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客家宁化石壁祖地说属于文化基因类型祖地说。作为客家祖地的“石壁”，是一种文化符号，其古风犹存。它源于经由百越文化、畲民文化传承而来的禹夏文化基因，是“石母”和“祖地”二位一体的象征符号。就其溯源意义而言，它有利于突破古代王朝“蛮夷”分野的偏见，有利于消除以往客家研究中出现过的“种族之争”的影响，有利于还原如下历史真相：百越和畲民族团是华夏民族的南方支系，百越是畲民族团的历史主体，畲民族团是汉族客家民系的历史主体，并且由此构成禹夏文化在赣闽粤边区依次传承和发展的历史序列。
关键词：客家；石壁祖地说类型；禹夏文化；文化基因；溯源意义
一、“客家石壁祖地说”的文化类型
华南地区流行的祖地传说有不同的类型，例如：约定俗成类型的祖地传说，它以地方文化特征为认同标准；文化基因类型祖地说，则以族群文化特征为认同标准。前者走乡缘抱团的路，后者走血缘抱团的路。闽南人的“光州固始”说和广府人的“南雄珠玑巷”说，属于约定俗成的祖地传说。他们采用这种约定俗成类型的祖地传说，证明自己是中原移民的后裔，同时，走地方认同的路，自称“闽南人”或“广府人”，而彼此之间主要是“乡缘关系”。瑶族人的“千家峒”说和畲族人的“凤凰山”说，属于文化基因类型的祖地传说。他们采用这种类型的祖地传说，来证明自己是远古华夏民族里的贵族（高辛帝的驸马）后裔，同时，走族群认同的路，彼此之间主要是“共祖关系”。他们的自称源于族群的文化特征。瑶族有多个分支，故而有多种自称，其中广西金秀瑶族自称“拉珈”，即“居住山里的人”。畲族自称“山哈”，即“山客”。上述两种类型的祖地传说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都认同自己是炎黄子孙。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前者出自约定俗成，后者源于文化基因的传承。客家人的“宁化石壁”说是一种特殊的祖地传说，似乎具有双重属性。它强调“宁化石壁”是客家祖先南迁的开基祖地，以此证明自己是中原移民的后裔，这似乎属于约定俗成类型的祖地传说，然而他们不是以地方文化特征而是以族群文化特征来自我命名为“客家”。赣南许多客家人原本已经走上地方认同的路，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客家认同才得以重构，客家文化面貌才得以重塑。[1]据此而言，“宁化石壁传说”实质上属于文化基因类型的祖地传说。
清末客家士绅温敬廷说：“潮嘉民族分为土、客二族，嘉应全属，皆为客族，澄、普二县，皆为土族。”[2]现代客家民众和客籍学者也有过自称“客族”抑或“客家族”的现象。汉民族亚文化群体的划分历来以地方认同为标准。罗香林首创“民系”概念，用以表示客家属于汉族的亚文化群体，从而为客家走族群认同之路确立了学术理据。同时，他还将南北汉族划分为八大民系。然而，学术界一般认为“民系”在用于汉族内部划分时，基本上只适用于广东、福建等省内各族群语言、文化、风俗等差异较大的地区。即使如此，这类民系也冠以地名。例如，罗香林将“南系汉人”细分出五大民系，即越海民系、湘赣民系、南海民系、闽粤民系（即闽南民系）和客家民系。[3]在此除“客家民系”外，其他四种民系都冠以地名，走的是地方认同的路。在中文语境之外，“民系”这种民族亚文化群体往往用“亚民族”来指代，然而“亚民族”概念不适用于汉族的内部划分。
客家石壁祖地说具有双重属性，它和约定俗成类型祖地说、文化基因类型祖地说相互纠结，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来源不一的客家先民，在赣闽粤边区经历过山地“畲田化”、文化“畲民化”的洗礼。汉族客家民系的形成，经历了“亦畲亦汉”的融合过程。在汉族客家民系建构的历程中，约定俗成类型祖地说，有利于证明自己是中原移民的后裔；文化基因类型的祖地传说，有利于呼唤客家人的族群意识，从而抱团反“污名化”。但是说到底，客家人的石壁祖地说应归类于文化基因祖地说。它渊源于禹夏文化的“石母·原乡”图腾，通过“双重原乡”（中原与“石壁”）的重构整合，确立了客家人的族群与汉族的“双重认同”关系。[4]
客家人不仅尊奉宁化石壁为自己寻根谒祖的圣地，而且为之建造了“客家宁化石壁公祠”。在汉族移民传说的十大寻根祖地中，可以说它是一种特殊现象。能够和“客家宁化石壁公祠”比拟的，是福建宁德“中华畲族宫”。这座建筑物既集中展示畲族文化，又用于再现古老的祭祖仪式，故而旨在成为畲族同胞的谒祖祈福的圣殿。历史上，南方山地社会流行过“群姓公祭”或“异姓同祠”的习俗，其中有畲族、瑶族和客家人等。就其文化底蕴而言，便是“共祖”、“归宗”和“共生”。[5]用洪秀全的话说，叫作“万姓同出一姓，一姓同出一祖”。[6]在他看来，天下人源同一脉，而衍以万姓。从荣格分析心理学来看，这种文化现象源自他们的集体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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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家石壁祖地说”的文化基因
从惠州客家士绅徐旭曾留下的《丰湖杂记》看，客家先祖于北宋末年南迁赣闽粤湘边区等地，其分布格局是大分散、小聚居，并不存在一种共同的、集中的聚居地。[7]江流域是客家认同建构运动的发祥地，以及“宁化石壁祖地传说”的发源地。明代中叶以来，受宗法宗族化潮流的影响，韩江流域的客家人形成编修族谱、建造祠堂的时尚风气。“宁化石壁祖地传说”作为重建家族历史和族群认同的叙事原型，被客家诸姓相继沿用。他们通过编修族谱的途径重构历史，确认宁化石壁是他们共同的祖地。如同黄遵楷在《先兄公度事实述略》中所说：“嘉应一属，所自来者，皆出自汀州之宁化石壁。……征诸各姓，如出一辙。”[8]罗香林在《客家史料汇编》中收录了《丰湖杂记》，他应该了解徐旭曾的历史叙事。但是，他在《宁化石壁村考》中，将“宁化石壁传说”确认为历史事实，从而认为宁化石壁是客家人先祖南迁以后共同的开基祖地。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一种说法，先祖是否流居宁化石壁，是区别客家人与非客家人的极其重要标准。[9]于是，越来越多的客家姓氏族谱也说先祖曾经流居宁化石壁，石壁祖地说便在客家人中得到日益广泛的认同。
街道级交通指数的计算基于街道内每个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来源于浮动车数据系统[4]. 区域平均TTI可由各路段的行驶里程(VMT)作权重对路段TTI进行加权求得，进一步把区域TTI折算成0～10的指数，计算公式如式(1)(2)：
2)直接顶组成及运动特点。直接顶厚约10 m，主体岩层为直接覆盖在6上煤层之上的含砾粗砂岩和泥岩，单层厚度约5 m。含砾粗砂岩和泥岩，其最大抗拉强度分别为7.20 MPa和10.67 MPa，由于岩石抗拉强度较大，导致岩层断裂步距增大，顶板表现为“长悬顶”特征。
历史上，南方地区曾被视为“南蛮之地”。越国子孙及其属民向武夷山区以及五岭山脉流散以后，越国文化也随之播散开去，改变了南方地区的文化面貌，于是南方广大地区被称之为“百越之乡”。据《吴越春秋》记载，大禹诞生西羌，创业大越；受舜禅让而“即天子位”，又在大越“建国号曰夏后”，“示天下悉属禹也”。大禹之子启继位以后，虽然“治国于夏（中州）”，却因先父开国于大越，而“立宗庙于南山（绍兴会稽山）之上”。[12]据《史记》所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会稽，以奉守禹之祀。”③[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一 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11月出版。越国文化的源头是禹夏文化。越文化是“禹夏化”的东南文化。越国的开国先君无余，亦即武夷君，且在闽北享受崇祀，可见武夷山与越文化的历史渊源相当深远。
关于畲族的起源问题，学术界有过“越族起源说”。笔者认为越族应是畲族起源的主体。越国败亡以后，其王族子孙和遗民从东南沿海平原流居莽莽大山。汉朝政府册封的东越王国、闽越王国和南海王国，沿着武夷山脉分布，后来又被一一废除。东汉以后，槃瓠神话开始见诸史籍记载。依据《风俗通》《搜神记》和《后汉书》的记载分析，武夷山区越国王室子孙和遗民的生活是槃瓠神话的灵感和创作来源。①详见张英明，张翔《“石壁”：客家人的原乡图腾》，《客家研究辑刊》2007年第1期。勾践子孙及其遗民反秦有功而受封王侯，后又被废除。受此遭遇之后，他们不再抱有册封或自立王侯的奢望，只是希望“中原王朝”对他们赐给“不治之治”的特殊待遇，允许他们去过流居深山、且不税不役的生活。槃瓠神话是勾践子孙及其遗民这种诉求的反映，它在此基础上确立起族群和“中原王朝”双重认同的主张。这对于应对历史变局而言，是顺乎国家大一统趋势的明智抉择，因此槃瓠神话能够逐渐受到南方山地诸多族群的认同，成为他们赖以融合为新族团的精神资源。
宁化石壁地处武夷山区。从史籍记载看，自从越国败亡以后，武夷山区成了越王勾践后裔及其遗民主要的流居地之一。南宋朱熹曾在武夷山区做过地方官，对越文化遗址多有游历。他曾说：“‘楚破越，其种散（《史记》），故后号为‘百越’。此间（武夷山脉）处处有之，山上多有小小城郭故垒，皆是诸越旧部都邑也。”[10]秦末农民战争期间，勾践子孙率众追随干越鄱君吴芮反秦有功，汉高祖刘邦对他们论功行赏，册封王侯者多达数十人。其中，无诸被封为闽越国王，织被封为南武侯。闽西武平是南武侯的封地。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三月下诏：“南武侯织亦粤（越）之世也，立以为南海王。”[11]于是，他的封地以武平为中心，扩展到汀、梅、潮、赣边区一带，大体上将赣闽粤边区囊括在内。隋唐以后，随着南方山地畲田化的发展，来源不一的以畲田为生的山地民随之畲民化。闽西成为畲民族团的发祥地和聚居地。①光绪《龙泉县志》曰：“民以畲名，其善田者也”。善于在山地以畲田为生的农民被称为“畲民”，它原本不是族称。1950年代，有关部门依据斯大林的民族识别理论，将南方山地的“畲民族团”分析识别为汉族人和若干少数民族，其中包括我们现在说的“畲族”。闽西地区的象峒（武平）、光龙峒（长汀）和黄连峒（宁化），曾是赣闽粤边区著名的畲民三大聚居地。唐朝开元二十四年，创设汀州。但是，晚至明朝中叶，由于中央王朝鞭长莫及，赣闽粤边区山地畲民多为“无籍民”，而不税不役。政府的治理实际上处于所谓“不治之治”的“蛮荒”状态，而闽西尤甚，史称之为“草莽之圩，险畔之地，闽之绝域”②[清]佚名《永定县志》（康熙本）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增补，卷十增补。。明朝中叶设立南赣巡抚衙门以后，政府采取增设县治，加强礼乐教化等措施，逐渐改变赣闽粤边区山地社会“不治之治”的局面。南赣巡抚王阳明剿抚并施、文治武攻，通过对“无籍民（畲民）”厉行“新民化”，使之纳入编户齐民。所谓“新民化”，便是去“蛮”化“新”，后人视之为“汉化”。赣闽粤边区山地民开始从“畲民化”向“新民化”转型。部分抵御“新民化”者，因为难以立足，而大都向闽浙赣边区寻找生存之地。闽西这个畲民文化的奥区转型为“王化渐被”之区，但是畲民族团开发山区，推动山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历史业绩不可磨灭。近世以来，受韩江流域士绅“反污名化”风潮的启动，赣闽粤边区畲民的“新民化”逐渐演变为“客家化”，而由地方认同返回族群认同。
众所周知，禹夏文化是石母崇拜文化，大禹是石母之子。南方山地民族传承了禹夏石母崇拜文化基因。他们的传世文献说：“前石壁王造天，地王造地，盘古开天立地，斯人之初，凿（开）混沌天地。”[13]由此可见，文化意义的“石壁”，不是某种实物，也不是某处具体的地名，而是盘古之前的“石壁王”，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的大母神。所谓“石壁”，便是这位大母神的象征。借用生物学的概念说，它就是禹夏文化的原始基因。若用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的概念来说，它就是禹夏文化的核心原型。“石母崇拜作为一种原始信仰，致力于在凡尘世界之内建立一个灵石世界，因而在处理自然物象和神秘意象的关系中，具有互渗性和同构性的文化特点。它说的人类的原始母亲，是集石质物象（石壁岩穴）和神秘意象（女阴母腹）于一体的原始母亲，它说的人类的共同体，是以石母为祖源的大家族，其子孙的生命来之于石，又化归于石。它说的人类的原乡，是合石质物象（石壁岩穴）和神秘意象（石母家园）为一体的原乡。它说的世界，是合凡尘世界和祖灵世界为一统的‘自然世界’。所谓‘祖灵世界’，是在凡尘世界之内，以石质物象代表祖灵意象建构起来的家族型的‘天堂’。它是对石母家族子孙和祖灵互渗性的客观化，我们可以称之为‘灵石世界’。”②详见张英明，张翔《“石壁”：客家人的原乡图腾》，《客家研究辑刊》2007年第1期。客家宁化石壁祖地说是对这种禹夏石母崇拜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发展。
简括而言，禹夏文化、百越文化、畲民文化和客家文化的依次演变，构成赣闽粤边区山地社会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系谱。翻看这部系谱，我们有可能找出客家宁化石壁祖地说的文化基因及其源头。
众所周知，传说“禹生石纽”，“禹兴于西羌”。李学勤认为“禹生于西羌，是一个极富于启示性的传说”，“它反映着古代的历史实际，相信考古学和文献学、民族学的发展, 会使这一传说得到进一步的阐明。”[14]古人一直认为长江是南方最大的河流，而四川岷山是长江的源头。大禹是石母之子和夏王朝的创始人，岷山石壁泉源作为南方最大河流的发源地，可以与其地位匹配，从而成为他的石母与祖地的象征符号。如果将它比作“照片”，禹夏文化的原型就是它的“底片”。在这张底片中，石母首先“生水”，然后依次化生天地万物和人类。换句话说，这就是禹夏的原始文化基因。传承这种文化基因的南方山地族群，将它尊称为“石壁王”。在他们集体潜意识中，石壁泉源便是“石壁王”和祖地形象的象征符号。既然如此，它就衍生出空间的移动性，而流布于南方山地社会。山崖的水源岩穴（“石壁王”）首先“生水”，然后沿着山涧溪谷河流衍生出一个个神人同构的“灵石世界”。赣闽粤边区许多村落还保存着“灵石世界”的留风遗韵。梅州乡野的“灵石世界”，由“水源仙花石古大王”和村落众多的“伯公”等构成。“水源仙花石古大王”原本指的就是“石壁王”，故而以“水源仙花”比喻这位“大母神”。她和村落的“伯公”等神明，象征着这个“世界”由“大母神”和她繁衍的子孙构成。宁化石壁素称“三江之源”，是赣江主源贡江和汀江的源头，以及闽江的源头之一。赣闽粤边区对外有连绵起伏的大山可作屏障，对内有三江可供交通，因此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作为“三江之源”的宁化“石壁”，自然拥有优势条件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象征着这个“世界”的“人之母”、“水之源”，故而能够和客家祖地的地位相匹配。
还有好多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学着妈妈的样子不吃肥肉。一吃肥肉，孩子就跟见了毒药似的，这种情况家长在家很难发现，因为妈妈自己在家不做肥肉。妈妈整天嚷嚷着减肥，耳濡目染下孩子也可能会担心长胖，幼儿园里集体吃饭不像家里有大人盯着吃饭，孩子能少吃就少吃了。
从史实考证的视角看，历史上客家并不存在一个共有同享的开基祖地，因此宁化石壁是客家祖地的说法并非出于史实。然而，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石壁祖地说包含了客家人对石母崇拜文化的价值认同和传承，故而呈现了一种“历史记忆”的事实。从文化史的视角看，它源于经由百越文化、畲民文化传承而来的禹夏文化基因，这也是事实。从分析心理学的视角看，客家石壁祖地的原型内存于客家人的集体潜意识之中，它通过石壁祖地和客家公祠象征式地表现出来，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以及寻根祈福的谒祖圣地。
三、“客家石壁祖地说”的溯源意义
“汉族客家民系”的建构，肇始于近世以来粤东北出现的“反污名化”运动。罗香林通过客家源流研究，完成了客家的界定，以及汉族客家民系的理论建构。他主要采用“血统标准”，有保留地提出“客家具有纯粹的汉族血统”、是“中原贵胄”后裔的观点。当客家人的自我身份认同遭遇危机之时，他的学术研究不论在理论和方法上存在何种矛盾或缺陷，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有其历史的正当性。同时，也要指出以往罗香林学术理论主导的客家研究存在泥执“血统标准”的现象。他们反对别人对他们的“种族歧视”，而自己却鄙视“南方少数民族”。同时，他们认为自己出身“中原汉室正统”，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民系。时过境迁，在今天看来，如果依旧这样说，那就矫枉过正了，因为这显然不符合民族平等的精神，也不利于民族团结。如此矫枉过正的“反污名化”，其弊端在于反对“种族歧视”是为着加入“种族歧视”。
客家宁化石壁祖地说源于经由百越文化、畲民文化传承而来的禹夏文化基因，就其溯源意义而言，它有利于拓展“客家源流”研究和“汉族客家民系”建构的新视野。
据邵靖宇研究，百越人是生活在南方的汉族祖先。“今天汉人的祖源实际上是多来源融合的，但最早说原始汉语的汉祖起着主导作用，他们是来自西南边陲的。”“汉祖从西南开始外迁的年代大约距今一万多年前，其外迁的路线大体上一分为二，北迁的一支和游牧民族融合，形成北方的汉族祖先，我们称之为‘中原人’；沿长江东迁的一支和当地渔猎农耕族群融合，形成南方的汉族祖先，我们称之为‘百越人’。”“早年分布在长江以南的所谓‘百越人’，应该就是生活在南方的汉族祖先，很明确的一点他们的语言，就是带有方言口音的南方汉语。”①邵靖宇《汉族祖源试说》“内容提要”，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从这段引文看，汉族的原始本根扎在禹夏文化的发祥地——“西南边陲”。
“你是说清朝那个下江南的乾隆？”孟导小吃一惊，不过仔细看钱上面的确有“乾隆通宝”的字样，自己之前对钱币上的铭文没有仔细辨认过。
瑶族有个关于洪水的传说，说远古的时候，一场洪水毁灭了人世间，结果只剩下了伏羲兄妹俩。为了人类的繁衍，这对兄妹俩成婚了。“婚后七朝，伏羲妻子便花孕上身，没过多久，生下一只好像葫芦似的肉团。他俩吓呆了，一直不敢动它。后来让九州玉女知道了，她赶来观看片刻，便用刀把它劈开砍碎，撒遍大地。这样，就成了三百六十姓人、三百九十个州。上了深山的为瑶人，下了峒头的为百姓人（汉人）。”②佚 名《洪水的传说》，中国南岭瑶乡文化网，http：//www.yxwhw.net，2007-04-02 09:02:03。这个传说是对千百年来南方少数民族（山地民）和汉族（平地民）关系的形象概括，彼此同为一母所生，本无正统与异类之分，只是高山和平地将他们分成两种民俗群体。
两汉以来，历代王朝出于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考虑，秉承如下“王化之民”和“化外之民”分野的主要标准：一，是否“版籍民化”，亦即是否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以及是否履行向政府交粮纳税和承担徭役等义务；二，是否“以文化之”，亦即是否接受官方意识形态的教化。这种意识形态指的是以儒家文化为独尊的纲常名教及其礼仪制度。那些纳入编户齐民并且被“以文化之”的人们，就是“王化之民”（后来称之为“汉人”），反之，就是“化外之民”，亦即所谓“蛮夷”。瑶族的洪水传说，以其切身体验说明南方人“王化之民”和“化外之民”身份的演变，大都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来源不一的平地民容易被置于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成为“以文化之”的编户齐民，所以被认可为“王化之民”，而山地民则相反。中央王朝虽然早已将南方山地纳入版图，但是受财政和交通等条件的限制，不得不对它采取“不治之治”的策略。如同前文所说，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朝中叶，才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在明朝中叶以前，中央王朝由于难以将南方山地民“版籍民化”，也难以对他们“以文化之”，便将他们鄙视为“化外之民”。明朝中叶以后，向“以文化之”的版籍民转型的畲民，便被称作“新民”，亦即新的“王化之民”。由此可见，两汉以来，历代王朝对“王化之民”和“化外之民”的界定标准，出自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偏见。
目前，我国会计电算化专业课程的教学手段，仍以“板书式”以及“口头讲授式”为主，虽多数高校均已引进了多媒体设备，但大部分教师，均会将多媒体作为黑板的替代品进行教学，多媒体的价值很难得到体现[3]。在互联网时代，以“微课”为代表的教学手段正在逐渐涌现，与传统的教学手段相比，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教学手段，效率更高，难度更低。
赣闽粤边区山地民主要以畲田为生，他们长期没有被纳入“以文化之”的编户齐民，故而被视之为“化外之民”。幽深险峻的山地有利于人们逃避政府的赋税和徭役，所以经常有平地的“王化之民”为了不税不役，也流入赣闽粤边区山地，成为“化外之民”，世人称之为“以汉入畲”。儒家经典说：“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15]畲民自然有其“异俗”。举例来说，他们以“犬”为其图腾，亦称之为“龙犬”。龙被视为华夏的图腾和皇权的象征，常见龙的形象特点为九似：角似鹿、头似牛、眼似虾、嘴似驴、腹似蛇、鳞似鱼、足似凤、须似人、耳似象。由此可见，龙图腾是开放和兼容并包的图腾，是华夏民族多元一体的象征符号。它由鹿、牛、虾、驴、蛇、鱼、凤、象等族群图腾混化而来。从双重认同的视角看，你歌唱自己是“龙的传人”，同时也意味着说自己又是牛或驴的传人等。因此，谁也没有理由鄙视畲民族的犬图腾信仰，相反，我们应当给以充分理解和尊重。
古人说史籍谱牒上“凡言生者，未必其亲所产。《尚书》舜别生分类，生之为言姓也，盖赐之姓而别其种类。相传既久，彼后世自以为圣帝之苗裔也”。[16]中国古典民族理论以文化认同为核心价值和主要标准，辅之以“拟制血缘关系”。梁启超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民族理论。他指出“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者。”[17]历史上，越王勾践的祖先以夏朝君王的“庶子”身份认同和融入华夏民族，槃瓠系统的南方族群（畲瑶等）以高辛帝“驸马”的身份认同和融入华夏民族。由此可见，百越及其槃瓠系统的南方族群，早已有和华夏民族本是“一家人”的凝聚意识，或者说早已有“我，华夏人”这种民族意识的发现和确立，是华夏民族之一员者，是“生活在南方的汉族祖先”。现代的研究者如果还固执古代王朝关于“王化之民”和“化外之民”的偏见，就未免食古不化了。
若论“血统”，华夏民族由诸多族群混血凝聚而来，故而以姓溯祖，越久远越属于“拟制血缘关系”。实际上，许多客家人的族谱也是以“拟制血缘关系”为依据，认同自己是“中原贵胄”后裔的。罗香林客家研究的失误，就在于他将这种现象全都当作确凿无疑的史实看待。就其积极意义而言，它包含了客家人对中原文化认同和传承的价值取向，这是应当给以肯定的。但是，事实上汉族客家民系也是混血凝聚而来的，如果泥执以姓溯祖而来的所谓“血统的纯粹”，并以此渲染自己的身份比他者高贵，就会免不了陷入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之争”的误区。从文化和民族意识来看，今天说的南方百越、畲族、瑶族等，历史上都是禹夏文化的南方传承者，都是华夏民族的南方支系。说百越是畲民族团的历史主体，以及说畲民族团是汉族客家民系的历史主体，同时也意味着说他们都是华夏民族的南方支系。百越、畲民族团和汉族客家民系在赣闽粤边区，依次构成传承和发展禹夏文化的历史序列。客家石壁祖地说的溯源意义就在于还原历史的真相，以利于消除以往有过的“种族之争”的影响，拓展客家研究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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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Ying-ming , ZHANG Xiang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Hakka theory which originated from Shibi area in Ninghua, Fujian Province, belongs to the ancestral gene type.As the "stone wall" of Hakka ancestral land, it is a kind of cultural symbol with distinctive classical style.It is typical cultural meme stemming from the Yu and Xia cultural gene inherited by the Bai Yue culture and the clan of “She”culture, and is the symbolic tokens of the integration of "stone mother",namely Shi MU, and "ancestral land" namely Zu Di.In terms of its roots meaning, it is helpful to break through the ancient dynasty bias toward "barbarians" and is conducive to eliminate past Hakka research appeared in the influence of "race", and restore the historical truth as followed: Bai Yue civilization and She ethnic group is the south branch of the Chinese nation, Bai Yue civilization and She ethnic group is historical subject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She ethnic group is main body of Hakka division of Han nationality, all of which therefore constitute YuXia culture with border area among Jiangxi, Fujian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and in tur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ical sequence.
Key words:Hakka, Shibi-rooted theory type, culture inherited from Yu and Xia period of history, source-tracing significance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2X(2019)01-0011-05
收稿日期：2018-09-05
作者简介：张英明（1952-），男，江西丰城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客家学；张 翔（1980-），女，江西上饶人，实验师，主要研究方向：客家心理学。
责任编辑：李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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