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坤:我们为之奋斗的社会正义(三)论文

李坤:我们为之奋斗的社会正义(三)论文

金一南

本刊顾问,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博士生导师,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有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等。

节水增粮行动项目水资源论证是确定项目区的主要依据,是项目审批实施的前置条件,做好项目区水资源论证管理工作时间紧、担子重。为加快推进项目审批进度,松辽委召开了东北四省区节水增粮行动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座谈会,并印发了《松辽委关于加快推进东北四省区 “节水增粮行动”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的通知》(松辽水资源〔2013〕100 号),对流域各省(自治区)水利厅、项目实施单位和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编制单位的水资源论证工作时限提出了要求。

今天一些人在思想解放、社会多元的大旗下,主动地、全面地、大张旗鼓地放弃应该坚守的高地。“告别革命”,就是这种放弃的高度概括。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是这种放弃的世俗注解——执政了嘛!潜移默化中,执政成为最高目标,经济成为全盘的依托,权力成为最终的追求。最后只能导致被列为2009年最牛的网络语言、我们一位干部说的那句话:“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如果到了这个地步:我是统治者,你们是被统治者,搞清楚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在替谁说话!毛泽东当年解决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命题再次出现了:中国的红色政权还能存在吗?还将怎样继续存在?这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历史性拷问。

一位军职干部跟我讲,前几年两会,军队一位领导参加他们小组讨论,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忠诚与背叛》,就是《红岩》的内部本,讲地下党一些领导干部腐化叛变,出卖了基层组织。他推荐大家一定好好看看这本书。这位军职领导跟我说:“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眼中泪花闪烁,我们当时都很感动,我回去马上要求机关给大家每人买一本。可是今天他也出问题了,而且就是腐化,这怎么回事,我该怎么给干部战士们解释?!”他问得很诚实、很尖锐。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周围监督机制、制约机制都不健全的时候,如果再失去内心来自信仰和人格的约束力,就可能连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一步一步陷入万劫不复的泥潭。

苏军战将朱可夫,二战胜利后当了驻德苏军总司令,把德国的油画、貂皮大衣、水晶器皿搞了好多回来。克格勃向斯大林举报,说朱可夫贪污。斯大林把他派到一个地方出差,克格勃乘机去家里搜查,把财物全部拉走上报。朱可夫回来一看事已至此,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沉痛不已。最后署名都不敢提苏联元帅的军衔、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就写“布尔什维克朱可夫”,要求保留他的党籍。你不能说朱可夫不能打仗,可是没有监督机制,没有制约机制,胜利之时就特别容易出问题。就像我们今天,可以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精神垮塌的危机。这是一个相对的事情。

去年我在一个省委讲课,结束后书记问我:“金教授,你今天讲了美国、日本、南海、东海、热比娅、达赖,还有我们很多内部问题,你觉得所有危险中,中国今天最大的危险到底是什么?”当时我没有太多时间思考,就凭自己直观回答书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我说不在美国、不在日本、不在达赖、不在热比娅,在我们自己。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掌握在中国共产党人手里。中华民族的命运,掌握在中华民族手里。按邓小平同志的讲法:关键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本事”。我们今天讲话语权,我们是否还拥有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否在精神上已经被人缴械了?除了经济增长,我们还有没有理想,还能不能登高一呼云集者众?我们向全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产品,能不能也提供精神产品?我们今天到处寻找“思想武器”。从改革开放之初的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电影《泰坦尼克号》,再到近期杰里米·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许多人反复从中开掘这些作品本身并不具备的思想要髓。中科院一位领导同志说,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什么?信息技术加新能源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了?明显是忽悠嘛。对这本本身并非严谨的书我们如此重视,连里夫金本人都感到吃惊,承认他的一些说法并不见得成熟,只是一些探讨。这种现象反复出现反映了什么问题?不解国情、不接地气的一味山寨别人的思想,能够解决复杂的、差异巨大的、发展不平衡的中国的问题吗?

她的高烧退了一些,但仍然烫着,青辰继续给她煎药,喂药,喂米汤或者面汤,然后再给她擦洗四肢,一套忙活下来,大半天的时间便已过去。

(责任编辑 / 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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