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时期，基于“我们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工作中的缺陷迫切需要克服”、“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这三点考虑，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对广大的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思想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干部教育体系，具体归纳为：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教育、党性教育、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等等。深入研究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思想，对于新时代我们培养高质量的干部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 干部教育
延安时期，为巩固后方、支援前线，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把经济和教育作为陕甘宁边区的两大中心任务以及把战争、经济、教育作为敌后根据地的中心任务。针对教育这一中心任务，毛泽东在《争取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一文中对教育进行了细致地划分。其中，他认为“教育以对象分，有干部教育、国民教育等项，目前重点应该放在干部教育上，而不应该放在国民教育上（不是不要国民教育）。”[1]为更好贯彻前方战争、生产、教育以及后方生产、教育这一方针，毛泽东在《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要点》中再次强调：“干部教育是第一，……中央对干部教育的决定要切实实行。”[2]
新时代，随着国际形势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更需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3]为此，需要加强对党的干部进行教育，从而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
一、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考察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大生产运动解决了边区人民穿衣吃饭的问题。众所周知，大生产运动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搞饭吃，搞衣穿。那么，加强党的干部教育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4]。延安时期之所以要对党的干部进行教育，是基于以下几点所考虑的。
（一）我们共产党要领导革命
毛泽东曾经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5]不难发现，当时的干部队伍状况是不足以满足日益发展的革命需要的。首先，干部数量严重短缺。1936年10月长征结束时，红军数量由原来的30多万降到3万人左右，红军中的干部人数更少。与此同时，虽然中国共产党经过长征成功地保留了革命的力量，但是陕甘宁边区社会问题频发，人民生活低下。在解决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等等问题时，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都感觉到干部的严重不足。其次，发展的新干部缺乏马列主义教育。张闻天在纪念五五学习节的时候，就曾指出：“提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质量，是当前干部学习中的一个中心任务。”[6]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延安成为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梦想之地。数以万计的爱国青年，不畏艰辛，从祖国各地来到延安，壮大了革命力量，也促成中国共产党干部成分发生了变化。这些爱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程度不同、职业不同，唯一相同的是他们都富有革命的热情和朝气。但是也缺乏对革命的长期性和艰苦性的认知，往往会导致这些知识分子容易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甚至放弃革命。最后，基层干部文化水平较低，整体素质需要提高。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基层干部十有八九都是出身于农民。虽然他们能够同人民密切联系，但是大部分基层干部文化水平低，绝大部分是文盲。正因为此，这些基层干部对党和政府的政策理解可能会出现困难或者出现偏差，甚至在工作过程中存在着相当普遍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私情观念等等现象。
设入射光线与水平面所成的角为α(0°<α<90°),则点A的坐标为(0,cosα,sinα).因为反射光线在水平面内,所以设反射光线与x轴的正半轴所成的角为β(即从上向下看,将x轴正半轴按逆时针方向旋转到与OB重合时转过的最小正角,0°≤β<360°),则B点坐标为(cosβ,sinβ,0).
（二）工作中的缺陷迫切需要克服
参照Barker等人的疗效判定标准，治疗效果根据症状缓解情况可分为三级：Ⅰ级（完全缓解）：面肌痉挛完全消失或98%以上症状消失，即存在面肌抽动的感觉但别人看不出来：Ⅱ级（部分缓解）：75%以上的症状消失：Ⅲ级（治疗失败）：其它患者归为Ⅲ级。
（三）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
干部教育内容随着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的变化而变化，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思想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干部教育体系，具体归纳为：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教育、党性教育、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等。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延安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是党的干部教育的核心内容。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曾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12]在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概念，把其提到“唯一宗旨”的高度，写入了党章。首先，密切联系群众是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前提。1940年6月20日张闻天在《更多的关心群众的切身问题》一文中指出：“党必须坚持教育全党同志，要善于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同他们打成一片，迅速地反映他们的要求与意见，经常关心与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我们不仅要善于向群众提出革命的要求，而且也要善于满足群众向革命提出的要求。”[13]其次，要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批评就是让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工作做出评价和给予意见。正如刘少奇在盐城第二届参议会上所说，“如果我们犯了错误，或者你们认为我们犯了错误，那就请你们，请人民不客气地批评，即使批评得不对，批评的方式与态度有某些不好，也不要紧，只要你们是为了要把事情弄好，而不是为了故意把事情弄坏，故意的造谣诬蔑我们。”[14]毛泽东也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5]自我批评就是党员干部要进行自我的约束，遵守党纪法规，发挥其先锋模范作用，才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思想的深刻内涵
加强党的干部教育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实现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的目标和当前党员人数不多的现实问题。要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需要大力发展党员，成为一个大党。中国共产党要想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大党，势必需要有一群有学问的干部。在延安在职干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曾提出：“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这样就要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这个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时刻注意，我们要率领几万万人革命，现在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9]党要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不仅要大量发展新党员，更要对现有的党员干部进行教育。
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是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作为领导实际工作的人，其担负着实现抗日战争的胜利与解放全中国的任务。正因为如此，张闻天就曾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必须用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全副武装起来。只有这种理论能够使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决定方向，能够明白认识我们的前途，给我们以自信心与胜利的把握”[10]。1940年1月3日，在中央发布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并将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1941年5月5日，叶剑英在延安在职干部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二十三周年学习会上的演讲中强调要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军事。“一个革命的军事干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的政治，犹之乎一个革命的政治干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的军事一样。不懂马列主义，不能成为革命的军事家，等于不懂军事不能成为革命的战斗的政治家一样。”[11]1941年12月，在中共中央通过的 《关于延安时期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中，强调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对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进行学习。如学习政治学科要把马列主义论战略策略的著作作为理论材料，把党二十年的奋斗时作为实际材料；学习思想学科要把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作为理论材料，把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作为实际材料；学习经济学科要把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材料；把近百年来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作为实际材料等等。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指出，学生能够正确的把马列主义运用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中去，这就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
（一）马列主义理论教育
英译文：Lastly is Dou Ji.Dou Ji is a special kind of skill that is used when controlling Dou Qi and in the land of Dou Qi,Dou Ji is also separated into Tian,Di,Xuan,Huang.（斗技,meaning combat skills or something akin to that.）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教育
本研究以海南11家高星级酒店为研究对象，从酒店经营者的角度出发，探讨社交媒体营销对高星级酒店的影响。根据采访数据显示，酒店经营者普遍认为社交媒体的出现和发展是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将社交媒体纳入到酒店营销体系里能为酒店的经营带来极大的好处。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平台在酒店和消费者之间创造了一种纽带关系。而这种纽带关系又为将来的购买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纽带关系和购买关系能够一直保持良性循环，那么酒店顾客将有可能成为“意见领袖”，自愿为酒店代言，帮助酒店销售其产品。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现在我们队伍里面发现了这样一个矛盾，就是我们的干部不学习便不能够领导工作。”[7]这一矛盾反映的就是在党的干部队伍中出现了一种本领恐慌的现象。首先，老干部的工作方法还没变。延安时期，由于党内的一些老干部是之前部队的人，没有接触过红军，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往往还是采取单纯命令的工作方法。这种工作方法无法发动群众，并不适用于陕甘宁边区的领导工作。其次，一些干部的思想作风出现问题。由于党的理论准备时间较短，未能对广大干部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导致延安时期部分干部存在着个人英雄主义、半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行会主义、耍流氓手腕等问题。如，“我们的营长、连长，在指导员上课的时候，不去听课，他们以为这课是战斗员听的，他们去听，未免要‘失格’了！为了要维持‘格’，结果，他们不但文章不会做，许多东西都不知道，战士反而比他们高明。”[8]最后，理论与实践未能结合。延安时期，有些干部做研究或者教书又或者做群众工作，往往不知道把新情况与理论结合起来。这些干部虽然对课本知识烂熟于心，但是等到实际工作时，却很难发挥其作用。
（三）党性教育
党性作为一个政党的固有属性，表现着其所具有的阶级性。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就体现在其代表着无产阶级最高而又集中的利益。“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16]延安时期，进行党性教育是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干部素质增强干部修养的过程。加强干部的党性教育，必须强调提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质量，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大家学习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指出每个共产党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是为人民服务，强调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人生观。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成立3周年上指出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强调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等干部党性教育内容。1941年在发布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就指出党员干部更要“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17]。同时根据当时党员干部的思想情况，开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延安整风运动。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党内固有的“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得以清算，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不良倾向得以纠正，党员干部的无产阶级党性得以增强，这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科学文化知识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2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给党带来了新的时代课题。新时代，“伟大的斗争，宏伟的事业，需要高素质干部。”[2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注重对干部队伍的教育和培养，为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优秀干部，也为当前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借鉴。
三、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思想对推进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重视对干部的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毛泽东指出，党要培养的是“德才兼备”的干部，而不是一无所能的干部。党员干部不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要懂得科学文化知识。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是真理，但是党员干部没有科学文化知识的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因此，党员干部不光要成为“专才”，还要成为“通才”。首先，党员干部要加强对科学知识的学习。毛泽东指出：“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种，一种是生产斗争知识，另一种是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知识，就是这两种知识的结晶。”[18]社会科学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社会，自然科学则是为改造社会提供有力的武器。党员干部掌握好科学知识，才能领导群众。正如朱德在庆祝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召开上所说，“现在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抗战建国过程中，不论是要取得抗战胜利，或者建国的成功，都有赖于科学，有赖于社会科学，也有赖于自然科学。”[19]其次，党员干部要加强对文化知识的学习。延安时期，针对绝大多数的党员和党员干部识字少、工作无法贯彻下去的情况，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共产党人的文化程度的高低与思想认识水平和打仗的能力紧密联系。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开展文化知识大学习大普及大提高活动，并在延安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给同志们教授文化知识以达到准备骨干、积蓄力量之目的，还在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兴办中小学，以达到培养革命人才之目的。由于文化程度的提高，党员干部能更好地掌握革命理论，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来宣传革命思想，从而动员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来。
首先，要注重农村工业和产业的稳步健康发展。在各项方针政策的指导和帮助下，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以农业振兴促进工业发展，赋予农村工业新的活力。
（一）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解决好“总开关”问题
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就指出好干部的五条标准，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其中，坚定理想信念是根本，是好干部的力量源泉。要做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首要的任务就是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理想信念，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22]。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以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强对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观点来培养干部，强调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方法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分析研究具体问题。因此在新时代，党员干部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阐明了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离开不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离开不了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毛泽东思想。归根到底，就是离开不了马克思主义。任何时候，党员干部都要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解决好 “总开关”问题。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以及解决好“总开关”的问题，广大党员干部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西方意识形态和各种诱惑下坚定立场；“在关键时刻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23]。
（二）牢固树立党性原则，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将当时党内存在的问题有效解决，使得党内的党性得以净化。着眼当下，干部党性教育中还存在着党性教育的内容与增强针对性实效性不适应、党性教育的方式方法与增强针对性实效性不适应、党性教育的师资队伍与增强针对性实效性不适应、党性教育的制度机制与增强针对性实效性不适应、党性教育的氛围有待进一步优化、党性教育的长效性有待进一步增强等问题。[24]新形势下如何增强干部党性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已经成为干部党性教育培训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要在全党树立党性原则。“坚持党性原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品格，是政治工作的根本要求。”[25]党员干部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首要的是把党性原则牢记于心。在做政治工作时，必须坚持把党的原则放在第一位；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样，作为一名合格的党员干部，要做到“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把爱党、忧党、兴党、护党落实到工作各个环节”[26]。其次，坚持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有力武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就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同志，自觉树立团结合作意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胸襟宽阔、从善如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27]只有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推动形成是非分明、团结友好、积极向上的风气，才能做到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和战斗性。最后，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28]其中，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党员干部的腐败问题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危害最大。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使得党内的腐败问题有力得以解决。解决腐败问题，不能光靠打，还得立规矩。只有把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规定下来，使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29]。
（三）提高业务水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延安时期，为解决边区干部识字少、文盲较为普遍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增加对党员干部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以此提高边区党员干部的业务水平。新时代，随着人民群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要做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党员干部更要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在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中，不光是要突出抓好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而且要坚持抓好干部的业务能力培训。2010年，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培训工作会上，就阐明了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能力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我们强调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要突出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绝不意味着知识教育、领导能力教育不重要了，更不能把理论教育、党性教育与知识教育、领导教育对立起来。”[30]新时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群众路线教育是加强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坚持贯彻群众路线，提高群众工作本领，自觉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31]
参考文献：
[1][2]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12.
[3][31]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4,1.
[4][7][8][9]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7,177,178,179.
[5][12][15][1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522,584,554.
[6][13]张闻天文集（第3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99,55.
[10]张闻天文集（第2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188.
[11][14][16][17][19]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49,354-355,805,443,536.
[20][21][22][25][26][28][2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3,45,142,403,403,44,403.
[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13.
[24]曾志刚，刘三秋.提高干部党性教育针对性实效性问题研究——以江西省开展党性教育为例[J].求实，2012(9)：19-23.
[27]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学习问答[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78.
[30]习近平.做好新形势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N].学习时报，2010-10-25.
收稿日期：2019-01-06
作者简介：郑玉豪，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许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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