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汶川地震后社会工作在灾区形成嵌入性的发展，这种嵌入性发展的条件需要有专业权威的影响力、有专业服务产生的示范效应、有嵌入的互惠效应。它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工作灾后重建嵌入机制，首先有专业权威人士对社会工作介入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这些专业人士“主动推销”社会工作；其次，社会工作服务得到当地或上级官员和服务对象的认可与肯定；最后，政府形成发展社会工作的相关政策(形式上为文件)“主动接纳”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形成了社会互构共变关系，是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的一种形态，也是社会工作发展的中国经验。嵌入性发展中还同时存在一些困境：主动嵌入与主导嵌入的问题、反嵌入与嵌入后的脱嵌问题、嵌入发展的空间问题。
〔关键词〕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社会互构；中国经验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背景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要求。此后，我国专业社会工作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王思斌认为，专业社会工作的优势在于其专业性、价值观。[注]以下所用“社会工作”概念指的都是专业社会工作。社会工作重建至今, 其在社会上(主要是政府那里)的合法性地位的获得是通过自己的成绩争取来的，但它尚未进入社会服务的主流。〔1〕
2008年汶川地震已经十年了，该地震为专业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契机。根据国际经验，特大灾害重建，物质重建可以在短期内完成，而精神重建、社会重建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汶川地震以后，党中央、国务院迅速做出反应，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加快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政策方针[注]如《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26号)、《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08〕21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的通知》(国发〔2008〕31号)、《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08〕53号)等。，在《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中指出：“民政部门具体组织实施受灾群众的临时基本生活保障、生活困难救助、农村毁损房屋恢复重建补助、社会福利设施恢复重建以及对孤儿、孤老、残疾人员的安置、补助、心理援助和残障康复。”《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虽然明确规定“鼓励和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使地震灾区早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但社会力量(主要指社会组织)如何介入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并没有具体的可以操作性的行动方案。民政部对于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援助工作也出台了一些鼓励政策，但没有涉及灾后重建如何发挥作用，对于如何介入，经费、人员从哪儿出，如何组织人员、服务内容等具体问题均无指示意见。
由于社会工作的本质是帮助困难群体，在灾难面前，所有受灾者当然成为困难群体，即使是没有明确的相关政策支持，社会工作者也有不容置疑的责任去介入灾后救援与重建中。正因为这样，汶川地震以后，有很多社会工作者主动进入灾区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据不完全统计，有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三十多家，前后有五百多位社会工作者进入灾区开展服务〔2〕，社会工作者本着助人自助的价值观，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社会工作的价值与功能。社会工作在没有法定责任的情况下，通过嵌入政府救灾与灾后重建领域，扩大了自己的发展空间，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灾害社会工作。而进入灾区的社会工作者大部分来自四川省外，由于他们的介入服务也促进了当地社会工作的大力发展，到2014年底四川省社会工作机构已有266家，专业社会工作者达到4250人。〔3〕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后社会工作是一种嵌入性发展，嵌入性成为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特征。〔4〕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嵌入概念本身是比较模糊的, 意义指涉具有多重性。〔5〕嵌入的本意是指某一事物卡进另一事物的状态和过程。嵌入本身是没有科学意义的，最早用于科学研究中，是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他认为社会关系必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市场经济才能在市场社会中运转。〔6〕其后，格拉诺维特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嵌入概念，研究了嵌入的机制及后果，对嵌入现象进行因果分析, 指出经济关系是嵌入于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7〕早在2006年有学者就提出我国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是要嵌入在社会中发展〔8〕，社会工作发展需要“体制嵌入”〔9〕，其后，有学者用嵌入性来分析社会工作者介入汶川地震救灾的过程, 认为社会工作者必须主动将自己纳入灾区救灾行政体制中〔10〕；王思斌进一步指出，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只能嵌入在行政社会工作中，在嵌入中才能发展，并分析了社会工作嵌入的过程与空间、嵌入的类型。〔11〕也有学者认为，从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反思来看，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缺乏嵌入性的战略视角，尤其在文化理念上表现出缺乏对社会工作价值观及其思想的认同，由于社会工作没有嵌入我们的文化中，导致社会公众不认同社会工作，更谈不上要开展专业的社会服务〔12〕；更多的学者从发展社会工作的战略角度，提出社会工作应该嵌入相关服务领域，如有学者认为社会工作应该嵌入妇女工作中, 妇女工作需要借鉴社会工作的方法〔13〕；社会工作应该嵌入现在中学教育体制中，建立相关制度，设立相关岗位，这样才能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14〕；还有学者认为必须嵌入到高校学生工作系统中，建立学校社会工作，从制度层面与服务层面去嵌入，这样才能发挥社会工作服务作用、扩展其专业空间。〔15〕还有学者分析了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专业社工嵌入社区工作开展社区治理，其被嵌入的客体街区的权力关系严重地限制了其专业性发展，使社会工作的影响力明显减弱〔16〕；政府与社工机构是相互嵌入，但二者嵌入的强弱关系不同，政府对于社工机构的嵌入是一种强嵌入，是结构性的嵌入，而社工机构对于政府的嵌入则是一种弱嵌入，仅仅是制度性、职能性的嵌入。〔17〕
4.4 出血的护理 白淑侠等［44］对90例白血病患者采用漱口液漱口以及口腔护理等预防措施，针对齿龈渗血问题，采用无菌棉球或明胶海绵局部压迫止血，或用2%碘甘油涂于齿龈边缘处，有消炎止痛和止血作用。止血效果不明显时，可用肾上腺素棉球或明胶海绵片贴附牙龈止血，云南白药和大黄止血膜对口腔出血均有效。另外，口腔黏膜及舌部有多个血泡者在进行口腔护理时动作应轻柔，用冰水和冰盐水漱口可使血管收缩减少出血。血小板低下出血不止时可遵医嘱及时输注血小板悬液。
福利多元主义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提供了理论支持。福利多元主义强调社会责任多元化，强调多元社会主体，强调主体多元参与，强调非营利组织、社区组织等都是福利提供者，福利服务的相关制度决策是多元的，福利服务输送过程是多样化的。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符合福利多元主义的主张，福利多元主义强调社会福利民营化的思路。〔18〕而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不是唯一的政治活动主体，社会组织也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主体。〔19〕
以热奈特狭义的互文性理论和超文性理论为基础，法国文论家萨莫瓦约在她的《互文性研究》一书中给互文手法作了如下分类：引用、暗示、抄袭、戏拟、仿作等。她指出互为文本性包含两种互文关系。第一种为“两个或多个文本之间的共生关系，”即“一篇文本在另一篇中切实地出现，”(萨莫瓦约,2003:36)包括引用、暗示、抄袭等；第二种为“派生关系，即一篇文本从另一篇文本中被派生出来，”(萨莫瓦约,2003:36)又叫超文性，包括戏拟和仿作，超文不一定直接引用源文本，但却是由源文本“引出”或“派生”出来的。戏拟是《爵士乐》的互文性特征之一，下文将对这一特征展开分析。
以上文献分析了嵌入的概念及相关理论，社会工作嵌入福利制度与服务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嵌入的途径与战略，但是它是如何嵌入传统上并不存在的服务领域和福利行政制度中的？嵌入的机制是什么？这种嵌入性发展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借鉴？这些问题还缺乏有价值的研究。本文试图探讨和回答上述问题。我们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在十多个灾区极重县(市)中和十多个仍然在这些地方开展工作的专业社工服务机构中，选取汶川地震极重灾区县(市)的都江堰、汶川、理县这三个地区进行研究，这三个县(市)都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有对口援助的县(市)。[注]汶川地震后，国务院于2008年6月出台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该方案规定建立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机制，采用“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原则，支援方共19省市帮助19个重灾县(市)，上海对口援助都江堰、广东对口援助汶川、湖南对口援助理县等。
三、嵌入过程与嵌入机制
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是指社会工作者主动推动社会工作纳入某地的服务领域与福利行政制度的过程。社会工作是否嵌入到一个地方的服务领域与福利行政制度，我们认为其标准应该是：是否有当地政府出台支持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文件；是否有政府成立的相关机构(如社会工作者协会或民政局的社工科等)；是否有政府购买的专业社工服务。如果一个地方同时具备了这三个要素，我们认为社会工作就嵌入了该地的服务领域与行政制度中(这里的行政体制、行政制度主要是指执政党和政府积极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制度性措施)。〔20〕嵌入过程是指专业社会工作嵌入灾区的社会服务过程，嵌入主体是专业社会工作，嵌入对象是原有的行政化的社会服务领域和制度〔21〕，嵌入机制是指嵌入的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那么汶川地震后社会工作是如何嵌入服务领域与福利行政制度中的呢？
(一)专业权威的影响力
权威是一种让他人行为改变的影响力。它是对他人形成的感召力量，是一种人格、能力、道德品质综合形成的行为举止的魅力。最早对权威进行学术探讨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他将权威分为法理权威、传统权威、感召权威。〔22〕专业权威是借助于专业影响力建立起来的权威，它包括专业知识、专业训练、专业资格、专业岗位、专业薪资、专业效力、专业规范等。〔23〕笔者调查发现，都江堰、汶川、理县三地在地震后都有社工专家到灾区考察，并给当地政府或者援建方提出社会工作服务的建议或方案，都形成了专业权威影响力，影响了当地的社会政策。
根据相关安排，由上海市对口援助都江堰。汶川地震后，在2008年5月13日由上海市民政局主要领导召集上海的高校与社工界的专家、学者召开紧急会议，研讨社工介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和服务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专家们一致认为社工介入灾区是社会工作的使命。其后，上海市组织了社会工作专家到灾区考察，市民政局向上海市政府请示将“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注]此处原名是“上海社工灾区援助团”，后为方便工作更名为“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笔者为行文方便，统一用“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这一名称。纳入市政府派出的专业救灾团队范围进行管理，并在“上海社工网”上公开招募社会工作志愿人员，全市共有近1100多名社会工作者报名要求参加“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6月25日，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的第一支队伍——华东理工大学服务队正式进驻都江堰市“勤俭人家”安置点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随后，复旦大学服务队、阳光·上海师大服务队和浦东新区服务队分别进驻城北馨居祥院安置点、幸福人家安置点、滨河新村安置点。到2008年12月25日止，服务团共有29批计236人次先后进入服务点工作。其后，都江堰市委和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文件，在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教授支持下，在2009年2月成立了四川省第一家社会工作专业H机构,并同时成立了都江堰市社工协会(以下简称社工协会)，政府还购买了一百多万的社会工作服务。社工协会的成立标志着社会工作已经嵌入当地的行政体制中了，因为这种专业协会都是政府组织成立的，社工协会的负责人是当地政府领导，协会的顾问更是该市的书记、市长。2009年3月该市民政局又成立了社工科，这是社工嵌入当地行政体制的又一个重要标志；同年9月社工协会又成立了S机构，在当地民政局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完全是该市本土的机构，从法人到社工都是本土的，政府对该机构不仅支持经费，还支持了办公场地。
当时是广东省对口援助汶川。2009年初，广东某高校教授刘某与广东省民政厅一位处长和某社工机构负责人前往汶川进行灾后社会重建需求调研，发现灾区民众普遍对地震还心有余悸，难以走出地震的阴影，有些特殊群体如孤老、残障人士等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怀和照料，因此，灾区民众对社会工作服务有很大的需求。随后，他们向广东援建工作组和汶川县委、县政府领导报告了调研结果，并提出将社会工作引入援建工作规划的建议。其后，他们又多次与相关领导交流，介绍社会工作的理念、方法、技巧等。此建议最终被广东援建工作组、汶川县委、县政府领导采纳，决定将社会工作服务纳入汶川灾后援建规划中。随后，汶川县委和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文件，2009年9月汶川县民政局成立了社工股，2011年该县民政局成立了县社工协会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这标志着社会工作嵌入了当地的服务领域及其行政体制中。在2011年11月出台了首个社会工作文件[注]《中共汶川县委、汶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汶委发〔2010〕36号)。，同时，在该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及《汶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将社会工作纳入重要议题和制度规划中。该县社会工作嵌入一开始就比较深入，并形成了社会工作服务的一种常态化发展。2009年11月，(汶川)广东社工站在汶川县挂牌成立，该年12月县民政局批准注册了汶川第一家专业社工类社会工作D机构，(汶川)广东社工站与D机构以“两张牌子一班人马”开展工作，从援建资金中安排424万元作为开展“精神家园建设”社会工作项目的专项经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资助D机构开展三年的服务(2009年11月-2012年10月)。
当时是湖南省对口援建理县。2008年6月初，就有长沙民政学院社工服务队、湖南娄底残疾人爱心互助会等社会组织在那里开展社会服务。长沙民政学院社工服务队2008年8月经过调查，发现民众非常需要心理援助和精神重建，该队负责人S教授是湖南省政协委员，他向省政协、省发改委上书，建议在湖南对口援建中加入社会工作项目，该建议得到该省援建队认可，援建队随后决定把“精神家园重建和物质家园重建并重”作为湖南对口援建的基本原则，并专门设立了“社会工作和心理援助项目”，纳入3年援建规划，划拨500万援建资金用于社会工作服务。为此，湖南援建队整合了在理县灾区已开展社会工作和心理援助的上述两支队伍。同时还将湖南湘理相亲社会公益组织、芙蓉心理咨询中心纳入援建服务中，于2009年3月成立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队。该机构在此期间，主要由长沙民政学院的教师与学生组织开展活动，这个阶段经费很充足，人员最多时达到三十多人，他们有针对性地对少数民族开展民族社会工作，并对当地各级政府部门公务员开展社会工作和心理知识培训与心理辅导，前后共开展了六期培训。在当地民政局大力支持下，2009年8月在该社会工作服务队基础上成立了理县X机构。随后，理县县委和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文件，再加上由于受到湖南援建社会工作者的良好影响，也感受到了社会工作服务的效果，2011年县民政局专门成立了基层政权和社会工作股，负责该县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建设和社会工作的发展，这也是社会工作嵌入当地的一个标志。
(二)专业服务产生示范效应
社会工作嵌入要形成制度化，还需要有嵌入者与被嵌入者的互惠，即通过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形成共建共享发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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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的社会效应是指社会工作介入实际服务所产生的服务效果。〔28〕社会工作嵌入灾后重建，其服务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正如当年参与社工服务的刘华丽认为，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社工服务队在都江堰灾后重建社会服务中取得了以下成效：其一，大型的文体活动丰富了灾区居民的业余生活，对于安置区居民的认同与融合起了促进作用；其二，促进了当地安置区居民间关系的和谐，推动了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其三，帮助了弱势群体，缓解了当地社会矛盾；其四，培养了当地人才，并组建了一些民间社会组织，为今后本地化服务打下了基础；其五，还通过信息平台的建设，促进了社区各层面的沟通，对居民进行了正向的引导，疏导了灾民的情绪，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使灾民的精神生活发生很大变化。〔29〕另一位上海社工参与者也自我评估：“我们在工作中与都江堰市民政局、安置社区管委会及社区居民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实践中逐步实现了社会工作在现有行政工作体系中的有效嵌入；我们通过开展各类服务，在安置社区营建了积极、健康和相互支持的社会关系和社区氛围；我们发动居民开展自我服务和管理，提升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和解决社区问题的意识和能力。”〔30〕这些自我评估，应该说是有一定代表性，反映了灾区服务的效果。当然，由于这些评估难免带有主观性，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笔者根据调查从第三方的角度，对服务效应做一个分析：
由于上海社工界及其专家的努力，上海社工多次为都江堰开展了社会工作知识的培训，都江堰还分两批共三十多人到上海市、北京市参加社工培训，给当地社工带来了社工理念和技能，推动了社会工作在都江堰的发展。在上海社工和当地政府推动下，2009年2月成立了都江堰市社工协会(以下简称社工协会)，由该协会承接了上海原来4个点的社会工作服务；2009年3月该市民政局又成立了社工科，同年9月社工协会又成立了S机构，政府还专门拿出100万财政资金支持S机构开展社工服务。这种嵌入的互惠效应体现在：一方面，嵌入者通过他们的努力促进了当地社会工作发展，既有了社会工作机构，还有了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打开了社会工作在当地发展的空间，这对社会工作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当地政府支持社会工作的举措，得到上级政府部门与领导的认可与肯定，2009年成都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现场会就在都江堰召开，民政部和四川省相关领导乃至于国务院总理都到都江堰社会工作服务点去实地考察，充分肯定了社会工作灾后重建的服务与功能。
其一，社工通过对灾区居民的心理辅导与陪伴，增加了居民的安全感，抚慰了居民的心理。对这一点，政府公务员与社区干部认识比较深刻。正如公务员Q某所说：
中国与欧盟是当今世界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大户，中欧可再生能源合作是气候减缓和气候适应的有效途径之一。基于以上分析，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作用肯定是很大的，谁都不会想到会发生地震，地震发生后，老百姓包括我们，人都是慌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这些社会组织来了以后，首先从心理上给我们有了安全感，其次增加了我们的信心，他们提供的服务都是老百姓和我们最急需的，可以说，没有他们，抗震救灾工作很多都要被耽误。从我个人从事民政工作来讲，他们的参与肯定是有助于我们民政部门更好地开展工作，比如，心理辅导，他们要更专业一些，这对安抚老百姓，作用是很大的，另外他们也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资金的问题，这也是个实际的问题。”(访谈资料：Q20090226)
社区工作人员对社工接触是非常多的，他们对社工的工作也是支持最多的，同时也非常认可社工的工作，也正如其中社区干部Z某说的：
“这些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参与，可以说极大地帮助我们进行了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我们老百姓相当满意，(他们)切实解决了诸如心理等方面的问题，解除了老百姓生活方面的一些困难。”(访谈资料：Z20090227)
其二，修复了当地的社会关系，增强了社会支持网络，增加了社区资本。地震后，由于通讯不畅通，再则灾区民众住进帐篷或板房，致使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暂时失效，居民缺乏社会支持，普遍地感到焦虑、紧张、不安，社工的工作起到了弥补原有社会网络的作用。都江堰勤俭人家安置区居民K某在访谈时说：
精益服务为具体服务制定了标准，促进了站经理的主动管理、员工的主动服务。在河北销售石家庄分公司136加油站，新零售精益服务考核方式，打破了以往传统的吨油绩效分配方式，实施以精益服务为核心的全新考核模式，将服务类指标的考核权重提高到60%，员工收入与服务质量硬挂钩，增添了员工主动将优质服务提高到精益服务的内驱动力。
在此方面，嵌入效应是明显的，都江堰市成立了西南第一家县级社会工作者协会，到2016年底，全市通过从业资格考试的专业社工已有267名，协会还组织社工进行继续教育，每年组织社工进行职业水平考前培训；全市到2017年已经成立了15家社工专业机构，最大的机构员工有30多人，社区(包括涉农社区)都设有社工岗位，全市共有124名专业社会工作者，其中配备2名以上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城市社区比例达到58%；社工服务已经介入社区、学校、残疾、养老、社区矫正、青少年、扶贫、灾害等领域；每年国际社工节都开展大型的社工宣传活动。
其三，帮助了低保人员、残疾人、儿童、妇女等特殊群体，使他们增加了适应社会的能力。巨灾或大灾中，最无助的是残疾人这样的特殊群体，他们也是最需要帮助的。社会工作最关注这些特殊群体，这始终是他们的主要服务对象。我们在访谈时，很多居民都表达了这方面的意思：
“这些社工过来以后，首先组织儿童，在这里搞了儿童服务站，带着儿童唱歌、跳舞、画画、学习、学英语，还看电影，打乒乓球，安逸得很哟。”(访谈资料：D20090225)
“当然他们(指社工)很关心残疾人嘛，帮助他们搬东西，修房子，陪他们聊天，给他们领取补助金，还给了他们好多生活用品哟。” (访谈资料：X20090227)
专利恶意诉讼及其司法应对 ..................................马云鹏 10.40
汶川县也是较早成立了社会工作者协会，到2016年底，虽然通过从业资格考试的专业社工仅有11名，协会还是组织社工进行了相关知识培训；全县到2017年有社工专业机构3家，最大机构的员工有10人，社工主要介入社区、学校、残疾、养老、青少年、扶贫、灾害等领域开展服务；每年借国际社工节也有大型的社工宣传活动。
“社工机构对我们的工作还是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对周边环境卫生、治安都起到了一定维护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们工作的负担，也给生活带来了便利……慈善机构为我们送来的物资在当时是为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我们这个板房区能够那么快地走上正轨，快速地展开各种行政工作，是和他们的支持分不开的。我们非常感谢他们……这些服务机构都是民间的、非营利的，它们做了很多工作，在第一时间发挥了先锋作用。我所接触的老百姓对它们的工作评价都很高。它们弥补了政府工作的不足，这些机构通过细致地走访居民，所获得的信息也主动与政府部门汇报分享。” (访谈资料：G20090225)
社区干部H对此的认识也非常清楚：
这是写给其表兄兼老师叶中孚的信(据《中峰集》卷四《送叶中孚序》，董氏小时曾从表兄叶中孚学《易》，两人处在师友之间)，文词十分幽默。他对自己的道德品行极为自信，认为自己是洁身自好的人，即使是烂醉如泥，还可参与祭祀天地。而对叶中孚由于世风日坏从而对朋友的洁身自守产生的怀疑，以为是疑非所当疑。文中用了“斩关而责穿窬”、“滥醉犹可祀天地”之语，诙谐生动，体现了朋友的亲密无间关系。这让我们看到董氏也并总不是一个一本正经板着面孔说教的经师，他也还有抒发其性灵的时候。
“社工来了，她们给老百姓做了很多事，也帮助政府做了很多事情，最明显的是，板房区内，居民关系更加和谐了，居民之间吵架的少了，相互帮助的人多了，大家更遵守规矩了，板房区里秩序更好了。” (访谈资料：H20090225)
2.嵌入的社会工作发展效应
公众参与应覆盖规划水资源论证的全过程，可通过一定途径和方式，遵循一定程序，开展公众参与活动，公众参与的主要方式有问卷调查、个别访谈、座谈会、论证会、大众传媒、发布公告、设置意见箱和召开听证会等。公众参与的主要内容应当有水资源背景调查、减缓措施征询、跟踪评价及监督等。公众参与的综合考虑因素：一是影响范围广且多为直接影响的规划，应采用广泛的公众参与；二是技术复杂的规划，要求有高层次管理者、专家的参与；三是参与评价工作的公众应当包括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
“地震后，我们很多朋友、亲属都找不到了，大家都很害怕。你看嘛，我们都住在板房里，开始大家都不认识，办个事情，都不知找哪个。是社工来了以后，组织开展那么多活动，我们才彼此认识，邻里之间才有拉扯(指相互帮助)，大家才感觉有组织了。”(访谈资料：K20090225)
其四，弥补了政府工作的不足，维持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社会和谐。上海社工在都江堰服务就达到了此效果，当地政府在评估社会工作服务后认为，在和谐度上，有社工开展服务的安置社区比没有社工开展服务的安置社区要高出一倍以上。〔31〕公务员G在访谈时说道：
谷祺教授的另一篇题为《论成本计划的适应性》的学术论文，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在我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如何完善成本计划工作，提高成本计划的准确程度和指导意义，从而加强成本控制，探索新的成本计划编制方法。该文科学地总结了社会主义成本计划管理工作的实践经验，系统介绍了弹性预算法和边际利润法的基本原理和适用条件，概括和丰富了成本计划的专门方法，得到了理论和实务界的充分肯定。中国会计学会将该文编入《1986年会计学论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该文被评为东北财经大学1986年度优秀论文、辽宁省会计学会1988年度优秀论文。
1.嵌入的社会效应
理县嵌入的社会工作发展效应随着时间增加明显较弱，虽然2011县民政局专门成立了基层政权和社会工作股，但到2017年5月止还没有成立社会工作者协会；县民政局也组织过职业水平考前培训，但到2016年底，通过从业资格考试的专业社工仅有2名；全县到2017年只有一家社工专业机构，机构员工最多时有8人、最少时仅有2人，社工服务主要介入社区、养老、青少年等领域，国际社工节也有一些社工宣传活动。
(三)嵌入的互惠效应
社会工作嵌入灾后社会重建，其效应如何呢？这是笔者也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社会工作嵌入效应是指专业社会工作嵌入服务实践所产生的效应。此效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产生的社会效应；二是自身发展的效应。〔24〕到目前为止，社会工作服务效应如何都还缺乏第三方评估，有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工作绩效评估很有必要，并提出为了保证社工服务的质量，需要建立合理的、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25〕罗观翠、王军芳强调应该从社工机构的培育、运营入手，要提高自身的专业服务能力。〔26〕这些建议对于规范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提供了一定帮助，但是有些规则还需进一步深入与细化。譬如说关于绩效评估，社工服务效果难以量化，如何运用科学方法开展评估，还缺乏操作性、详细的方案。事实上，我国社会服务评估没有规范的操作程序，事后评估在社会服务中表现较多，其方法主要是借鉴我国香港和国外的经验，缺乏本土化的评估规范，缺乏有效的评估，缺乏评估指标的科学性。〔27〕因此，本研究的社会工作服务嵌入效果评估在没有定量评估的情况下，也只能采用质性评估。
玉敏急了，说许姐，你太会编故事了，你不觉得这故事编得漏洞百出吗？第一，我姑父帮你忙时，他暗示你要钻戒了吗？第二，我姑父暗示你到罗兰金店买钻戒了吗？第三，是你约我姑父的，还是我姑父约你的？冷静点吧许姐，不要异想天开了。我告诉你这件事，是想把事情妥善解决了，然后大家还是朋友，我姑父能关照你的时候会继续关照你。你是做生意的，难道不希望有人罩着吗？如果你刻意与我们为敌，后果我就不说了。
汶川的嵌入互惠效应大体相似，从2012年11月开始该县每年继续向社工机构购买服务，2013年购买了55万，从2014年开始每年60万用于购买社工专业服务。现在，该县有3家在本地注册的社会工作机构，3家机构的办公场地均为政府免费提供，并在该县不同地域开展了专业服务。这些服务得到当地政府部门、上级政府部门以及民政部、四川省相关领导的肯定，一直被作为典型学习推广，成为当地政府一项标志性的政绩。
理县由于2011年底灾后重建工作完成了，这个时期还继续使用没有用完的援建经费，也接受四川省民政厅“三区计划”项目。[注]指全国社会工作人才规划中专门针对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计划。2014年8月机构交给当地社工负责，由于没有了当地政府购买服务与对口援助资金，机构开展工作的经费是申请相关部门的项目经费：一是连续三年申请了四川省民政厅支持三区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二是申请了民政部李嘉诚大爱之行“理县‘守护希望’弱势儿童照顾性服务平台建设项目”。这些服务同样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上级政府部门以及民政部、四川省相关领导的肯定，也是当地政府的政绩项目。但是，由于四川省民政厅项目2017年结束以后，就没有新项目，该机构生存已经面临巨大的问题，机构面临暂时歇业，员工已处在失业状态边缘。[注]我们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与该机构工作人员联系，该机构已经暂时停止工作，二位社工2017年7月已经失业。这时候原有的社会工作嵌入明显在体制中松动并即将出现脱嵌。[注]脱嵌指在社会工作嵌入后，由于社会工作服务在该地出现空白，在行政体制中也不再发挥作用的一种状态。
总之，嵌入者通过推动社会工作在都江堰、汶川、理县的发展，扩大了社会工作的影响，惠及社会工作从业人员，使其增大了发展空间。对被嵌入者这三地政府而言，社会工作服务的开展，都被当地作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发展的样板、典型，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学习，多次在上述地方开展工作现场会，这凸显了当地官员们的政绩，也惠及了上万灾区居民，很显然地促进了当地的社会稳定，可谓是名利双收的事情。
表2方案在最优分配时可以具体到每一台机床，这刚好弥补了表1方案的不足，进一步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增加了设备管理和调度的灵活性．但表2方案也是对设备的可用生产时间进行拆分和最优分配，因此其生产流程的切换和控制也更复杂一些．
综上所述，社会工作嵌入灾后重建的社会服务机制，首先要有专业权威人士对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重要性的深刻认识，还需要这些专业人士“主动推销”社会工作，这无疑是重塑社会工作的角色与功能〔32〕，影响政府官员对社会工作的认知，再通过他们在政府中的决策确定社会工作在灾区开展社会服务；其次，通过社会工作者初期在灾区开展的服务得到当地官员和服务对象的认可与肯定，同时还要得到更上一级政府对社会工作者做出的业绩的肯定(符合当时中央的相关路线、方针、政策)，使当地官员增加了支持社会工作服务的信心，获得进一步发展社会工作的动机；最后，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以红头文件形式)“主动接纳”社会工作，包括支持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支持成立社会工作专业机构、支持在政府中成立社会工作管理部门或社会工作者协会，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设立社会工作岗位等，就形成了社会工作的嵌入。在嵌入过程中，专业人士“主动推销”社会工作和政府“主动接纳”社会工作是两个关键环节，政府官员对社会工作服务业绩是否认可是嵌入的焦点，即使政府按照红头文件开展社会工作，如果没有当地政府官员对社会工作服务的认可，也是很难持续的。
四、结论与讨论
王思斌认为，我国的社会工作面临着本土化与创新的双重任务，实践中面临社会福利、社会服务事业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实现政府、社会组织与社区良好合作形成互助系统的问题。〔33〕他还认为，现存的社会结构和制度体系没有为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基本条件。专业社会工作与现存的制度与社会结构不匹配必然形成结构性张力, 使社会工作很难发挥作用，制约了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34〕在我国推进社会工作专业的建设，既要肯定本土的理论价值又要肯定本土实践模式的价值。〔35〕因此，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实践模式，是由政府主导，多元社会力量(包括社会组织、企业、自治组织和个人等)作为社会工作发展主体共同推动，参与的各方是一种互构关系，也是行动主体间交互“建塑”“型构”的过程〔36〕，“专业社会工作与行政性社会工作的互构性演化将是建设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社会工作的必经之路”〔37〕；这种互构性演化形成共变共生关系，这种互构共变关系正是郑杭生先生创立的社会互构论的表现内容〔38〕，这也印证了该理论在实践中的价值。社会互构也是一种共建共治共享的方式，即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实现过程共建，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实现过程与结果共享。不同的主体和力量，基于各自的领域、角色和诉求，为追求社会的公共利益，共同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承担着不同的权责分工并发挥着独特的功能，这构成了共建共享的主旨意义。〔39〕显然，嵌入性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实践经验，也是社会工作发展的中国道路，其成功经验需要我们总结提炼。
台湾大学曹淑娟教授认为，祁彪佳对寓园，“在床头金尽、形躯劳苦之外，更有其整体生命意识的投注”[6]69。他倾心血构划、经营，亲自动手修筑、整理。“构置弥广，经营弥密，意匠心师，每至形诸梦寐”，而且“寒暑劳役，几以是益我沉疴”[7]1039。松径从崇祯九年开始施工，十一年种植花草，十二年开凿土石、累石，至弘光元年仍在构筑小廊。瓶隐于崇祯十一年竣工到弘光元年才告成。归云寄从崇祯十二年定址，十三年浚池，十四年竖石、分楼为二，十五年疏泉，十六、十七年累石，至弘光元年移廊至竹林。在逝世的前一月，弘光元年的六月初二日，祁彪佳还“芟竹于后圃”[4]第10册乙酉日记17。
“主动推销”与“主动接纳”为特征的政府与社会的互构关系，在政治制度完全相同的同质化的中国社会，作为一种发展社会工作的模式，完全具有可复制的价值，能够为其他地方发展社会工作借鉴与推广。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对于我们今天实现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也是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社会工作嵌入过程就是多方利益主体的沟通、协同互动、多元共治、合法博弈的过程，是多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因此，多元协同共治必然就是社会互构，它充分体现了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原则，体现着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治理的行动理念，最终要求达到善治的实现。当前，要构建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与机制，在实践层面上，借鉴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的有效实施和运行机制来促进社会治理，这是具有很高的实践价值的。
不可否认，社会工作的嵌入，带来了专业组织的成长机会与政府治理理念的转变，社会工作学者以自己的新知识、新方法解决问题，取得了显著成效，也影响了实际工作者服务方法的改进。另一方面，专业社会工作的嵌入也引起行政性社会工作的变化。近年来社会服务领域实际工作者通过接受社会工作教育培训，也了解和学到了一些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并尝试运用于自己的工作实践，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既往的工作模式，原来的行政性社会工作正在发生蜕变，尤其是嵌入程度较深的S组织和D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府对社工、社会组织的认识，不仅促使政府积极推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支持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发展，也促使相关部门反思社会工作的服务能力。
对社会工作来说既获得了政府支持，但又存在着嵌入的两难困境，困境之一：主动嵌入与主导嵌入的问题。社会工作者嵌入动机是很明确的，为推动社会工作发展需要嵌入到体制中，他们是主动地采取行动，动用各种资源去促进当地政府接纳社会工作，但嵌入的主导权不在于社会工作者或社会工作机构，主导权在于政府对社会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以及社会工作服务给政府所带去的资源(利益)；社会工作对服务体系与制度的嵌入只能是弱嵌入，而政府对社工机构的嵌入是一种结构性强嵌入〔40〕，无论是政府强嵌入社工机构或者是社会工作弱嵌入服务体系与制度中，始终都是政府在主导，嵌入的主导权在政府；这也决定了很多地方社会工作者主动嵌入，但当地政府没有接纳，嵌入实际上很难有成效的结果。社会工作发展较好的地方，也是政府“体制嵌入”非常明显的地方。即在社会工作嵌入服务体系与制度中，必然受到政府对社会组织的“体制嵌入”，即政府将自身的行动逻辑渗透到社会组织中去，将社会组织纳入政府的行动逻辑中，成为政府工作的一部分。〔41〕这也表现为“双向嵌入”，社会工作发展以专业机构的形式在合法性、资源方面嵌入于政府或国家，而国家或政府的意志与目标也嵌入于社工机构的运作中，从而实现了提升社会治理绩效的目标。结果是，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双方的权力都得到提升，而非一种此消彼长的对抗关系。〔42〕
困境之二：反嵌入与嵌入后的脱嵌问题。社会工作在某地得以嵌入，是社会工作者努力的结果，但保持何种嵌入程度能够使双方都满意，这确实是个技巧和策略问题，我们调查发现深度的嵌入，如S机构和D机构都出现过度依赖政府资源，政府深度反嵌入社会工作的现象。S和D两机构被政府反嵌入后，成为该地政府工作成绩的样板，机构被要求按照政府领导人的意图去承接政府委托的服务。嵌入发展的结果有可能出现社会工作专业机构无法保持其独立性、自主性问题，如S机构和D机构，或者脱嵌问题，如X机构。有嵌入就必然有脱嵌现象，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理县在社会工作发展的前期应该说是嵌入了的，有湖南省对口援助购买的服务、有民政局成立的民政股，也有社工机构的服务，但到后期，政府购买服务没有了，社工机构的服务也随之暂时停止。实际上就是嵌入后又出现社会工作被边缘化，被行政制度挤出原有体制中，这就是脱嵌。
困境之三：嵌入发展的空间问题。嵌入后社会工作发展空间有多大？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嵌入后社会组织发展空间实际上很狭小，由于政府对社会组织强嵌入，政府与社会之间还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格局。〔43〕即使从嵌入效果较好的都江堰、汶川两地来看，社会组织发展的空间也是很有局限的，其发展必须首先考量政府是否有购买服务，不能仅仅看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如都江堰的S机构并不擅长从事老人服务，但因为政府近几年非常重视养老服务，政府资金在此方面投入较多，S机构也被迫按照政府的意图开展养老服务，否则其服务经费就会大幅下降。汶川的D机构的服务是按照政府规定划分的地域进行的，“以前呢一个乡镇有的有两家机构，不利于发展。我们就跟三家机构负责人协商了一下子，现在基本上D机构就管城关区，L机构就管映秀和旋口，Q机构就管水磨和三江那个片区的。”(访谈资料：W20170526)这显然导致社会组织发展空间有限，不仅仅是社会组织服务的资金和范围有限，而且缺乏自主性，政府还没有真正将社会组织当成自己的伙伴。〔44〕
最后，本文还存在一些局限。首先，仅从三个县(市)的案例来探讨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其案例来源存在选择上的主观性，并不一定代表所有社会工作发展的模式，是否在我国社会工作只能嵌入性发展，还需要进一步更多的实地研究。其次，由于研究主题内容所限，本文没有探讨社会工作嵌入的策略，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有意义值得探讨的问题，还有待以后学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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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9)01-0105-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工作视角下我国儿童保护制度与服务研究”(15ASH014)；西南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课题“多元协同的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与机制创新研究”(JBK1802056)
〔作者简介〕韦克难，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陈晶环，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四川 成都 610074。
(责任编辑：何 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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