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政治
摘要：合作是生物界普遍存在的行为，以至于我们忽略了对它更深层的研究，即合作何以可能的问题。斯科姆斯在合作演化的博弈模型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合作演化的三种机制：本地互动、信号和联合，为人们如何组织行动以实现共同利益的假设辩护。斯科姆斯的合作演化观进一步丰富了进化理论，成为现代进化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斯科姆斯；合作；演化机制
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其《人性论》(ATreatiseofHumanNature)中就曾主张以自然主义式的渐进演化来理解合作现象，例如他写道:“两个人按照协议或约定划船桨，尽管他们从没有给过对方任何承诺。关于财产稳定性的规则也不是从人类传统中衍生出来的，它是逐渐产生的，通过缓慢的进程而获得，并且通过我们反复地体会到违背它的种种不便获得力量。”[1]179这引发了关于合作何以可能以及如何演化的思考。通常认为，人类的合作行为往往出于理性考量，但当某人通过背叛而获利时，背叛行为就会破坏合作关系的稳定。但事实上，社会依旧稳定运行并且人类的合作倾向性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按照达尔文主义的观点，这种合作倾向的稳定性使我们不得不从更为广泛的生物性机制上来理解合作产生的生物性渊源。也就是说，从自然界中的互利活动来探讨合作行为的起源问题。对于这一路径的研究，斯科姆斯[注]斯科姆斯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杰出的逻辑学和科学哲学教授以及经济学家，也是斯坦福大学的哲学教授。其研究方向为约定与社会契约的演化问题，并致力于科学哲学、决策论和博弈理论等问题的研究。其代表性著作EvolutionoftheSocialContract,TheStagHuntandtheEvolutionofSocialStructure以及Signals:Evolution,Learning,andInformation奠立了其合作演化观的思想基础。(Brian Skyrms)无疑是佼佼者，其基于演化和博弈模型，提出了一种极具影响的合作演化观。
一、合作演化的博弈模型：猎鹿
(一)合作演化中的博弈
斯科姆斯使用博弈论这一工具来解决合作何以可能这一社会哲学问题。关于博弈论可以追溯到波莱尔(Emile Borel)、策梅洛(Ernst Zermelo)和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在20世纪早期的工作。但是随着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在1944年的著作《博弈论与经济行为》(TheTheoryofGamesandEconomicBehavior)的出版，这一领域真正取得了成功。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期间，其导致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对数学社会科学的兴趣激增。直到60年代和70年代，博弈论才开始在生物学中发挥作用。列万庭(Richard Lewontin)在1961年的一篇论文《进化和博弈理论》(EvolutionandtheTheoryofGames)中就阐述了经典博弈论如何应用于进化生物学。大约在同一时间，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介绍了诸如其在1967的著作《非同寻常的性别比率》(ExtraordinarySexRations)中所提到的“无敌策略(unbeatable strategy)”概念的许多博弈论观点。
但是生物学中博弈论的重生通常与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和普赖斯(Goerge Price)在1973年提出的“进化稳定策略”的概念有关。在这之后，进化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们将博弈论作为一种研究表型进化动力学(the evolutionary dynamics of phenotypes)的工具。这种生物学中博弈论的发展与在社会科学和经济学中对博弈论重新燃起的兴趣相融合。与经典博弈论相反，这一理论主要建立在均衡分析法(equilibrium analysis)的基础上，其最近的研究将博弈论置于进化和学习的动态环境中。斯科姆斯曾对博弈论评论到：“虽然博弈论无法倾尽生物学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但其在生物学理论问题上的文章让我们得以一窥社会和生物科学中动态博弈理论(dynamic game theory)的一些重要问题。随着来自于生物学家、经济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的贡献，其研究前景是跨学科的。”[2]
(二)猎鹿博弈
猎鹿是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1755年的《论不平等》(ADiscourseonInequality)中引入的。在卢梭的书中，猎鹿只是一个故事，后来发展为一种博弈。[3]这个博弈假设，猎兔者是独立的，不需要依靠别人的帮助来捕猎兔子；然而猎鹿者需要集体狩猎，因为猎鹿的难度更大，并且鹿的价值远远大于兔的价值，只有大家成功地合作才能捕获到鹿。但是如果其中一个猎鹿者在猎鹿的过程中进行背叛转而去猎兔，猎鹿的计划就会失败并且猎鹿者将一无所获。这个博弈的基本设置体现在一个双人博弈中，如下图所示：
猎鹿猎兔猎鹿30猎兔22
图1双人猎鹿博弈回报图(回报是行对于列)
从图中可以看出，对于猎鹿者来说，如果对方也猎鹿，即两人合作，双方都获得最高回报，回报为3，但如果对方猎兔，那猎鹿者无法独自完成猎鹿，对于猎鹿者来说最后一无所获，回报为0；对于猎兔者来说，无论对方进行猎兔还是猎鹿，猎兔者的回报始终为2，因为猎兔者可单独完成猎兔，但猎兔的回报小于猎鹿合作的回报。在这个博弈中有两个纯均衡(pure equilibria)，<猎鹿，猎鹿>均衡和<猎兔，猎兔>均衡，这两个均衡分别代表合作和非合作状态。[1]180猎鹿均衡能产生较大回报，但其风险较大，因为合作伙伴可能采取背叛策略去追逐野兔，从而破坏这场捕猎最终使猎鹿者一无所获，因此猎鹿的成功需要猎鹿者彼此信任。然而对于猎兔者来说不会有风险，但猎兔的回报相对较小。故所有猎鹿均衡都是回报占优均衡(payoff dominant equilibrium)；所有猎兔均衡都是风险占优均衡(risk dominant equilibrium)。
斯科姆斯在研究合作问题时，将视角聚焦于关于猎鹿的讨论，而不是人们常说的囚徒困境。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方面，从博弈中的决策逻辑出发，在猎鹿博弈中，如果每个人都进行猎鹿，即每个人在达成合作协议后，都会得到最优结果。从上图便可以看出，如果双方合作进行猎鹿，他们各自的回报是最高的。相比之下，在囚徒困境中，无论对方怎么做，对于个体来说最好的策略就是进行背叛。因此，囚徒困境无法真实反映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如果对方选择合作，我通常会更好地合作；但如果对方背叛了我，对我最有利的做法也是背叛。这正是斯科姆斯所说的完美的自我相关(perfect self-correlation)，即你对别人做什么，别人就对你做什么。[4]所以，在斯科姆斯看来，猎鹿博弈比囚徒困境更适合作为合作问题的博弈论模型。
另一方面，从社会契约角度考虑。社会契约至少从表面上看是稳定的、理性的，但如果将囚徒困境作为博弈论模型，稳定的社会契约在理性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显然与事实相违背。这是因为对于囚徒困境来说，无论对方怎么表现，对于个体来说最优最理想的策略就是背叛。在囚徒困境中，个体理性与互利，或者说个体最优(individual optimality)和集体最优(collective optimality)之间是矛盾的。相比之下，猎鹿能更好地模拟社会契约问题，因为全部猎鹿的结果和全部猎兔的结果都是一种均衡，同时，猎鹿博弈体现了社会契约的理性精神。
斯科姆斯认为空间结构或者更精确地说，本地互动是合作演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促进合作演化的机制
斯科姆斯提出了促进合作演化的三种主要机制：本地互动、信号和联合。
(一)本地互动
将猎鹿博弈模型作为解释工具，斯科姆斯接下来重点要说明的是，人类社会和其他生物如何从风险和收益较小的猎兔均衡转变为风险和收益较大的猎鹿均衡，即如何从非合作均衡发展成为合作均衡。
这种促进合作演化的本地互动模型(local interaction models)认为，在种群不是随机混合的情况下，个体能够在一些空间网格上与邻居进行互动。假设个体被安置在一个田字格形状的空间网格上，个体处于中心位置，其八个邻居分别位于田字格四个顶点和四条边的中间位置，个体通过与最近的八个邻居互动进行博弈。每个人得到的总回报等于与每个邻居互动的回报之和。在与每个人进行互动之后，博弈参与者进行一轮策略学习并修正策略。为此，斯科姆斯提到文化进化中的两种模仿者动态，模仿最优(imitate-the-best)和最佳反应(Best Response)。根据模仿最优的学习规则，参与者在博弈后，将自己的表现与邻居的表现进行比较，并采取表现最优，即回报最高的策略，改变策略的前提是邻居中的最高回报超过参与者当前的回报。相比之下，被称为最佳反应的学习规则是这样的：假设一个人的邻居在这次博弈中采取的策略将继续遵循其在上次博弈中所采取的策略，因此这个人便根据邻居上一次采取的策略进行预测并选择能提供最高期望回报(the highest expected payoff)的策略。如果在几个策略之间出现了平局，就用抛硬币的方式决定选择哪个策略。
在本地互动模型中，两种策略的边界处最好是锯齿状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边界区域在互动中就会处于策略回报不平衡的状态。猎鹿如果是回报最优的，便会被其他参与者模仿，猎兔者可能基于模仿最优的学习规则，从而转变为猎鹿者。正如埃谢尔(Ilan Eshel)等人所说，这些邻近区域不需要是一样的，临近区域的差异可能对进化动态产生重大影响；此外，如果模仿区域比互动区域大，猎兔者就可以看到群体内表现最优的猎鹿者，然后模仿他们的策略，这种一小群猎鹿者占领大量猎兔者区域的现象就会变得强健。[5]在本地互动模型中，几个连续的合作者可能发展和接管整个种群，合作的扩张也可能陷入僵局，因此合作者和非合作者互补共存，但这取决于回报，改变回报可以使动态倾斜至每个人都猎鹿的方向。总之，在斯科姆斯看来，从随机混合到本地互动的转变完全改变了动力学，为从猎兔均衡到猎鹿均衡，即从非合作到合作的转变提供了可能性。
对面形复杂的佛像进行测量，图9(a)为CCD相机获取的受佛像面形调制的一帧正交光栅像；图9(b)为正交光栅像的频谱.可以看出4 mm光栅间距产生频谱卷积项较小，不影响正交光栅基频的提取.利用上面所讲的方法对图9(a)进行傅里叶分析，分别得到水平和竖直方向的调制度，计算其调制度比MR，然后查找调制度比和高度映射表就可以恢复物体的三维面形，恢复结果如图9(c)，实验证明，该方法可以快速且准确地恢复物体三维面形，与传统的调制度测量轮廓术相比，该方法只需采集一帧图像就可恢复物体三维面形，还可有效避免物体表面不均匀反射率对测量的影响，实现对物体实时快速测量.
(二)信号
斯科姆斯认为信号也是促进合作演化的重要因素，他一方面介绍了刘易斯(David K.Lewis)著名的信号博弈(signaling game)，以说明社会互动中的信息传播有助于维持合作。另一方面，他还认为廉价磋商(cheap talk)也使合作成为可能。
利用Delaunay三角网进行面状河流中轴线的提取，一种较为常见的方法就是通过生成三角网结构的骨架线作为双线河流中轴线。其基本思路如下：首先建立面状河流内部的Delaunay三角网；将三角形分为三类连接线中点或重心构成三角网的骨架线，用骨架线代替其中轴。具体实现方法见参考文献[12，13]。
斯科姆斯回顾了刘易斯的信号博弈，在博弈中有一名信号发送者和一名信号接收者，假设发送者发送的信号没有预先存在的意义。博弈规则如下：发送者在状态A1发送与此状态相关的信息B1，接收者接收到B1时做出行动C1。此时信号接收者采取的行动对于信号发送者所处的状态来说是最优的，发送者和接收者的策略组合构成了信号系统；如果接收者采取行动C2就无法构成信号系统，因为所采取的行动C2对于状态A1来说不是最优的。当然，如果发送者在A1时发送B2,接收者接收到B2时采取C1，这也是一个信号系统。刘易斯的信号博弈说明意义产生于互动。斯科姆斯认为刘易斯的信号博弈是意义哲学的一大进步，其解释了在社会互动中的信息传播是约定或合作得以维持的原因。斯科姆斯还认为，信号系统普遍存在于生物组织的各个层次，例如鸟类使用信号发出警报，黑面长尾猴依据不同危险能发出不同的警报等。斯科姆斯通过计算机模拟得出信号系统是进化的，非信号系统不会进化。此外，斯科姆斯强调，学习动态也有助于信号系统的进化。
斯科姆斯认为交互网络不需要被固定，其可以在网格上同与邻居互动的策略共同进化。共同进化过程的结果取决于两个调节过程，即策略动态和结构动态的相对速率。在社会结构的形成中已经知道，通过强化学习的快速网络动态使得猎鹿者总是遇到猎鹿者并且猎兔者总是遇到猎兔者。如果加入策略修正动态，最佳反应策略使得一些猎兔者拜访猎鹿者并且其他一些猎兔者拜访猎兔者；模仿最优策略使得每个个体都拜访猎鹿者。因而斯科姆斯认为，将快速网络动态与模仿最优的策略动态配对，最终会使猎鹿者占领整个种群。[9]猎鹿者彼此寻找，变得繁荣并被模仿。
主观幸福感是积极心理学所关注的核心主题之一。作为一个具有主观色彩的复杂概念，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受到其自身以及社会环境等内外部诸多因素的影响。本研究通过相关矩阵分析发现，职业希望自我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大学生的职业希望自我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明显的预测力。这一结果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
斯科姆斯关于这部分的论述主要想说明，社会结构和策略的联合有助于促进合作演化。他首先论述了社会结构的演化问题，即社会结构是如何产生并维持的。假设给定一个种群，每个个体给这个种群中的其他个体分配一个数值权重(numeric weight)，并将这些权重转换为互动概率，个体根据互动概率选择与其他个体进行博弈。在每次互动之后，一些个体获得了回报，这些个体根据回报调整他们分配给对方的权重。也就是博弈参与者通过基于回报的简单的强化学习来修正他们选择与谁进行互动的可能性。随着权重的增加，权重倾向于集中在某些参与者而不是其他参与者身上，交互网络(interaction networks)即社会结构就出现了。斯科姆斯认为强化学习能够引导博弈者自我隔离(self-segregate),以至于猎鹿者总是遇到猎鹿者并且猎兔者总是遇到猎兔者。
2.5 两组患者电解质变化的比较 两组患者电解质(Na+、K+、Ca2+、Cl-)浓度在T1、T3、T5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组内T3、T5电解质浓度与T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5)。
(三)联合
结果显示，干预1学年后，儿童对体育锻炼的认知和行为有了较好改变，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表现为：①认为很难找到时间来安排体育活动的比例下降。②一周最少参加3次体育活动的比例上升。③认为参加有规律体育活动会感到精力充沛比例上升。④同学看到自己参加体育活动会尴尬的比例下降。⑤认为体育活动会占用太多时间的比例由下降。⑥认为体育活动很有趣的比例上升。见表3。
廉价磋商旨在说明在猎鹿博弈中毫无意义的喋喋不休(babble)如何从根本上将猎兔均衡转变为猎鹿均衡。即使是奥曼(Robert Aumann)这样的博弈理论家，也一直认为，廉价磋商在博弈过程中交换无成本、无意义的信号，因此在影响均衡结果方面相对无效。然而，斯科姆斯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廉价磋商是有效的，因为它可以破坏低效率的非合作均衡并且创造新的合作均衡。信号不花费任何成本，并且也没有原始指定的意义，意义可以与策略共同进化。正如桑托斯(Francisco C.Santos)等人的研究表明，在一个有限的包含突变的群体中，在有大量可利用信号的猎鹿中，整个群体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了猎鹿均衡中。一个廉价磋商，即无成本的信号扭转了之前的结果。[6]此外，斯科姆斯还给出了一个“秘密握手”(secret handshake)的例子，用来识别囚徒困境中的合作者，但这也可能导致背叛者入侵种群。
民俗学是一门面向实践的学问，这其中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研究者要关注民众的生活实践；二是研究成果要对民众实践有所助益。其中，研究成果对民众有所助益是民俗学最朴实的初衷，是民俗学者的初心之所在。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民俗学特别强调了解民众理解民众，拥有比别的学科更多的了解老百姓的知识，这是民俗学者的优势，也是民俗学的长处。换句话说，我们民俗学者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民众知识，我们通过田野调查掌握了很多地方老百姓的知识，掌握了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修养的各种人群的知识，最终是为了更好地为他们服务，实践民俗学更是要强调这种服务民众的特殊责任。
大量的人类实验文献表明，在各种各样的博弈中，无成本的事前交流(costless preplay communication)有显著的影响。库珀(Russell Kooper)等人发现，在一个两人猎鹿中，双向交流(two-way communication)几乎可以保证合作。[7]布鲁姆(Andreas Blume)和奥特曼(Andreas Ortmann)调查了一个包含九个人的猎鹿博弈，研究结果说明预先沟通促进了回报占优均衡中的协调，即促进了合作。[8]
佩奇(Talbot Page)等人的实验表明，每个人在每次博弈后，都有机会根据回报来改变那些在每一轮博弈中与他们合作的人。[10]斯科姆斯和派曼特尔(Robin Pemantle)的模型实验由兰德(David G.Rand)等人贯彻，其实验结果支持了理论预测，即结构动态和策略动态联合的这种流体网络(fluid networks)支持合作。[11]
化合物 3A11：质谱 ESI／MS（negative mode），m／z 224，［M－H］－。 1H NMR（500 MHz，CDCl3，TMS），δ为7.25～7.27（m，2H），7.01（t，J＝8.5 Hz，2H），5.00（br.s，1H，NH），4.33 （d，J＝6.0 Hz，2H），3.87 （d，J＝6.5 Hz，2H），1.88～1.94（m，1H），0.88（d，J＝7.5 Hz，6H）。
三、斯科姆斯合作演化观的理论特征与评析
斯科姆斯基于猎鹿博弈所进行的合作演化解释简明而清晰，就如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机制一样，是一种合理且具有简约性的有效说明，为更为复杂的合作演化现象解释提供了一个可依赖的纲领。同时，这一纲领包含了生物学、哲学、心理学以及决策论等方面的内容，是一种综合性的理论。其理论特征与评析概括如下：
(一)合作起源的偶然性
斯科姆斯在其合作演化观的最后论述中，对如何从非合作均衡到合作均衡这个社会问题的回答归结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在一些低水平的猎鹿实验。最后，一小群猎鹿者在很大程度上完全互动。这可能是在与邻居的互动中通过纯粹的机会和时间的流逝发生。或者当猎鹿者通过快速互动动态(fast interaction dynamics)的方式找到彼此时，这种情况会发生地更快。这样，一小群猎鹿者繁荣并通过繁殖或模仿传播。”[12]换句话说，合作的起源就是有一天人们尝试合作，结果成功了。斯科姆斯为合作演化找到了三种主要机制，但在最后将合作最初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偶然的机会和时间的流逝，回避了合作最初的起源问题，未免会使读者怀疑其理论并未真正回答合作起源问题，仅仅是对这个问题的尝试性探索。其实对于合作或者利他行为的研究，在达尔文意识到其以生物体进行生存斗争为突出特征的进化论无法解释广泛存在的合作和利他现象时就开始了，研究者们大多在达尔文主义框架下针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基因选择论、群体选择论等。斯科姆斯研究的特点就是基于自然主义视角，运用博弈论作为工具来研究合作演化问题。其理论贡献更倾向于提出了合作如何维持的构想，对于合作最初如何产生却用偶然性来回答。斯科姆斯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为合作演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大纲，但其理论解释在本体论层面上显然并不牢靠，特别是缺乏对于合作起源的偶然性因素的具体分析，而这一点应是未来对其研究的一个侧重点。
(二)合作模型的简单性
将猎鹿博弈作为合作演化观的博弈模型，简明且生动地阐明了其合作演化观。但是，猎鹿博弈模型无法反应社会问题的全部，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搭车现象的发生。斯科姆斯对社会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因为他强调对于每一方来说，最好的结果往往是在没有任何背叛的情况下实现的。然而，当其他人都遵守合作规范而有一个人不遵守时，这个人也能得到最好结果。举个逃兵的例子，逃兵认为只要其他人被征召入伍，他就最好从兵役中脱离出来。搭车现象与囚徒困境不同，因为这取决于个体对别人怎么做的预期；但这也不同于猎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别人合作，即使个体采取背叛策略也会得到最好的结果。问题在于猎鹿博弈本身，猎鹿的设想是，只有在没有背叛的情况下，猎鹿才能成功。但在现实中，大多数合作的情况并非如此。成功并不依赖于每个人的合作，这一事实为搭车现象打开了大门。斯科姆斯的问题在于用纳什均衡构建社会问题，他认为猎鹿和猎兔都是纳什均衡，也就是说，如果其他人猎鹿，自己最好也选择猎鹿，如果其他人猎兔，自己也最好选择猎兔。然而在社会生活中，最好的做法通常却是让别人成功地去猎鹿，自己去猎兔，然后再去认领一些鹿。因此，将猎鹿博弈作为合作问题的模型不足以容纳更广泛的社会问题。总之，斯科姆斯将猎鹿作为博弈模型很生动形象，也便于理解和说明广泛存在的合作问题。但猎鹿作为一种模型要为阐明理论而服务，显然，猎鹿博弈的解释范围是有局限的，其并不能反应和说明全部社会问题。因此，未来可能需要完善猎鹿博弈或者寻求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博弈模型来解释合作演化问题。
(三)决策中的理性因素
斯科姆斯的理论不仅涵盖了人类的社会生活，也涵盖了整个动物世界，所以他坚持认为，理性选择不是解决合作问题的必要条件。但是，他的模型却反应出理性主体如何进行理性选择以使其策略的效用最大化。其在研究中经常使用“相信”(believe)“选择”(choice)“合理”(reasonable)“试图”(attempt)和“决定”(decide)等词。如果这些不是在各种假设情况下理想化的理性行为者的精神状态和行动，那么我们很难给出其他的解释。博弈论的批评者通常认为，一个模型只有当它是一个确定的模型时，才具有价值，这种担心在斯科姆斯的案例中有特殊的意义。斯科姆斯选择将猎鹿作为博弈模型，一方面是因为猎鹿某种程度上能够充分反应合作现象；另一方面，斯科姆斯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其状态并非人为，而是自然的创造，其初衷是想通过动物合作行为来揭示整个生物界的合作演化问题，因此，他将猎鹿作为其合作演化观的博弈模型，他本想在不涉及理性因素的前提下阐明其合作演化观，但在论述中却到处体现出理性主体在做决策时的理性选择，这与其初衷是相矛盾的。尽管在探讨决策问题时，斯科姆斯想避免其他因素干扰而保证模型的简单性，但实际上，即便对动物来说，它们习得的惯性或者规范都可能成为模型中无法忽视的决定性因素，更不用说可能涉及伦理或心理等更复杂的知识。总之，对于合作演化问题，应该寻求一种根本的、普遍性的解释，而不应排斥可能的理性因素，这恰恰是认识论层面上未来应着重探讨的部分。
(四)影响因素的非连贯性
斯科姆斯在关于合作演化的论述中，提到了本地互动结构会对合作产生影响；信号能对合作产生影响；策略和结构的共同演化能对合作产生影响；此外，策略和结构共同演化的相对速率也能对合作产生影响。可见，这些因素都能对合作产生影响。但是，斯科姆斯只是单独对每种影响因素进行了阐述，却没有提到所有这些影响因素之间有何关联。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将所有这些产生影响的因素融入到对合作、集体行动等问题的连贯解释中呢？对于这个问题斯科姆斯并未回答。影响合作的因素或许有更多，但是如何将所有影响因素进行归类整合是未来需要继续进行的工作。
总之，关于人类合作行为起源与演化的研究绝非能够一蹴而就，斯科姆斯的工作尽管存在局限，但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以依靠的达尔文主义纲领。并且，这一纲领具有极好的兼容性和可拓展性，通过这一框架，可以将生物进化、行为发育、心理发育等方面的研究整合起来，并成为现代进化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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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iginofCooperation——BriefAnalysisoftheCooperativeEvolutionViewofBrianSkyrms
ZHAO Bin,GUO Hong
(Research Center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Shanxi)
Abstract:Cooperation is so pervasive in biology that we ignore the deeper study of it,that is how is cooperation possible.Based on the game model of cooperative evolution,Skyrms has proposed three mechanisms to promote cooperative evolution:local interaction,signal and association,and defended the hypothesis of how people organize actions to realize common interests.Skyrms′ view of cooperative evolution further enriches evolutionary theory and becomes an in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evolutionary theory.
KeyWords:Skyrms; cooperation; evolution mechanism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9)01-0021-05
收稿日期：2018-10-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生命科学中的非决定论问题研究”(15CZX018)；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进化的本质与现代生命观研究”(17JJD720005)
作者简介：赵 斌(1981—)，男，山西临汾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哲学博士；郭 虹(1994—)，女，山西忻州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冯志宏]
标签：猎鹿论文; 斯科论文; 姆斯论文; 互动论文; 策略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美洲哲学论文; 北美洲哲学论文; 美国哲学论文;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生命科学中的非决定论问题研究”(15CZX018)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进化的本质与现代生命观研究”(17JJD720005)论文;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