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共产国际(暨苏共)与内蒙古革命有着相当密切、直接的领导和指导关系。对此，内蒙古中共党史、革命史论著多有提及，但均语焉未详。本文试图在前人成果基础上，更较清晰地勾勒出这一关系的大体轨迹。要点有：全国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通过不同渠道培养了一大批蒙古族共产党人(无论其是否中共党籍)；大革命失败后至抗战时期，复以不同组织系统直接、间接地领导、指导了各种形式的地下革命活动；抗战胜利前后，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和内外形势的变化，在其不同渠道领导下的蒙古族革命者，最终殊途同归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取得了内蒙古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
[关键词]共产国际； 内蒙古革命； 不同途径； 地下工作； 民族解放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初期革命活动，是共产国际(此处可与苏俄视为同义语)一手策动和指导的。而内蒙古革命，无论其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 (此指其蒙古民族因素和特点)距离，都与共产国际更近，关系更为密切，更为直接。对内蒙古的革命史、中共党史，中外学者已有不少专门著述，相关或涉及的文论则更多，只是尚未看到专门系统论述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的著述。而在许多相关论著中，这两者的关系往往是影影绰绰、一鳞半爪。 就此问题，笔者陆续将所看到的一些已刊未刊零散档案和亲历者忆述，与许多前人论著相参照，屡有所疑，渐有所思、所得。谨将笔者对共产国际与内蒙古革命的关系方面的几点所思所得不揣浅陋，略陈于后，以供学界参考。为免冗赘，前人论著中已清晰论述，并且已大体得到学界共识的许多基本史实，本文不再重复，或只作简要概括提示，具体出处亦未逐一注明①。
一
在中国(大陆)许多论著中，一般都是把多松年、李裕智、乌兰夫等人在蒙藏学校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第一批蒙古族共产党人的诞生加以重点论述。事实上在他们之前(许多论著也不同程度提到), 已经有白海风、荣耀先、乌子贞、王瑞符、包悦卿、特木尔巴根等成为第一批蒙古族共产党人(无论其是否中国共产党党籍)。 他们的直接引导者, 当为李大钊、韩麟符等人。而其背后,显然应是秉持列宁主义民族问题和民族解放运动理论,并且已成功策动了外蒙古革命的共产国际。在这方面，除了学界已较熟知者之外，再试以几位历史人物的若干事绩为例,做几点断片式勾勒。
白海风是这第一批人中历史地位和影响相对最著名的，而且其革命履历至今仍有许多扑朔迷离之处。囿于识见，笔者难以对国内现有相关成果予以较多订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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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可以明确指出，乌兰夫生前有关回忆录中称白海风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是“旁听”身份，于蒙旗保安总队——新三师与他共事时是“脱党”者[1]，显然有误。据所见历史档案，白海风(峰)应是“六大”顺直代表团正式成员②。据1938年时任中共绥蒙工委书记的白如冰回忆，白海风(峰)与乌兰夫同为绥蒙工委委员[2]。
乌子贞，又作吴子征、吴文献、乌勒吉，喀喇沁右旗人。大约(至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除了前人已述1925年10月当选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4月在武汉参加中共“五大”；1927年8月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兰巴托会议上再次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之外：
1923年冬，寒假期间(当为1924年初)，乌子贞曾与韩麟符陪同共产国际驻内蒙古代表奥其洛夫(时化名达瓦)到喀喇沁右旗城乡广泛宣传苏蒙革命③。
1924年2月，广州中国国民党一大结束后的中央全会上，被确定为“各省临时执行委员会筹备员”中的绥远(特别)区筹备员(时名乌勒吉)。其参照系为：热河(区)筹备员是陈镜远、韩麟符(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内蒙筹备员是白云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克兴额，察哈尔筹备员是恩克巴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3]84。其另一参照系为：吉雅泰、李裕智奉派到归绥(呼和浩特)、包头组建中共兼国民党领导机构，是一年以后的1925年春。
1927年再次当选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执委之后，即留在外蒙古工作，1929年时还在蒙古总工会工作。其后再未回国、杳无音讯。——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显然相当直接。
王秉璋，又名王瑞符，亦为喀喇沁右旗人。1924年春，由韩麟符、乌子贞选派入广州黄埔军校二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毕业后回内蒙古，一直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所建军官学校(校长)和军队中工作。1927年国民党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白云梯领导集团叛变革命之后，转为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地下工作。1928年前往外蒙古，据说在蒙古的中央银行工作。中共“六大”时，被确定为顺直代表团成员，并被要求“电外蒙库伦内蒙国民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转该同志速来”②。其后，他同乌子贞一样再未回国，杳无音讯。
包悦卿，蒙古名赛音巴雅尔，科尔沁左翼后旗人。他的革命履历比白海风还要扑朔迷离，更为复杂。1925年，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常务委员。1927年9月，随内人党右派领导人白云梯一起署名发表反共反苏宣言，其后陆续担任国民党、国民政府的职官。1933 年德王(即内蒙古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徳穆楚克栋鲁普)发起蒙古(高度)自治运动之后，又积极参与其中，曾任德王蒙政会(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驻北平办事处主任。德王逐步投靠日本侵略者之后，他继续追随其后，成为蒙疆政权军政高官。但与此同时，他却实际上一直在为共产国际工作，是共产国际的秘密特工：
1925年他在家乡哲里木盟郑家屯(今吉林省双辽市)宣传革命时，明确提出的是要走苏联和外蒙古即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道路。经他选送留学的朋斯克，去外蒙古进的是党务学校，其后转赴苏俄，进的是“纯红色”(相对于中山大学的“混合色”)的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并且在那里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1929年冬至1933年，包悦卿的远房内弟达瓦敖斯尔在北平求学，一直住在他的家里。其间，达经常为患严重眼病的包悦卿代笔记写各种军政情报，传送给共产国际，还曾亲随包悦卿至东交民巷德国领事馆，将情报面交共产国际代表④。
1929年朋斯克奉派回东蒙从事地下工作之后，几年内数次到北平向共产国际人员汇报工作，包悦卿不仅是知情者，而且代为联系，使朋斯克与共产国际代表潘可夫直接接头。其间,包悦卿还长期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地下交通和情报人员吉雅泰、毕力格巴图尔提供掩护和帮助。其蒙政会驻平办事处属下电台台长包彦(内人党党员，后辗转赴延安隶中共直接领导)即长期将收发电文同时提供给共产国际的人。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早期领导核心里，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更为直接和密切的，大概还是中央常委中的呼伦贝尔达斡尔人郭道甫和福明泰。大约从1922年开始，他们就同来到呼伦贝尔、海拉尔的共产国际人员有了密切关系。1923年之后，更已是乌兰巴托(库伦)的常客。1925年“内人党”正式成立之后，福明泰出任该党驻蒙古代表，负责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工作。1928年7月，显然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策动以至指挥下，他们两人以呼伦贝尔青年党名义发动了武装暴动。暴动很快即告失败，并获和平解决。郭道甫应张学良之邀赴沈阳任职，福明泰返回外蒙古。对此次暴动及其结局,当时许多同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内蒙古革命者一直不明真相。 如1930年由国内(内蒙古西部)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的佛鼎即称，海拉尔(即呼伦贝尔)暴动是郭道甫“在外蒙右派指导之下”的“反动暴动”，郭道甫后来“叛变了”，福明泰是“与郭道甫一伙”的“右派”⑤。而1929 年奉命在乌兰巴托内人党总部负责处理呼伦贝尔暴动遗留问题的乌勤吉敖其尔,直到晚年(1980年代)仍坚持认为郭道甫是不容申辩的革命叛徒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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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仅将已知有关史实简列于下：
乌勒吉敖其尔与德勒格尔一起回国不久，转到哲里木盟参加了特木尔巴根等人的工作。德勒格尔大约于1931年，奉调到北平，担任共产国际驻平联络员，并经常出入包悦卿家。
最后，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迅猛发展，地方高校的办学实力明显增强，师资力量大大提高，科研能力与水平不断提升，学科专业日趋齐全，服务乡村振兴建设能力与水平显著增强。
“七七”事变之后，内蒙古地区以至整个国内国际局势大变。
1929年9月，奉内人党中央指令，至伊克昭盟乌审旗指导革命。同年12月的“中东路事件”中，随苏军进驻海拉尔并出任苏维埃政府主席。事后返回蒙古，担任内人党驻蒙古三人小组成员。
1931年，受共产国际选派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任教。1931年夏，吉合随王若飞奉派回国之前，在共产国际总部大楼看到了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黄平提供的福明泰的报告文件,“报告比较系统而多方面地讲了甘肃、宁夏和阿拉善三个地方的情况。”[5]
1937年10月,被苏联肃反当局逮捕,次年3月以日本特务罪名被处死刑。
1990年3月,苏联最高法院以全体会议决议撤销原判,予以平反和恢复名誉。
1938年6月，朋斯克到天津当面向共产国际代表(又称苏联指导员)汇报工作，并接受指示转内蒙古西部，不久又转赴蒙古，在那里被“肃反”，一扣就是7年多。同年，德勒格尔亦奉命赴蒙古向共产国际述职，也一去未再复返(194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追认为烈士)。在内蒙古东部也即伪满洲国境内的特木尔巴根、哈丰阿等人从此失去了与上级组织，即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联系。
郭道甫：被张学良招到沈阳后创办了蒙旗师范学校,并出任校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于当年(1931年)12月在满洲里进入苏联领事馆(此举足以证明他绝非“叛变”投靠张学良),后再杳无音讯。近来，有学者依据新发现的史料指出，“九一八”事变之初，郭道甫曾与日本方面(驻奉天总领事馆)有过接触，但只是表示对他谋求自治的计划，“他本人不想从日本[方面]得到何等具体援助，但希望赐予同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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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苏联当局发布正式文件，为郭道甫平反。1991年12月，蒙古国当局出具证明文件，称郭道甫于1931年12月被满洲里苏联领事馆保安机构逮捕，押送苏联。1934年3月，被以间谍罪判处死刑，后改判监禁10年(其后下落未明)。
1934-1935年间，纪松龄(本人多次)、吉雅泰(先后二次派李森)、乌兰夫(本人并派人)都分头开展对德王的百灵庙蒙政会及其保安队的工作，宣传争取，搜集情报。据所见资料，他们的背后并无某一具体中共党组织的委派、指令，相互之间也并非直接配合、合作关系，那么只可能是共产国际的分别指令。1936年2月的“百灵庙暴动”之后，傅作义将暴动队伍组编为蒙旗保安总队，白海风、纪松龄、乌兰夫等中共党员均打入这支队伍(白任总队长、纪任大队长并曾代总队长，乌任政工干部)。但据所见史料，至少在当时，并未见他们之间有直接的(尤其是中共方面的)组织联系。
二
吉合于1932年秋，在归绥(今呼和浩特)重新与共产国际接上关系，继续在绥远地区工作。1933 年秋，由中共河北省委组建的绥远特委在刘仁率领下来绥远开辟地方性工作，任命吉合为特委组织部长。至1935年5月，北平、天津的上级组织和河套地区的基层组织均遭破坏，失去中共系统组织联系的刘仁、吉合等人，遂在乌兰夫、奎璧等帮助下，直接前往蒙古向共产国际汇报。
现仅据所知，将其大略情形简述于下：
1927年8月，共产国际将分散国内各地的内人党领导人召集到乌兰巴托，主持召开特别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成员，并将中央党部移驻乌兰巴托，置于共产国际的直接控制和领导之下。从此，随着白云梯右翼集团的叛离，内人党实际上由混合色变成了纯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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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文献的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系统的不变集包含了垂直顶部不稳定平衡点，但并不能保证系统运动至不稳点，系统将在不变集上做周期运动，这种情况下，须采取另一种控制律打破这种周期运动，这种切换控制的稳定性由开关定律得以保证。一种较为常见的处理方法是，在系统运动至不变集过程中，当系统的状态变量满足线性化条件时，将系统线性化，采用线性系统理论来设计控制器[3][5]。线性系统理论已经成熟，这里不做过多讨论，线性化带来的误差处理方法可参见文献[5]。
乌兰巴托特别会议之后，与会人员分别返回内蒙古各地。1928年6月，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纪松龄(察哈尔右翼正黄旗人,中共党员)、乌勒吉敖其尔(喀喇沁右旗人，东方大学肄业)奉派到察哈尔地区开辟工作。同年9月，乌勒吉敖其尔被内人党中央急令调回乌兰巴托，负责解决呼伦贝尔暴动和乌兰察布盟乌拉特前旗内人党武装失败后进入外蒙古的安置问题。在乌兰巴托总部期间，他还接待过从绥远土默特旗来的地下工作者奎璧、李森等人。1929—1930年，内人党中央还先后委派福明泰、纪松龄等到伊克昭盟乌审旗等地巡视，召集会议、指导工作。
1929年秋，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瓦格涅尔(一说为马吉尔)和中共驻国际代表瞿秋白在莫斯科召见佛鼎(中共兼苏共党员,绥远土默特旗人)、云泽(即乌兰夫，中共党员)、特木尔巴根(苏共党员)、朋斯克(苏共党员)、德勒格尔(苏共兼中共党员)5人,派他们回内蒙古各地开辟工作。他们路过乌兰巴托时,给他们分别布置具体工作、联络办法等的是共产国际驻外蒙古代表阿木嘎耶夫。这5人中，佛鼎、云泽加上时在乌兰巴托的奎璧等组成中共西蒙工委(一说西蒙工作小组)，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开展工作。特木尔巴根、朋斯克以内人党的名义在哲里木盟地区开展工作。德勒格尔加上时在乌兰巴托的乌勒吉敖其尔，以内人党的名义在昭乌达盟(热河)、察哈尔地区开展工作。他们在组织上，均受共产国际驻蒙古代表的领导(如能与国内中共组织接上关系，则受双重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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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明泰：(此前)在1927年1月29日，于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会议上，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了“关于内蒙的报告”[4]101。
特木尔巴根、朋斯克在哲里木盟，不久即陆续发展哈丰阿、阿思根、包彦、包玉昆、关保扎布等许多进步青年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开展了各种活动。经历了“九一八”事变之后，朋斯克奉派到蒙古、苏联汇报工作。中经北平时，得到了包悦卿、德勒格尔的具体帮助。他从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大楼得到的指示是：长期潜伏、积蓄力量。从苏联返回之后，朋斯克在几年间又多次到北平，直接与共产国际代表(又称指导员)潘可夫会面汇报工作。
佛鼎、乌兰夫一行回到绥远之后，发展毕力格巴图尔、高凤英等参加革命。1930年秋，佛鼎去外蒙古参加会议时，奉调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此后即留在苏联工作(1957年回国定居)。1931年秋，王若飞偕吉合等奉共产国际总部的指示，组成中共西北特委来到绥远开辟工作，乌兰夫等与其接上关系并受其领导。不久，王若飞在包头被捕，吉合去宁夏一时失去联系。同年冬，乌兰夫去外蒙古向共产国际代表汇报王若飞被捕一事。1932年7月再次赴蒙汇报，至次年3月才返回。期间，国际代表曾召见并指示他，以后勿再亲往蒙古，由我们派人同你联系。1933年冬，乌兰夫接到共产国际指示，要他主要负责民族工作。
在中共北方党组织方面，有共产国际直接背景的云润(乌兰夫堂兄，中共党员,内人党中央执委)，1928年曾在中共顺直省委领导下的内蒙特支工作⑧。1929年秋，还参与过佛鼎、乌兰夫等人的西蒙工委的工作。大约于当年冬，即转到苏联、蒙古学习和工作。1931年冬，在乌兰巴托内人党总部任职，此后即失去音讯。
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共产党人(无论其具体党籍)在内蒙古的革命活动一直处在地下状态，不同领导系统的组织各自秘密活动，单线联系；不时遭破获、损失，失去联系，此伏彼起；相互偶有配合、协助，但并不直接参与另一方的具体任务、工作。直到“七七”全面抗战，依其组织领导关系，大致可分几个系统：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顺直省委、河北省委等)领导下断续建立的地方性党组织；共产国际及其驻蒙古、驻北平代表直接领导、指导下，分别以中国共产党或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名义开展的各地组织活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直接领导、指导下，主要从事交通联络和情报搜集工作的“特工”。
地下秘密交通线方面，大约1934年1月，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的毕力格巴图尔，随吉雅泰组成“苏联远东军第14组”，回国负责平绥路的情报和交通工作[7]167。1934年秋，他们的工作被明确为:吉雅泰常驻北平(在蒙政会驻平办事处主任包悦卿属下任职)负责，纪松龄(时在察哈尔地区开展工作)驻集宁，毕常驻归绥并负责联络工作。1935年5月间，吉雅泰调走，毕力格巴图尔接任其在包悦卿办事处中的职务，共产国际代表又从内蒙古东部调来乌勒吉敖其尔、道尔吉(阿拉坦噶达)与他成一组工作。
全国大革命时期的内蒙古革命，凡涉及蒙古民族及其民族解放运动者，多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出面组织领导和发动。而其领导成员中除了白云梯等孙中山系国民党人，多数都有共产国际的直接背景。1925 年冬,即内人党正式成立不久，由李大钊、韩麟符等中共北方领导人直接组建的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更是“直接归国际指导”的⑦。
三
常规组与实验组分别应用传统护理措施与心理护理级健康教育。传统护理措施以临床检查、健康宣教以及医嘱执行为主。实验组在常规组基础上应用心理护理及健康教育，具体措施如下：
近年来，课堂改革是南通教育重点推进的内容。学校推出“三单教学”模式。“三单”即活动单、自助单和互动单。活动单侧重课堂教学，设计课堂活动；自助单侧重作业布置，学生自主作业；互动单用于师生沟通和家校沟通。情感项目研究开始后，课堂发生巨大变化。
1.3.4 靶区位置验证 调用治疗计划和靶区定位影像，按条件100 kV、150 mAs、加权CT剂量指数(weighted CT dose index，CTDIw)为0.003 2 Gy，行CBCT扫描，获取CBCT影像，与靶区定位影像比对获得靶区摆位误差值，如摆位误差超过2 mm，在线校正后重复CBCT扫描，影像比对后的摆位误差<2 mm，记录误差值。
毕力格巴图尔离开北平，辗转天津、冀中地区从事地下抗日活动，一度失去组织联系。据说，此事竟惊动苏联当局致电中共中央，谓毕(时化名王福元)是第三国际派出的重要情报人员，希望找到并予以保护。经中共中央——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区党委书记黄敬，将毕力格巴图尔从某地方武装扣押中解救出来。毕转至晋察冀根据地，一度担任聂荣臻属下侦查科长[8]。1939年毕力格巴图尔复转至绥远地区即伪蒙疆政权统治区，与已打入蒙古军中的乌勒吉敖其尔、道尔吉会合，负责联络工作，并与八路军大青山根据地领导机关建立了联系。
乌兰夫所在的部队，先后改编为蒙旗独立旅、新编第三师，并辗转撤退、移驻伊克昭盟。1938年1月，乌兰夫前往晋西北八路军120师司令部，见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重又接上了中共方面的组织关系。此后，至1945年中共“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乌兰夫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方面领导蒙古民族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全世界形势的演变，共产国际于1943年宣布解散。而据说早在 1930年代，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兰巴托总部，也已停止工作。
(9) 加载采用液压泵+千斤顶进行加载，通过带显示器的荷载传感器进行控制，每一级荷载为2 kN(10 kPa)。
语法隐喻理论只有解释性的原则或机制，缺乏明确的定义和统一的界域。对概念语法隐喻的种种质疑和有关争议是不可避免的，除了其自身的界定以外，我们认为争议还较集中地存在于词性转换、形式变体和语义变体三个方面。
1945年，乌勒吉敖其尔等率领伪蒙古军成功发动“八一○”反日起义之后，辗转至(外)蒙古被确认地下工作者身份，率部回国后由苏联顾问直接经手“转交”给了中国共产党(晋察冀军区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指挥。经过特木尔巴根、哈丰阿、阿思根等遵照共产国际指示的长期工作，内蒙古东部发生了“八一一”反日武装起义，由他们主导重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组织，建立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及其领导下的民族革命武装；又主动接纳并逐步接受了东北中共党组织(如西满分局)的指导和领导。1946年“四三”会议，即中共领导下的东西蒙自治运动统一会议期间，特木尔巴根与乌兰夫惊喜重逢[9]126,正式由苏共党员转为(加入)中共党员，哈丰阿、阿思根也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朋斯克、吉雅泰也陆续回到内蒙古工作。至此，当年受共产国际直接间接领导下，以各种组织身份工作的内蒙古革命者，陆续都殊途同归于中国共产党麾下。
注 释：
① 与此相关的著述可以参阅乌勒吉敖其尔《在内蒙古革命的经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骑兵第四师历史丛书(之二)·资料选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漠海洪涛——乌勒吉敖其尔忆述》(《克旗文史资料》第一辑，克什克腾旗政协文史委1985年编印)；《毕力格巴图尔——永不消逝的记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朋斯克《我所走过的路》(《兴安革命史话》第二辑，兴安盟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1988年)；佛鼎《内蒙古革命的发生、发展简况》(《革命回忆录》第八辑，人民出版社，1983年)；毕力格(巴图尔)《平绥路地下》(《在艰苦的岁月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9年)；《乌兰夫回忆录》，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内蒙古党史资料》第一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内蒙古党史资料》第二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纪松龄纪念文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9年)；《呼伦贝尔人物志》之郭道甫、福明泰条(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6年)；野津彰《内蒙古赤化运动的变迁》(《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郝维民《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二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郝维民主编《内蒙古革命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吴伊娜《郭道甫生平及思想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② 中共中央档案馆藏档：“王仲一为参加‘六大’的顺直代表团组成致大会秘书处信(1928年6月17日)”“顺直代表团为白海峰参加代表团事致大会筹备处信(1928年6月17日)”。
工程项目劳务管理部门应根据企业的有关制度，在符合工程所在国家相关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合理配置工程施工中各工作岗位的人数，并将工程项目的实际人工成本、超支情况及目标控制状况等方面的内容与计划内容相对比。并且，从中分析出国际工程劳务本土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掌握管理重点，提高人工成本管理的整体水平[4]。同时，在制定项目人工成本核算考核目标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明确管理目标，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并落实责任制，制定科学的人工成本核算制度。其次，项目管理单位应针对工程施工中的每一施工作业环节，制定管理标准，合理调节劳动力，将多余的劳动力调整到有需要的区域，提高工作效率。
③ 参见《漠海洪涛——乌勒吉敖其尔忆述》，载《克旗文史资料》第一辑。
④ 参见达瓦敖斯尔《我的经历见闻》，载《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三十一辑，包括同作者本文的未刊“补遗”。
⑤ 中共中央档案馆藏档：“与内蒙佛鼎同志谈话(1930年7月23日)”。
⑥ 据乌勒吉敖其尔之子布日诺忆述。
⑦ 中共中央档案馆藏档：“郑丕烈关于内蒙过去工作大概情形的报告(1928年9月5日)”。
⑧ 中共中央档案馆藏档：“中共内蒙特支关于内蒙政治经济情况的报告(1928年4月)”。
[ 参 考 文 献 ]
[1] 乌兰夫. 战斗在黄河之滨的一支蒙古族抗日军队——忆我党在新三师的活动 [N] . 人民日报， 1988-6-1.
[2] 白如冰. 谈谈我在绥蒙工作的简况 [M] // 中共党史资料： 第九辑.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4.
[3] 李新， 主编. 国民革命的兴起 [M]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4]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第四卷 [M]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5] 吉合. 荒原上的足迹 [M] // 内蒙古党史资料： 第二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0.
[6] 朝格满都拉. 郭道甫40年(1894—1934)事实整理 [M] // 中蒙历史学研究文集.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15.
[7] 一代英豪——建党初期的蒙古族共产党员 [M] . 民族出版社， 2001.
[8] 周明. 怀念长者毕力格巴图尔 [M] // 毕力格巴图尔——永不消逝的记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
[9] 刘春. 内蒙工作的回忆 [M]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七辑.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On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andInnerMongolianRevolution
BAILADUGEQI
(SchoolofMongolianStudies，InnerMongoliaUniversity，Hohhot，InnerMongolia，China010021)
Abstract: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PSU)and the Inner Mongolian Revolution have a direct and close relationship of leadership and guidance. It is mentioned many times in the history of CCP of Inner Mongolia and the works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which, however, are vague.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achievements, the author attempts to draw a clearer outline of the general track of this relationship. The main points are as follows: during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rained a large number of Mongolian Communists through different ways (regardless of its membership 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the failure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to the Anti-Japanese War, various forms of underground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were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led and guided by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systems; around the victory of Anti-Japanese War, with the diss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chang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ituation, the Mongolian revolutionari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ifferent channels eventually came under the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won the victory of the Inner Mongolian Revolution and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Keywords: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nner Mongolian Revolution; different ways; underground workstation; national liberation
[收稿日期]2019-03-22
[作者简介]白拉都格其，男，蒙古族，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蒙古史，内蒙古地区史。
[中图分类号]:K 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19)05-0028-06
DOI:10.3969/j.issn.1001-7623.2019.05.005
【责任编辑阿茹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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