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新发展的视角看，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成立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方法发生积极变化的直接结果，也是共产国际的活动发生重要变化的具体反映。比较而言，在中国抗战形势研判、如何制止投降危险和加强中国抗战、如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上，任弼时等人与莫尔德维诺夫的意见相同点少、分歧点多。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成立及其一系列活动，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的自主性成长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同时也暴露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主要症结。
关键词：共产国际；中国问题研究小组；考察
中国问题研究小组是1939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为应对中国抗战的复杂形势并为中共七大准备指导文件而成立的临时机构。对中国问题研究小组进行系统、全面地考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已有学者对中国问题研究小组进行了专门考察，对其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性梳理和简单评析(1)曾成贵的《共产国际中国问题研究小组评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对共产国际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名称的变化、成立的始末，任弼时、林彪和毛泽民在小组中的活动以及小组报告的最终结果等进行了初步介绍；薛承的《抗战时期共产国际中国问题研究小组若干问题述论》(《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0期)对共产国际中国问题研究小组成立的背景原因和主要任务，小组工作过程中重点研讨的问题以及小组工作结果的报告和成因进行了梳理和评析。。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抗战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新发展的视角，进一步分析中国问题研究小组成立的背景；从比较的视角，进一步梳理中国问题研究小组中的中共代表与共产国际相关领导之间不同观点的交流和碰撞；从发展的视角，进一步对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历史影响进行评价。
一、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成立和主要活动
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成立，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方法发生积极变化的直接结果。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的决议》指出：在决定任何问题时，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避免直接干涉各党的内部组织的事务；有系统地帮助各国共产党培养领导人，使他们在形势急剧转变的关头能够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独立地、迅速地正确解决政治、策略问题；在各国共产党向政治敌人进行思想斗争时给予有力帮助；帮助各国共产党运用自身经验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避免机械地套用别国经验，避免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和笼统公式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保证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同共产国际各支部之间更紧密的联系，让各重要支部的权威代表更积极地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日常工作(2)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1929-1943)》，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446页。。可见，该决议重新规定了各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关系，有利于更好发挥各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性。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共产国际七大后，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每个重大政治关节，都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该时期，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相对密切，有时会派人赴莫斯科亲自报告，有时会通过联共(布)派驻延安的人员转达信息，有时会通过乌鲁木齐的中共机关向莫斯科发报。在中国问题研究小组成立前的近3个月里，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的电报联系非常密集。在1939年4月2日毛泽东发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他提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讯联系已经建立，要求直接进行通讯联系。随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通讯联系更加直接、顺畅，双方通过频繁的沟通联系，进一步加深了了解，为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成立奠定了良好的信任基础。
苏轼曾经就《免役法》中的弊端实事求是地向王安石提过整改意见，其弟苏辙也曾就王安石的变法措施提出过中肯的批评，但是刚愎自用的王安石表面认可，内里却拒不接受。王安石变法的结果到底如何呢？
国共关系问题是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问题。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国民党采取了竭力限制中共发展和影响的方针，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双方的武装摩擦和冲突也常常发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严重威胁。鉴于情况的复杂性，再加上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顺畅沟通、紧密联系，共产国际主动提出成立中国问题研究小组以专门应对这种局势。
在分析形势严峻的具体原因和表现时，两人的看法就有了差异。
1939年6月5日，中国问题研究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专门研究小组的工作计划、分工和工作期限。莫尔德维诺夫报告了小组的工作计划，什维佐夫、任弼时、科甘、谢廖金和曼努伊尔斯基从增加研究内容、采用合适的研究方法和增加研究人员等方面进行了补充。曼努伊尔斯基表示应同意莫尔德维诺夫的计划，并提出了几项主要任务：第一，消除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在中国问题上造成的有害后果。第二，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撰写方法及其丰富思想内容相联系并在其基础上阐明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历史……应该把它的英勇斗争提高到更高的思想水平。第三，在分析研究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小组应该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准备一些重要指导文件。他还建议，研究上述第一项、第三项任务的期限为两到三个月，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需要更长的期限(4)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
悲剧不断，舆论纷纷。有指责家长的，有指责学校的，更有指责网游公司的……但为什么更多的游戏玩家没有走火入魔，发生悲剧？
关于蒋介石是否会出现动摇、投降倾向的评估。比较而言，任弼时对于这个问题的估计相对悲观。他认为：“目前，蒋介石对抗日斗争表现得非常坚定，不过，这取决于蒋介石自己的实力和外国的援助。如果蒋介石周围的人和英国人压蒋介石投降，那蒋介石还会表现出动摇。”莫尔德维诺夫的评估则激进、乐观得多。他指出，还没有理由认为英国、法国和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会停止，“然而，即便如此，蒋介石也必将继续抗战。哪怕是因为日本人要把他搞掉，因为任何投降活动都阻止不了和无法阻止中国人民抗战，他也会这么做”(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256页。。也就是说，“没有理由怀疑蒋介石在许多文件中向全国和全世界明确表达的立场”。可见，任弼时和莫尔德维诺夫都注意到了当时国内外力量对比对蒋介石能否坚持抗日的重要影响。但任弼时认为蒋介石政府过于依赖外国援助，如果没有国外援助很可能会动摇他的抗日决心。莫尔德维诺夫不仅对英国、法国和美国会坚持对中国抗战进行援助持比较积极、乐观的态度，更认为蒋介石投降的危险“在于中国内部有困难，而主要是在于，在民族统一战线政党内、在国家和军事机关中，以及在国民党领导中心内部都存在着挑衅者和叛徒的活动”(1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54、257页。。
2)碘吸附值按煤质颗粒活性炭试验方法GB/T 7702.7—2008《活性炭碘值的标准测试方法》测定。
二、中国问题研究小组活动述评
虽然任弼时、林彪、毛泽民作为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咨询专家或成员，都在小组会议上就中国抗战的形势、加强国共合作以及边区、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等问题作了发言，但由于他们和共产国际相关领导看待中国问题的基本立场、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不同，双方的观点差别较大。这在双方主要领导人任弼时和莫尔德维诺夫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
对责任的条件进行分析，表明约纳斯试图为其责任原理的内涵和外延做出限定。通过将“责任”维度重新引入伦理学，使其成为新的伦理学理论的核心。由于这种条件的设定，与过去哲学和伦理学研究中的责任相比，约纳斯的责任概念具有了不同的特质。约纳斯对责任的首要和基本条件的分析，一方面指出了当前伦理学的新问题，另一方面也确立了伦理学研究的新内容。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约纳斯提出了自己的“未来”责任原理。然而，约纳斯所使用的“未来”责任与传统伦理学理论中出现的责任，究竟有何不同？约纳斯进一步对责任的两种含义及其两种责任进行了区分。
(一)对中国抗战形势看法的异同
关于英国在远东的政策。任弼时认为，欧洲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日本人的力量也有所消耗。英国人害怕中国的真正民族解放和中国人的真正团结，如果日本保证英国人在华南的利益完整无损，英国就可能向日本人让步、投降。天津和其他城市发生的事件都说明，英国可能向日本人作出让步。如果英国向日本作出很大让步，对中国来说将是危险的。英国人的投降可能会对蒋介石产生影响，因为英国人会停止对中国的援助。而莫尔德维诺夫则认为，这样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日本还没有耗尽自己的力量，也没有被削弱到向英国让步的地步。相反，日本法西斯反英军事集团坚持要把英国的势力全部赶出中国，他们认为当时是达到此目的最合适时机，因为英国正在忙于欧洲事务(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254页。。
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整个工作过程都一改之前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简单、粗暴的指导方法，从小组成立到最后书面报告的提交，每一个环节都小心谨慎。正如莫尔德维诺夫在第三次小组会议上所说：“同志们，我们在小组内不决定任何问题。根据小组搜集到的所有资料、同志们的发言和建议，要给领导写一个书面报告。同志们的发言和建议以及小组搜集的所有材料都要附在书面报告的后面。”(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04页。事实也确实如此。1939年8月19日，莫尔德维诺夫就小组的工作结果向季米特洛夫提交了书面报告，报告第一部分评价了中国局势，第二部分回答了曼努伊尔斯基所提的“怎样防止投降危险和加强中国对日本侵略的抵抗”“如何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及国共合作”“如何加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如何在国民党投降和国共合作破裂将成为事实的最坏情况下继续抗日”四个问题，报告附有图表和相关背景资料、会议记录等(10)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50-276页。。该项报告的完成，宣告中国问题研究小组使命的结束。
1939年5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部长古利亚耶夫向书记曼努伊尔斯基书面报告了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成员构成：莫尔德维诺夫(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切贝金(共产国际执委会后备高级顾问、中国党校校长)、曾秀夫(化名张绥山，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顾问)、契尔科夫(王明书记处顾问)、师哲(化名卡尔斯基，中国党校翻译)、希巴诺夫(外国工人出版局翻译)、谢廖金(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央档案馆高级顾问)、什维佐夫(共产国际执委会翻译部部长)、林彪(化名李进)、刘亚楼(化名王松)、科甘(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罗斯托夫斯基(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研究人员)、程道南(化名斯塔卡诺夫，王明书记处顾问)。同时，委托莫尔德维诺夫领导小组工作，任弼时(化名陈林)作为咨询专家参加小组工作。古利亚耶夫还建议，为了深入研究某些问题，吸收鲍罗廷、卡拉-穆尔扎以及其他曾经研究过中国问题和熟悉文献资料的共产党员参加咨询工作(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141页。。
对于中国抗战的总体形势，任弼时和莫尔德维诺夫都认为是比较严峻的。而且，总体来看他们两人对于当时外部形势、国内形势的基本判断也是一致的，都认为中国外部形势的特点是日本加紧了对国民政府的诱降；在国内形势方面，尽管中国国内存在运输、外界联系不畅等困难以及投降倾向增长的主要危险，但中国的抗战可以进行下去。
1939年7月5日，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召开第二次会议，就第一次小组会议之后的工作进展和研究成果进行充分交流、研讨。会上，任弼时就如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加强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最坏情况下继续抗日等几个问题作了观点明确、说理透彻的长篇发言，在发言结束后还对有些组员提出的国共关系问题进行答疑(5)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177页。。林彪的发言重点讲了统一战线、反磨擦、陕甘宁边区的前途等问题，还回答了莫尔德维诺夫、谢列金等人提出的关于国共两党摩擦冲突、边区八路军的生存条件、中共实行的土地政策等问题(6)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190页。。7月8日，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召开第三次会议，主要听取了莫尔德维诺夫关于转入研究中国形势的工作程序介绍和研究报告(7)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224页。。当日，毛泽民(化名周全)也作了发言，重点阐述了边区对于共产党的重要意义、边区民主建设、经济建设、武装斗争的基本情况以及共产党的力量、关于取消边区的可能性等问题，并回答了部分与会者的提问(8)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25-236页。。
这个观点与老师课上讲的“发现的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处。老师交给我们的方法是进行转换，及在前人已经发现问题的基础上，在思维上进行转换思考，这种转换思考可以使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找到更多新的创新点，也使现有的理论与发现更加完善。
(二)对如何制止投降危险和加强中国抗战看法的异同
在如何制止投降危险和加强中国抗战这个问题上，任弼时和莫尔德维诺夫都肯定了蒋介石当时的力量。任弼时分析了制止投降危险、加强抵抗的四个有利条件:(1)中国的基本武装力量还在，并没有消失殆尽。蒋介石的主要力量还在。而且，在对日战争获得了很多的作战经验和教训。(2)中国虽然失去了不少领土，但仍拥有西北、西南等广阔而可靠的后方，有充沛的人力资源，仍然保持着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通道。(3)中国游击队的力量会日益强大，广泛开展游击运动的可能性仍然存在。(4)尽管饱受战争之苦的人群中存在某种消极性，但中国的大部分领土上还没有发生战争，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还没有被动员起来、发挥出来，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高涨(14)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158页。。可以说，从军事力量到战略纵深，从显性力量到内在潜力，从客观实力到主观努力，任弼时的分析比较全面。而莫尔德维诺夫的分析就非常片面，认为“中国抗战的持久性是由中国军事力量薄弱决定的”。而且，他这里所说的军事力量是蒋介石的部队，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力量，特别是中国人民大众的力量根本没提。不仅如此，他还历数了中国共产党开展群众运动、壮大抗日力量的“罪状”，认为“中共的报刊过分夸大自己在发展和扩大群众组织方面的成绩，夸大开展游击队运动的成绩，特别是八路军和第四军在这方面的成绩，以及共产党人为首的边区各级政府的成绩，说他们控制着具有数千万人口的广阔区域”(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58、262页。。在他看来，制止投降危险、加强中国抗战的唯一支柱力量，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和正规军队。这种看法显然轻视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为坚持抗战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三)对如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看法的异同
在如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这一问题上，任弼时和莫尔德维诺夫的看法分歧很大，某些方面的差别是实质性的。
分析:当x→0时，分子，分母，因此，上述实例是一个型，可运用洛必达法则求极限。但若直接运用洛必达法则计算极限，计算量相对较大。
关于如何理解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任弼时认为：“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条件下，国民党专政，看来，不会与中共和加入民族统一战线的其他政党的合法存在相矛盾。而且民族统一战线实质上是建立在承认国民党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领导作用的基础之上的。”莫尔德维诺夫的看法则完全不同，他认为：“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只有国民党和国家领袖蒋介石的独裁所体现的国民党专政。”(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261页。可见，任弼时和莫尔德维诺夫对于民族统一战线实质的看法完全不同，如果按照莫尔德维诺夫的看法，包括各阶级、各政党、各民族和人民大众在内的民族统一战线是一种虚幻的模式，那么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存在的合法性都成了问题。
关于如何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是任弼时和莫尔德维诺夫的最大分歧点。对此，任弼时认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合作出现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统一战线联合了各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和敌对的阶级。国共合作不可能没有摩擦。因为这两个政党之间打了十年的仗。国民党和中共所代表的阶级，就其利益而言，是相矛盾的。发展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就是为巩固统一战线而进行斗争的过程。然而，我们还是应该给自己提出杜绝摩擦，避免摩擦的任务。”同时，他还分析了当时发生磨擦的具体原因，指出国民党中的反共顽固派具有既反对日本侵略、又主张消灭中国共产党的两面性，而共产党内的一部分同志也存在着宗派主义倾向。任弼时提出，要千方百计地消除有碍国共合作事业顺利发展的一切不利因素，孤立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改进工作方法，强调“为了巩固民族统一战线，首先我们应该加强自己的力量。我们首先应该靠自己的努力来巩固民族统一战线”(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166页。。莫尔德维诺夫却对中国共产党巩固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些具体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认为，中共在战时建立的群众组织及其外围组织，未能使共产党免遭各种挑衅，至少无助于巩固国共合作。抗战时期的延安作为中共领导抗日的总后方，成功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报刊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不少报刊(包括日本的报刊)和友好人士都对八路军、新四军、游击战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业绩进行了报道和宣传。但在莫尔德维诺夫那里，这是“对中国红军和苏维埃运动所取得的胜利进行了骇人听闻的，至少是有害的……挑衅性的夸大报道”(1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62、263页。。这样，既使国民党不放心，又使日本军阀“以反对共产主义危险的必要性来为其侵略中国的行为做辩护，声称他们是在保护中国和日本，使之免遭共产主义的威胁”(19)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64页。。也就是说，莫尔德维诺夫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造成国共两党摩擦、民族统一战线受到破坏的主因，中共应反省自身的做法。这显然是一种极其片面的看法。
总体看来，莫尔德维诺夫完全站在了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场上看待上述这些问题，这就使得他与任弼时等中共代表的看法相同点少、分歧点多，不少还是实质上的分歧。特别在如何制止投降危险、加强中国抗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等问题上，莫尔德维诺夫并不完全了解当时中国错综复杂的抗战形势和国共两党的恩恩怨怨，过于轻信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严重低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战场，他的很多想法都是盲目乐观和一厢情愿。
三、对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评价
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在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时代背景下的一次非常规互动。在此次互动中，中共代表和共产国际相关领导进行了非常难得的面对面交流。
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成立及其活动，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的自主性成长和中国革命的自主性发展。不可否认，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基本关系下，共产国际在帮助幼年中国共产党不断成长、中国革命道路持续探索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宏观背景下不断成长壮大、向前发展的，这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主要方面。但从我们党的成长发展史看，“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20)《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在此背景下，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成立及其活动，既是中国共产党已经自主成长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继续走向成熟和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特别是抗战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紧紧围绕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反复沟通交流，大大调动了中国共产党独立思考和解决中国抗战问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正是有了理论、政治、组织和军事等方面的自主性成长，任弼时、林彪和毛泽民才能在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三次会议上自信、从容地阐述中共的基本观点，遇到与共产国际方面有分歧、误解也能够有理有据地予以解释和力争。
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成立及其活动，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系列问题的认识得到了深化，还使其不卑不亢、独立成熟地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前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国共关系问题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发电报，不仅翔实地介绍了国民党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方面为了加强与共产党的斗争而通过的秘密决议、成立的专门小组、下发的一系列秘密指令、挑起的一系列武装冲突、提出的针对抗日根据地的反动口号，还充分肯定了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指出：“你们关于同投降危险和同投降派和反共派作斗争的指示以及关于巩固和扩大民族战线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和及时的。”(2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页。小组第二次会议前，即1939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再次向共产国际通报了国民党中央对共产党采取的加强监视、迫使共产党员成为国民党代理人、武装袭击以及查封报刊、书店等策略方针。这些积极、主动的沟通联系，既给任弼时、林彪、毛泽民在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活动奠定了基调、提供了素材、做好了铺垫，也为后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系统地阐述中国问题提供了可能性。1939年12月29日，周恩来用很长的篇幅系统地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了中日战争新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准备工作等问题(22)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49-150、302-341页。。从报告主题看，该报告显然是中国问题研究小组话题的继续。从报告内容看，该报告显然是对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研究内容的补充和深化。从报告结果和影响看，该报告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问题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自主性成长。
同时要看到，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成立及其活动，虽然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法发生了积极变化，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存在的问题。一是不了解中国客观实际。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的那样：“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2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300页。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任弼时、林彪、毛泽民不仅客观真实地介绍了中国形势，鲜明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还给某些共产国际领导人和高级干部释疑解惑，对其错误的观点予以坚决抵制，为共产国际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全面抗战，做出支持中共政治路线的决议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共产国际内中国共产党与联共(布)的不平等关系没有根本改变。在此关系下，共产国际成立中国问题研究小组，本质上还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苏联自身的利益。
作者简介：李后东，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副研究员(西安 710119)。
(责任编辑：聂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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