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100周年了。当我们即将告别百年沧桑的历史，昂首迈入新时代时，我们不可忘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新篇章，我们更不可忘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一大批革命精英，是他们呼喊民主与科学，培养了一批青年领袖和文化精英，使中国无产阶级从此登上历史舞台，通过不懈努力、浴血奋斗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从此开启了实现现代化的漫长征程。
声援五四运动的工人罢工运动
瞿秋白：“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
瞿秋白，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奠基人之一。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1935年6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杀害。
1919年的春天，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国。在这存亡攸关的时刻，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从古城的四面八方汇集于天安门前，向中国和世界宣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爱国志士里，瞿秋白是其中的一员。他心头压抑着的火种，即刻同这一场爱国图存的反帝反封建的大火连接在一起，熊熊燃烧起来了。他“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作为俄文专修馆同学公推的学生代表，率领同学参加了5月4日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
“我知道你就是为这个来的。”陈小北瞟了一眼电脑，“有什么异议吗？难道你不觉得我的这个决定非常棒吗？这是真正的灵光一现啊！”
5月5日，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6日，各校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组织大纲，宣布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瞿秋白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担任学联评议部的议员。评议部的职责是议决学联的重大事项，议员的产生以学校为单位，不论学校的人数多少，每校出评议员二人。学联成立后，立即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接着，又投入挽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斗争。5月14日，北京政府被迫发表挽蔡指令，同时却下令挽留曾假意表示辞职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與，还下令镇压爱国学生。这就更加激起青年学生的反抗。北京学联决定从19日起，实行总罢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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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所代表的俄文专修馆和他的朋友郑振铎、耿济之、瞿菊农等所代表的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学校等，组成北京学联的一个单位。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进行爱国活动。青年学生们在爱国救亡总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也有意见分歧。郑振铎后来回忆说：“在这个大运动中，青年学生们的思想和态度，也不是自始至终完全一致的。我们有辩论、有斗争、有说服、有打击、有协商。在北京政府的严密控制下，瞿秋白和朋友们的活动越来越富于斗争性和隐蔽性。他们经常在夜晚开会，会前不引人注意地溜进会场，会散后又悄然离去。瞿秋白学会了机警地对付敌人，设法摆脱便衣警察的跟踪。
总罢课以后，瞿秋白率领俄文专修馆的同学，经常活跃在人口稠密的商业区、游览区，开展讲演、抵制日货等活动。6月3日上午，北京20多所学校各派数百名学生上街讲演，瞿秋白和俄文专修馆同学也一起参加。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驱散听讲群众，逮捕演讲的学生。当天，学生被捕者178人，瞿秋白也在其内，直到6月8日才被释放。
本次研究的50名患有缺血性心脏病在围术期间血氧饱和度减少的患者在经过相关护理干预之后，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得到显著的提高，且患者没有存在相关并发症。
在反帝爱国运动的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两件事，无疑是振奋人心的。有些人却因此感到满足，失去了斗争的积极性。瞿秋白深感中国仍然处在危急存亡之秋，他不能不出来说话。
26日，上海学联响应北京学生实行总同盟罢课的号召，领导全上海52所中等以上学校约2.5万多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总罢课宣誓典礼。侯绍裘积极参加罢课斗争的组织工作，精心安排游行路线，起草传单，拟定宣传口号，游行时，他同校学生会骨干一起，带领本校队伍前进。
史文彬，山东省青城县人。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第一批产业工人党员，北方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历任长辛店铁路机厂工人俱乐部委员长、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京汉铁路总工会副委员长、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副司长、中共六届中央候补委员。1942年冬，病逝于八路军淳化镇后方医院。他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后，迅速波及全国各省市，形成巨大的声势。常州的学生也掀起了一个规模浩大的罢课运动来响应五四运动。常州的省立第五中学、女师和男师学生代表在县文庙明伦堂开会，正式成立三校学生联合会。史良被推为副会长兼评议部主任。在这场运动中，史良和她的同学们在公园演讲，听众达三四百人，“诸女士演讲甚恳切，听者无倦容”。
史良：领导女师护校运动维护女子教育权利
史良，江苏常州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曾任常州市学生会副会长。九一八事变后，联合各种妇女团体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并担任理事，1936年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因参加与领导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异位妊娠作为一种妇科急腹症，指的是受精卵着床并生长于患者子宫以外的位置，当其破裂或流产急性发作后，可致患者腹腔内大量的异常出血现象，此时患者的生命安全可能因此受到威胁。基于异位妊娠发生的危险性，及时对患者实施早期诊断，就对于准确治疗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
当时，常州的封建保守势力把女师看成革命大本营曾策划撤换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校长，停办女师。县知事公署一边备致公函，呈请江苏省教育厅核准，一边把停办告示贴在女师校门口。
史良和同学们非常气愤，把告示撕下后，起草了通电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文稿和《敬告各界》的公开信，又带领同学大闹县署。县署暗中把史良的父亲抓去威胁，史良闻讯，赶到县署，表示“一人做事一人当”，据理力争义正辞严，迫使县署备车将其父女俩送回家。此事当时轰动了武进县和常州城。据女师校史记载，校长虽未能留住，女师却得以保存。史良领导的护校运动，是争取和维护女性教育权利的斗争，是她从事妇女运动的开端。
在这场斗争中，史良显示了出色的组织才能、演说才能和斗争智慧。其后，她和另一位同学接受了大家的委托，代表常州县的学生到南京去请愿。这是史良第一次登上全国性的群众斗争舞台。它鼓舞了史良，使她认识到了群众中潜伏着的巨大力量。
关于史良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她当年同学或与她熟悉的一些老人回忆起来，都交口称赞说：“史良生活简朴，常穿一件蓝布衫和裙子，头上扎着辫子。她的口才好，人挺能干，在五四时期积极参加各种学生运动，带领同学上街查抄日货。史良在学校很朴素，不讲究，她学习成绩很好，班上有40多人，她考试成绩总是前几名，在同学中很有威信。五四时期史良参加社会活动很积极，闹学潮她是带头人，胆子很大，天不怕、地不怕。她的宣传鼓动能力很强，我们一被她鼓动说服，就跟着她走了。”
(2)医疗保健、交通通信与产业结构的和谐度都较低，分别为0.663627和0.695512，比总和谐度分别低0.101184和0.069298。这是因为近年来人们保健意识大大增强，对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医疗服务消费支出逐年上升，而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却是远远跟不上人们消费需求大幅度提高的步伐，尤其是农村的医疗设施和服务更是落后，需求的旺盛和供给的匮乏导致了医疗保健消费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和谐度较低。同样，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对交通通信的消费支出增长也比较快，但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却远远滞后于人们的消费需求的增长，因此交通通信与产业结构的和谐度也不高。
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兴起并发展，各种刊物如雨后春笋，西方的各种思想纷纷被介绍到中国，思想界呈现空前活跃的气氛。史良在常州女师读了一些新书报，接触了一些新学说，于五四时期初露锋芒，显示出她超群的胆略和才华。她领导的女师护校运动，实际上是争取和维护女子教育权利的斗争。她在女师的护校斗争也是她从事妇女运动的开端。
青年史良
侯绍裘：积极从事新文化的传播
侯绍裘，江苏省松江县（现属上海市）人。他是上海和江苏群众运动中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曾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历任江苏省党部常委、上海特别市市民政府委员。主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期间，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不懈斗争。
功能三：当整个安全防护系统启动并正常运行时，当室内因失火而产生的有毒烟雾浓度达到一定的浓度时，家中的烟雾传感器感应源感应到有毒气体浓度过高，经对气体的种类和浓度进行分析、检测，得出相应的结果；传感器模块将处理好的结果整理完成后产生气体泄漏警报信号，并将相应的信号发送给AT89C52单片机主机模块，主机模块搜集到烟雾传感器发出的信号数据后，确认为温度过高的火灾信号后，通过控制GSM模块，将相应的信号以短信的形式发送到用户手机上。
只是后来我上学三年后，分配在承德市工作落户。一段时间里，生活亦为艰辛，而当初插队的那县又划离了承德，所以渐渐联系就少了。但我也知道，于叔他们一家与回到天津的我那同学来往密切，桂霞姐的两个孩子都去了天津创业，并落户津门。而我却没能帮助做些什么，心中便惭愧，越惭愧则越不敢联系。到后来，听说于叔不在了，又过些年，于婶也没了，我暗自哭了一场，清明烧了些纸，却仍不能释去内心的愧疚……
侯绍裘（1896-1927）
7月17日，瞿秋白在北京《晨报》发表《不签字后之办法》。这是一篇温和的、有节制的但包含了坚定的爱国立场的文章，中心内容是要求政府在外交中“须有手段、有眼光，勿再蹈……失败之覆辙，万勿再与日本订立自丧主权之条约”。瞿秋白知道，这要求当然是“所望太奢”。因此，他把希望寄托于人民大众，指出“今日政府万不可靠，中国国民唯有与日人拼命”。他期待着人民大众奋起救亡图存。
学生罢课后，侯绍裘尽管社会工作繁多，仍挤出时间上街头演讲。讲演团三五人或十多人一组，选择闹市地区，讲“抵制日货”“青岛问题”“二十一条”“亡国痛苦”等。他爱国感情强烈，讲得通俗生动，特别吸引人。
6月5日，上海“三罢”开始。帝国主义工部局捕房和上海警察厅到处拘捕街头宣传的学生，一天就抓去130多人。侯绍裘积极组织救援活动。一天深夜两点，突然有人来敲门找侯绍裘，原来省立第二师范的学生在爱国宣传中被警察殴伤，要求南洋公学学生第二天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进行声援。
(1)通过热力学分析发现,N元素可以显著影响Fe-21Cr-3Ni-1Mo-N双相不锈钢两相比例.当N含量从0.700%增加至2.200%时,奥氏体含量从23.2%增加至62.7%.
组织游行须做大量准备工作，这时全校同学正在酣睡中，时间紧迫。侯绍裘听来人讲罢情况，立刻唤醒同寝室4位“救国十人团”的成员，赶制全校大游行所必需的大量传单、标语、口号、旗帜等。他们有条不紊地工作着，有的拟稿、书写，有的找材料、制小旗，有的刻写、油印……5个人紧张工作到天亮，终于一切齐备，保证了白天游行的顺利进行。南洋公学学生被捕后，侯绍裘又率领同学去淞沪护军使署向护军使何丰林交涉，救出了被捕同学。
这年暑假，正当侯绍裘迫切需要精神食粮，需要新思想指引的时候，他阅读了《新青年》，“岂知一看之后，如同‘拨云见日’，顿时爱不释手”。《新青年》对侯绍裘世界观的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三年后，他回忆说：“我现在不得不承认《新青年》一书，于我思想上、人格上的影响最大，别部书没有一部能够及它的。而且至今还信仰它，每逢没有看过它的朋友，便要介绍给他看。”
在《新青年》影响下，侯绍裘便积极从事新文化的传播工作。1919年秋季开学后，为了宣传新文化、介绍新思想，他以火一般的革命热情，发起成立“九人书报推销处”。他们自筹资金、自贴车费，利用课余时间奔走全市各书店，购进各种进步的书报杂志，按原价销售。为了方便同学，侯绍裘又倡议设立“无人售报处”。他不怕可能会有人白拿，认为“只要有人看，损失一点没关系”。他们在上、中院之间同学必经之处挂一只开小口的木箱，下面放有《星期评论》《新青年》等各种报刊，让同学自动投钱买报；并预约买书，课后送书上门。就这样，坚持了两年，为传播新文化作出了贡献。《南洋公学年刊》记者感慨地说，虽“极欲表其钦佩之私，顾不能得适当之辞”。
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后，侯绍裘在学校组织“爱国十人团”，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成了全校有名的活动分子，被选为学生会本年级的评议员。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时，侯绍裘担任上海学联教育科书记。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他又被聘为全国学联的文牍，负责起草宣言、口号、文电等。
史文彬：组织工人声援北京学生爱国反帝斗争
参加五四运动，在瞿秋白的人生道路和思想上，是一个新起点。他开始认识到，中国若要实现民族独立、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必须改弦更张，寻求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的指导。瞿秋白说：“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曹汝霖的女婿、长辛店铁路机厂副厂长刘家骥，反对工人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并扬言“谁闹事就开革”，还公开辱骂进步工人是“劣马害群”，激起了工人们的强烈反对。史文彬和几个工人、学生一起，拿着钳子、大锤、铁铲等工具，抬着煤油桶到刘家骥住宅，点着了刘家大门。从这次惩办刘家的斗争中，史文彬看到了工人阶级和学生团结起来的力量。
检测装置主要用于获取大型机械设备的吊臂顶端的电场数据,并将电场数据转化为距离输电线的距离数据,通过RF433无线射频发送到报警装置。当检测装置处于非工作状态时进入休眠状态,从而降低功耗。报警装置对距离数据进行处理分析根据不同的距离范围进行不同等级的声光报警,同时通过GPRS通信将报警信息发送到后台数据库进行记录[21-22]。报警装置通过北斗/GPS定位系统获取位置数据,将发生报警的位置发送到后台数据库。检测装置与报警装置的程序运行流程如图8所示。
6月3日至4日，北洋军阀政府逮捕了近千名爱国学生，激起了各界群众的更大愤怒。上海等地的工人，首先举行罢工，以实际行动支援学生的爱国反帝斗争。消息传到长辛店铁路机厂，史文彬、陶善琮等人马上带领几百名工人、学生，到长辛店大街上游行示威，支持学生们的正义斗争。这是长辛店铁路机厂的工人第一次上街游行，它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不久，史文彬等工人又组织了提灯游行，继续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反帝斗争。
6月中旬，长辛店成立了各界救国会和它的基层组织救国十人团，选举史文彬、陶善琮、陈励茂和留法预备班、商民协会的代表为联合会委员。十人团成立后，史文彬和张珍等人动员了500多工人参加，每10人为一组，互相监督不买日本货。史文彬还带领十人团成员打着大旗、小旗到附近的大井、小井、琉璃河等农村集市上演讲，宣传反帝爱国、抵制日货的道理。他们还挎着布袋子到火车站、商店门口和街头巷尾叫卖中国货“无敌牌”牙粉。由于他们的宣传和行动，一时间，购买“无敌牌”牙粉仿佛成了长辛店爱国反帝的标志。
8月间，救国十人团派出以史文彬为团长的代表团，去北京参加为反对山东镇守使马良枪杀回教救国会会长马云亭的请愿大会。在历时3天的斗争中，史文彬和大家一起，白天进行爱国反帝反军阀宣传活动，晚上在总统府门前露宿。天津觉悟社社员马骏等人也不断向大家作宣传，进行鼓动。当军警来逮捕马骏时，他毫无畏惧，仍慷慨激昂地向群众发表演讲，并挥手叩揖向大家告别。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史文彬还是生平第一次见到，使他很受感动，心胸更加开阔，思想觉悟大大提高，更积极地投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在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涌现出了以邓中夏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920年4月，正当春风吹绿华北大地的时候，他们打着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旗子，来到长辛店铁路机厂进行演讲。受到史文彬、王俊等先进工人的热情迎接，并组织工人听讲演。“讲演团”还和史文彬商议了以后进一步加强联系的办法，并决定在铁路机厂找一间房子，作为讲演和进行其他活动的场所。在长辛店铁路机厂开辟了一个北方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
是年冬，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为了在工人中深入地开展宣传组织活动，决定在长辛店铁路机厂创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基地。经过邓中夏、张太雷、张国焘等人的努力帮助和史文彬、陶善琮等人的热情操办，1921年元旦，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史文彬被推举为学校委员，同时又是该校认真学习的好学生。当时，担任讲课的有邓中夏、何孟雄、张太雷、张国焘、罗章龙、朱务善等人；李大钊也来校讲课。他们从《新青年》《劳动周刊》等杂志上选择有针对性的文章，以生动的语言进行讲解，并用通俗的语言阐述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为什么要有工人阶级政党等革命道理。上述革命活动，为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开展培养了第一批骨干，为成立工会组织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1921年5月1日，长辛店铁路机厂1000多工人隆重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和长辛店铁路机厂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了成立宣言和章程，史文彬当选为工人俱乐部委员长。会后，工人们高举着“劳工神圣”“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一小时学习”的标语牌，到大街上游行。史文彬和大家一起，边走边唱着劳动补习学校教员们编写的歌曲：“如今世界太不平，重重压迫我劳工，一生一世作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只要我们团结紧，冲被乌云满天红！”
雄壮的歌声，震荡着古老的长辛店小镇上空，预示着红色风暴即将兴起。《共产党》月刊第六期报道了长辛店铁路机厂工会成立的消息，并热情地称赞工会“办得很有精神，实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责任编辑：贾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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