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劳动的解放是人的全面解放的核心内容之一。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语境下，劳动在未来的解放本是一个渐进且具有实践性的过程，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劳动的既有属性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迎来了一个解放性的难题：当科学技术在现代话语体系下作为一种特殊的剩余价值来源时，劳动原先的实践和解放向度隐去不见，异化后的劳动在新的话语和社会体系以及主体自我认知下，带有了某种被遮蔽的控制向度。资本主义危机的不断出现以及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技的进步，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劳动的控制与解放向度的冲突，却又使其在未来的和解成为可能。
［关键词］劳动；解放；实践；科学技术；控制向度
劳动是人类历史性的生存和实践活动，并使无数西方哲学家着迷。黑格尔曾阐释的劳动的实践向度为马克思所赞扬和继承，但马克思对劳动-实践-自由的研究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有如下论述：“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1］所谓“尘世的现实”，无疑是排除了纯粹思辨的灵化世界的实践场所。那么究竟存不存在一个“超脱的世界”，使得劳动一如既往地带有解放的向度，引导人的自我主体意识实现完全的觉醒，知晓人之自由乃是具有主体通性的完整的自由，而非另一个维度上被桎梏的自由？走出阿门塞斯冥国的可能性，随着社会系统的震荡带来的对人自身的限制而变化，究竟是真正超脱而朝向真正的自由，还是反向沉沦带有了某种被遮蔽的向度，在这个时代已变得殊未可知。
现代科学技术在指数发展生产力、拓展人类活动边界的同时，正越来越成为人类的阿喀琉斯之踵。一方面，它带来了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大幅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它某种程度上却成为了人类全面发展的桎梏。我们难以想象一个没有技术进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但当推动技术进步成了社会整体性的意志和目标并作为政治团体执政理念的一部分时，科学技术就不再是理论和工具的简单概念了。与此同时，与技术进步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劳动，以及其由马克思设想的实践和解放向度，是否能一以贯之保持不变呢？以现代科学技术的代表人工智能为例，固然人工智能能够将人从繁重而机械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它挑战的是劳动权利，带来的是人的劳动解放和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机会［2］，但不得不考虑的是，其冲击人的本质和传统伦理观念，挑战道德权威几乎已成定局［3］，没有理由认为目前它不会对劳动本身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这种影响即是一直存在但在现代得到彰显的劳动控制向度，它将个体的人的社会化进程技术化，并使人成为科学技术的附庸和工业社会的“有意识”且“自愿”的生产工具，失去了总体性思辨的能力。这种被科学技术遮蔽的控制向度会限制劳动的解放和实践，并最终引发劳动的解放的难题。
一、劳动的应许之地——实践和解放的向度
劳动作为人类贯彻自我追溯自由的道路，在实践性的劳动中，人才能成为社会的主体以及自己的主人。人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支配和利用自然（与物打交道），使物按照人的意愿存在和发展变化。人在进行改造客观世界的创造活动的同时，创造着自由的生命本质，自由并非是一种完整的价值理念，而是一切价值建立的基础。这种基于广泛的自由构建的劳动的语境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表面复杂实则单纯，彼时的生产力稳步提升，普通人的生活处于痛苦煎熬的状态，但是对未来有着强烈的预期，这种预期带来了一种稳定的自我认知，一种隐秘但是积极的期望。
包含着这种期望的里世界是劳动的应许之地，那里存在着自由和解放，存在着人们实践活动的总和。这是从人间到“天国”的过程，置身于此的人们，深陷现实的痛苦，尽享意识的崇高。在这个维度上，人们为劳动所拖累，为繁重的体力劳动所折磨，但即使道德沦丧，却仍怀有对美德和伦理的记忆与思虑，重拾对政治关系的考量乃至对整个人类的前途与命运的认知和使命感，这是意志和心灵的自由，对前人的不间断继承使得这种解放的状态从未中断，总是在超越之前的顶峰。而此时的劳动虽然是现实黑暗的实践载体，但实则隐喻一种对未来的坚持，一个包含着似乎“不可能的世界”的未来，使得劳动的解放向度得到显现。
这个未来世界之所以倾向于是一个“不可能的世界”，是因为存在着高估了背负生存压力的人们的思维上限的问题，而且没有考虑到社会系统中经济系统的作用。马克思对此也有过设想：自由问题的解决，哪怕是部分的解决，都不仅仅要求是政治上的解决，而且必须是一个经济上的解决［4］。劳动直接作用于经济系统，带来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人们的自我解放是一个迟早的问题，任何社会系统都有一个承载的上限，背负着罪恶的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也必将走向衰亡。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基础、劳动为源泉建构的经济系统，人们的本能需要由该系统进行满足（或者是部分地满足），而更高层次的需要则由人的自我意识进行筹划谋定。自我满足的这部分需要各人不尽相同，也许大部分主体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一个对现在的他们来说不是特别必要的命题，但并不妨碍他们随时可以开启内心的战端，并以此来使主体意识摆脱物质世界的干扰和肉体的禁锢，摒弃为生活所累的自我放逐时期面临的诸多困惑，这些努力共同构成了一种更高层次的对劳动的认知。换句话说，劳动可以同时维持最根本的生命存在并达到最高的自我确证，完成两方面的和解，使得它的实践向度得到显现。
以“人的劳动”拯救“规制的劳动”即是劳动的救赎。科学技术在意识形态上导向的目的只是为其制度化发展铺路架桥，不论是改变经济系统、政治系统还是人的存在，总体都是为了这个目标服务，那么可以言说的是，科学技术在这种层面上“人格化”了，但它的人格化的目标依然是传统而可视的；如果说“人的劳动”的潜力还和马克思设想的一样，是实现人的自我确证和全部的存在，那么“人的劳动”在某种未来的向度上，已经将“规制的劳动”远远地超越，目前“规制的劳动”的僭越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倘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则“人的劳动”与“规制的劳动”的转化并非不可能，简单地说，后者是前者的一种异化形态，劳动的控制向度也是在这种异化过程中显现的。但是既然这种形态存在，就不得不说“规制的劳动”与科学技术本身是存在直接联系的，如果能够逆势而行，按照人-人的劳动/规制的劳动-科学技术这一隐含的逻辑路径追根溯源，在这个人类渺小而孱弱的语境里唤醒人的主体性，那么逆流而上推动“规制的劳动”重新归位为“人的劳动”，继而影响科学技术本身的可能性，未尝不存在。
火封装置供气系统见图2，首先打开氮气管路阀门，对管道进行吹扫，20 s后火帘管氢气管路阀门打开，火帘管道的氢气被长明火引燃，调节至使喷出的火焰高度能封住炉口为限。
尽管如此，中国石油企业从未放弃伊朗这一重要油气资源地，并利用伊核协议签署后的缓和时期，抓住伊朗政府为重新吸引国际投资者而推出更有吸引力的石油合同这一有利时机，通过双边谈判再次进入伊朗。虽然新石油合同条款较为优惠，但重启制裁后带来的投资及回收问题难以解决，合同履约将面临诸多困难，这些问题甚至可能导致中国石油企业再次违约或退出项目。
这里存在一个误区，实际上，马克思对待劳动的真正态度以及其为劳动构筑的“乌托邦”并未脱离理性的范畴，而只是摈弃了劳动的形式和内容中机械的具有限制作用的部分，并保留了其在未来的崇高可能性。同时，马克思对劳动与资本主义的观察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二者形式与内容的细微变化为他所敏锐地察觉。而进入阿伦特所生活的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马克思晚年业已形成的科学技术向劳动领域侵入的咄咄逼人的态势，已演变为向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控制和统治。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种推论：劳动的失语，不是在将来，而是在现在。
著名哲学家洛克说“儿童不是用规则可以教得好的,规则总是会被他们忘掉的。习惯一旦培养成功之后，便用不着借助记忆，很容易地自然地就能发生作用了。”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很重要，及时地更正学生的不良课堂习惯，习惯需要教师长期抓反复抓。例如：在足球教学热身部分的熟悉球性。很多学生会忽略这一部分，草草了事，只想着热身完了，早点踢比赛，殊不知好的热身活动对一节课的主要技术练习有很大的影响。
二、“规制的劳动”之僭越——控制的向度
固然，劳动就其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的生存条件而言，乃是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6］。这其中寓意了劳动能够满足人类的两种层次的属性：一种是物质世界的“基本需要”，另一种则为精神世界的“存在需要”。按照马克思等人的美好构想，作为劳动双重属性投影的解放向度和实践向度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得到强化，但是当时间推移至20世纪尤其是二战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在传统或者说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里，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作为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资本的扩张和社会的发展事实上离不开最传统的、沉淀在物质层面的以及无产阶级赖以生存的劳动，这种最直接的劳动在制度框架允许的范围内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这种循序渐进的有逻辑线索的发展并不会对劳动本身产生超出范围的反向作用。既然劳动本身的实践和解放特质持续发挥着功能，以劳动为核心构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框架，在劳动直接的影响下，自然也是趋向于产生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益的变化——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逻辑，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后，人就可以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其他自我提升的实践活动。但是，哈贝马斯认为，社会系统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所想象的路线进行，曾经的劳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直接映射加入了域外因素——科学技术。“于是，科学技术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这样，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条件也就不存在了。当科学技术的进步变成了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时，在非熟练的（简单的）劳动力的价值基础上来计算研究和发展方面的资产投资总额，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同这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比较，马克思本人在考察中所得出的剩余价值来源，即直接的生产者的劳动力，就愈来愈不重要了。”［9］62换言之，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着这样一种结构：劳动-科学技术-生产力（生产关系），由于劳动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难以产生直接的作用，使得劳动的变革能力变得钝化，或者说，它的解放向度被弱化了。对此马尔库塞有过形象而精确的论述，他说：“劳动几乎完全异化了。装配线的整套技巧、政府机关的日常事务以及买卖仪式，都已与人的潜能完全无关。工作关系几乎变成了作为科学活动和效率专家的处理对象，成了可以互相替换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0］89简而言之，当科学技术由“人间进入天国”，被奉上神坛，成为人类社会生活必不可少且愈来愈重要的一部分时，它带有的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功能会使人的存在状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人类完全意识不到，现有的看似迫切的需求并不是应然的需求，而是被科学技术规范了的实然的需求，人们的物质存在需要早早地被科技带来的发达生产力所满足，但是非物质存在的那部分需要是不是自我意识的内在需要，乃至于是不是“需要”这种本质上的欲求，都难以言说。被科学技术所支配的社会建立起了以“补偿纲领”代替“自由交换”的意识形态［9］59，并给予所有人一个“最高的许诺”：为越来越多的民众提供一种愈来愈舒适的生活［7］，当然，人世间不存在无偿的赠与（即使是施舍也是为了内心信仰的欲求），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生存的人们不可能无条件地享受这被崇高的存在应允的承诺，在这样的一种伪善和主仆关系里，劳动被遮蔽的控制向度逐渐显现了。
但是阿伦特却认为这一理论存在着某种困境。究其本质，并非是对实践向度抑或是解放向度的批判，而是对将劳动进行升华的马克思本人的批判。她认为，马克思把人定义为劳动动物，然后又从中导出一个社会，在那个社会里这种最伟大最人性的力量不再是必需的了，结果留给人们的只是一个令人沮丧的选择：是要生产性的奴役，还是要非生产性的自由［5］。在这个理想的社会中，人自然得到了解放获得了自由，并将实践作为自我实现的手段，但是在这种语境下，那最伟大最人性的力量——劳动，却失语了。
最显著最直观的因素就是科学技术的爆炸式发展带来的生产力的指数扩张。这种无视后果的扩张会直接导致社会诸系统的濒临崩溃，起码是潜藏着的内部崩解。作为承接这种系统框架变化的资本主义，随着内部结构的剧烈震荡和分化，即使表面维持稳定，也难掩自身的千疮百孔。这种分化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没有像马克思设想的那样走向灭亡，反而披着同一张外衣，不断变换着实质形态存续了下来。按照马尔库塞的说法，马克思晚年对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变化早已有所感知并着手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补正，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曾有如下论述：“但随着大工业底继续发展，创造现实的财富已经不再依靠劳动时间和应用的劳动数量了……”［7，8］科学技术对整个生产力发展结构和技术框架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整个使得劳动的控制向度合理化的过程造成了这样一种既定的现实：潜在的自由和现实压抑之间的脱节日趋严重，它已渗透到了整个世间生活的各个方面［10］87。劳动的合理化和机械化势必减少消耗在苦役（异化劳动）中的本能能量，从而解放更多的能量，为实现由个体机能的自由消遣所确定的目标服务［10］80。个体机能的自由消遣实际上只是原本劳动的一个初始目标，而劳动原本的解放功能也是在这个向度上开始发展并力图最终实现的，但是我们可以试想，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里，是否每个人都需要劳动才能实现其“个体机能的自由消遣”？如果从这个方向考虑，在科学技术起到支撑性作用的前提下，一部分人的劳动足以将大部分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但现实是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除了利用补偿纲领对少部分对劳动拒斥或者无法以劳动换取生存资料的人进行赎买以外，大部分人还是需要进行不带有创造力的重复机械式的劳动，劳动原本的解放向度被彻底地抛弃了，因为劳动已经异化为一种通向科学技术制定的生活世界的门票，异化为科学技术对人的控制手段。或者说存在这样一种悖论：劳动的一部分内容本身已经有了不必要存在的可能，但是这部分内容还是被科学技术认为是需要的，以使人们处于被掌控的状态之中。这种矛盾和潜移默化的压迫由于技术的意识形态性没有被广泛地察觉，但是人们的真正的自由已经实实在在地失去了，即使它的潜力尚在。人原本能够通过劳动获得解放的最高允诺，乃至于解放劳动本身，都成了里世界乌托邦的美好夙愿，表世界劳动的堕落，使得解放和实践走向了天国。
三、劳动的控制向度“合理化”的隐秘逻辑
第三，专业合作社法人。《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农民可以以量化到自己名下的资产为份额来进行出资，从而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这里确实给了明确的定位——直接登记为合作社，但是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大众的实际情况，还是值得商榷的。
在这里我们需要讨论一个问题，是不是在曾经被人们设身处地实践过的里世界里，劳动就不存在控制向度了呢？彼时的科学技术尚不具备现在如此之强的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尚不足以对以朴素劳动为基础建构的社会体系造成特别巨大的威胁，但我们认为即使是在这种比较理想的状态下，劳动的控制向度也是存在的，只不过潜伏起来了。因为在早期资本主义各个要素总体上均衡博弈的环境里，人的劳动主体地位显得前所未有的突出，但与之相悖的是绝大部分人们通过劳动仅仅只能满足生存的需要，所得到的有限的回馈并未为其提供某种想象的空间，认为自己会存在更大的可能性，人们在这种特定的状况下，残酷地说，不存在被控制的价值和引起强势要素关注的兴趣（控制他们的成本显得尤为高昂，即使是资本这种表面看上去“控制”了人的要素，实际上也不过是在追逐利润和剩余价值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而且更准确地说，“人”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负资产，“剩余劳动”才是资本想要的东西）；另一个方面，控制需要两个主体，即使存在人这个被作用的主体，还需要另一个作用的主体才能使劳动的控制功能发挥作用。在意识到不具备适宜的发挥作用的状态之后，劳动的控制向度自然而然地潜伏了。
但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上述原本不可能的两点因素都发生了嬗变。科学技术当仁不让地作为最强势的要素发挥其统治功能，在科学技术的压迫下，或者公平地说，科学技术带来的生产力飞跃式发展，使得人的劳动主体地位显得孱弱不堪，在科学技术面前完全地丧失了话语权，人们的存在需要甚至不用通过劳动就能得到满足。但是，为了保持自身的存在需要，科学技术通过“重新定义人类”，使得人们的需要和科学技术的需要一体化了，而原来的对艺术、美学和道德的实践活动，也转向对科学技术的实践，而为了保持人们对科技的实践活动的兴趣，或者说被科技重新定义的实践活动的兴趣，需要劳动来限制人的活动方向，造成一种假象——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实现人们的理想。但隐藏着的是，这种劳动是带有技术属性的控制的劳动。对人的发展进行约束和规制，成了劳动的必要任务之一。
与此同时，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非政治化”趋势也不可避免［9］59，“社会制度的框架组织，仍旧是一个受交往制约的实践问题，并不只是以科学为先导的技术问题。因此，把同政治统治的新形式联系在一起的实践（问题）排除在外，不是不言而喻的。”［9］61科学技术的最终目标是将整个社会制度框架技术化，将劳动单向度化，即具有纯粹的控制功能。人的交往活动受限将导致人的政治属性萎缩，这是劳动的控制功能发挥作用的基础。如果上述目标达成，最终将导致一个显而易见却又不为人知的结果——意志自由而意识不自由，行动自由而劳动不自由，这种表世界的现实其实意味着里世界的人们所没有意识到的一种人的存在危机：人对自身的主体认同感前所未有的微弱，对形而上的不确定却能勾起幻想的他者的认同感前所未有的强烈，未曾经历祛魅的科学技术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在迷失自我的人们耳边低语：你们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实现那一切。
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潜力与破坏力并非一无所知，故哈贝马斯的批判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却充满了占据后发优势的意味。需要注意的是：人作为科学技术产生和发展的塑造者，并不适合用简单的方式去考察，更不适合用“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去笼统地论断，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么更可能地是科学技术已经完全取代了人类，并能够脱离人类的塑造而存在，这在目前看来显然是不够合理的。马克思对“人”的坚持，仍是解决科技统治并摆脱劳动控制向度的可能路径。
四、劳动的救赎何以可能
马克思认为，走出阿门塞斯冥国的可能性，是建立在主观的能动实践上的，阿门塞斯冥国的牢狱里，徘徊着迷失的智慧和信念。如果劳动的实践向度彻底丧失，劳动自身从人间重返地狱也是必然的结果。比之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等人对劳动的废黜，劳动虽然形象受挫但是仍具有崇高的本质属性，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虽然鲜有人对劳动进行负面的批评反而更多的是隐晦的赞美，但实际上在经历（早期资本主义）短暂的认知解放后，劳动的本真在科学技术统治的时代再一次失去了，劳动的机械性和目的性再一次回归到它自身的本体内，在被控制性夺取主体的领导权之后，阿门塞斯冥国的诅咒如附骨之疽般降临了。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劳动自身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就彻底失去了呢？正如之前所描述的，劳动天然带有的解放与实践向度，只是暂时地被掩盖了，而不是被彻底地消灭了，劳动回归解放与实践的可能性，依然且必然存在。即使科学技术为了维持其统治而对社会系统和人进行“重新定义”，塑造劳动的控制向度使其成为帮凶，也并不能说明人们失去了以被压迫的劳动作为手段来反抗的可能。
橡胶草（Taraxacum kok-saghyz Rodin）采自新疆石河子市北泉镇附近；拟南芥为哥伦比亚系。
这种路径的实现，需要同时达成外部和内部两个条件。虽然资本主义开发出了全球化工具并使其存在变得越来越隐蔽和强大，依靠科学技术与世界分工将人类形式上紧紧联系在一起，从以独立的个人为单位进行剥削到对后发国家进行整体性全方位的压榨，但是这种表象上的扩张掩盖了其潜在的弊病，频繁到来的经济危机揭开了未愈的旧伤使得人们有机会瞥见背后的真相——一种虚假的繁荣。科学技术带来的极权社会与资本主义并非完全兼容，前者为了自身的扩张，已经开始约束后者的发展方向，二者的摩擦如今已经初现端倪。譬如，科学技术将人“去政治化”和原子化，并排除交往行为和社会关系，而这并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政治主张。当资本主义面临原生性（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外部性（科学技术）双重威胁时，已经失去了“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的能力，换言之，资本主义在发达工业社会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在逐渐失去活力。而随着科学技术筑基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上的程度加深，劳动归位的外部条件的达成日渐可期。
另一方面，一种内在的反抗力量在未来潜伏着。以人工智能的出现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有将人类最大限度地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可能。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科学技术为人类设计出的“生活世界”终究是有限的，必然无法满足人类尤其是精神层面的全部需要，这一“生活世界”能否消解人们被动地从劳动中释放出来的完整的精力与时间尚且存疑，其依赖的意识形态工具即具有强大迷惑性的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在资本主义逐渐式微后能否继续发挥作用更未可知。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不能忽略人的可能性。处于早期资本社会中被极力压制的人尚能保有自我确证和实践的真实需要，那么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当人类赫然发现自己暴露在科学技术的统治之下而失去了思辨的替代性消费产品时，重新拾起思辨这一古老的武器为人的存在作出辩护便成为了可能。这种需要没有理由不被唤醒。从关注物质世界转向反思与内省，无论道德、美学还是艺术，单个人的力量和劳动如此渺小，将人与他人、人与自我联系起来的行动和重新政治化，都是逃脱科学技术的世界转向人的世界的合理方式。只有完成了这种内心世界的转换，方能达成劳动归位的内部条件。
劳动的救赎何以可能？待到科学技术的“人格化”成为旧世界的南柯一梦，“规制的劳动”回归“人的劳动”，其控制向度也将在黑夜中隐去不见，重现的是解放与实践的光明。这种人的重新自我确证的劳动，正是它等待了许久的救赎。解决劳动的控制向度这一解放性的难题，让劳动从地狱重返人间，是这种救赎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5.
［2］何云峰.挑战与机遇：人工智能对劳动的影响［J］.探索与争鸣，2017（10）.
［3］孙伟平.关于人工智能的价值反思［J］.哲学研究，2017（10）.
［4］姜涌.论马克思的劳动自由思想［J］.东岳论丛，2016，7（37）.
［5］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76.
［6］侯继迎.劳动的双重意蕴：谋生目的与自由维度［J］.东岳论丛，2012，10（33）.
［7］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30-31，21.
［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56-357.
［9］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0］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志码］A
［作者简介］
陈茁（1992-），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综上所述,在需进行输血治疗患者的治疗中,相比于常规输血路径来说,输血路径治疗路径的治疗效果更为显著,有效提高护理满意度,降低输血差错率,强化输血知识评分,值得进一步的推广。
雷德鹏（1963-），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现象学与科学技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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