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应有之义与基础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这一建设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当前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时期，除了应在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推进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立足生态向度的道德建设同样不可或缺。道德建设不仅要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还要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道德问题”。首先，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调节，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人际关系的公平与和谐；其次，践行生态环境的保护需要加强生态美德培育，有德之人才能知其善并行其善，具有生态美德的人才能真正践行生态环境的保护；最后，生态道德建设还必将倡导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幸福，主张从追求物质享受、唯金钱论的传统幸福观转向追求多元化的物质享受与精神愉悦共存的生态幸福观。生态文明时代急需一种合乎生态文明时代的道德精神。立足生态向度的道德建设，不仅是新时代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任务。
关键词：生态道德；生态公平；生态美德；生态幸福；生态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立足当前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环境问题层出不穷的国情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毋庸置疑是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应有之义与基础保障。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1]当前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除了应在政治方面积极推进相关政策制定，经济方面加大投入相关建设事业，乃至科技方面大力支持环境治理改善，而立足生态向度的道德建设同样不可或缺。人际关系问题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内在联系的，道德建设不仅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也要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换言之，生态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道德问题”，一个与道德相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2]159生态文明时代急需一种合乎生态文明时代的道德精神。因此，我们应当积极推进生态向度的道德建设，这既是新时代的使命任务，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根本要求。
一、生态道德建设之时代必要性
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出现的两种文明形式，各自又有着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农业文明低效、工业文明会带来环境污染等。鉴于此，我们需要积极开创一种新的文明形式，这种新的文明形式既要能够克服农业文明的低效，还要能够应对工业文明导致的环境问题，而这种文明形式就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建立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人类活动顺应自然规律，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这一建设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在生态文明的建设过程中，人类既要努力实现自身的生存与生命的延续，还要能与自然和谐相处。
关于生态文明的建设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十八大报告中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十九大报告则对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一些新思想、新要求、新目标和新部署，生态文明建设也成了21 世纪的主旋律。在新时代，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依旧是我们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不容乐观的生态现状促使人们要形成保护环境的自觉意识，所以，推进生态道德建设正是顺应了时代要求，亦是大势所趋。
目前污水处理厂主要处理废水方法为生物降解法[12]，当BOD5/COD>0.3时，即可考虑对其进行生物降解，当BOD5/COD>0.5时，认为该废水可生物降解性较好[13].由表3可知，厕纸产生的水污染物总体可生化性较好，先后顺序为报纸、低档卫生纸、中档卫生纸、高档卫生纸，分析其原因为各种纸张产生的BOD量相当，产生的COD量相差较大，特别是高档卫生纸更易在水中形成COD.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但伴随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唯金钱论的价值观，即认为只要能够创造经济利益就是值得认可和赞许的；在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中，唯GDP论也往往成为首要标准。人们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不惜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不顾及自身的长远利益，更不会考虑到未来后代人的利益。在这样一种片面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的行为充斥着对金钱利益的崇拜和渴望，肆无忌惮、贪得无厌地利用与开发自然资源。此外，人们出于对动物的喜好抑或为了增添生活乐趣，饲养动物作为陪伴的现象日渐增多。当旁人与陪伴动物（宠物）产生冲突时，不少宠物主人以保护动物为由，引发人际的冲突，更有甚者，以一种极端暴力的方式来处理冲突问题，这显然是欠妥的。所以，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协调处理诸多人际冲突背后的价值观偏差也亟须不断推进道德建设工作。
生态美德培育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一致的，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让有德之人享有美好生活。这些生态美德、生态智慧不仅是我们在面对生态环境问题时所应培养的优良品质，更是我们为人处事基本的道德要求，或者说社会道德建设所应倡导的理想美德；并且，也只有具备了这些生态美德、生态智慧的人，才能够真正肩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使命。
二、生态道德建设之公平意蕴
生态环境问题虽然看似属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问题，但是，人类生存离不开自然，人与自然是无法分割的整体，并且在这个整体中，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所以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调节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人际关系的公平与和谐。习近平总书记曾说：“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就是幸福。”[3]而现实问题在于我们不仅缺乏美好的青山、蓝天等自然环境，人际的不公平现状更是导致了个体享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权利不公平与承担应对生态危机、环境问题的责任不公平。近些年来，我国不少地区雾霾暴发、水源污染、化工厂爆炸等公共环境问题频繁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粗放型的资源利用方式、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等忽略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所导致的。这些公共事件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其所引起的公众讨论与集体忧虑，也成为威胁社会和谐、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稳定的隐患，甚至是直接引发更加恶劣的公共事件的导火索。这些频发的公共事件，实则暗藏了社会不公平问题。以雾霾为例，“在雾霾问题面前，人们虽然拥有共同的目标，但人人并非平等。雾霾暴发时，有人可以呆在室内不出门，利用高端的空气净化器，依然衣食无忧；而更多的普通人为了维持生计，却不得不穿梭于雾霾之中，忙碌奔波”[4]21。因此，有学者总结道：“我们确实拥有同一个地球，但却生活在不同的世界。”[5]而为了应对雾霾问题，让所有人承担同等的生态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
此外，生态危机、环境问题不仅关涉当代人自身的生存问题，也关涉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问题。新时代的道德建设不仅要关注当代人的生态公平问题，还需要关注代际的生态公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由于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利用、奢侈浪费等造成的。应注意的是，资源开发既要努力实现使当代人过上幸福生活，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根基。随着科技进步，我们不能保证未来的后代人是否会跟我们当代人一样需要当下这些自然资源、能源维持生存，或依旧以大自然生态环境作为审美对象，但是毋庸置疑，如果我们能够保护好当前尚存的自然资源，那么未来的后代人至少还拥有一些选择机会，去看看这个世界的本来面貌。反之，如果我们毁坏了或耗尽了自然资源，那么对于后代人而言，这样的选择机会就不复存在了。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讲话中指出，我们不能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从而寻求永续发展之道。无论是对于当代人还是后代人，能够拥有良好的生活环境，有机会欣赏到大自然的美景，是每个人拥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如大地伦理学的创始人利奥波德指出，对于少数人而言，能够有机会看到生存在自然中的大雁比看电视更为重要，有机会看到一朵白头翁花就如同人们拥有自由言说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也曾指出，人们没有义务让子孙后代非常富有，但应该像使用营地的野营者一样，还是有义务留给子孙后代一个不比我们当初接受时更为糟糕的世界。所以，为了后代人的永续生存，保护生态环境是当代人应尽的道德义务与责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2]208所以，现今，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与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意识到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全社会应持有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和决心，真正地将环境污染治理工作、生态建设工作落实在实处，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和谐的生产和生活环境。
进一步而言，贫富悬殊、城乡差异等人际的不公平问题不仅造成人与人之间享有生态权利、承担生态责任的不公平，其本身也是造成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但与此同时，奢侈消费、拜金攀比之风在全社会也潜滋暗长。开豪车、住豪宅、大吃大喝等“土豪”式纵欲而无节制的生活方式，不但没有受到强烈的谴责抨击，反而成为了民众争相模仿与追求的“理想生活”。这些奢侈消费、盲目追求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势必会造成自然资源、能源的浪费，长此以往，还将导致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与衰竭，同时这样的生活方式又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废物，带给生态系统沉重的压力早已超过自然可承受的负荷。自然环境急剧破坏，生态系统愈加脆弱，生态危机也愈加严重。所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将是新时代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弘扬“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其与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相统一，培养捍卫生态公平、抵制奢侈浪费的正义感，也是新时代道德建设的紧迫任务。
元素和统一颜色之间的相关关系布尔矩阵A×F(A)可用式(27)表示，每一列表示对应统一颜色与哪些元素有关，如第1列[1 1 1 0]T表示操作工人统一颜色与任务、物料、工艺3个元素有关。
三、生态道德建设之美德培育
在西方伦理学史上，从古希腊到启蒙运动时期，美德伦理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直至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以及康德的义务论等逐渐发展成熟才使得其有所衰弱。不过，自20 世纪中叶始，安斯库姆、麦金泰尔等伦理学家又致力于复兴美德伦理学。以功利主义、义务论为代表的传统规范伦理学理论专注于“行为者应该怎么做”这一问题；而美德伦理学指出传统规范伦理学忽略了行为者自身的品格问题，其考虑的问题是“行为者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认为只有一个具有美德的人才会践行道德行为，所以它更关注培育行为主体的美德、品格、气质或情感能力等。以非人类中心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环境伦理学理论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它们重视自然的内在价值问题，指出并非是因为当前环境污染了，生态破坏了，人类陷入生存困境了，人们才应该保护生态环境；而是自然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人类对于具有内在价值的自然应给予道德关怀。可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仅仅完成了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辩护，这还不足以让人们必定践行保护环境的行动，因为人们认识到自然具有内在价值或者人类应该保护环境并不必然意味着人们就一定会保护环境，在应对环境问题时，知与行往往脱节，人们知“保护环境是善”并不必然意味着人们会行“保护环境之善”。
一个具有生态美德的人才能真正主动地践行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行为。具体而言，我们应认真审思以往生态文明探索与建设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增强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意识。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如《淮南子·主术训》中有言“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秦朝制订的《田律》中对人们提出“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的要求；荀子也告诫我们“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古人的这些智慧至今仍给我们带来深刻的警示和无尽的启迪，所以我们要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生态智慧，培育并践行生态美德，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事业贡献力量。如以“节制”美德为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先贤们极为崇尚“孔颜乐处”的生活境界，“一箪食，一瓢饮”“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极简的物质生活是圣贤们极力赞赏的生活，是贤达们向往的理想生活，其主旨是“通过简化人的物质欲求来实现人生的幸福快乐，实则是一种对超越功利的精神境界与人生理想的美好追求”[7]。这种极简生活显然不会过分地消耗自然资源，可以避免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浪费等恶性循环导致的生态问题。
胖警官垂下硕大的脑袋，思考片刻，转头命令手下：“录下其余几个的姓名。”右手指定刘雁衡，“你，跟我走。”
人类社会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无不追求着幸福，对幸福的追求正是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的体现。无论是为了化解生态不公平的现实困境，还是加强公民生态美德培育，最终目标都是为了追求美好生活。面对当下诸多生态环境问题频频爆发的现实背景，人们显然已经认识到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美好生活的基础保障。因此，人们应从传统单向度地追求物质享受、唯金钱论的幸福观转向追求多元化的物质享受与精神愉悦共存的生态幸福观，深刻认识到自然破坏了，人就会无法生存，只有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提下才能拥有过上美好生活的可能。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必将遭到自然的报复。人类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人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9]时至今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理性与重要性。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幸福生活的根本基础，是金钱所不能代替的。一个人拥有大量金钱，但居住环境、空气、饮用水不合格，那么他的生活也不可能幸福。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已经成为我们的共识，但是在面对环境问题时，即使人们已经意识到人类自身的命运与自然中其他生命形式的存在物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人与自然同属于一个“生命共同体”，人在行动时的不同选择对于这个共同体是否能够和谐、稳定与美丽都有极大的联系，但是在具体的环境保护实践中，每个个体是否会真正承担应该承担的义务与责任？如果愿意承担，又该承担多少义务与责任？此外，在生态危机面前，人们大多也能够认识到保护环境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但是，个体行为与环境问题往往具有滞后性与间接性。“滞后性是指环境破坏的行为后果并不一定马上显现，有可能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暴露出来。间接性是指环境破坏的后果不一定是由环境破坏者本身承担，有可能是由许多地域许多人群共同承担。”[6]而这一特点将会使保护环境的义务与责任难以量化或具体化，甚至导致应该践行保护环境的行动主体的抽象化或虚无化。以个人开车出行为例，单独个人短期开车出行排放尾气不太可能直接造成大气污染或雾霾暴发。所以大气污染或雾霾暴发更像一场现实版的公地悲剧：“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的开车出行对于环境的污染是微不足道的，就像公地上的每个牧民会认为自己多放牧一只羊对于整片牧场不会产生太大影响。而用汽车取代步行，能够遮风挡雨、减省时间，这是对个体而言的真正便利。……公地上只是多放牧一只羊，道路上只是多开一辆车，确实影响不大，可所有人都是同样的想法，所有牧民都多放牧一只羊，所有人都开车出行，那就势必导致过度放牧、交通堵塞，乃至汽车尾气排放过量。”[4]16而究竟该由谁来为这大气污染、雾霾等环境破坏问题买单？当然，确实是“人人”有责，但没有落实到具体某一个体身上的责任似乎只能是隔靴搔痒，行动主体——“人人”实则是抽象化的，甚至是虚无化的。所以在当下，我们应强调生态美德培育，有德之人才能知其善并行其善，只有当行动主体具备生态美德，他才能认识到“道德共同体”是与“生命共同体”相统一的，才能真正践行保护环境的行动，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自然环境。
不仅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美德培育、推崇节制生活，西方文明中也有类似的道德传统。在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那里，“节制”就是人的一种美德，幸福是合乎德性的实践活动，不以获得不适当的事物为快乐，也不会过度沉浸于自己喜欢的事物。现代西方著有《瓦尔登湖》的自然主义者梭罗一再强调“简单，简单，再简单”的生活方式。他认为真正的幸福是为自己的内在充实、思想自由而活，不在乎外在的物质享受；而且在他看来，灵魂所需要的东西是不需要用钱购买的，在这样一种物质极简的生活中，人的精神体验却能够实现极大的丰富，心灵的宁静才是人们应该追求的。我们能够从《瓦尔登湖》的字里行间强烈地感受到梭罗精神世界的有趣、多彩与魅力。现代伦理学家彼得·辛格则是用现代经济学理性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来批判“物质生活越丰富，人就会越快乐”的惯常思维。在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再多的物质方面的舒适感可能并不会让人们得到更高层次的满足。用一个通俗的例子来说，一个饥饿的人，吃一个馒头会感到很满足，吃第二个时有点饱了，吃到第三、第四个馒头时已经完全饱了，甚至吃不下去了，这时给他再多的馒头，他都不会有满足感了。所以对于物质财富的拥有，也是如此。一个人若是一直处于繁华生活中，就不会觉得繁华，反而会习以为常，更繁华的生活也只是普通生活，并不能带来更多的快乐。因而，美好生活并非无止境地追求物质享受，而是适度的、有所节制的生活，“用简朴的手段达到生活丰富的目的”[8]。这也揭示了美好生活是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因此，为了应对前文提及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浪费等恶性循环导致的生态问题，培育“节制”美德在当下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除了“节制”美德，敬畏生命、尊重自然、勤俭节约等美德德目也具有同样的现实价值。
从道德哲学的视角来看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正是我们基于对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难题和困境的反思，从而站在更高维度来审视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实践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是生命共同体”等理论，告诉人们需要用一种生态整体观的系统思维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人类作为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同样，生态文明建设还要解决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问题，正如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打赢蓝天保卫战”等理念。从这些理念既可以看出我们党和国家对于现存生态环境问题的清晰认识，也可以看到党和国家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明确思路与坚定决心。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既要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也要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当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攻坚期，也意味着正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机遇期，而生态向度的道德建设将为我们抓住这一最佳机遇期提供有力保障。
四、生态道德建设之幸福指向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重视道德建设。《大学》中有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十七个字不仅道明了培育个人美德的具体要求，也提出了国家、社会层面对于道德建设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在讲话中借用这十七个字来表达对我们每个人、对整个社会应加强道德修养的要求与希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者说“内圣外王”，向来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们的理想人格追求。其中“修身”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如果说“齐家、治国平天下”或“外王”还需要一些外在条件或偶然因素才能实现，那么“修身”或“内圣”往往只需要个体内在的主观意志就能完成。所以还有如此一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然，至于最终能否实现“修身”或“内圣”，关键还在于主体自身的意志力是否足够强大。然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2]158，无论如何，这样一种“修身”精神在新时代极为值得培育与弘扬。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视域中，不管是处理人伦问题还是对待自然环境，人们应竭力做到“一视同仁”“仁民爱物”乃至“民胞物与”，这当属新时代践行的“修身”了。
人类自诞生以来，其命运一直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在工业革命前，人类的生活往往会受到大自然力量的制约，一次突发的自然灾害就会令人们胆战心惊甚至一无所有。在那个时代，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同时，人类臣服于自然力量之下。然而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科技进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日趋强烈。人们认为人类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自然只具有工具价值，人类可以运用自身的力量去控制、利用自然，使之服务于人类自身。加勒特·哈丁就此指出，自然已经参与到人类的生活游戏中。“以其最简单的形式，这场游戏现在有3个参加者。……‘汤姆+杰利+自然=（汤姆+4）+（杰利+2）+自然’。随意进入以上等式的数字证明一点，即当自然被分配进游戏时，汤姆和杰利都可以获益。”[10]看似毫无成本代价的利益（+6）实质上是建立在自然牺牲的成本上，等式右边的“自然”显然不再等同于左边的“自然”，而应是（自然-6），甚至减去更多。人们看到的只是自然能够带来巨大的纯利益，因此无限制地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盲目地开发自然，甚至可以说，社会经济的“繁荣”完全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掠夺基础上。以研究全球问题著称的“罗马俱乐部”最新研究报告《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通过数据计算指出：“科学家对人类每年免费得到的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了估算，其数值和全球GDP总量是一个数量级的。”[11]难以想象：如果我们现在所依赖的生态服务突然停止工作，世界将会发生什么？大自然不再提供人类饮用的水资源，树木不再进行光合作用，细菌不降解垃圾废物，我们还能生存吗？
式(8)中的求和实质是一个相关运算,仍可用循环卷积计算线性卷积,从而借助FFT来实现此运算。在误差信号e(p)前面补0做2N点FFT:
所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维度来看，“绿水青山”对人们而言就是极大的物质财富，人们能够享有当下的生活离不开生态环境作为基础，如人们希望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更是离不开和谐稳定的生态环境作为有力支撑。不过，虽然“绿水青山”向人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与能源宝藏，但它不能仅仅被认为是人类的利用对象。“绿水青山”不是人类征服的对象，而是人类应该保护、尊重的对象。人类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与“绿水青山”也是生命共同体。因此，人们应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统一起来，形成一种生态幸福观。美好生活绝不是人类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乃至破坏自然的产物，而是合乎生态规律的生活，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结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2]我们应坚决摒弃以牺牲一时一地的生态环境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做法，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以及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总之，立足生态危机的时代背景，基于生态向度的道德建设是必要的。当前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时期，积极推进生态向度的道德建设，不仅能够为我们应对具体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道德层面的有力支持，也必将加速实现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理想。
在负载电流方向为正时，逆变器输出电压u0在正的直流电源电压值+E和0之间进行切换；在负载电流方向为负时，逆变器输出电压u0在负的直流电源电压值-E和0之间进行切换；在负载电流方向变化的过渡过程中，逆变器输出电压u0在+E和-E之间进行切换.接下来将以u0在+E和0之间进行变化的过程为例，来分析电路的工作状态.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N].人民日报，2018-05-20（01）.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33.
［4］裴士军.思想治霾：基于“公地悲剧”理论的雾霾问题反思[M]//崔延强，甘绍平.应用伦理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5］郇庆治，侍越.绿色变革视角下的环境哲学理论[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2）：24-33.
［6］姚晓娜.追寻美德：环境伦理建构的新向度[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65-69.
［7］裴士军，徐朝旭.梭罗的极简主义生活智慧及其启示——基于生态幸福观的视角[J].鄱阳湖学刊，2017（3）：86-92，128.
［8］雷毅.深层生态学：阐释与整合[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165.
［9］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04-305.
［10］加勒特·哈丁.生活在极限之内：生态学、经济学和人口禁忌[M].戴星翼，张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95.
［11］兰德斯.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M].秦雪征，谭静，叶硕，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3：240-241.
［1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94.
A Probe into Ecological Moral Construction in New Era
Pei Shijun，Han Jua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Goo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the necessity and basic guarantee for a better life in the new era.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Meanwhile,it is a huge systematic project.During the current important perio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apart from promo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by political,economic,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ans,we should also emphasize on moral construction from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Moral construction involves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s well as the coordination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to some extent,is a“moral issue”.First,the adjust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depends on the just and harmonio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Second,the practic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entails ecological virtue cultivation.Only those with virtues can understand benefit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Those with ecological virtues can truly practice the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Finally,to construct ecological moral involves the pursuit of ecological happiness in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happiness in pursuit of material enjoyment and money worship should be transformed to ecological happiness,namely the pursuit of diversified material enjoyment and spiritual pleasure.There is a need for moral spirit that conforms to the er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urrently.Thus,ecological moral construction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task of moral construction,but also a key tas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ecological moral；ecological justice；ecological virtue；ecological happiness；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OI：10.16397/j.cnki.1671-1165.201905001
*收稿日期：2019-04-06
基金项目：福建省2018年度高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资助计划；福建省2017年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范式的哲学的融通创新团队”项目资助；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20720181103）
作者简介：裴士军，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韩娟，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月红）
标签：生态论文; 自然论文; 美德论文; 文明建设论文; 道德建设论文;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福建省2018年度高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资助计划 福建省2017年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范式的哲学的融通创新团队”项目资助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20720181103)论文; 厦门大学哲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