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前:华中抗日根据地粮政述略——以淮北、淮南、皖江抗日根据地为个案论文

王明前:华中抗日根据地粮政述略——以淮北、淮南、皖江抗日根据地为个案论文

哲学与文史

摘要:华中抗日根据地粮政包括粮食财政、积谷和调剂三方面内容。粮食财政的关键是实现粮食收支程序正规化。为解决经常性的粮食短缺,特别是集中出现的口粮春荒和种子不足的问题,淮北抗日根据地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通过贷粮、借粮工作,实现了对缺粮群众的粮食救济。淮北抗日根据地的粮食调剂工作,服务于边区对敌经济斗争的需要,是边区贸易统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淮南抗日根据地致力于粮食财政的正规化,以救国储粮名义进行积谷工作,皖江抗日根据地也十分重视对粮食的丰荒调剂。

关键词:华中抗日根据地;粮食财政;积谷;粮食调剂

中共党史学界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粮政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是仍然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我们认为,粮政工作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的关键环节之一,包括粮食财政、积谷和调剂三方面内容。华中抗日根据地粮政工作既承担了部分财政工作的职能,又是农业生产成就的集中体现。对这一有机统一性,现有研究明显不足。

我们不揣浅陋,拟以上述思路为线索,以淮北、淮南、皖江三个抗日根据地为个案,全面考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粮政工作,以期增强中共党史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的学术认知。

一、淮北抗日根据地粮政

1942年,淮北抗日根据地(以下简称淮北区)正式确立粮政系统,分五级设立粮食工作机构或专职负责人。行政公署设食粮处,下设管理、运输、会计三科。县设食粮科长、会计员、保管运输员各1人。区设食粮区员、办事员各1人。乡公所由副所长兼理,并设食粮助理员1人。保由正副保长兼任。[1]15

1.淮北区粮食财政的正规化

粮政工作的前提是建立正规化的粮食财政制度,而粮食财政的关键是实现粮食收支程序的正规化。

农机深松整地技术推广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任务,为了促进农机推广工作顺利推进,必须要对推广管理体制进行完善。由于在传统的农机推广过程中对农机深松整地技术的推广工作不够重视,导致一部分推广人员有所懈怠。对此,相关部门必须要明确农机深松整地技术的重要性,加强对农机深松整地技术推广工作的安排,需要在原有的工作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例如要加强对农机深松整地技术人员的考核,将人员的考核与推广工作结合起来,完成推广任务的人员可以获得相应的奖励,没有完成任务的人员将会受到一定惩罚,以奖罚分明的措施带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使其加深对农机推广工作的认识,深入到基层,对群众开展教育和引导。

3.淮北区的粮食调剂

1942年1月14日通过的淮北苏皖边联救总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案,要求控制粮食贸易环节。一方面谨慎调整粮价。为防止麦收后谷贱伤农,由农救会出面向地方银号以粮食作抵押贷款600万元。具体做法是:首先,“由各乡农救会用民主讨论方式按照会员贫富程度,确定各人押款数量”,之后“由总联救商请银号准备在麦收买粮食之款交各乡农救会向会员购买粮食,并要求此粮价比市价高一些,以便提高粮价,而利农民”。[4]149另一方面,协助政府维护粮食管理制度,“维持以乡为单位之禁粮出口制度……登记本乡买进或卖出之粮食,并登记全乡各户存粮……积极进行乡与乡、区与区之间的粮食流通,以资调剂。”[4]1531942年5月17日,淮北军政党委员会要求各地在夏收工作中,一方面“严禁食粮出口资敌,各地侦检处、政府机关部队及群众团体应共同负责,严密缉私,尤应授权工救会农救会与自卫队负责缉私,出口粮食严格取缔”;另一方面“宣布民众保存粮食,告以法币跌价之前途,此时廉价出卖明年买不回来”。特别要求各地借贷所和合作社主动“贷款给贫苦农民,使他有钱可借,不致廉价出卖粮食,致粮价再跌,促成粮食出口”[7]301。

他不断地去农户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考察,时常找其他农资店的技术人员学习,不断地找书籍和专家求证,对地里出现的作物疾病,一项项地进行记录和分析,同时也对农药的实用性进行细致地划分和归类。尤其是,他把自己的承包地当成了农药与化肥的试验基地,每一个农资产品,他都做一个使用情况的对比试验。

淮北区的粮食调剂工作,服务于边区对敌经济斗争的需要,是边区贸易统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淮南抗日根据地(以下简称淮南区)致力于粮食财政的正规化。1942年5月10日,童汉璋在路西联防办事处七个月工作报告中提出:1942年度要“设粮食站,派专员负责保管,一切保管支付手续,均不经过保长;各部门支取粮食均由粮食站统一支付”[9]203。

边区政府主导的借粮工作充分挖掘传统的民间借贷互助功能,使之成为贷款借粮工作的有益补充。1943年4月30日,王光宇要求在救济春荒工作中,组织借粮互助。各级生产救荒委员会和群众团体,“进行突击调查帮助贫农,向有粮户去借,立上借据、还期,使这贫民有了口粮,能以从事各种生产,反对坐吃山空。”[4]2241944年2月通过的淮北苏皖边区第一次建设科长会议半年工作决议案,要求在春耕期间群众缺乏口粮时,帮助群众借粮。“一面向积谷仓借,一面向政府借和群众自由借贷。”[5]149

为规范粮食支付手续,1941年10月16日,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颁布公粮支付程序,要求各支粮部门,“须于支粮月前(上月二十五日前)造全月预算表”,之后,“支粮人持所给公粮票及发粮通知书,到指定县区,交涉与领取公粮”,最后“到月终后(即下月五日前)各支粮部门,即将全月实际支用粮数编造决算表,逐级汇转本署核销”。公粮支付程序要求严格执行粮票制度,“无论机关、部队、团体,凡出差人员及马匹,必须携带公粮票。”[1]26-271942年6月30日,谢胜坤在总结四师供给工作时表示:“统一批发制,主要是粮食上统一由师供批发或给粮票,已彻底消灭了过去游击时代的随地筹粮、随便派饭的现象。”[2]203-2041943年11月4日,刘瑞龙要求各地“切实建立粮票制度,废除便条支粮”[1]141。

2.淮北区的积谷工作

1940年5月1日公布的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1940年5、6月份工作计划大纲,要求为救济春荒,在政府筹款借贷赈济的同时,一方面,“募集粮物,救济断粮之贫苦民众”,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借粮运动,向富裕人家借粮。”[3]10这说明积谷工作包括贷粮和借粮两个方面。

淮北区农业受自然灾害频繁的影响,粮食产量很不稳定,灾荒现象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各战略区都较为突出。为解决经常性的粮食短缺,特别是集中出现的口粮春荒和种子不足的问题,淮北区采取强有力的行政手段,通过贷粮、借粮工作,实现了对缺粮群众的粮食救济。

在nf=0.5和传感器节点数为50的情况下,首先采用ADM算法进行了初始定位,结果如图2所示,可见存在较显著的定位误差(ERA=6.923 7)。而后以ADM定位作为初值,分别采用CGA算法和PSO算法进行了精确定位。图3和图4分别为CGA算法和PSO算法定位结果,其相对定位误差分别为0.577 1和0.587 1,与图2对比可见定位精度获得显著提升。

1943年4月20日,淮北行署训令各地禁粮出口、调剂粮食。训令要求以乡为单位组织临时调剂委员会,“由行政、群众团体、当地公正士绅三方面人参加,以村为单位组织调剂小组。”首先,“立即进行粮食登记”,之后由乡公所根据登记“确定粮食买卖数目,以乡为单位调剂,本乡余粮户家有余之粮,首先卖给本乡缺粮户家,做到本乡自给”。其次,各乡将缺粮、余粮情况上报区署生产委员会下设之平粜局,“根据各乡缺余情况,调剂各乡粮食。”最后,县平粜局再“调剂各区粮食,每区自给后尚有余粮,必须经县平粜局介绍卖给其他缺粮各区”。总之,“县区乡如无余粮,一律不许运出本境。”[1]114-1151943年4月30日,石磊建议在粮食统制工作中,首先把“各地食粮合作社一律改为食粮统销社,现时的平粜局,应当执行这种职能”,“把食粮统销社(平粜局)完全变为官督民营事业”。其次,划分统销区域,即“在中心地区按照地域之大小距离之远近及市场之情况,规定统销地点,设立统销社(平粜局)并规定统销社之营业范围,凡非规定地点之粮食行,一律停止营业”,“距离边境十五或二十里以内之地区,一律不准开设粮食行,禁止食粮买卖。”最后,严格粮食购销制度,实施粮证制度,即“按照每户人口收获量、消费量之多寡确定其每月(或每年)应买或应卖粮数,将人口及在一定时期内应买卖粮数详细登载于买粮或卖粮证上,人民凭证至各统销社(平粜局)买卖粮食时,统销社应予证明书,注明买卖时间及数量,加盖社章及经手私章,至证上所载买卖数目满额时,应将此证缴销……凡人民买卖食粮必须经过统销社,禁止食粮自由买卖……如因各地食粮供求关系相差太远,需要大量调剂时,可由政府颁发护照交统销社负责购运”[5]64-66。1943年5月,淮北苏皖边区党委指示在夏收工作中调整粮价,以免谷贱伤农。首先,“银号应在夏收中举办抵押放款,有计划的高价收买粮食,并有计划的以一部分粮食出口”,以此“阻止粮价之过分低跌”。其次,“各乡应即以农救为中心,筹办农村合作社,以减少工农受高利贷与商业资本之剥削。”[4]232鉴于“敌区粮价有低于我地,粮食内流是我之武器而已为敌操纵,尤应注意敌于麦收有倾销粮食意图,更加抑低我新谷价格,施其大量收买毒计,并提高其进口货价”。1943年6月7日通过的淮北苏皖边区参议会与各县参议长联席会议决议提出:严格对粮食贸易的管理,“由银号大量举办麦豆押款,研究粮食出口有利时期,奖励私人屯积粮食。”又鉴于“边区四周多敌据点,每届新谷登场即为走私最炽之侯”,决议提出“提高内销价格,举办公私屯积”等办法以防止走私。[3]371-3721943年6月,邓子恢在淮北高干会上提出:“要采取有效办法降低日益飞涨之粮债。目前急需进行的是以乡为单位禁粮出口,以区为单位统筹调剂,同时拿出一部分公粮办理平粜,以期抑平粮债。”为防止谷贱伤农,“各地应组织粮食合作社,政府应成立食粮调剂机关,必要时以部分粮食有计划出口,以资调剂。”[8]54-55

1945年4月19日,刘瑞龙在边区财经会议上提出:“现粮价先涨,要禁止一切粮食出口,办法是先求自足自给。调查每乡人口、存粮及午季需粮数目,以村为禁粮单位,本乡有余粮调剂本乡,再有余经平粜局卖给他乡,区有余时经县平粜局卖给他区。”[1]2011945年6月3日,淮北苏皖边区行署紧急训令,为备谷防荒,一方面严格禁止粮食出口,特别是“在走私严重地区,要发动群众良心检讨”,“划定封锁线,发动军政民及广大人民进行缉私。”另一方面在“解放区内部粮荒地区,应由各县政府调查实情报行署统一调剂”[6]279。1945年6月11日,淮北苏皖边区行署发布防旱救灾训令,要求开始积谷备荒,禁粮出口,“划定封锁线,发动党政民及广大人民进行缉私”,同时“我解放区内部粮荒地区,应由各县府调查实情,报由行署统一调剂”[1]293。1945年夏季,地处边缘区的濠城区,采取多种措施禁粮出口。“乡村成立粮食管理委员会,约束粮食运出……调查内外奸商,即时给予惩办……固定濠城集为买卖集镇。”[1]318

二、淮南、皖江抗日根据地粮政

具体到贷粮,1942年1月14日通过的淮北苏皖边联救总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案要求:“于午秋两季按全乡各户(不分贫富)实际收获粮食提出百分之一作为基础……此项积谷限于春荒借贷,于每年清明后才准开仓放借……借此积谷者于麦收及秋后分两季本利归还,借粗还粗,借细还细,每借一担还利二斗。”[4]151决议案同时要求做好清还春荒集体贷款的动员工作,要求做到:“去年春荒集体贷款,及秋季所借麦种,与今年春荒由农救会负责介绍向私人借的粮食款,均须于麦收后清还,以示信用……还粮利息,按各地生救会原来规定付给,但最少不能超过五成……商请政府贷粮一律按原粮数收回,不加利息。”[4]148贷粮方向应首先向灾区倾斜。1943年4月22日,刘瑞龙、陈荫南致函泗五灵凤县政府,要求“贷粮应该集中在灾荒最严重的地区,要能够真正解决那些受灾最严重的群众的问题”[5]55。1943年5月,淮北苏皖边区党委指示在夏收工作中举办积谷,“保证每乡普遍举办,达到每乡积蓄一百石以上粮食,以预防明年之饥荒……保证此储粮积谷完全用于贫苦群众之春荒借贷与庄稼生产上面。”[4]2231945年6月8日通过的淮北三地委1945年夏秋发动群众的决议提出:整理积谷贷款,要求做好回收贷款工作,做到“今春发放之小麦还麦,放秋还秋,利息加二成;贷款还钱,加利二成,秋后还清……凡群众同富户集体借贷的粮款,亦应同时动员清理偿还”[6]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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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区积谷以救国储粮的名义进行。1941年2月颁布的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施政纲领宣布:“实行救国储粮,充实抗日军粮,并防荒歉。”[9]113为反击敌伪方面低价套购根据地粮食、破坏根据地经济秩序的阴谋,1942年5月通过的淮南路西临时参议会一届二次会议决议,要求各地禁止运粮资敌。“所有通敌路线,均要设立盘查哨……查货走私,尤其是池河东北方面,如三河集、明光、管店等路线,特别严密组织盘查,以免走私。”[7]489

皖江抗日根据地也十分重视对战略物资尤其是粮食的丰荒调剂。1943年7月通过的皖中参议会第一届参议员代表大会决议案倡议:“新谷登场后,由政府及农抗调查收货量及本地区军民食用所需,多则出卖,官设米行,按时价向外方转运。”决议案特别建议:“每保积谷五十石为原则,由各该保多粮之户,比例认储。其认储积谷数目,经登记后,仍存原户,待之青黄不接时,俟得政府通知,方得以市价出售,借资调济。”对长期缺粮的巢南地区,决议案提议:“巢南人民向各邻县区购米,经当地政府证明确系自食者,其购米量可不受限制……巢南如组织粮食采购合作社,各邻区应许可大批购运,以资调济。”[10]125-127

综上所述,华中抗日根据地粮政包括粮食财政、积谷和调剂三方面内容,粮食财政的关键是实现粮食收支程序的正规化。为解决经常性的粮食短缺,淮北抗日根据地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通过贷粮、借粮工作,直接实现对缺粮群众的粮食救济。淮北抗日根据地的粮食调剂工作,是边区贸易统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淮南抗日根据地致力于粮食财政的正规化,以救国储粮名义进行积谷工作,皖江抗日根据地也十分重视对粮食的丰荒调剂,为保障抗日军民的粮食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4~6月树冠上部相对湿度逐渐降低,随着树体的扩大,叶片量增加,7月有所提高,8月空气相对湿度急剧升高,进入9月又快速下降;树冠上部相对湿度较低,5月有所回升,6月最低。

参考文献:

[1] 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二)[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2] 豫皖苏边区党史编写组.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一)[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3] 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辑第一册)[M].滁州: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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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五辑)[M].淮南:1985.

[6] 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三辑第二册)[M].宿县:1984.

[7]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四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8] 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二卷)[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9] 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淮南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10] 皖江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皖江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收稿日期:2018-10-31

作者简介:王明前(1971—),男,江苏苏州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doi:10.3969/j.issn.2096-2452.2019.01.008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452(2019)01-0040-04

(责任编辑:张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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