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实践作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重要核心概念，其理论背景和主要内容源自对德国古典哲学源头康德“实践理性”的扬弃。康德的实践哲学以道德律提出了道德实践观念，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理论则是通过物质生产去解读人类实践活动的过程，从而革新了传统实践哲学范式。马克思实践观与康德实践理性之间的对比表现出马克思对康德哲学的超越，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实践观；纯粹实践理性；自由
“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与康德哲学视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实践”在康德那里，是纯粹理性在实践中的应用，从意志自由到道德法则，最终实现道德王国；而马克思则以此为基础构建历史唯物史观，达到改变现实世界的目的。虽然二者对实践的本体论解读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最终目标是使人类获得自由从而达到“至善”，实现人类的解放。马克思对康德实践理性理论的批判与继承所形成的实践哲学为人类的终极关怀和诉求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通过阐明和比较分析康德与马克思实践思想的内在逻辑，能更好的认识和掌握实践的要义。
一、马克思与康德关于“实践”的哲学界定
实践是马克思哲学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也对此有着深刻的思考。康德实践理性的论述对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提出与发展影响甚大。
图7为样机定子3D结构有限元模型。表3为考虑叠压系数及各向异性后样机的材料力学参数(表中材料力学参数是仿真时直接输入的参数值)。
康德强调“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认为“人的理性”才是认识世界的主体。他将人的理性划分为两种形式：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理论理性是遵循自然概念、依照人的认识去指导的实践活动，受到人类感知和经验的的支配并局限于其中，是属于现象界且必须遵循自然必然性的活动，目的在于为人类提供现象界的理论知识，但由于未能认识到事物背后本质性的东西，因而理论理性所带来的思辨活动是消极的。而实践理性则是遵循自由的概念，目的是使人的意志能够摆脱因果的限制，从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实践活动，是存在于现象界之上的本体界，即基于道德律为人的行为提供积极指导的实践活动，是积极的活动。整体而言，康德是在精神范围内对实践进行的探讨，突出了人的理性的主体性地位。
既然实践理性是遵循自由的概念，就强调了实践主体的精神自由——意志自由，而意志自由是道德律的惟一内容，即道德律令是实践哲学的内容与对象。意志自由不是任性的“自由”，而是一种自律，是完全能脱离经验而不受其束缚的存在。当我们的理性在探究我们的意志行为正确与否时，则说明是我们理念中的道德律在发挥作用，“道德律是自由的认识理由”，是纯粹理性向人心颁布的先天法则规律或无条件命令，它指向自由；反过来说，实现真正的自由的惟一前提就是去实践心中普遍、客观的、纯粹的道德律，遵从先天颁布的道德法则——一个不变的标准，康德的“实践”是道德的实践。但将现象界与本体界隔离开来了。
基于康德实践理性哲学内涵的基础之上，马克思认为实践的主体应是现实的人，实践的客体即为“现实的感性世界”。马克思曾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16于此，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过分强调客观物质的重要性忽略主体及其能动性，也批判了康德“人的理性”作为实践主体的非现实性，从本体论上把人看作是世界中最真实、最根本的存在，而提出“现实的人”的能动作用及其感性活动，即实践就是能动的主体在现实社会中创造和改变物质生活条件的物质生产与社会交往的活动，而非仅是意识在人大脑中的活动。将此岸世界中以现实经验为基础最真实、具体的“人”，跳出了康德“纯粹理性”的圈子。同时，马克思提出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现实感性世界中，不能将自然的物质性与历史性割裂开来，现实的感性世界，绝不是世界运转第一天就有且永恒不变的存在，而必然是历史的产物，是现实的人类活动的产物，是创造、生产的产物，这也是马克思超越康德实践理论之所在。
⑥关于“Fortuna”，20世纪上半叶已有不少学术论著梳理了其形象来源，主要有Howard Rollin Patch,The Tradition of the Goddess Fortuna in Medieval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Northampton，1922;Fortuna in Old French Literature,Northampton，1923;The Goddess Fortuna in Mediaeval Literature,Cambridge，1927等著述。
最后，马克思实践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放人类。康德的实践理性达到的最终目的仅仅是为了解释世界，而马克思曾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解放全人类。”[2]57既然解放的对象是现实的人，那么人的自由必然也是基于现实的、经验上得以改造实现的，实际的克服该过程中错误的自然、社会和意识形态的限制，以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为目的。如何克服？即从自然界的束缚中抽离出来，并推翻现有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压迫，落实到现实社会中，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在资本阶级社会中，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2]287，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目的仅是为了创造财富而已，至于人危机的产生，人的物质上、精神上的解放，资本主义都将其抛之脑后了。马克思落实到现实社会，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就是在为人的解放寻找一条现实的路径。这超越了康德的观念论。
二、马克思实践观对康德实践理性的扬弃
马克思的实践观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从现实世界出发，最终实现对世界的重构，这一切均离不开康德哲学对其思想的影响，而马克思也并未完全的止步于康德理论之中，而是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总的说来，康德的思想对马克思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在实现个人的自由的理论建设上对康德的抽象的意志自由进行了彻底的超越。实现人类的自由是马克思和康德哲学理论共同的目标，但在该问题上，马克思认为康德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将现象界与本体界完全的割裂开来，自由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幻想。事实上，自由必须是现实的。因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5]，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人类实现自由是一个随着历史积累而不断扩展的过程，且这个“个人”是“以一定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因此，意识并不是现实的人实现自由的前提，人自身的活动才是，使人实现自由必然是在实践活动之中通过占有自己的全部本质才能被体现出来——劳动。马克思说：“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自我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6]由此可见，劳动是人实现自由的媒介。一方面，现实的人将自我的目的和意识对象结合在一起，通过劳动创造出能够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对象化世界，在实践的过程中达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通过主体的自我反思，使得自由被外化并关联了客体，从而具有现实性。另一方面，客体对主体有反作用。众多对象物在现实的人进行合理的选择之后，成为人的组成部分，而后现实的人通过内化，使之成为自我的本质力量从而实现自由。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是马克思对康德“片面的”人本质的超越。康德的局限在于仅从理性层面去探讨人的本质，认为只有理性才能体现出人的本质。但马克思却看到了人的自由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社会及社会关系是现实的人通过劳动作用于具体的实现活动和人人交往得以实现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且社会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多样化的、互动化的社会关系，只有建立在道德原则之上的对自身的规范、使社会发展和思想进步得以统一以及人的共同利益的推动下，才能实现社会的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反之，譬如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劳动被异化，劳动不再能体现人的本质，人在自己的劳动之中对自己是否定的状态，那么人就不是自由的。在厘清了马克思与康德的实践理论的关系后，才能更好地对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想有切合其本意的理解。
马克思在改变世界的理论建树上对康德的单纯认识世界的理论有所超越。康德的实践理性理论是建立在经验之外的，实践主体对物自体在现实世界中表现出来的现象是脱离经验的；道德律令是实践主体先天就具有的精神性概念，也不依赖于经验；康德的理性是纯粹理性的实践，掺杂任何经验在内的实践都不是道德的。康德抛弃经验谈论道德的高尚，对于如何进行道德实践又闭口不谈，马克思对康德的这一思想批判到：“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践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了彼岸世界。”[5]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批判了康德将之推向彼岸世界的理论，而认为应放置于现实的阶级社会之中。康德认为道德律是实践理性的高尚的物质动机，但康德却没有认识到，真正的物质动机都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5]。人是具有二重性的，感性和理性交织与人之中，对于以理性为基础遵照道德律行事的人而言具有一种约束，从而产生道德行为，但对于以欲望感性为基础达到所谓“幸福”的、经验的、综合的人而言，这种约束就是一具空壳，所以物质动机与物质利益是不能割裂开来讨论的。马克思批判了康德把实践理性看做只是一种衡量的标准，起着解释的作用。事实上，改造世界、解放全人类从而全面发展才是最终的目的，要想达到这样的理想状态，就必然从解决现阶段的矛盾着手，通过实践发展生产力水平，变革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实现现有的阶级制度的瓦解，达到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将人的本体论和价值论进行有机的统一，在实践改造世界的层面上超越了康德道德解释世界的理论。
康德理论的问题在于，将认识的客体放置于理论理性层面加以理解，是抽象的且无法认识到事物本质的。因为康德没有看到现实的感性意义、实践的对象性活动以及现实的人对客体进行改造的能动性。马克思超越康德的实践理论，将抽象的物自体拉回我们真实存在的现实社会之中，认为物自体就是人的认识客体，在感性的、对象性实践活动基础上，主体是能够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并对其进行改造的，物自体本身也是可以被认识的，更为重要的是，主体对物自体本身认识的正确与否更是可以通过放置于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之中而被检验出来的。
1)传感器类设计。图2是传感器类的逻辑结构，传感器对象依靠传感器号来唯一标识。这些属性都是用户可以通过触摸屏来进行设置的。在数据采集中，系统根据传感器对象的采集节点号和通道来读取MODBUS采集到的数据。读取到数据后，系统根据传感器对象的属性，来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将其转换成最终数据。在系统中，传感器属性可以选择为模拟量、状态量、数字量、频率量。其中，模拟量可根据设置最大值、最小值以及输入电压范围进行补偿；数字量及频率量可以通过补偿公式进行补偿。
其次，康德实践的形式统一，实际上只是把理性当成了惟一的反思对象，以理性、以人内心的道德修养为最高的原则，实践理性的无条件性真正的是与人现实的、历史的有条件的实践行为相互脱离的，凌驾于客观的具体事物之上，因此脱离了现实的理性的自由。康德欲将人的理性的自由意志与道德律统一起来，必须以一个恰到好处的比例统一在一起，但“这种统一的实在性不能建立在别的东西之上，而只能建立在一个最高的本源的善的预设之上”[3]，即“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将实践主、客体的统一推向了彼岸世界。而马克思超越康德之处在于，马克思弥补了康德实践理论之中的缺陷，而认为实践主体必须包含现实感性社会中具体实践着的、创造历史、具有主体性的能动主体，同时，实践客体是实践主体的对象的外化，只有主体与客体达到辩证统一，才能实现从事具体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且历史的主体性，而非康德的抽象、先天不变的形式统一。
三、马克思对康德实践理性超越的意义
马克思认为事物的本质都基于物质生产的关系上才能被具体表现出来，是对康德的自在之物即物自体理论的超越。康德认为自在之物是超越人的感官之外的存在，不存在于现象界，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理性只能认识到自在之物在现实世界中表现出来的现象，而对客体的本质是永远无法认识到的。譬如，康德将自由意志、灵魂和上帝看做“物自体”，它们是规范人的道德行为的依据，但人们却无法认识物自体本身，因此，物自体又是人们认识的最后的界限。马克思则认为，康德的物自体之所以无法被认识是因为康德的认识主体脱离了现实的社会物质生产实践活动，马克思将康德物自体的概念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了更为深刻的阐述。马克思认为，认识主体就是实践主体，认识活动是实践活动的一个部分，即把客体放在感性对象性活动中加以理解，实践主体认识客体的同时并改造客体，赋予客体以主体性。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也予以深刻的揭示，认为物本身存在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种属性，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与康德物自体的本质是等同的，但是因为人的本质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意志，需要现实的生活条件作为意志发挥的基础。换言之，马克思认为抽象的东西（物自体）决定了意志，从而将意志具体表现出来。“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4]黑人是抽象的意志，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当当下的物质生产关系与人的需要相匹配时，作为奴隶的黑人的本质在社会中就被具体化的表现出来。马克思认为，把物自体放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认识，抽象的意志就不再是彼岸世界的不可知物，相反，变得真实起来。
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实践”、“主体”、“自由”——都源于康德，且马克思对康德的实践理性始终持有一种扬弃的态度，为日后建立庞大的理论体系打下基础。首先，马克思打破了对实践理解的局限，认为实践不仅是理论活动，“根本上也是人的一种本源性的存在与活动方式”[7]。实践是人之为人特有的活动，换言之，实践是人认识世界的重要媒介。其次，马克思摒弃了康德的片面强调人的能动性，进一步指出康德的实践理性是属于唯心主义范畴的，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如若落实到现实生活中，一切都将是虚妄的，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科学的理论，将主、客体从先验的理性实践中抽离出来，纳入到“物质生产关系”或“社会生产关系”之中，揭示了康德自在之物之谜。至于自由，马克思从客观出发赋予其以现实性，摆脱了康德的偏离了真正人本质走向禁欲主义的自由，给予了实践以正确的指导。
马克思通过对康德依靠抽象的实践理性进行思辨的审视的超越，认为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困苦、矛盾是一定存在的，但要努力去解决。马克思强调实践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强调了实践即人的本质。通过实践，现实的人才能与客观世界关联起来，产生社会生活，但社会又总是处于矛盾之中的，就必然要求社会不断的发展，要求人不断的完善、自我倡导人们重视自己的独立自主观念和创造观念，从而激发人们自觉能动的追求公平、正义及自由的价值诉求，朝着实现人类解放的目的出发，重燃人们对生活的意义、理想、价值的追求。
总的说来，康德的实践要确认的是个体理性实践的完整与特殊，马克思的实践要确认的是社会理性实践的完整与特殊。通过对马克思实践哲学在康德的实践理性基础上的扬弃的分析，马克思将康德的道德律令与现实的历史活动结合起来，将康德的主观性理论发展至马克思的主客体的统一性上，实践是人对自身进行道德要求发展成为改变世界的历史发展的必经之路。康德的实践理性对反思马克思实践理论创新及其当代性具有学术旁证意义和实践价值。可以说，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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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俞吾金.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J].复旦学报（社科版），2009，（4）：11.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17.
[4]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23.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12
[7]方环非，岑侃.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践观及意义[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4）：35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ractice See Marx Beyond the Philosophy of Kant
ZHANGXiao-xia
（School ofHistoryand Politics，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551700，Guizhou，China）
Abstract：Practice,as an important core concept of Marx's practical philosophy,its theoretical background and main content originate from the sublation of Kant's"practical rationality",the source of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Kant's practical philosophy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moral practice on the basis of moral law,while Marx's practical philosophy theory interprets the process of human practice through material production,thus innovating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 of practical philosophy.The comparison between Marx's practical view and Kant's practical reason shows that Marx transcends Kant's philosophy and has extremely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the concept ofpractice；pure practical reason；freedom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134（2019）02-0018-04
DOI：10.13933/j.cnki.2096-2134.2019.02.004
收稿日期：2018-12-29
作者简介：张孝霞（1994-），女，山东济南人，贵州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宋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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