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针对安徽省当前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的现状，从农业和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及产值角度，着重分析FDI的流入对我省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建议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此进行进一步检验，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劳动生产率；面板模型；政策扶持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FDI成为推动安徽省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其创造就业的效应比较显著，表现在通过产业集聚，使得安徽非农部门吸收了农业部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我省各区域、各经济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发展问题也日益明显，二元经济结构失衡就是我省所面临的不平衡发展的突出问题之一。那么，引进外资到底是加剧了还是缓解了安徽的二元结构失衡问题，本文将对此进行探析。在对这一过程的研究中，我们也发现，许多学者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不够重视。本文首先对吸引外资下的安徽二元经济现状进行描述；其次通过对两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及反差系数的比较进行定性分析；然后通过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及政策建议。本文试图揭示FDI促进我省二元经济转型与劳动力转移的作用机制与影响力度。如果FDI确实在某些方面强化了我省区域间、部门间的不平衡发展，那么研究如何避免这种导致不平衡发生的作用机制就显得比较重要了。
纵观以往的国外研究文献，最早在Lewis(1954)的“两部门经济发展理论”中曾指出，落后国家发展其国内经济时，会出现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并存的状况，由此剩余劳动力必然向劳动报酬更高的现代部门转移。由此引起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以及第一、第二产业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长期来看则能促使经济的二元结构逐渐消失。在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费景汉、拉尼斯(1964)E修正了刘易斯模型中的假设，在考虑工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的基础上，完善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发展思想。哈罗德在阐述其经济增长模式时主张利用外资来提高储蓄率。罗斯托在论述“经济起飞”理论时也提出引进外资来增加投资。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式揭示了外资弥补储蓄、外汇缺口的重要作用。
国内学者针对FDI大量流入中国这一现象，也对FDI与国内二元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张培刚(2002)在其著作中也提出了重视利用外资的主张。蔡昉、王德文(2004)和赵江林(2004)对FDI对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和积累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而张二震、仁志成(2005)则认为FDI促进中国就业结构演进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推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二是促进劳动力素质结构升级。江小娟(2002)认为FDI不仅是重要的资金与先进技术的来源，同时对提升东道国的产业结构，推动东道国的体制改革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沈坤荣和耿强(2001)也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一、FDI对安徽二元经济结构影响的定性分析
1.外资引入下的安徽二元经济现状
注：Labor-1和Labor-2分别表示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劳动力在总的劳动力从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
事实上，在1980年以前，安徽的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产值在整个安徽省GDP构成中的比重差别不大，如1978年农业部门的产值为53.77亿元，占全省产值比重为47.18%，而非农部门产值为60.19亿元，比重为52.82%。而自1980年以来，农业部门产值占全省GDP的比重持续下降，而非农业部门则正好相反，尽管期间有过一些波动，但并不影响整体的趋势。1997年农业部门产值为732.37亿元，产值比重是27.43%，而非农部门产值为1937.58亿元，比重为72.57%；而到了2007年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产值比例已经达到了1∶5.05。这说明了安徽两部门间的分化已越来越大(如图1)。
据安徽省统计年鉴，自1996年到2007年，安徽实际利用FDI在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两极分化也非常严重，几乎所有的FDI都被投入到非农部门。由图2可以看出，安徽农业部门所吸收的FDI比重也仅仅是在2005年比较突出，达到了4.92%，而其余大部分年份一直是在2%以下。与此相比，非农部门所吸收的FDI则占有绝对的优势。由此所带来的就业效应使得劳动力在各个部门的分配就有了显著的差异。在1995年以前，安徽农业部门从业人员的比重大大高于非农部门的从业人员比重，如1978年农业部门从业人员数量为1530.4万人，占全省两部门从业人员总量的81.69%，而非农部门从业人员数量仅为343万人，比重为18.31%。而自2005年开始，上述趋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农业部门的从业人员的比重开始少于非农部门的从业人员比重，这种趋势在图3中可以得到明显的反映。
从上述状况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安徽两部门吸收FDI数量差距的不断拉大(非农部门吸收FDI数量大大超过农业部门)，两个部门产值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非农部门转移，进而导致了非农部门从业人员数量超过了农业部门从业人员数量，而且此趋势将会不断扩大。
首先，由表1的数据可知，安徽省的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长期低于1，而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长期高于1，这反映出安徽的农业劳动力非农转化速度偏慢，任务仍很艰巨；其次，由二元对比系数及反差系数可以看出安徽的二元经济结构尽管已取得初步成效，二元性有所缩小，但缓解速度依旧很慢，具有一定的刚性。
2.FDI对安徽二元经济结构影响的机制分析
资料来源：根据《安徽统计年鉴1996&2005&2008》整理计算所得。
根据比较劳动生产率公式βi=Yi/Li，其中βi为第i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Yi，Li分别为第i部门的收入比重和劳动力比重。由βi=Yi/Li可知:一个部门的相对收入比重越高，劳动力相对比重越低，比较劳动生产率就越高；经济结构中两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越大，二元性就越大，就越落后。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FDI对安徽省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
其一，通过提高安徽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率来促进二元经济转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报告曾指出：“显然，参与国际生产网络的劳动力密集部分，能够给处在工业化初级阶段并有大量过剩劳动力的国家带来可观的利益。即使由此而来的增加值不高，但能使这些国家增加就业和人均收入。另外，在与国际生产网络相连的活动中增加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无论这些生产网的组织者是在若干不同地点生产一套标准化产品的大型跨国公司，还是位于不同国家并通过国际分包协议相互连接的较小型企业集团。”而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而且拥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恰恰满足上述理论条件。所以，外资的流入无疑会增加安徽的就业机会，尽管同时也会强烈冲击本省部分原有产业，一部分劳动者的就业岗位将会流失，但是从安徽的具体情况来看，FDI流入与本省的总体劳动力就业水平有高度的相关性，外资的就业创造效应远远大于就业冲击效应。外资企业不仅直接吸收了一部分劳动力，而且还通过产业集聚效应促进了安徽上下游产业厂商的集中，衍生出对更多的劳动力的需求。同时，产业的集中又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而新兴城镇的崛起必然又催生出对劳动力更广泛的需求。因此，外资流入的就业创造具有乘数效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FDI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安徽的二元经济结构的两极分化。
其二，通过提高安徽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产值来影响本省的二元经济转型。FDI的流入，给安徽的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发展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尤其给非农部门的发展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了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该部门的产出水平。外资在提高非农业部门产出水平的同时也会提高农业部门的产出水平，因此，外资对二元对比系数的影响还取决于流入安徽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外资的量的对比。
再结合图2可以看出，自1996年到2007年，安徽实际利用FDI在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两极分化极其严重，几乎全部的FDI都被投入到非农部门。例如，2007年安徽农业部门吸收FDI数量为2317万美元，占所吸收FDI总量的0.77%，而非农部门吸收数量却为297575万美元，占FDI总量的比重高达99.23%。尽管FDI的流入的确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对于安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实际情况是安徽非农部门吸引的不只是大量的低技能劳动者，同时还有相当一批高技能劳动者。对于安徽农村的长期发展而言，高技能劳动者的流失显然不利于农村的人力资本积累。FDI的流入大部分改善的是高技能劳动力的收入水平，这会使大量高技能劳动者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而最终农村遗留的只是一些低技能劳动者。从这个角度来看，安徽非农部门的产业比重越大，其吸收的高技能劳动者越多，那么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就越低，长期来说反而会加大安徽的二元经济结构的两极分化。
从以上分析来看，非农业部门的外资流入对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很难判断是正是负，如果非农部门吸纳剩余劳动力所产生的正效应大于对农业部门产值比重所产生的负效应，则流入非农业部门的外资对二元经济的转型有促进作用，反之则不能促进二元经济的转型。因此，FDI对安徽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也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以下将从实证的角度进行分析。
二、FDI对安徽二元经济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1.数据的整理
对于该问题的实证分析，我们用两部门增加值的相对变化作为反映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主要指标，用不同部门实际利用外资对其增加值的贡献来反映外资对二元结构转变的影响。鉴于安徽有关统计数据的搜集困难，我们仅选取了1996—2007年安徽的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实际利用外资额和这两部门增加值的有关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问题进行定量分析。所需数据均来源于1997—2008年的安徽统计年鉴。首先，由于统计年鉴上实际利用外资额使用的是“万美元”做单位，而两部门增加值使用的是“亿元人民币”为单位。为了统一单位，我们搜取了1997—2007年历年的美元兑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将实际利用外资额的计量单位转化为“亿元人民币”；然后，对所有序列作对数化处理，从而达到使序列更易平稳的目的。我们用GDPit和FDIit分别表示第i部门在t时刻的增加值和实际利用的外资额，分别取对数后则表示为LnGDPit和LnFDIit(其中i＝1时表示农业部门，i＝2时表示非农业部门)。
2.模型形式的设定检验
我们首先以LnGDPit为被解释变量，LnFDIit为解释变量构造回归方程：
LnGDPit＝αi＋βiLnFDIit＋μi(i＝1，2)(1)
由于面板数据包含了个体、指标、时间三个方向上的信息，如果模型形式设定不正确，估计结果将与所要模拟的经济现实偏离甚远。因此，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的第一步是检验被解释变量的参数和是否对所有个体截面都是一样的，即检验样本数据究竟是符合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还是变系数模型，从而可以避免模型设定的偏差，改进参数估计的有效性。经常使用协方差分析来检验如下两个假设：
H1：(1)式的回归系数βi相同但截距αi不同。模型为：
LnGDPit＝αi＋βLnFDIit＋μi(2)
H2：(1)式的回归系数βi和截距αi都相同。此时模型为：
LnGDPit＝α＋βLnFDIit＋μi(3)
检验的顺序是：如果接受假设H2则可以认为样本数据符合不变系数模型，无需进行进一步检验。如果拒绝假设H2，则需检验假设H1。如果接受假设H1，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变截距模型，反之则认为是变系数模型。检验是通过如下两个F检验进行的：
其中，S1、S2、S3分别代表模型(1)、(2)、(3)的残差平方和。经过计算得到S1≈0.931006，S2≈2.396473，S3≈85.12289；再由N=2，k=1，T=12，进一步计算得出F2≈904.31，F1≈31.48。查F分布表，在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下，得到相应临界值为F(2，20)≈3.49，F(1，20)≈4.35。由于F2>3.49，所以拒绝H2；又由于F1>4.35，所以拒绝H1。因此模型采用的是变系数形式。因为主要是做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之间的对比分析，并且数据涵盖了所有的部门，所以我们选用的是固定影响的变截距模型。
3.模型的参数估计及结果说明
通过Eviews软件操作，可以得到如下结果(如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均通过了t检验，说明FDI对安徽二元经济结构变动的影响是显著的，而且模型无论是从F检验值还是从拟合优度R2上都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但是，DW值却只有0.144633，说明模型存在自相关性。在该回归模型中可能是缺少解释变量造成的。对于回归模型中遗漏了解释变量，一般有三种选择：其一，可以忽略这个问题，承受有偏、非一致性估计量的后果；其二，试图为未观察到的解释变量找一个适意的代理变量；其三，可以假定遗漏的变量不随时间变化。本文选择了第一种情形。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FDI的流量对安徽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作用是不同的，FDI每增加1个百分点，两个部门的增加值将分别提高0.09和0.08个百分点。并且，FDI的存量对两部门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两部门的固定效应分别是-0.47和0.34。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上述定性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FDI的流入导致了安徽出现了明显的“效率悖论”问题。即一方面，FDI的流入促进了安徽农业和非农部门技术及管理水平的长足发展，尤其吸收了本省农业部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促进了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安徽的二元经济结构分化状况；另一方面，由于安徽非农部门吸收了几乎全部的FDI，造成了FDI在两部门之间分布的两级分化问题。伴随而来的是高技能的劳动者向非农部门转移，而农业部门遗留的只能是那些低技能的劳动者。这样又从另一面降低了农业部门的产值比重及比较劳动生产率，即加剧了本来就比较突出的二元经济问题。而面板模型的分析结果则表明，FDI流量对两部门产值的影响比较接近，FDI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增加值将分别提高0.098和0.085个百分点；另外FDI存量对两部门的作用力则截然相反，两部门的固定效应系数分别为-0.47和0.35，反映出FDI对农业部门产生了负向效应，而对非农部门产生了正向效应，这也与前面的定性分析是吻合的。
综合以上的分析结果，我们认为要改变安徽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问题，首先政府要更多地采取对农业部门的政策扶持，即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创造一个吸引外资的好环境，改变安徽FDI分布两极化的现状。其次政府要加强对农业部门劳动者技能的培养，加强农业部门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安徽二元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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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heEffectofFDIontheChangeofAnhui’sdualeconomystructure
ZHANGLin-yue，OUYANGZhao-xu
(SchoolofEconomics，AnhuiUniversity，Hefei230039，China)
Abstract：Thispaper，basedonthecurrentcontradictorysituationofthedualeconomystructureinAnhuiProvince，analyzesanimpacttakenbytheFDIinflowonAnhuiProvince’sdualeconomystructurechanges，fromtheangleofproductivityandoutputvalueofbothagricultureandnon－agriculturesector.Onthisbasis，thepaper，usinganeconometricmodel，triestocarryoutfurthertestsonthisimpact.Atlast，thepaperputforwardtheconclusionandthesuggestions.
Keywords：thedualeconomystructure，productivity，panelmodel，policysup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