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哲学诠释学实现了理解活动的本体论转向。根据哲学诠释学对理解目的、理解前提、理解效果的揭示，文化是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目的是构建安身立命的意义系统；文化发展是基于不同文化主体的对话和视域融合过程，旨在达成一种创造性理解的实践智慧。由此观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着力于意义世界的建构，五千多年积淀的实践智慧，时空上多元、开放的文化视野，乐观向上的民族学习精神，使其对世界人生的理解一直具有创造性，这些都是中国文化重新登场世界舞台的真正实力和基础。以哲学诠释学的视角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有助于加强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更好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诠释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文化；文化自信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的繁荣兴盛上升到了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并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指导方针。学界主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多方面的价值这一事实出发，具体论证其转化和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实际上还可以从哲学层面提升这一认识。根据哲学诠释学的理解，文化实际上是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目的是构建安身立命的意义系统；文化发展是基于不同文化主体的对话和视域融合过程，旨在达成一种创造性理解的实践智慧。由此观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着力于意义世界的建构，五千多年积淀的实践智慧，时空上多元、开放的文化视野，乐观向上的民族学习精神，使其对世界、人生的理解一直具有创造性，这些都是中华文化重新登场世界舞台的真正实力和基础。以哲学诠释学的视角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有助于加强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更好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哲学诠释学关于理解的目的澄清有利于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意蕴
诠释学最早是关于《圣经》等文本解读的学问，旨在寻求“避免误解”的技艺。研究结果发现，理解活动中竟然存在着作者原意、文本意义和读者理解到的意义三种意义，而且这些意义都具有非固定性、开放性和相对性的特征。在争论理解的目的究竟应该追求哪一种意义或哪一种意义是“真理”的过程中，人们开始对理解的目的以及精神科学的真理问题进行反思。
实验对理论3 dB截止频率分别为194.38 Hz(N=15)、0.189 Hz(N=25)的数字低通滤波器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进行了测试,测试系统图如图7所示,信号发生器产生不同频率的正弦波经低通滤波器滤波后与原始正弦信号在示波器上进行对比,并对示波器显示的数据进行采集和处理,为降低测量误差,试验中对每个正弦信号进行三次滤波测试,取滤波后信号频率和幅值的均值。
海德格尔提出自我筹划，把理解活动从“避免误解”的技艺上升到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生成”的哲学高度，实现了诠释学的本体论转向。诠释学不再被认为是对深藏于文本里的作者心理意向的探究，而是被规定为对文本所展示的存在世界的阐释[1]28；同时，他还对传统的真理观进行了批判，提出真理是对存在的解蔽过程。他的学生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通过对审美意识的分析发现：除了科学性的真理以外，“还有一种意义真理和生活真理，这种真理关系到我们整个自我理解并影响我们整个世界经验”[2]6，他把这种真理看作文化的本质追求，指出“自然科学是为了获得控制性的知识，而精神科学通过其分有传统的形式将某种多样的东西带进我们的生活，这不是‘控制性知识’，但其重要性并不因此而稍减。这个我们通常称之为‘文化’”[3]10。
为从根本上分析青少年自我价值观及道德判断能力与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本文以某地部分高中生及大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此提升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哲学诠释学从安身立命的角度理解文化，深化了人们关于文化本质的认识，有助于彰显文化的价值理性。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也指出：“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4]24美国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指出：“所谓文化就是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5]5荷兰学者冯·皮尔森指出：文化的真谛在于文化的动词属性，“如果我们要考察人的真正本体，那么我们就必须不再把他看作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并开始分析人是怎样在他的世界中，也就是他的文化中发挥功能的。……这样，文化就不再被看作是实体性的，即不再被看作是实体，而是被看作是一个动词，看作为人表现他自身的方式”[6]104。
我常常与我们北大的后勤员工接触，我发现他们总是很和气，挂在他们嘴边的口头禅多是“对不起！”“谢谢！”之类。
美国学者贝格尔认为：“人类存在从本质上说是不可避免的外在化活动，在外在化的过程中，人向实在倾注了意义。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是外在化、客观化了的意义大厦，它总是力图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7]35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关于来世的宗教想象，中国的先哲们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世界，儒家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远志向努力超越个人本位，彰显生命的社会伦理价值；道家以出世的精神“齐万物”“齐是非”，否定世俗价值观，追求更高境界的存在意义；佛家以“万法皆空”“觉悟”等激发人们对生命意义的反思。总之，儒释道三位一体竭尽所能地帮助人们理解现实世界、现实人生的意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为中华民族构建了进退互补、刚柔相济，可以“安”己、“安”人、“安”百姓、“安”天下的意义生态系统。从而“中国人在得意、失意的时候，甚至绝望的时候，他都有一种文化机制来调节。这种文化机制使人在人生的各种境遇下都能够自然不自然、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用生、用世、用死的各种能力”[8]279。梁漱溟先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精辟地指出，中西文化面对主客观矛盾时用力的方向不一样，“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9]63。
哲学诠释学对文化意义维度和教化功能的揭示，有助于我们恢复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人文精神，人文就是以人为本，让人找回自我。中国“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易》，“圣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彖》)。这里“文化”一词与天地造设的“自然”相对，或者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相对，指的是通过对人的生命现象及人类社会现象的观察，把握人的生命意义，把握实现人的生命意义所需要的社会秩序，然后教化民众、治平天下。1923年2月由张君劢发起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实乃中西文明之比较，其思想背景正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大反思。论战围绕科学是否可以解决人生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等问题的争论，形成了以张君劢、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玄学派”，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为代表的“科学派”，以陈独秀、瞿秋白等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其中“玄学派”代表张君劢提出“科学并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与西方诠释学大师狄尔泰关于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区分相接轨。论战取得的共识——西方文化是理智主义传统、中华文化是心性传统，很能说明中西文化不同的着力点、不同的真理追求。的确，在中华传统文化语境中，人们非常强调“文化”的意义旨归，强调文化的动词属性，即其“人文教化”功能。
当今世界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人类的生存境遇主要受资本逻辑的影响，拜物教导致人生意义缺失，私有制导致人与周围世界对立，工具理性主义泛滥导致人在“铁笼”(马克斯·韦伯语)般的不自由。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中华文化如果能坚持其人文精神，就能对解决这些人类难题做出重大的文化贡献。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会议结束时发表了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注]1988年1月24日，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刊发了一篇发自巴黎、题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要汲取孔子的智慧》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帕特里克·曼海姆。该文称，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主题为“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一批国际著名学者和诺贝尔奖得主探讨了21世纪的科学发展与人类面临的问题。在新闻发布会上，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发表了演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曾有人质疑这则新闻的真实性，中国国家图书馆图书采选编目部副主任顾犇研究员经过多年调查，确认了这次会议的存在，并在访问澳大利亚时，经多方联系找到了《堪培拉时报》15年前的原文。(引自《国际先驱导报》(International Herald Leader)，2003年1月17日第32期第3版)
二、哲学诠释学“前理解”“视域融合”概念为正确把握传统文化影响提供了理论支持
诠释学在探讨“避免误解”的技艺时，施莱尔马赫就注意到读者的主观性问题，指出人的一切知性活动都是有限的，都受一定条件的制约，无法做到纯粹客观。胡塞尔的现象学提出“水平”“眼界”“视野”(horizon)这些概念，对于诠释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的学生海德格尔在其《存在与时间》一书中基于人的时间性分析，进一步提出了“前理解”这一哲学诠释学最重要的概念。海德格尔认为，作为唯一能够领悟“存在”意义和筹划“存在”可能性的“此在”，是“在世之在”(in-der-welt-sein)，总是已经处于某种理解境遇之中，具有了无法消除的“前理解”。“前理解”包括前有、前见和前把握，“前有”指的是理解者所处的历史境遇；“前见”是指理解者的立场和视角；“前把握”是指理解者可达到的某种概念。理解总是从“前理解”开始。
因此，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就是该民族文化发展的“前理解”。哲学诠释学的这一认识对端正传统文化的地位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因为肇始于启蒙运动的现代性总是表现为对传统的拒绝和否认，人们把传统看作是启蒙、理性的对立面。近代中国也是通过“反传统以启蒙”开启现代化运动的。伽达默尔批判启蒙运动以来蔑视传统的错误观念，指出传统并不是靠惯性的力量延续下来的，而是经过一代代人自觉地选择，经过理性的不断确认、把握和培养，才能继续存在。传统使我们不用事事都从头到尾自己观察、体验，得出合逻辑的推论。伽达默尔主要从两个方面肯定“传统”在理解中的价值。
在汽车制造业，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例如一汽轿车通过应用精益生产，不断进行企业创新管理基础知识的积累和探索，创造出红旗生产管理方式（HPS）。由此可见，基于精益生产的企业创新管理模式对形成企业独特的管理方式与快速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就像人不能拉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实际上我们归属于传统，理解只能在作为“前理解”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展开。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也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0]470-471余英时先生指出：“外来的新思想只有附会于传统中某些已有的观念上，才能发生真实的意义。”[11]103近代以来正是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具有诸多文化心理上的契合之处，如：唯物论、辩证法、民本思想、和谐追求、大同理想等，才使救亡图存的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西方的反西方主义”[12]，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摆脱了既想学习西方又想抵抗西方文化侵略的矛盾心理，开始积极主动地探索新型现代化道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又铸就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是对这一事实和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民族精神的源头和“老根”，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13]170
中华文化不把天地万物看作冷冰冰的物质，而是把它看作携带着存在意义的存在者。这种文化创新模式对于解答由主客二分导致的“现代性问题”——海德格尔认为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这两大进程的相互作用对于现代之本质具有决定意义，提供了宝贵的视域，难怪海德格尔会对中国哲学思想产生浓厚的兴趣。海德格尔认为艺术揭示了处于隐匿状态中的“大地”，艺术就是世界之诉说、大地之诉说。艺术揭示了“世界”的意义，它使人们看到人生的意义之网，品味生存的酸甜苦辣，体验人生的种种独特经历。从这个角度审视以诗词曲赋为主要形式的传统文化艺术，不仅很少有哪个民族能像我们这样拥有如此灿若星河的经典诗篇，而且很少有哪个民族对山川草木、日月星河的歌咏能够做到顺手拈来，并能达到自然、真情、意境的完美统一。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致力于“物我感通”，其对自然美的热爱和讴歌不是作为旁观者的欣赏，而是把自然作为交流和倾诉的对象，达到物我相融、物我相忘、人与自然共生共长的境界，这是中华民族“理性早启”和“文化早熟”[9]202的事实依据。随着人类世界历史的推进，这种旨在“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的文化创新思维必将拓展其他民族的文化视域，对解决因对立和冲突而引起的“现代性问题”有宝贵的启示。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解决现代性问题就是要努力“克服那种作为人类之世界栖留的唯一尺度的技术—科学—工业之特征”[18]74，像一位园丁一样守护他的家园，充满感恩之心，充满爱惜之情，真切地体验“物之本质切近的震颤”，通达“存在的澄明”，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英国环保署R&D128方法是由英格兰和威尔士基于评价欧洲委员会栖息地指令中2000个自然厂址的辐射效应开发的，由海洋、淡水和陆生环境的一系列微软Excel电子数据表模型组成。该方法模型可采用默认的一般参数或者厂址特定数据进行计算。计算非人类物种剂量的基础与ERICA模型类似(由参考生物的尺寸、放射性核素的摄入量和环境外照射决定)，但考虑的参考生物和核素种类较少。特别是，R&D128方法包含惰性气体对非人类物种的影响评价，这在ERICA模型中没有包括。R&D128方法也包含ERICA模型默认的参考生物中未予考虑的英国重要的保护性生物。
哲学诠释学的“前理解”概念有助于我们总结中华民族五千年不灭亡和今天重新崛起的文化原因。原因在于中华民族最善于与传统对话，通过与传统的视域融合而对历史积淀的经验教训进行修正和补充，使自己的文化日臻完善和成熟。古人云“读史明智”“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编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留存最丰富的史书典籍，详细记载了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所以才能不断提高治国理政的才干，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首先，儒家文化对现世生活的积极理解就是一种创造性理解。众所周知，当人类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有限的存在者(存在有限，力量有限)时，很多民族都产生了宗教的文化信仰，人们把安心立命的希望寄托于来世或彼岸世界。中国文化则不然，李泽厚先生用“乐感文化”来归纳中国儒家文化的生存智慧，他说中国人在意识到人生的“空幻”以后，不是否定现世，而是还能在现世的日常生活中寻求美和情感的寄托，寻求和谐带来的快乐，构建栖居的诗意，在有限中见无限，在世俗中得到超越[15]266。辜鸿铭先生在其《东方智慧》一书中也盛赞儒学之伟大：“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儒家的哲学和伦理体系使人们不再需要宗教。”[16]18由此可见，儒家文化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入世精神为其创造性地理解世界与人生，理解存在的意义提供了现实可能。事实也证明其创造性理解的成就斐然，辜鸿铭先生曾大声疾呼：“历经两千五百年之久用不着教士和军警，却生活在和平之中的真正的中国人，是一笔无法估价的、迄今为止毋庸置疑的巨大的文明财富。……因为他拥有欧洲人民战后重建新文明的奥秘。”[16]99这一奥秘就是儒家文化。
三、哲学诠释学所揭示的“创造性理解”为彰显中国传统文化创新本质提供了理论启示
所谓“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华文化特别强调“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的修行路径，相应形成了“和而不同”、开放包容的文化发展原则。这一交往原则使其拥有更多的“对话”文本和更大的视域融合空间，其中仅其没有宗教束缚这一项就让它更具理解和悦纳他者的可能性。费孝通先生1990年提出：为了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上，处理不同文化关系时必须提倡“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9]407。这一提议也很好地总结了中华传统文化处理观念差异时所秉持的实践理性。从古代的儒道互补，到佛教的中国化，再到近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的马中西对话，中华民族总是善于海纳百川，善于创造性地吸收和转化人类智慧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随着全国各地医院的建立和我国医疗条件的逐步改善，人们的平均寿命不断上升。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日益完善，使得大部分居民可以享受到社会保障的福利。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病救治制度、城乡居民困难群众临时生活救助制度等相关制度的建立，为困难人口及老年人的健康长寿提供了保障基础，平均预期寿命得到显著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82年中国平均预期寿命为67.8岁，最新的《2017年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表明，2017年中国的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经提高到了76.7岁，较1982年提高了8.9岁。
再次，中华文化以人为师、开放包容的文化理念为其创造性理解提供了必要的心理条件。伽达默尔充分肯定海德格尔关于理解的目的是“筹划自身的可能性”的观点，强调人们应当把理解运用到自我上来，他认为“对传统的理解说到底就是一种自我理解”[3]82。同样，对他人的理解也是一种自我理解，“他人是一条路，一条通向自我理解的路”[3]1。中国文化的“民吾同胞”思想使其在理解人际关系时把他人看作是丰富“此在”的“共在”，较少相互对立的“零和”思维。儒家文化把存在理解为“仁”，“仁者，人也”，“人”的使命就是把人之为人的本性、本心、天道彰显出来，“明明德”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日常生活之中。总之，儒家之学在“求仁”，儒家把“求仁”放在人际互动之中，通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良性互动，通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的慎独功夫，通过“士希贤，贤希圣”“止于至善”的自觉向上的修身养性，成就君子人格。
另一方面，传统中保留下来的旧事物也远比一般人所知道的要多得多，旧的和新的结合起来，才创造出一种新的价值。因为如果把文化理解成关怀我们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一种更为重要的知识和真理的话，那么“只有通晓特殊事物并具有丰富经验的人才能具有实践智慧”[2]231。对此，伽达默尔提出“视域融合”的概念，把理解过程看作是读者与文本基于某一问题的对话，其结果是双方的视域融合，这种融合的视域意味着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己理性的局限性，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提升，越来越接近于完善的认识。这样，“理解者的前见、传统观念、历史境遇以及与历史对象的时间距离，并不构成理解的障碍，而是理解的必要条件，理解者所隶属的历史性乃是他们认清历史对象和洞见历史意义的基础”[2]7。
其次，中华文化道法自然，极大地扩展了文化创新的视野。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形成了“天人一体”的意识，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把自然看成一个开放的大文本，时时与之对话，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道经第二十五章》)，从中获取为人处世之道，这是中华民族奇特的文化创新之道。他不仅从自然身上学到了很多规律，如：顺应物序、顺应四时、遵循自然法则等，而且在仰观天地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过程中，发现了为人之道，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象传》)。从“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中诠释出大公无私的人生境界。儒家从动物的亲子本能中诠释出“道始于情”(郭店竹简)的生活真理，继而以“亲子”为中心，建构了由近及远、由亲至疏，一直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仁民爱物”的、以情感为根本的中国哲学；儒家还从大自然的生生不息中悟出了“天人合一”“和实生物”“感通若一体”的处世之道；从动物的群居生活中诠释出人的社会性存在，创立了克己复礼的道德伦理文化。总之，“人是在向天地万物学习的过程中，才提升出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17]6。
早期诠释学在追求作者原意时，无论是施莱尔马赫提出的“设身处地”，还是狄尔泰提出的“体验”和“再体验”读者生命等方法，都不自觉地肯定了读者理解中的主体性作用，甚至得出了“读者能够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作者”的著名命题。于是理解中的创造性问题就提了出来。如上文所述，哲学诠释学提出的“前理解”“视域融合”等概念为“创造性理解”提供了理论支持，伽达默尔明确提出：“理解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14]380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也说明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有限的感性活动，认识不是主体对客体的直观反映而是能动的反映，是实然与应然的统一，是事实真理与价值真理的统一。因此，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和普世价值，生活的真理或意义就在生活本身。实现哲学诠释学语境下的“创造性理解”，不仅要关注文化创造的价值理性，而且要具备开放的理念和视野，才有可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视域融合”，也就是创造性理解。从这两方面的要求来看，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无疑是非常成功的。除了上文所述的价值理性以外，中华文化创造性理解的可能性主要有：儒家文化对现世生活的积极理解、道法自然的文化发展视野，以人为师、开放包容的文化理念，以及关注人与人关系而形成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
最后，中国文化关注人与人关系而形成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是创造性理解的智力条件。过去，中华传统文化因缺乏精确性和纯粹的抽象思辨理性而被西方文化诟病。实际上近代有识之士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均已发现原因在于中西文化关注的对象不同，成就的是不同的生存智慧。如章太炎说：“中国哲学是从人事发生的……于物质是很疏的。人事原是幻变不定的，中国哲学从人事出发，所以有应变的长处，但是短处却在不甚确实。”[17]37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也指出：西方文化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文化关注人与人的关系。客观的自然界有相对确定不移的真理，而人事关系却千差万别、灵活变动，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处理人事关系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前者可称之为“见闻之知”，后者可称为“德性之知”。
哲学诠释学对此区别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如伽达默尔受亚里士多德关于科学知识和实践智慧相区分的启发，强调理解中的应用能力，并称之为实践智慧。实践智慧不仅意指把个别东西归于一般东西的能力(判断力)，而且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应用能力，它对应于中国文化中的“权变”思想。孔子主张述而不作原因在此。《论语》中孔子讲“仁”达百余次，每次讲法都不尽相同，总是根据具体人物、具体情境做出不同回答，这恰恰说明中华文化语境中的“智慧”指的是哲学诠释学所揭示的实践智慧。哲学诠释学关于“实践智慧”的说法可以使我们走出西方中心论，增强文化自信，因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敦行不怠的修身养性中，时时处处都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化解各种主客观矛盾，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中不断提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因而中国人具有发达的实用理性和实践智慧。
四、诠释学视角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自信
有学者说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哲学诠释学的世界，因为全球化的难点重点是如何解决与他者交往中的相互理解以及达成共识的问题[3]86。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世纪。因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着力于伦理问题的研究和实践，铸就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积淀了取之不竭的实践智慧。所以，诠释学视角的引入有助于我们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自信，推进其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
首先，增强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当今世界出现的多元现代性已经说明现代性可以由不同的文化传统塑造而成，具有不同的文化形式。这是因为理解是现代与过去的对话和视域融合。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这使其现代性建构更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中的整体协调的方法论、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团结和平和谐的价值取向等都已被创造性地融入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制度的建构和民族精神的塑造中去。台湾学者金耀基先生说：“中国现代性之建构绝不仅是求国家之富强，中国现代性之建构，讲到底，是在求建立一个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20]4“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一庄严神圣的运动，它不只忠于中国的过去；更忠于中国的将来。它不只是在解救中国历史文化的危亡，更在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推向一更成熟的境地。”[20]3“旧邦新命”是冯友兰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发展使命的概括，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也是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它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又是最新的国家。”[21]230的确，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承载着中华民族更深沉的价值追求，处处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治国理政的实践智慧。今天，我们不仅不应该妄自菲薄，而且应该积极地与传统对话。如伽达默尔所说，只要我们愿意倾听，传统就如同历经沧桑的老人总会给我们讲些什么。
其次，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价值。从哲学诠释学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基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问题的对话和视域融合，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修正和补充，双方的理性局限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扬弃，其结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时，我们也可以廓清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例如，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打断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进程，是传统文化衰落的罪魁祸首。事实恰恰相反，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世界的科学认识激活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使祖先们积聚的人生智慧、历史智慧和政治智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关怀，时空上多元、开放的文化视野，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才使中华民族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其结果正如俞可平所说：“一种新型的中国主流文化正在形成之中。这种新型的主流文化，既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兴，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移植。它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之中，同时充分吸收了其他文明的成果。”[22]这种新型的主流文化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尽管它还在形成之中，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社会发展理论、道路、制度的选择与创新方面，都离不开这种新型文化所提供的深层的精神力量的支持，这就是中国崛起背后的文化奥秘。今天，我们要自觉彰显中国“和平崛起”背后的文化意蕴，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于洪：主要释放三个方面的信号：其一，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这一点不会动摇。其二，肯定了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40年来作出的重要贡献。其三，希望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聚焦主业，加强自主创新，练好内功，努力实现新的发展，为祖国强大和人民幸福作出更大贡献。
综上所述，理解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所体现的哲学诠释学原理，将有利于我们更加科学地总结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和科学规律，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以十九大的昂扬精神和新时代的豪迈气概，更加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梁漱溟先生在20世纪初中国文化处于低潮时，曾自信地预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9]202从哲学诠释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确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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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Self-confidenceofDevelopingExcellent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fromthePerspectiveofPhilosophicalHermeneutics
LIYing
(School of Marxism,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Abstract：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realizes the ontological turn of understanding. According to its revelation of the purpose, premises and effects of understanding, culture is actually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explanation of the world, the purpose of which is to construct the meaning system of man’s existence. Cultural development is a process of dialogue and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cultural subjects, aiming at achieving a kind of practical wisdom of creative understanding. As a result,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mphasi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aningful world, the over-five-thousand-year accumulation of practical wisdom, the pluralistic and open field of cultural vision in time and space, the optimistic spirit of all-nation learning are combined to make itself creative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life, thereby forming the real strength and basis for the Chinese culture’s entering into the world stage. Highlighting the unique charm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is helpful to strengthen our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self-confidence, thus better promot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hermeneutics;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ural confidence
doi：10.16169/j.issn.1008-293x.s.2019.03.010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19)03-0059-08
收稿日期：2019-01-09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诠释学视角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价值研究”(15NDJC090YB)；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诠释学视角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价值研究”(15YJA710017)。
作者简介：李 颖(1972— )，女，浙江绍兴人，绍兴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吴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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