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武：“真威武不能屈者也”
屈武（1898—1992），陕西渭南人。1925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顾问处处长、立法委员、少将参议、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市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革第五届中央副主席，第六届代理主席、主席，第七届名誉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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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掀起了震动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5月14日，消息传到陕西。在成德中学读书的屈武闻讯后心中十分激动，他在校内广泛宣传北京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并秘密组织起十人救国团。
6月初，在屈武等人的筹划下，陕西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屈武当选为会长。6月中旬，陕西学生联合会推选屈武和省立三中学生李伍亭（耀商）为代表，赴沪参加全国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为了躲开反动当局的监视，他们化装离开了西安。因去上海的路费不足，不得不假道北京求助。
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即6月27日，屈武、李伍亭代表陕西学生联合会同山东代表请愿团、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代表请愿团、京师总商会代表、留日学生代表、报界代表、基督教代表等500余人，高擎大旗，云集新华门，联合向总统府请愿，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
学生联合会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发动罢课，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但是，长沙学生对于罢课的态度存在分歧，学联几次会议，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经过彭璜等人的艰苦工作，直至6月2日召开全市学生大会，才得以通过第二天举行总罢课的决议。“六月三日，大多数学校罢课了，只有明德、法专和几个女校没有罢课。法专代表黎宗烈、邱惟勤对罢课坚持甚力，带领部分同学手持木棒站岗，不许上课，终于达到了罢课的目的。经过毛泽东同志的耐心说服，明德也随即罢课。法专代表夏正猷身为学联会长，而自己的学校不能带头实行学联的决议，引起了各校学生的不满，遭到攻击。他不久便辞职了，学联改选彭璜为会长。”（蒋竹如：《湖南学生的反日驱张斗争》，载《五四运动在湖南（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4－145页）随后，以彭璜为会长的湖南学联，领导长沙各校组织讲演队、戏剧队和检查队，每天轮流到街头和沿江码头进行活动，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反日爱国运动高潮，便在长沙这座古城汹涌澎湃起来，并波及三湘四水之间许多城镇和部分乡村。
当省城学生的反日爱国运动掀起高潮以后，彭璜又于6月16日奔赴湖南的第二大城市衡阳（见1919年6月17日湖南《大公报》）。在那里他会见了湘南学生联合会的骨干，同他们商讨了进一步在衡阳和湘南各县开展反日爱国运动的种种事宜。随后，衡阳的反日爱国运动在夏明翰等人的领导下，也进入了高潮。
返回西安后，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在屈武等人的努力下， 全陕学生联合会于9月6日重新开幕，屈武被选为会长。
由于西安各校教员薪金被长期拖欠，生活无着，于是酝酿罢教斗争。10月6日，刚成立不久的省学联决定积极配合教员的索薪斗争。在屈武的组织和倡导下，学生列队来到省政府请愿，要求尽快补发教员的薪金，恢复正常教学。省长刘镇华拒不出来接见学生，还命令军警阻拦。学生在义愤之下砸烂了省长衙门大堂的全部桌椅器物。事发后，刘镇华要求陕西督军陈树藩严惩带头请愿的成德中学学生和省学联负责人屈武。
10月8日（这天是中秋节），陈树藩亲自出马，带领马弁百余名包围了成德中学，并召集全体师生训话，威逼学生承认错误。以屈武为代表的学生骨干毫不示弱，据理驳斥。陈树藩气急败坏，竟下令毒打带头的学生并扣押了屈武等人。10月22日，《民国日报》以《陕学生驳斥陈树藩——屈武君真威武所不能屈》为题，报道了陈树藩与屈武对辩的详细经过，并对屈武备加赞扬，称：“今在陈氏淫威之下，竟批陈之逆鳞，而披露其义胆忠肝。屈武君乎，真威武不能屈者也。”
后来，在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屈武等人逃离虎口，连夜前往三原，受到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的欢迎。在这期间，屈武同于右任的长女于秀芝（又名于楞）订婚，并于1922年4月在北京结为伉丽。于右任还特意写了一组《助妆诗》，其中第四组是写屈武的，诗日：
1.4.2 胰岛素功能相关指标 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空腹C肽（FCP）、餐后2 h C肽（PCP）、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胰岛β细胞功能指数（HOMA‐β）的变化，其中FCP、PCP使用酶免疫磁分离法测定，HOMA ‐IR=FBG ×FIns/22.5，HOMA ‐β=20×FIns/（FBG‐3.5）。
游学产业链初步形成，管理日趋规范。游学产业属于教育和旅游的交叉行业，主要通过校外教育、教育旅游、户外活动、亲子体验、研学修学、人文旅行、社会实践、营地教育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向学生群体提供教育服务产品。从现有市场数据分析，60%～70%的份额由国内外合作学校直接对接而形成，20%被中介机构及教育培训机构的假期游学项目占据，通过旅行社组织的占15%，另外，这几年纯游学产品网络平台正在兴起。
忧同屈正则，事类申包胥。
汝婿亦奇士，青年多美誉。
至理无贫贱，浮云有卷舒。
进修齐努力，嘉耦复谁知。
诗中把屈武比作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和楚国舍已救人的著名大夫申包胥，表达了于右任对女婿的喜爱和赞赏之情。
以我院2013级中职护生为研究对象，选择一个班级为实验班（护生51名），一个班级为对照班（护生54名）。两班各有男生3人，其余均为女生，年龄14～16岁，初中起点。两班在年龄、性别、家庭背景、学习成绩上无明显差异，由同一教师授课，实验安排、考核标准相同。实验班在基护实训操作中加入标准化沟通训练，对照班采用传统教学方法。
哥哥用青草当诱饵，和阿鱼混了几个月，阿鱼也不让他骑。这让哥哥对阿鱼心生记恨。哥哥往草料中加了辣椒面，呛得阿鱼甩着脑袋在原地打转，鼻涕眼泪直流。哥哥看着阿鱼的狼狈样，拍手哈哈大笑，没料想被爷爷几记耳光打得眼冒金星。爷爷恨恨地说：“不长记性的家伙，阿鱼也是一条生命！”
彭璜：斗争中显现出了他的卓越才能
彭璜（1896—1921），湖南省湘乡县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早年就读于长沙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曾任《天问》周刊主编，他是一代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是青年人中一位优秀的人才。彭璜与毛泽东过从甚密。毛泽东对他亦推诚相见，曾在信中称费彭璜“志高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蔡和森也非常器重彭璜，曾在1920年8月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望你物色如殷柏（彭璜字）者百人，分布全国各处”，深入工厂、机关，建立共产党组织，开展革命工作（见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给毛泽东信，载《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页）。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彭璜在长沙参加了共产党，是湖南最早的几个党员之一。令人惋惜的是，此后不久，风华正茂的彭璜，因故精神失常，在长沙失踪，下落不明。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信息化是以现代通信、网络、数据库技术为基础，将特定领域要素汇总至数据库并进行分析使用的一种技术。信息化可以极大提高行为效率。随着我国反腐斗争的深入，职务犯罪调查也遭遇了诸多挑战，迫切需要借助信息化成果进行自我发展与完善。加强职务犯罪调查信息化建设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任务的迫切需要，是调查方式和办案模式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因此，信息化也当然成为职务犯罪调查理论研究和实务探讨的典型议题。
经过一天一夜的煎熬后，1000余名滞留机场的中国游客，在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的协助下，于6日凌晨全部安全撤离。
邓培（1884—1927），广东省三水县人，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党员，我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为我国工人运动，特别是早期的铁路工人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1927年4月被国民党杀害。邓培牺牲后，1927年6月27日中共中央致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中指出：“邓培、李森、刘尔菘等同志在广州之死难……其惨烈当为中国工人阶级及本党永远不忘之事。”
徐世昌深怕事态扩大，局面难以收拾，不得不于第二天在怀仁堂接见了屈武等学生代表。但代表们对徐世昌的敷衍态度十分不满，相继发言和他辩论。屈武激于爱国的义愤，冲着徐世昌声泪陈词，说：“现在国家都快要亡了，今天丢青岛，明天丢山东，后天就可能丢掉整个华北。如果政府再不想办法，不答应学生的要求，我们只好以死力争！”说罢，就以头碰地，血流如注，当即被送往医院。对此，徐世昌竟毫不动心，拂袖而退。消息传出，一时舆论大哗。屈武的义行被史称为“血溅总统府”事件。屈武一时亦被誉为“爱国英雄”，名扬海内。
“以学生为本”就是以学生为中心，将学生的全面发展定为教学目标，实现个体与社会的共同进步。通过理论课教学能够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沟通能力以及表达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个性。理论课教学能帮助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生活、学习与工作中的现实问题，让他们能够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探索，进而实现自我教育的奋斗目标，这也真正体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于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的教育理念。 〔2〕
园林取名为“寓”，本有“寓意则灵”，也蕴涵寄居、寄托之意。《寓山注》总名曰“注”，既隐含山水园林经典化、文本化的概念，诠释寓园的品质；又有“解释”之义，即说明各景点命名的来由、依据，并记录祁彪佳对寓园的认知与实践。在《寓山注》中，《序记》阐发园之沿革、开园总纲、营造原则，其后49记则叙述园林布局、观赏景象等。49个景点多为祁氏亲自命名，其立意高远，独抒性灵，情趣横生。
7月上旬，屈武和李伍亭在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的资助下，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屈武还通过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的介绍，到莫利哀路孙中山的寓所晋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同屈武进行了交谈，鼓励他回陕后，要多在有志青年中宣传三民主义，做救国的事业，还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这般青年人的身上。”从而更加坚定了屈武投身于民主革命的决心。
为了把湖南学生联合会、救国十人团和国货维持会等小联合，汇成全省人民的大联合，以统一斗争目标，统一行动，毛泽东、彭璜等决定仿效上海的办法，成立各界联合会。7月9日，省学联邀请泥木、轮船、印刷出版、磁器、绸布、苏广、纱业等30多个行业和基督教青年会、长沙县农会以及各学校的代表共60余人，在商专开会，会议由学联会长彭璜主持。彭璜说，成立各界联合会的宗旨，“在联络各界感情，固结团体”。他指出：“现在我国前途危险已达极端，我们是处于极危险之地位，欲求从速挽回，诞登彼岸，非与各界联络一气共策进行不可。”他理直气壮、光明磊落地宣布：学联发起组织各界联合会的政治目的，“专在除去障得物，推翻武人政治，排斥官僚派及阴谋家，故拟组织各界联合会，造成真正平民团体”（《纪昨日学生联合会之茶话会》，见1919年7月10日湖南《大公报》）。
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后，通过成立各界联合会，并推举各界代表20人，组成各界联合会代表团。彭璜因在五四运动中斗争坚决，并显现出了他的卓越才能，很快被毛泽东等人吸收加入了新民学会，迅速成长为学会的骨干分子。
邓培：成为唐山地区革命斗争中的骨干力量
这月下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赴湖南进行联络活动的代表邓中夏等两人到了长沙。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毛泽东等于25日上午召集湖南工专、法专、明德中学、雅礼学校、周南女校、楚怡工校、长沙师范、妙高峰中学等校20多个代表举行会议，彭璜以商专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听取了邓中夏关于北京学生运动详细情况的报告。他对北京政府外惧强敌，内压人民的罪行甚为愤慨，极力支持毛泽东关于迅即重建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各校罢课的提议。会议就此作出了决议。会后，彭璜立即为此日夜奔走。经过他和毛泽东等参加这次会议的其他学生代表的宣传、酝酿，湖南学生联合会即于28日上午在省教育会正式宣告成立，彭璜被各校代表选为副会长，会长是法专代表夏正猷。
五四运动爆发后，革命洪流迅速波及全国。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即唐山交通大学前身）赴京与学生联合会进行联系的学生代表回到唐山后，很快同唐山制造厂工人取得联系。邓培以唐山制造厂工人代表的身份，和学生代表一起，带领全厂工人和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迅速投入运动，举行了3000多名工人和学生的爱国游行示威，吹响了唐山五四爱国运动的第一声号角。邓培在厂内广泛开展宣传活动，揭露卖国的“二十一条”的罪恶实质，大声疾呼：“二十一条”要叫咱们亡国灭种，咱们工人不能不管！（中共唐山机车车辆厂委员会宣传部、南开大学历史系1956级编著：《八十春秋》）邓培的言行，在工人中很有影响。工友们喜欢接近邓培，听他的话。他成为唐山工人斗争的带头人。
1919年彭璜在商专就读时，满腔热情地投入了五四运动。5月9日，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长沙，彭璜义愤填膺。他在商专等校学生中积极进行宣传，号召同学们奋起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五四运动期间，邓培曾到北京会见李大钊，细说了唐山工人的状况。李大钊向他指出，工人过着骡马不如的生活，原因在于老板的剥削，并提出要多办劳工教育（广东三水县编：《三水文史》第2辑）。使邓培受到很大教益和影响。
邓培从北京回到唐山后，积极开展工作，发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把唐山制造厂的工人和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组织起来，编成许多个讲演队，在市内的主要街道、戏院、茶楼、公园等公共场所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呼吁反对卖国条约，抵制日货。
北京军政府在6月3日大肆逮捕爱国学生的消息传到唐山后，激起唐山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怒。12日上午，唐山各界人民3万多人在火车站前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抗议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的罪行。由于英帝国主义走卒、机务处副处长孙鸿哲的阻挠和破坏，唐山制造厂的3000多工人未能赶上参加大会。
24日，唐山各界人民在火车站前广场再次举行集会，邓培带领唐山制造厂的3000多工人前去参加。当邓培率领工人队伍走到厂门口时，又受到孙鸿哲的阻拦。孙说：“反对凡尔赛和约的问题是国家大事，你们工人出去于什么？”
邓培理直气壮地答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参加活动是我们的责任！”
孙又威胁工人说：“你们上街游行，不发给你们工钱！”
邓培怒斥道：“我们工人为的是教国，不光是挣钱！”话毕，他带领工人队伍一齐拥出大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浩浩荡荡地奔往会场。这次群众大会历时4小时，上台讲演者就有30多人。他们在演说中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罪行，控诉了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最后大会一致决议，以“外交决不让步”“惩办卖国”“保护学生自由”等内容，向北洋政府发出通电。这次大会显示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坚强意志。会后，邓培等人还发动群众查烧日货，并举行罢工和反帝示威游行。
为了深入开展这场爱国运动，7月，邓培在唐山制造厂建立了以工人为基本群众的爱国群众组织“职工同人会”，他被公推为总干事。“该会并加入唐山各界联合会，做种种爱国运动”（《唐山早期工人运动简况》，载《工运史研究资料》第12期，1980年12月30日）。唐山制造厂工人在“职工同人会”的领导下，各车间还组织工人积极分子成立了“救国十人团”。他们和学生一起，组成讲演队，分赴市区街巷和乡村进行演讲，宣传抵制目货，反对卖国条约。随后，他们又和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等处联系，使爱国运动在全市普遍开展起来。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等组织领导的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成立。不久，邓培被吸收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真正成为唐山地区革命斗争中的骨干力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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