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斌:试论长征时期毛泽东的辩证思维论文

金文斌:试论长征时期毛泽东的辩证思维论文

摘要:长征时期,毛泽东在政治生活、军事作战、宣传鼓动、党内斗争和挫折不利中成功地运用了辩证思维,处理了一个又一个紧迫而又复杂的问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路上,尤其是面对当前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战,我们要学习和借鉴毛泽东的辩证思维,透过表象找规律,既看到其中的机遇,坚信前途是光明的,又看到面临的困难,认识到道路是曲折的;既坚持“两点论”,一分为二看问题,又强调重点论,抓住关键环节,从而迎接挑战,战胜困难,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关键词:红军长征;毛泽东;辩证思维;“两点论”;重点论

习近平指出:“辩证思维能力,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1]纵观二万五千里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毛泽东成功运用辩证思维处理了长征时期一个又一个紧迫而又复杂的问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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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生活中的辩证思维:抓住紧迫问题,解决主要矛盾

毛泽东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2]。在漫漫长征路上,毛泽东始终抓住当时的紧迫问题,解决当时的主要矛盾,从而掌握了主动权,赢得了胜利。

遵义会议能够开得成功,并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主要是毛泽东顺应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迫切要求,在大敌步步紧逼、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抓住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对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3]周恩来曾回忆说:“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周恩来感叹道:“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4]

张闻天在延安时也谈道:“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5]毛泽东的处理方式得到当时多数同志的赞同,既保证了最主要问题的解决,又维护了党内的团结。

二、军事作战中的辩证思维:形于左实则右,处理好走与打的关系

敌人以为我们要走的路,偏不走;敌人以为我们不敢走的路,偏要走。在长征初期,蒋介石察觉了中央红军北上要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合,在沿途布下重兵,可我英勇的红军将士偏偏要“通道转兵”,向西进攻敌人薄弱的贵州地区,将敌人的部署置于无用之地。在蒋介石看来,红军不敢穿过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可我英勇的红军将士克服饥饿、疾病等重重困难,出其不意,偏偏走通了这条路。在长征途中,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红军为了取得作战的胜利,“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6]就是用这种走和打的办法,红军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在红军行军途中,林彪一直埋怨走的尽是“弓背路”,认为这样会把部队拖垮,还给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写信,提出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意见[10]。1935年5月12日,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林彪的错误意见,他指出:“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9]454强调在危急的情况下,只有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才能摆脱敌人的重兵包围,要求大家树立信心,坚持战斗,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面对张国焘执迷不悟,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南下进行分裂活动。一方面,毛泽东等人坚持对张国焘做好说服工作,要求他放弃南下的错误做法,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坚定不移地督促其贯彻执行既定的战略方针。同时,为了避免红军分裂,加强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在人事安排上适当让步,先后任命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委。张闻天曾主动提出让出他中共中央总负责的位置给张国焘,但毛泽东坚持原则,坚决不同意,毛泽东说:“他(注:张国焘)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17]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毛泽东对张国焘的原则性做法是非常有预见性的,张国焘还没坐上那个宝座就有了不少的麻烦,如果真让他坐上了总书记宝座,那麻烦就更多了。

三、宣传鼓动中的辩证思维:坚定革命信心,正确看待多与少的问题

注浆结束30 min后进行拆模,各模拟试验方案的试块拆模效果见图4。由图4可知:试验1的试块整体固结效果较差,呈不规律状;试验2和试验3的固结效果明显,除个别部位未固结,绝大多数部位全部固结;试验4的试块固结呈不规律状,固结效果明显优于试验1。

1936年,斯诺采访毛泽东后曾经这样说道:“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16]

另一方面,在张国焘准备“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时,毛泽东等人被迫率领一部分中央红军提前北上。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的会议上,有人建议开除张国焘党籍,毛泽东坚决不同意。他说这不是他张某人个人的问题,而应看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情绪,开除他的党籍容易,但他还统率着几万人的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为了教育和争取张国焘,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并未向全党公布。当张国焘在卓木碉公然成立“中央”等非法组织时,又有人提出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还是不同意。彭德怀后来回忆道:“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彭德怀称赞毛泽东的这种处理方式“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典范”[18]。经历了“南下”整个过程的徐向前元帅回忆道:“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19]

孟子说过“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3]

预算资金执行进度缓慢,而临近第四季度时,又顾虑财政资金被盘活收回,预算执行率指标考核不达标,加上时间仓促、预算单位会到年底集中花钱;对绩效重视不够,责任落实不到位,以至于资金执行滞后,年末出现大量结余,严重影响了预算资金的执行效果。

面对敌军的围追堵截,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夹缝里求生存,在战斗中尽可能多地减少伤亡。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以取得胜利为目的。1935年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在进攻打鼓新场的军事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不能“啃硬”的意见一时不被大家接受,但他为了减少红军不必要的伤亡,“回去以后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注:周恩来)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7]3月11日早上再次举行中央负责人会议,毛泽东说服了大多数与会者,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避免了一次将要发生的重大损失,又一次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毛泽东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8]长征路上,毛泽东始终坚定革命的信心,正确地分析和看待红军人数多与少的问题。

1960年10月22日,斯诺问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是什么时候?毛泽东说:1935年长征时“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11]213。即使在这样的困难时期,针对张国焘坚持西进青海的主张,毛泽东仍然在1935年8月20日召开的毛儿盖会议上,起草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的补充决定中认为,张国焘的主张“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12]。对于张国焘当时的心态,朱德的分析入木三分,他说:“到了毛儿盖后,他(注:张国焘)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了,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地去躲避战争。 ”[13]1935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指出:“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损失。但是我们并不是走向低落,而是经过游击战争,大规模地打过去。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不能否认的,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不过不是在江西,而是在陕、甘。 ”[9]472

中央红军主力翻越岷山,“更喜岷山千里雪”,红军马上要到陕北,革命前途露出了胜利的曙光。在这个时候,有人说红军人数太少,流露出悲观的情绪。毛泽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在1935年9月20日召开的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北上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呢!”[14]

1935年10月,从瑞金出发时的8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7 000多人,个个破衣烂衫的,成了“皮包骨”,看似羸弱不堪,当时“有些同志发生悲观情绪”。毛泽东说:“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的这点力量,不要看轻了它,它的发展前途是很大的。”[15]毛泽东在宣传鼓动中就是这样的自信,虽然红军的人数少了,但是,经过长征锤炼的7 000多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可以以一当十,从战略上看,反而变得更强了。同样,毛泽东自信地认为红军在陕北找到落脚点就是伟大胜利。

1934年10月中旬,红军转移临行前,毛泽东在瑞金临时中央政府各部门领导人会议上指出:“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9]433并对将要留在苏区的地方干部说:“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 ”[9]435

四、党内斗争中的辩证思维: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

红军长征途中的四渡赤水战役,是毛泽东直接指挥的运动战。他创造性地把历代兵家的谋略,如出其不意、声东击西、避实击虚、诱而取之等运用得淋漓尽致,让3万红军巧妙地穿插迂回于几十万敌军重兵围困之间,在机动中创造新的战机。当发现敌军弱点时,立即集中兵力歼敌一部分,然后迅速摆脱强敌追踪,经常使敌人措手不及,摸不清红军的虚实动向。敌军不但没有能够围歼红军,反而被神出鬼没的红军消灭了一部分。红军从战略的被动中,打破了敌军的围追堵截,牢牢地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他一生最满意的战役是红军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之战。

1934年11月7日,毛泽东在长征路上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在散发的《出路在哪里?》的传单中指出,出路就在“我们大家要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暴动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建立工农自己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 ”[9]436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关于武术文化研究的主题变迁经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探讨武术文化保护与传承——武术文化的国际化传播——武术文化与现代化元素的冲突——民间武术传承——商业赛事中的武术文化传播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每个阶段的武术文化研究主题仍然有重叠,体现出武术文化研究的逐渐深入。

五、处理挫折失利的辩证思维: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危局中孕育着希望

长征时期,毛泽东遇到许多不利情况,无论是土城之战的失利,还是进攻打鼓新场的教训,他都善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在不利的环境下看到胜利的希望。正如他自己所说:“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20]例如,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仗——土城之战,由于情报有误,敌军人数不明,这次战斗打得并不好。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教训:一是敌情没有摸准;二是轻敌;三是分散了兵力。“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21]随后,毛泽东充分发挥了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四渡赤水主动消灭敌人,打破了敌军的围追堵截。

红军进攻打鼓新场,虽经毛泽东多方做工作才避免了重大损失,但毛泽东从这件事中得到一条教训:“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作战还是要成立几个人的小组,“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9]450,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由那么多人来指挥,否则会贻误战机。红军在渡乌江之前,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指挥红军作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为什么遵义会议前后红军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从遵义会议前,也就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红军长征初期一系列危局中,尤其是湘江惨重失利中,“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11]338深刻认识到博古、李德等人在地图上铅笔画线式的领导红军作战是不行的,大搬家式的行军是要命的,共产国际不了解实情遥控指挥是要贻误时机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吃了先生(注:共产国际)的亏”[11]。 红军要想取得胜利,必须要有实战经验的军事领导来指挥,必须采取高度机动的方式进行作战,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只有这样才能“走到再光辉的未来”[22]。

6.运用实验问题情境教学,提升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在化学实验中,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难免会出现失败或异常现象,表面上它影响了教学效果,实际上它正是在科学探究中培养和提升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的好素材。教师如果善于抓住机会,运用问题情境教学,就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达到正常实验难以实现的目标。

回顾长征时期毛泽东的辩证思维,再看目前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战,这就要求我们具有辩证思维能力,透过表象找规律,既看到其中的机遇,坚信前途是光明的,又看到面临的困难,认识到道路是曲折的;既坚持“两点论”,一分为二看问题,又强调重点论,抓住关键环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战胜困难,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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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M]//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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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吕黎平.青春的步履[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181.

[22]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2-27(02).

中图分类号:B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9)01-0001-03

作者简介:金文斌(1971—),男,硕士,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和思想政治教育。

收稿日期:2018-10-18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整体性视野中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化研究”(14BKS109)。

(编辑:文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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