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两论”是毛泽东重要的哲学著作，也是毛泽东战略思维的经典著作。毛泽东在坚持和发展实践基础上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重点阐述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同时，从理论上系统回答了什么是战略思维和如何进行战略思维，阐明了战略思维的全局性特征，以及如何利用理性思维工具进行战略预测、形成战略思维产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研究和处理战略问题的基本认知模式和思想分析框架。“两论”是毛泽东战略思维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毛泽东战略思维开始成熟。
【关键词】矛盾论；实践论；毛泽东；战略思维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在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高度重视从哲学上思考和总结具体战略问题，不断探索分析和处理战略问题的基本规律，逐渐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战略思维理论框架，练就了卓越的战略领导本领。在1936年12月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系统总结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成败得失，首次提出了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必须要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这一重大命题，指出了关照全局对于各级指挥员的重要意义，初步提出了认识、处理、思考和研究战略问题的方法论，其战略思维理论框架初见雏形。在1937年7月撰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毛泽东进一步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和自身的革命实践做了总结，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相结合的角度，阐明了如何运用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方法明确事物的性质，把握事物的全局，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确定了进行战略预测、形成战略思维产品的基本原则和框架，这些也构成了毛泽东以后研究和处理战略问题的稳定思维范式。至此，毛泽东战略思维开始成熟。
一、“两论”阐明了战略思维的全局性特征以及研究战略问题的工具和方法
现代战略学认为，战略思维是围绕确立战略目标、任务和手段，进行战略规划和决策的全局性思维，是一种从全局的高度思考和认识问题的思维方法。全局性是战略思维的最鲜明特征。毛泽东在参与和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深切地认识到着眼战争全局，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性的东西对于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性。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争的领导者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谋划和指导全局上，要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不能过于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要谋求全局的胜利。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跳出军事战争的范畴，从更普遍的意义上阐述战略思维的全局性特点，强调领导者在进行战略谋划时，要全面了解事物的各个方面，要研究进攻的一方、也要研究防守的一方，要研究成绩的一方、也要研究困难的一方，要研究战争的前方、也要研究战争的后方，要研究公开的一方、也要研究保密的一方，总之，切忌只看一点，不看其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否则，既不能觅得解决问题之道，正确的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又难以完成其他各项革命任务。
但是，什么是全局？如何把控全局呢？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凡是具有影响事物各个组成部分和多个发展阶段性质的，都是全局。军事领导者把握战争全局，就是了解、研究和控制战争的各个组成要素及相互关系，将战争进程、战争方法、战争规模、作战形式、作战地点、作战人员等方面情况及相互关系了然于胸，重点照顾其中的关键要素和重点环节。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进一步从哲学的高度阐释了对于全局的理解。毛泽东说，矛盾是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反映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基本形式，所谓全局就是各种关系的总和，也是各种矛盾的总和，“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1］320。因此，无论认识事物还是解决问题，都要紧紧地抓住主要矛盾，只要解决了事物的主要矛盾，事物的其他矛盾就自然而然的解决了。他还指出，在欧洲社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影响着其他各个阶级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在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影响着其他各个阶级和社会阶层的矛盾。不仅如此，在同一矛盾中，也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之分，任何事物的性质就是由它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性质都是由处于社会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决定的。所以，要正确而全面地认识全局，除了要全力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外，还要重点把握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这样才能认清全局的性质和特点。
认清和把握战略全局，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需要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更依赖抽象的逻辑思维工具。毛泽东一生重视调查研究，在青年求学时期，先后几次到湖南长沙、岳麓等地考察当地情况。在革命生涯早期，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名调研文章，在与党内的教条主义斗争中，大力提倡开展调查研究，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两论”中，毛泽东进一步从认识论上强调只有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弄清事物的矛盾情况，从而有效的解决矛盾，并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提出了开展调查研究应遵守的各项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抓住矛盾的特殊性。认识事物全局、分析研究战略问题还需要抽象的逻辑思维工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运用感官使用经验思维，是无法认识和掌握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只有运用抽象的逻辑思维工具才能做到这一点。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又进一步指出，人的认识分成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感性认识阶段，主体通过与外界物接触自然产生感觉和印象，把握事物的不同各个部分和外部联系，这种认识属于认识的初级阶段。在理性认识阶段，主体主动的对各种感觉材料进行加工整理，处理转化为抽象的概念，最终把握事物的整体、本质和内部联系，这种认识属于认识的高级阶段。因此，把握全局规律性的东西，从战略角度完成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任务，必须要依靠抽象的逻辑思维。
二、“两论”阐明了如何进行战略预测，形成战略思维产品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研究战争的全局是为了准确认识战争的性质，有效把握战争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有针对性的方针、策略，获得革命的最终胜利。从战略学上讲，就是要通过系统全面的分析研究，进行战略预测和战略决策，制定战略目标、战略方针、战略任务和战略措施（统称为战略思维产品）。战略预测是进行战略决策和形成战略思维产品的基础，是在对战略所涉及的事物和对象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的基础上，对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及战略手段的可行性和实施效果的预测。战略预测环节重在求真，通过客观评估事物的现状，分析研判决定事物发展的确定性要素和非确定性要素，得出事物发展的可能性区间和多种解决方案。制定战略产品环节重在求善，主体秉持一定的价值原则在多种方案中遴选出最优方案。战略预测的“真”是将“善”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必然条件，一旦战略预测环节出现失误，对事物发展趋势出现误判，所有战略思维产品都难以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不但战略目标难以实现，全局都要陷入被动。毛泽东历来重视战略预测工作，认为科学预测能有效避免战略指挥中的盲目性。他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就曾经指出，作为领导者必须能够提前判断事物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做出前瞻性正确决策，否则，科学领导难以实现，革命事业也不会成功。他还对此做过形象的比喻，将新事物比喻为海上航行的巨轮，将领导者的预测能力比喻为立于高台之上最早发现船只桅杆的能力，认为称职的领导者就应该在新事物没有成长为普遍事物之前，就已经掌握了它的大致发展方向。
战略方针是为实现战略目标而制定的指导全局的原则和纲要，确定了相对具体的战略任务和实现战略目标的基本路线和手段。毛泽东认为，为了更好的完成战略目标，不但要有通观全局的总的战略方针，还要有针对某一阶段的具体的战略方针。他在《矛盾论》中谈到，在一个事物完整的发展过程中，决定事物的性质和外在表现的是事物的根本矛盾，这种根本矛盾具有稳定性，伴随事物发展过程始终。但是，这种稳定性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由于根本矛盾自身发生变化，或者由根本矛盾规定或影响的其他矛盾发生变化，具体来说，有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有的矛盾变得趋于缓和，因此，事物的发展过程呈现出阶段性。这也要求人们能够在思想观念上及时反映事物矛盾的阶段性变化，拿出更有针对性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还举例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对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矛盾，规定和影响着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等等其他矛盾，只要这对根本矛盾的地位不发生变化，社会的性质就不会发生变化。但是，随着科技进步和市场竞争加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更加激烈，资产阶级内部的垄断资本和自由资本的矛盾开始凸显，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这就需要列宁和斯大林等革命领袖拿出新的有针对性的策略和解决方案。事物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抗日战争的总进程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首先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总的战略目标，然后分析中日双方基本情况，将抗日战争的整个进程划分为防御、相持、反攻等三个战略阶段。毛泽东指出，指导整个抗日战争进程的总方针是持久战，第一和第二阶段的指导方针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是战略的反攻战。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基本的作战形式：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要以运动战为主，第二阶段要以游击战为主，全过程都要尽量避免硬碰硬的阵地战。
思维科学认为，战略思维是思维主体的一种创造性的信息加工活动，人们运用战略思维框架对反映客体的信息进行选择、加工整理和创造，最终形成战略思维产品指导战略实践。在所有战略产品中，战略目标的作用尤为重要，它既是人们思维和实践的动力源泉，又是战略设计和战略实施所要追求的“系统值”。关于如何制定战略目标，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1］326-327。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还提出，只要我们搞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中国革命的敌人、中国革命的支撑力量等问题后，就会比较容易搞清中国革命的前景和发展趋势，比较容易确定革命目标和革命任务。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重大变化，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新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总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简言之，就是首先要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全面考察事物内部外部联系，其次要准确把握事物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最后制定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这一思想方法成为毛泽东后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方法，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科学决策方法。
战略措施是为了完成战略任务而采取的较为具体的策略和手段。毛泽东认为，政策和策略是战略体系中最关键、实践性最强、对可操作性要求最高的部分，是党的生命线。在拟定战略措施前，首先要充分考虑矛盾的发展阶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革命形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革命者的认识也必须与时俱进，当事物的发展出现阶段性重大变化时，我们应该及时分析和研判最新形势，提出新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案。例如在《论政策》中，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干部和很多同志都没有意识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出现巨大的危机，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变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变为次要矛盾。在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动和团结各个社会阶级和各个社会阶层的一切抗日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不能再简单地直接沿用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制定的各项政策了。其次，要充分考虑到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具体情况。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深入分析了国共关系的历史，指出了抗日统一战线下制定对国民党政策的原则。毛泽东说，国共关系作为一对矛盾，曾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共联合，组成反帝反封建的各革命阶级联盟，第二阶段是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国共交战，第三阶段是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国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因此，在第三阶段，共产党对于国民党阵营大体上实行了比较缓和的策略。但是，由于国民党还有压迫共产党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一面。所以，我们对于国民党的策略是既有联合又有斗争，大力支持国民党内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大力反对国民党内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论和行动，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既清楚地认识到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又能够很好的处理矛盾主要方面与矛盾次要方面的相互关系，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关系接近破裂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执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显示了驾驭复杂局面，处理突发事件的高超领导能力，提高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通过分析总结中国革命性质、敌我力量对比和内外环境等要素，预测了革命战争的最终发展趋势，指出了中国红军在革命战争中应该践行的基本路线和指导原则。毛泽东说，中国是各种经济形态并存、各种政治势力相互角逐的半殖民地大国，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军阀势力非常强大，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利益的红军十分弱小，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十年的武装革命斗争，获得了广大农民和无产者的真心支持。这些全局性的规律和特点，决定了事物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走向，决定了工农红军将会不断发展壮大和取得最后胜利，也决定了工农红军很难顺利做大做强，绝不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完全战胜敌人，战争是旷日持久的，还存在着失败的风险。后来革命战争的实践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这是毛泽东战略思维的胜利，也是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处理中国革命问题的成功典范。在后来的革命岁月中，毛泽东越来越重视唯物辩证法在认识事物规律、指导未来实践的重要作用，他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1］308。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全国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地主阶级和封建剥削制度退出历史舞台，我国基本国情发生重大改变，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变成主要矛盾，原有的主要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党中央将这一时期的战略任务确定为“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果断否定了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重新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确立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长期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上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战略判断，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确定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设立为近期战略目标，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设立为远期战略目标。
当然，在芭蕉的俳句中也有阔大奔腾的空间，如“汇集五月雨，奔腾最上川”，“海涛汹涌，银汉横佐渡”。亦有宁静高远的，如“去赏月吧，在玉江芦苇割去前”，“去敲三井寺的门吧，踏着今晚的月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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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领导者为什么能够做到科学预测，未卜先知，《矛盾论》指出，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本质上是矛盾转化的过程，事物的原有矛盾不断地转化为新的矛盾，这种转化是过程性和连续性的统一，具有规律可循。所谓过程性即阶段性，是指一个事物发展的长过程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在不同阶段，事物的根本性质不变，其他方面特征发生改变。所谓连续性，是指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由事物自身的内外因相互作用推动的，事物的原有矛盾与新的矛盾存在内在联系，无论旧过程的完结，还是新过程的发生，都体现着质变量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这就意味着，在该事物前一阶段发展过程中，已经孕育和规定着后一阶段发展过程的基本途径、主要特征和可能结果。因此，只要战略决策者对于事物的目前情况有正确认识，准确地把握了事物的性质和发展阶段，就可以预见它的未来发展方向。
如，在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编制的四年级下册《劳动与技术》中，活动一“布块缝合”。第一个目标穿针引线，教师在讲述完方法后，让学生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是如何把线拧成细小的一股，是如何穿过针眼的，穿过以后自己是怎样的兴奋，经过两分钟想象，然后动手实践，最终学生在一分钟内都完成了第一个目标。最难的是用藏针法缝制，通过4分钟的想象，规定至少想6～10次，实践活动是用长10厘米、针数在10针到12针的布块，最终3分钟的完成率高达90%，5分钟的完成率是100%。可见利用大脑预先设想，是实践活动有效完成的最佳方法之一。
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矛盾发展和矛盾转化都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在运用辩证法思想进行战略预测、制定战略目标、形成战略思维产品时不但要考察事物的内在矛盾，也要时时关注事物外部的各种条件变化。毛泽东说，辩证法认为矛盾具有同一性，矛盾的双方相互依赖共存，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相互转化。正是因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蒙古和中亚才能从游牧制度一下跨越到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和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社会不用再经历资本主义专政时期，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时期；正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和中共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国民党才被迫同意抗日，与中共进行第二次合作。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外在条件的变化对于事物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性。因此，认清事物发展过程，认清现阶段的性质和特点，是进行战略规划的基本依据，研究和把握事物存在和变化的外部条件，是进行战略规划的关键性要素。领导者在进行战略谋划和战略实施时，要高度重视研究矛盾转化的条件，不断争取创造积极有利的条件，争取战略目标的实现。
“在一周的艰难谈判后，”她说道，“双方已经同意，地球行星从今往后会被称为地星，将会成为格拉斯克帝国的一员。”
三、“两论”阐明了如何检验战略思维产品，修正战略思维产品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人们运用理论观念的方式认识外界事物，运用实践观念的方式改造外界事物。理论观念属于“实然观念”，其根本目的是求“真”，实践观念属于“应然观念”，其根本目的是求“善”，“真”是“善”的基础，理论观念归根结底为实践观念服务，只有认识和掌握了事物的规律，主体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才能成功，人们的需要才能得到满足。无论理论观念还是实践观念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主观思维、检验战略思维产品的标准。马克思指出，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是否正确，是否符合事物内在的规律，都不能在人的思维领域得到解决，要靠实践，要与外界物发生实实在在的物质联系，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人的认识真理性问题。列宁也指出，只有当人头脑中的主观观念变成客观物质产品，满足了人类预想的需求时，才能证明主体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是成功的，换而言之，人类活生生的物质实践是检验思维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进一步指出，人类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跨越解决不了认识的真理性问题，只有将理性知识带回到生产劳动实践、社会改革实践和科学试验实践中去，认真观察事物是否发生了预想的变化，实现了期待的结果，才能最终判断认识的真理性。
人们用战略思维产品指导实践的结果有两个，一个是基本实现战略目标，一个是没有实现战略目标。为什么战略思维等实践思维观念没有实现战略目标，没有成功指导实践呢？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从根本上说，源于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节，具体来看，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客观原因，即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等，这些都是属于人力所无法控制的。列宁说，事物的根本性质是由这个事物的组成部分及相互关系决定的，要想彻底认识这个事物，就必须了解它的一切组成部分及一切内外部联系，但是，在现实中我们永远无法完全做到。毛泽东说，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工人阶级的革命目标和革命策略时，当然无法预知到垄断资本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绝对优势，自由资本与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无比尖锐，资本主义社会将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因此，在社会性质不变和战略目标不变的前提下，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必须发生重大改变，这也是时代交给列宁、斯大林等革命家的历史任务。二是主观原因，即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所谓保守主义，就是看不到事物矛盾的新变化，思想没有与时俱进，没有及时提出新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措施，仍然沿用老一套的思想、理论、策略和方案，这又可以叫做经验主义。所谓激进主义，就是思想上超过客观事物的发展阶段，不顾事物发展的客观条件，过于强调主观力量，轻视敌对方面和客观困难，行动上硬干蛮干，搞一刀切，急于求成，这又可以叫做冒险主义。以上两种倾向都是我们在革命实践中应该着力避免的。关于如何修正战略思维产品，更好发挥认识指导实践的作用，毛泽东认为，一旦出现主观与客观不一致，认识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要认真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评估其对于事物全局的影响程度，再根据新情况调整原有的战略思维产品。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都是变与不变的统一，是全局的稳定性与局部的变动性的统一，影响事物全局、根本和长远的新条件和新情况是很少的，调整战略目标、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时也要格外慎重；与之相反，影响事物微观和局部的新情况是很多的，有些还非常难以预测，因此，要不断根据具体情况调整政策、方案等战略措施，做到因时而变和因地制宜。这些也是我们在修正战略思维产品时要遵守的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The “Two Theories” and the Maturity of Mao Zedong "s Strategic Thinking
LI Deying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Yan "an, Yan "an, Shaanxi716000)
Abstract:The“Two Theories(on Contradiction and on Practice)” advocated by Mao Zedong are his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works and classics of his strategic thinking.While Adhering to and advancing the theory of proactive revolutionary reflection based on practice,they focused on the law of the unity of opposites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systematically answered what is strategic thinking and how to think in a strategic manner,expoundedon the global perspectivethat strategic thinking should have,how to make strategic forecastand produce strategic thinking productsby using rational thinking tools,and other major issues,which provided the Party with a basic cognitive model an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researching and handling strategic issues.The “Two Theories”are“mileston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o "s strategic thinking,marking thematurity of his strategic thinking.
Key Words:On Contradiction;On Practice;Mao Zedong;strategic thinking
【中图分类号】D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9）01-0095-06
【收稿日期】2018-12-10
【作者简介】李德迎，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讲师。
【责任编辑 刘 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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