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视阈下的幸福思想流变
赫 雪
(北京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089)
摘要： 纵观西方哲学史，对幸福的理解前后变化颇大，这不禁使人怀疑各位哲学家所探讨的是否是同一个主题。并且我们发现，对幸福的研究，古代哲学谈得更多，而到了现代似乎就难觅其踪了。理论上的这种状况也对现实产生了影响。自西方启蒙以来，直至其产物现代道德哲学的失败，要走出道德的荒芜，就需要对幸福的问题再度审视，那么首先对幸福的内涵在哲学史中的变化进行梳理就十分必要了。我们发现，幸福在哲学史中经历了如神般难得、苦难中求、诉诸自身、细化和边缘化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 幸福；内涵；流变
纵观西方哲学史，我们发现对幸福的探讨，后世的研究要远远少于古代哲学的探究，除去功利主义和快乐量化原则的发展，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幸福很少受到关注。这也许和幸福的概念模糊不清，不好定义相关。随着哲学研究的逐步精细化，人们已经对宏大概念失去了兴趣，但这在实践中又会遇到颇多问题。在那些对幸福阐述颇多的哲学著作中，我们也很少看到有论证这种幸福理论比那种幸福理论更好的说法，这使得我们质疑，幸福是否存在一个明确的内涵，各位哲学家的讨论是否同在一个可交流的平台。正如科林伍德曾说：“我很快意识到，政治理论的历史不是对同一个问题给出不同答案的历史，而是一个问题或多或少地在不断变化，其解决方法也在随之变化的历史。”[1](P62)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幸福内涵的流变进行梳理。
中州与云浮隔着数道庞大的山脉，其间有断崖、森林、河流、草甸，很难逾越。近百年来，深入过这片山脉的中州人寥寥无几，有的是为了寻宝，来找寻他们自认为存在的宝藏；也有猎人和药郎，迫于生存的压力进入这片山脉狩猎采药，但前前后后加起来，恐怕也不足百人。
一、追求如神般的幸福
就幸福的内涵来说，也许正如康德所说：“幸福的概念是一个如此不确定的概念，以至于每一个人尽管都期望得到幸福，却绝不能确定地一以贯之地说出，他所期望和意欲的究竟是什么。”[2](P425)从幸福的词源来看，在希腊语中，幸福是
由好运和神灵两部分。在拉丁语中，幸福是felicitas，含有命运、运气的意思。在英语中，幸福常写作happiness，其词根happ有运气、机会的意思。在法语中，幸福写作bonheur，其中heur指运气。德语中的幸福glück也含有运气、命运的意思。了解幸福的词源，可以帮助我们一探最初人们对幸福的理解。
在古代世界，幸福意味着好运气的如影相随。第一位对幸福展开讨论的是古希腊的梭伦，根据希罗多德的《历史》中的描述，梭伦曾对克洛伊索斯自以为的幸福表示怀疑，认为除非一个人已经幸福地度过了一生，才可以回答这个人是否幸福的问题。“说到你本人，我认为你极为富有并且是统治着许多人的国王；然而就你所提的问题来说，只有在我听到你幸福地结束了你的一生的时候，才能够给你回答。毫无疑问，纵然是豪富的人物，除非是他很幸福地把他的全部巨大财富一直享受到他临终的时候，他是不能说比仅能维持当日生活的普通人更幸福的。”[3](P15)在梭伦看来，一个人的运气并不能为自己所把握。在古代希腊世界，不确定的苦难可能随时降临，唯有顺利度过一生的人才称得上是幸福的。人生在世拥有的诸多好处都不能说明是幸福的，只有将所有这些好处保持到死亡那一刻才是有意义的。诸神对人的最高幸福的定义即是善终。幸福于人在世之际是无法言说的，甚至梭伦还认为，幸福在一个人死后也是不可认定的，因为他的幸福还和他的子孙后代的命运相互牵连。在古代世界，幸福是如此奢侈难得，只能寄希望于诸神的恩赐。因此，希罗多德认为幸福就是有福，是受到神灵的恩赐和庇护，摆脱悲苦的命运，使得好运气降临。所以幸福的词源总是和命运、运气、神灵有关。在那个时代，幸福是对一个人一生的评价，唯有在生命结束之后方可进行，在世的人是没有幸福可言的。幸福不是主观的感觉或状况，而是好运的降临，幸福并不被人们自己所掌控。
也许人生就像一场赌博，可我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说法。确实，任何一次意外都有可能毁掉人生本来的状态，但是把人生的重大问题交给运气未免太过于悲观。在古希腊世界后来的发展中，关于幸福的新的思想逐渐显现，即人的幸福可以由自己的努力来获得，人的命运可以由自己的行为来改写。在主要探讨世界本原等自然哲学问题的希腊早期哲学中，苏格拉底对伦理的讨论成为一股清流。苏格拉底认为幸福的实现不是仅仅仰仗于运气，而是在人的能力范围之内的。灾难随时可能降临，但我们不应该束手以待，而是更应该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追求幸福的实现。这力所能及的事情在苏格拉底看来就是使自己的行为合于理性，如此人们就可以掌控命运、实现幸福。苏格拉底所追求的幸福不是灾难来临前的及时行乐，而是一个更宏大的目标。之前我们提到幸福的英文写法“happiness”，其实在研究古希腊的思想时，很多人建议使用“well-being”这个词，更强调超越感官体验的一种对好的生活的追求，意蕴着一个更加长远的目标。
在基督教思想中，教父级哲学家阿奎那开辟了上帝之城和世人之城的理论。虽然认为最完美的幸福在天上才可能实现，但也承认有部分的幸福可以在地上实现。我们在通往天堂的道路中可以多驻足享受，推迟至福的到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发出了新的追问，但对神学的彻底摒弃不可能轻易实现，这些人文主义者依然受制于神学思想，认为完全的幸福不属于今世，只是增加了其中的不完全的幸福，即尘世幸福的部分。人们开始从受苦受难的境况中走出来，关注人的尊严。这时候的人成为独立的个体，有能力规划自己的人生，具有造物主所赋予的潜力。原罪没有葬送了现世，人类依靠本性的完好发挥能够实现更多的尘世的幸福。凡尘的世界可以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被建造得更加美好。托马斯·莫尔在《愚人颂》中发明了“乌托邦”这个词汇，正是美好的世界不在天堂，而在尘世间。
如同我前面所写的，过去没有腿，过去不可描绘，或者说得好听点，过去已经和现在杂糅在一起了。如今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过去与现在建立起来的这种关联更有力量，因为这种关联是一种持续的永不停歇的力量，是一种激情昂扬的牛顿第三定律的产物。 绘画的力量蕴藉在想象中，蕴藉在生活中，蕴藉在过去和现在的存在之中。
古希腊时期，先贤们都要求人们防止苦难或不以苦难为意来获得幸福，而基督教却勉励人们主动承受苦难。这一方面是由于人的原罪，另一方面，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获得幸福。“所谓原始罪恶这个教义，包含着这层意思：我们的祖先犯了罪，这个罪恶就作为一种遗传的病症传给了一切的人，就以一种外在的方式作为一种继承的、天生的东西传到后代，它不属于人的自由的，它的根据不在人的自由之中；通过这种原始罪恶，进一步意味着人引起了神的震怒。”[6](P260)苦难不仅丝毫影响不了幸福，而且苦难就是孕育幸福的沃土，苦难的终结和苦难自身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因此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只神秘地意味着我们的灵魂的苦难的创伤。”[6](P292)人们平静地忍受苦难意在于来世的奖赏，希望获得来世的救赎。基督教的幸福在来世，告诫人们在今世的受苦是为了未来的永世幸福。这和古希腊时期幸福是人在今世的观点已经大不相同。在古希腊时期，幸福离不开理性的参与，离不开人们的慎思笃行，而基督教时期的幸福更多地和感性相关联，寄托于对来世的美好想象。但由于基督教的教父思想家借鉴了古希腊时期的哲学思想，所以基督教的幸福理念又和古希腊时期有很多相似之处。奥古斯丁把幸福归结为上帝的赏赐，是上帝的选民在死亡之时被授予的奖赏。这和古希腊早期的幸福在人有生之年不可言说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这说明基督教的幸福思想对世俗享受是抵制的，也消除了不可预知的运气对幸福的影响。同时基督教的思想也受惠于古希腊的幸福和诸神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人就是按照造物主的形象被塑造的，阿奎那认为人类最完美的幸福就蕴含着神的某些本质。
到宗教改革时期，教徒的幸福被路德定义为罪行得到赦免，而不再是人文主义者相信的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的幸福。人生百态不分等级，只要人们各司其职，在平和的心态中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一种崇高的生活。在所有这些生活中人类都可以感悟到上帝，自此人内心的重要性突显出来。“笛卡尔的基本确实项‘我思故我在’使认识的基础因人而异，因为对每个人来讲，出发点是他自己的存在，不是其他个人的存在，也不是社会的存在。”[5](P127)笛卡尔的思想正应承了这一转向。接着，洛克的“白板说”登上舞台，基于人文主义对人尊严的重视和在世俗生活中追求幸福的思想，为人们免除了宗教的原罪，否定了天赋观念的说法。“他坚持意识自身，把意识看成本身自由的东西，以与存在——自然、神——相对立，以便把存在规定为意识的对象。”[7](P153)洛克认为灵魂的不安导致欲望的产生，是人类行为的动力，但他并非借此为世俗的享乐辩解，而是认为人类依靠这种力量，不再需要上帝的插手和恩赐，即可在事物本身中发现幸福，为追求今生的幸福提供了心灵理论模型。天堂的狂喜不是人死后的瞬间所见，而是和我们尘世的幸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世俗的不完全幸福和天堂的完全幸福之间存在着自然的连接。他认为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基于人类的理性，而宗教启示应该居于理性合理之后次要的地位。由此为人类追求属人的幸福奠定了理论基础。
古希腊时期，幸福多多少少都和诸神存在某种联系，并且是人生最高的目标。这种幸福离不开理性指导，离不开德性的践行。幸福不是眼前就能决定的，而是必须在生命结束后才能评判，不是主观的感觉，而是一种客观的状态，是平衡灵魂各个部分的安宁与和谐。这种幸福更适合被称为well-being，而不强调happiness中的短暂的快乐感觉。
二、在苦难中追求幸福
（1）对工程项目的相关目标进行制定。在施工项目中，不论工程的大小，都需要对工程的目标进行制定。工程目标在工程施工中能够对工程进度进行科学的衡量，关系到整体工程的最终成败。
黄昏时依然没有老人的消息，呼伦有一种大难临头的预感。把电话打到乡下问老丈人，老丈人说她没回来啊。放下电话，呼伦再也坐不住了，他对云梦说要不我们先报警吧？云梦白着脸说先报警先报警……要是我妈有什么意外，我先把你千刀万剐！
在古希腊，可能实现幸福的极少数人必定是参与城邦政治的成年男子。随着城邦的衰落，帝国的兴起，之前小而集中的熟人社会变成了大而分散的陌生人社会，外部世界的复杂纷乱，使得人们对幸福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随后出现的思想家开始把幸福的实现诉诸对欲望的控制。伊壁鸠鲁认为幸福的生活可以通过减少不必要的欲望来达到。只要欲望处理得当，我们只需要食物、住所和基本安全就可以满足，不满足于此的人再怎样也不会得到满足。幸福就是摆脱欲望的煎熬而实现身体的无痛和灵魂的安宁。斯多葛学派也认为，人们对欲望的追求并不都是好的，欲望不能满足也不一定就不好，一个人应该做到不以这些为转移。“一个人在不管什么样的社会状况下都可以过善的生活。”[5](P127)这样，幸福的获得就不再依赖于外在的条件，满足欲望与获得幸福毫无关系，幸福仅和人们自己的看法态度息息相关，把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此时的幸福理念抛却了外在复杂的不可控因素，只依赖于人们自己可控的自身对周围的适应。幸福的范围也不再只眷顾着极少数人，而是所有人都可以通过剔除多余的欲望来实现如神般的幸福。
三、追求属人的幸福
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人们抱着追寻享乐的目的开始买卖幸福，幸福成了一种消费品。正如霍布斯所阐述的，幸福是欲望的不断推进，一个目标的实现后是另一个目标的出现。尽管这种模式颇受质疑，但是物质和科技的进步确实赋予了人们极大的自信。一直到马克思，许多思想家都开始关注这种现象。卢梭早就表达了这样的疑问，幸福是我们应得的自然权利，可非自然的现代文明的发展使得我们离幸福越来越远。物质和科技的进步破坏了人类的幸福，使得人们耽于物欲的追求，在商业社会所制造的不真实的需求中损害了人们的信念和共同体，毁掉了纯朴的美好。卢梭追求业已消失的自然之道和朴素美好，认为这才是幸福之所在。人在质朴之中成就圆满，欲望和需求相互平衡，灵魂安宁美好。但在社会的进一步演进之后，情况出现了变化。商业社会的发展逻辑不断扩张人们的欲望，打破人们内心的平衡，人们为欲望所驱使，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却收获了不幸。卢梭也知道文明的进程不可逆转，虽然向往远古失落的自然秩序，但是他仍声称，人在今生依然可以获得幸福。人们被无限放大的欲望所累，除非探求新生，否则将陷入不幸而不能自拔。卢梭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政治联合。“‘社会契约提供了解答’；它就是这个人人在其中都有自己的意志的联合。”[5](P259～260)卢梭认为，社会契约可以补偿已经失落的自然状态下的自由，以道德和法律上的平等来补偿人类的不平等。而作为功利主义主要代表的边沁正是要构建一个合理的法律体系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认为幸福是立法的唯一前提和目标，一项提案是否值得实行取决于引起的福利增多或者减少。但边沁将幸福与快乐相互混淆又使得卢梭颇为不满，也阻断了幸福与理性等高尚事物的关系。幸福并不在于保有好的情绪的片刻，而是一种持续的状态。此外，快乐量值的难以衡量和人际比较困境始终存在，一个人的幸福不能等同于另一个人的幸福，而可能恰恰是另一个人的痛苦，功利主义的观点始终不能令人满意。而法国大革命提出了更加现实的难题，以牺牲少数人为代价来谋求多数人的幸福。
沿着苏格拉底的强调理性的路径，柏拉图认为人们实现幸福就要用理智和德性来克制情欲，追求至善，而拥有道德的至善就是幸福的实现。在理性和至善观念的引导下，幸福的状态是各种欲望、目标的和谐。柏拉图的幸福寄托于理念世界，而到了亚里士多德，则更为关注现象世界。他指出：“那么人的德性就是既使得一个人好又使得他出色地完成他的活动的品质。”[4](P45)亚里士多德也注重理性的作用，认为遵循德性理性地生活就是好的生活，符合美德的灵魂活动就是幸福。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状态接近于神圣，所以得到幸福的是能达到神的境界的少数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不是抽象的理念，也不是神秘的恩赐，而就立足于我们现实生活的世界，是人在理性指导下，通过学习，践行德性达到的。将幸福归为人生的目的是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共性。尽管幸福的实现从被动地依赖于神的恩赐发展为依靠人自己的力量，但是实现的幸福乃是超越人自身的似神般的幸福，幸福就是如神一般地活着。如此一来，有望获得幸福的人仍然是极少数的人，这样的幸福只能令大多数人望洋兴叹。
17世纪之后，通过承受苦难而达到来生至福的观念逐渐淡化，人们不再认为凭空地承受苦难是理所当然。凭借自己的力量通达在世的幸福越来越获得人们的认可。天堂的幸福逐渐淡出，人间的幸福慢慢兴起，人们认为今生今世便可成就一个人的幸福，而不再寄托于如梦如幻的来生。随着英国革命的发生和新教的兴起，世俗的幸福观逐步确立。那么尘世的幸福是否能以尘世的方式来实现呢，就此上帝的作用被淡化，人们在尘世间寻找天堂。接下来，法国的思想家提出了幸福应该是人人具有的权利。这时的尘世幸福更多被归结为一种快乐的感性体验，这就和古代的幸福与德性、神、灵魂和谐等相关联的思想大大不同了，并且不再忽视快乐或认为幸福人生与苦难相连。启蒙之后，人们不再关注于如何获得救赎，而是如何获得尘世的幸福。此外，幸福不再是少数的城邦政治参与者或者特定选民的专享，而是所有人都有权利追求的东西，并且承认幸福是经过自己努力可以获得的。与古典时代完全不同，追求幸福过程中的善被看作是一种好的体验，感官上的良好体验就是启蒙时期的幸福写照。
启蒙时代关于幸福的思想随之带来的问题是对幸福和理性关系的疑虑，这恰是康德试图解决的难题。他认为，人类通过训练所得到的理性越发追逐幸福，人们反而会越来越远离幸福。“道德律要求正义，也就是要求与德性成比例的幸福。只有天意能保证此事，可是在今世显然没有保证了这一点。”[5](P253)康德认为道德行为上的优秀和获得幸福是不同的两件事。一个好人和一个幸福的人并不完全重合。依照康德的观点，幸福的感受来源于经验，离不开个人性的因素，因此不能充当支配意志的普遍性准则。幸福的概念并不清晰，因而作为理性的评价标准必须考虑道德。康德认为幸福不是人们践行良好道德的因素，只有善良意志下的德行具有无上的地位。由康德开启的义务论认为人们对道德的敬重是人类行为的动力，幸福只是践行德性的奖赏，我们践行良好的德行是为了有获得幸福的资格。在现实中，幸福与理性、道德并不一定相一致，它们的相融合或许只有在上帝那里可以实现。康德的观点将千百年来幸福、理性、道德相连的传统打破。当这种道德责任和幸福之间的紧张关系被后人把握到之后，一种以社群的幸福代替一般的幸福的理论随之兴起。圣洁崇高的幸福自天堂来到了凡尘，自上帝那里来到了社群。黑格尔就反对康德的思想，他通过诉诸古希腊的思想传统，认为真正的幸福是包含着真正的道德的，追求幸福的过程就包括践行良好的道德。黑格尔一反之前对幸福的静态定义，在历史发展的精神演化中定义幸福，赋予了幸福一种动态的变化特征。
四、幸福的细化和边缘化
自启蒙运动开始，追求幸福被定义为赋予全人类的一项自然权利，那么当幸福的基础如此广泛、幸福的获得如此顺理成章之后，没有获得幸福就会被认为是令人沮丧的结果。加之对幸福过于世俗化的理解，人们逐渐陷入了一种悲观的情绪中。其中著名的悲观主义者叔本华认为卓越的观察家都能发现，人生大多数时期都处于不幸之中，苦难就来自人们的现实生活。罗素认为他的“‘意志’虽然在形而上学上是基本的东西，在伦理学上却是罪恶的——这是一种在悲观主义者才可能有的对立”。[5](P303)盲目的生命意志造成了不幸的如影随形，而幸福只是意志所产生的幻觉。之后的尼采通过叔本华的理论开始诉求人的解放，认为当人的欲望不再受制时就是一个人的最好状态。在尼采看来，“多数者应当只是极少数人完成优越性的手段，不可认为他们有要求幸福或福利的独立权利”。[5](P313)“他认为平常人的幸福并不是善本身的一部分。”[5](P321)尼采并不追求通常意义理解的那种闲暇、富足、和谐的幸福，他眼中的幸福状态是较少地受到限制，从而使超人的卓越充分发挥。尼采反对古希腊的美德、理性、幸福一体的思想，认为利用道德的假面和工具理性的手段获取的所谓幸福只是属于动物的幸福，对权力的渴望是实现超人幸福的动力。
由于人类在追求幸福这种自然权利的过程中导致了不幸，人们开始思考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主观的能力不足还是客观的不公正待遇。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分配不公的情况更多被认为是由人为决策造成的。在当代道德哲学中，幸福的问题被细化为分配的问题。罗尔斯认为正义的政府不应该为了更大的利益而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被牺牲的少数人的利益也不可能从多数人的利益中获得补偿。缔结契约的政府正义制度安排应该使得社会的基本善品得到平等的分配，除非一种不平等的分配有利于最不幸者。由此一个正义的社会就是政策制定能够提升社会中最不幸者的幸福的社会。然而提供公共政策参考的幸福衡量方法并没加强对幸福本身的理解，而且存在颇多问题，幸福的目标过于长远，不易看出近期的效果，因此出现了一些理论，用更易衡量的概念来替换幸福。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对宏大的幸福概念的关注以及把本应全面评价问题细化成了分配中的小问题。例如，阿玛蒂亚·森提出了能力的概念，认为发挥功能成就价值的潜在能力更为重要，社会要保证在这一点上提供公平的机遇。至此人们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幸福内涵，而仅仅触及幸福的一些侧面。
苏母在洗衣服，她想了想，走进新房，把两人的脏衣服拿了出来。苏母将脏衣服放进大盆，苏穆武走出门，看见盆子里的衣服：刚做了出力不讨好的事，怎么又给他们洗起衣服来了？苏母瞅他一眼：不用你管，没看他们整天加班，咱退休了没事，能帮他们干多少就干多少，谁像你整天游手好闲，就知道扯着嗓子哼哼。苏穆武驳斥她：你懂什么？那叫弘扬国粹！好好，我不管你了，你洗的衣服他们不要了你穿？苏母说：我穿就我穿。
现代政治哲学中存在弱化幸福的倾向，企图用其他概念来代替内涵外延庞大的幸福概念，来进行精细的政策制定和科学研究。在当今对正当、正义的讨论铺天盖地，幸福、善的讨论被边缘化的情况下，重新思考幸福的定位，对解决近代以来启蒙道德谋划的失败，谋求人民幸福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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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M].贺麟，王太庆，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The Evolution of Happiness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History
HE Xue
(School of Marxism &Research Center for Cooperative Innovation of Socialist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Beijing Universit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the understanding of happiness has changed a lot. This makes one wonder whether philosophers are discussing the same theme. And we find that ancient philosophy talks more about happiness, but in modern times, it seems hard to find it. This situation in theory also has an impact on reality. From the Western Enlightenment to the failure of modern moral philosophy, it seems that only by re-examining the issue of happiness can we get out of the desolation of morali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ort out the changes of the connotation of happiness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first.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happiness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of development, which is as rare as god, seeking in misery, resorting to oneself, refinement and marginalization.
Key words : happiness; connotation; evolution
中图分类号: B-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 2019) 07-0007-05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KDC028)；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
作者简介: 赫 雪(1987—)，女，北京人，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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