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政府和市场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影响。以政府官员和要素市场为出发点，从理论上分析了政府官员的多重激励和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利用1998—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官员的晋升激励和财税激励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有阻碍作用；官员的寻租激励会阻碍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但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并不明显；要素市场扭曲同样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存在阻碍作用；官员激励和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协同作用机制，官员的晋升激励和财税激励会通过加重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来进一步阻碍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该研究扩展了政府和市场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研究领域，对如何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官员激励；要素市场扭曲；产业结构升级
一、引 言
政府和市场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领域。从理论角度来看，多数学者认为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应该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推动。刘伟等(2008)认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方式有市场导向和政府导向两种，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市场导向和政府导向的有机结合中推动产业结构演进[1]4-8。平新乔(2016)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化若完全依靠企业对需求变化、技术变化和价格变化来自发地做出反应，则会导致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所以产业结构升级中仍然需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2]3-7。林毅夫(2017)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认为，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作用。“有效市场”可以引导企业家按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而“有为政府”可以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对企业家进行激励，解决先行者的外部性和产业升级所需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协调问题，因势利导地帮助企业甄别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3]4-16。
从现实角度来看，政府不一定是“有为”的，市场也并不一定是“有效”的。激励作用下的政府行为扭曲以及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可能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不利影响。我国地方官员会受到晋升激励、寻租激励以及财税激励等众多激励[4]35-47[5]60-78，多重激励约束可能会导致政府官员产业政策的失效，进而制约了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由于过去赶超战略下实施的低利率、低土地价格、低能源价格等扭曲政策仍未得到完全纠正[6]5-13，中国要素市场一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价格扭曲问题[7]1403-1448[8]72-86。价格扭曲下的要素市场并不能真正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政府在市场扭曲环境下扶持的主导产业缺乏自生能力，长期来看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基于此，本文从官员的多重激励和要素市场扭曲角度，实证考察了政府和市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
二、理论分析
(一)官员激励与产业结构升级
首先，政府官员会受到晋升激励影响。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主要以经济绩效为考核标准，由此形成了各地区的“GDP锦标赛”竞争。地方政府官员同时面临着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的晋升竞争。从纵向角度，一旦地方官员出现换届，新任官员需要比前任官员做出更优异的成绩才能获得更大的晋升概率，因此，往往会实施与前任官员有差别的产业政策，有意识地将资源投入到不同的或者新兴的产业中[9]71-92，这种产业政策的不稳定性会导致大量资源在不同产业内频繁地流进流出，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从横向角度来看，官员的晋升除了受本地区GDP增长速度的制约外，还会受到同时期其他地区官员的经济绩效的影响。政府官员在相对经济业绩影响下，为了规避经济风险，会倾向于制定与其他地区相近的产业投资决策，甚至通过过度投资开展恶性竞争，进而导致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等问题严重[10]33-40[11]61-72，降低了地区要素配置效率，阻碍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同时，官员具有任期限制，官员必须最大可能地在有限的任期内实现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官员的任期时间约束会导致地方官员的急功近利，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相对于技术进步，资本的投入对实现经济短期内的快速增长更加见效，因而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投资产值高的第二产业，忽视第三产业成为官员改善地区经济绩效的主要产业发展取向[12]143-151，长期来看这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其次，政府官员还会受到寻租激励影响。政府官员同样符合“经济人”假设，寻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政府官员为获得公务职位付出了一定的时间和货币成本，如果获得职位后的收入不能弥补之前的成本，政府官员则可能会通过“政治创租”来获取经济利益，进而对产业升级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官员拥有大量的经济资源和行政权力。在责任机制缺失、司法监管缺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官员为寻求私人的经济利益，容易与相关产业的利益集团形成“权钱交易”。因此寻租激励下的官员偏向于过度投资寻租机会较大的产业，并且为相关产业提供低价的要素资源，导致地区产业结构单一，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同时，相比较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品多为无形服务，交易所面对的风险更大，对法治环境和产权保护的要求更高[13]67-73，因此，官员腐败行为所导致的制度破坏进一步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除此以外，官员的寻租和腐败行为会影响政府的支出结构，降低教育和科技研发等寻租机会较低的财政支出比重[14]263-279，长期来看也不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最后，政府官员还会受到财税激励影响。目前我国的财税体制还不够完善，分税制框架下的财权上移和事权下移导致地方财政收支不均衡，财力和支出责任的不匹配使得地方政府面临着增加财政收入的压力[15]43-54。因此，地方官员不仅面临着政治上的晋升竞争，同时还面临着经济上的税收竞争。为了获得更多的税收来源，地方官员同样倾向于发展那些见效快的制造业，而不愿支持回报慢的基础产业、培育耗时较长的新兴产业以及具有收益风险和税收创造不确定性的高新技术产业[16]1-7，从而制约了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另外，与晋升激励一样，财税激励下的地方官员为了避免错过发展机遇、降低经济业绩和财政收入，在明知会导致产业趋同和恶性竞争的情况下，仍然会趋向于实行类似的产业政策，进而抑制了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17]63-68。
(二)要素市场扭曲与产业结构升级
为了满足素质教育的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体育课程成为了当下我国教育教学课堂十分重要的课程之一，而中长跑教学内容作为其中的一大重要内容其教学有效性更是得到了体育教师的重视。但不难发现，教师在开展中长跑教育教学活动时经常“举步维艰”，学生不配合、教学压力大成为当下中长跑教学课堂的最主要问题。所以教师必须探究解决对策、运用核实方法，扭转学生的抵触心理，以引导学生在参与中长跑活动中爱上中长跑活动，从而提高其教学效率。
2.主要解释变量
从要素市场整体来看，要素市场扭曲使得要素的价格不能准确反映其稀缺程度，资源不能按照真正的市场需求在各产业间有效配置，资源的利用效率低下，从而阻碍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在完全竞争市场中本应退出的落后产业，凭借在要素市场扭曲中获得的补偿收益，可以弥补亏损甚至实现盈利，免于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此外，如果能够从要素市场扭曲中获得超额利润，企业将缺乏动力开展风险较大的自主创新活动，导致企业创新投入的减少和创新效率的损失[20]78-91[8]72-86，长期发展则会导致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缺乏创新动能。
从具体要素市场来看，谭洪波(2015)的研究表明，中国各种要素市场的扭曲一直存在工业偏向，要素市场扭曲有利于工业的增长却不利于服务业的增长[19]96-105。对于劳动要素市场，工资较低的劳动力往往专业技能也相对较低，这些劳动力很难大规模进入对技术和知识要求较高的生产者服务业，大部分低技能、低工资劳动力被吸纳到工业部门，使得工业部门从劳动市场要素扭曲中获得的收益更大。对于资本要素市场，相对于分散化、小规模的服务业，投资大、规模大的工业部门更容易获得银行的贷款优惠，工业部门的融资成本更低，而服务业的融资约束更高，从资本扭曲中获得的收益更低。对于土地要素市场，我国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的价格成本差异巨大，工业用地的价格远低于商业用地，并且工业的土地要素投入要高于服务业，因此工业部门从土地要素的扭曲中获得收益也远大于服务业，这进一步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对于能源要素市场，我国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价格一直被人为压低，而工业部门对能源的需求要远高于服务业部门，其从能源要素扭曲中获得的收益也更大。综上可以看出，工业部门从各要素的扭曲中获得的收益要高于服务业，要素市场扭曲更多地促进了工业部门的发展，因此，要素市场扭曲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
(三)官员激励、要素市场扭曲与产业结构升级
要素市场扭曲产生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官员对土地、资本以及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干预和控制，而地方政府官员干预要素市场的动因就在于受到晋升、寻租以及财税等方面的激励[5]60-78。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过程中往往会重点选择能够带来政治、经济以及财税收益的产业，但是这些产业可能与本地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并不相符，政府必须通过扭曲要素价格来支持相关产业发展。在晋升激励约束下，地方官员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会加大对生产要素定价权、管制权以及分配权的控制，通过扭曲要素价格来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并且在晋升锦标赛的博弈中，官员有激励通过设置市场壁垒和扭曲要素价格来阻碍其他地区经济的增长。因此，晋升激励下的政府官员加大对要素市场的干预，导致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加重。另外，为了从要素价格扭曲中获得超额利润，企业倾向于通过寻租等方式与政府官员建立政治关联。寻租激励下的官员同样有动力扭曲地区要素市场价格，进而间接抑制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此外，各级地方政府出于保证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招商引资的目的，会通过扭曲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市场来助力本地企业的发展，并吸引其他地区企业进入，进而扩大税收来源。因此，财税激励下的官员也可能会通过扭曲要素市场，进一步抑制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综上而言，官员激励和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协同作用机制，官员的多重激励会通过加重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来进一步阻碍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由表2第(6)列的回归结果可知，晋升激励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同样为负，并且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说明官员的晋升激励越大，越容易抑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晋升激励下的政府官员追求经济短期的快速增长，因此，官员更偏向于扶植见效快、投资高、产值高的第二产业，缺乏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腐败程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为负，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说明官员的腐败同样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寻租激励下的官员会过度投资寻租机会较大的产业，导致产业结构固化，并且因寻租和腐败导致的法治和商业环境的破坏以及政府支出的生产性偏向都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阻碍了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为负，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了获得更多的税收来源，地方官员同样更偏向扶植那些产值高、见效快的第二产业，从而制约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为负，且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说明要素市场越扭曲，越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我国要素市场扭曲存在着明显的工业偏向，工业在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等要素市场的扭曲中获得的收益远大于服务业，从而阻碍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ISit=α+β1ISit-1+β2OFit+β3EDit+θXit+δi+εit
(1)
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α为常数项，β1、β2、β3、θ为系数向量，δi为地区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ISit表示产业结构升级指标，具体包括产业合理化指标(IR)和产业高级化指标(IA)。ISit-1表示滞后一期的产业结构。OFit表示官员激励，具体包括晋升激励(COM)、寻租激励(COR)以及财税激励(FD)。EDit表示要素市场扭曲指标。Xit为一组控制变量。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借鉴干春晖等(2011)的研究[21]4-16，本文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维度对产业结构变迁进行考察。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主要指产业间的协调程度以及资源在产业间的有效利用程度。本文采用泰尔指数对其进行衡量，需要说明的是，泰尔指数本身是一个负向指标，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将泰尔指数转换为正向指标，指标数值越趋于零，说明合理化程度越高。具体公式为：其中Y代表产值，L代表就业人数，i代表产业部门，n代表产业总数。
按照“平战一体、精干高效”的原则要求，合理协调联合作战指挥和装备保障的思路与计划，是新时代装备保障能力生成的关键。因此，新体制下的装备保障机构，应根据一体化联合作战要求，将装备保障计划纳入整体作战指挥计划当中。这样，装备保障的计划思路就会与作战指挥的计划思路保持一致，以确保装备保障始终能灵活、机动、准确地满足一体化联合作战的需要。
产业高级化水平主要指产业结构从农业化向工业化进而向服务化、信息化演进，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产业演进的过程。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比进行衡量。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越大，说明产业结构在朝着“服务化”方向发展，产业结构越高级。
串口通信用于用户操作软件与控制箱内Arduino板之间的数据通信。串口通信设计包括串口通信协议、串口自动识别、串口定时发送和串口即时读取。
由表2第(3)列的回归结果可知，官员激励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为负，且在10%统计水平下显著，说明官员激励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地方官员受到的晋升激励越大，越容易在产业层面开展恶性竞争，进而导致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降低了产业间要素的配置效率，制约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腐败程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为负，但是并不显著，说明政府官员的腐败不是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主要因素。财税激励对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显著为负，且在10%统计水平下显著，说明地区财政分权的提高同样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地区财政自主度越高，说明地方政府能从本地区经济发展中获得财政收入越多，政府官员越有激励通过对地区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进行干预来扩大税收来源，进而制约了产业的合理化发展。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为负，且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说明要素市场扭曲越严重，越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重要评价标准之一就是要素资源能否在产业间实现有效的配置和利用，而要素市场的扭曲必然会影响要素资源在产业间的合理配置，进而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关于要素市场扭曲的界定，本文主要是借鉴张杰等(2011)的方法[20]78-91，利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相对进展程度对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进行估计，具体估算公式为：FD=(各省份地区产品市场市场化进程程度指数-要素市场市场化进程程度指数)/产品市场市场化进程程度指数。
3.相关控制变量
无土栽培基质蒸汽消毒机主要包括蒸汽制备输送、基质搅拌和蒸汽消毒机控制系统3大部分。无土栽培基质蒸汽消毒机底盘下部装有4只充气轮胎，底盘一端配有牵引钩，拖拉机通过牵引钩牵引无土栽培基质蒸汽消毒机在各温室之间移动。农民购置该机可以进行跨区作业服务。
本文主要从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供给和需求因素对相关控制变量进行选取。国内供给和需求变量主要包括：人力资本(HC)，用各地区人均受教育水平表示。居民需求(CON)，用各地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表示。国外供给和需求变量主要包括：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额表示；出口需求(EX)，用地区出口总额表示。
(三)数据说明
本文中官员晋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官志》、人民网、新华网以及百度百科公布的各省长和省委书记、直辖市市长及市委书记、自治区主席等相关资料。财政分权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财政年鉴》。腐败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检察年鉴》及各地区人民检察院的年度工作报告，部分省份某些年份数据缺失，本文先利用地方相关法律年鉴和工作报告进行补充，仍未能获得的数据再利用插值法补齐。要素市场扭曲数据主要来源于樊纲等(2010)编制的1997—2008年市场化指数以及王小鲁等(2017)编制的2008—2014年市场化指数。其他变量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Wind数据库。由于目前要素市场扭曲指数数据仅有1997—2014年间数据，同时1997年《中国检察年鉴》中多数省份只报告了前五年的总立案数，由此推算出的数据可信度不高[23]4-19，所以腐败数据只能采用1998年及以后的数据。因此，本文最终选用了1998—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西藏地区由于相关数据缺失严重而未纳入样本，因而样本共包含30个省区。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取 1 mL 样品溶液加入5 mL 试剂甲混匀，于20～25 ℃放置10 min，再加0.5 mL试剂乙(Folin-酚)，立即摇匀，记录反应总体积为6.5 mL。在 20～25 ℃保温30 min，然后于500 nm 处比色，以 0 mL标准蛋白代替作空白对照。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IR-0.2680.137-0.673-0.169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IA0.9020.4060.4943.658官员晋升激励COM0.3430.2060.6450.839腐败程度对数COR3.3780.4082.1044.947财政分权FD0.5060.1820.1200.950要素市场扭曲指数ED0.4270.285-1.5590.948人力资本对数HC2.0810.1581.4602.508居民消费对数CON8.7320.7317.34110.669外商直接投资对数FDI11.5372.2003.41715.090出口总额对数EX13.4971.8159.06917.984
四、实证分析
(一)回归结果分析
产业结构从长期来看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既受到当期有关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前期自身产业结构状况的影响。因而，本文将产业结构的滞后一期引入模型中，并运用两步SYS-GMM方法进行回归分析。表2报告的是不同情况下官员激励、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体来讲，第(1)—(3)列分别是只加入官员激励变量、只加入要素市场扭曲以及共同加入官员与市场因素后，各变量对产业合理化的影响。同样方式下，第(4)—(6)列则反映的是相关变量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由模型估计系数可以看出，不同情况下各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明显变化，模型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具体分析如下：
从产业结构升级的惯性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滞后一期对当期产业结构的影响显著为负，且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说明前期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会促进当期产业结构的合理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滞后一期对当期产业结构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说明前期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会促使当期产业结构进一步向高级化演进。从控制变量来看，在同时考虑到政府官员和要素市场的影响后，除了出口总额的增加可以显著改善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以外，其他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均不稳健，说明相对于供给和需求环境，政府和市场才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最重要的因素。
本文将官员激励分为官员晋升激励、寻租激励以及财税激励。首先，由于政治晋升机制中一个官员的晋升会降低另一个官员的晋升机会，地方官员会基于整体官员更替比率来判断自己的晋升几率，所以本文借鉴王贤斌和徐现祥(2010)的做法[22]42-58，采用职业竞争环境指标衡量官员的晋升激励。具体指标公式为：其中，Nt表示第t年大陆的省份数量，Xit代表t年各省份省委书记和省长更替人次。其次，由于官员主要通过寻租来获得额外的经济收入，因此，本文用地区腐败程度衡量官员寻租激励，具体采用地区每万名公职人员贪污贿赂立案数来表示。最后，分权制背景下地方官员对辖区经济的控制力增强，财税压力也不断增大，因而本文用地区财政分权程度衡量官员的财税激励，财政分权具体采用财政自主度指标，即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与财政总支出的比值表示。
表2 回归结果
产业合理化(IR)(1)(2)(3)产业高级化(IA)(4)(5)(6)L.IR0.838∗∗∗(15.982)0.756∗∗∗(17.920)0.833∗∗∗(13.785)L.IA1.138∗∗∗(15.822)0.933∗∗∗(11.025)0.992∗∗∗(14.351)COM-0.009∗(-1.739)-0.010∗(-1.802)-0.247∗∗∗(-6.869)-0.220∗∗∗(-6.928)COR-0.002(-0.666)-0.005(-1.139)-0.228∗∗∗(-3.105)-0.204∗∗∗(-3.455)FD-0.079∗(-1.918)-0.081∗(-1.678)-1.330∗∗(-2.711)-0.854∗∗∗(-3.054)ED-0.024∗∗(-2.409)-0.042∗∗∗(-2.729)-0.084∗(-1.705)-0.220∗∗∗(-3.324)HC0.023∗∗(1.984)-0.001(-0.075)0.013(1.337)0.101∗∗(2.048)-0.090∗∗∗(-2.936)0.084∗∗(2.338)CON-0.003(-0.320)0.007(1.067)-0.009(-0.899)-0.208∗∗(-2.395)0.055∗∗∗(3.823)-0.138∗∗(-2.588)FDI-0.001(-0.886)0.000(0.048)-0.001(-0.245)-0.018∗(-1.820)-0.002(-0.567)-0.008(-1.092)EX0.017∗∗∗(3.243)0.010∗∗(2.156)0.015∗∗∗(2.911)0.168∗∗∗(2.927)-0.014∗(-2.025)0.088∗∗∗(2.798)AR(1)0.0030.0020.0020.0000.0020.000AR(2)0.5340.5220.6070.6260.5330.852Hansen0.6990.1110.7940.6410.1220.702N480480480480480480
注：(1)***、**、*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上的显著性；(2)表中括号内的数值是t统计量。下同。
考虑到产业结构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当期产业结构会受到前期产业结构状态的影响，因此本文在模型中引入了产业结构的滞后期，并采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官员激励、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体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整群抽取我校同一大班上课的2个四年制大学三年级护理本科生班101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分别将2小班设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50人，其中女生45人，男生5人；年龄(19.64±0.91)岁；批判性思维能力评分(283.84±24.07)分。对照组51人，其中女生42人，男生9人；年龄(19.75±1.04)岁，批判性思维能力评分(282.41±25.16)分。两组护生性别、年龄、批判性思维能力评分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我国不同经济类型的企业和行业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要素市场分割，不同部门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要素价格扭曲，这种扭曲主要体现在要素流动障碍、要素价格刚性以及要素价格差别化等方面[18]68-74[19]96-105。要素市场的扭曲使得要素难以按照市场规律在各产业间自由配置，不同产业从要素扭曲中获得的收益也不尽相同。因此，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会产生较大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
虽然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可以较好地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但是由于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较多，不同指标的选取可能使得回归结果产生较大差异。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另外选取其他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重新对模型进行了全样本估计。
表3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1)产业合理化(IR)(2)产业高级化(IA)L.IR0.795∗∗∗(5.960)L.IA1.014∗∗∗(28.351)COM-0.124∗(-1.866)-0.071∗∗∗(-3.000)COR-0.020(-0.308)-0.034∗∗(-1.963)FD-0.488∗(-1.788)-0.287∗∗(-2.485)ED-0.249∗∗(-2.197)-0.041∗(1.952)HC0.215(1.521)0.020(0.438)CON-0.157∗∗(-2.203)0.063(1.599)FDI-0.001(-0.133)-0.000(-0.263)EX0.120∗∗∗(3.151)0.004(0.369)AR(1)0.0040.013AR(2)0.1640.784Hansen0.1880.253N480480
关于产业结构合理化，本文重新采用学者们常用的结构偏离度指标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行度量，结构偏离度同样是一个负向指标，值越大表示经济越偏离均衡状态，产业结构越不合理。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同样通过取相反数的形式将其转化为正向指标。具体指标为：其中，Y代表产值，L代表就业人数，i代表产业部门，n代表产业总数。关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本文借鉴刘伟等(2008)的做法[1]4-8，以各产业部门产值比与劳动生产率的乘积为指标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行度量，劳动生产率高的产业产值所占比重越大，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具体指标为：其中，i代表产业部门，n代表产业总数，vit代表i产业部门在t时间内的产值比例，LPit代表i产业部门在t时间内的劳动生产率。具体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采用其他指标对产业合理化和高级化进行度量以后，模型估计结果与前文基本保持一致，这表明本文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五、官员激励与要素市场扭曲的协同作用机制
上文已经验证，官员激励和要素市场扭曲会抑制产业结构升级。然而，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受政府行为的影响较大，多重激励下的政府官员可能会加大对要素市场的干预，导致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进一步加重，进而强化了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抑制作用。因此，本文进一步考察官员激励和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协同作用机制。
试验仔猪在同一幢封闭式育仔舍饲养，采用高床饲养，床栏面积180 cm×180cm，舍温保持在22～25℃，由专人负责饲喂全价颗粒饲料，试验猪自由采食和自动饮水，每天清扫粪便两次，免疫程序按猪场常规进行，每天观察记录猪只死亡腹泻情况。
本文在回归方程(1)的基础上，加入了官员激励与要素市场扭曲的交互项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扩展后的动态面板模型如下：
ISit=α+β1ISit-1+β2OFit+β3FDit+γOFit×EDit+θXit+δi+εit
关小美1986年6月出生于洛阳市某县，家境富裕。2008年从洛阳市某大学毕业后，被安排到某企业做行政工作，单位还给她分了一间单身宿舍，工作轻松又体面。
在很多严肃的文学作品中，最终人物是正面还是负面是很难准确定义的，一个复杂的、立体的人物通常既包含了对于“好人”的定义，也就是符合传统道德规范对人的训诫；又包含了一些人性中固有的弱点，有时候走向极端，甚至会突破法律的底线，成为“坏人”。巴尔扎克认为自己的创作是“编制恶习与美德的清单，搜集激情的主要表现，刻画性格，选取社会上的重要事件，就若干同质的性格特征博采约取，从中糅合出一些典型”[9]。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正是在“好人”与“坏人”之间不断作选择，不断挣扎和徘徊，才更加的立体和多面，更加的接近真实。
(2)
其中，不同情况下，OFit×EDit分别代表晋升激励、腐败激励以及财税激励与要素市场扭曲的交互项，其他符号的定义与前文相同，不再赘述。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晋升激励与要素市场扭曲的交互项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均为负，且在5%统计水平下显著，说明官员晋升激励越大的地区，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也会越大，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不利影响也会增强，官员晋升激励会通过强化要素市场的扭曲进一步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官员腐败与要素市场扭曲的交互项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均为负，但均不显著，说明虽然官员的寻租激励会直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但寻租激励通过影响要素市场来间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并不明显。财政分权与要素市场扭曲的交互项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均为负，且在5%统计水平下显著，说明官员面临的财税激励越大的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不利影响越大。综上而言，官员受到的多重激励和要素市场扭曲均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并且二者存在协同作用机制。
表4 协同作用回归结果
(1)(2)(3)(4)(5)(6)IRIAIRIAIRIAL.IR0.897∗∗∗(13.467)0.836∗∗∗(15.392)0.834∗∗∗(13.851)L.IA0.969∗∗∗(16.172)1.008∗∗∗(14.105)0.992∗∗∗(14.177)COM-0.010(-1.435)-0.249∗∗∗(-7.354)-0.011∗∗(-2.066)-0.227∗∗∗(-6.169)-0.010∗(-1.805)-0.222∗∗∗(-6.973)COR-0.004(-0.753)-0.231∗∗∗(-3.403)-0.007(-1.518)-0.209∗∗∗(-3.291)-0.005(-1.150)-0.207∗∗∗(-3.447)FD-0.138∗(-1.843)-0.713∗∗∗(-2.804)-0.075∗(-1.724)-0.861∗∗∗(-3.025)-0.082∗(-1.688)-0.861∗∗∗(-3.045)ED-0.050∗∗(-2.103)-0.202∗∗∗(-3.079)-0.046∗∗∗(-2.969)-0.226∗∗∗(-3.458)-0.042∗∗∗(-2.734)-0.222∗∗∗(-3.314)COM×ED-0.045∗∗(-2.476)-0.255∗∗(-2.224)COR×ED-0.021(-1.398)-0.052(-0.820)FD×ED-0.001∗∗ (-2.394)-0.001∗∗∗(-9.076)控制变量YESYESYESYESYESYESAR(1)0.0020.0000.0020.0000.0020.000AR(2)0.7010.6070.5780.6380.6060.774Hansen0.6120.8120.6750.7000.6940.681N480480480480480480
六、基本结论
政府和市场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热点话题。本文以政府官员和要素市场为出发点，从理论上分析了政府官员的多重激励和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利用1998-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官员的晋升激励和财税激励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有阻碍作用，官员的寻租激励会阻碍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但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并不明显；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同样存在阻碍作用；官员激励和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协同作用机制，官员的晋升激励和财税激励会通过加重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来进一步阻碍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首先，应该加快地方官员考核机制改革，改变地方官员片面追求地区GDP增长速度的政绩观念，注重对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考察。其次，应该继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健全权力监督机制，惩治官员的权力寻租行为。再次，应该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对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匹配程度进行完善，减轻地方政府税收压力。最后，应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正当干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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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sIncentives，FactorMarketDistortionandtheUpgradingofIndustrialStructure
ZHAO Xin-yu1，2，ZHENG Guo-qiang2，WAN Yu-jia2
(1.Research Center of the Chinese State-owned Economy，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Focusing on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factor market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multiple incentive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 distortions of factor markets on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from the theoretical aspect，and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during 1998—2014.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promotion incentives and fiscal incentive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have inhibition effect on the rational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the rent-seeking incentive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have inhibition effect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ut no obvious impact on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the distortions of factor markets also inhibit the rational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the incentive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 distortions of factor markets have synergistic influence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the promotion incentives and fiscal incentive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will aggravate the distortions of the labor market，thus further inhibiting the upgrading of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This paper provides corresponding policy implications on the upgrading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through further developing the research fiel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government and market.
Keywords： Officials Incentives；Factor Market Distortion；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9.06.025
[收稿日期]2019-02-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6AZD008)；吉林大学青年师生交叉学科项目(2018A3)。
[作者简介]赵新宇，男，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国强，男，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万宇佳，女，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C931；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9)06-0159-08
[责任编辑：哲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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