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与技术关系的具身理论聚焦于人类与技术交互过程中技术的内在意向性，即技术具身为人体一部分的内在意向，是唐·伊德技术现象学的重要成果。技术意向性使得具身成为可能，微信技术具身的表现形式多样，主要表现为技术对个体产生的放大效应和缩小效应。运用唐·伊德的具身理论对微信技术进行现象学探究，试图回答微信技术具身何以可能、具身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微信技术具身的根源等问题，进而讨论了应对微信技术具身的策略。
关键词：唐·伊德；具身理论；微信技术；意向性
一、引言
具身理论是唐·伊德技术现象学的核心，集中反映了意向性互动的人技关系。伊德认为，人类通过技术感知、经验、认知世界，技术处于人与世界之间的中介位置。他使用“我-技术-世界”的关系式表达人、技术、世界三者之间的多种联系。根据该关系式的不同变形，伊德将人与技术的关系归纳为具身关系、诠释学关系、它异关系和背景关系。其中，具身关系关注技术的“放大-缩小”效应；诠释学关系聚焦技术的遮蔽与解蔽；它异关系探讨技术的一种异化形式；背景关系考察技术的“场域效应”。这四种关系类型从不同视角概括和揭示了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的不同表现形态。本文主要聚焦具身关系。伊德将“我-技术-世界”的关系式转化为一个更为直观的意向性关系式，以表述技术具身关系：
（我-技术）-世界[1]73
处于中介位置的技术与作为主体的人融为一体，在具身中与人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技术与人之间的界限被消解。从词源上看，“具身”的英文为“embodiment”，其中前缀“em”表示“进入……之中、进入一种……的状态”。人与技术的“embodiment relations”指技术表现出的一种意向性状态，抑或说技术试图融入人的身体，成为人体的一部分；身体是技术具身的物质载体，并使具身成为可能。“人的行动是身体的行动，技术的行动是人的行动，世界是人与技术行动生成的语境，这三者形成稳定的交互关系，影响着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人与技术的关系、技术与世界的关系。”[2]具身理论聚焦技术对人身体功能的“改造”，关注身体与技术的相互作用，探讨人技互动中技术对人类行为的改进和能力拓展问题。微信技术在使用过程中形成了具身现象，从具身理论视角剖析微信技术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对于认识和改进微信技术都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微信技术具身何以可能
微信技术是当今日常生活中的一项热门技术，人性化的技术设计理念使它拥有超过10 亿的全球活跃用户，几乎成为每一部手机中的必备软件。微信技术功能强大，应用范围广泛，涵盖了信息沟通、图片分享、线上社交、便捷支付等领域。作为当今影响人类生活程度最深、范围最广的一项技术，有必要对其进行剖析，在认识微信技术本身的同时，有助于规避技术具身带来的风险。
与传统的人工物技术不同，微信技术依托手机、电脑等硬件，实现了人工物技术的“软化”，将自己藏身于幕后，技术具身潜移默化。同时，在使用过程中不难发现，微信技术中负载着价值观念，嵌入了利益诉求。技术具身存在两个前提条件：其一，在本体层面，技术本身已相当成熟，具备了具身的技术条件。其二，在本体论层面，技术表达内在意向性，为具身创造了更多可能。这里主要从意向性维度论述微信具身何以可能。
从物质性与关系性维度看，技术与人之间的界限不再那么清晰。微信技术具身问题产生于技术的放大与缩小、解蔽与遮蔽所引发的物质性与关系性困扰。技术的放大效应让人感到满足，缩小效应却常常被忽略，究竟是技术的能力还是“我”的能力令人疑惑。技术的解蔽效果常常令人兴奋，而遮蔽现象却被人们遗忘，技术的本质发人深思。技术具身的意向性表达催生了物质性与关系性的困惑。伊德论述具身理论时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在我们想象的实验中，如果我们完全沉浸在以技术为中介的世界中，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我们从一出生，所有的视觉都是通过透镜系统来进行的，那又会发生什么情况？”[1]80或许，微信技术具身表现出一种消解实体的内在意向性。根据上述意向性的循环逻辑，文化意向、社会意向、设计者意向与使用者意向都指向技术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即技术中心主义。按照该逻辑，微信技术与“我”之间的界限将在技术的意向性循环中被逐步消解，“我”的存在问题受到挑战：我究竟是物质的存在，还是技术的存在？或是关系的存在？
任何技术的产生与发展都存在生成逻辑。微信技术意向性的产生及技术具身同样有其生成逻辑。社会意向是微信技术产生的逻辑起点。首先，微信技术的出现源于社会意向的导向。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这种导向起初展现为一种需求，即文字短信和语音电话已不能满足人际交流的实际需求。人们需要一种更为全面、立体、无障碍的实时沟通交流方式，在这种社会意向的驱动下微信便应运而生。其次，在社会需求的促逼下，社会意向转化为设计者意向。有先见之明的设计者发现了社会意向背后的潜在需求，进而按照此需求将微信技术的构思设计转化为现实。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设计者意向存在局限性，该意向性受到个体生活阅历、知识背景、兴趣爱好、审美价值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这一阶段，在设计者意向下设计出的微信技术无法避免自身的局限性。再次，设计者意向过渡到使用者意向。使用者会在使用过程中评估微信技术功能，将自己对技术的意向性要求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社会意向传递给设计者。进而设计者在使用者不断更新的意向性中完善设计，逐步迎合使用者意向。设计者意向在社会意向和使用者意向的修正下克服自身的局限性，不断完善微信技术。
根据仔猪的特点和死亡原因分析，抓住初生、补料和断奶三个关键时期，加强饲养管理，减少仔猪死亡，加快仔猪增重。
除此之外，社会意向、设计者意向和使用者意向都在统一文化意向的背景下运作。文化意向、社会意向对技术的影响具有时空性。在时间维度上，不同时期的文化意向、社会意向会对技术提出不同的要求，如微信技术的支付功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等。在空间维度上，不同地域文化意向和社会意向对同一技术有不同的要求，如经济发达地区多使用与经济相关的支付功能，而经济较落后地区多使用聊天功能等。文化意向、社会意向、设计者意向、使用者意向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意向循环过程。其中，文化意向发挥着潜移默化、更为深刻的影响。微信技术在这种意向循环中塑造自身、他者和“生活世界”。从本体论层面看，这种有机的意向性循环为微信技术具身创造了可能性。
微信技术对人的存在本体论也提出了挑战。微信技术具身拓展了“我”的能力，转化为“我”固有的“能力”，改变了“我”感知、经验、认知世界的方式。只有当“我”长时间使用微信时，眼睛的刺痛、身体的不适感、手机突然发出的震动或声响，“我”的边缘意识才会将“我”拉回到现实中。微信技术的具身表明，“我”与微信技术产生了共生关系，技术与人在彼此的意向性中相互塑造。人的多重需求在微信技术中得到了满足，同样也驱使微信技术不断更新，继续迎合“我”的需求。如前所述，意向性是互动促进、有机循环的。“我”与微信技术在满足彼此需求的同时也相互扶持，相互成就，进而共生，仿佛融为一体。这无疑对人的存在本体论提出了挑战。“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是物质的存在、精神的存在、技术的存在，还是关系的存在？微信技术确实拓展了“我”的能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微信技术具身模糊了“我”与技术之间的界限，产生了一种含混性。伊德的具身理论提醒我们，只要技术具身是可能的，那么它对人的存在本体论挑战就难以避免。这并非要求人类拒斥技术，摆脱技术的想法是天真的。具身理论就是要提升“我”在微信技术具身中的自觉意识，尽可能规避技术具身的负效应。
三、微信技术具身问题阐述
根据设计要求和地质条件，选用GB 24和BS 650全液压抓斗成槽设备，生产能力能够满足本工程的施工要求；经计算确定安装两台JS 500强制式拌和机和1套PL 800自动计量站组成计量拌和系统，机后使用ZL 40装载机供料，墙体混凝土运输采用混凝土罐车运至槽段浇注口。
微信技术在研发和改进中追求优良的用户体验，追求具身和完全的透明性。这就导致“我”感知、经验、认知世界时既想要尽可能地利用技术拓展自我能力，又想要摆脱微信技术束缚的矛盾。那么，与其让微信技术具身使“我”逐渐失去主动，倒不如主动将身体放在“焦点位置”之上应对具身。调和在微信技术具身中“我”与技术之间的矛盾。因此，面对微信技术具身问题，“聚焦身体”不仅是一种价值理念，更是一种实践方法论。
在认知功能方面，微信技术使人的感知能力得以提升，在拓展和强化人的能力的同时也限制了人的本我能力和自由。文字聊天功能可以使“我”实时了解到千里之外朋友的情况。语音功能仿佛给“我”安装了“顺风耳”，延伸了“我”的听觉，“我”随时都可以听到朋友、家人的声音。图片、视频功能使“我”有了“千里眼”，拓展了“我”的视觉，先进的摄像技术与互联网可以实现实时的视频通话。朋友圈功能改变了“我”与世界打交道的模式，“我”不再需要走出屋子，不用在工作、学习、生活中寻求与人交往。微信技术改变了“我”感知、经验、认知世界的模式，在虚拟的朋友圈中“我”仿佛置身事中，实时了解周边人的动态与近况，发表对不同事物的看法，交流、表达情感。微信技术改变了“我”的认知模式，认知主体成为微信技术中的“我”，具身使得技术成为“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使用微信技术进行经济交往、社会交往、文化交往，技术又仿佛“抽身而去”，而实质上“我”处于微信世界中，陷入微信技术具身对自身能力拓展的迷恋中。换一个角度看，技术具身对身体能力拓展反而又是对人的本我能力和人类自由的一种限制。在放大效应产生的同时，缩小效应也不可避免。“我”希望微信技术拓展身体能力，又希望摆脱微信技术的束缚。这种双重期望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人与技术之间最基本的矛盾情绪。
（6）在F区，气测值基值降低，但甲烷相对含量比E区陡然升高且保持比D区稍低的高值；电阻率曲线也较E区电阻率高，但低于D区电阻率。
四、微信技术具身问题解析
微信技术具身反映出透明性与含混性的技术特性，也是技术放大效应的相应代价。微信技术在拓展身体能力的同时也转化了它们。因此，从该意义上说，微信技术不可能是中性或价值无涉的。现实告诉我们，微信技术具身改变了人与世界互动的基本状况，不管这种改变的程度是多么细微，也不管这种改变多么难以察觉，但终归是一种改变。根据伊德的具身理论，如果完全的具身是可能的，即技术与人融为一体。换言之，微信技术达成了完全的透明性，那么就等同于技术的消解。技术具身确实是在追求这种主观臆想的透明性。不过，微信技术作为一种实在不可能完全消解于人的身体，技术的透明性不可实现，含混性无法避免。正如上文提及的双重期望，“我”既期望技术具身进而实现身体能力的转化，又期望摆脱技术束缚，实现自我能力的实质提升。这种双重期望不仅无视了技术实在之本体论，同样也忽视了“人-技术”之间关系的转化效应。微信技术具身中引发的问题根植于对技术纯粹透明性的期望，或者说对摆脱物质化技术限制的渴望。伊德称其为“一种新型的柏拉图主义”，并指出这种对透明性的期望正是技术创造与发展中的一项最基本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基本含混性”的一种反映：“使用者想得到技术带来的好处，但是又想摆脱技术的限制……这是人类创造的尘世技术中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矛盾情绪。”[1]76
（一）放大效应与缩小效应之惑
在具身理论中，微信技术只是中介，“我”将它融入身体的具体经验之中，通过它来感知、经验、认知世界。这一过程体现出了“放大-缩小”效应的结构特点。所谓放大就是技术给予了身体能力上的拓展，使之前不可能的感知和经验变为可能。所谓缩小是指微信技术缩小了“我”对世界认知的整体性把握，限制了“我”认知的维度和自由。在没有微信技术具身的情况下，“我”关注世界的整体性图景，认知是多维度的。在微信技术具身之中，技术限制了“我”的视野，在感知、经验事物时聚焦于它对“我”某一能力拓展后的局部图景，认知维度被压缩，是单调的。例如，使用者A 通过语音功能与使用者B 沟通时，微信技术在具身中拓展了他们二人的听觉，技术具身产生放大效应。这种认知方式是单调的，它在扩展“我”听觉的同时也限制了其他方面的感知能力。“我”既看不到对方，又感受不到对方，因此声音成为唯一的判定性标准。放大效应和缩小效应同步显现、同时发挥作用。如此看来，微信技术拓展了“我”的某一能力，也将“我”的能力限定于此，技术具身中产生的“放大-缩小”效应，将“我”与世界的关系转化为“我”与技术的关系。正如伊德所指出：“不管你是在远处还是在近处，也不管你是在南方还是北方，这些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与设备的身体关系。”[1]78技术从中介地位已转换到中心地位。
选取我院2015年9月-2018年3月收治的106例采取输尿管软镜治疗的肾盂旁囊肿合并肾结石患者进行研究,随机分为对照组53例和观察组53例。对照组中,男、女各有29例、24例,平均年龄(54.6±2.3)岁,囊肿平均直径和肾结石平均直径分别为(3.2±0.3)cm、(1.4±0.2)cm。观察组中,男、女各有30例、23例,平均年龄(54.8±2.4)岁,囊肿平均直径和肾结石平均直径分别为(3.3±0.2)cm、(1.2±0.2)cm。对比两组上述各项基本资料,差异不明显(P>0.05),有可比性。
（二）透明性与含混性问题
技术具身关系体现了人与技术在某种程度下的共生关系，其中的“放大-缩小”效应、透明性与含混性、物质性与关系性，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微信技术具身问题。该问题根植于具身过程中的双重期望，即微信技术既产生放大效应，拓展了“我”的能力，又带来了缩小效应，限制了“我”的本我能力与自由；“我”既希望技术完全具身，又无法避免技术具身的不透明性。这种与生俱来的含混的、矛盾的双重期望，必然引发微信技术具身的负效应。
微信技术具身催生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生理和心理健康、认知功能、人的存在本体论等方面。在生理和心理健康方面，微信技术具身会引发一系列生理不良反应，伴随压抑感、孤独感、无助感等负面心理，导致“数码焦虑”等心理与生理交织的影响。在认知方面，微信技术具身会削弱“我”的认知功能，威胁到“我”知觉世界的能力。此外，技术具身对人的存在本体论提出挑战，“我”是一种什么存在？技术与“我”是真包含的关系还是交集关系？如果没有技术存在，“我”还能否成为我？
（三）物质性与关系性困扰
意向性指意识对于对象及其内容的指向性，即作为主体的人施加于客体进行物化、改变、创造的过程。微信技术处于“（我-技术）-世界”的中介位置，技术意向性使得具身成为可能。人工物在主体的意向性中一旦转化为现实，必然反过来对主体产生意向性作用：包括对主体行为的影响、对所处情境的改造以及对自身更新的要求。海德格尔的锤子、梅洛·庞蒂的拐杖以及伊德的眼镜都讨论了技术的内在意向性。“人工物的意向性有‘被指’和‘能指’两种状态。‘被指’状态指人工物是人类意向的凝结物，主体往往将不同的意义赋予到人工物身上，并使其由虚在走向实在；‘能指’状态指向人工物被变现以后，它也必然会以上手的状态指向人们日常的生活实践，从而进一步实现人改造自我、他我以及世界的目的。”[3]可见，微信技术与“我”在各自的意向性要求中相互塑造。
综上所述，微信技术从设计、功能的角度不断地完善自身，根据意向性循环自我发展，其技术意向性本质指向持续具身。具身理论在克服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的主观主义倾向和机械主义倾向的同时，也模糊了主体与客体之间清晰的界限。人与技术关系之“谜”的破解还有待更深入的探究。
五、微信技术具身问题应对
微信技术具身影响了“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它会引发一种名为“数码焦虑”的生理、心理反应[4]。微信技术渗透到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之中，其便捷性和吸引力使“我”在享受快速便捷、丰富多彩生活的同时，对技术产生依赖与沉迷，进而产生一系列生理、心理的不适感。这种不适感主要表现为：某种生理不适、疲惫感、挫折感、不安全感、无助感、恐惧感等。微信技术具身中“数码焦虑”主要源于身体能力的拓展、隐私权的担忧、人与技术界限的模糊以及技术具身中的盲目自信等。微信技术拓展了“我”的能力，延伸了“我”身体知觉的“触角”，使“我”在本我身体和技术身体的巨大差距中陷入矛盾情绪，诱发“数码焦虑”的困惑。
微信技术具身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人与技术的互动关系以及可能面临的困境。在应对微信技术具身问题时，历史的经验告诫我们不可片面否定技术。技术在人类发展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永远都不可能摆脱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与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共生的，人的存在离不开技术，技术性是人的本质属性。自原始人之始，人类学会了使用技术才得以在自然中存活，并通过技术改进和技术创新在自然界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从打磨石器、火的使用、铁犁牛耕、工业革命到信息技术革命，历史书写了技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微信技术当然不例外，它拓展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能力，给“生活世界”注入了新的血液与活力，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方式，对其中的积极因素应当予以肯定。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虽然技术与人类是共生的关系，但技术依赖于人而存在，人是先于技术的存在，是技术存在的基础条件。从技术具身意义上讲，微信技术具身应是人本的、安全的，反之技术的发展终究将置人于被动的甚至被统治的地位。因此，用“聚焦身体”的价值导向引导微信技术具身是必要的。所谓“聚焦身体”就是让身体处于微信技术具身的“焦点”，汇聚“生活世界”中的各个元素、因子；以身体为出发点，以身体对“生活世界”的感知、经验和认知为核心，塑造微信技术价值理念，避免技术中心主义，规避技术具身的消极影响。
“聚焦身体”要求我们正视微信技术具身的放大效应和缩小效应。放大效应拓展了身体的能力，容易使我们迷失于微信技术，过多地关注技术功能产生的积极效果，忽视了“我”在感知、经验、认知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上所述，微信技术对身体能力的放大与缩小是并存的。因此，技术绝对不能处于具身关系的中心，身体才应是焦点。“我”爱微信技术扩展了“我”的能力，“我”又恨微信技术对“我的”限制。“聚焦身体”消减了“我”对身体能力放大与缩小的注视，以及对微信技术又爱又恨的困惑。因为“我”始终关注自己的身体。“聚焦身体”同样是应对微信技术具身造成的对人的本体论存在冲击的有效方法。“我”始终是以物质为基础的存在，“聚焦身体”给“我”的存在提供了物质维度的有力证据，“我”能切实感知到自己的身体。以身体为焦点消除了微信技术具身引发的对自我存在的怀疑，有助于解决“我”之存在的本体论疑惑。“聚焦身体”同样是应对解决微信技术具身中“数码焦虑”的不二法门，有助于我们时刻提醒自己调节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不适，积极应对微信技术具身的不适感。
综上所述，“聚焦身体”有助于从源头规避微信技术具身的技术中心主义困境，这种技术中心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对用户体验的极致追求。这一追求体现了技术具身对“透明性”的追求，从技术发展的角度而言，其终极目的是让微信技术“抽身而去”，让使用者感受不到微信技术的存在。用户体验是使用者的一种主观感受，技术研发中重视用户体验似乎体现了“聚焦身体”的人本理念。但其内涵却是以技术进步为核心和导向的，焦点在于技术而非人，这就造成了微信技术聚焦核心的异化。用户体验是消费者选择技术的主要考量因素，优良的用户体验蕴含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受到该经济利益的驱使，技术成为焦点，成为核心价值，身体则退居其次，负面因素易被忽略。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情景：当微信技术的用户体验让使用者感到了极致的舒畅，任何事情只需在技术界面动动手指即可完成，难道这是人类的终极追求吗？很显然，对用户体验的追求是一种披着“人本”外衣的技术中心论。“聚焦身体”的核心理念可以更好地展现我们的“生活世界”，微信技术的发展不应超越“生活世界”。微信技术的意向性应该指向“我”，聚焦于“我”的身体，满足“我”的感知、经验和认知需求。“聚焦身体”可以对微信技术具身产生正向价值引导，同时作为一种实践方法论，有助于营造“（我-微信技术）-世界”的真正和谐。
国家图书馆的历史从1909年京师图书馆建立伊始，经历了一系列名称沿革：京师图书馆（1909年，清廷批准建立京师图书馆，以下简称“京馆”）——北平图书馆（1928年，旧京师图书馆奉中央命令，改为北平图书馆，以下简称“平馆”）——北京图书馆（1949年10月1日后，国立北平图书馆改名为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1998年2月更名国家图书馆至今）。
北京市自2007年开始建立路网交通指数评价机制，2011年分析细化到行政区，2015年开始逐步对重点功能区进行指数评价，多年的实际使用证明了该评价方法的成熟性、敏感性和准确性，实现了对日常交通运行状况的定量化评价. 在新的工作体制下，需要将交通拥堵分析的尺度进一步缩小到街道级，建立面向街道级的交通拥堵评价体系方法和评价标准，对街道进行交通运行特征研究，支持面向多部门联合治理交通拥堵的工作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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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成伟，廉佳.技术具身的澄明境界[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5）：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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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WeChat Technology from Embodying Theory Perspective
Li Yan g，Wan g Bolu
Abstract: The technical intention makes embodiment possible. There are different forms of technical embodiment and the main manifestation is the amplification and reduction effect when it comes to the technique on the individual. This article uses Don Ihde’s technical phenomenology theory in order to research Wechat technology, trying to answer why WeChat could achieve technical embodiment, what kind of consequences will be made, and what causes leading to the problems in embodiment process.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to this research, I try to respond to this question and seek for solutions as well.
Key words: Don Ihde;Embodiment Theory;Wechat Technology;Intentionality
中图分类号：N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9）10-0093-05
收稿日期：2019-05-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代社会技术化问题研究”（16AZX007）；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项目
作者简介：1.李洋，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技术哲学研究；2.王伯鲁，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技术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研究。
编辑 真 明
陈 曲
标签：技术论文; 意向性论文; 意向论文; 身体论文; 关系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哲学流派及其研究论文; 其他哲学流派论文; 《河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代社会技术化问题研究”(16AZX007)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项目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