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长征，有必要更多地从文化价值和哲学本质上去解读，而不仅仅从事件或史实去解读，更不应只从单纯军事上去解读。毛泽东领导的长征对先人有传承，其本人早期亦有铺垫。毛泽东既是集群概念上“长征”的领导者，也是个体概念上“长征”的实践者。毛泽东能乐观地看待“长征”路上的无数艰难险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长期培养的对“地理”的情感。红军长征，无疑是中外征战史上的一次最具代表性的长征，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一个高峰，亦是民族复兴征途上的重要起点和节点，其意义和价值不仅仅在当时当下，更在今后。
关键词：毛泽东；长征；文化价值；哲学本质
长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长征，指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伟大实践，狭义的长征则指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辉煌的历史，已定格为中华民族新历史的“雕塑”和民族新精神的符号，这一大事件与大精神的原创与主导者无疑是毛泽东。
习近平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中国共产党人和当代中国最不能忘记的一条路就是“长征的路”。
本文结合广义与狭义的长征概念和毛泽东个人的印迹，探讨长征之前尤其是青少年时代毛泽东的人生经历、体验、发现、积淀、锤炼和他后来成功领导红军长征的内在关系。
一、图腾再造：回归式的文化重聚
长征，是长途的旅行，原意仅指长途的征战，多具备军事方面的意义与特征，从行为动能来看，有主动与被动之分，从参与主体看，有个体与集体之分。同时，长征既可指具体的一次或几次长途或长时间的征战，也可指事业（不限于军事）、人生的漫长过程，小到个体，大到国家、民族的整体。
中国的红军长征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是目标、行动和结果的集合体，它意味着从量变到质变的极其复杂的运动过程，它充满着矛盾、对立和统一以及转化，也包含现在与未来，观念与物质，失去与获得，散落与聚集的种种矛盾的发生和解决。
赵建江，徐明生. 氧化镁层对石墨烯/硅太阳能电池的界面优化[J]. 光子学报，2018, 47(12):1223002.
四五千年之前，炎帝和黄帝在这里画下最原初的图腾，在传说的炎、黄之后，从周原之上，走下黄帝的裔孙姬昌和姬发，他们是强盛的周朝的开创者文王和武王，而周初的大分封，让一个姬姓的分支：毛氏，在今河南省的原阳县产生。
我们不妨以毛泽东的先人繁衍、奋斗、求生存、求发展的轨迹或者说其大迁徙的过程为本文研究的第一个蓝本，以便一斑窥豹式地勾勒中华民族如何在大西北生根，之后的几千年里，如何树大分枝，由聚、散、离到重聚、汇合、出击的形迹。我们以毛家迁徙史作为第一个研究蓝本的原因是，毛氏的鼻祖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毛伯郑。毛氏产生2900多年之后，在遥远的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其裔孙当中，诞生了毛泽东！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和毛氏家族的迁徙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称为“长征”，只是，它是一个时间跨度达数千年，空间跨度在整个中国，由无数的发散式的线条组合而成的“小长征”的大集合。
研究毛家产生与迁徙的历史，有着多方面的价值，例如家族文化的价值、血缘关系的价值、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价值，等等，但最大的价值在于文化与精神传承方面的价值。
毛家先人的迁徙史告诉人们，这是一个惯于流动的家族，这种流动固然是为各种原因所迫，但流动的结果是，它经历过各种地域各种文化尤其是各种困苦，从稳定到流动再到稳定的生活方式变化的洗礼。它不再畏惧流动，虽不舍于故土却敢于别离，例如周初毛氏始祖毛伯郑之告别京畿至毛国，战国毛遂告别家乡自荐使楚，东晋毛宝率家人迁江南，宋代毛让从浙江衢州迁居江西吉水，而在元朝末年，因朱元璋与陈友谅之争造成的战乱，毛太华率族人告别毛家生活了三百多年的吉水，一路长途跋涉两千里，远徙云南澜沧（今丽江市永胜县），在此屯居和戌边，越数十年，又带两子毛清一、毛清四内迁湖南，先到湘乡县，其子毛清一、毛清四迁到湘潭县韶山地界，开韶山毛氏先河，毛泽东就是毛太华的第十九代孙。
由此可见，从传统上来说，毛泽东的先人有着无数次“长征”的成功尝试，而正是在这一次一次的“长征”中，家族得以生存、发展、壮大。“长征”之初是被逼而多非主动，有的带有明显的目的，有的则是到哪个山上唱哪首歌。下“出发”的决心既难，选择落脚地和到达落脚点的征途更难，但终究走过了难关，迎来安定或者再出发；从人群上来看，这种迁徙多半以群体而非个体的形式进行，往往形成团结的合力；从后续的影响来看，“长征”的传统造就愿意迁徙，不怕迁徙，化险为夷，攻坚克难的决心和毅力，也成为家族深厚的文化与精神。
当人们回过头来看毛泽东领导的红军长征时，会看到这种决心和毅力及精神得到了放大、升华，虽然毛泽东领导的长征大大超越先人，无论意义、价值还是实际成果、影响力，都非古人或先人所能比，但总能寻找到传承。
之所以拿毛泽东家族迁徙史作为广义“长征”概念的第一个范本，是因为，毛氏是黄帝子孙周人（姬姓）的发脉，始于周原（后来大一统的秦朝的故地）亦即中华民族的发祥之地，这个姓氏的迁徙、发展的漫漫征程，代表着其它姓氏类似的发展轨迹，最重要的是，在中华文化发散几千年之后，在列强的瓜分和经历外来文化与价值观重度冲击，在看似无法摆脱一盘散沙的状态，民族自信将要全面失去之时，这个家族的一个人，率领一个精英集群，重塑中华民族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启动了民族精神图腾的再造。他所领导的一系列重大的行动，包括艰苦卓绝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的价值可用多种方式表达，但它完成了文化的回归、重聚和新的图腾铸造是毫无疑问的。
长征，以中国中东部的江西为起点，历经西部最难走（许多是从未有人走过）的路，翻越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到达长江、黄河的发源之地，红军最终落脚在中华民族的发祥之地，这既是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壮怀激烈的“死里逃生”，更是一场伟大的文化回归，而毛泽东率领的这个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回归集群，他们在生活条件极简的陕北，对自己的行程特别是对中华文化的精粹，进行了最认真的整理、归纳、思考，历时十年，形成植根在传统之上，着眼于当下现实的全新的文化与精神体系，然后再出发，向东向南向着大海，扫平六合，一统天下，但他们并未就此停止，而是一直朝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新时代走去。
二、意志养成：断、舍、离的艰难抉择
毛泽东作为长征的中心人物，不仅仅因为他领导了这次时间跨度一年、空间跨度二万五千里的艰苦卓绝的长途征战，也在于他领导了一个民族、国家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新生与复兴，而对于毛泽东个人来说，他既是集群概念上的“长征”的领导者，也是个体概念上的“长征”的实践者，他个体意义上的长征可追溯到更远更早，他个体意义上的“长征”正是他引领的集群的长征的准备和铺垫。
在安徽、江西、江苏、山东、陕西、甘肃、青海、河北、宁夏及内蒙古自治区抽取的蜜五味子、制五味子、酒五味子、南五味子（炙）等18批样品，其药品名称未收载于《中国药典》（2010年版一部）、《中国药典》（2010年版第一增补本）及抽样地所在省的中药饮片炮制规范，无检验依据，属超范围使用。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山〈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十一句钟矣。[2]
这首诗可视为毛泽东个体人生长征开始的宣言书，虽然是改写日本明治维新重要人物西乡隆盛的诗，却道出了伟人告别家乡之难之不舍之决绝。
紧凑型核聚变反应堆未来有望应用在飞机、火箭、舰艇、车辆等装备以及发电、海水淡化等领域，为军事装备、能源和交通运输等领域带来革命性变化。在军事上的应用望催生出超长续航、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新型运载平台，模糊海陆空天潜的界限，甚至使得跨星系航行也成为轻而易举的事。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限制：(1)以单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新生儿科、儿外科医护人员做样本，其结果的外推性有所限制；(2)样本大多为护理人员，没有相同样本数的医生与检验室人员的相关比较；(3)本研究为横断面资料分析，无法控制与不同等级医院有关影响医护人员认知的结构性或管理面因素。
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日本，因为一场深刻而全面的改革由弱变强，同一时期的中国却在犹豫再三和软弱涣散中失去良机，走向被瓜分的境地，西乡隆盛的这首诗正是在这个当口传播到中国，誓言改革、死不回头的声音引起这个古老而羸弱的国家志士仁人的共鸣。毛泽东读过之后，也产生了学业、事业不成则不归乡的决心，他将此诗略作修改，送给父亲，以明心志。
再有就是皮肤的干燥，这在北方尤其明显。室内温度较高，更会加速皮肤水分流失。可以在平时喝的茶中下下功夫，如果已经感到嗓子干痛，鼻子干燥，可以用芦根、白茅根各15克，煎汤代茶饮，在特别干热的环境中坚持喝上一周，蠢蠢欲动的上呼吸道感染可能就能扛过去。
无论西乡隆盛的原诗还是毛泽东改过的诗，都表达了一种决绝之心，那就是向家乡、老营盘告别，对家乡和旧环境来一个“断、舍、离”，因为他将走向或者去开辟一番新天地。
“家乡”“老营盘”是实体意义上熟悉、习惯和安全的旧地，更是指文化意义上的传统和过去，因此，“出乡关”等同于告别过往，开始新路和“长征”。
像这样的带有明显研学和磨炼目的的旅行，青年毛泽东相当之多，难度也渐次加大。1917年暑假，他与萧子升等削发徒步千里，漫游湘北，此后，环洞庭湖、湘东旅行，等等，都是青年毛泽东对未知山水和社会民情的主动而深度的体验；两次北京之行，虽然目的地不再是乡村而是城市，但其本质意义是同一的；到1925年，在经历长达10年的体验与思考之后，毛泽东决定以乡村作为他事业的重心，作为他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为此，他再度回到山水故里韶山，进行长达半年的农民运动实践；1927年则进行了一次徒步考察湖南的旅行。
我当时归纳了“整合性思维”的4个特征：1.综合贯穿于认识的全过程，但每一步综合都伴随着分析；2.分析和综合不是分别进行的，而是相互渗透、融为一体的；3.以综合为主导特征的思维所遵循的主要原则是：系统-整体性原则，结构-动态性原则，简化原则；4.以综合为主导特征的思维的表现形式是：形式化与非形式化相结合、逻辑与非逻辑相结合、科学与经验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概念和原则贯穿到了我在此后几十年的几乎所有研究之中，不断得到了具体化的展开和发挥，而这一思维方式的源头，就来自我在系统学讨论班所受到的启发。
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1]
那么，毛泽东在家乡的经历之于后来的人生“长征”特别是他领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何关系，或者说，家乡给予他的体验为他的长征作了何种准备和铺垫？
故乡的许许多多经历，主要是对山水这种具象的体验和对“困难困苦”这种既理念化但可以通过种种具体的生活所反映的概念的经历和认知，让毛泽东一步一步走近“长征”的本质，那就是对山水等自然困难和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及当下与过去与未来的对话中，所面临的种种磨炼、磨难的认知、应对，由被迫、苦痛地抵抗到乐观、主动地接受，并迎来光明的前景。
毛泽东的长征，无论其个体人生的无数的小的或大的“征程”，还是他参与、引领、主导的种种小的或大的征战、探索、曲折、胜利，等等，都能很容易让人们想到前人关于困苦磨练人心，锻炼意志，帮助成功的名言和事例。《孟子·告子下》云：
1925年和1927年的两次大行动，从与他的事业尤其是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来看，价值、意义和深度都要远远超过此前的多次山水或乡村、社会体验，与此前的实践与体验共同构成了他对“地理中国”的认知，建立起他对中国“地图”的正面情感。一方面，毛泽东出生与成长于深山、乡野、大泽，他本属于山林、乡村，所以，山林、乡野、大泽，看起来是人生脚步的阻碍，但对于毛泽东，更是他所依所靠所恋，大山巨川，在他以后的人生，尤其是他个体的发展与所引领的群体的发展中，时常不是作为对立面存在，而是作为正面的依托而存在，这种正面形象，出现在他的诗词与讴歌中，更出现在他奠基立业的漫漫征程中，无论是学生时代的漫游，还是秋收起义之后的上山，被围剿时的转战，不得不进行的长征，乃至在黄土高原13年的停留，山水于许多人是险阻，于毛泽东却是父亲或母亲般的依托。因此，大江大河、高原雪山，在毛泽东的长征中出现，显得那么雄奇、壮美！
毛泽东的人生经历，不论是他个体的人生经历还是他参与引领的群体、国家的发展、壮大的经历，都非常精准地实践、应验了先人的这种表达，而二万五千里长征，则是这种实践、应验的高峰表达。
有了好的教育理念，还必须有好的顶层设计和一系列体制机制保障、数量质量支撑。广州市一方面把基础教育发展和城市发展目标紧密结合，广州的教育要为广州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储备，一方面把教育作为广州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和社会与谐建设之首，打出了宏微兼顾、巨细结合、系统掘进的“组合拳”。
在《去殖民的文化研究》一文中，陈光兴将“文化研究”定位为全球性去殖民运动的一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实践在于揭露殖民认同关系中所形塑出来的文化想象。而《“发现台湾”，建构台湾的后殖民论述》一文力图借用西方后殖民理论对台湾文化、殖民问题的反思，切入台湾文学的定位问题。此外，刘亮雅的《文化翻译：后现代、后殖民与解严以来的台湾文学》、陈建忠的《日据时期台湾作家论：现代性、本土性、殖民性》等一系列著述从后殖民角度发掘出了台湾从日据时期开始被压抑的历史以及被遮蔽的作家作品，打开并有效拓展了台湾重写文学史的论述空间。迄今，如何探索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主义与“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互动仍有待进一步开掘。
毛泽东青年时代，除了曾经精研和实践孟子的这些话，他自己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也曾表述：
夫力拔山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躯也。[2]
这段话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向困难和艰难险阻挑战的宣言书，也可作为他后来参与和领导的长征精神的精辟概括。
意志力在毛泽东一生征程，包括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品质，帮助毛泽东笑对一切困苦，而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力又有效地转化成集群、团队的意志力，确保他和他的团队化险为夷，化难为易，直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接受过系统的意志力训练，包括实践的训练（体育、远足、露宿、爬山、涉水、风浴、雨浴、日光浴、饥渴，等等）和理论的熏陶。
理论的熏陶得益于杨昌济先生讲授的修身课和对《伦理学原理》一书的阅读。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这本书时写下大量的心得体会和批注，反映出他这一时期着力于意志力的培养。
《伦理学原理》指出：“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毛泽东批注：“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2]
《伦理学原理》指出：“盖人类势力之增，与外界抵抗之减，其效本同”。毛泽东对此表示异议：“此不然。盖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大抵抗对于有大势力者，其必要乃亦如普通抵抗之对于普通人。如西大陆新地之对于科伦布，洪水之对于禹，欧洲各邦群起而围巴黎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是也。”[2]
《伦理学原理》中说，“不幸之境遇，若失败，若坎坷，乃适以训练吾人，而使得强大纯粹之效果。盖吾人既逢不幸，则抵抗压制之弹力，流变不渝之气节，皆得藉以研练。故意志益以强固，而忍耐之力，谦让之德，亦足是养成焉。”这段话对失败、挫折之于气节、意志的形成的关系作了阐述，毛泽东赞叹为“振聋发聩之言”。[2]
最终实验结果表明，利用ArcGIS Engine软件编写的地理空间数据批量分幅裁切方法，可以在保证地理空间数据分幅裁切效率的同时，提高地理空间数据分幅裁切精确度。
意志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国家、民族立于不倒的最重要的非物质力量。毛泽东生当国家被瓜分、民族将要被击倒、传统将要被毁灭的十九世纪末这个乱世，且其家庭长期（至少长达20多年）陷于因负债累累而极度贫困的状况。他的父亲以外出当兵、发奋农商、克勤克俭的10多年的艰辛积累，在妻子文氏、次子毛泽民的协助下，终于在毛泽东少年和青年时代，让家庭摆脱了贫困。这个由六七人组成的上屋场家庭，由贫困到富裕的艰苦历程，其意义与价值，也称得上一次“长征”，因为，贫与富之间，看上去那么近，实际上却相当遥远，要完成由此岸到彼岸，决非易事！
毛顺生脱贫致富的“长征”，虽然无法与毛泽东的人生长征和他所领导的国家、民族、人民的“长征”相提并论，但从本质和价值上来说，却有着共同之处，或者说，父亲的脱困决心、意志和巨大努力及这中间蕴藏的智慧，在毛泽东人生的最初阶段，作为一个鲜活样板，其影响力潜意识地进入到毛泽东的人生，形成毛泽东思维的一部分，不管他承认不承认，都要发生作用，也为毛泽东所取所用。
三是借用公共视频宣传窗口，整合辖区资源。区委政法委、区委宣传部积极协调解放碑CBD、重百、新世纪、大石化管委会等有大屏幕的单位，播放区委政法委制作的扫黑除恶专题宣传片、区公安分局短片，同时还要求有关单位协调各传媒公司在全区商用电梯、居民电梯内，投放扫黑除恶短片，进一步扩大了宣传覆盖面。
毛顺生这样的个体的积极所作所为，主要是摆脱困境，走出一番新天地的行为，与那些大规模的荡气回肠、惊天动地行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它们都面临艰难的选择，它们都有经历极端的甚至可能危及生命，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长长的过程，而顽强坚守、不顾生死、艰难拼搏加上智慧与灵活机动，最终，都走向新境界（但不是所有的参与者都能走到最后）。
基于以上这些分析，再来回顾毛泽东的人生，就会别有一番思索。
少年直到青年时代的体验，从文化与哲学的层面，培养着毛泽东的“长征”情结，他渴望走出固有的熟悉的家乡去远行去经历，不管前路多么不可预测甚至面临生死考验。
我们会把毛泽东早年的一些经历包括一些成长的细节，都视为他准备人生长征的点滴积累，无论是从父亲那里争得读书的机会还是与他看不惯的种种社会现象争斗，都会视为这种积累。
红军长征的最后落脚点在陕北和黄土高原，长征之后的新的出发点，也是在陕北和黄土高原。那里过去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高地、民族精神的生根之地，现在，它又一次担当起这个角色，而且意义更加深远。
三、山水体验：集合正能量的深度认知
1951年秋，毛泽东与几位老友谈及当年他看到世界大地图时的感受：“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他描绘：“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的了不得。”他的第一感觉是：“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周世钊《毛主席青年时代的几个故事》，《新苗》1958年第9期。）
一张地图，对于人生梦的激励，至关重要。因为地图让世界走进心中，世界让心变得博大。毛泽东能乐观地看待“长征”路上的无数艰难险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长期培养的对“地理”的情感，他把他“长征”路上无数山水、自然、人事的阻碍，统统视为新的“地理发现”，他确实也实现了这种发现，这种发现相当于他在深入阅读中国社会与自然这部“大书”。
同样的主体，不同的观念、意识以及经验会决定不同的态度、过程与结果。如果在经验当中建立过正面的情感，或者事前便将其纳入同盟军、自己的阵营甚至自身的一部分，那么，在别人和对手视为困苦的，在他恰恰相反。
木兰远离家乡、父母，为国征战，与长征的某些局部、细节可形成比对。
宏观上来看毛泽东，他在对故里韶山和湖南多山多水环境的深刻体验中，早早建立起“绿林”情结，山、水，在一些人看来是高峻、险恶，但对毛泽东却是身心的寄托，甚至成其安身立命、发展壮大的根据地。这不能排除阅读对他的影响，包括对唐诗宋词中讴歌山水的篇章的影响，特别是《水浒传》这样的以山水为背景的古典小说的影响。这种情感体验并不限于故乡，他离开韶山之后，在长沙求学期间，到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还有过多次的山水体验，只是，这有别于一般的旅行或度假，而是一种深度的身与心的体验或者磨炼。
青年时代他与学友常常在湘江游泳之后登岳麓山。张昆弟1917年9月23日的日记载：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本例血管母细胞瘤位于幕上和脑外，属于罕见类型。肿瘤周边多发血管流空信号影并强化显著符合其影像特征表现[6]。既往研究报道：实性肿块型血管母细胞瘤在磁共振成像平扫中呈长T1稍长T2信号，DWI呈低信号，ADC值较高[7-8]，本例血管母细胞瘤与之不一致，笔者推测与肿瘤组织成分有关。本例肿瘤内含丰富血窦及多发囊状扩张血管影，该组织结构均为含水量丰富的血液，所以肿瘤虽为实性肿块型但其T2加权成像呈明显高信号，病灶的“T2透过效应”[9]导致该病变DWI呈明显高信号。同时笔者发现本例肿瘤内见类似“轮辐状”长T1短T2信号，增强扫描无强化，推测为肿瘤内纤维组织成分。
毛泽东还曾与张昆弟等徒步到湘潭的昭山，张昆弟的日记载：
今日星期，约与蔡和森、毛润芝、彭则厚作一二时之旅行。……遂由山之背缘石砌而上，湘水清临其下，高峰秀挹其上，昭山其名也。山上有寺，名昭山寺，寺有和尚三四人。……晚饭后，三人同由山之正面下，就湘江浴。浴后，盘沙对语，凉风暖解，水波助语，不知乐从何来也。[2]
其实，还在很小的时候，毛泽东就曾经想要离开家乡：
2013年，水利政策法规工作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深入落实2011年中央1号文件、中央水利工作会议要求，加强领导，明确责任，狠抓落实，协同推进，大力加强水利法治建设，不断提高依法治水能力。日前，本刊记者专访了水利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李鹰。
舜发于畎亩之中 ，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伐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四、红军长征：世界军事史上的独一无二
红军长征，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战略转移，而在开始，却表现为战略退却甚至是“溃败”，从退出中央苏区，到强渡湘江，“败退”的特征暴露无遗，为什么从通道会议开始，到黎平会议，中央红军的步伐变得从容起来，遵义会议之后，则由败转胜？
这与一个人的方向选择、智慧谋划、战略判断、果敢决断和顽强意志有重大的关系，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当然，毛泽东在一开始竟然被排除在长征队伍之外，这说明，极左路线的代表们早早地明了毛泽东的路线绝不会与他们相一致，毛泽东的意志力和决心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决策；被剥夺话语权的毛泽东（同时又是处在病中的毛泽东），却以自己的坚强意志并在周恩来等的协助下，争取到了一起长征的机会，但同时也把自己摆在严峻挑战的风口浪尖。
当此之时，毛泽东已经拥有四十余年的修养、磨炼而成的个人品质和坚强意志以及无畏精神，同时拥有对时局和方向的正确判断及应对方法的新的考量，但他面临着的一个最大的问题的是，如何把个人的意志转化为团队的意志，把个人的谋判和方向选择转化为团队的谋判和方向选择，毛泽东以他的智慧和行动做到了这一切。
如此，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经受重大挫折，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时候，毛泽东长征之前的“长征”转化为1934年到1936年，发生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现实的长征。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中国的“长征”概念，可能最早即出自于此。由此观之，长征深深扎根在中华传统的文化土壤之上，虽然古今不可同日而语，却有着文化和哲学本质上的内在联系。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毛泽东在长征之前，早已有过对山水的长期与深刻的体验，例如少年时代因不满私塾的教育和父亲的“专制”而走向山林，欲走出韶山远行，虽然未果，却第一次让他独自在3天里体验到故乡的山水，3天的转圈，让他困惑与迷茫却也让他对山林不再畏惧；时间跨过差不多20年，他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到井冈山，他得到一个战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转圈”，这与早年的经历似乎有某些联系。
长征的概念不独在中国，世界也有不少例子。世界军事史上大规模的著名“长征”，上古有：图特摩斯远征西亚、埃及远征赫梯与西亚霸权之战、阿卡亚人的海上迁徙与特洛伊战争、亚述的对外扩张与远征、居鲁士大帝的远征、波斯远征希腊、亚历山大国王的远征、三次布匿战争；上古晚期的则有：汉武帝北伐匈奴、罗马西征马其顿、罗马远征叙利亚、罗马远征高卢、罗马远征日耳曼、犹太战争；中世纪的军事远征有：拜占庭远征东哥特、拜占庭远征波斯、阿拉伯帝国的对外扩张与远征、十字军东征、蒙古帝国的西征；近代早期的军事远征有：日本远征朝鲜、北方战争、俄罗斯远征奥斯曼帝国与十次俄土战争；近代中后期的军事远征有：反法同盟征伐法兰西共和国、拿破仑远征埃及、拿破仑远征俄国、半岛战争；现代的军事远征则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的侵略性远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侵略性远征。
这许多远征中，最著名的则是波斯远征希腊、特洛伊战争、亚历山大东征和蒙古西征（蒙古人有3次西征）。
生活在公元前440年左右－前355年的苏格拉底的弟子、历史学家色诺芬，以记录希腊历史、语录而著称，其著作中就有《长征记》。公元前401年，色诺芬参加希腊雇佣军助小居鲁士（Kurush，约前424～前401年）争夺波斯王位，未遂，次年率军从巴比伦返回雅典。《长征记》记述的就是色诺芬随同希腊十万雇佣军参加小居鲁士争夺波斯王位的战争经过，着重记述小居鲁士在战争中阵亡后，希腊雇佣军由波斯腹地穿过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进抵黑海南岸，撤回希腊的冒险远征过程。
拿中国现代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与世界的长征及中国古代的长征相比较，能发现红军长征的独特之处。
毛泽东说：“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3]
“历史上的第一次”，即是从中国长征的独特性、唯一性上来说的。红军长征有别于中外历史上任何一次军事远征，因为那些远征，多带有侵略性、掠夺性，多是对别的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征伐”，从手段上看，多是用武力甚至野蛮的杀戮，从结果上来看，大多造成国土破碎，人民流离，对生产力带来毁灭性的巨大破坏。
3种消减措施处理糙米、茎叶和根Cd累积量均低于 CK处理，稻草离田处理（T1）相比还田处理（CK），早晚稻糙米 Cd累积量分别降低了41.3%和19.7%，早晚稻不同时期茎叶中Cd累积量20.2%和11.8%，而根的Cd累积量早稻晚稻时期分别降低21.9%和36.9%，这可能由于稻草还田后土壤中微生物分解时释放出有机酸和水溶性有机碳，土壤溶解有机碳增加，活化了土壤中的Cd，增加了土壤中有效态Cd含量（单玉华等，2008；张晶等，2013；Bai et al.，2013），使得植株的组织器官对Cd的吸收量增加，这与封文利等（2018）研究得出移除稻草有利于降低 Cd在水稻中的累积结论一致。
世界上的许多军事远征，有的改变了历史进程和地理版图，有的在军事谋略上可圈可点，但这些战争不可避免地带有非正义性，例如拿破仑和希特勒对莫斯科的远征。
中国的红军长征发生在国内，从中国的中部开始，绵延向西向北，走过世界上最贫困也最险恶的云贵、川藏地区，翻越雪山草地，到达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之地黄土高原。它不是一次对外民族的侵略战争，而恰恰相反，是在求得生存的前提下，高举抗日的旗帜，朝着抵御外敌（日本）侵略的目标，开赴抗战前线的一次长途跋涉，因此，它的正义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正是红军长征与世界上各次著名远征根本不同的地方。
毛泽东说：“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3]自古以来中国西部地区聚集着大量少数民族，红军的到来，让他们第一次看到平等和互助，也感受到新的文化与精神，红军更给他们描绘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与梦想。
红军以难以想象的坚忍和浴血的奋战，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经受了大自然的巨大阻碍和极端气候的严酷考验，塑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毛泽东说：“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3]
红军以军事上的劣势和意志上的强势，特别是反侵略和反压迫的正义性赢得最后的胜利，也获得了生存的空间，尤其是沉静下来思索、总结和再出发的高地。诚如毛泽东所说：“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3]
红军长征具有高度严密的组织性和强有力的领导。毛泽东说：“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3]
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为宗旨，红军队伍也具备高度组织性、纪律性，完全站在人民利益一边，以抵抗外侮为己任和目的，因此，中国的红军长征令人耳目一新，形成世界征战史上的奇迹。
对于长征，有必要更多地从文化意义和哲学本质上去解读，而不仅仅从事件或史实去解读，更不应只从单纯军事上去解读。
长征是一种断、舍、离。它意味着对过去、习惯和熟悉的生存环境的了结和舍弃（或主动或被迫放弃），也意味着与故土、故地、故人的离开、离别，由静向动，由近及远的转化，新的征程的开始，巨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危险性同时又可能是机遇的发生。
发生在80多年前的红军长征，无疑是中外长征案例中最具代表性的远征，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新高峰，亦是中华民族复兴征途上的重要起点和节点，其意义和价值不仅仅存在于当时，更在今后，它将给中国的发展以永远的动力。
参考文献：
[1]（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71-72，180-181,181-182，258，638-639，637-638.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Cultural Accumulation and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Will:the“Long March”before Mao Zedong's Long March
LONG Jian-yu
(Mao Ze-dong Memorial Hall in Shaoshan,Shaoshan 411301,China)
Abstract:For the long March,it is necessary to read more from the cultural values and the essence of philosophy,or rather,not only from events or historical facts,but also from purely military.The long March led by Mao Zedong inherited the ancestors,and his early days also laid the groundwork.Mao Zedong is not only the leader of"Long March"in cluster concept,but also the practitioner of"Long March"in individual concept.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for Mao Zedong to look optimistically at the numerous hardships and obstacles on the Long March is his long-term cultivation of"geography".Undoubtedly,the Long March of the Red Army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long March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wars,and it is also a peak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as well a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and node in the journey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and its significance and value lies not only in the present moment at that time,bu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Mao Zedong;Long March;cultural value;philosophical essence
中图分类号：K2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583（2019）-0005-07
收稿日期：2018-12-20
作者简介：龙剑宇，男，湖南韶山人，湖南省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研究员、副馆长。
（责任编辑：娄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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