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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社会主义、福利国家、自愿福利制度与最低社会保障之间存在一个连续谱。行为激励扭曲和资源配置扭曲从右到左依次加强，人均合作剩余依次减少。更根本的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存在对自由的潜在威胁、限制和剥夺，因此在福利和自由之间存在内在紧张和权衡。防止福利国家潜在危害的替代选项是回归基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有限政府和个人自由的自愿福利制度。在自愿福利制度下，政府依照辅助性原则和临时性原则负担起最低社会保障责任。政府负责自愿福利制度+最低社会保障的组合政策框架不是一个诺齐克称为“按—分配”的“模式化”制度而是一个可动态调整的机制：仅当自愿福利制度无法完全覆盖社会中处境最不利者时，政府最低社会保障安排按辅助性原则和临时性原则介入；当自愿福利制度实现了全覆盖则政府最低社会保障退出。
〔关键词〕福利国家；自愿福利制度；最低社会保障；自由与福利；辅助性原则；临时性原则
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和规模上需要通过政府提供福利？在政治经济学上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主题。当代南美国家委内瑞拉的经济社会秩序崩溃让我们目睹了一个国家在短短十几年间如何因为建设福利国家从繁荣走向衰落。本文借此探讨的问题是寻求一种嵌入于良好合作秩序的理性福利制度是什么以及如何可能？这个问题也能对所谓“中国经验”的持续性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N为立杆的压力设计值；φ为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根据长细比的值查《钢结构设计规范》[3]取得；A为构件截面面积；[f]为钢材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被误导性地称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型“人类合作秩序”肇始于三场革命：〔1〕(1)政治革命——阐明有限政府与个人自由的古典自由主义(或称为“自然权利学说”)的胜利。(2)经济学革命——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论证了自利的人们互动可以在没有中央控制者的情况下形成自发秩序。(3)工业革命——得益于前述两个因素，技术进步使生产力成倍增长。这种合作秩序的运转基于一系列必备制度条件：分立的财产权利、契约自由、作为第三方强制执行机构的有限政府。这种合作秩序的一个惊人特点是其产生的合作剩余相较于过去时代成千上万倍增长，这是新合作秩序创造的奇迹。这种新型合作秩序的诞生，使得人均收入水平在维持长时期的低水平以后突然出现急剧上升。从亚当·斯密到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已经揭示这种奇迹的根源，即劳动分工或更深层次的“知识分工”是一切财富创造的秘诀，也是人类处境持续改善的唯一动力和机制。然而，为这种新合作秩序做出理论论证的经典作家似乎并没及时对这种合作剩余的“公平分配”给出清晰和决定性论证——至少在大众感知层面从未摆脱道德上的暧昧性。虽然有道德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以洛克、密尔、大卫·佛格森、埃德蒙·伯克、亚当·斯密、米塞斯、哈耶克、诺齐克等为代表)为新秩序的合理性和合道德性给出了决定性的论证，但他们的理论在普通民众中远未得到深刻理解和广泛普及。在早前匮乏时代并不明显的人际间收入差距，在新合作秩序下变得异常显著起来。于是，常常是对底层社会和弱势群体具有强烈同情心的作家对新合作秩序发起一轮接着一轮的理论攻击，甚至鼓动人们用暴力从根本上挑战这种社会秩序，他们把新秩序视为“罪恶的渊薮”，充满贪欲、自私、唯利是图、异化、系统性剥削和分配不公，欲除之而后快，或者退而求其次——必须在收入分配制度上做出某种改变。这种攻击从新合作秩序诞生那一天开始就持续不断，一直到今天。持激进态度的挑战者提出釜底抽薪的方案，即完全铲除私人产权制度建立全社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持温和态度的挑战者则提出“福利国家”作为某种妥协方案落实为国家政策实践。
巴斯夏指出：“在经济领域，一种行动、一种习惯、一项制度或一部法律，可能会产生不止一种效果，而是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在这些后果中，有些是当时能看到的，它在原因发生之后立刻就出现了，人们都能注意到它。而有些后果则得过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它们总是不被人们注意到，如果我们能够预知它们，我们就很幸运了。一个好经济学家与一个坏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就只有一点：坏经济学家仅局限于看到可以看见的后果，好经济学家却能同时考虑看得见的后果和那些只能推测的后果。……事情经常是，坏经济学家总是为了追求一些当下的好处而不管随之而来的巨大坏处，好经济学家却宁愿冒当下小小的不幸而追求未来好大的收益”。〔2〕哈耶克高度评价巴斯夏的“看得见与看不见”政策评价法则。“他对什么是重要的具有洞察力，也具有把握事物本质的天赋。……从来没有人用一句简单的话就清楚地揭示了理性经济政策的关键难题所在，……也为经济自由给出了决定性的论证。……清楚地阐明了一整套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体系。……那个时代的谬见，其实质自巴斯夏以来，并没有根本改变”。〔3〕自由主义阵营的经济学家直白地坦陈福利国家的危害。弗里德曼说：“福利国家极其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自由。”〔4〕约翰·密尔指出：“父爱式关照与父爱威权是联系在一起的(But with paternal care is connected paternal authority)。”〔5〕我们必须在自由与全面保障之间做出抉择。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尖锐地指出：“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取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6〕
随着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和来自政策实践的反馈效果被揭示出来，人们发现，激进方案是完全错误的——人们既得不到平等又得不到自由；而留下来的温和挑战者与捍卫者之间争议的实质是——福利与自由的权衡问题。同福利与自由的权衡紧密相连的一个问题是正义与善的权衡。福利的问题回答：在何种处境下基于何种理由我应得到什么？我有资格得到什么？自由的问题回答：在不侵犯他人的前提下我不受干涉的领域是什么？我的不受干涉的基本权利是什么？
一、定义“福利国家”和它的替代选项
与“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相对应的是“古典自由主义框架下的自愿福利制度”，而居中的是“最低社会保障”。
按照财税〔2016〕36号的规定，该月转让金融产品出现的损失不能由其他销售收入、劳务收入来弥补，当期该转让金融产品的业务不需要纳税，同时还可以结转至下一纳税期抵减。
“福利国家”最早由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1941年提出，以区别于纳粹德国的“权力国家”。福利国家概念其实没有精确的含义，指“任何用来称呼以各种各样方式对维护法律和秩序问题之外的其他问题操心的国家政策”。〔7〕可以勉为其难地定义福利国家：政府不仅仅是为他们追求各自幸福的条件，政府以为民众谋福利作为己任。福利国家主导甚至垄断义务教育、退休保障、医疗保险以及失业保险，并为此组织大规模强制性转移支付，其中开支最大的是退休保障，一般福利国家采取的收支安排是“现收现付”制(pay as you go)——从当前的就业劳动力哪里收取的税收支付当前的领取人，也就是并没有在个人缴纳的税收和未来个人领取的养老金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因果联系。国家福利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公共产品，具有“公共池塘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s)特征，即具有竞争性但不具有排他性(国民待遇原则)，这样导致共同体成员产生这样的想法和动机：要是我没得到那份政府补助，别人就会得到，于是尽可能用尽公共池塘资源成为一种强大的行为激励。福利国家具有鲜明的财富的强制性再分配特征，倾向于演化出一种“相互掠夺”的体制。正如巴斯夏指出，政府有两只手：一只温柔之手管送；一只粗暴之手管取，它不可能只有一只管送的温柔之手，因为没有粗暴之手的“取”，温柔之手的“送”就无从谈起。根据“集体行动的逻辑”，由于福利国家的受益人群体相对集中且完全可识别，而负担成本的群体则由人数众多的纳税人组成，这导致激励不对称分布：受益人相对于负担人是小行动集团，小行动集团有足够的激励去捍卫“自己的利益”，而人数众多的纳税人则没有什么动力去捍卫自己的利益。“由于福利国家的这种再分配性质，它要对目前的两个危机负责：金融危机，逆转了经济增长，让全世界经济体陷入泥潭；债务危机，正在欧美和其他一些地区肆虐。债务危机正在给年轻人、孩子和未来几代人筑起债务大山”。〔8〕
大量经验研究也强有力地挑战了福利国家政策。例如，经验研究表明，最低工资制实际上增加了失业；旨在反贫困的消除贫民窟和重建城市中心计划，结果国家为医治贫困干涉越多，贫困问题越严重。1949年至1971年美国政府出钱拆毁了53.6万所穷人家庭住宅，新建造了20万所，而这新建的20万所中的约10万所被收入高于当时美国平均国民收入的家庭占据了。纽约市投入数十亿美元消除贫困，贫困家庭却由1960年的32万户增加到1972年的130万户，而城市收支到了几乎破产的地步。收入再分配政策旨在收入从最富裕者向最低收入阶层转移，以缩小贫富差距。而实际上绝大部分转移支付落入了中等阶层之手，而从事转移支付的行政费用高达转移支付金额的15%。从肯尼迪时代以来，美国就是去丛林保护人——国家的诱惑。反贫困斗争、城市复兴计划、强制退休制度、对老年人和经济困难者实行免费医疗、在社会和学校中实行权利平等……美国联邦政府1976年社会总开支达到550亿美元(而1960年仅为50亿美元)，结果，事实上真正的穷人从福利国家得到的好处少得可怜，其原因是国家征收的赋税太高，又加上高通胀剥夺，结果这些家庭用一只手领回的东西又用另一只手交了出去。〔48〕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与政策初衷背道而驰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之一图洛克的研究认为：“这是因为大量的转移支付并不是分给了按照收入定义的人群：农民、大学生、油井所有者、拥有私人飞机的人、老年人，相反完全有可能，知识阶层成为转移支付的主要受益人，尽管这些群体中的大多数人绝非穷人。”〔49〕也就是说，转移支付并没有满足平等原则，而是从政治上不强大的人群转向了政治上强大的人群。
目前，在一般的航空摄影测量当中，技术已经较为先进，差分GPS定位的空中三角测量的推广应用已有成效，并在我国的传统航测4D产品生产和西部测图困难区域的地形测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于无人机低空摄影测量数据的处理一直还沿用传统的航空摄影测量加密方法。为此，本文提出基于差分GPS定位的无人机遥感GPS辅助空中三角测量方法，通过生产试验，实现了减少地面控制点的低空摄影测量数字正射影像图的生产，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和优越性。
在本文第四部分我们将阐述“最低社会保障”制度。
二、福利国家的起源、演变及其实质
福利国家和社会主义共享了许多共同理想，如免费(或者极低价格)的教育、医疗和住房，二者唯一的差别是后者要求生产资料国有制而前者则以私有制为制度基础。从所宣称的福利供给范围和程度，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和古典自由主义有限政府构成了一个连续的谱系(见图1)。
显然,上面几个词的释义内容,有的很笼统,有的分条列出逐项说明,表明《现代汉语词典》对跟借代有关联的这类词的释义非常自由,比较随意,形式并不统一。
图1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和有限政府的谱系
在一个亚当·斯密所谓“商业社会”中，除了任何社会中都存在处境最不利者外，竞争失败者总会存在，总有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甚至沦为贫困。如何处理好社会中处境最不利者？解决办法存在一个谱系：第一，自助，来自市场交易的挣得；第二，互助；第三，慈善；第四，基于强制征税的福利国家。其中第二、第三种办法我们称为“自愿福利制度”；第四种办法就是“福利国家”。我们将证明，优先次序是自助>自愿福利制度>福利国家。
(一)福利国家之前的自愿福利制度
福利国家之前的福利制度并非一无所有，其实自愿福利制度早在福利国家之前就很好地运行了，只是后来逐渐被国家所扼杀。私人慈善、私人互助组织就是典型的自愿福利制度。
18、19世纪到20世纪初，互助组织是英国最主要的福利供给者。互助组织是一种自治、互惠互利的共同体协会，旨在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不时之需，如疾病、交通事故、养老金、医疗保险、丧葬补贴、船坞损害补贴、孤儿抚育金等项目。互助组织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具有保险性质，而不是简单的一部分人出钱帮助另一部分人的转移支付。会员得到援助不是因为受施，而是享受会员权益。据历史学家调查记录显示，1801年英国有7200个互助组织，成年男性成员数量达到648000人。1911年英国有26877个互助组织，会员达900万人(当时全国人口总为1200万)。〔11〕1911年英国通过《国家保险法案》，实施强制保险，自愿福利制度遭遇挑战，但1914年英国的自愿福利制度仍然覆盖600万人，相当于所有成年男性人口的一半。〔12〕这些自愿福利制度的治理也非常完善，自治方式有公投、管理分支、代表会议；代表大会层级结构上形成了分支、选区和联合体。自愿福利制度不仅为会员提供了福利，而且通过参与性民主的自治训练，提升了人民的民主自治能力，被称为“民主的训练场”，历史上为英国民主进程做出了贡献。
哈耶克曾做出了英美式自由主义与欧陆式自由主义的区分，前者以演进理性主义为基础、以经验主义为导向，相信社会的自发秩序，重视法治下的自由；后者则以建构理性主义为基础，视文化和制度为人类理性建构的产物，强调人们应该按照某一被接受的原则或计划重组社会结构。贡斯当就是哈耶克笔下演进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少数具有英美式自由主义思想的欧陆人士)。贡斯当说过，“国家非幸福之所”。在自由主义思想谱系上和文献史上，贡斯当做出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著名区分，并无情地攻击了危险的古代自由，而为现代自由辩护。贡斯当指出，古代自由的危险性在于，人们仅仅考虑维护他们在社会权力中的份额，他们轻视个人权利与享受的价值。同时贡斯当也对现代自由提出了批评：沉溺于享受个人的独立以及追求各自的利益，而过分轻易地放弃了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而恰恰是政治自由把公民最神圣的利益关切与评价毫无例外地交给所有公民。下面的臆断论述可以视为贡斯当对福利国家的绝佳评论：“掌权者会迫切地鼓励我们这样做。他们随时准备免除我们形形色色的麻烦——除了服从和缴税以外。他们将对我们说，什么是你们努力的最终目标？你们辛劳的动机是什么？你们希望的目标难道不是幸福吗？那么，把幸福留给我们，我们将交给你们。不，先生们，我们决不能(把幸福)留给他们。不管这种仁慈的允诺也许多么令人感动，我们也会要求当权者把自己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我们要求他们将行为限制在(提供和维护)正义的范围之内，我们自己将担负起寻求幸福的责任”。〔43〕自由主义先驱密尔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上等阶层强加一种道德和法律义务(a moral or a legal obligation)，要他们为下等阶层的良好行为和幸福生活负责不是自由社会的特征，而是不自由社会的特征(密尔将其类比为“俄国农奴”和“西印度庄园里的奴隶”)。〔44〕赫伯特·斯宾塞将福利国家用强制行动替代自愿福利制度视为“奴隶制的来临”，认为国家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兴起都是以集体主义为共同根源的产物。〔45〕
复制能力是企业做大的条件，如果每做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种新的方式，显然是不可能做大的，因为太复杂了。企业无法应对复杂的过程，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复制，探讨实现第一次“成功”的经验、模式，不断地复制这种成功，企业就能做大。
最低社会保障可能面临的难题是，第一，如何确定最低社会保障水平。并不存在一个保障个人维持生存的客观物质生活水平，在一个文明社会中“温饱和体面”标准具有相对性和动态性。第二，最低社会保障的性质是一种转移支付，也就是强制性再分配。
(二)最早的福利国家
斯密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良好合作秩序的制度条件是正义，而正义高于善。正义是一种消极美德，人们对此能够形成共识(罗尔斯称之为“交叠共识”)，而仁慈是一种积极美德，人们难于对此达成共识，而通过政府强制去实施没有达成共识的事情必定违背一部分人的意愿。“慈善”不是“资格(权利)”。如果正义不在场则无以形成合作秩序，而仁慈则不然。如果是说正义之于良好合作秩序是建筑物的支柱，那么善就是建筑物上的装饰；如果前者是“雪中送炭”，那么后者就是“锦上添花”。正义必须靠合法强制力维持，而慈善不能靠合法强制力实施。
在上述例句中，“berserk”原本是形容词，意思是狂怒地。但是在字幕翻译中，直接把它转化为了副词，形容后面的嚎叫。这样翻译确实看起来就很简洁，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的同时，还起到了言简意赅的作用，翻译的非常地道。
魏玛共和国过度扩张的福利体系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崩溃，催生了独裁、战争和掠夺性的邪恶第三帝国。希特勒的纳粹党建立起全面的救济、依赖和忠诚的体系，为此纳粹党通过剥夺犹太人的财富和没收敌人的资产而获取资金，通过征服被占领国进而洗劫他们的财产。纳粹主义的福利国家是世界历史上最具破坏性、最邪恶的，然而，它与流行于当今世界的“毒性”最小的福利国家之间却存在紧密联系。〔18〕也就是说，在有限政府、福利国家和社会主义的谱系上，从最左端滑向最右端并不是一桩困难的事，这中间的过渡安排就是故意引起“公民的依赖”，为最终建立针对公民方方面面私人生活的各种政治控制体系铺平道路。
今年6月，商标评审委员会发布了一则商标无效宣告案：“梦子蓝”、“梦之蓝”一字之差，前者商标权被宣告无效！类似这一案例的一字之差商标还有很多，当下在农资市场一字之差的品牌也比比皆是，已经给企业敲响了保护知识产权的警钟，特别是在同一个区域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仅一字之差的农资商标，更是扰乱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由于消费者很难明辨这些相似商标，导致消费者盲目购买，不仅影响了农民正常消费，而且也给一些知名商标企业的市场和口碑带来了冲击。面对这一情况，企业该如何面对？近日，《中国农资》记者采访了相关企业以及法律专家。
福利国家的“现收现付制”安排可以在较短时期内击败原有的自愿福利制度，短期中具有很大的诱惑性和欺骗性。历史学家发现最早使用现收现付的是俾斯麦。俾斯麦发现完全覆盖的“职业协会”不需要积累资本储备来支付未来的债务……债务只会逐年积累，而受益人的收益则立刻可以兑现，尽管这样做的代价是问题会在未来堆积起来。政治家发现可以击鼓传花一样地把债务一直传下去。正是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通过“现收现付”体系将问题推给了未来几代人，用短视、机会主义取代了个人独立和自我负责。由于它的受益效果立竿见影，自愿福利制度往往在它的面前不堪一击。
(三)福利国家的兴起与自愿福利制度的衰落
自愿福利制度的衰落与福利国家的崛起和扩张是同时发生的。福利国家战胜自愿福利制度几乎不可避免，核心原因在于福利国家政策立竿见影的收益与缓慢显现的、非直接的负面后果之间的不对称性。这种情形尤其适用于巴斯夏的“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原则。“尤其以立法形式进行的国家干预，其积极效果是直接的，也就说是，是有目共睹的；而它的恶果却是渐进的、非直接的，而且远离视野的……国家的救助摧毁了个人自立自助”。〔19〕从主动角度，现代福利国家的诞生有三个重要原因，劳工阶级动员能力、阶层政治联盟的结构以及体制制度化的历史路径依赖。〔20〕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为福利国家提供了财力的可能性，而劳工阶级的动员能力提升使得国家提供福利成为一般社会共识。在世纪之交，英国的威廉·贝弗里奇的福利思想和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对助推福利国家的兴起“功不可没”。
以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样本，观察自愿福利制度和国家福利此消彼长的关系让人一目了然。1948年7月5日是英国福利国家的诞生日，这一天起英国公民可以取得综合国民保险和免费医疗。以此为分界点，此前整个近代时期可以视为自愿福利制度主导时期，此后则为国家福利主导时期。转变并不是在一天发生的，国家福利强制项目早在1570年就开始实施了，如针对流浪乞讨、老年人和体弱者、精神病患者、懒惰的人等建立起来的贫民所、疯人院、教养院，为此筹资所征收的是“济贫税”。1848年英国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案》明确政府保证水的供应和街道清洁；1870年通过《基础教育法案》提供义务教育。到19世纪末期，一个负有社会福利责任(济贫、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的地方政府体制已经在英国初步建立起来。伴随着这一早期的政府强制逐渐介入过程，是自愿福利制度逐渐淡出的过程。
本文分析了海上风电场接入对系统无功功率的影响。在充分发挥风电场无功调节能力的基础上,以提高电压质量、降低网损为目标,提出了多风电场无功优化PSO算法,以优化各风电场及无功补偿设备的无功出力。算例结果表明,所提出的无功优化PSO算法能有效减少系统的网络损耗,改善电压质量,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四)问题的关键：关注结果还是关注过程
巴斯夏的“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公共政策评价工具非常适合于福利国家。福利国家强调结果而忽视(甚至有意识掩盖)过程。“将过程和结果混为一谈是福利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21〕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主张者引导将改革关注焦点从原则、规则和制度转移开，转而通过使用强制力直接取得结果。
福利国家并不总是如其主张者所宣称的面向穷人的转移支付，有意或者无意，福利国家实际上是扮演了一套连贯的换取政治支持的政治策略的角色。它的作用机理是，首先通过限制穷人改善自身命运的能力，同时发放收入补贴对穷人遭受的损害，部分予以补偿。例如在劳动力市场上，政治家投票支持特许经营和最低工资法，结果客观上将不熟练工挤出市场，同时向那些由于他们支持的政策而强制失业的工人提供收入支持。最低工资法和其他劳动力市场管制减少了就业机会，等于减少了被挤出市场的劳动力的收入，这时收入补贴计划被推出，获得收入补贴的人由此保持沉默和感恩。但这一前后连贯的因果事实掩盖了工会和管制政策导致的市场准入限制的真实后果，由此建立起一个永久的福利阶层。福利国家被有意无意转变为操纵选民的政治策略。〔22〕竞选—经济周期现象为这种假说提供了经验事实支持。转移支付随着大选日程的节奏被操纵，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粉饰大选年份的福利承诺，政府倾向于采取“当前效果立竿见影、隐性成本延期至未来”的策略为短视选民提供短视但受欢迎的政策。
三、福利国家的后果：激励扭曲、资源配置扭曲和伦理道德问题
福利国家通过强制性转移支付必然给需求方人为制造低价甚至免费的价格信号，同时给消费者一个生产要素(信贷)低价格信号，系统性扭曲供需双方面临的价格信号，最后终于因为没有真实储蓄作为支持而导致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
表1福利国家的支出与债务
资料来源：〔美〕汤姆·戈·帕尔默：《福利国家之后》，熊越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年，第116-117页；〔德〕弗兰茨-克萨韦尔·考夫曼：《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王学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0、63页。
福利国家导致经济危机的传导机制如下：
图2福利国家政策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负责的传导机制
(一)激励扭曲
福利国家的“福利”五花八门，其中住房福利就是一例。美国布什政府期间，政府提出让更多美国家庭尤其是少数族裔拥有属于自己住房的计划，为此出台了一系列福利政策措施：降低首付比率，大幅度降低各银行的贷款标准，通过购买和证券化更多的抵押贷款，增加进入住房市场的货币数量。布什政府期间的联邦住房管理局甚至提供了零首付的住房按揭担保。资本市场在这种人为造成的低价格诱惑下，信贷很宽松，对需求和生产都产生有害的后果：需求者甚至拿出住房进行二次抵押来为假期和游艇买单；而生产者在房价不断上涨的预期下，建造出更多的房屋，消费者将房屋买下抛给下一个买家。这是没有真实储蓄支持的消费，同时又是没有真实需求支持的生产。“众多的激励扭曲是罪魁祸首，对住房和金融市场的干预体系造成了这些扭曲……全球金融列车失事是一起由福利国家引发的列车失事”。〔23〕欧洲国家债务危机同样有激励扭曲的根源。欧洲国家的福利，包括住房福利、养老金、医疗护理等福利项目。这些高昂的福利项目导致大多数国家入不敷出，各国因此陷入债务危机，其中希腊就是债务危机的典型。
(二)资源配置扭曲
福利国家政策下的扭曲还体现在生产者一方。通过宽松的信贷供给，政府传达给企业的信号是人为扭曲的低资本价格信号。在低资本价格信号的诱导下，原本不存在赢利机会的领域在企业看来具有了赢利机会，企业加速配置生产要素以满足夸大了的市场需求。而需求者在极低价格信号引导下走向投机性购买，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了住房价格和其他福利产品的价格提升，例如一部分消费者购买零首付住房只是为了抛给下一个买家。供需双方在相互促进过程走向集体非理性，为下一步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埋下伏笔。
弗里德曼曾经痛斥“福利计划”的伦理道德后果：“福利计划最主要的祸害是对我们社会结构的影响。它削弱家庭，降低人们对工作、储蓄和革新的兴趣，减少资本积累，限制我们的自由。”〔33〕还有论者认为福利国家“毁掉了仁慈，使人心冷酷”，“抑制和毁灭真正的同情心”。〔34〕而这些高福利的“看不见的”和衍生后果远未被主张者充分估计到。
(三)福利国家导致福利损失的微观基础
福利国家意味着强制转移支付。推动强制转移支付的政策需要相应的集体行动，这种集体行动导致的资源付出我们可以称为游说成本。历史和经验事实说明，游说经常带来收益，这种收益表现为福利国家的各种福利项目以及这些福利项目不断推高的水平。福利水平可以视为游说收益的代理变量。在下面的模型中，只要游说的边际收益大于游说的边际成本，游说活动的数量会不断增加，一直增加到游说边际成本等于游说边际收益的位置。于是，某个稳态的福利水平供给量下，游说活动导致的资源支付为p×q,即下图3中的矩形阴影面积。
图3游说的均衡数量决定
重要的是，图3还可以反映出试图获得福利相反的一方所采取的相反政策的资源付出。从简单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转移支付的净付出一方必然采取集体行动以阻止某种福利国家项目的推行或者阻止某个福利国家项目支付水平的提升，因为这种政策直接减少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数量。在图3中，当游说活动由“反对方”发起时，边际游说收益表达为可支配收入的减少量，性质上是一种消极收益。任何福利国家项目都存在支付方和反对方，因此社会福利净损失就可能不再仅仅是p×q,而是r×p×q(1<r<2)。例如，1998—2008年的十年间，美国房地美公司花费1.7亿美元用于游说和给政治候选人的捐赠。〔27〕
(四)自愿福利制度的微观基础
自愿福利制度则避免了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损失。假定社会中存在2个人K、J,他们的收入分布状态如下图4中O的位置。在自愿福利制度下，我们的行为假设是米塞斯意义上的“行动人”，即只要是在自愿的情况下，捐赠者的效用水平也会因为收入的净流出而提高自身效用，因此自愿福利的实施会导致资源配置向帕累托最优的A点移动，在A点捐赠者K的效用提升了，受施者的效用水平得到了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不过，事实上，与自愿福利制度相伴的组织机构的存在，这些机构的目的旨在“搜寻”真正需要帮助的处境较差的社会成员，因此需要付出搜寻成本；另一方面，从我国存在贫困县造假的特别事例，或个人通过伪装(甚至弄残身体)以获得更多捐赠的特别事例中(“逆向选择”行为)，我们可以推测，从O点到A点移动的理想情况并不真实，事实上移动的情形可能要打折扣。考虑进搜寻成本和逆向选择行为导致的社会损失，效用的帕累托改进程度将会处于比理想情形小的B位置。
图4自愿福利制度下各方效用的帕累托改进
(五)衍生伦理道德后果
福利国家的一个普遍流行信念是将福利视为所谓“社会权利”，这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语言滥用，因为任何真正的“权利”都是消极意义上的。权利的准确含义只能是“我们免于……的自由”。这种有害的权利观念也在侵蚀现代民主制度。现代民主制度下，一旦选民被误导接受所谓“社会权利”的信念，对于任何政党而言，削减福利无异于政治自杀。在希腊，政府在社会福利上的投入高达人均10600欧元，而其税收仅仅为人均8300欧元。在如此明显的入不敷出的局面下，任何政党却都不敢提出削减福利的政策纲领。希腊税务部门将私人游泳池作为调查潜在逃税的依据，2009年只有364户居民申报自家有游泳池，而卫星图像显示，仅雅典的私人游泳池就高达16794个，这意味着只有2.1%的游泳池所有者诚实报税。〔28〕
福利国家的直接后果是行为激励扭曲和资源配置扭曲，但最严重的还不是这些。福利国家充分利用选民的短视，用诱人的“现收现付”保障体系俘获当前人们的政治支持，排挤早已存在的自愿福利制度，或者让自愿福利制度显得多余而绞杀之。由此自愿福利制度覆盖人群的不断微弱伴随的是福利国家覆盖人群的不断扩大，伴随这一进程，大众的独立性、个人责任感衰微和依赖型人格、集体主义抬头。“福利国家起源于一种权力机制，它取代、挤出并摧毁各种自愿的、参与性的制度；他将社会弱化、原子化，降低个人责任；它用依赖关系和主从关系取代独立性和权利。它攫取了公民对于自身福利的责任，将公民变成自己的门客、附庸、臣民和乞求者”。〔29〕这种社会变迁无异于发端于道德领域的一场政治革命，早前的经验教训有魏玛共和国，新近的经验教训则有希腊、委内瑞拉等。
4.2 水分：播前底水必须用开水，而且要足，播种后覆土，马上盖地膜，以保持较高土温。苗床用水应事先予热或对热水，使水温达到25℃左右后使用，而且浇水也应选在晴天的早晨，苗床浇水切忌大水漫灌，浇水后更要加强通风，使苗床空气湿度控制在70%以下，保证幼苗的叶片早晨不结露。在灌水后遇阴雨天，可在露水下去后向苗床撒些草木灰或细干土吸湿，同时也防止土壤排湿。
福利国家对自愿福利制度的挤压和替代影响深远。福利国家之前，穷人依赖于一系列复杂、交互网络获得帮助，这些网络基于情感的互惠关系，以及穷人之间自发、卓越的慷慨行为，联邦政府的福利计划导致这些老城区社区中的支撑网络被削弱，使贫困和无家可归的现象加剧。〔30〕此外，福利国家还对古老的家庭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极高比例的单亲家庭可能正是20世纪福利国家的“功劳”。1983年41.9%的非裔美国人家庭没有男性户主。1931年，93000个家庭申请了单身母亲养老金(不到美国人口的1%)，到1990年，380万个美国人依赖这种援助(非裔美国家庭占20%)。〔31〕互惠、个人责任、自律被家长式依赖所取代，这是福利国家主张者始料不及的伦理道德后果。反讽的是，一些福利国家措施被推出时竟然旨在“制造一个所有权社会，公民通过所有权控制自己的生活和财富，这将增强公民的独立意识和责任感”，〔32〕而这正是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美国住房计划。
11月17日，由中国酒业协会主办的第二届“问酒”论坛举行，中酒协正式向外公布240名国家级白酒评委对市场采样的500元以下的酒类产品盲选打分结果。
资源配置扭曲还体现在没有真实税收支持的福利供给导致的债务危机。1966年意大利的宪法法庭裁决宽松地解释宪法上原本要求的预算平衡约束，从而放松了此前坚持数十年的财政纪律，宪法约束被束之高阁，使得议会可以不通过财政收入而是靠发行国债来支付日益膨胀的政府支出，为逐年扩大的公共预算赤字开辟了合法通道。〔24〕而意大利在1969年引进慷慨的养老金体系割断了个人缴纳金额和退休后收益的因果联系，建立起“面向全民的社会养老金”，这直接为财政支出不可持续埋下了隐患。而意大利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也限制了劳动时间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到1994年，意大利的公共债务达到了占国民收入(GDP)的121.8%的惊人水平；〔25〕通过抑制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而耗竭了经济增长的燃料。而欧洲另一个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希腊则靠向欧盟借债支持了高福利，到2010年希腊背负350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其中一半来自欧盟的援助和政府借款。有一种说法，希腊自1981年加入欧盟以后逐渐演变成一个“中东石油国家”，只不过希腊的资金不是来源于油井，而是来源于布鲁塞尔。〔26〕高福利支出系统性导致管制，由此引发腐败、寻租和高交易成本，从而导致营商环境恶化。为了规避管制和降低交易成本，许多经济活动转入地下，资源配置扭曲还可以通过一国地下经济的规模来衡量。2007年，美国的地下经济规模为7.2%，希腊则高达25.1%。
四、充满硝烟的思想战斗：对福利国家的攻击与捍卫
(一)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攻击和对福利国家的捍卫
古典自由主义将生产力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吊诡的是，这一过程也催生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敌人。非人格化的交换关系的制度化和市场竞争的激烈展开，想象中的“公共的爱”压倒了“私心”，人们开始渴望旧日的那种和谐与团结。卢梭和马克思正是这种怀旧本能的杰出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起了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攻击。在《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恩格斯说：“自由经济体系通过化解民族性，极力将敌意普遍化，将人类变成一群贪婪的禽兽(竞争者不是禽兽又是什么？)，仅仅因为每个人有权与其他人相同利益而相互吞食”。〔35〕显然，恩格斯没有透彻理解市场过程和竞争。通过竞争的市场过程，恰恰是资源配置错误得到纠正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竞争作为一个发现程序起作用。竞争程序发现资源配置的更有效可能性，发现新产品和新技术，发现新的组织和新制度，总之在竞争性市场过程中，“合作剩余”不是变小了而是数十倍数千倍万倍地增加了。恩格斯之所以发起对古典自由主义错误的攻击，一个核心原因是只截取了因果链条的一个片段，关注的时间尺度也非常短促，如果在一个迂回的分工合作链条和稍微拉长的时间尺度上，我们看到的是整个经济系统的优化和资源配置的改善过程，由此引起惊人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恩格斯对利息的批判如出一辙，他指出，“利息放贷——没有劳动，仅仅放一笔贷款就获得收益——的非道德性实在太明显了”。〔36〕恩格斯没有把利息回报现象置于迂回分工的结构中考量，而是回到原子个人主义的短促因果片段中来观察，得出利息就是简单的不劳而获。事实上，资本作为稀缺资源，他的所有者通过提供这种稀缺资源才有可能组织有助于效率极大提升的迂回分工生产过程。
捍卫福利国家主张的人士高度评价福利国家，认为它是战后最令人自豪的成就之一，不仅为新兴工业化转型国家树立了榜样，更成为贫困国家渴望成为的标准和样板。他们认为福利国家是民主化进程在最近三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成就，依次是18世纪——法律权利；19世纪——政治权利；20世纪——社会权利。〔37〕捍卫福利国家者引入“社会权利”概念后还进一步引入操作化的“去商品化”概念。他们抨击把劳动力视为商品的经济学观念，通过法定程序把某些福利确定为公民权利，从而使个人不必依赖市场交易就能维持生活。
罗尔斯的正义论为政府提供最低社会保障提供了政治哲学的理论支持。罗尔斯认为在无知之幕下人们达成的正义原则—制度结构必然是有利于处境最不利者，不平等应该被消除，这就是著名的“差别原则”，这一原则的必然推论是社会以强制和制度化方式帮助贫困者。此外，对于维持一个社会合作体系而言，对处境最不利者提供制度性帮助是必要的。罗尔斯的正义论显然为福利国家至少是政府提供“最低社会保障”提供了理论支持，然而这一理论遭到了他的对手也是著名政治哲学家诺齐克的强力批评，他提出的资格理论认为正义与否只能看“资格”，仅当根据三个正义原则检验(获取正义、转让正义、矫正正义)是有资格持有的，那么就是正义的。资格理论挑战了“差别原则”，没有为政府强制提供任何程度的社会保障留下空间，相反，任何此类强制行为都是不道德的也是不正义的。然而，在诺齐克晚年，他却对其早期著作《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说出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早年曾写过一本政治哲学的著作，这本著作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我现在看来是非常不当的。……一些人在交谈中通常想让我继续坚持那种年轻时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立场，……我对自己的早期态度感到有些茫然不解”。〔38〕诺齐克解释了早期观点的“不当”之处“部分原因在于”，“它没有充分地把以下两个方面编织进它的结构之中，一方面是人道的考虑，另一方面是为更加紧密关系留有空间的共同合作行动”。除了“人道”和“共同合作”在其正义理论中缺乏考虑，诺齐克还谈到一个更深层次的缺乏考虑的方面，即通过政府展开的集体行动的“象征意义”。“它忽略了对议题或问题的官方政治关注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而作为一种方式，这种官方的政治关注表示了它们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而表达、强化、沟通、鼓励和合法化了涉及它们的私人行动和关注……有一些事情，需要我们通过政府一起来做，以庄严地表示人类的团结，而这种团结既能够通过我们以官方的方式一起来做事情这一事实得到促进，也能够通过行动本身的内容得到促进”。〔39〕一定程度上，诺齐克认同了罗尔斯关于“社会合作体系”的论证，只不过诺齐克诉诸于集体行动的象征意义，“完全没有关于关爱和团结的任何象征性表达和关注，这会使我们其余的人失去一个证实人类关系的社会”。〔40〕诺齐克的反思给此前他对罗尔斯“差别原则”的毁灭性批评打了许多折扣，同时作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代表人物又赋予政府行动(改善处境最不利者)以新的理由，这多少强化了政府提供最低社会保障的理论支持。
(二)对福利国家的攻击
对福利国家最强有力的攻击来自早期的诺齐克：提供超过最弱意义国家的福利就是“强迫劳动”。诺齐克提出一种被称为“资格理论”的正义理论，这种理论强有力地批驳了任何强制实现的再分配的合道德性。诺齐克的资格理论与政府起源理论相互支持。一个具有道德合法性的国家是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演化出来的，确保这样的国家进化的每一步都必须具有道德合法性，那么这样的国家不是实现善、价值和理想的适当地方，与这些根本无关。诺齐克的国家进化的最终版本是“最低限度的国家”，其基本功能是保护整个社会的安全、稳定和秩序，保护产权和强制执行契约，在人民出现冲突时执行仲裁等。超出这些职能而做更多的国家必然得不到道德合法性辩护。基于此，诺齐克批驳了所有版本的分配正义模式：道德功绩模式、需要模式、边际产品模式、努力程度模式或前述各模式以某种权重加总的组合模式。这些模式都存在一个致命缺陷，即“自由打乱模式”引起无止境地对产权干涉的需要，因为模式一旦运作必然导致偏离模式的收入分布结果，唯有通过持续的产权干涉以维持模式。模式化的分配正义必然需要再分配强制性集体行动即政府干预。从诺齐克的资格理论出发，任何再分配一定包含了侵犯人们的权利的严重事情。……对劳动所得征税等于强迫劳动。……一个以税收拿走某人n小时的劳动所得犹如拿走n小时，犹如强迫这个人为另一个人的目的而工作n小时。诺齐克的国家理论已经论证了为国家支付税收是合理和合道德的，然而，仅限于此，纳税人缴纳的税收是对国家提供法律和秩序的一项购买支付，除此之外，纳税人不能被索要更多，即使被索要更多是出于善的目的。国家存在的目的是强行正义，而不是(也不可)强行慈善。而福利国家显然是一种模式化的再分配。而“模式化的分配正义原则都涉及侵占别人的劳动。夺走别人劳动成果等于夺走他的时间，命令他做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他们就是抛开你来决定你应该做什么，来决定你的工作应该服务于什么样的目的。他们抛开你做出这种决定的过程使他们成为你的部分拥有者，它给了他们一种对你的所有权”。〔41〕推理至此，诺齐克的最终意思显露出来，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再分配活动(福利国家)的本质无异于奴役，在得到(福利)者和供给(福利)者之间，存在令人不寒而栗的侵犯与被侵犯关系即奴役关系。
晏元献公……真宗特宠待之，每进见劳问，及所以任属之者，群臣莫能及。皇太子就书学，公以选入侍。太子即皇帝位，是为仁宗。公遂管国枢要，任政事，位宰相。［7］210
从市场过程理论来看，经济社会中的生产和“收入分配”是一个同时性过程，并不存在彼此脱节的生产环节和收入分配环节。当生产者的产品在市场上成功销售出去的时候，收入分配已经同时决定了。诺齐克指出：“分配正义理论是做‘按—分配’的填空题，这样就把生产和分配当作两个分离并且独立的问题。根据资格理论，它们不是两个分离的问题。……根本不是这样的情况：某种东西已经生产出来了，剩下的问题就是看谁得到它。东西进入世界的时候已经是属于人们的，他们对这些东西拥有资格。”〔42〕这一常被人忽略的洞见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有关生产与收入分配是一个同时性过程的理论中得到了充分阐释，也印证了诺齐克的论点。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美国也存在大量自愿福利制度组织。1920年约800万人是“兄弟会”成员，占美国20岁以上成年人口的30%。美国的兄弟会分为秘密组织和保险互助会两类，前者具有非正式性，后者则为成员提供正式的保险。1919年，隶属于“国家兄弟大会”的保险互助会社团超过900万成员，有12万个分支机构。〔13〕在成为福利国家之前，美国兄弟会在移民、非裔美国人和妇女等人群内很流行。不同于强制性的福利国家，自愿福利制度较好地解决了保险中常见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因为自愿福利制度的突出特征在于自治，参与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实实在在的“社会契约”，如果某个成员在获得援助时有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这种信息很容易在成员间传播，也很容易被自治机构发现和实施惩罚。美国兄弟会不认同“天下没有不值得可怜的穷人”的理念，而对施以援助的对象进行区分，只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人”，而“对任何脏话连篇、放荡、酗酒或者道德上有罪的人剥夺其会籍”。美国西部矿工联合会规定：遭受非事故或者疾病若是由缺乏节制、轻率或不道德行为导致，则联合会拒绝提供帮助。〔14〕也就是说，美国兄弟会这种自愿福利制度组织不把援助视为无条件的“权利”，这一点迥异于罗尔斯关于如何帮助处境最不利者的“差别原则”。自愿福利制度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互惠互利，这是自愿福利制度相对福利国家很显著的制度优势。自愿福利制度因此促进良好的品行和美德，比如礼貌、尊重妇女、节制和仁慈；鼓励内在化的个人责任和自立自强。
即使不是普惠制的福利国家而是基于剩余原则的最低社会保障，自由至上主义者也给予彻底的抛弃，其理由是——最低收入保障的本质不过是国家强制一些人缴税来保障另一些人的最低收入，在国家提供保障的那一刻看似没有强制任何人，而只是向一些人提供了服务——最低收入，但它在提供这种服务之前已经实施了强制，迫使另一些人缴纳了税。只要存在这种强制，它就是对个人自由的威胁。〔46〕批评最低社会保障的理由还在于资格审查的技术难题和防止道德风险的技术难题。对此王建勋指出，如何区分“值得帮助的穷人”和“不值得帮助的穷人”。〔47〕采取何种手段或者措施？如何知道哪些穷人是值得帮助的、哪些不是？这看似是个技术性问题，其实涉及到个人的权利。导致一个人贫困的原因成千上万种，很多根本无法为外人所知。如果一个人贫穷，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因为不够勤奋，还是因为他方法不当，抑或是他判断能力差、缺乏远见、运气不好等。譬如拿因病致穷来说，如果一个人患了重病，原因可能有很多种，可能跟他的饮食有关，也可能跟他不坚持锻炼有关，还可能跟他工作太努力有关，或者跟他的基因有关，等等。这样的人该不该得到最低保障？如何判断？外人如何知道？除非政府深入每一个家庭里，监视着每一个人是如何生活的，否则，根本没有办法知道一个人贫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不管一个人多么智慧，他都无法辨别那究竟是穷人自身的原因还是其他因素的作用？无法辨别二者是否共同作用？各自占的比例有多大？等等。如果政府深入到了每一个人的家庭进行监视，那么，每个人也就没有隐私可言了，自由和权利也都会失去，肯定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定义古典自由主义框架下的自愿福利制度：古典自由主义是一种伦理学、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思想传统，它将个人自由放在政治考量的核心，并认为自由是每个人享受“在他所受约束的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随心所欲地处置或安排他的人身、行动、财富和他的全部财产的自由；在这个范围之内他不受另一个人任意意志的支配，而是可以自由地遵循他自己的意志”。〔9〕这是洛克的“广义产权”的经典定义。在这个古典主义所主张的制度框架下，人们建立有限政府以保障个人自由，有限政府提供法律和秩序，以及基础设施和有限的公共产品。古典自由主义的三个核心理念是：第一，个人拥有权利，有些事情是任何人或团体都不能对个人做的。第二，社会秩序与和谐能够自发产生，无需有意识地干预或推行计划。社会秩序类似于一个博弈解，是人们在权利的基础上自由互动而没有预期到的结果。权利受到促进契约的法律规则的明确界定、保护和组织。第三，认同受宪法约束的政府，政府被授权执行正当行为规则，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体现古典自由主义框架下的有限政府与个人自由的福利制度安排至少有五种：家庭、私人慈善、宗教组织、互助组织、宗族与邻里互助，它们都可以统称为自愿福利制度。其中互助组织是一种基于自治的、互惠互利的协会，旨在为入会的会员提供不时之需。互助组织就是由平等的个人组成的社团，社团承诺在会员困难时给予援助，会员得到援助不是受到施舍，而是享受会员权利，因为他们有同样的义务帮助其他成员在遭遇同样情形下渡过难关，它的常见组织形式是地方俱乐部。通常，互助组织筹集的资金会投资产业以保值增值。〔10〕英国1911年推行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国家保险法案》时，超过3/4的公民(26877个互助组织，622.3万人)其实已经加入各种非正式的互助组织了，这些互助组织还发展出来复杂的自治管理体系。互助组织给会员提供的帮助项目主要涉及疾病保险、丧葬费、意外保险、修建住房补贴等。此外，有些互助组织提供了范围广泛的其他服务：孤儿院、就业服务、养老院、孕妇保险等。
在现代的艺术教育体系中美术院校的教学起着重要的作用，而素描是美术院校教学重要的课程，因此素描习作、素描创作作为学院教学的重要课程，它的受众面是比较广的，在现当代的素描作品中“线”的因素从表现上、材料上、观念上都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三)最低社会保障：一种妥协
秉持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和有限政府框架下，基于严格消极原则的由政府提供动态可调整的最低社会保障是必要的。因为没有人断言自愿福利制度能够像私人产品一样在市场上实现供需均衡。如果自愿福利制度不能覆盖社会中所有需要救助的人，那么，现实中，依照辅助性原则和临时性原则，由政府提供最低社会保障以弥补不足是必要的。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阵营，我们看到他们大部分人在此问题上也采取了审慎的赞同态度。
以“自由社会中政府的作用”为题，在阐述了古典自由主义者一般认同的政府职责清单以后，米尔顿·弗里德曼指出：“同时，又包括补充私人慈善事业和私人家庭对不论是疯子还是儿童那样不能负责任的人的照顾——这样的政府显然可以执行重要的职能”。〔50〕注意弗里德曼的用词——“补充”一词不是可有可无的，他道出了政府保障所需遵循的辅助性原则和临时性原则。自由主义旗手哈耶克也为现代社会中政府提供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表达了审慎的赞同意见。哈耶克将政府职能严格区分为统治性职能和服务性职能。哈耶克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方法(非强制性)，而不是内容。“……显然有必要通过征税为这些非强制性政府措施筹措资金。……我们没有理由不增加这些纯粹服务性活动(诸如应对贫困、自然灾害、不幸、疾病、意外事件和失去工作能力的人提供救济，社会保险、卫生事业和知识传播等)。社会将逐步提高一直以来向那些不能自立的人所提供最低社会保障水平，它是可以在市场之外提供的。”〔51〕哈耶克予以最大警惕的是政府在做这些市场之外的服务性活动时采用的方法。在对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表达审慎的同意以后，哈耶克不忘提醒人们：“政府的许多新的福利活动之所以对自由构成威胁，是因为尽管它们表现为纯粹的服务活动，但它们事实上意味着政府在行使一种强制权力，而且是以政府在某些特定领域内要求享有排他性权力为基础”。〔52〕哈耶克的警告是在1960年提出的，然而不幸而言中，这种情形在今天的转型国家中体现得尤其严重。例如原本是政府有责任提供义务教育，结果事实上演变成了只有政府独家具有提供义务教育的垄断权力，这无疑是福利国家政策侵害自由的典型例证之一。
不仅能如此，自愿福利制度还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在提供医疗保险的项目中，美国兄弟会下面的分支机构通常会与医生签订以人均费为基础的合同，签约医生一度“按人头收入诊疗费”，挑战了传统的医疗制度。这种情形非常像今天的分享经济商业模式。
五、正义高于善——合作秩序的制度基础
经济史研究表明，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都处于匮乏状态，即便从公元元年开始以来也是如此。贫穷是常态不需要解释，持续的收入增长才需要解释。财富的爆炸性增长是最近几百年的事情，准确地说，从欧洲14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缓缓起步，到18世纪末期突然出现急剧增长，增长曲线几乎垂直上升，这才是一个需要解释的“谜”。这个谜的谜底，可以概括为增长或更一般地——良好合作秩序的制度条件。
但红江橙的发展之路却并不平坦。陈树华为我们回忆了几代红江橙园的命途多舛：“1993年，黄龙病蔓延，两万多亩橙树全部毁灭。1997年种了300多亩，2003、2004年又开始不行了……红江人不死心啊，从来没有放弃过！”
亚当·斯密强有力地论证了：正义高于仁慈。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道德情操论》中讨论了优良合作秩序需要两种基本的美德：正义和仁慈。他认为仁慈的美德不能以强力相逼，仅仅因为缺乏仁慈并不会受到惩罚，因为这并不会导致真正确实的罪恶。缺乏仁慈不会给他人造成实际的伤害。而另一种至关重要的美德——正义，则是形成人类合作秩序的最重要的支柱，以至于它须用压力强迫人们遵守。某人违背正义就意味着对另一个人的伤害，它确确实实地伤害到一些特定的人。因此，违背正义的行为是愤恨和惩罚的合宜对象。由此产生了正义和其他所有社会美德之间的明显区别，我们感到自己按照正义行事，会比按照友谊、仁慈或慷慨行事受到更为严厉的约束。因此，我们赞同强迫我们遵守正义的法规，但不能强迫我们去遵守有关其他社会美德。特别是，斯密强调我们如何做就做到了遵守正义的美德——我们通常可以通过静坐不动和无所事事的方法来遵守有关正义的全部法规，因为正义只是一种消极的美德，它仅仅阻止我们去伤害周围的邻人，不去侵犯邻居的人身、财产和名誉。斯密的结论是正义的美德高于仁慈的美德，前者诉诸强力以维持，后者则不能使用强力推行。“因此，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虽然没有仁慈之心，社会也可以存在于一种不特别令人愉快的状态中，但是不正义行为的盛行却肯定彻底毁掉它”。〔53〕斯密的论证逻辑清晰而简单：社会不可能存在于那些总是相互损害和伤害的人中间。斯密用一个生动比喻区分了正义的美德和慈善的美德之于人类社会合作秩序的作用，“仁慈的美德犹如美化建筑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因此做出劝诫已经足够，没必要强加于人。相反，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建造和维护这一大厦似乎受到造物主特别而宝贵的关注。所以，为了强迫人们尊奉正义，造物主在人们心中培植起那种恶有恶报的意识以及害怕违反正义就会遭受惩罚的心理”。〔54〕
福利国家的辩护者经常认为在福利国家之前是没有福利制度的。事实是存在源远流长的自愿福利制度，很多情况下福利国家只不过接管了自愿福利制度组织建立好的制度，或者，福利国家占据了自愿福利制度原有的“市场”。福利国家起源于19世纪晚期的德国，代表人物是当时的德国政治家俾斯麦。俾斯麦19世纪80年代在德国推行一系列强制保险和老年保障计划，将德国引入福利国家体系。本质上，俾斯麦建立的福利国家体系是一个购买政治忠诚的制度安排。俾斯麦本人承认，年老之后有一笔养老金可拿的人比没有的人，对付起来容易得多。〔15〕社会保障体系减少了民众在各方面的独立性。正如哈耶克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揭示的：“对财富生产的控制，也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计划者开始的时候抚慰我们，独裁主义的管理仅仅适用于经济事务。然而，指挥一切经济活动的当局将不仅仅控制那种只牵涉到次要事情的我们那部分生活，它将控制我们所有目标有限手段的分配。计划者的控制不断升级，最终将控制我们的消费、职业选择和全部私人生活”。〔16〕伟大的保守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一种新型类似的专制可能降临民主国家，用今天的概念，他指的其实就是“福利国家”，托克维尔先知般地描述了这种危险：“到时候将出现无数相同而平等的人，整天追逐他们心中所想的小小的庸俗享乐而奔波。……在这群人之上耸立着一个权力极大的监护性权力当局负责保证他们的享乐并照顾他们一生。……相反它寻求使人民永远处于孩童状态……它愿意为公民幸福而工作，但它要充当人民幸福的独一无二的代理人和唯一仲裁人……统治者这样把每个人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并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他们塑造成型之后，便将手伸向全社会了。”〔17〕托克维尔设想的这种可怕情形虽然在当代民主国家中没有出现，但在实现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里却是活生生的事实，其专断和强制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从福利国家滑向独裁和掠夺性的纳粹主义，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提供了生动的例子。
基于(1)正义和善之于合作秩序的相对重要性；(2)政治行动的象征意义；(3)社会合作体系的维持，我们提出一种新的组合式福利制度安排。
六、未来的路：迈向“自愿福利制度+最低社会保障”
鉴于福利国家引发的激励扭曲、资源配置扭曲和衍生伦理道德后果，它也是政府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主要诱发因素，因此，提出一种替代危机四伏的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势在必行。基于古典自由主义框架下的自愿福利制度的优势和它有可能无法在任何情况下恰巧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提出一种审慎的具有可动态调整特征的“自愿福利制度+最低社会保障”组合模式。这种模式下，自愿福利制度与最低社会保障构成一个组合，但自愿福利制度以“词典式排列方式”优先于强制性的最低社会保障。
表2福利国家与自愿福利制度比较
图5可动态调整的自愿福利制度安排和最低社会保障安排
我们用图5来说明动态可调整的“自愿福利制度+最低社会保障”组合模式。全部国民收入空间由四部分组成：Ⅰ、Ⅱ、Ⅲ、Ⅳ，其中绝大部分通过市场过程完成“分配”的私人产品空间Ⅰ，这一部分没有任何再分配的成分。第二部分是诺齐克最低限度国家所提供的保护服务Ⅱ，主要内容是法律和秩序即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和自由，强制执行契约，仲裁冲突和纠纷。人民(通过其代表)与政府通过公共选择过程决定该产品空间的大小，经验事实是它通常不超过国民收入的10%。第三部分是自愿福利制度空间，是由广泛范围的自愿福利组织提供的具有互惠和救助的资源流动产品Ⅲ。第四部分是当自愿福利制度没能覆盖所有救助需求的情况下，政府提供的最低社会保障Ⅳ。值得特别指出的是，(1)总产品空间大小并不是给定，它的大小很大程度上是产品空间Ⅱ的质量和数量的函数。(2)产品空间Ⅲ+产品空间Ⅳ的大小并不是给定的，它的大小很大程度上也是产品空间Ⅱ的质量和数量的函数。(3)产品空间Ⅲ和产品空间Ⅳ的相对大小不是给定的，而是动态可调整的，动态调整所遵循的基本规则是：仅当产品空间Ⅲ无法覆盖全社会所有需要救助的人口，则产品空间Ⅳ的提供才是必要的，且产品空间Ⅳ的提供是辅助性、临时性的，其大小随着产品空间Ⅲ的变化而动态调整。产品空间Ⅲ和产品空间Ⅳ相对大小的决定是一个主动和被动的关系，前者主动后者被动，即产品空间Ⅳ的提供遵循“非必需则减少，直至退出”的原则。在一个竞争性发现过程中，当Ⅳ=0的时候，就落入自由至上主义的最弱意义国家状态；当0<Ⅳ<福利国家水平时，就落入动态调整的“自愿福利制度+最低社会保障”状态。〔55〕我们特别强调“自愿福利制度+最低社会保障”框架下政府履行责任的方法和方式。秉持了哈耶克对政府职能的两分法：统治性职能和服务性职能，我们的框架下政府承担最低社会保障责任时履行的是服务性职能，这意味着，在这个领域中，政府(及其授权的公共部门)在法律上和实践中作为与自愿福利供给主体一样的平等竞争性主体出现，而决不能赋予行政当局排他性和垄断性特权(例如私人企业提供义务教育必须被允许)。这样的制度设计来自于理论逻辑和深刻经验教训，我们需要有足够的防范和警惕，阻止如下情况发生：政府盗用统治性职能的权威做服务性职能的事情从而赋予行政当局对个人生活广泛的斟酌处置权。这样的制度设计也旨在确保一个“可进化的福利制度安排”，平等竞争和准入自由确保竞争发现程序能够发挥作用，发现自愿福利产品空间和政府最低社会保障产品空间的边界(Ⅲ和Ⅳ的边界)；发现最优福利产品总量(Ⅲ和Ⅳ的总量)。
注释：
〔1〕汤姆·戈·帕尔默为《福利国家之后》一书的编者，文集作者包含编者本人和其他作者，为简化起见，注释均使用汤姆·戈·帕尔默为编者，读者可以根据页码找到被引作者。
〔2〕〔法〕弗里德里克·巴斯夏：《财产、法律与政府》，秋风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页。
〔3〕〔英〕哈耶克：《序言》，〔法〕弗里德里克·巴斯夏：《财产、法律与政府》，秋风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4〕〔33〕〔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美〕罗斯·弗里德曼：《自由选择——个人声明》，胡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21、130页。
〔5〕〔43〕John Stuart Mill,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Volume IV-Essays on Economics and Society Part I,ed.John M.Robson,Introduction by Lord Robbins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7(1824),pp.321，320-321.
〔6〕〔16〕〔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50、87-91页。
〔7〕〔51〕〔52〕〔英〕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02、402、402-403页。
〔8〕〔9〕〔10〕〔11〕〔12〕〔13〕〔14〕〔15〕〔18〕〔19〕〔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4〕〔45〕〔美〕汤姆·戈·帕尔默编：《福利国家之后》，熊越、李杨、董子云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年，第23、136、68、69-70、61、87、102、41、44、172、65、56、11、19、21、27、127、29、65、111、113、123、173、172页。
〔17〕Tocqueville(1835)Democracy in America.Part IV:Of the Influence That Democratic Ideas and Sentiments Exercise on Political Society.Historical-Critical Edition of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Edited by Eduardo Nolla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ames T.Schleifer.pp.1250-1251.
〔20〕〔丹〕戈斯塔·埃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苗正民、滕玉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1页。
〔35〕F.Eengles,Outlines of Ca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in Lawrence S.Steplevich,ed,The Young Hglians:An Anthology (Amherst,N.Y.:Humanity Books,1999),pp.278-302,283.〔36〕F.Eengles,Outlines of Ca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in Lawrence S.Steplevich,ed,The Young Hglians:An Anthology (Amherst,N.Y.:Humanity Books,1999),pp.278-302,289.
〔37〕〔丹〕戈斯塔·埃斯平-安德森：《转型中的福利国家——全球经济中的国家调整》，杨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页。
〔38〕〔39〕〔40〕〔41〕〔42〕〔美〕罗伯特·诺齐克：《被检验的人生》，姚大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8，327-328，330，187、206，191页。
〔43〕〔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4页。
〔46〕王建勋：《最低保障与个人自由——哈耶克是否自相矛盾》，《学术界》2015年第11期。
〔47〕作者与王建勋教授2018年私人通信。
〔48〕〔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李燕生、王文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75-183页。
〔49〕〔美〕戈登·图洛克：《公共选择——戈登·图洛克论文集》，柏克、郑景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96、298页。
〔50〕〔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0页。
〔53〕〔54〕〔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北京：商务印书馆，蒋自强等译，1997年，第97-98、105-106，97-98、106-107页。
〔55〕自由至上主义者诺齐克在他晚年作品《被检视的人生》中谈到这个边界确定问题，没有什么原则能够画出这条界限。“既然从关心所有贫民到爱自己的邻居都属于关切和团结的纽带，那么这些纽带在公共政治领域中以怎样的范围和程度得以表达？……它取决于一般民众对团结和关切的实际感觉的范围和程度，以及取决于他们感觉需要给予这些象征性政治表达的范围和程度。”需要象征性政治表达的价值其实是多元的，而且，诺齐克认为自己早年提出的资格理论所指的正义，固然是非常重要的需要象征性政治表达的价值，但是，“这种价值有时候可以为了其他的价值而被压倒或者降低”，援引多元自由主义者以赛亚·柏林的观点，即人们所重视的价值都不应该被忽视，然而这些重要的价值之间却可能存在冲突而不兼容，甚至子理论上是不可调和的，“并非所有的好事情都能够一起被调整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这样的价值有一个长长的清单：自由、正义、共同体的团结、国家强大、帮助处境不利的群体、制定雄心勃勃的新目标(空间探索)、缓和经济不平等、给所有人充分的教育、消除歧视和种族主义、保护无权者、保护公民的隐私和自主、对外援助……。这意味着现实中的民主政治过程就像市场中价格信息一样，是汇集了多元价值信息的一个浓缩表达，几种特别重要的价值都得到表达，而没有哪一种价值获得了压倒性的绝对优先性。见〔美〕罗伯特·诺齐克：《被检验的人生》，姚大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333-334页。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02.005
作者简介：刘业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研究。
〔*〕本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中国经验’及其可持续性问题研究”(16BJL002)的资助。
〔责任编辑：刘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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