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稼祥作为我党我军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在中国革命的几次关键时刻,为巩固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做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主要表现在:遵义会议上投了最为关键的一票,为重新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决定作用;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及时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为全力巩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为在思想上巩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
关键词:王稼祥;毛泽东;遵义会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思想
王稼祥(1906.5—1974.1),安徽泾县人,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在革命战争时期,王稼祥曾长期在军队担任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等重要领导职务,不仅在巩固党的领导和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励精图治、革故鼎新,取得了显著成就,还为巩固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推动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
一、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最为关键的一票,为重新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决定作用
1931年4月,王稼祥同任弼时、顾作霖一起作为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指导工作,刚到之际就面临苏区的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战斗。在这种崭新的生活环境中,王稼祥开始深入接触和了解苏区的实际情况,虽然他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两次反“围剿”战斗,但却亲眼目睹了整个战略的决策过程。在参加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的扩大会议上,王稼祥在仔细听取了代表成员的意见和建议后深受启发,不但意识到自身作战经验的不足,而且更加认真学习、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并虚心向毛泽东、朱德和其他高级干部及基层干部和战士请教。随着对苏区工作的慢慢了解和对军事工作的逐步熟悉,王稼祥越来越认识到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和毛泽东军事思想、战略战术的正确性,于是在作战策略问题上他虚心听取并积极支持毛泽东的主张。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讨论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问题时,王稼祥极力主张毛泽东应该留在前线指挥部队,然而，在“左”倾军事路线占据上风的情况下,王稼祥的建议最终没有被接受,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但王稼祥的努力为毛泽东后来的复出做了重要铺垫。毛泽东后来回忆道:“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三个人,任弼时同志、王稼祥同志、顾作霖同志。……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1]424
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王稼祥开始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及临时党中央的军事、政治路线进行反思,加之与毛泽东、张闻天的多次交流,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临时党中央所犯的教条主义错误,更加坚定了支持毛泽东的信念。王稼祥后来自己回忆说毛主席在长征路上不断和他谈话从而教育了他,使他的思想路线发生了重大转变。王稼祥认为在关系到党和红军的极端危急关头,必须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为此,王稼祥先后找到张闻天和聂荣臻,详细谈了毛泽东的主张和自己的观点,强调只有解决中央领导权问题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即改组中央,由毛泽东替换博古和李德来领导红军,并希望张闻天召开中央紧急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张闻天听后当即表示赞同,聂荣臻也完全支持王稼祥的意见。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他赞成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对博古、李德,王稼祥同志十分不满。用他自己当时的话来说:‘到时候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2]1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关系到党和红军存亡的紧要关头,王稼祥能作出抉择大胆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确实非常难能可贵,这无疑也需要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如果没有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远见卓识,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1934年12月,党中央先后在通道和黎平召开了会议,在会上,王稼祥与博古等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声援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这两次会议是长征以来重大战略决策的转折点,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方针,采纳了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王稼祥建议“开个总结会,把他们轰下台”的前奏,为遵义会议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打下了重要基础。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召开,是历史的必然和人心所向,但“客观地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3]107。王稼祥不仅是遵义会议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在会议上继毛泽东发言之后声援毛泽东的第一个人。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发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王稼祥在发言中声色俱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所犯下的错误,旗帜鲜明地支持和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并要求改组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主张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王稼祥在会议上的鲜明态度,表明他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彻底决裂,这是他革命人生中的辉煌一笔。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后不久又成立了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中央领导红军的最高机构,全权指挥红军的一切军事行动。
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为毛泽东所投的“关键一票”,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生死攸关转折点,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由此,王稼祥功不可没。陈毅后来谈到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时,把王稼祥比作成楚汉之争中的韩信,“韩信归汉则汉胜、归楚则楚胜,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也就是起了这样的作用,他那‘一票’是举足轻重的”[4]169。周恩来也极力肯定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功劳,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周恩来曾这样说道:“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事实上是首先取得了王稼祥的支持。”[5]66毛泽东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特意提到了王稼祥的突出贡献,认为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大,而王稼祥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王稼祥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的时候,毛泽东没有忘记王稼祥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大贡献,一再肯定地说:“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他是从教条宗派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6]223
二、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及时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为全力巩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促销活动，主要是为了更多地促进本公司产品的销售，而在一定时间内对产品的营销。对于南通鹏越纺织有限公司而言，人员推销、直复营销等方式，是其使用较为频繁的促销方式。一方面，通过促销人员对潜在客户和直接客户的沟通交流，去推卖产品；另一方面，南通鹏越纺织有限公司的直复营销种类较多，其中电话营销是其运用最多的营销方式。通过电话的对接，与客户进行多次的明确的沟通交流，按照客户要求确定数量和产品，生产包装，并启动物流送达客户手中。
其次,王稼祥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王稼祥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既不是简单抄袭书本,也不是机械搬运苏联的经验,而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22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
1938年8月,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回到延安。不久,中共中央通知王明回延安参加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听取和传达共产国际重要决议,而王明拒绝出席,竟然电告王稼祥去武汉向他传达指示内容,甚至要求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去武汉召开会议。对此,党中央断然拒绝,并以王稼祥的名义电令王明按时参加政治局会议和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否则一切后果自己负责。在此措辞强硬的声明下,王明才不得不来延安参加会议。王稼祥先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其所传达的内容是非常及时且至关重要的,不仅清除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有效地维护了党内的团结和统一,还为进一步巩固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王稼祥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做出的又一历史性贡献。毛泽东后来高度评价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把它同遵义会议称作是党史上两个重要和关键的会议,并充分肯定了王稼祥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进行传达所起的重要作用。
1937年7月,王稼祥由于伤情恶化不得不赴莫斯科进行治疗。在莫斯科经过一段时间的医治王稼祥病情有所好转,出院后他暂时代替已回国的王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此次到莫斯科除了疗伤之外,还肩负着向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介绍中国共产党情况及中国革命发展形势的重大使命。王稼祥首先向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极力赞成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问题。随后不久,王稼祥又向斯大林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并在斯大林面前大力称赞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方针,王稼祥说道:“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已经为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很有成效的,我们全党、全军和全体爱国人民,都支持并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7]488由于王稼祥的有力宣传,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加深了对毛泽东的了解和信任,从而为进一步肯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当年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却以共产国际代表和钦差大臣自居,对中共中央执行的战略方针妄加指责,并打着长江局书记的旗号,在不经党中央批准和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时常以其个人名义发表一些同党的路线、政策、方针相背离的宣言和主张,甚至与延安的党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公然否认党中央书记处的权威性,从而使党的团结统一和党内纪律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和破坏。随着王明与党中央书记处的分歧日益明显,共产国际不失时机地对中国共产党领袖人选这一重大问题发表了正确的见解。1938年7月初,王稼祥即将离任回国,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特意找了王稼祥和接任其工作的任弼时谈话,并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及党的领袖人选作了专门指示,他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8]190
三、王稼祥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为在思想上巩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
随着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进一步巩固,毛泽东认识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成为全党亟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虽然是科学的理论,但它不是抽象的,而应该是具体的,要和中国的具体环境紧密联系起来。为此,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9]53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提出,得到了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的认同,后来经过延安整风运动,这一认识更成为全党的共识。
王稼祥不仅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而且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王稼祥具有4年多留学苏联的经历,而且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功底,加之具有国内长期革命的具体实践,使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自己鲜明的认识。王稼祥认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列宁主义。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与俄国极为相似,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理论显然也应当产生。同时,他还指出,任何一个政党都应有属于自己的革命理论,不然政党就无法存在,也不能成功领导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而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大党,也应当有以马列主义为基础与本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理论。据此,王稼祥在1943年7月所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率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并对此作了完整而系统的论述。
再次,王稼祥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王稼祥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长期与党内教条主义、机会主义等错误思潮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是中国的共产主义理论,是解决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发展道路的重大理论,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取得胜利前途的保证。
除了运动学参数外，两次测试的动力学参数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ICC (0.78～0.89)，Nagano等[5]发现，确定下肢各个关节中心的光标点的位置准确与否将对下肢运动学参数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通过软件对确定膝关节中心的骨性标志点模拟后发现，在贴点过程中光标在原有的位置向前挪动1cm，膝关节在冠状面上的动力学参数可增加14.7%。而本研究发现两次测试动力学参数除了具有较好的重复性外，膝关节冠状面力矩差异也仅为2.7%，这一结果表明研究人员已充分掌握CAST模型光标贴点位置，且在两次测试间能保持较好的一致性。
首先,王稼祥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王稼祥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10]344“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10]347这些表述肯定了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心肾不交型失眠症的多发人群为中老年人，该疾病病机为患者肾气渐衰[6] 。但是近年来，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增大，年轻患者心肾不交的失眠日益增多。患者心神过扰，心火偏亢，思虑过度，失眠加重[7] 。治疗该病时应注重保持患者内在的阴阳平衡，使患者血液循环得以改善，缓解患者抑郁以及焦虑等不良情绪。
最后,王稼祥还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静止不动的,毛泽东思想正在继续发展中,这说明王稼祥具有高度的前瞻性。
总之,王稼祥对毛泽东思想的系统阐述,观点鲜明、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反映出他对毛泽东思想科学内涵的深刻把握,也充分体现了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王稼祥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很快就被党内外更多的同志所接受,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庄严地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高教强国“中国模式”是立足中国高等教育实际的自主发展历程，有着区别于西方高等教育的独特发展逻辑，其主要特征是中国特色与全球视野的融合，体现出高教强国“中国模式”的中国和国际两个维度的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 《王稼祥选集》编辑组.聂荣臻:回忆王稼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2.
[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七大代表忆七大: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 施昌旺.王稼祥传[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
[7] 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毛泽东人生纪实[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8] 徐则浩.王稼祥年谱(1906—1974)[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 《王稼祥选集》编辑组.王稼祥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OnWangJiaxiang’sUniqueContributionofConsolidatingMaoZedong’sLeadership
LIU Xiaowen
(School of Marxism,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Wang Jiaxiang, as one of the early outstanding leaders of our Party and our army, made a unique and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consolidating Mao Zedong’s leadership in the whole Party at several critical momen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ainly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he voted the most critical vote at the Zunyi Conference, which played an extremely important decisive role in re-establishing Mao Zedong's leadership; he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ix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when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nstructions were conveyed, and it played a vit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nsolidation of Mao Zedong’s leading position. It took the lead in putting forward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Mao Zedong thought, which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foundational role in consolidating Mao Zedong’s leading position ideologically.
Keywords: Wang Jiaxiang; Mao Zedong; Zunyi Conferenc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ix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Mao Zedong thought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33X(2019)03-0001-04
DOI:10.3969/j.issn.2095-333X.2019.03.001
收稿日期：2019-01-04；
修订日期：2019-02-17
作者简介:刘小文(1979-),男,湖南隆回人,贵州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王稼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
(责任编辑:刘晓春 实习编辑：杨靓妍)
标签：王稼祥论文; 遵义会议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共产国际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贵州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