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元锡师友关系及其著述考略论文

邓元锡师友关系及其著述考略论文

邓元锡师友关系及其著述考略

吕幸 武汉大学

摘要: 邓元锡是江右王学的代表之一,与吴与弼、刘元卿、章潢合称为“江右四君子”。邓元锡的思想源于心学,却归本于六经。提倡以本天为宗,以入微为窍,以防危为功,以由微而达诸天为极,而一务于精知质行以中用。这与当时的其他阳明后学完全不同,本文意在通过邓元锡的师承交友及其著作的考据,分析其思想形成的原因,由此窥见阳明后学的流变。

关键词: 阳明后学;邓元锡;心学流变

在考据之前,首先对邓元锡的身份定位加以界定。“邓潜谷受业于东廓,为阳明二传弟子。”[1]可见邓元锡确实深受心学影响。在《明儒学案》中,黄宗羲概括邓元锡学术观点:首先是对修行的强调。其次是对佛学和儒家的辨别。目前学术界更多地集中在其史学思想研究,对他的哲学思想甚少涉及。本文意在通过对邓元锡的师承交友的考据,阐明其学术思想的源流,以此展现阳明后学的流变。

一、元锡其人

邓元锡,字汝极,号潜谷,江西南城人。生于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卒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93),终年六十六岁。邓元锡从小就敏颖好学,志向高远,据旧县志载:“元锡生,颖秀而庄,志气高广。”[2]少就读于县城凛山精舍、正宗书院。十三岁时,跟随老师黄在川学习,喜观经史,当时的人认为这对考取功名无利。其师黄在川说:“譬之豢龙,随其所嗜,岂必膏粱耶?”其师并不把金榜题名作为追求,也不以此限制邓元锡的学习范围,因此元锡得以博览群书,为日后的著书立说打下坚实的基础。十七岁时,邓元锡在家乡推行社仓法,储备粮食来应对荒年,天灾,时时接济有困难的乡民,“每岁腊春耕,即發社以为常,無问寒暑,必亲履其地给之。”因此深得乡人的敬佩。

邓元锡19岁时,闻罗近溪讲学,并跟从其游学一段时间。21岁时又去往吉安,拜谒当地有名望的学者进行深入的学习,想要对阳明心学有所建树。甚至萌生放弃考取功名的念头,被其母阻拦。嘉靖三十四年(1555),邓元锡27岁中乡试第三名,意识到做学问与考功名是相互违背的,便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为了更好地侍奉母亲,邓元锡拒绝出仕。此后三十年,邓元锡跟随邹守益、刘邦采、刘阳等人学习,得心学旨要,杜门谢客,潜心学问,居家著述,完成《五经绎》《函史》等著作。因其学识广博,见解深奥,成为当时公认的大学者,世称“潜谷先生”。

邓元锡一生嗜学好古,隐德勿曜。因为出色的才学和巨大的影响力,他数次被举荐做官,但他都拒绝了。根据邓元锡弟子黄混《潛谷邓先生元锡行略》记载,

“戊子,南昌郡守范晞阳列师,及南昌章潢安福刘元卿同荐于朝,已而南京祭酒定宇赵公复请徵师。”

“己丑,贵州侍御王少拙公复请徵师。”

“至壬辰,直指泰公行部又复题请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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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承

邓元锡的师承很清晰。早年一直跟随黄在川学习,未及弱冠之年就与黄师一同游学与罗近溪门下,直至罗近溪过世。在吉安潜心学问时,跟随邹守益、刘邦采、刘阳等人学习。

黄在川,子文明,讳天祥,建昌新城人。邓元锡自十三岁起跟随黄在川学习。其师在生活和学习上都对邓元锡多有照顾。黄在川,子文明,讳天祥,建昌新城人。邓元锡自十三岁起跟随黄在川学习。其师在生活和学习上都对邓元锡多有照顾。据《潜学编》第九卷《祭先师在川先生文》记载,年少的邓元锡“童心狂驰,志广气勃,不可係羁”,面对这个难以管教的弟子,黄在川刚柔并济。严厉时,“宽其衔勒,时有鞭影,终无操策”始终没有放弃邓元锡。邓元锡十五岁时,父亲过世,家境十分艰难,黄在川对他多有照顾。“严霜夏零,忽亡所天孑焉者孤,阽危如线,惟师恩我,作其恃怙,时有药石,曲殚爱护。”遭遇变故的邓元锡戾气很重,常常发作时自己无法控制,当时的人都说,戾气是没有药石可以治愈。但是其师黄在川仍对元锡充满信心,说:“否哉,宜正靡郤,譬之豢虎,调适其心,外弥寡孔,内行不乏箴。”认为只要潜心疏导,终有所成。邓元锡感慨:“令时,非师屹如山河,躬寔不保家也。”

黄在川一生潜心学习心学,与邹东廓,罗近溪都是亦师亦友的关系。面对当时“圣学久湮弗讲”[3]的现实情况,黄在川极为重视自我修行,常常与三五同志密,“切磋于真静无欲之体,屏见闻黜思慮凝立,危坐以求入,不即,终浇榻行以为常,日收摄纯固也。于造体益亲。”经过一番修炼之后,黄在川的心体功夫日渐深厚,能够做到“即造坎事变雍如也。有守气而无亟心。疾威不慑,见侮不怒,所不为不欲,确乎其不与易也。”在学者中也小有名气。当时刘泉来到洪都,与黄在川一见如故。其他有名的公爵想要邀请刘泉住到自己府上,刘泉都谢绝了,直说:“黄君学有静根,吾所愿与切磋者也。”于是二人在学馆中切磋琢磨,夜以继日。邹东廓在冲玄讲学时,黄在川问其格物逐物之辨,当时夜间听讲的人有数百人,都坐在门廊里,无法分辨。邹公对黄在川的提问十分欣喜,与其问答往复很久。这些经历不仅从侧面说明黄在川的学识水平得到当时心学大师的真传,并为邓元锡跟随黄在川与这些心学大师学习奠定了基础。邓元锡感慨道:“元锡西游吉,二先生语次,未尝不于师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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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1年10月后,阿斯特拉罕省长办公厅下设了一个专门管理机构——特别管理处,1772年,在这个“特别管理处”内又设立了一个审理卡尔梅克人本民族案件的法院——扎尔固。到1786年,阿斯特拉罕省长波将金下令关闭了这个扎尔固,将其原来审理本民族案件的职能转交县级法院受理。

三、交友

邓元锡自求学之后,潜心学问,不问仕途。《潜学编》中书信多是与同窗好友切磋琢磨学术,是展现邓元锡学术要旨的重要平台。

例:文人墨客生活中的“琴棋书画诗酒茶”Chinese scholar’s seven daily necessities,namely music,chess,calligraphy,painting,poetry,wine and tea增加了 “seven daily necessities”。句子顺序不变但通过增减词汇,表达比汉语更简洁。遵循能直译尽量直译的原则。

书院是江右王门从事讲学活动的重要场所,江西的著名书院如白鹿洞书院,白鹭洲书院等都曾是江右王门传播学术的重要基地。随着后期门生渐多,江西的书院蓬勃发展。其中就有为邓元锡,王塘南,章本清,邓定宇等讲学设立的罗源书院。据《江西通志》记载:

黄在川对邓元锡的影响更为直接,邓元锡年少喜观经史,这与当时的科举考试格格不入,不利于其仕途通达。当时的人多有微言,但黄在川说:“譬之豢龙,随其所嗜,岂必膏粱耶?”其师并不把金榜题名作为追求,也不以此限制邓元锡的学习范围,因此邓元锡得以博览群书,“六籍典墳,稗官小说,探讨浔伦,穷年矻矻”,为日后的著书立说打下坚实的基础。而黄在川本身对心学孜孜不倦的追求,谦虚诚恳的态度,更深深影响着邓元锡。尽管已小有成就,黄在川仍在临终时反躬自省,发出:“其负在虚行,徒修实践未至影见亦妙。终非真诚。来者尚以我为戒云。”的感慨。在家中一贫如洗,幼子尚小,妻妾无人照顾的艰难情况下,依旧心忧学术的传承。无论在学术或为人处世上,黄在川都对邓元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今南昌县西南七十里,有地号罗家原,为仲素故居。明嘉靖间,万光禄思黙尝即其地构屋数楹,与邓定宇、李见罗、王塘南、邓潜谷、章本清諸子读书其中,延罗文恭洪先主讲席,文恭手书其額曰罗原书屋。”[5]

心之着於物也,神为之也。心之神,上炎而外明,犹火然,得膏而明,得薰而香,得臭腐而羶,故火无体,着物以为体。心无形,着物以为形,而其端莫大於好恶。物感於外,好恶形於内,不能内反,则其为好恶也作,而平康之体微。(《报万思默》)

邓元锡与其师罗近溪,邹守益,刘三五的师承关系更类似于讲学和游学中的传授。从祭文中,邓元锡均对当时的心学现实情况加以概括,并认为自己的老师对此多有助益。邓元锡对其师思想要旨的概括,简单精要,可见深得其传。“此良知寂其廓然大公,顺应物何间焉,耽寂者虚逐物,斯病二者有间,胥失其正,接引来学,言必先师,敢以登堂。”[4]几位老师对邓元锡的重要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首先是对王守仁心学的继承和发展。邓元锡思想源于王守仁,但不能尽宗其说。面对当时只重空谈的社会现实,邓元锡极力提倡通过修行体认良知。在与万思默的书信中:

邓元锡在书院学习期间,诸多哲学思想流露与同门交往的书信中。

邓元锡以点火做比喻,火本身无味,但是在膏上,熏上,臭腐上却有了不同的气味。类比于心,则心本身没有固定的形态,但是附着于不同的事物之上就有了不同的形态,这些变化的根本是内在于心中的好恶。一旦有了好恶的念头,就会在体现在外在的表现中。因此邓元锡总结圣门的学问:止於存诚,精於研几。一方面发展诚的功夫,追求至善。另一方面要时刻观察反省自身的微小变化,通过变化透露出内心的好恶转变。就像古人每天都克己、舍己、择中、用中一般,要注重修行去体认自我良知。

在与王秦关的书信中,邓元锡同样强调不离日用的日常修行的重要性。

古学平易简实,不离日用,“诚明”二字,实其枢纽。(《寄王秦关书》)

邓元锡提倡古学,他读书虽多,但仍旧本于六经,强调古代经典的重要性,反对将"心"与"道"、"知"与"行"混为一谈。时人只重“一悟皆真”,将心的地位和功用夸大,失去了古学不离日用的精神。只有通过修行,时刻检点自己的行为,反省是否有懈怠之处,才能达到“一悟皆真”的境界,两者不可分离,甚至日常的修行功夫更根本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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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宁人范涞任建昌知府,特别器重邓元锡,后为南昌知府时,于万历十六年(1588)入朝述职中,荐举邓元锡。南京祭酒赵用贤,御史王道显,巡按御史秦大夔、韩国祯等都先后荐举他入朝,他都以“患病委笃,乞恩在田调治”的理由拒绝。最后,“府行县掌印官即将發下文凭,亲造其庐,敦趣就道仰答国恩,勿虚盛举。”当时邓元锡已经65岁,吏部专人持诏催促他起程,并责其限日赴任,只能勉强从命。动身前邓元锡前往生母墓祭辞,不幸病故于墓所,年六十六。“士凡素受业於门,及相识者俱走哭失声,凡见者村夫田妇儿童老叟,莫不悲号,市井里巷问不伤歎。”乡人私谥他为“文统先生”。世人将他与吴与弼、刘元卿、章潢合称为“江右四君子”。

由上可见,元锡的学术宗旨是:以本天为宗,以入微为窍,以防危为功,以由微而达诸天为极,而一务于精知质行以中用。他主张,心与道是不同的,道本于天,是学者应该把握的根本。在日常生活中,用"入微""防危"的方法,时时反躬自省,严格按照古代圣贤的要求去完成,由此明悉天理,至诚至信,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以此来指导日常生活。可见,邓元锡的学术思想,本于心学,实质归于六经。这即是他自身的学习成果,也是时代造就的必然。

四、著述

邓元锡一生著述极其丰硕,根据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仅收录该书的便多达5部200卷。其中,《五经绎》15卷,《三礼编绎》26卷,《函史》上编81卷、下编21卷,《皇明书》45卷,《潜学稿》12卷。

但究其哲学思想的体现,更多地体现在《潜学编》中。故此处加以重点研究。《潜学编》,又名《潜学藏》,共十二卷。会稽陶望龄作序,邓元锡弟子左景贤编纂。其中多收录邓元锡日常所著诗作,书信,是研究邓元锡哲学思想的重要依据。

开篇序言部分由陶望龄写作,对邓元锡简单进行介绍,并说明此书包含的内容。介绍了此书的编者,校对者和作序者。接着,陶望龄概述了远古至明代的学术发展。古之学者专注于六经,遂成经典,学以致用。汉儒专于一经,仍有所成。唐宋之时,儒学与文学相区分,但仍本于六经,所著仍可诵。近之君子,罔顾经典,无论为古或求本均不如汉儒或唐宋之时。陶望龄强调六经的重要地位,并对当下罔顾六经的现实进行了批评。这与邓元锡的思想宗旨是一致的。陶望龄对邓元锡的文风学风加以点评,给予了高度评价:“潜谷先生,据道也实矣,然后绎之乎经;离经也通矣,然后函之乎史;肄史也洽矣,然后摛之为文。其文意行理谴而命于法,凝立万行而余于态,庄严雅奏而极于情。若茧丝有绪,布帛有幅,纩有温,珠玉有泽。盖明兴以来,为《六经》之文者,自先生始。”是论尽管有些夸大其词,但充分肯定了著作的成功。最后记叙了左景贤的相关事迹,赞扬其出版邓元锡余作的行为,交代自己作序的原因。

《潜学编》前五卷主要侧重记录邓元锡的诗作。第一卷记录赋,辞,乐府歌行,四言古诗。第二卷记载五言古诗。第三卷记录五言古诗。第四卷记载五言律诗,排律,绝句。第五卷记载七言律诗,排律,绝句。六到十二卷主要是记录邓元锡的杂文。第六卷主要记载其著作的序。《经绎小序》《三礼编绎序》《尚书诗传绎小序》《春秋传通小序》《函史编序》《三五刘先生洞序》等。第七卷以序和记为主。第八卷主要记录墓志铭,其中有记录其老师的《黄在川先师墓表》。卷九记录行状和祭文。其中包括:《祭刘三五先生》《祭邹东廓先生》《祭罗近溪先生》《祭黄在川先生》。卷十主要记载传和杂著。卷十一主要记录启和书信。包括:《奉罗近溪先生书》《与王稚川先生书》。卷十二主要是书信集,其中包括:《明儒学案》全文引用的《论儒释书》,阐明邓元锡主要思想。和其他与友人来往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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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救与互救需要加强。鲁甸地震暴露出第一时间自救与互救能力较弱,社区抗灾能力低,自发组织的自救互救基本没有体现。需要加强多灾地区灾害知识的分享,提高社区抗灾能力。

五、结语

综上可见,从个人来讲,邓元锡早年师承黄在川,熟读六经,已经有了“归本六经”的伏笔。后跟随邹东廓,刘三五学习心学指要,与同门万思默,章本清等讨论学说,在深入学习心学的同时,进一步加深对六经的理解。后期闭门著述,编撰的《五经绎》包括《六经》中的《书绎》《诗绎》《三礼绎》《春秋通》《易绎》,充分显露其对儒家经典的重视。在最体现其哲学思想的《潜学编》中,归本六经的思想随处可见。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入手,心学只重空谈,甚至与佛教难以辨析,都对阳明后学提出来时代的问题。因此邓元锡追本溯源,将对儒家六经的重视作为解决现状的一剂良药,同时也是历史的必然。后之来者,亦对此加以肯定。

(4)群雄杀虎。领舞者行至场中央,举鞭向空中一举,四名斗虎英雄左手抓虎头将虎拖至场南面,虎头朝北,四名斗虎英雄左腿虚踏虎头,右手举刀,做杀虎状。

参考文献:

[1]徐儒宗.江右王学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杨萍.美德千秋颂 华章万古传——新城(黎川)邓元锡世家[J].江西图书馆学刊,2004(04):103-104.

[3]邓元锡.潜学编[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先师司训在川黄先生墓表》.

[4]邓元锡.潜学编[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祭东廓邹先生文》.

[5]《江西通志》卷6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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