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资本权力的阐释和批判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内核。资本何以具有权力？这个问题是资本权力解构的出发点。学界的主流范式是，从“劳动逻辑”出发，以异化劳动和剩余价值的视角诠释资本权力的生发原理，却忽略了“消费逻辑”在资本权力上位过程中的贡献。消费以异化消费的方式参与资本对权力的攫取，通过对需要的控制、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对社会阶级划分标准的重建，消费社会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资本权力创生机制。在消费社会中，人异化为数据，由被动接受剥削转变为主动接受剥削，资本权力以这种新方式操控人。以劳动代替消费作为人们获取需要满足的手段，是消解资本权力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资本权力 消费主义 马克思 劳动 剥削
资本权力已然成为现代人无法逃避的枷锁，对资本权力的阐释和批判，是当代政治哲学必须面对的主题。资本何以具有权力？这个问题是解构资本权力的入手点。资本权力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早已被马克思所预言。为了解构资本权力，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解析资本权力的哲学视域。在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中，蕴含着两种解析资本权力的路径。其一是从劳动范式出发，以“劳动—资本—权力”的诠释途径揭示资本获取对人的掌控权的发生机理，这条路径已被学界所熟知，我们称之为解构资本权力的“显逻辑”；其二是从消费范式出发，以“消费—资本—权力”的诠释途径解释资本主宰现代人生存方式的继生机理，这条路径常被业界所忽视，我们称之为解构资本权力的“隐逻辑”。本文试图阐明隐逻辑在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的位置，并以此为基础，解析现代性语境中资本权力的运作方式。
一、资本权力形成的显逻辑与隐逻辑
“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页。。这是马克思对资本权力的直白描述。探讨资本何以成为“支配一切”的权力，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重要主题。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意识到资本是一种支配性的权力：“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8-239页。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和指挥形成了“劳资矛盾”，这种矛盾作为基本矛盾贯穿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始终。对劳资矛盾的分析是马克思透视资本主义秘密的镜片，也是马克思解构资本权力发生机理所依据的显逻辑。
资本拥有支配和指挥劳动的权力，这种指挥迥异于真正联合体中“作为一种同其他职能相并列的特殊的劳动职能”的指挥，而是作为一种权力， “把工人自己的统一实现为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统一，而把对他们劳动的剥削实现为异己的权力对他们进行的剥削”[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8页。。资本的人格化表征资本家通过对劳动的统摄、对剩余劳动的剥削和对生产过程的掌控，实现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统治和从属关系。马克思于1849年发表在莱茵报上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清楚地论述到，资本权力使得劳动从“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工人本身生命的表现”转变成为“由其所有者即雇佣工人出卖给资本的一种商品”，这种转变只有一个目的：“为了生活”。[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31页，第331页，第342页。劳动从一种自由人确证自身的活动成为“对自己生活的牺牲”，对于工人来说，“劳动是已由他出卖给别人的一种商品”[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31页，第331页，第342页。，一种不得不出卖的商品。劳动变成了商品，“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通过交换直接的、获得劳动力而保存并增大自身……是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31页，第331页，第342页。，作为商品的劳动成了资本的一部分。人们只有无限期地出卖这种商品，才能够获得极为有限的生活资料。在这种交换中，工人失去了宝贵的再生产力量，也失去了最为宝贵的自由。
资本家通过购买劳动力这种商品实现了资本对劳动的占有，资本获得了权力，资本的所有者——整个资产阶级——对除了劳动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行使权力。在资本权力的支配下，劳动者除了接受资本家的剥削压榨，出于生存竞争的压力，劳动者之间也互相压迫排挤，资本权力形成了对人的双重宰制，不仅控制了人的自我实现路径，也打碎了人与人之间的联合的可能。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成为一种 “支配工人劳动的物化的权力……自私的权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1页。。
“劳动—资本—权力”的过程循环往复，劳动因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被扭曲，从一种展现人类创造性的自由活动变成人们像逃避瘟疫一般却又不得不生产并出卖的商品。资本家通过对这种商品的控制而不断积累资本，攫取权力，进而实现资本权力对人的统治和禁锢，并再次实现对劳动的扭曲。如此循环往复，资本权力不断扩张，人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和根据。这是资本权力形成的显逻辑。
在马克思的哲学文本中，另有一种解读资本权力的范式，即“消费—资本—权力”的隐逻辑。与资本通过对劳动的控制而攫取权力的路径相比较，资本以消费为中介攫取权力的路径具有隐蔽性。如果说在“劳动—资本—权力”的显逻辑中，资本权力布控的核心是生产过程，那么，“消费—资本—权力”的隐逻辑显示资本权力的抓手向日常生活领域迁移。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对消费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穆勒摘要》部分。在《论消费》一节中，马克思指出：“生产、分配、交换只是手段。谁也不为生产而生产。所有这一切都是中间的、中介的活动，目的是消费。”[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7页，第178页。马克思将消费分为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生产性消费本身是一种手段，即生产手段；非生产性消费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是通过消费得到的享受，是消费前的一切活动的动机。”[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7页，第178页。资本权力的布控多集中于非生产性消费。这种消费之所以能够作为生产的目的，就在于人通过消费得到的享受。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消费得到的享受等同于人的需要的满足，因此，需要的满足即消费是在日常生活中布控资本权力的枢纽。
3.1 无公害蔬菜生产施肥技术：为了确保蔬菜中致癌性强的物质—硝酸盐及其它有害物质含量不超标，在施肥过程中要坚持以有机肥为主，其它化肥为辅；多元复合肥为主，单元素肥料为辅；以施基肥为主，追肥为辅；尽量限制化肥用量，如确实需要，必须掌握以下原则：①禁止使用硝态氮肥。②必须与有机肥配合施用。③最后一次追施化肥应在收获前30天进行。在生产过程中我们主要采取了以有机肥为主，配合施用生物肥，平衡施用化肥的措施。
由表3可以看出，改性沥青薄膜老化后针入度比值为68.3%，比原基质沥青薄膜老化后的针入度比63.6%有加大幅度的提高，表明沥青添加剂掺入，改性沥青的热稳定性得到改善。
需要的满足不仅指对维持人的生存的生理需要的满足，更重要的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0页，第120页，第120页。。但在资本权力的布控下，需要的满足仅仅被等同于人对物的占有欲望的满足。在经济生活中，对物的占有欲望通过消费实现。马克思描述了这种肤浅的满足：“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最后，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供个人享受而满足需要。”[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13页。于是，在私有制的范围内，通过消费行为，个人与产品的角色被颠倒了。人本应作为物的主体而存在，但是在消费中，物被主体化，人反而成为物的仆役。对物的无限追求导致人们服从于资本权力的统治，直接表现为对消费的中介——货币——的无度追求。资本家通过对消费的控制获取货币，完成资本积累，并以已有的资本再次控制并生产新的需要，以便产生新的消费。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的满足也发生了异化，仅仅满足当下所需是不够的，对于新的需要的满足成为人们通过消费得到的享受。在这个往复循环过程中，资本的权力不断扩张，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控制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通过对需要的控制、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对社会阶级划分标准的重设，消费主义获得了自我延续的力量，以隐秘的方式攫取资本权力。通过消费主义，资本权力控制了作为消费者的个人，也将布控权力的领域从社会生产的宏观视域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微观视域。在消费主义的渗透下，人们主动成为资本权力布控的参与者与共谋者。如何消解资本权力，成为我们亟须面对的问题。
“消费—资本—权力”的逻辑不仅具有隐蔽性，也具有渐进性。这种渐进性表现为从对个人的控制延展到对人与人关系的控制。为了获得需要的满足，在私有制范围内，“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0页，第120页，第120页。资本权力所带来的支配性力量使得人与人的关系重新回到了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为敌”的状态，并形成一种资本权力的“丛林法则”：只有占有大量货币和资本的人，才有资格成为需要的创造者，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需要，获得消费附带的享受和快乐。“消费—资本—权力”的逻辑是渐进的，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存在物的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种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0页，第120页，第120页。消费并不是通过个体的满足来化解社会的冲突，相反，消费是用某种对需求的刺激和彼此竞争来驯化个体。人成为相互对立的个人。在极端贫困状态下，人们有可能反抗资本权力，但消费却用温和的手段和间断性的满足感使人们产生一种幻觉——我永远不会陷入极端贫困，于是，人们麻痹在消费的温情和快感中放弃了反抗。
在“劳动—资本—权力”与“消费—资本—权力”两种逻辑中，资本获得权力的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资本通过控制劳动获取权力的手段是明显的，并且对人们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消费攫取资本权力的手段却是隐秘的，似乎能够让人们享受到短暂的自由和快乐。本·阿格尔将其概括为“劳动—闲暇二元论”，并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注]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93-494页。随着资本权力布控范围的开拓，消费社会形成。“消费—资本—权力”这一隐逻辑不断外显，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为资本攫取权力的主要方式。
以“孪生子”形象伴随信用卡一同出现的是信贷。信贷同信用卡一起，以信用为名义建立起以货币作为唯一规则的信用评价体系。信贷的出现向人们灌输一种“提前消费”的观念，极大地辅助了消费欲望的实现，也将消费者全体纳入资本权力的统辖之中。信贷的基本原理是以经济学的方式对一个人的道德作出评判。正如马克思所言，在信贷关系中，“不是货币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变成货币，或者是货币和人并为一体。人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买卖的物品，又成了货币存在于其中的物质。构成货币灵魂的物质、躯体的，是我自己的个人存在、我的肉体和血液、我的社会美德和声誉，而不是货币、纸币。”[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9页，第171页。通过信贷，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以及大资本家与小资本家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大。信贷的唯一标准是资本，因此，信贷会在极大程度上为富人提供资本积累的机会，使资本家成为消费主义的主导着。而作为消费者的穷人，只会在信贷的陷阱中泥足深陷。无法得到信贷或者无法偿还信贷的人们，不仅被评判为穷人，而且被评判为不道德的人。
二、消费主义对资本权力的攫取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资本—权力”这一隐逻辑异化成为一种外显的现象，本质被现象入侵了。最明显的例子是，社会中席卷着一场“消费的狂欢”，人们甚至为这场狂欢制造出一个节日，不仅为消费制造出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甚至为这一“节日”匹配出相应的程序和礼仪。消费逐渐被异化为此岸世界的神圣形象，快乐工业的意识形态。为了打破这一无坚不摧的面具，笔者将采取一条斯宾诺莎的思路，将消费主义假定为永恒的形相，并说明消费主义资本在对权力进行攫取的过程中，如何再生产它自身、延续它自身，获得自我保存的力量。换句话说，批判的资格和前提是对事物的形成进行本质和深刻的理解。
在“消费—资本—权力”的循环中，主导行为是消费。如前所述，消费在日常生活中布控资本权力的枢纽是“需要的满足”，诡计在于创造新需要的权力被牢牢把握在资本家手中，手段在于设计了一种消费社会的通用语言——广告。广告扮演的社会角色是向购买者通报资本家所创造出来的新的需要。在公众的认知里，只有被贴上广告标签的商品才具有经济价值。同时，因为“只有那些付得起高额广告代理费用”的资本家才可以作为卖方进入虚构市场，广告成本最终会流回到大公司的口袋里。这样，即使不通过劳动竞争也可以打败不受欢迎的外来竞争者，“广告保证权力留在同样的人的手里……是社会权力的纯粹表现。”[注]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7-148页。通过广告创造新需要固定化为少数人的权力。
从“消费—资本—权力”的范式出发，我们可以从三个环节透视资本权力凭借消费而奠定的过程，这三个环节即对需要的控制，对剩余价值的榨取，以及对社会阶级划分标准的重设。
(2)全桥墩台处桥面铺装均分布有横向裂缝，横缝均对应于墩台位置，多数贯穿整个车行道。产生这种裂缝的主要原因是主梁在车辆荷载的作用下，梁端产生转角，导致该处桥面铺装因负弯矩作用而横向开裂。
消费主义不断向消费者许诺，却又在不断抑制这种许诺。它许诺说，通过消费人们可以获得满足和快乐，而快乐以货币为中介数量化。也就是说，消费主义预设了这样一个原则：消费者付出的货币数量越多，满足感就越强，快乐就越多。但事实上，这种许诺从来没有兑现，作为消费者的人们从来都处于“抑制许诺”的状态——这种许诺不过是幻相。每当消费者遵循消费主义的规则换取需要的满足和被承诺的快乐时，却发现消费主义通过抑制许诺的方式抑制满足感和快乐感。消费主义的诡计是为消费者不断设立更高的消费等级台阶，并狡辩说，人们之所以没有获取承诺的快乐，是由于没有到达应有的等级。如此周而复始。为了升级消费能力，人们继续忍受畸形制度和异化劳动的折磨，永远处于不满足的状态。正如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莱斯所言，消费主义“鼓励所有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关注的中心位置，同时在每一个已获得消费水平上强加不满足的体验”[注]William Leiss,TheLimitsToSatisfaction:AnEssayontheProblemsofNeedsandCommodities,Kingston and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8，p.100.。通过这种手段，消费主义获得自我保存的力量。
消费主义为不断制造许诺并压抑许诺而定义了一个新的名目：潮流。正如食客面前的菜单，包含着所有光彩照人的名字和形象，吊起食客的胃口。潮流的游戏规则是自诩为最前沿的趋势，通过追逐潮流，人们就可以获得消费主义所承诺的快乐。潮流将自身造就成带有蛊惑性质的权威的化身、不容辩驳的既存秩序的先知，甚至将自身的存在根据定位为对大众精英意见的汇总和提炼。消费者们未免有这样一种错觉：潮流是“我”参与创造的，反映了“我们”的共同偏好。事实上，在大数据时代，人们的意见以数据的形式汇总到文化工业的符号体系之中，数据并不是人们真实需求和真实个性的表达，正相反，资本所有者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提取人们的消费偏好，以更新潮流，创造新的需要。在新的潮流和新的需要的不断创造和更迭中，人自身异化为数据，成为消费主义控制性游戏的参与者，而吊诡的是，这似乎是人们自主选择的结果。
用鲍德里亚的话说：“消费的时代是生产率在资本的旗号下加速发展的整个过程的历史顶点。”[注]Baudrillard，J.TheConsumerSociety,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8,p.191.在消费的时代，仅仅要求消费者追求潮流、不断购买商品，是远远不能满足资本权力的扩张欲望的。为跟上资本权力的雄心，与必需品相对应的奢侈品出现了。资本权力扩张的一个趋势就是把奢侈的需要变成必要的需要：“把每一生产部门脚下的自然形成的基础抽掉，并把这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条件转移到它外部的普遍联系中去，……于是，过去多余的东西便转化为必要的东西，转化为历史地产生的必要性，……这就是资本的趋势。”[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5页。资本通过这种趋势实现资本权力的扩张。在资本权力的浸淫下，消费者拥有了更高的“必要需求”与更大的享受欲望。对于消费者而言，奢侈品不仅是需求和欲望得到满足的必需品，也是实现阶层跨越的重要凭据。奢侈品给人这样的心理暗示：奢侈品代表了更高的阶层地位，人们可以通过消费奢侈品实现阶层跨越。这种心理暗示使得奢侈品成了消费者的“必需品”，为了获取消费奢侈品的货币，人们对异化劳动和制度压迫有着无尽的忍耐力，虔诚地服从资本的法则，使得资本权力的布控根深蒂固。这印证了桑巴特对奢侈品的判断：“奢侈品，它本身是非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衍生了资本权力。”[注]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5页。
关于水上失踪目标的漂移轨迹预测问题，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上，预测模型主要包括CANSARP模型[3]、HACSALV模型[4]和Leeway模型等。[5]从研究方法来看，主要有基于实际场景试验获取观测数据的统计、实验室模拟环境下的漂移建模和基于模拟仿真的动力建模等3种预测方法。
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框架中，充足需要是资本主义盈利的关键，潮流和奢侈品以刺激需要为目标。然而，与消费主义的狡黠许诺相反，在私有制下，人们永远无法通过忍受异化劳动的压迫而获取能够满足自己消费的货币。如鲍曼所言：“消费主义意味着对一系列‘固态’障碍的打破，这些障碍限制了需求和幻想的自由飞翔，把‘快乐原则’削减到了由‘现实原则’决定的尺寸。”[注]Bauman, Z.,Liquid Modernity,Cambridge:Polity Press,2000,p.7.消费主义希望人们满足于消费行为产生的快乐，而消费行为受制于货币不足的现实困境，为了克服这个矛盾，重要的消费辅助手段——信用卡和信贷机制——被发明出来。
假设：自甩负荷开始，低加及管道中的水容量 Mw的减少正比于凝结水焓差的减少，且其比值保持不变，等于甩负荷开始时的比值，即其中 iL为低压加热器进入除氧器开始时的凝结水温。因此，甩负荷后τ时间的 i可由下式计算：
莱斯利·斯克莱尔将信用卡称为“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之所以可能的20世纪的重大发明”[注]Sklair L.“Culture-Ideology Of Consumerism”.in TheWiley-BlackwellEncyclopediaofGlobalization，ed. by G. RitzerOxford:Wiley-Blackwell,2012.。表面看来，信用卡似乎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实质上却束缚了人们自由选择的能力，使人们沉溺在消费的诱惑中。信用卡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压榨剩余价值、获取资本权力的方式。资本行使霸权的传统模式是，通过延长工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降低工资使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和利润。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模式已经不再适用。现代资本主义以建构“福利国家”的形式完善福利制度，例如八小时工作制、相对合理的工资、必要的闲暇时间等，资本权力的新模式应运而生，消费成为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新工具。人们通过工作获得工资，而工资通过消费的方式重新回到资本家手中。资本家通过消费所攫取的剩余价值，远远大于通过延长工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获得的部分。在这种背景下，信用卡的出现充分刺激了有效需求的产生，工人们作为消费者的同时也成为负债者。剥削的事实并没有改变，人们在债务无法偿还的情况下依然感到痛苦，这种痛苦迫使人们继续服从无休止的异化劳动的压迫。理查德·皮特以“消费中的剥削”描述这种事实。他指出，消费主义的剥削方式与传统方式不同，“传统工业资本主义主要通过工资体系剥削生产工人，金融资本主义添加了基于负债对消费个人的剥削。”[注]Peet, R.“Contradictions of finance capitalism”，in MonthlyReview，2011，Vol.63,No.7,pp.25-26.资本家通过债务实现了经济危机风险的转嫁。在传统剥削方式中，由于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主要由资本家承担，而在消费主义剥削方式中，以债务危机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则使普通消费者成为风险承担者。消费者并没有享受到资本家所获得的利益，却与资本家共同承担经济危机的风险。
我国图书文化源远流长，“诗书传家”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我国古代藏书主要有官府藏书、书院藏书、寺观藏书与私家藏书四大藏书形式。其中官府藏书出现的最早、最为久远。我国私家藏书出现的较晚，特别是秦朝曾通过“焚书”等手段，取缔私人藏书。虽然汉惠帝废除了民间一律禁止私自藏书的禁书令，但限于当时书籍多以简帛为载体，不便私家收藏与流传。
通过信用卡和信贷，消费主义渗透人们的生活中，消费者已然成为现代人的共同身份。信用卡和信贷的出现不仅使人们沉溺在消费主义编织的乌托邦中，也使资本作为一种价值主宰社会生活，资本权力支配一切。在消费社会中，消费和资本已经成为划定社会阶层的新标准。列斐伏尔举过一个例子：通过一位女士购买的白砂糖，我们就可以分析出这位女士的“生活、生平、工作、家庭、阶级、家庭预算”[注]Henri Lefebvre,CritiqueofEverydayLife,translated by John Moore, London: Verso,1991,p.57.。以消费能力评价消费者，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规则。资本以消费主义的形式操控社会的评价标准，这种评价标准不仅适用于对社会阶级和社会地位的评判，也适用于对个人道德的评价。人被划分为“穷人”与“富人”，也被划分为“守信者”与“失信者”。能否按时偿还信贷成为信用的评价标准，并代替善行成为一个人道德上能否被承认的重要理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基于资本之上的信任中，这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信任”以“不信任”为基础，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脆弱的。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成为一种价值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资本权力的支配下，人“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9页，第171页。。
（1）高效节能：在很宽的调速范围和负载范围内，系统效率在90%以上，功率因数在0.9以上，空载电流小于额定电流的10%［6］；
三、资本权力的消解
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工人甚至所有现代人来说，“资本的存在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资本的存在……规定他的生活的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1-282页。概言之，资本权力控制了现代人的生活及其方式与质量。对问题的解构需要回到问题本身，因此，消解资本权力的前提是解析资本权力的运行机理。
在广告的刺激下，人们的欲望升级为“不断满足新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人沦为消费商品的奴隶。这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资本权力这种新的支配方式让人们感到愉快和适意。马尔库塞将这种感受称为“压抑性的非升华”，人们把无止境的消费当作对异化劳动的补偿，这种“非升华”诱导人们相信自己在一个受剥削的制度中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注]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68页。人们处于压迫之中而不自知。消费如同一位手段怀柔的暴君，以一种平和高效的手段统治人们。正如托克维尔所描述的，在消费主义的垄断下，这个“暴君使身体获得了自由，却把矛头指向了灵魂。统治者不再说：你必须像我那样思考，否则就割掉你的头；而是说：你可以自由思考，不用像我那样；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是你的，不过，从这一天起，你在我们中间就变成一个陌生人了”[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51页。。
如前所述，对需要的控制是消费主义获取自我更新力量、攫取资本权力的秘密，所以，对需要理论的重新阐释是解析资本权力的枢纽。萨林斯在《文化与实践理性》一书中提出：“马克思从未抛弃‘需要’的概念，更不用说抛弃作为满足自身的有目的的行动的‘生产’概念了。历史唯物主义依赖于关于劳动作为满足需要的过程而具有的自然主义决定作用。”[注]马歇尔·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赵炳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8页。萨林斯希望通过对需要理论的重释回应后现代理论对马克思的挑战，但他的阐释歪曲了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实质。在这一点上，阿尔都塞对需要的阐释更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在阿尔都塞看来，这种把“主体的需要和有用性看成现实中经济事实的基础”的观点，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的“人本学”。[注]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47页，第151页，第151页。马克思对人的需要的思考恰恰动摇了人本学的理论需求。根据阿尔都塞的解读，马克思提出了需要理论的两个层面：“需要只有在‘有支付能力’的前提下才能作为经济的需要得到承认；同时，需要是历史性的，不是绝对的既定存在。”[注]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47页，第151页，第151页。对资本权力的消解可以从对需要的这两层理解出发。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需要只有在具有“支付能力”的前提下才是对生活有意义的需要。由此看来，以信用卡、信贷等方式扩大并满足的消费需要并不是人们真正的需要。在消费社会，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反复宣扬一个虚假信条：通过消费能够满足任何需要。事实上，在资本权力的控制下，人们通过消费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自然需要，深层次和高位阶的需要始终处在被遮蔽的状态。回到马克思的视域中，马克思所关心的问题是：“个人消费本身表面上虽然把使用价值和需要联系起来，但它一方面使我们注意到了生产的技术能力(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注意到了决定收入分配(剩余价值和工资的分配形式)的生产的社会关系。这第二个方面又使我们看到人分成社会各个阶级，而这些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了生产过程的‘真正主体’。”[注]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47页，第151页，第151页。在马克思看来，“支付能力”不是由人的自然本质所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个人收入分配水平。所以，需要的满足必须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中实现。
其次，需要是历史性的，并不是绝对的存在。所以，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8页。。在消费社会中，商品交换是满足需要的唯一方式。这种方式的核心缺陷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异化。消费主义妨碍了人们直接参与可提供满足范围广泛的需求活动的能力，人的活动完全围绕市场购买进行。但是，正如伊万·伊利奇所描述的，人本身有“爱交际的特性”，社会是建立在“基于人与人之间的自主的和创造性的交往和基于人同自己环境交往”之上的。[注]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79页，第496页。这种交往的社会将促成各个个人尽可能多的直接参与生产活动。所以，以生产活动代替消费活动成为满足人的需要的手段，成为消解资本权力的必经之路。
回到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对生产活动的关注。通过生产活动进行的劳动是人真正发挥自身创造力、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人们需要从非异化的劳动中，而不是从商品交换中得到满足。满足需要的方式的这种变革被阿格尔称为“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阿格尔主张“粉碎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商品永远丰裕’这一许诺的期望，人们对物品供应有限的世界的最初觉醒，将最终在那些习惯于把幸福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人们中间产生完全新的期望及满足这些期望的新方法”[注]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79页，第496页。。一旦人们对自己应过什么样的生活形成新的期望，劳动就会代替消费成为人们自我实现的新手段。
克服消费主义对人的异化，不仅要求用劳动代替消费作为人们满足需要的手段，更重要的是，要使劳动摆脱异化状态，使劳动不再仅仅作为谋生手段。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非异化劳动具有自我表达、自我外化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是反对传统的自由与必然二元论的。在传统的自由与必然二元论中，闲暇代表“自由”，劳动代表“必然”，自由与必然的对立意味着人们必须从劳动以外的活动中寻求自由和需要的满足。非异化劳动表明，劳动与自由并不是对立的，人可以在劳动中获得自由。所以，变革人们需要满足方式可以使消费主义带来的异化消费转变成“生产性闲暇”，人们参加劳动，但不再把劳动看作获得用于未来消费的货币的手段，而是把劳动看作实现自身的愿望和价值的社会生产活动。
在现代社会，我们不可能“消灭消费”，消解资本权力的路径只能寄托于对“需要的满足”重新定位。劳动必须代替资本成为新的价值，唯其如此，摆脱资本权力对人的奴役才是可能的。
智慧城市的建设除了需要政府投资之外，还需要引入大量社会(电信运营企业和高新科技)企业进行投资建设。这些企业通过智慧城市建设项目，获得了利润新的增长。通过政府与企业之间所形成的一种迭代上升式的发展形态，保障智慧城市建设的长远发展。
四、结 语
资本通过两种逻辑攫取权力，使自身成为支配现代世界的力量。从显逻辑到隐逻辑，资本攫取权力的方式变得温和而隐秘，人们从被迫接受剥削变成主动接受剥削，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以新的方式维持自己的合理性。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生产领域本身内部的生产所有制的私人性质与生产过程日益社会化性质之间的矛盾是首要问题，而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扭曲关系以及消费主义的剥削性质成为首要问题，“消费—资本—权力”的隐逻辑成为破解资本权力机理的出发点。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哲学的学术史渊源研究” (编号：15JJD72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 (编号：15ZDB002)。
[收稿日期]2018-12-28
[作者简介]王雪，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 130012
(责任编辑：王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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