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同:父母婚姻冲突与儿童心理适应的关系:儿童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论文

周同:父母婚姻冲突与儿童心理适应的关系:儿童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论文

·论著Article·

[摘要]目的考察父母婚姻冲突对儿童心理适应的影响及儿童心理弹性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父母冲突儿童知觉量表、儿童孤独感量表、儿童抑郁量表、儿童自我知觉量表和心理弹性量表对514名小学4~6年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① 儿童感知的父母婚姻冲突与孤独感、抑郁呈显著正相关,而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② 父母婚姻冲突对儿童心理适应的影响受儿童心理弹性的调节。当个体心理弹性水平较低时,其心理适应不良的程度较高,父母婚姻冲突无法预测儿童心理适应。而当个体心理弹性水平较高时,其心理适应不良的程度较低,父母婚姻冲突可正向预测儿童心理适应。结论儿童心理弹性可在一定程度上缓冲父母婚姻冲突对儿童心理适应的影响。

[关键词] 婚姻冲突; 心理适应; 心理弹性; 调节作用

有关父母婚姻冲突(marital conflicts)影响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近年来得到了研究者们的关注[1]。父母婚姻冲突是指夫妻之间由于意见不一致或其他原因而产生的语言或身体的攻击与争执[2]。研究结果[3]表明,婚姻冲突会对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神经生物学的研究证据也表明,长期处于较高父母婚姻冲突水平下的儿童,会出现更多的睡眠问题[4]和饮食失调行为[5]。心理适应是指个体使自己的心理状态适应环境要求时所表现出来的特征[6],以往研究[1,7,8]中多用自尊、孤独感、抑郁感、焦虑等指标综合测量个体的心理适应水平。其中,孤独感是指个体对现有社交关系感到不满所产生的主观情绪感受[9]。抑郁感是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特征的情绪体验[10]。自尊是个体基于自我评价所产生的一种情感体验[11]。面临更多父母婚姻冲突的儿童更容易表现出心理适应不良的特点,因此,研究者们试图寻找一些可能的保护性因子以降低父母婚姻冲突对儿童心理适应的影响。

油罗口水库位于章江上游大余县城以西10 km处,是一座以防洪为主,结合发电、养鱼、改善灌溉用水等综合利用的大(2)型水利枢纽工程。计算工况,在5000年一遇~10000年一遇洪水情况下,水位为校核洪水位223.7 m时,副坝在高程为212 m高程处发生管涌导致溃坝。

儿童的心理弹性(psychological resilience)很有可能在父母婚姻冲突和心理适应之间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所谓心理弹性是个体经历了逆境或者创伤后仍能保持或很快恢复正常的心理功能[12],是“自我调适机制”的成功应对[13]。研究结果发现,心理弹性能够作为情绪行为问题的重要保护因素[14],在负性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之间起调节作用[15]。Garmezy等[16]在1984年提出了心理弹性的保护模型(protective model),该模型认为心理弹性作为一种保护性因子,调节危险因子对发展结果的消极影响。许多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模型的理论假说。如Pietrzak 等[17]的研究表明,高心理弹性的个体拥有丰富的心理资源,这些个体在面对压力环境时能够及时调用其心理资源,应对困难并走出逆境,表现出良好的适应结果。朱清等[18]对汶川地震后幸存青少年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在高心理弹性的个体中较小。

而对于心理弹性较低的个体来说,负性生活事件会对他们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鲜少有研究者在此方面做出探索。但有学者就此提出相关理论框架。如Glantz等[19]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心理弹性框架模型。该模型认为内部心理弹性因素(认知、精神、行为、身体、情感)与情境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个体心理弹性过程,并可能出现3种结果:心理弹性重组(resilient reintegration),即达到更高弹性水平;动态平衡重组(homeostatic reintegration),即回到原有弹性水平;以及适应不良重组(maladaptive reintegration),即不能表现出心理弹性过程,个体心理功能停留在较低水平。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20]将关注点放在家庭环境中的危险因素对个体心理弹性发展的影响上。考虑到这一因素,同时结合Garmezy等[16]的心理弹性保护模型和Glantz等[19]的心理弹性框架模型假说,本研究认为,心理弹性可能在父母婚姻冲突与儿童心理适应不良之间起调节作用,其中,心理适应采用了孤独感、抑郁和自尊作为测量指标。具体来说,对于拥有较高水平的心理弹性的个体而言,心理弹性可能会作为一种保护因子,减弱父母婚姻冲突对儿童心理适应的不良影响。而对于较低水平的心理弹性的个体来说,儿童心理适应可能始终处于较低水平,无法打破父母婚姻冲突的不良影响。

1 对象和方法

1.1 被试者

采取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安徽省芜湖市两所小学4~6年级的学生作为最初被试者,共514名学生。在剔除了3个标准差之外的异常值后,得到 488名儿童的有效数据,其中男孩 265名,女孩 223 名,被试者平均年龄(10.85±0.91)岁。

1.2 工具

1.2.1 父母冲突儿童知觉量表(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 CPIC) 采用池丽萍等[21]修订的CPIC测量父母婚姻冲突水平。该量表共7个维度,本研究选取其中的冲突程度分量表测量儿童感知到的父母婚姻冲突水平。该分量表共包含12个条目(如“爸妈在家里经常互相指责、抱怨”“爸妈争吵时会摔东西”等),采用Likert 5点计分(1~5分),计算分量表总分,分数越高表明儿童感知父母婚姻冲突水平越高。修订后的CPIC已经被广泛运用于中国被试者群体的研究,具有较高的信效度[21]。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0.85。

那条路我在脑海里演练过千万遍,最后逼得自己将它打包扔到记忆的角落里,任它蒙上灰染上尘,既然已经崩盘了,我还能怎么办?

以性别(男、女)和年级(4、5、6年级)为自变量,心理弹性、孤独感、抑郁、自尊和儿童感知父母婚姻冲突为因变量做多元方差分析(MANOVA)。结果表明:性别主效应显著,Wilk’sλ=0.97,F(5,478)=2.88,P<0.01,η2=0.04;年级主效应显著,Wilk’sλ=0.94,F(10,956)=2.41,P<0.01,η2=0.03;性别和年龄的交互作用显著,Wilk’sλ=0.94,F(10,956)=2.32,P<0.01,η2=0.03。

1.2.3 儿童抑郁量表(childhood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 采用Chen等[24]修订的CDI测量儿童的抑郁水平。量表由14 个项目组成,采用Likert’s 3 点记分(1~3分),内容涵盖睡眠失调、食欲不振、自杀意念等多种典型的抑郁症状。经过反向题转换后,计算14个项目的平均分,所得分数越高代表抑郁水平越高。CDI曾多次用于中国儿童的研究,具有较高的信效度[24]。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

一是最低保障兜底。对贫困人口通过低保线和扶贫线“两线合一”,提高标准,建档立卡,分类管理,对症下药实现最低保障兜底脱贫。酒泉市城镇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450元,农村低保标准每人每年2 900元。

1.2.4 儿童自我知觉量表(self-perception profile for children, SPPC) 采用丁雪辰等[25]修订的SPPC测量儿童的自尊,量表由36 个项目组成,采用Likert 5 点记分(1~5分),包含社交自我觉知、认知自我觉知等 6 个维度。本研究选用一般自我觉知这一维度(如“我对自己很有信心”“我喜欢自己”等),计算6个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表明儿童的自尊水平越高,自我知觉量表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中国儿童的研究,具有较高的信效度[25]。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4。

问卷以班级为单位,由心理学专业本科生担任主试,集体施测。在被试者阅读过知情同意书,并同意参加本次研究后,被试者在计算机上登录网页回答问题并提交问卷。在指导语中,向被试者说明本次调查的目的,并承诺会对被试者的所有信息保密。

1.3 研究程序

1.2.5 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采用Yu等[26]修订的CD-RISC测量儿童的心理弹性水平。量表包含25 个条目,采用Likert 5 点记分(1~5分),包括能力、忍受消极情感、接受变化、控制、精神影响等5 个因素。计算25个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表明心理弹性越高。CD-RISC能有效区分高心理弹性组和低心理弹性组[26]。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2。

2 结果

2.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聚氨酯丙烯酸酯(B-286c,广州市博兴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三丙二醇二丙烯酸酯(TPGDA,天津天骄公司);2-甲基-1-(4-甲硫基苯基)-2-吗啉-1-丙酮(907,广州和为化工有限公司)。

各研究变量的均值与标准差如表1所示。

教师的教学源于教材,但不可以照搬教材,而应对教材进行必要的加工整合,使其适合学生学习。作为一名护理教师,如果上课时只照本宣科,不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不对教材进行再创造,以理论说理论,课堂必定会失去生机,教学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这就要求教师以教材为基础,根据教学内容进行适当更新和补充,引用临床病例,丰富教学内容;介绍临床护理新理念、新技术,使教学内容紧扣临床实际且使学生的护理理念与时代同步;同时,联系各学科相关知识,帮助学生将所学内容融会贯通。

表1 各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项目4年级男女5年级男女6年级男女心理弹性2.81±0.802.93±0.572.86±0.632.88±0.592.74±0.712.88±0.59孤独1.73±0.621.54±0.551.74±0.691.51±0.471.91±0.741.95±0.69抑郁1.34±0.311.22±0.231.27±0.241.24±0.241.28±0.231.32±0.25自尊3.74±0.893.68±0.753.64±0.753.82±0.733.74±0.733.59±0.72儿童感知父母冲突30.31±11.4826.38±10.1531.36±10.6625.64±9.9230.26±9.9729.95±10.13

1.2.2 伊利诺斯孤独感量表(Illinois loneliness questionnaire, ILQ) 采用 Asher 等[22]编制的ILQ测量儿童的孤独感。量表总计24 个条目,其中 16 个关于孤独和社会不满的条目(如“没有什么人和我一起玩”“我没有任何朋友”等),8 个关于个人爱好的条目(如“我对目前的情况很满意”等)。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记分(1~5分),经过反向题转换后,计算 16 个关于孤独感项目的平均分,所得分数越高表明孤独感越高。ILQ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中国儿童的研究[23]。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8。

进一步单因变量方差分析表明,儿童感知父母婚姻冲突的性别差异显著:F(1,486)=11.31,P<0.01,η2=0.02。男生感知父母婚姻冲突水平显著高于女生。孤独感年级差异显著:F(2,485)=9.25,P<0.01,η2=0.04。事后比较结果表明,6年级孤独感显著高于4年级和5年级,而4、5年级之间儿童孤独感没有显著差异。交互作用方面,抑郁的性别和年级交互作用显著:F(2,487)=4.01,P<0.05,η2=0.02。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女生的抑郁存在年级差异:F(2,222)=3.81,P<0.05,η2=0.03,6年级抑郁得分显著高于4年级。而男生抑郁水平不存在年级差异。

1.2.4 总结 课堂结尾,教师对争议性比较大的问题进行讲解以及分析,与此同时,解答构建的问题,对本次课程的重点内容进行归纳总结[7]。教学课堂中,对学生提出的新颖观点,可以及时进行查阅作出一定的判断,鼓励学生积极思考,积极发言,必要的时候可以增添一次讨论课[8]。

父母婚姻冲突、心理弹性和心理适应各指标的相关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心理适应各指标间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表明各指标能够反映儿童心理适应的不同方面。此外,儿童感知父母婚姻冲突程度与孤独、抑郁呈显著正相关,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儿童心理弹性与孤独感、抑郁以及父母婚姻冲突呈显著负相关,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

表2 父母婚姻冲突、心理弹性和心理适应各指标之间的相关

项目孤独感抑郁自尊父母婚姻冲突心理弹性孤独感1抑郁0.50①1自尊-0.36①-0.48①1父母婚姻冲突0.31①0.32①-0.19①1心理弹性-0.37①-0.45①0.62①-0.25①1

注:①P<0.01

2.2 父母婚姻冲突对儿童心理适应的影响: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

参照Kingsbury等[27]的做法,将孤独感、抑郁和自尊得分转为标准分,并合成儿童心理适应不良的测量指标。采用分层回归(hierarchical regression)考察父母婚姻冲突对儿童心理适应不良的预测作用,以及心理弹性对上述预测作用的调节。检验心理弹性对父母婚姻冲突影响儿童心理适应不良的调节。参照温忠麟等[28]的建议,将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分层回归的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表明,父母婚姻冲突对儿童心理适应不良的预测受到心理弹性的调节。

表3 心理弹性对父母婚姻冲突与儿童心理适应不良关系的调节作用

因变量预测变量βΔR2ΔF心理适应不良第一步父母婚姻冲突0.18①0.41165.24①心理弹性-0.58①第二步 父母婚姻冲突×心理弹性0.13① 0.02 14.42①

注:①P<0.001

为进一步理解调节作用的本质,采用Aiken等[29]的作法进行简单斜率检验,考察父母冲突对心理适应的预测效应(图1)。结果表明:在高心理弹性调节下,父母婚姻冲突水平可以正向预测儿童心理适应不良,表现为父母婚姻冲突水平越高,儿童心理适应越差;在低心理弹性调节下,父母婚姻冲突对儿童心理适应不良的效应不显著,但相比于高心理弹性调节组,心理适应不良水平处于较高水平。

注:①P<0.001

3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父母婚姻冲突与儿童心理适应之间的关系,以及儿童心理弹性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高心理弹性的儿童,父母婚姻冲突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的心理适应不良。而对于低心理弹性的儿童,父母婚姻冲突对心理适应不良的预测效应不显著,但其心理适应不良的水平显著高于高心理弹性的儿童。也就是说,随着父母婚姻冲突程度的上升,儿童的心理适应不良在高心理弹性条件下还是上升的,但相对于低心理弹性的儿童,其心理适应的总体水平更好。所以,心理弹性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父母婚姻冲突对儿童心理适应带来的损害。这一结果验证了Glantz等[19]在心理弹性框架中提出的适应不良重组(maladaptive reintegration)假说,即由于个体本身心理弹性水平较低,无法良好度过环境中的危险因子带来的不良影响,个体心理适应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同时,有研究者[30]在该心理弹性框架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在心理弹性的作用机制中,保护机制的产生过程不是避免外在负向环境的影响,而是利用个人力量及环境资源,来减缓危机事件的影响,促进个体内在资源的开发,促使个体变得更有能力面对困境。对于影响儿童心理适应的危险因子而言,有研究结果[31]发现,危险因子倾向于群集并相互作用,即若个体生态环境里一旦出现某种发展危险因子,则出现其他发展威胁因子的可能性将大为增加,这样的结果是,危险因子往往多个同现或相继出现。例如,在父母婚姻冲突水平较高的家庭环境里,父母在面临冲突时,往往会情绪不稳定,相比于和睦家庭,与孩子愉快交流的时间会减少,进而会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系统的不安全感,或许会沉迷于电玩或与不良同伴交往,而面临更大的危险等。因此,对于心理弹性水平较低的个体而言,他们能够利用的个人力量和资源本身有限,心理弹性作为其保护性因素,本身不足以承受太多的压力,危险因子的群集相互作用更增加了这类儿童面对更多危险因子的可能性,进而表现出的结果就是儿童心理适应水平始终较低的结果。

而对于心理弹性水平较高的儿童,虽然其心理适应不良的程度更低,但父母婚姻冲突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儿童的心理适应不良。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关于心理弹性的理论[12,21]和实证研究[15,20]都发现,在个体心理弹性的形成过程中,良好的家庭环境因素(如“有序的家庭环境”“积极的角色模型”“较低的家庭压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具有跨危险情景(如战争、自然灾害、身体疾病等)的一致性[32]。而父母婚姻冲突则是影响家庭环境最重要的因素,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父母婚姻冲突对儿童心理适应不良的影响逐步增加的结果。此外,有研究者[13]提出,心理弹性是环境中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共同整合的结果,但表现出心理弹性的这一整合过程可能会被推迟,个体随着年龄的增加和保护性经验的增多,逐渐表现出心理弹性水平提高的情况。以往研究[14,18]被试者的年龄段大多为青少年或成人,而本研究的被试者年龄集中在童年晚期。心理弹性对个体心理适应不良的影响,可能具有年龄特异性。

本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心理弹性在父母婚姻冲突与儿童心理适应关系间的影响作用,但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首先,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研究设计,这使得我们无法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研究的数据来源比较单一,缺乏不同来源数据的汇聚验证。最后,本研究只考察了父母婚姻冲突这一单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家庭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因素。未来研究应借助追踪研究设计,从多个来源搜集数据,并综合考虑家庭其他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梁丽婵, 边玉芳, 陈欣银, 等.父母冲突的稳定性及对初中生心理健康影响的时间效应: 一个追踪研究[J]. 心理科学, 2015, 38(1): 27-34.

[2] 池丽萍, 俞国良. 认知评价在婚姻冲突与青少年自尊关系间的中介作用[J]. 心理科学, 2008, 31(5): 1069-1073.

[3] 杨阿丽, 方晓义, 涂翠平, 等. 父母冲突、青少年的认知评价及其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07, 5(2): 127-134.

[4] El-Sheikh M, Hinnant JB, Erath SA. Vi. Marital conflict, vagal regulation, and children’s sleep: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J]. Monogr Soc Res Child Dev, 2015, 80(1): 89-106.

[5] George MW, Fairchild AJ, Cummings EM, et al. Marital conflict in early childhood and adolescent disordered eating: emotional insecurity about the marital relationship as an explanatory mechanism[J]. Eat Behav, 2014, 15(4): 532-539.

[6] 陈会昌, 胆增寿, 陈建绩. 青少年心理适应性量表(APAS)的编制及其初步常模[J]. 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5, 11(3): 28-32.

[7] Cummings EM, Davies PT, Simpson KS. Marital conflict, gender, and children’s appraisals and coping efficacy as mediators of child adjustment[J]. J Fam Psychol, 1994, 8(2): 141-149.

[8] 刘俊升, 季晓芹, 李 丹. 夫妻冲突对儿童心理适应的影响: 教养行为的中介效应[J]. 心理研究, 2014, 7(1): 51-58.

[9] Asher SR, Paquette JA. Loneliness and peer relations in childhood[J]. Curr Dir Psychol Sci, 2003, 12(3): 75-78.

[10] O’Donnell EH, Moreau M, Cardemil EV, et al. Interparental conflict, parenting, and childhood depression in a diverse urban population: the role of general cognitive style[J]. J Youth Adolesc, 2010, 39(1): 12-22.

[11] Rosenberg FR, Rosenberg M, McCord J. Self-esteem and delinquency[J]. J Youth Adolesc, 1978, 7(3): 279-294.

[12] Luthar SS, Cicchetti D, Becker B. The construct of resilience: a critical evaluation and guidelines for future work[J]. Child Dev, 2000, 71(3): 543-562.

[13] Richardson GE. The metatheory of resilience and resiliency[J]. J Clin Psychol, 2002, 58(3): 307-321.

[14] 孙仕秀, 关影红, 覃滟云, 等. 青少年社会支持与情绪行为问题的关系: 心理弹性的中介与调节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21(1): 114-118.

[15] Peng L, Zhang J, Li M, et al.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mental health of Chinese medical students: the effect of resilien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support[J]. Psychiatry Res, 2012, 196(1): 138-141.

[16] Garmezy N, Masten AS, Tellegen A. The study of stress and competence in children: a building block for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J]. Child Dev, 1984, 55(1): 97-111.

[17] Pietrzak RH, Johnson DC, Goldstein MB, et al.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postdeployment social support project against traumatic stres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soldiers returning from operations enduring freedom and Iraqi freedom[J]. J Spec Oper Med, 2009, 9(3): 67-73.

[18] 朱 清, 范 方, 郑裕鸿, 等. 心理弹性在负性生活事件和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和调节: 以汶川地震后的青少年为例[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2, 20(4): 514-517.

[19] Glantz MD, Johnson JL. Resilience and development: positive life adaptations[M]. New York: Springer, 2002.

[20] Davidson-Arad B, Navaro-Bitton I. Resilience among adolescents in foster care[J]. Child Youth Serv Rev, 2015, 59(1): 63-70.

[21] 池丽萍, 辛自强. 儿童对婚姻冲突的感知量表修订[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3, 17(8): 554-556.

[22] Asher SR, Coie JD. Peer rejection in childhood[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3] 周宗奎, 孙晓军, 赵冬梅, 等. 童年中期同伴关系与孤独感的中介变量检验[J]. 心理学报, 2005, 37(6): 776-783.

[24] Chen X, Cen G, Li D, et al. Social functioning and adjustment in Chinese children: the imprint of historical time[J]. Child Dev, 2005, 76(1): 182-195.

[25] 丁雪辰, 刘俊升, 李 丹, 等. Harter儿童自我知觉量表的信效度检验[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4, 22(2): 251-255.

[26] Yu XN, Zhang JX. Factor analysis and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with Chinese people[J]. J Soc Behav Pers, 2007, 35(1): 19-30.

[27] Kingsbury M, Coplan RJ, Rose-Krasnor L. Shy but getting by? An examination of the complex links among shyness, coping, and socioemotional functioning in childhood[J]. Soc Dev, 2013, 22(1): 126-145.

[28] 温忠麟, 侯杰泰, Marsh HW. 结构方程模型中调节效应的标准化估计[J]. 心理学报, 2008, 40(6): 729-736.

[29] Aiken LS, West SG. Multiple regression: 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M].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91.

[30] 马伟娜, 桑 标, 洪灵敏. 心理弹性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述评[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8, 26(1): 89-96.

[31] Wille N, Ravens-Sieberer U. How to assess resilience: reflections on a measurement model[M]// Morgan A, Davies M, Ziglio E. eds. Health assets in a global context: theory, methods, action. New York: Springer, 2010.

[32] Masten AS, Coatsworth JD.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ence in favorable and unfavorable environments. Lessons from research on successful children[J]. Am Psychol, 1998, 53(2): 205-220.

Relationshipbetweenmaritalconflictsandchildren’spsychologicaladjustment:moderatingeffectofchildren’spsychologicalresilience

ZHOUTong1,LIUJunsheng2*

1.DepartmentofPsychology,Shanghai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2.SchoolofPsychologyandCognitiveScience,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rital conflicts and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Methods A total of 514 children from grades 4th, 5th, and 6th were recruited to complete the 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 Illinois loneliness questionnaire, childhood depression inventory, self-perception profile for children, and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Results ① The marital conflict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 and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self-esteem. ② The influence of marital conflicts on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was moderated by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High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can alleviate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marital conflicts on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Conclusion As a protective factor, resilience can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tal conflicts and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Keywords]marital conflict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resilience; moderation effect

doi:10.3969/j.issn.2095-4301.2019.01.0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CSH039)

*通信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刘俊升,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 jsliu@psy.ecnu.edu.cn

收稿日期2018-04-09

标签:;  ;  ;  ;  ;  ;  ;  ;  ;  ;  ;  ;  ;  

周同:父母婚姻冲突与儿童心理适应的关系:儿童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