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学理上看，二程理学强调理性，是中国最早的理性主义学说。二程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思想的阐释，也都体现出理性主义价值观。重新认识二程理性主义价值观，对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关键词：二程；理性主义 ；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力赞了对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重要学说和25位思想大家，就包括宋明理学和程颢程颐[1]。从学理的角度看，北宋时期程颢程颐创立的理学，后又经南宋时期朱熹集大成而形成的理学体系，强调理性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指导，强调理性地看待事物和处理问题，是中国最早的理性主义学说。宋元明清尊程朱理学为儒学正统，教化世人。重新认识二程理学，研究二程理学的理性主义价值观，对当今我们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一、西方理性主义与二程中国化的理性主义
理性是相对于感性而言的，理性主义(Rationlism)是来源于感性而又高于感性，按照特定目的而对自然与社会现象作出识别、判断并影响感性行为的智慧体系。为使人们重视理性，古代的一些智者、思想家们便把理性作为重要的知识来源，向人们讲解和宣传理性，希望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有他们所认同的理性，就逐渐产生了理性主义。
在西方，理性主义最早是16～17世纪在欧洲大陆上提出和传播的。一般认为是由法国人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9﹚最先提出，荷兰人斯宾诺莎(Spinoza，1633—1677)和德国人莱布尼兹(Leibnitz，1646—1716)紧跟其后。可以看出，西方理性主义的三位最早提出者都是著名的科学家，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对数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笛卡尔创立了解析几何学，斯宾诺莎提出了几何伦理，莱布尼兹创立了微积分。他们都以数学为基础、以演绎法为核心，用严格的推理方法得出了科学结论。他们坚信，大自然和人类社会有超越感性的理性存在，反映出大自然和人类社会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们对这些规律的服从就是理性，这就从哲学高度提出了理性主义。如笛卡尔认为，凡是在理性看来清楚明白的就是真理，而数学是能够理性地看清楚明白并能理解的，所以数学的方法可以用来作为求得真理的方法，应当以这种方法找出一些最根本的真理来作为哲学的基础[2]。可见，数学和自然科学对西方哲学的发展,尤其是西方理性主义的兴起发挥了巨大作用，而西方理性主义的三位创立者，又都是重视理性的科学主义者。
托尔斯泰的独特女性观无疑是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以及俄罗斯当时的宗教思想和文化背景的广泛影响下积淀而成。他矛盾不解的世界观构成了安娜这一形象复杂的程度，也铸就了她最终的悲剧结局。
在中国，最早的理性主义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的理学创立者程颢和程颐，比西方大体早500多年。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习惯于用“学”字来称谓某种思想、学说，如儒学、道学、理学等，同西方所称谓的某种“主义”一样，中国古代的“学”也就如同西方的“主义”。西方人也是这样看待的，如西方学者就把儒学翻译为“孔夫子主义”(Confucianism)。按照这样的解释，二程创立的理学不仅含义深刻，而且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全部思想主张都是强调理性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引导，主张人们要理性地看待事物和处理问题，因而可以称之为中国最早的理性主义。
为实现“三为本”的民本思想，二程特别强调施仁政。仁者爱人是孔子的一个核心思想, 二程主张爱人就是爱民，实现“三为本”，而爱民就要施仁政。如程颢提出,“民须仁之,物则爱之”[3]452，提醒统治者要施仁政,因为有仁政，才可能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程颐进一步解释道,“博施济众,仁者无穷意”[3]512,即统治者若广施仁爱帮助众生,仁政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国家就会有无限美好的景象。
二程理学所强调的理性是来源于天理，存天理、循天理是其理性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所在，这与西方理性主义所强调的理性来源于上帝是完全不同的。笛卡尔认为，清晰明白的概念就是真理，人们能认识清楚的真理都是上帝赋予的，而那些认识不清晰的问题，上帝都能做出解释，因为上帝是造物主，这是理性的“天赋观念”[2]76。但二程却不同，他们把儒家学说高度概括为“理”，把自己的学说高度概括为“理学”，亦即讲道理的学说。但理有千种万种，道理也有千条万条，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归根到底是“天理”，自然界和社会的变化运动都是天理运行的表现，是阴阳消长的气化运行。如程颢说：“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3]，意即“天理”是自然界运行的客观规律，“人伦”是做人要有的基本道德，这是尧舜给后人传下的道理；程颐也说：“天下物皆可以照理，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3]514，意即天下的事都可用理来对照，所有的事物都有其理为内在规则，每物存在都有其理。可见，二程把天理与人伦自然而然地融合起来，看事物由表及里，深到理的层次，而最高的理是天理，一切变化都是天理所致，人们明白了天理，就会“心与理一”，在自己心目中就会有“良知良能”的“天德”，人性就会向善，行为就符合“天理”，这是二程理学的心本论。难能可贵的是，二程崇尚天理，但从未言及“天命”，不相信忏纬神学之类天人感应的解释, 认为遵循天理是“人事之本”；也不赞成牵强附会地评议灾异，认为“言灾异须达理”。这些观点都说明了，二程中国化的理性主义具有时代进步性。由此可以认为，二程重天理的理性主义，是用中国语言、中国风格表达的中国化的理性主义。
前文已经指出，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首创的西方理性主义是以数学为基础、以演绎法为核心、用严格的推理方法得出结论。16～17世纪的欧洲数学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研究问题习惯于用数学方法实证推理，反映了西方理性主义在思维与方法上的独特性。二程对天理的思维方法却与数学无关，这当然与那时的中国数学尚未达到500年后西方的水平有关，而二程也不是数学家，更与中国思想界研究分析问题的思维与方法有关。从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到近代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国思想家们的立言立论，多是出于考证历史、引经据典，进而抨击时弊，资政育民，提出各自的思想主张，为国献策、为民请命。二程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看出国家的积贫积弱、社会的风气渐下、人的行为不端等问题根源在于能治天下的儒家经典思想不继、能救当下的新风未出，于是，他们通过重新注经释史，尤其是对《易经》的重注，阐发他们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性主张，创立了理学。显然，从方法论上显示，二程重天理的理性主义，是用中国思维、中国方法总结的中国化的理性主义。
二、二程修齐治平的理性主义价值观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儒家一代一代的不懈追求，是儒学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中华民族延绵发展的精神支柱。北宋时期程颢、程颐创立的理学，对此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既继承了自孔子以来的儒家思想，又适应当时的社会需求，从理性主义角度作出了不少开创性探索，所阐发的新见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方面形成的理性主义价值观，需要深入探究。
(一)格物致知：二程修齐治平理性主义价值观的学理基础
二程理学在修身方面的论述很多，如养心、修德、诚敬、仁恕、中和等，都是理性主义的价值观在修身方面的体现，但这都是对儒学思想的继承，而对儒学思想在修身方面有重大发展的理性主义价值观，又引起后人争议的，是源于程颢、程颐又经朱熹概括的“存天理、灭人欲”。
孔子创立的儒学是入世的，内容丰富、蕴意深刻，其精髓集中体现在《礼记·大学》中的一段话：“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4]意即士志在治国平天下，而要治国平天下，先要齐家；要齐家，先要修身；要修身，先要格物致知。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讲话时就深刻地剖析：“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5]，也充分肯定了格物致知在儒家学说中对表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基础作用。
正因为“格物致知”是儒学的精髓，对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有如此重要作用，历代大儒对什么是格物致知都作了自己的解释。而二程的解释尤为深刻。程颢的解释是：“格，至也，穷理而至于物，则物理尽”[3]21，意即穷究事物道理，知性而不受外物牵役，把格物致知集中在“理”或“理性”上。这个“理”就是天理，只有知天理才可能诚意正心，然后才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程颐及后来的朱熹也如此认为，从而构建了程朱理学体系。这是在中国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中期，二程用理学全面继承和弘扬儒学的核心思想，从天理的高度继承和弘扬了格物致知的儒学思想精髓。格物致知也就成为二程修齐治平理性主义价值观的学理基础，引导世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二)二程在修身方面的理性主义价值观
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形成了“家国同构”的思想意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国家的大事，也是家家的大事、人人的大事，基于什么样的价值观实现目标，就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从孔子以来，历代儒家都高度重视研究这个问题，我以为，儒家提炼的格物致知思想是最基本的理论基础。二程不仅继承了这个思想，而且做了新的阐发，以格物致知构建起修齐治平理性主义价值观的学理基础。
近十年国内英语冠词习得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首先是对冠词变异性原因的探究，其次是从促学方面研究反馈方式对冠词习得的影响。
二程的核心思想是天理，但他们发现，天理虽然至高无上，但却常常被人们所践踏，原因是人们有私欲，而不顾天理的约束。为了存天理，需要灭人的私欲。如程颢认为，“人心莫不有如，惟蔽于人欲，则亡天德也”，是人欲对天理的冲击，只有“灭私欲则天理明矣”；程颐把“私欲”解释为“人欲”，提出“损人欲以复天理”[6]，这是在修身方面的格物致知。显然，二程提出的是“明天理、灭私欲”，或“复天理、损人欲”。后来朱熹秉承二程的思想，在文字上做些调整，使语气变得更尖锐些，旗帜鲜明地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虽然把“私欲”更换为“人欲”，把“损人欲”更换为“灭人欲”，但对“人欲”也是有所指的。如朱熹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明确解释是，“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7]，把人的正当之欲归结为天理所然，把人的不正当之欲统称为人欲。因为人需要饮食才能活下去，有男女结为夫妻才能有家庭、生后代，这都是自然规律，是天理；而贪图物色享受则是人的欲望，不合天理，应予消灭，才可存天理。这些观点通俗而又鲜明地表达了二程在修身方面的理性主义价值观。
从图3可以看出，氧化单元对氨氮几乎没有去除效果，氨氮的硝化主要发生在生化单元，出水氨氮一般在5 mg/L左右。
(三)二程在齐家方面的理性主义价值观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具有培育人的生存与衍育后代的重要功能。“齐”字有治理、整理的意思，所谓齐家，就是使家庭成员齐心协力、和谐相处，从而能更好地培育和增强上述功能。在“家国同构”意识相当浓厚的中国封建社会，齐家对治国平天下就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正因如此，二程对齐家十分重视，对如何齐家也有很多论述。二程最重要的做法是从天理的高度提出了“至情”，把“至情”作为齐家的格物致知，以此为基础在齐家方面建构起比较完整的理性主义价值体系。
二程理学围绕培育和增强家庭对人的生存与衍育后代的功能，以“至情”的价值观引导人们齐家，在家庭中极力维护孝悌。他们认为，“孝当孝，悌当悌，则圣矣”，即对父母的孝，对兄弟姐妹的爱，这是圣人的标准，是天理对齐家的基本要求，家庭成员应该做到，从而体现了“至情”的齐家价值观。如程颐指出：“至诚一心，尽父子之道，大义也；不忘本宗，尽其恩义，至情也”[6]146，“大义”即天理，“至情”即人伦，从“大义”到“至情”，就是天理所要的人伦，二程以天理为核心的理性主义价值观在齐家方面就能得以体现。
二程还从天理的高度，具体地阐述了家庭中父子、夫妇、兄弟姐妹之间的至情人伦关系，特别是从天理的高度解释父子之间、夫妇之间的至情人伦关系，比先前的儒家伦理思想有了重大进步。
人们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做什么，怎样做，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作出选择，而选择就会有得有舍，按照二程的说法，就是有“存”有“灭”。但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能力与条件上的差别，有职业与职位上的不同，总要有引导人们作出得舍选择的共同准则，所以，二程提出的“明天理、灭私欲”后经朱熹提炼为“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观，就是引导人们作出得舍选择的共同准则。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提出这个共同准则对引领人们的修身是必要的。其历史贡献是，通过更多人的自我修身传承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对规范人们的行为道德，维护社会稳定与进步起到了重大作用，对今天仍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为改善城市供热系统能源结构，提高清洁能源供热比例，各类热泵系统逐渐地用于供热系统中。污水源热泵系统为热泵应用的一种，以低品位热能作为热源，从污水管道中提取废热，通过污水换热器、水源热泵机组等主要设备，消耗少量的电能，从而实现供热的一种技术。污水源热泵的使用，可以减少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在城区内的排放，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提升城市开发价值，促进城市发展。因此，对污水源热泵的利用进行了探讨。
日夜奔流的黑河和八宝河，连绵起伏的祁连林海，被誉为“亚洲最美丽的六大草原之一”的祁连山草原，姿态奇特的祁连石林，神圣挺拔的雪峰峻岭，无数生活在山间林地的自由生灵……这就是天境祁连，一片纯净无瑕的热土，一个钟灵毓秀的自然世界。
不同的价值观对同一件客观现象会有不同的看法，而这样的情况在当今中国却是越来越多了。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同一个价值观，但在事关重大问题上若是出现价值观的分歧甚至是对立，将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古往今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存在着不同思想是正常的，但在重大问题上如出现思想上的混乱，则国家必乱，社会必乱。所以，中国封建统治者高度重视用儒家思想教化民众，以防止社会上的思想混乱。
为维护好齐家之道，二程还重视民间的建家训、立家规、修宗谱。如程颢指出：“修宗谱使人不忘本，而识祖源，祢流祖。……若三代不修其谱，诚为不孝，非人道也”[3]494；程颐则更具体指出了修宗谱的作用，“谱之修所以明一本而浚其源，尊祖而敬宗也。究万派而清其流，别亲疏之远近也，……敦孝友睦姻任恤之行。崇族宗之典，礼也。[3]646”如此，通过修宗谱而不忘初心，继家训、承家风，延血脉亲情，对于培育家庭作为人的生存与衍育后代的独特功能，可发挥重要作用。
(四)二程在治国平天下方面的理性主义价值观
“半部《论语》治天下”在我国长期流传，说明儒学经典对治国平天下的重要作用。二程对此坚信不疑，也力图用儒学经典为北宋朝廷治国平天下出谋划策。通览二程的言论，他们在治国平天下方面的思想、策略都很多，但最根本的，是从天理的高度看国家、看天下，把治国平天下的聚焦点落在民众上，是在治国平天下方面的格物致知。可以认为，民本思想是二程治国平天下方面的理性主义价值观。如程颐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窃惟固本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足衣食”[3]510,“安民”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大策, “足衣食”作为走向治国平天下的通畅大道，以民为本，安民为要，就可实现天下大同，充分体现了二程在治国平天下方面理性主义价值观的民本思想。
抽取研究组与对照组共120例受检者的晨起空腹静脉血3ml,将静脉血液样本经离心处理后进行血清分离,采用酶法对受检者的胆红素进行检测,采用重氮法对受检者的尿酸水平进行检测[2],两种检测方法所用仪器均为我院现有的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如何才能安民呢？程颢又进一步细分出“三为本”的思想。他提出,“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忧民为本”[3]510。首先是顺民心。这是前提，因为为政之道要顺应规律，顺民心即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程颢这样解释：“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圣人所以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则无可止之理”[3]511。意即事物在其合适的位置，就会安宁，圣人安天下，不是给万物定规则，而是让万物各在其所，就没有不安的道理。万物如此，何况人乎？所以要以顺民心为本。其次是厚民生。这是基础，因为使天下民众衣食足甚至富起来，国家才能发展，天下才可治理。为此，二程提出了“养民”政策，如程颢指出,“养民者,以爱其力为本,是谓善为政者,必重民力”[3]511,爱其力，重民力,也就是养民力，治国平天下才有物质基础。第三是不扰民。这是保障，可以收到无为而治的效果，这是二程吸收道学思想，丰富了自己在治国平天下方面的理性主义价值观。
不过，二程创立的理学体系作为一种理性主义，与西方理性主义在表达内容和方法上都有不同，是用中国语言、中国风格表达的中国化的理性主义，也是用中国思维、中国方法总结的中国化的理性主义。
如何做到施仁政？二程认为人君是施仁政的关键。程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天下乱之根，系乎人君仁不仁耳”[3]513，意即为君的若行仁，天下的人都会行仁，为君的若讲义，天下的人都会讲义，天下是治还是乱，概系于人君行仁与否。出于时代的局限性，二程不可能从社会制度层面找治国平天下中的问题，但是，能把君王的仁与不仁看作是治国平天下的关键，这是有理论勇气的，更是难能可贵的。
三、二程理性主义价值观的当代借鉴价值
宋明理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程中国化的理性主义价值观是其最亮丽的思想。重新认识二程理学的理性主义价值观，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而对每位公民的做人做事都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
(一)重新认识二程理性主义价值观的必要性
（1）初配母猪情期受胎率：采用人工授精为83%，采用自然交配为78.42%，差异显著（P<0.05）。
比如，县是中国最基础的行政单元，在封建社会时期，县令或县长由皇帝直接任命，他们的任务有六个：一是教化，二是司法，三是征税，四是劝农，五是赈灾，六是兴学，摆在首位的是教化。宋代以后，封建统治者就是用二程理学作为教化人的课本，上到官员士大夫，下到平民百姓，无一例外。这样，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重大问题上，全社会主流思想基本能保持一致，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到宋代以后又能延绵近千年的深层次原因。
越过千年，中国已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期，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九大又进一步强调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个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就是引导人们在个人、社会及国家层面，理性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事关国家、社会及个人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有共同的思想认识。由此看来，重新认识二程理学，研究二程理学的理性主义价值观，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人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从价值观层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都会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
(二)二程在修身方面理性主义价值观的历史借鉴
“存天理、灭人欲”是二程在修身方面的价值观，正确认识其理性主义的精髓，对我们从个人层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
又如，对夫妇之间的至情人伦关系，突出妇在家庭中的关键地位，不仅指出“夫妇，人伦之本，故当先正”，强调“夫妇之道，不可不长久”，而且认为“女正则家道正”[6]146，这在男尊女卑的中国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
如对父子之间的至情人伦关系，提出 “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6]147，认为父慈子孝是对应关系，既强调子孝，又强调父慈。朱熹考证过，在中国家庭人伦关系中，强调父慈是始于二程的。
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时代虽然变了，但人们做事处世的得舍选择不会变；而且，由于社会更多样化、开放化了，得舍选择的能力和机会更多了，负面的影响面也在扩大，确立人们做事处世得舍选择的共同准则就更是必要。这个共同准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对个人层面的要求，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比如，我们每个人都有三种身份：一是在家庭层面各有家庭成员的身份，二是在社会层面各有不同职业与职位的职员身份，三是在国家层面的公民身份。其中，公民身份是每位中国人的共同身份，爱国就是每位公民的天然责任与义务，无论在家庭和社会是什么身份，都要从爱国的高度做事处世，爱国应成为每位国人得舍选择的共同准则、修身立世的核心价值观。而职员身份需要敬业，处理职场事务需要诚信，无论在家庭、在职场还是在社会，待人都要友善。因此，敬业、诚信、友善应成为每个人得舍选择的共同准则、修身立世的核心价值观。
第二锤过后，百米开外守着他的同事狂喊狂叫地冲了过来，他一愣，急忙抬头，一看，雨刹那间停了，再看，从散开的云缝里，一颗星星朝他眨眼。他赶紧扔下大锤，大声吼叫：“快！快！快架泵抽水。”话音未落，一头栽倒在地上。
(三)二程在齐家方面理性主义价值观的历史借鉴
“至情”是二程在齐家方面的价值观，正确认识其理性主义的精髓，对我们在家庭层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
（1）新建全网 DDoS 统一管理平台，在骨干网层面统一管理攻击防护事件，调度骨干网流量清洗系统，完成全网攻击事件汇总分析。建设用户自服务系统，为用户提供可视化界面，提供告警检测、自助清理、自助封堵、溯源分析、报表呈现等模块功能。
我们现在讲依法治国，但法是怎么产生的，亦即法来源何处？从人类文明演变史可以看出，法是由情产生的，法来源于情。人类文明存在着“情—理—法”三段式演变规律。综览人类文明史可以发现，国家的起源是家庭,在人类文明社会初期,天下并没有法,但天下不乱、各行有序，主要是家庭中先天性地存在着“情”,成为维系人们行为关系的准绳，所以在家庭中是要讲“情”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诸多家庭集中在一个区域,就形成了社会,人们处理社会问题用的是“理”,而这些“理”是来源于每个家庭那些带有共性的“情”,把家庭中的这些带有共性的“情”上升为社会上的“理”,大家都能接受,也就成为维系社会稳定的准绳，所以在社会上要讲“理”。后来国家出现了, 国家包含了诸多区域社会，各个区域社会那些带有共性的 “理”，又进一步上升为国家的“法”,遇到问题人们可以各讲各的“理”,但裁判问题还要运用“法”,亦即依法断事,依法治国。可以说, 人产生情,情产生理,理产生法, “情—理—法”三段式演变而产生的法就是良法,有了良法就会有善治。
从“情—理—法”的三段式演变可以看出，法的产生是以人为本的,人类之情也就是法的根本来源。如果人们在家庭、在社会上的行为处事都符合人类之情，社会的公理、国家的法律就会顺畅地实行，家庭就会和睦，社会就会和谐。而如今出现的许多社会纠纷、司法案件，往往是因为当事人缺少或丧失了人类之情，一些家庭成员因为一己之利而相互争夺甚至诉之法律，子女不孝、兄弟不和、夫妻不忠、亲人相争的事端屡见不鲜，不仅破坏了家庭和睦，也成为新的社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二程在齐家方面主张“至情”的理性主义价值观，对于当今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有着传承与借鉴价值。
(四)二程在治国平天下方面理性主义价值观的历史借鉴
民本思想是二程在治国平天下方面的理性主义价值观。国家视民为本，相应地，民也应以国为本，从这个意义上讲，二程在治国平天下方面民本思想的理性主义价值观，对如今在社会和国家层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
尽管，中国古代社会管理与“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管理不可相提并论，但在中国历史上至少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社会管理模式。至今，对于现代人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探寻新的社会管理模式上仍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启迪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层面的体现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作为以国为本的公民，也应以社会为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自觉地维护全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对自由，要理性地展现个性，不损害他人自由；对平等，要维护人格，不分尊卑；对公正，要公平正义，权益共享；对法治，要以法为准，遵法守法。但是，社会结构是复杂的，只讲个人为本、不以社会为本的思想和行为是经常发生的，因此，二程民本思想在社会领域体现的理性主义价值观，如今对每个人在社会层面践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有历史借鉴意义。为了推进我国的社会建设现代化，每个人都应明白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定位，为社会的稳定、发展和繁荣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国家层面的体现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以国为本的公民，也应增强国民意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在国家层面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履行国民的责任。对富强，应通过勤劳致富为国家的富添砖加瓦；对民主，应积极参与、尊重他意；对文明，应开明进步、跟上时代；对和谐，应宽容和合、息斗止争。但是，世事复杂、人心不一，公民意识淡薄、国民心态不良的现象总是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从国民的角度重温二程在治国平天下方面理性主义的价值观，也不失历史借鉴价值。以党的十九大召开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每个国民都有天然的责任，更需要从二程在治国平天下方面理性主义的价值观中汲取营养，真心实意、尽力尽责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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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Hao and Cheng Yi ’s Rationalist Values and Contemporary Reference
CHENG Biding
(Anhui Provincial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Hefei 23005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academic point of view, Cheng Hao and Cheng Yi’s Neo-Confucianism emphasizes rationality and is the earliest rationalism doctrine in China.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 of self-cultivation, family-building and ruling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also reflects rationalism values. A new understanding of Cheng Hao and Cheng Yi’s rationalist values is of grea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for inheriting the excellent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building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Keywords: Cheng Hao and Cheng Yi; rationalism; values
中图分类号：K825.1；B24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021(2019)03-0081-06
收稿日期：2019-03-11
作者简介：程必定(1948-)，男，安徽肥西人，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责任编辑 夏 强]
标签：理性主义论文; 天理论文; 价值观论文; 思想论文; 社会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宋论文; 元哲学(960~1368年)论文;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论文; 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