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舒尔茨研究专题·
摘 要：德国思想家威廉·舒尔茨是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先行者。他通过广泛吸收经济学和工艺学的理论成果，提出了极具原创性的物质生产理论。他将蕴含着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维度的分工概念确立为理解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核心原则和分析范式，将生产资料确立为划分物质生产发展阶段的衡量标准，并从直接生产层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实质与阶级对立。这些理论创见对青年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舒尔茨的思想也存在内在局限性，因此，必须准确厘清舒尔茨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
关键词：舒尔茨；《生产的运动》；物质生产；工艺学
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舒尔茨（Friedrich Wilhelm Schulz）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政论家。1840年代初，当马克思还在思想上经历从主观唯心主义向一般唯物主义的艰难转变时，舒尔茨已率先深入到物质生产领域探究人类历史发展的运动规律，建构起独具一格的物质生产理论。它在一定程度上要比同一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先行者赫斯①张一兵：《赫斯：一个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思想先行者和同路人》，载《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4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页。的经济异化理论更为深刻，并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于舒尔茨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的探讨严重滞后，甚至有部分西方学者恶意歪曲两者的关系。因此，基于原始文本和经济学-工艺学的思想史语境考察舒尔茨物质生产理论的哲学内涵与理论得失及其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效应就成为一项重要的理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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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学-工艺学语境中的“物质生产方式”理解史：从斯密到尤尔
舒尔茨的物质生产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生产的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①Wilhelm Schulz,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Eine geschichtlich-statistische Abhandlung zur Grundlegung einer neuen Wissenschaft des Staats und der Gesellschaft,Zürich und Winterthur:Literarisches Comptoir,1843.本文的写作参照了由李乾坤博士翻译的此书的中译本，特此感谢！（以下简称“《生产的运动》”）一书中。从该书的副标题来看，历史-统计学构成了舒尔茨理论建构的显性方法论支撑。但实际上，历史-统计学的核心内容恰恰来自政治经济学和工艺学。因此，要想深入把握舒尔茨的物质生产理论的运思语境和思想实质，就必须首先回到经济学和工艺学思想史中关于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同理解。而这一思想谱系对于大多数国内学者来说同样是既熟悉又陌生的。
在“物质生产方式”理解史上，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占有独特的理论地位。因为他首次系统剖析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原因，并将分工、劳动生产力与交换关系紧密勾连起来。但受特定时代的制约，斯密的分工理论又存在明显局限性。首先，他只关注到分工之“分”，而忽视分工之“合”。当斯密以扣针工场为例来阐述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原因（即分工促进劳动者业专而日进、业定而省时、业精而发明）时，他的出发点是分工的专业化和固定化所带来的个体劳动者的主体能力提升，而不是分工的联合或协作及其产生的集体生产力——这种超过个体力量之和的社会生产力正是资本无偿占有相对剩余价值的重要源泉。其次，斯密尚未严格界划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从而犯了“泛分工论”的错误，遮蔽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资本主义特质——这一错误观念对包括舒尔茨、马克思在内的许多思想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最后，他将分工看作唯一的先进生产方式，并以分工逻辑来理解机器，使机器从属于分工，将机器看作劳动者的上手性工具，从而混淆了机器与工具。因此，斯密无法（也不可能）看到机器大生产对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超越，更不会看到机器与劳动之间的激烈冲突，从而走向基于分工和平等交换的普遍丰裕。对此，李嘉图的机器理论做出两方面的推进：一是他将机器从分工逻辑中解放出来，强调机器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二是他首次明确指认了资本关系下机器对工人阶级的危害与对立，从而将斯密的平等交换关系推进到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层面。马克思后来高度评价了这一点。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658页。但他尚未科学区分机器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认为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提出用补偿理论来缓解机器造成的阵痛。而且，他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论及机器的经济社会影响，还尚未真正深入直接生产领域探究机器的工艺学特征和运行规律——这也是古典经济学在物质生产问题上无法继续深入的痼疾之一。
以约翰·贝克曼（Johann Beckmann）和约·亨·摩·波佩（J.H.M.Poppe）③马克思在《伦敦笔记》《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多次摘录了贝克曼和波佩的工艺学著作。为代表的德国工艺学（Technologie）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古典经济学的缺陷。贝克曼在《工艺学导论》（1777）中指出，工艺学是关于手工业、工厂和工场手工业的知识，“是对一切劳动及其结果和原因的全面、系统和清晰的说明”。④Johann Beckmann,Anleitung zur Technologie,Göttingen:Wittwe Vandenhoeck,1777,S.ⅩⅥ.波佩作为贝克曼的学生进一步发展了工艺学。波佩在《从科学复兴到十八世纪末的工艺学史》（1807—1811）中指出：“工艺学不仅讲解手工业的历史，而且系统透彻地讲解一切劳动及其结果与原因”。⑤J.H.M.Poppe,Geschichte der Technologie,Bd.I,Göttingen:Olms Verlag,1807,S.64.他的理论贡献在于：首先，他在继承斯密分工理论的同时，明确指认工场手工业和工厂的前提是协作和大规模生产，即“几个同种或不同种的手工业者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聚集在一起工作”，⑥J.H.M.Poppe,Geschichte der Technologie,Bd.I,S.31.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其次，他对机器的认识摆脱了斯密的分工逻辑，强调机器取代了“单纯的手工工具”；①J.H.M.Poppe,Geschichte der Technologie,Bd.I,S.32.最后，他初步分析了机器生产的快速、均匀和准确等特点对节省劳动和时间的积极作用，②J.H.M.Poppe,Geschichte der Technologie,Bd.I,S.32.大大推进了李嘉图对机器的认识水平。不过，波佩的观点也存在内在局限，譬如，他在区分工场手工业和工厂时指出，直接借助人手或机器来生产商品的就是工场手工业（Manufacture），而借助火（Feuer）和锤（Hammer）来生产商品的就是工厂（Fabirk）。③J.H.M.Poppe,Geschichte der Technologie,Bd.I,S.31.显然，他所说的“工厂”并不是以自动机器体系为基础的现代工厂，而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金属加工工场，而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德国却十分流行。这表明，贝克曼和波佩的工艺学还停留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阶段，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德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
基于英国的工业革命进程，以查理·拜比吉（Charles Babbage）和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④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哲学的贫困》《伦敦笔记》《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多次摘录和利用了拜比吉和尤尔的工艺学著作，这是马克思建构和深化历史唯物主义、推进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为代表的英国工艺学实现了欧洲工艺学的现代转向。拜比吉的理论贡献在于：一是在斯密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分工的比例倍数原则，即“拜比吉原理”，并详细阐述了该原理在工场和工厂中的普遍应用和经济效应；二是明确给出了机器的工艺学定义，即“当每一个过程都简化为只使用一些简单工具时，由一个发动机推动的所有这些工具的联合就产生了机器”。⑤Charles Babbage,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London:Charles Knight,1833,p.174.这是一种典型的机器-工具集合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借用这一观点批判了蒲鲁东的机器-劳动集合论。当然，拜比吉的理论缺陷也是明显的：首先，他仍然延续斯密的分工逻辑错误，将分工视为机器大工业的主导原则，尚未真正把握机器大工业的本质特征；其次，他以繁简程度和动力来源作为区分机器和工具的标准，即“工具通常比机器简单，工具通常是由人手推动的，而机器通常是由动物或蒸汽力来推动的”。⑥Charles Babbage,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pp.10-11.这显然是非科学的。舒尔茨就延续了这一错误观点。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批判了这一观点，并深刻指出：“拜比吉（他作为数学家和力学家）虽然比尤尔高明，但他实际上只是从工场手工业的观点去理解大工业的。”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5页。
尤尔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拜比吉的理论缺陷。在《工厂哲学》（1835）一书中，他准确描述了工厂工人在机器体系中的从属地位，即“工厂”就是“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并且它们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的支配”。⑧Andrew 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London:Charles Knight,1835,p.13.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后来所说的劳动实际从属于资本的物质技术基础。在此意义上，尤尔真正赋予了工厂概念以现代内涵。同时，他深刻指认了机器大生产替代工场手工业分工的生产方式变革。他强调，“当亚当·斯密写他的不朽的经济著作的时候，自动机器还几乎无人知晓，他完全有理由将分工看作手工业进步的重要原则”，⑨Andrew 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p.19.但自动机器体系的出现意味着“按照工人不同熟练程度来分工的死板教条终于被开明的工厂主们推翻了”。⑩Andrew 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p.23.这表明，尤尔已彻底抛弃斯密和拜比吉的分工逻辑，完全站在了机器大工业的立场上。不过，尤尔思想中也存在严重缺陷：一是他将机器大工业看作唯一的和最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遮蔽了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特性，否认了超越机器大生产的可能性；二是他突出强调机器与分工的对立，从而遮蔽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历史过渡与内在矛盾；三是他极力论证资本利用机器剥削工人的合理性，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批评他是资产阶级的“无耻辩护士”。
舒尔茨的物质生产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生产的运动》（1843）一书，特别是其“物质生产”一章中。在这一文本中，舒尔茨不仅确立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而且以物质生产方式为线索梳理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从而建立了一种基于物质生产话语的历史观。
二、经济学-工艺学语境下的舒尔茨物质生产理论及其理论得失
总之，上述观点代表了不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理论家对自身所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高理论反思，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物质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和社会效应。这些观点既构成舒尔茨进行理论探索的思想构境场，又是我们深入理解舒尔茨的理论得失及其辐射效应的理论坐标系。
首先，舒尔茨在继承和拓展斯密分工理论的基础上将分工确立为理解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核心原则。针对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只关注物的世界和产品的堆积”，①Wilhelm Schulz,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Zürich und Winterthur:Literarisches Comptoir,1843,S.57.舒尔茨主张必须探究“在由内而外的合规律性发展的活动组织的历史的活的联系之中所蕴藏的自然发生之物（Naturwüchsige）”。②Wilhelm Schulz,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S.8.在笔者看来，这种“自然发生之物”接近于黑格尔的“第二自然”，具体而言就是物质生产的运动规律。他指出：“那种运动的规律，自亚当·斯密以来，已经借由分工（Theilung der Arbeit）一词被大众所了解。”③Wilhelm Schulz,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S.9.可见，斯密的分工理论构成了舒尔茨的重要理论资源，但他并不满意斯密仅从“划分”角度理解分工，因此强调：“然而人们谈论一种结构（Gliederung）要比只谈论一种划分（Theilung）更加准确，因为生产活动的每一种新发展已经产生新的联系。因而，伴随着对这种关系（Verhältnis）的理解，一种活的前进的生产组织的观念便进入意识中。”④Wilhelm Schulz,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S.9.这里，舒尔茨对斯密的分工理论做了三方面的重要推进：
首先，斯密的分工概念主要停留在经验归纳层面，舒尔茨则赋予了分工概念以内在生成性的发展维度，从而具有历史发生学的意义：分工是一种“发展和再联合”，一种“活的前进的生产组织”。这一规定绝不是抽象的逻辑设定，而是来源于舒尔茨借助丰富的经济学、工艺学和统计学资料对人类历史的深入研究。他通过整合从斯密到尤尔以来的经济学家和工艺学家对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方式的有限理解而打破了斯密分工理论的有限历史视域，从而将分工提升为贯穿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普遍规律，最终把分工这个经济学-工艺学概念改造为社会历史概念。
其次，相对于斯密仅从分工的“划分”维度来理解生产力的提高，舒尔茨则更强调分工作为一种“结构（Glieberung）”和“联合（Verbindungen）”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在德语语境中，“Glieberung”兼具“划分”和“结构”之意，“Verbindungen”兼具“结合”与“联系”之意。因此，舒尔茨所强调的“结构”和“联合”都指向分工的联合与协作维度。其实，舒尔茨早在1840年的《劳动组织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状况的影响》一文中就提出了类似观点：“这种发展规律就是劳动的分解（Zerlegung）或所谓劳动分工（Theilung der Arbeit）……然而，人们谈论一种劳动结构（einer Gliederung der Arbeit）要比只谈论一种劳动分工（einer Theilung der Arbeit）更加准确，因为生产活动的每一次新的发展都会产生新的联系（Verbindungen），并同时将这种新的联系作为前提。”⑤Wilhelm Schulz,“Die Veränderungen im Organismus der Arbeit und ihr Einfluß auf die sozialen Zustände”,inDeut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2.Heft,Stuttgart und Tübingen:J.G.Cotta,1840,S.20-21.他在《生产的运动》中延续了这一观点。过去我们通常认为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最早对斯密忽视分工的协作维度提出批评，现在看来，舒尔茨要比李斯特更早指认了这一点。而从工艺学思想史来看，舒尔茨的这一理论推进很可能得益于波佩关于手工工场和工厂的协作和大规模生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描述。舒尔茨指出：“当手工活动被最大程度地分解，同时无数人手为了同一生产目的而活动时，人们就进入了工场手工业时代。”①Wilhelm Schulz,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S.37.而不断发展的劳动分工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以制针工场为典型的工场手工业分工大大提高了产量和效率。另一方面，分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功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显现出来：“借助人的意志和发展着的分工（Gliederung der Arbeit），即通过工具和工艺的完善与扩展、通过劳动向最简单要素的分解和无数人手为共同的生产目的而进行的分工（Zerlegung der Arbeit）以及最终通过人的精神和外部自然之间的分工（Vertheilung der Arbeit）而实现对盲目的自然力的不断征服”，从而促使“生产力更广泛地结合起来”。②Wilhelm Schulz,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S.40.总之，分工所蕴含的协作与共同活动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源泉。而这也构成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从分工-共同活动角度理解生产力的重要灵感之一。
不说那根长发丝思雨还真忘了。他情绪激动地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纸包，急急打开纸包放在茶几上，指着说：“你看，就是这根长发丝——”思雨说到这，突然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纸包里现在是两根长发丝了。不知何时慌乱，欣竹的那根长发丝也包在了一起。
在《形态》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一书的重要启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初步接触外业勘察工作。安排1位有经验的本专业工程师作为导师，参加至少1个项目初测或定测阶段的外业勘察工作，了解本专业和桥梁、地质、隧道等其他主要专业的外业勘察工作内容。
马克思在确立了分工与生产力的内在规定之后，开始转向以分工、生产力和所有制形式为线索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剖析。他首先对分工、生产力和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做出规定：一方面，分工是生产力水平的外在表现，即“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⑧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80页。另一方面，分工带来劳动产品的不平等分配，于是产生所有制。因此，“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⑨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28页。而“分工发展的各种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不同形式”。⑩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82页。由此，马克思梳理了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与资产阶级所有制。在笔者看来，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几乎是对舒尔茨的分工-历史叙事的概括与升华。马克思的重要推进在于将分工（生产力）和所有制形式（交往形式）提升为分析人类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总体逻辑构架，进而将以分工为纽带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提升为唯物史观的基础范畴。当然，受斯密和舒尔茨等人的影响，此时马克思同样陷入了“泛分工论”窠臼。但在笔者看来，如果说斯密是“泛分工论”的始作俑者，那么，从舒尔茨将这种泛分工论提升为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分析范式层面来看，舒尔茨才是此时马克思陷入同样错误的“罪魁祸首”。
最后，舒尔茨深入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实质和阶级对立。舒尔茨站在同情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揭露了机器大工业对无产阶级的消极影响：第一，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虽然促进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但也造成严重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对立，即“绝对贫困减少，相对贫困增加”。①Wilhelm Schulz,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S.66.由此，舒尔茨尖锐地批评了资产阶级统计学和政治学以平均计算来掩盖社会矛盾的虚假性与欺骗性：“当代政治学总是通过统计学家而不断使肚子、后背和四肢平均化，从而证明整体上的兴旺繁荣，却忽视了局部的萎缩和畸形。”②Wilhelm Schulz,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S.69.第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等方式加深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比如，在英国棉纺织业中，机器的使用将工人的劳动时间增加到每日12到16小时，同时大大增加了工人的紧张程度。第三，分工和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精神与肉体造成极大损害。舒尔茨看到，分工的单调重复操作造成工人畸形发展。机器在替代简单劳动的同时又将工人变为机器，而“人们借助机器来劳动和人们作为机器来劳动”有着天壤之别。面对工厂劳动对童工的摧残，舒尔茨愤慨地批判这是“一种最可耻的犯罪”，是“将国家的未来毒害在萌芽中”。③Wilhelm Schulz,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S.71.这里，舒尔茨积极利用了以拜比吉、尤尔为代表的工艺学家所描述的机器大生产的基本特征和消极影响，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罪恶，从而将李嘉图初步在分配和机器的社会效应层面对生产关系的对抗性分析进一步推进到直接生产过程层面。这为马克思直面资产阶级制度对人的能力和生产力发展的破坏性影响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
三、舒尔茨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影响进程
马克思一生中至少三次直接引用过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④马克思对舒尔茨的三次引用文本分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因此可以说，马克思对舒尔茨的关注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思想发展历程。虽然马克思与舒尔茨几乎没有直接的交往，甚至在根本的思想方法和政治立场上存在严重分歧，但舒尔茨却是极少数马克思自始至终都给予肯定或从未直接批判的思想家之一，甚至在《资本论》中还强调他的著作在某些方面值得称赞。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0页。而这一基调或许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变革时期就已经奠定了。
第三个“1”是指以100万吨工业级、食品级磷酸为基础，做100万吨精细化工产品，包括饲料添加剂、食品和医疗产品、电子材料等，把磷产业链向价值高端延伸。
马克思最早邂逅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受了赫斯的影响。②赫斯在1843年底至1844年初为《德法年鉴》撰写的《论货币的本质》一文中提到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一书，并对其中关于废除货币与文字的观点做出批评。而众所周知的是，当时马克思作为《德法年鉴》的编辑认真阅读了赫斯的这篇文章，显然会注意到舒尔茨的这本书。参见莫泽斯·赫斯：《论货币的本质》，刘晫星译，载邓习议编译：《赫斯精粹》，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3页。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对《生产的运动》的摘录和利用主要集中在第一笔记本的“工资”和“资本的利润”部分。从摘录内容来看，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舒尔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和两大阶级对立的历史分析。譬如，在“工资”部分，马克思在批判“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2页。时，大段引用了舒尔茨的论述，归结起来包括：第一，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不仅破坏了工人收入的稳定性，而且驱使资本家无限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3页。第二，生产总量的增加可能会减少绝对贫困，但会增加相对贫困，从而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第三，虽然以分工和机器为代表的生产力发展为人的精神创造与享受赢得时间，但分工和机器对人手的统治却在更深层面上使人类劳动变为奴隶劳动；第四，当资本家使用人手更有利时，他宁愿以人手（童工）代替机器。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4页。显然，舒尔茨的描述为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的非人性提供了有力证据：“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3页。在“资本的利润”部分，马克思在批判资本竞争对无产阶级的不利影响时再次引用了舒尔茨，归结起来包括：第一，虽然英法两国的工业发展道路不同，但都造成大量贫苦的无产阶级；第二，资本家为了逐利而扩大生产，造成生产过剩频发，导致不断扩大的无产阶级队伍深受其害；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7页。第三，随着大资本逐渐渗入各行业，并使科技等一切生产力要素都服务于资本积累，“有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之间的对立”必然加深。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0页。应该说，舒尔茨对现实历史的分析是非常深刻的，但此时的马克思却从这些经验事实中引出了人本主义的结论：“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因此，“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8页。当然，在第一笔记本的前半部分，马克思的这种人本主义倾向并不多见，而是依循了青年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实证批判思路。⑩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2—233页。因此，舒尔茨关于现实资本主义生产运动的描述也对马克思认识物质生产的重要性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成为他在第二、三笔记本中逐渐生成的那条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客观逻辑的一个隐性支撑，也是马克思在《形态》中得以创造性转化舒尔茨思想的前提。
复次，舒尔茨将生产资料确立为划分物质生产发展阶段的衡量标准，并初步阐述了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除了居于主导地位的分工范式，舒尔茨同样认识到生产工具或生产资料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物质生产的运动就是一种发展。从人最初只将双手当作器官和工具的状态……到趋向于最精巧的机器，其中每一阶段都是以这种方式过渡到下一阶段的，即每个低级阶段都将成为高级阶段的基础，而无须被抛弃和消灭。”③Wilhelm Schulz,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S.75.这段文字包含了两方面的重要内容。第一，物质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生产资料的发展，即从人手到最精巧机器的发展。因此，生产资料就成为衡量物质生产发展的重要标准。这一思想接近于马克思后来所说的劳动资料是衡量社会生产力的指示器。舒尔茨以生产资料为线索指出，农业、工业和商业都经历了人手、工具、工场和机器四个发展阶段。譬如，舒尔茨在阐述机器生产阶段时指出：“最终这种持续的分工走向了一种完善的机器（Maschinenwesen）的应用，由此便进入了真正利用机器进行工厂生产（Fabrikation）的第四个阶段。”④Wilhelm Schulz,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S.37.在这一阶段中，各种谋生活动通过分工被分解为最简单的工序，并逐渐被自然力驱动的机器所取代，于是，人就免除了体力劳动而从事更高级的精神劳动。这里，舒尔茨明确认识到了机器生产的积极作用和独特地位。不过，他依然延续了斯密、拜比吉等人从分工角度理解机器发明和生产的单一思路，尚未认识到尤尔笔下的自动机器体系和自动工厂，因而忽视了工厂工人的悲惨遭遇。这也导致他在机器与工具的区分问题上犯了跟拜比吉同样的错误。尽管如此，舒尔茨对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关注促使他的历史分析视域沉降到直接物质生产领域，而这条分工框架下的从属逻辑恰恰为突破泛分工逻辑的历史分析范式、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特殊性提供了可能。因为在泛分工逻辑下，人类历史的发展仅表现为分工的规模效应和平等交换的量性积累，因而带有一定的欺骗性。而在生产资料的逻辑下就会直接遭遇物质生产领域中生产方式的质性变革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张力。因此，从直接生产领域出发对物质生产的历史分析才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之根本秘密的真正入口。当然，舒尔茨只是无意中触及了这一点，而马克思直到《哲学的贫困》中才开始认识到它的重要方法论意义。第二，以生产资料为标志的生产力发展具有历史阶段性和继承性。一方面，高级阶段的生产资料不是消灭和扬弃而是继承和发展低级阶段的生产资料的结果。比如，机器不能废除工具，而是包含了各种简单工具的要素。这一观点显然是与拜比吉的机器理论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前后相继的生产力阶段之间不是彻底的断裂关系，而是辩证的历史继承关系。这接近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一定阶段的生产力都是对以往生产力的继承和发展的结果。这为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确立科学的历史实践观提供了重要启示。
首先，马克思将物质生产确立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根基。在阐述人类历史性生存的发展过程时，马克思强调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也就是说，人类历史的现实起点和社会存在的根基就是物质生产。这也是舒尔茨在《生产的运动》中对“物质生产”的首要规定。而对于物质生产的基础决定性地位，舒尔茨有一句更经典的表述：“人们做什么，他们就将成为什么。”①Wilhelm Schulz,“Die Veränderungen im Organismus der Arbeit und ihr Einfluß auf die sozialen Zustände”,inDeut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2,S.20.这里的“做”不是个体层面的行为，而是社会历史层面的生产，特别是物质生产。这一创见被马克思进一步深刻阐发。他在论述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时指出：“第二个事实是，已得到了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②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页。，并进一步总结道：“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也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因为一定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就是现实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③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25页。也就是说，人们的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在根本上决定了一定的总体生活方式。而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的物质条件”，除自然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生产工具或生产资料。而且，这些物质生产条件是世代相传的，即“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④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50页。由此，马克思彻底批判了德国意识形态家们的历史唯心主义。而这一理论创见除了受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影响，舒尔茨以生产资料为线索的生产力发展及其历史继承性的观点也提供了更直接的理论支撑。
再次，舒尔茨将斯密在特定历史阶段下的“泛分工论”与生产力-交换关系构架改造为理解全部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构架，即以分工为纽带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在斯密的“泛分工”视域下，分工已经是勾连劳动生产力与交换关系的纽带。但由于这并非斯密的研究主题，因此并没有得到详述。而舒尔茨则做出了进一步推进：一是他明确将分工看作贯穿于社会各领域的普遍原则和内在规律，即分工原则普遍适用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二是他纠正了斯密的交换决定分工（生产力）的片面认识，重新确立了物质生产（生产力）对社会关系的基础决定性地位。这可从他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分析中明显看出。譬如，他指出，在人类历史的第一阶段，家庭及其自然分工是首要的社会组织形式，人们只能借助双手从事单一的谋生活动（Erwerbstätigkeit）。这种固定的生活方式（Lebensweise）产生单一的习俗，统治着一切社会关系（sociale Verhaeltnisse）。到了第二阶段，人类以农耕为主要谋生活动，农业的发展促进工商业的产生，于是分工超出家庭自然分工的范围，出现农、工、商业的分工。其中，手工业中的行业分工产生特定的知识、阶层、行会和同业公会以及相应的习惯、权利、利益与技艺传统，并进一步在市民社会中产生等级制度和阶层观念等。同时，物质生产的发展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和所有制的产生。当物质生产为精神劳动提供了必要基础，便出现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分工，从而促进宗教、立法、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总之，在舒尔茨这里，分工作为一种发展着的结构内在地蕴含了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维度——这正是“泛分工论”得以可能的内在机理，从而成为剖析社会历史结构性变迁的分析范式。而这一分析范式同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叙事方式具有很强的耦合性。
其次，马克思将分工看作理解生产力与人类历史发展的核心范畴。在《形态》中，马克思是从分工的共同活动方式角度来理解生产力概念的，即“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⑤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24页。“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⑥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36页。对此，我们通常将这一观点的思想源泉归结为斯密的分工理论和赫斯的“共同活动即生产力”。⑦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338页。这是正确的。但如前所述，斯密主要是从分工的专业化角度来阐发分工提高生产力的。而赫斯的“共同活动”则主要是哲学人本学视域下的主体交往活动。因此，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应该包含了多种理论资源，而舒尔茨从发展与再联合的结构角度对分工提高生产力的阐发和对工场手工业中许多人的共同生产活动的描述便是其中之一。
总之，舒尔茨站在当时历史与逻辑发展的最高点上，从不同层面和程度上利用了经济学和工艺学的理论成果，建构出一种极具原创性的物质生产理论。这一理论要比同时期的青年黑格尔派深刻得多，可以说，从1840年至1845年初，舒尔茨实际上是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先行者。
最后，舒尔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描述为马克思理解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消极影响、把握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表征提供了直接理论资源。马克思在承认大工业创造出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深刻批判了它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破坏性影响。譬如，马克思批判分工使人局限于特殊的强制范围内，而且，分工中许多个人共同创造的社会力量并不属于个人，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①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36页。再如，马克思批判大工业创造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只获得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②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114页。甚至“没有卷入大工业的工人，被大工业置于比在大工业中做工的工人更糟的生活境遇”。③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114页。总之，劳动“已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④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140页。而资产阶级私有制下生产力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戕害也构成此时马克思理解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内在矛盾的重要表征。⑤张福公：《马克思的工艺学研究以及对其世界观形成的影响——基于对〈布鲁塞尔笔记〉的文本解读》，《哲学研究》2018年第7期。舒尔茨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无疑为此时马克思的批判话语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此外，对景手法的应用范围并非仅限于本文所选的以公共建筑为主景的设计，山体、礁石、草坪、别墅甚至建筑细部装饰等均可作为对景，它可以灵活运用于居住区、商业街、校园、绿地、广场等诸多场所，因此，在不同层面的城市设计中均应予以关注.
四、马克思的科学世界观对舒尔茨思想的根本超越
由此可见，舒尔茨的物质生产理论实际构成了马克思初步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理论参照。瓦尔特·格拉布（Walter Grab）就称赞舒尔茨是“一个给予马克思灵感的人”。⑥Walter Grab,Ein Mann der Marx Ideen gab:Wilhelm Schulz,Weggefhrte Georg Büchners,Demokrat der Paulskirche: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Düsseldorf:Droste Verlag,1979.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过分夸大了舒尔茨对马克思的影响，甚至认为马克思抄袭了舒尔茨的思想。⑦Hermann Von Berg,Demythologizing Marx:The Book That Shattered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Herculaneum Publishing,2010,pp.57-58.对此，我们必须深入剖析舒尔茨思想的本质缺陷，认真辨识马克思与舒尔茨的根本差异。
首先，舒尔茨的物质生产理论在根本上具有历史唯心主义倾向。尽管舒尔茨深刻认识到物质生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地位，但他在“物质生产”章的开篇却说：“在最根本上，人的精神是大地之上最本真和最真实的原初生产者（Urproducient）……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描述了人类创造的一个不可分割的过程。”⑧Wilhelm Schulz,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S.10.可见，舒尔茨的思想深处仍然流淌着德国哲学的唯心主义血液，因而本质上仍然属于马克思所批判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⑨李乾坤：《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青年马克思生产范畴形成的重要坐标》，《哲学研究》2017年第11期。因此，舒尔茨的物质生产理论在方法论和历史观上具有严重的不彻底性，而马克思则彻底坚持了物质生产对精神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并科学抽象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内在矛盾关系，从而创立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2.1 地塞米松组和对照组术后视力改善情况 地塞米松组术后1 d视力提高率高于对照组(P<0.001)，两组术后1周视力提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其次，舒尔茨的物质生产理论仍停留在历史经验主义的层面。一方面，他将分工看作贯穿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内在规律，或者说，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分工规律运行的两个方面，于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似乎就是两个相对独立和平行的体系，从而弱化和忽视了两者的本质关系；另一方面，舒尔茨以分工为主导线索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梳理只是一种线性经验描述，即只是分别阐述了分工和所有制在各个历史阶段上的基本情况，而没有进一步探究它们在不同阶段之间的内在生成规律。对此，马克思从两个方面实现了对舒尔茨的超越：一是马克思虽然受到舒尔茨的分工叙事逻辑的启发，但却透过表面的分工现象，深刻捕捉到生产力与交往形式这一对核心范畴，并坚持贯彻了物质生产对精神生产的决定作用；二是马克思将舒尔茨在经验层面所讨论的“生产什么（Was）”推进到“怎样生产（wie）”的层面，进而揭示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内在矛盾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与规律。
最后，舒尔茨在政治立场上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保守性。虽然舒尔茨充分认识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尖锐对立，并对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残酷剥削持激烈批评态度，但他反对当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的革命主张。从他的政治实践来看，他仍然选择通过议会选举和政治改革的方式来发展资本主义，并呼吁以基督教的团结友爱精神来化解阶级矛盾和社会弊病。①Wilhelm Schulz,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S.178.这无疑是另一种空想。而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目标正是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人类的自由解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综上所述，无论是经济学和工艺学的思想谱系在舒尔茨理论建构中的多重映射，还是舒尔茨思想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曲折变奏，都蕴含了异常复杂的思想关系。具体而言，18、19世纪的经济学-工艺学理论传统为舒尔茨跳出当时德国最喧闹的思想争论，而以冷峻的目光审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地平。舒尔茨也在历史与逻辑的高点上通过整合不同的理论资源将经济学和工艺学中的隐性社会唯物主义哲学构架推向新高度。然而，经济学-工艺学所隐含的内在缺陷却成为舒尔茨思想中不可克服的病理性基因。这导致马克思在不同程度上借鉴和超越舒尔茨的理论创见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同样的理论窠臼（如泛分工论）。尽管如此，舒尔茨始终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路标，但他们在根本观点和政治立场上的分歧也注定了短暂思想交会后的分道扬镳。
OnSchulz'sTheoryofMaterialProductionandMarx's PhilosophicalRevolution——Based o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echnologie
Zhang Fu-gong
Abstract:The German thinker Wilhelm Schulz is a forerunner of young Marx in thought.Through extensive absorption of the theories of economy and Technologie,he proposed a very original theory of material production.To be specific,he took the concept of division of labor containing the dimensions of productive powers and social relations as the core principle and analytical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the law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took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s a measure of the stages of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production,and Exposed the exploitation and class opposition in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from the sight of direct production.These creative ideas have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young Marx's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and his cre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But Schulz's thought also has inherent limitations.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accurately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ulz and Marx.
Key words:The Movement of Production,material production,Technologie
作者简介：张福公，南京师范大学教师（南京 210023）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马克思工艺学笔记的翻译与研究”（18ZXC002）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19.01.003
［责任编辑 付洪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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