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阐述了关于学科话语体系建设的规律性的三个论点：一个学科的话语体系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历史积累的时间越长，话语体系越丰富、越成熟；经过长期历史过程磨砺和选择的概念和命题，其生命力一定是更强的。由此提出两个推论：在不同的独立的文明史和学科史中，应该并且可能建设不同的独立的社会学话语体系；在悠久而连续的文明史、学术史中，应该沿着历史积累(概念和命题)的路径建设自成一体的社会学话语体系。并且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应该建立与5 000年的中华文明体系相称的，与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社会，以及与丰富且连续的社会思想史相称的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
关键词： 中国社会学； 学科话语体系; 群学; 社会思想史； 历史积累; 历史路径
学科话语体系建设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具有特殊的背景和意涵。这两者交织到中国学术漫长的历史脉络中，就成为一个非常艰巨而复杂的课题。从根本上说，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学科史问题。
这次五单元测试，当我念到80分左右的同学留下来改错时，他居然跑来问我，老师，怎么没我的卷子？看着他疑惑的认真傻样，我忍不住笑了。告诉他考了95分，他不敢相信，随即憨态可鞠地笑了！这是他语文测试第一次超过90分，以前总是班上的后腿分，也难怪他会问。
一、一个学科的话语体系是历史积累的结果
如果说一个学科的创立可能由一位或几位学者所完成的话，那么一个学科的话语体系却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因为即使可能指出一位代表人物，话语体系本身却一定是先前学术创造的历史积累，所谓集大成的产物。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宋代大思想家张载的名言，即大家所熟知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获得一种理解。张载此话是讲知识分子使命的，但其中蕴含的关系却耐人品味。笔者认为，这四句话虽然讲的都是旨趣和要求，但也各有侧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是目的也是结果，而“为往圣继绝学”却主要是途径或手段。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只有“为往圣继绝学”，才可能“为天地立心”，并且“为生民立命”，继而“为万世开太平”。因此，虽然“为往圣继绝学”和其他三者同样重要，但是又是其他三者得以实现的途径和前提。
那么，从学科来说，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也就是强调学术积累。学术积累包括学术话语的积累、凝练和传承；而这个积累、凝练和传承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思想史。由此不难理解，我们为什么总是说“史、论、法”是一个学科的基石。一个学科怎么才能立得起来呢？依靠的其实就是历史、理论、方法。在“史、论、法”中，由于“史”是理论和方法的基础，所以学科史既是学科的基石，也是话语体系的基础。由此可知，我们应该通过思想史或者学科史厘清一个学科是从哪里来的，应该往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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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之时，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章太炎等近代先哲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中国也有类似的学问。他们有自觉的意识。无论是学科自觉也好，还是文化自觉也好，他们见到西方社会学传入到中国，首先思考的就是我们中国有没有类似的学问？他们思考探寻的结果昭示世人，沿着历史发展轨迹可追溯到战国末期荀子创立的群学。他们坚信，中华文明有5 000年的历史，中国社会有着极为丰富的演变史，中国关于社会的概念和命题应该早有积累，不可能在19世纪中叶孔德提出社会学之前一无所有。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存在着一个本土的群学话语体系。
笔者认为，一个学科究竟从哪里来，是以它的概念和命题的出处、来历标识出来的。这些概念和命题是怎么形成的、怎么演变的、又怎么延续下来的？这就是我们社会思想史要考察的问题。因此，学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也就成为一个学科话语体系的源流问题。
仿麂皮绒革的纹理，用聚氨酯浸渍聚酯超细纤维的三维缠结结构，通过凝固和抛光形成仿麂皮表面结构，来制造非织造材料。
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章太炎以及刘师培等先辈开始，直到潘光旦、费孝通、卫惠林、丁克全等人，许多先贤都在追寻社会学的本土起源，直接或间接地肯定了荀子群学——即为中国古已有之的社会学[1]。刘师培曾经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学界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论证了即使按照西方近代划分学科的标准，中国在战国时期至少也有16个学科，而且其中的中国社会学位列第4个学科。台湾学者卫惠林在其所著《社会学》一书即明确指出，荀子是中国第一位社会学家[2]。丁克全是东北师范大学教授，也是吉林省社会学会首任会长[3]。1940年，他在日本帝国大学留学的时候，就曾经发表过一次演讲，认为并论证不仅西方有社会学，中国也有本土社会学[4]。
一个概念、一个理论乃至一个学派，或者由于其本身的缺陷、或者由于历史条件的改变，在历史上的存活期都是有限的。虽然“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十年，但现在极“左”的名词、概念和口号均烟消云散。例如，乡镇企业曾经在中国工业体系中“三分天下有其一”，当时创造的“亦工亦农”“一家两制”等概念，现在也被历史所遗忘。我们研究农民工，也创造了大量概念和命题。但是，随着农民工的消失，也必将淡出和消匿。由此说明，学术话语的历史淘汰率极高，而且能够上升到学科层次的概念和命题，本来就是经受过历史淘汰率苛刻筛选的幸运者。只要这些概念和命题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还在，这个学科就一直存在下去；只是在学科尺度上存活的概念和命题，则一定是历史积累的结晶。因其是历史积累的结晶，它才可能与学科同在。
追溯中国社会学源系统问题的一个重要症结，就是划分学科的标准。社会学学科是不是仅仅存在西方社会，唯西方独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是不是只能以西方划分学科的标准为圭臬(且不说其实西方未必有统一的、明确的学科标准)。笔者认为，学科在中西方之间不是一个谁有谁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存在形式不同的问题。中国古代也有学科，但是其特点与西方不同。大体上讲，一方面，西方学术是学科之中有学派，如社会学里面分了好多学派；另一方面，中国学术是学派之中有学科，像孔子有六艺，可视为六个“学科”。后来墨子学生有近千之多，相对于当时中国的人口规模，已相当可观。纵观墨家学派分了很多学科，用现在的标准划分，可谓文史理工全有。墨子不仅懂建筑，其兵器制作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他还能够带着300多学生去制止一场战争，使得发动战争的强大的楚国不敢攻打较弱的宋国。足见墨子的气势和力量是多么恢宏博大！由此可见，墨子在当时对学科的分化是极其细致和发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首任所长、曾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先生，长期从事《墨经》及《经说》的整理与探究，认为墨家涉及光学、力学、数学等多个学科。墨家在世界上最早发现了光影、成像、反射等光学原理，并且做了实验；墨家在世界上最早发现了引力，创造了引力学，比17世纪的牛顿早2 000年发明了所谓“牛顿第二定律”；墨子的数学成就至少与古希腊时期的数学可有一比；墨子的逻辑学也是相当发达的。在当时的世界上，墨家在很多方面的成绩即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领先的。此外，墨子及其后学“对于声学、机械、土木等方面也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比如具有起重作用的桔槔，发射巨箭的连弩车，投掷武器和炭火的转射机，监听敌人动静的罂听，都是当时的重要发明”[5]。至于荀子，在当时最高学府稷下学宫“三为祭酒”(学术领袖)，学宫集儒、墨、道、法、名、兵、农、阴阳、纵横、小说等十多种学派。大师云集，各驰其说，互相辩论，盛况空前。“稷下先生”收徒授业，每人就“赀养千种，徒百人”(《战国策·齐策》)。孟子则“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按现在的说法，是既有“本科”教育，又有“研究生”教育。可见，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不是没有学科，而是学科已经比较发达，真可谓“五花八门”、门类齐全。
那么，为什么只有西方的学科算是学科，而中国古代辉煌璀璨的文明及贡献的就不被承认！为什么西方的学科之中分学派就是正确的，而中国的学派之中分学科就是不能成立！直到现在，任何人也找不到理由能够证明这一点。事实表明，无法证明学派之中分学科就不是学科。
试想，我们现在提出一个概念，很可能提出来就无人问津，若能够传几年、十几年，那就了不起了。笔者相信，能够传承两三千年的概念和命题，在今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一定会薪火相传、永不生息，构筑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明中那些最稳固、最基础的存在基因和密码。
笔者曾拜读费孝通先生1995—2003年期间关于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反思性文章，其后深受启发。特别是费先生多次提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拉德克里夫·布朗教授在燕京大学讲学时的重要论断，即鲜明地提出，早在战国末期，中国已由荀子创立了社会学[6]。
本文采用关系物元间的关联权重定义方法，建立不同物元属性下（量纲可不同）的关联关系。综合考虑赋分值c和关联权重值k，即将二者进行和积计算，计算结果归一化后，按照分数判断该工程所处等级L。
从2014年开始，笔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探讨中国社会学的源流问题，并带领研究团队出版了《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一书。该书只是初步梳理出群学的概念体系，初步证明了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学史研究，致力于梳理出群学的命题体系，再进一步研究群学自创立以来2 200多年的演进史；特别是视群学不再仅仅是作为思想史，而是作为学科史，从而进一步梳理出群学的演进逻辑。这是一项非常艰巨而重大的任务。
二、一个学科历史积累的时间越长，话语体系就越丰富和成熟
无论是“重续”，还是“重温”，其共同之处均在于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文艺复兴是继承与创新的两面一体。继承立于创新、创新来自继承。中国社会学的崛起——群学的复兴，同样必须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这也是学科话语体系建设的一个普遍规律。
秦汉时期，天下大定，中国社会迎来基本制度重建的难得机遇。这一时期建立的大量制度，诸如“大一统”、中央集权制、郡县制、司法制度、监察制度、人才选拔制度以及屯垦制度，等等。它们能够超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一直延续和影响到今天，成为“中国基本社会制度”。群学参与到秦汉时期社会制度重构、运行和发展的全过程，不仅为制度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其自身也从先秦的精英型理论命题形态转化为制度化命题形态，从单纯的知识形态转化为实践化形态，从而实现了群学形成后的第一次形态演进——制度化。在这一制度化过程中，群学命题体系得到了丰富与完善，我们从中梳理和筛选出100多个命题，构成了群学制度化命题体系。
隋唐宋时期，礼制下移，为民间社会发育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唐代社会空前开放，多元文化丰富多彩；宋代商品经济发达，民间社会加速发育。于是，合群、能群、善群、乐群的概念和命题随之深入民间，一方面，融合到基层社会结构，化作社会风俗、规范和习惯，活生生地体现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塑造着丰富多元的民间社会；另一方面，反映到家训、乡约、族规、蒙书乃至民间话本等通俗读物之中，创造了不胜枚举的鲜活多彩的群学民间化命题。我们也从中选取了100多个命题，构建了群学民间化命题体系。
元明清时期，禅化儒学的“心性论”与道教内丹学、佛教“佛性说”高度融合。继宋代以后，心性问题成为主导性话题。这一时期，与人们误以为自宋代尊孟黜荀以来群学似乎销声匿迹正相反，合群、能群、善群、乐群的概念和命题内化于心，创造了既小我又大我、既有我又无我的既虚又实的内在精神世界。群学由此潜入人的心灵，进入到内在化阶段。群学内在化，是指将合群、能群、善群、乐群最终归结于修身，将修身诉诸于诚意正心，将诚意正心当作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不二法门的倾向。我们从横跨儒道释，纵贯朝野上下、无别雅俗的浩瀚文献中，还是选取了100多个命题，构建了群学内在化的命题体系。
清末民国，为解亡国灭种之危难，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曾力倡群学复兴，但随着西方社会学的强势传入，群学迅速被取代。在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来华兴办的社会学系里，群学完全失去了位置。但在同时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其基本原理尤其是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却与群学找到了深层契合点。随之，中国展开的“全盘西化”与“中国化”之争、社会性质论战，等等，也都促使群学或被动、或主动地发生转型。这一时期的社会学话语体系——不仅包括群学的、西方社会学的，也包括唯物史观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概念和命题、社会学“中国化”的成果，以及还有在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在古今贯通、中西会通中产生的新概念、新命题等。我们以兼容并包的方式，权且从中选取了100多个命题，构建了群学转型的命题体系。
自群学诞生以来，在2 2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命题数不胜数，我们选取的近千个命题以及以此构成的5个命题体系，只是群学命题演进史上几个关键节点的标志。它们充其量只是群学命题体系的表征，远不能反映群学命题体系的全部丰富内容。群学如此丰厚的话语体系积累，是世界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宝库，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取之不竭的丰富资源。这份古代先贤们创立的璀璨瑰宝令世人羡慕不已，我们尤其要倍加珍惜！
群学话语体系建设的追本溯源，就中国学术史而言，虽然可能具有某种特殊性，但是却体现了话语体系建设本身带有普遍规律性的途径。18—19世纪，西方随着现代学科的分化和发展，其实也是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结果。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追本溯源。西方仅是中断以后的重新接续，而我们更是本来延续之后的重温。“重续”是艰难的，必须冲破教会的禁锢和封杀，不免付出生命的代价；“重温”本来应该是较为容易的，温故而知新，何乐而不为。然而，面对中西古今之争，由于我们缺乏文化自觉，更遑论学科自信，使得“重温”过程坎坷，群学命途多舛。“重续”是“复兴”，“重温”未必是“复兴”。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群学复兴”，其含义也确实不仅是“重温”荀子群学，也不仅是重提康梁的群学复兴，真正的含义是争取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之间平等对话的话语权。因为这既是实现中西会通的前提，也是中国社会学实现振兴(崛起)的前提。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把“中国社会学的振兴(崛起)”，看作是“群学复兴”。
我们即将完成的《中国社会学史》第一卷，研究已梳理出100多个群学命题，形成了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第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是群学的元典形态。其形成既是钩沉先秦中华文明第一个高峰的结晶，也是再现春秋战国社会剧变的反映；同时，还是体现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崛起的士阶层的智慧，更是展现世界历史上罕有的百家争鸣的产物。荀子不仅是战国末期儒家的最优秀代表，也是稷下学宫的学术领袖；荀子的丰富人生阅历和超群的综合才能，使其成为先秦学术的集大成者；荀子作为群学创立者是历史的选择；《荀子》一书创建的群学元典，放射着照耀千古的思想光芒，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奠立了历久弥坚的历史基础。
三、群学概念和命题经过历史长河的磨砺选择，生命力愈加强盛
即使群学概念体系、命题体系在历史上确实是丰富的，但那毕竟是“古旧”的东西，其今天还有什么生命力？我们今天正在飞快奔向现代化，生活节奏很快，新的词语层出不穷，网络语言花样翻新，为什么还要眷顾那些“老古董”呢？
历史上形成的概念和命题并不都是古董，经过几千年的大浪淘沙，留存下来的概念和命题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现代学术话语中最基础、最闪光的部分。诸如，修身、诚意、正心、家国、天下、和合、包容，等等；又如，和而不同、四海一家、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天人合一、民为邦本、尚贤使能、惠民利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等等。它们皆是先贤智慧的结晶，是值得后人传承发扬的非常有价值的概念和命题。
根据弹性层状体系理论，计算得到无机结合料层层底拉应力为0.263MPa。根据气象资料，工程所在地区冻结指数F为1500.0℃·日，季节性冻土地区调整系数ka取0.74。计算得到现场综合修正系数为-1.157。
中国农村在保留的许多习俗中，上千年的古树可以被当作“树神”，那是膜拜和祈福的对象。概念和命题是人类智慧结出的绚丽花朵，其中能够传承上千甚至几千年的，即使不称为“概念神”“命题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后人珍惜、继承、敬重吗？因为如果没有它们，我们的祖先乃至后人就没有办法说话、没有办法思考。因此，“为往圣继绝学”其实就是读书人的天职。
中西两大学术各有独立的起源，各有各的合理性。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与西方的古希腊时期由于千山万水的阻隔，路途遥远且交通极其不便，因而不可能互通有无，且产生学术交流。由此，中国古代的文明和西方古希腊的文明它们都是按照自己的起源和脉络发展起来的，各自具有其本身的逻辑和合理性。西方文明曾中断了几个世纪，而中华文明一直绵延发展、亘古未断。我们认为，人类社会不同文明之间无所谓孰优孰劣、谁对谁错的问题，对不同文明都应该相互尊重、互学互鉴。
这些概念和命题在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以及《易经》等先秦时期的经典中皆已经被创造出来；历经了两三千年的历史发展，延绵连续被不断赋予生命和活力；直到今天，仍然显现在我们的治国理政中、社会生活中、乃至日常语言中；并且熠熠生辉、无可替代，成为我们经常使用的概念和命题，足见其生命力的强大！这些概念和命题实际上已经融入到我们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中，成为中华文明的基因，塑造了我们民族的品格和精神。
1999年，陆学艺先生牵头成立中国社会学会中国社会思想史专业委员会，并任理事长，笔者和王处辉教授是副理事长。笔者在该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的发言，实际上提出的即是中国社会思想史和社会学学科史到底是什么关系的问题。2013年，笔者担任该专业委员会荣誉理事长，在山东大学召开的年会上，又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进一步地表述为中国社会学的源流问题。可见，关于中国社会学的源流问题，是笔者至今整整20年来，一直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强调创新、创新再创新。尽管历史积累的概念和命题仍然具有生命力，但今天的实践极为丰富。我们何不立足现实实践创造现代的概念和命题，而非要坚持走话语体系建设的历史路径呢？笔者就此又提出历史路径与现实路径的关系问题。
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现实路径和历史路径不是对立的，也不能刻意地绝然分开。笔者就“从哪里来”、与“往哪里去”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中国学术本来是连续的统一过程，如果不是西方社会学强势传入以后，群学被排斥甚至面临存续危机，就不会发生“从哪里来”的问题；“往哪里去”的问题本来也应该在与西方社会学的对话、交流与会通中自然得到解答。但是，实际的历史过程却并非如此。现在讨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似乎只能在西方社会学的话语体系基础上建设。如按“舶来品说”(中国本无社会学，中国社会学只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就只能如此，别无他途。然而，如按“群学复兴说”(中国本有社会学，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应经由古今贯通、中西会通建设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则存在本土路径。本土路径并非排斥西方社会学，而是希望在与之平等对话和会通中，既实现群学的历史性转型，也实现社会学的本土化。在此基础上，立足现实实践，回答新问题，创造新概念、新命题。可见，所谓“历史路径”和“现实路径”本来不是绝然分开的，而是连续的；目标也不是对立的，而是走向统一的。由此可知，真正的分歧不在历史路径与现实路径的关系，而在“舶来品说”与“群学复兴说”之争。正因为如此，从根本上说，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学科史问题。
性质 1 对规则(xi)A→RSθ,η(A,D),如果满足(xi)B→Dk⟹(xi)A→Dk,则有(xi)B→RSθ,η(B,D)。
四、结语
本文阐述了三个论点——一个学科的话语体系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历史积累的时间越长，话语体系越丰富、越成熟；经过长期历史过程磨砺和选择的概念和命题，其生命力一定是更强的。这三条即使称不上是学科话语体系建设的规律，也应该肯定是有历史根据的判断。在此基础上，本文由此提出两个推论。
按：段注：“《说文》生孰字本但作孰，后人加火以别生熟之熟，而孰但为谁孰字矣。曹宪曰：‘顾野王《玉篇》始有熟字’。”《韵会》用的是后起的“熟”字来承担“生熟”这一义项，“孰”专表本义。
推论1：在不同的、独立的文明史、学术史中，应该并且可能建设不同的、独立的社会学话语体系。不同的话语体系之间可以平等对话、互学互鉴，但中国社会学不应视西方社会学的概念和命题体系为圭臬，在自己的话语体系建设中也不必以西方社会学的概念和命题体系作为唯一基础。
推论2：在悠久的、连续的文明史、学术史中，应该沿着历史积累(概念和命题)的路径建设自成一体的社会学话语体系。就是说，中国社会学的话语体系不能仅仅在现实的基础上建立，也应在历史基础上建立。话语体系的现实基础是其历史基础的延续。
作为近代著名的文学大家，鲁迅不仅对当时的种种社会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同时对女性问题作出了深刻的思考。在他的作品当中，不乏女性人物形象，比如《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夜》中的子君等，但无论是什么样的女性角色，都一定程度受到封建思想的侵害。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个人的命运很大程度上会受社会种种弊端影响，而《祝福》中的祥林嫂则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最后，本文从两个推论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具有5 000年的文明史，有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社会，有丰富且连续的社会思想史，应该并且可能建立与5 000年的中华文明体系相称的、与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社会相称的、与丰富且连续的社会思想史相称的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
综上所述，建设数字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有助于推动“数字城市”建设的推进，可有效促进信息化城市建设进程。基于此，本文以数字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为研究对象，从多源数据的标准化与规范化，城市空间数据的转换，元数据的处理，数据的存储、管理、动态更新与维护、共享与数据安全等7个方面分析了建设数字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的要点，本文的研究成果将对推动数字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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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istorical Path to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for Chinese Sociology
JIN Tianku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has discussed how a discourse system is constructed in disciplines, and pointed out the three logic statements: the discourse system in discipline comes as result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 longer its history is, the richer and more mature it is and the system is powerful and full of life only through long historical selection.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two deductions can be gained that a different independent discourse system can be constructed in different independent disciplines and civilizations and a discourse system itself can be built along its own historical evolution. It finally concludes that China can and should construct its own discourse system along with 5 000 years of civilization.
Key words: Chinese sociology; discourse system in disciplines; Qunxue; history of social thoughts; historical accumulations; historical path
中图分类号： C 91-0文献标志码： A
DOI:10.12120/bjutskxb20190501
文章编号：1671-0398(2019)05-0001-05
收稿日期： 2019- 07- 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162)
作者简介： 景天魁(1943—)，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冯 蓉)
标签：社会学论文; 中国论文; 命题论文; 学科论文; 话语论文;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162)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