.1 乡村治理主体的乏力共生 |
| 4.1.1 村内外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困境 |
| 4.1.2 村干部亲“政务”疏“村务”的身份冲突 |
| 4.1.3 基层政权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错位 |
| 4.2 乡村治理资源的张力运转 |
| 4.2.1 乡村治理财力整体匮乏 |
| 4.2.2 乡村治理项目非专项运行 |
| 4.2.3 乡村土地资源非集约利用 |
| 4.3 乡村治理手段的策略化选择 |
| 4.3.1 乡镇掌控基层民主意图时有突显 |
| 4.3.2 乡村治理文牍主义偶有蔓延 |
| 4.3.3 乡村干部维稳追求单维可控 |
| 4.4 乡村治理绩效的离散趋向 |
| 4.4.1 乡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低效 |
| 4.4.2 乡村公共文化原子化呈现 |
| 4.4.3 乡村共同体凝聚力下降 |
| 4.5 乡村利益格局的持续分化 |
| 4.5.1 村民利益分配非均衡发展 |
| 4.5.2 乡村利益主体持续动态博弈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之缘由阐释 |
| 5.1 现代国家建构视阈下的乡村治理张力缘由 |
| 5.1.1 现代国家建构背景下的整合与释放 |
| 5.1.2 冲突与博弈:乡村治理的国家建构张力 |
| 5.1.3 缺失与紧张:基层政权的“非正式运转”逻辑 |
| 5.2 社会分化视阈下的乡村治理群体分层影响 |
| 5.2.1 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群体的非充分发展 |
| 5.2.2 精英与能人: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理性小农 |
| 5.2.3 普众与老弱: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边缘群体 |
| 5.3 社会化小农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态度影响维度 |
| 5.3.1 社会交互进程中的小农货币约束 |
| 5.3.2 进城与务工:乡村公共事务无暇关注 |
| 5.3.3 留守与务农:乡村振兴的中坚守望 |
| 5.4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场域影响维度 |
| 5.4.1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历程 |
| 5.4.2 近郊农村:城市冲击与乡村惯性的张力场域 |
| 5.4.3 远郊农村:传统种植与特色农业的本色使命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路径 |
| 6.1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框架建构 |
| 6.1.1 确立乡村治理的振兴愿景 |
| 6.1.2 探索乡村治理的自治路径 |
| 6.1.3 健全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 |
| 6.1.4 挖掘乡村治理的德治内核 |
| 6.2 基层党组织统领乡村治理的地位强化 |
| 6.2.1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经济建设的引领者 |
| 6.2.2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政治发展的推动者 |
| 6.2.3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和谐社会的护航者 |
| 6.2.4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美丽乡村的建设者 |
| 6.2.5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促进者 |
| 6.3 基层政府主导乡村治理的职能完善 |
| 6.3.1 基层政府职能的时代型塑 |
| 6.3.2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高效提升 |
| 6.3.3 “乡政”与“村治”指导关系的理顺 |
| 6.4 市场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资源延伸 |
| 6.4.1 农村资源要素的市场蝶变 |
| 6.4.2 市场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搭建 |
| 6.4.3 积极构建市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
| 6.5 民间社会组织协同乡村治理的活力释放 |
| 6.5.1 民间社会组织与基层权威系统的双维均衡 |
| 6.5.2 民间社会规范与正统制度体系的治理包容 |
| 6.5.3 民间社会组织促进乡村治理的空间延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7）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1 “信仰”的研究现状 |
| 1.2.2 “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研究现状 |
| 1.2.3 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述评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的基本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点 |
| 1.4 相关概念诠释 |
| 1.4.1 信仰的内涵、特征与类别 |
| 1.4.2 信仰与信念的关系 |
| 1.4.3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内涵及其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
| 1.4.4 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涵义 |
| 1.4.5 习近平信仰信念观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
| 第2章 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形成条件 |
| 2.1 习近平信仰信念观形成的理论渊源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信仰信念观 |
| 2.1.2 列宁的信仰信念观 |
| 2.1.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的信仰信念思想 |
| 2.1.4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信仰信念观 |
| 2.2 习近平独特的个人实践基础 |
| 2.2.1 在革命家庭的教育中萌发 |
| 2.2.2 在县乡基层工作中成长 |
| 2.2.3 在高级干部工作中发展 |
| 2.2.4 在总书记和主席工作中形成科学体系 |
| 第3章 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逻辑起点:新时代加强信仰信念建设的缘由 |
| 3.1 信仰信念的极端重要性 |
| 3.1.1 “人生第一颗扣子” |
| 3.1.2 “政党的政治灵魂” |
| 3.1.3 构建美好世界的思想动力 |
| 3.2 新时代背景下信仰信念领域出现的问题 |
| 3.2.1 部分党员马克思主义信仰动摇 |
| 3.2.2 少数国人理想信念缺失 |
| 3.2.3 世界范围内缺乏价值观共识 |
| 第4章 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理论构建:新时代应培育怎样的信仰信念 |
| 4.1 共产党人应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
| 4.1.1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 |
| 4.1.2 评判党员信仰坚定与否的客观标尺 |
| 4.1.3 信仰不坚定,精神上就会得“软骨病” |
| 4.2 中华民族应构筑中国梦,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4.2.1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
| 4.2.2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 |
| 4.2.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主导信念 |
| 4.3 全世界应构建人类共同价值 |
| 4.3.1 “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刻意蕴 |
| 4.3.2 人类共同价值是全球认可的价值观共识 |
| 4.3.3 人类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辨析 |
| 第5章 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实现路径:新时代应如何构建信仰信念 |
| 5.1 以信仰供给侧改革为抓手,拧紧党员思想“总开关” |
| 5.1.1 信仰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 |
| 5.1.2 丰富信仰供给内容 |
| 5.1.3 创新信仰供给方式 |
| 5.1.4 完善信仰供给制度 |
| 5.2 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在全社会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
| 5.2.1 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
| 5.2.2 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 |
| 5.2.3 发挥家庭、朋辈的巨大作用 |
| 5.3 以构建命运共同体为契机,实现人类共同价值 |
| 5.3.1 树立正确的世界历史观、发展观和文明观 |
| 5.3.2 “与时俱进、因时而变”,推动全球治理改革 |
| 5.3.3 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
| 第6章 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主要特征 |
| 6.1 坚守原则性与开放包容性相结合 |
| 6.1.1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动摇 |
| 6.1.2 与人类文明中的优秀信仰信念观互学互鉴 |
| 6.2 时代发展性与历史民族性相结合 |
| 6.2.1 以信仰信念观呼应时代发展主题 |
| 6.2.2 汲取传统文化中信仰信念思想的精髓 |
| 6.3 终极价值性与现实引领性相结合 |
| 6.3.1 对人类终极价值的探寻与观照 |
| 6.3.2 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精神引领 |
| 6.4 加强顶层设计与激发基层活力相结合 |
| 6.4.1 在主导理想信念的创建过程中加强顶层设计 |
| 6.4.2 在信仰信念的培植与夯实过程中激发基层活力 |
| 6.5 语言亲切通俗与严肃严谨相结合 |
| 6.5.1 “习式语言风格”的特点与形成 |
| 6.5.2 “习式语言风格”在信仰信念构建与宣传中的卓殊作用 |
| 第7章 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理论地位及其重要贡献 |
| 7.1 习近平信仰信念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足点 |
| 7.1.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
| 7.1.2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 |
| 7.1.3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明了目标归宿 |
| 7.1.4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定了根本性质 |
| 7.2 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理论贡献 |
| 7.2.1 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新时代的具象表达 |
| 7.2.2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信仰信念思想的发展 |
| 7.2.3 开辟了人类信仰信念观新境界 |
| 7.3 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的实践成就 |
| 7.3.1 为完善思想建党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
| 7.3.2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寻求理想信念的最大公约数 |
| 7.3.3 为全球治理改革贡献中国智慧 |
| 7.3.4 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锻造精神力量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与参与科研的情况 |
（8）社会治理视域下村规民约的作用与合规性调适研究 ——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价值 |
| 二、选题的地域意义 |
| (一)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难点及薄弱环节聚焦于农村少数民族地区 |
| (二) 西双版纳州集边疆、民族、开发开放于一体 |
| 三、选题的理论意义 |
| (一) 为构建现代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
| (二) 深化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道德与法制的认识 |
| (三) 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实证支撑 |
| (四) 有利于探索出基层社会治理中民主协商制度发展途径 |
| (五) 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中法制观念,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 |
| (六) 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建设提供决策参考和实证依据 |
| 四、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论述 |
| (二) 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论述 |
| 五、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法 |
| (二) 调查研究法 |
| (三) 案例分析法 |
| 第一章 治理与治理现代化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深化与发展 |
| 一、从阶级统治、政治管理到国家治理 |
| 二、国家治理的时代价值与意义 |
| 第二节 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及要求 |
| 一、治理现代化及基本特征 |
| 二、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及要求 |
| 第三节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乡村治理 |
| 一、中国乡村的传统治理 |
|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治理 |
| 三、乡村治理中的实践问题与理论探索 |
| 第二章 村规民约:由传统到现代的治理方式 |
| 第一节 村规民约的历史渊源及特征 |
| 一、村规民约的历史渊源及变迁 |
| 二、村规民约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村规民约的存在条件 |
| 一、村规民约存在的理论基础 |
| 二、村规民约存在的现实依据 |
| 三、村规民约存在的空间条件 |
| 四、村规民约存在的时间条件 |
| 五、村规民约存在的内部条件 |
| 第三节 村规民约的功能 |
| 一、政治参与功能 |
| 二、国家司法补充功能 |
| 三、基层群众自治的管理功能 |
| 第四节 村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
| 一、维护村民团结和乡村安宁 |
| 二、推动农村生产发展和农民勤劳致富 |
| 三、促进村务公开和改善干群关系 |
| 四、弘扬良好道德风尚和净化社会风气 |
| 五、调节利益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
| 第五节 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关系 |
| 一、社会规范多元化与法律 |
| 二、民间法与国家法 |
| 三、村规民约是介于法律及道德之间的行为规范 |
| 第三章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社会治理与村规民约 |
| 第一节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社会治理历史沿革 |
| 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社会发展历史简况 |
| 二、新中国成立后西双版纳社会的变革 |
| 三、各民族风俗及乡村治理简况 |
| 第二节 西双版纳社会治理的现状分析 |
| 一、当前西双版纳乡村治理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二、西双版纳社会治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西双版纳村规民约的现状 |
| 一、村规民约的总体情况 |
| 二、村规民约的制定情况 |
| 三、村规民约的内容 |
| 四、村规民约的执行 |
| 第四节 西双版纳村规民约社会实践效应分析 |
| 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
| 二、规范农村土地流转 |
| 三、有效解决农村社会治安问题 |
| 四、积极预防和惩治毒品犯罪 |
| 五、切实维护边境安全 |
| 六、维护家庭和睦 |
| 七、破除成规陋习 |
| 八、保障义务教育 |
| 九、协调民族宗教问题 |
| 十、维护民族团结 |
| 十一、保护生态环境 |
| 第四章 西双版纳社会治理中村规民约与法律的冲突 |
| 第一节 村规民约与法律冲突的表现 |
| 一、村规民约与法律规定相冲突 |
| 二、村规民约主要以罚款作为处罚手段 |
| 三、村规民约缺乏保护公民权益所需的必要程序 |
| 四、村规民约的适用性往往割裂了法治化的进程 |
| 第二节 村规民约与法律冲突的根源 |
| 一、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分析 |
| 二、村规民约与法律的产生基础不同 |
| 三、村规民约与法律的产生程序不同 |
| 四、村规民约与法律的适用手段存在差异 |
| 五、村规民约的内容往往受政策的影响较大 |
| 六、基层政权的不当行为加大了村规民约与法治的对立 |
| 七、村规民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问题 |
| 第五章 村规民约与法律的调适 |
| 第一节 构建村规民约与法律调适的依据 |
| 一、道德、规范与国家法律之间的互补 |
| 二、坚持法律多元理论的治理思想 |
| 三、内部规则论 |
| 四、法德共治论 |
| 五、村规民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
| 六、村规民约的生命力在于乡土气息 |
| 第二节 村规民约与法律调适的要求与原则 |
| 一、村规民约与法律调试的要求 |
| 二、村规民约与法律调适的原则 |
| 第三节 村规民约与法律的互构 |
| 一、国家从立法层面汲取村规民约合理成分 |
| 二、与《民族区域自治法》及自治条例有效衔接 |
| 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制定、实施及执行村规民约 |
| 四、坚持因地制宜,突出针对性 |
| 第四节 村规民约与法律调适的具体举措 |
| 一、规范制定程序 |
| 二、建立监督制度 |
| 三、建立村规民约的效力确认及村民救济机制 |
| 四、加强引导指导 |
| 五、以基层党员干部群众为执行主体 |
| 六、加大村规民约的宣传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附录6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依据和意义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对廉政文化建设研究的现状述评 |
| (一) 国内关于廉政文化建设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
| (二) 国内廉政文化建设研究的重点内容 |
| (三) 境外廉政文化建设研究现状 |
| (四) 总体研究述评 |
| 三、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 廉政建设 |
| (二) 廉政文化建设 |
| 四、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本文研究重点、难点和主要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思想资源与理论依据 |
| 一、中国古代优良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 (一) 中国古人“廉之思” |
| (二)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思想的特点及现代借鉴 |
| 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 (一)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廉政文化建设思想的基本观点 |
| (二)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廉政文化建设思想的指导意义 |
| 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 (一) 毛泽东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 (二) 邓小平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 (三) 江泽民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 (三) 胡锦涛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 (五) 习近平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良好开端与曲折发展(1949—1976) |
| 一、建国初期廉政文化建设的良好开端(1949—1956) |
| (一) 建国初期廉政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 |
| (二) 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务实其思想基础 |
| (三) 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 |
| (四) 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树立新的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 |
| 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继承与发展(1956—1966) |
| (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廉政文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 |
| (二) 结合增产节约运动,开展勤俭节约教育 |
| (三) 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抵制非无产阶级思想腐蚀 |
| (四) 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展反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教育 |
| (五) 加强党员干部教育,抵制贪污腐化变质 |
| (六)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重大挫折(1966—1976) |
| (一) “文化大革命”对廉政文化建设的影响 |
| (二) “文化大革命”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曲折推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恢复与全面开展(1976—2012 ) |
| 一、拔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初期廉政文化建设的恢复与展开(1976—1982) |
| (一) 整顿班子,为廉政文化建设开展奠定组织基础 |
| (二) 加强思想理论建设,为廉政文化建设奠定思想基础 |
| (三) 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
| (四) 进行爱祖国、反走私教育,提倡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
| 二、改革开放逐步展开阶段廉政文化建设的继续发展(1982——1987) |
| (一) 警惕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 (二) 全面开展整党运动,实现党风的好转 |
| (三) 开展各领域的思想政治工作,实现社会风气的好转 |
| 三、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阶段廉政文化建设的发展(1987—1992) |
| (一) 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党员干部党性修养 |
| (二) 积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 |
|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廉政文化建设的深化(1992—2002) |
|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廉政文化建设面临的新形势 |
| (二) 制定实施廉政自律准则,以制度固化廉洁理念 |
| (三) 以整风精神开展“三讲”教育 |
| 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廉政文化建设的全面开展(2002—2012) |
| (一) 积极加强教育引导,增强拒腐防变能力 |
| (二) 积极开展党风廉政宣传,营造良好的氛围 |
| (三) 深入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形成廉荣贪耻的社会风尚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廉政文化建设的全面深入展开(2012—至今) |
|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廉政文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
| (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廉政文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 |
| (二)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廉政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和新部署 |
| 二、教育引导,坚定信念 |
| (一)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强党内思想教育 |
| (二) 明确党员干部教育重点,增强教育实效性 |
| 三、宣传引导,营造氛围 |
| (一) 加强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
| (二)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强党风廉政宣传 |
| (三) 重视反腐倡廉网络舆情工作,澄清各种不正当言论 |
| 四、文化熏陶,涵养心灵 |
| (一) 依靠文化自信,强基固本 |
| (二)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气 |
| (三)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培厚党内政治生态净化的土壤 |
| (四) 以优秀的廉政文艺作品,传播廉洁价值观念 |
| 五、拓宽领域,做细做实 |
| (一) 廉政文化进家庭 |
| (二) 廉政文化进校园 |
| (三) 廉政文化进农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总结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成果和成效 |
| (一) 廉政文化建设逐步走向系统化、制度化与规范化 |
| (二) 党风社风明显好转,政治生态明显改善 |
| (三) 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建设的责任心和行动力明显增强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 |
| (一) 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一般经验 |
| (二) 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具体经验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形势下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思考 |
| 一、当前廉政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 |
| (一) 廉政文化建设主体多元,未能形成整体合力 |
| (二) 基层单位部门廉政文化建设缺乏整体规划 |
| (三) 不少地区、部门廉政文化建设重形式,轻内容 |
| (四) 廉政文化建设针对性不强 |
| (五) 廉政文化建设评估工作存在问题 |
| 二、新形势下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的对策 |
| (一) 明确主体和责任,发挥廉政文化建设的整体合力 |
| (二) 廉政文化建设要以党员干部为重点对象 |
| (三 )廉政文化建设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 |
| (四) 拓宽领域,营造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 |
| (五) 创新载体,增强廉政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 后记 |
（10）乡村政治：地权变迁中的秩序建构 ——湖北省京山县的个案考察（1949-1956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已有研究成果的述评 |
| 三、研究的区域和时间的界定 |
| 四、本文研究内容、方法与材料来源 |
| 五、本文研究重难点 |
| 六、本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失序与混沌:生态恶化的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天灾抑或人祸? |
| 一、水旱连年 |
| 二、战事:雪上加霜 |
| 三、灾害应对 |
| 第二节 匪患肆虐 |
| 一、流匪如风 |
| 二、“土”匪横行 |
| 第三节 失败的政权建设 |
| 一、失衡的职能 |
| 二、保甲组织:名实难副 |
| 三、政治人物难称其职 |
| 第四节 农民经济状况与行为选择 |
| 一、收不抵支 |
| 二、向何处去? |
| 第二章 革命走进乡村:从边缘到中心 |
| 第一节 革命初临 |
| 一、董必武的学生 |
| 二、革命活动 |
| 第二节: 抗日战争:革命走向中心 |
| 一、汉流组织的帮助 |
| 二、陈大姐与李司令 |
| 第三节 革命支前:从翻深到翻身 |
| 一、支前任务 |
| 二、支前中的问题 |
| 第三章 地权变动下的国家权力 |
| 第一节 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的实现 |
| 一、急性土改 |
| 二、京山县土改概况 |
| 三、京山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
| 第二节 地权变迁中的权力体系构建 |
| 一、京山县乡村权力的网络体系 |
| 二、基层建党办社 |
| 第三节 生产环节中的国家权力 |
| 一、干部领导生产 |
| 二、生产中的政治选举与表达 |
| 三、生产中的政治教育 |
| 四、生产中的家庭 |
| 第四章 地权变迁下的情感、阶级与利益 |
| 第一节 亲不亲,阶级分 |
| 一、情感与观念之惑 |
| 二、阶级觉悟:同姓敌人与异姓兄弟 |
| 三、阶级身份的划分 |
| 第二节 身份与话语:合作化时代的双重工具化运用 |
| 一、组织起来 |
| 二、“揩油”:阶级话语的武器 |
| 三、谁在反对? |
| 第五章 乡村的领导者:国家的干部 |
| 第一节 干部配置 |
| 一、土改前后干部的构成与流动 |
| 二、党员干部:红与专的要求 |
| 第二节 干部培训 |
| 一、整风培训:身份认同 |
| 二、学习领导合作化 |
| 三、学习与规训 |
| 第三节 干部问题 |
| 一、人际交往:阶级意识不清 |
| 二、贪污腐化 |
| 三、作风问题 |
| 第四节 处于国家与乡村间的干部 |
| 第六章 阶级斗争:秩序的维护 |
| 第一节 狂风暴雨 |
| 一、对敌斗争:“关管杀” |
| 二、难以过关:自我了结 |
| 第二节 暗处的敌人 |
| 一、混入生产组织的阴谋 |
| 二、乡间案件幕后黑手 |
| 三、农民的心思 |
| 第三节 民间信仰的隐伏 |
| 一、民间信仰组织的基础 |
| 二、清理会道门组织与两种话语 |
| 三、剪不断,理还乱 |
| 结语 |
| 一、新秩序的来龙去脉 |
| 二、历史与现实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四、党员干部参与迷信活动应引起重视（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研究 ——以昌吉市为例[D]. 王杰. 兰州大学, 2021(09)
- [2]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 ——以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为例[D]. 武琼琼. 陕西科技大学, 2021(09)
- [3]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D]. 苏彬.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4]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D]. 程亚勤. 湖北大学, 2020(01)
- [5]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以甘肃天水甘谷县为例[D]. 尉慧慧.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2)
- [6]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D]. 阳斌.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7]习近平信仰信念观研究[D]. 尹紫薇.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7)
- [8]社会治理视域下村规民约的作用与合规性调适研究 ——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D]. 施静春. 云南大学, 2019(09)
- [9]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研究[D]. 赵亚男. 武汉大学, 2017(06)
- [10]乡村政治：地权变迁中的秩序建构 ——湖北省京山县的个案考察（1949-1956年）[D]. 汪洋. 武汉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