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一直是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两大主要目标，“前台、帷幕、后台”开发模式借鉴马康纳的“舞台真实”理论，通过对区域的划分、差别化发展旅游经济，从而达到经济与文化平衡的目的。但是，四川王朗白马生态旅游区的发展现状却表明，“前台”“后台”等区域定位未能完全正确反映“舞台真实”理论的内涵，且仅从“舞台真实”理论角度出发来认识文化展演、文化商品化等现象，容易放大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因此，要协调民族旅游中的经济功能与文化功能，不仅不能将其进行人为的隔离，而且应在利用民族文化经济价值的同时，更注重其文化的表达和实践。
关键词：民族旅游；文化保护；“舞台真实”；“前台、帷幕、后台”开发模式
引 言
美国著名旅游社会学家迪恩·马康纳（Dean Mac Cannel）的著作《旅游者：社会阶级新论》对旅游和现代性的探讨给旅游社会学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启发，是西方旅游社会学的经典著作之一。随着中国学者对其作品的引入和推介，马康纳的理论思想在中国旅游社会学和人类学界中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其中“舞台真实” （Stage Authenticity）理论最为广大学者熟悉。随着民族旅游的蓬勃发展，杨振之教授借鉴 “舞台真实”理论，提出了“前台、帷幕、后台”的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模式（下文简称“前后台”模式），希望能够协调处理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这一模式产生了广泛影响，不少学者在此模式的基础上纷纷提出了对民族社区、文化古镇的开发保护方案，并且有旅游规划公司直接将这一模式运用于民族旅游景区规划中。然而此开发模式真的能够使民族地区同时达到文化保护和旅游经济发展的目的吗？通过在白马藏区的田野调查，笔者认为在民族旅游区的发展与文化保护研究中，如果对“舞台真实”概念的内涵、理论脉络以及学术背景没有深入了解而进行不假思索的运用和延伸，将无益于民族文化开发与保护工作。
一、从“舞台真实”理论到“前台、帷幕、后台”
（一）“前台、帷幕、后台”模式的提出
马康纳认为由于“不真实”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特征，因此人们外出旅游的目的就是要寻找这种已经遗失的“真实性”。而对于旅游目的地的居民来说，本地生活的“文化真实”其实是随着生活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外来者对“真实”的持续窥探不仅是一种侵扰，而且不容易实现。但为了满足旅游者的需要，同时维护自己的正常生活，当地人提前搭建了看似真实的舞台化场景。“舞台真实”理论不仅仅表现的是旅游场景中游客与当地人的关系建构，还充分表达了马康纳对旅游者与现代性的关系、旅游场景的特征等看法。杨振之借鉴“舞台真实”理论，将旅游目的地划分为“前台”与“后台”，并增加了“帷幕”区，即“前台、帷幕、后台”开发模式。杨教授认为旅游开发不可避免地会对民族文化保护造成负面影响，但是旅游经济又能使当地居民成为直接的受益者，而“前台、帷幕、后台”的模式既能发展民族经济，又能将旅游业带来的文化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具体来说，“前台”是当地居民“展示、表演的空间”，通过“前台”商业化的接待，游客在短时间内了解当地文化的同时还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后台”是文化保护区，是“原生文化空间”，严格限制游客进入，在这里少数游客将以“凝视”的态度去审视民族文化。在“前台”与“后台”之间，通过设置一道“帷幕”来保护“后台”文化，作为文化的缓冲区，实行控制性的开发，文化商业性和真实性呈中等维度。
杨教授还以丽江与川西羌寨为例，对“前后台”模式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前台”选取的是交通便利、旅游开发条件较好的地段，而“后台”则是由于地理位置欠佳等因素导致传统产业占主导、原生态文化浓郁、旅游开发程度低的地区，“前、后台”中间的地段则作为帷幕区。在这样的区域内，深度开发的“前台”主要担负经济功能，封闭的“后台”则主要担负文化保护的功能，并且将“前、后台”纳入统一规划、管理体系中，“前台”向“后台”进行经济补偿，“后台”向“前台”进行文化反哺，通过利益的再分配和差异化的管理模式协调两地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并达到发展与保护并存的目的。①杨振之：《前台、帷幕、后台——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新模式探索》，《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
国际上有关环境管理和绿色生产的标准有很多，企业可以通过ISO14000的标准认证机制在内部建立起低碳生产和绿色管理的新体系，将企业生产、产品设计、工艺技术控制、包装运输、销售服务等环节进行系统调整和重新建设，发挥出各方面、各部门在绿色生产和低碳发展上的优势和积极性，真正建立起企业生产、供应、管理的绿色链条，在企业内部将低碳经济转化为可以执行、操作和实施的操作和行为。
（二）“前台、帷幕、后台”在民族旅游开发中的运用
“前台、帷幕、后台”理论提出后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少学者开始在民族旅游区的保护性开发模式探索中借鉴并运用此理论。关于西藏地区的旅游开发，朱普选认为“前台”的展示、表演、体验是民族文化的快餐化而非民族的真实生活，应将靠近拉萨、日喀则、泽当等接待能力好的旅游中心城市作为“前台”，而将远离中心城市、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滞后的广大地区作为“后台”，并且“后台”要保留传统的社会生产与生活习俗，如此便可以一方面大力发展西藏旅游，另一方面使得西藏原生文化不受影响。②朱普选：《西藏旅游开发中的民族文化及其保护》，《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4期。
大班幼儿对于图形学习已经拥有了较深的认识，同时他们也开始围绕平面图形与立体图形的认知展开有效研究，但这个时期幼儿的认知整合仍然停留于实践层面，还未能从概念层次认识和理解图形。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要帮助幼儿认识图形特征，探究图形之间的关系，巩固幼儿对图形的理解和认识。例如，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构建全新的游戏教学环境，将二维图形与三维图形进行联合展示，看看哪个小组的幼儿能够更好地区分出不同图形之间的差异。
其次，文化展演过程中居民的积极互动能创造更多的意义。西卡·特纳（Jessica A.Turner）通过对广西民族旅游区音乐表演的民族志研究后认为，在展演的过程中，当地的文化表演并不仅仅只是面对外来游客，同时还面向整个社区，对社区的文化态度和文化传承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当地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选择和宣传文化中的哪个部分给外来者看，从展示方式、展示内容中能够反映当地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的。并且通常被认为是标准化的、预先选择好的舞台展演文化，在互动过程中也常常表达着个人的情感（individual expression），在主人与客人中创造着特殊的互动。⑤Jessica A.Turner,Culture Performances in the Guangxi Tourism Commons: A Study of Music,Place,and Ethnicity in Southern China.从中可以看出民族文化表演者并非是被动的、被支配的，这其中既包括协商的过程，也包括“即时出现的多种真实交流”。同时，中国部分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民族文化展演与当地居民生活密切相关。卢鹏等通过对哈尼山寨菁口的调查后发现，被游客消费的民俗文化并没有与当地村民的生活脱离开来，民俗文化本身即以实用功能为导向，随着生活需要的变化而出现的文化变迁与建构乃是必然的，并认为将旅游目的地的开发分为“前台、后台和帷幕”，有将建构的民俗文化视为非民俗文化，并进而将旅游目的地人们的展演活动从生活中割裂开来的嫌疑。⑥卢鹏、李钰：《民俗展演的生活本真——基于哈尼山寨菁口的个案研究》，《红河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纵观以上学者对此开发模式的定位与运用，可以看到该理论的重点是：“前台”是民族区为了经济发展而不得已做出的牺牲，将自己经济社会环境、文化资源条件较好的区域奉献给游客和市场；但为了存续自身的文化根基，退守到边缘的地区形成了“后台”，并杜绝商业污染。但如此区分似乎在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之间形成一种二元对立。而在没有正确认识“前台”与“后台”的内涵，没有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没有正确理解“前台”的文化展演与当地居民、文化发展本身的关系之前，仅将“前台”与“后台”看做是文化的展示空间与传统文化的保留空间，不能有效协调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进行开发是很危险的。
对宝清县大气降水量作10年平均分析，发现宝清县大气降水量由20世纪50年代到2010年呈逐渐减少的趋势，由此计算的10年平均大气降水入渗补给量也存在逐渐减少的趋势。对现在地下水资源影响最大的近10年地下水资源量相对于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少，就宝清县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区来讲，多年平均大气降水入渗补给量较2001—2010年平均大气降水补给量多7.95%。
纳米药物教学知识涉及面广而杂，容易混淆，学科的知识点较难记忆。以学生为主导的课堂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可以令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与知识点相关的信息。
二、一个真实的规划案例：白马藏②白马藏人属于藏族的一支，历史上族属虽存在较大的争议，但当前统一为藏族，其主体族群分布甘肃省陇南的文县、四川省的平武县和阿坝藏族自治州的九寨沟县。社区中的“前台”与“后台”
四川王朗白马生态旅游区位于绵阳平武县白马藏乡，此地为川西高山峡谷地带，是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结合部，往西距离九寨沟景区车程约90公里。旅游区分为白马民俗风情区和王朗自然风景区两部分，其中白马民俗风情区主要由白马乡夺补河沿岸的各村寨组成。白马乡当前下辖4个行政村，15个村民小组，全乡共411户，总人口1523人（其中农业人口1465人），主要经济来源以旅游业为主，种养业为辅。③来自当地政府的统计资料。目前参与到白马风情游的村寨主要有厄哩寨、详述加等7个寨子。在2000年左右厄哩寨出现了第一家民族风情旅游接待站，此后白马乡各寨的民俗旅游接待开始陆续兴起。2003年平武县召开白马藏族旅游与文化研讨会，针对白马藏族的旅游文化邀请各方专家与学者进行论证商讨④会议成果详见平武县人民政府等编：《白马藏族文化与旅游发展研讨会论文集》，四川民族研究所，2002年。，白马民族旅游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随着九环线⑤“九环线”是成都到九寨沟旅游环线的简称，是四川省重要的黄金旅游线路，串联了多个重要旅游景点。的发展及白马乡境内公路状况的改善，白马乡各寨的旅游业进一步兴盛起来，并于2007年邀请国内著名旅游规划公司对其发展进行规划指导，最后形成的规划方案对民族文化开发采用了“前台、帷幕、后台”的模式，旨在对白马文化深入挖掘的同时能够有效保护民族传统文化。⑥相关资料来自于当地旅游发展公司及实地调研。该模式对旅游区内的5 个白马寨进行了文化分区定位并赋予了不同的功能：将厄哩寨、详述加作为“前台”，即文化的实验区，允许大量游客参观、体验；扒昔加和色如加作为“帷幕”，即文化的缓冲区，限制游客数量，开发高品味、高质量的旅游产品；罗通坝作为“后台”，即文化的核心区，只允许游客进行外围参观以及科研人员探访。
她们跳的舞是跟到电视那些学的，有些是原来在九寨沟那边歌舞队表演的回来了。我现在跳的舞都是跟她们学的，跟到跳慢慢就会了。晚上都不跳圆圆舞那些嘛，不喜欢那个，而且那个太简单了，不好耍。（LHX，2017.10.26，于厄哩寨）
40年，铸就了一座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之城，同时又是一座和谐向善的文明之城。强大的制造业是改革开放给苏州涂上的鲜明底色，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2万亿元，不仅总量位居全国地级市之首，成为“中国制造”的典型代表，而且以其在电子信息等特色产业领域超强的制造能力蜚声海内外。同时，苏州以高度的自觉意识推动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双向演进，成为全国唯一拥有三块“全国文明城市”金字招牌的城市。
最初被规划为“后台”的罗通坝以及没有参与到旅游中的王坝楚等地区，并没有因游客稀少而成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区，也并没有因为外来学者与当地居民的相互“凝视”带来民族文化精神的复兴。该区域除了少部分村民还在从事传统产业外，大部分村民迫于经济压力而不得不外出务工，或者效仿展演中心的旅游接待模式，在公路边新建具有“白马特色”①即仿照旅游接待村寨中的样式修建色彩艳丽的接待民居。的民居，希望参与到旅游经济中。“后台”与“前台”的经济收入差距，不仅使其他村寨也纷纷动用各种资源参与到旅游发展的竞争中，且地区间的关系更显错综复杂。如笔者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生活在“后台”的一些传统文化精英作为传承人虽然能够获得一些经济补贴，但是与接待区收入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以致于面对外来人员时有些许抵触心理，甚至一些后台区居民认为传统文化与贫穷是紧密相连的：
我们这里才是真正的传统的东西，他们的都是演给游客那些看的。外面都打着白马文化的广告，真正的白马文化在哪里？你上山去老房子（指上壳子寨）那里看一下那些房子还有老辈子些，他们都是正儿八经我们白马的传统的东西，但是现在生活好过不？我觉得越是那些传统的东西生活越不好过。（ZX，2018.2.8，于王坝楚）
帕西加那个寨子现在打造起来，正在募集资金，一些团体提出倡议支持跳槽盖，上次他们的方案我也看到了，整个帕西加大概获得了3万的资金。我们这个寨子，今年搞个祭祀活动，自筹了1500元，合作社垫 了2000元， 才3500块 钱。（LRNM，2018.2.8，于王坝楚）
可见将“后台”置于发展语境之外，传统文化在此区域是无法得到有效传承与保护的。在白马藏区的“前台”区域，部分民族文化表演沦为了文化的走马观花与快餐化：
按此规划模式的指导，厄哩寨和详述加对村寨公共景观进行了统一装饰和修整，并分别修建了民俗歌剧院和旅游接待广场等，时常举办传统文化旅游节。此后两寨旅游产业发展迅速，经过10年左右的发展，如今几乎家家户户都参与到了游客接待中，大部分村民都搞起了家庭旅馆进行旅游接待。如厄哩寨全寨63户中可进行旅游接待的户数达到了48户，床位数达到1546个⑦来自2018年乡政府统计资料。，有的家庭仅在每年国庆期间的收入便可到数万元。旅游接待逐渐成为了当地的重要收入来源，2017年厄哩村的人均收入为10776元，详述加与帕西加所在的亚者造祖村人均收入为10050元，而另外两个民族旅游参与不充分的村，人均收入只有七八千，贫富差距较大。⑧资料来源于白马乡政府，需要说明的是，2017年“8.8”九寨地震发生后，当地旅游受到重大影响，故此年经济收入实际低于往年正常水平.在当地旅游发展进程中，由于政府鼓励当地居民修建藏家乐，以家庭为单位接待游客，故大部分旅游收入由参与旅游的居民直接获得，而在村寨之间缺乏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
现在我们的活动好多都是有问题的，像昨天在天心广场跳的那个舞（朝盖），都不是我们的人嘛，喊的是外面的演员，跳给那些游客看的。他们哪里会跳朝盖，搞得乱七八糟的。（DL，2017.10.28，于厄哩寨家中）
有学者在分析此地的旅游经济后将此现象称为旅游“麦当劳化”②详见刘志杨、更登磋：《民族旅游及其麦当劳化：白马藏族村寨旅游的个案研究》，《文化遗产》2012年第4期。，即游客感知到的建筑、白马歌舞、接待流程等都呈现标准化、同质化的趋势，这样的旅游接待模式虽然能够大规模地接待源源不断的游客，但是对于民族文化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并不利于民族旅游经济的持续发展。当初白马旅游规划中选取“前台”与“后台”主要考虑的是旅游资源条件，而较少考虑各寨的传统文化积淀、产业参与意愿等因素。厄哩寨与详述加在2000年兴起生态游时即对少部分人开放，有一定接待基础，且村寨规模较大、结构完整，位于公路旁，交通便利，相比于其他寨子来说具有良好的旅游开发条件。而帕西加和色如家的村寨规模与交通条件次之，罗通坝则无较大的白马传统民居聚集，无法吸引游客。实际上，厄哩寨是夺补河沿岸规模最大的寨子，且曾经是白马藏族乡的政治中心，相对于其他寨子而言文化保存也较为完整，应该是白马文化的核心区域，但按照“前台”为“文化的展示、表演中心，主要进行商业化接待”的角色定位，厄哩寨则成为旅游开发的商业中心，这反而将白马传统民族文化推到了商业开发舞台的最前端。
在少数民族地区，交通闭塞、偏远的地带不一定是民族传统文化集中地，历史上政治、经济资源条件良好的地区经常蕴藏了丰富的文化资源，而其也正是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如果将旅游资源条件作为选取“前、后台”的依据，则民族精品文化无疑有直接商业化、成为“展演的平台”的危险。
三、区域分隔为何难以达到文化保护的目的
其次，“前台、帷幕、后台”模式将民族开发区内部的关系过于简化，未充分考虑旅游开发区域内相互纠缠的复杂经济利益关系，使得区域间的关系缺乏有效协调。“前后台”开发模式只是简单提出将三者纳入统一管理和进行利益再分配等方法来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在此模式的应用中，学者们也大多注重如何来选取不同地域进行划分，而关于如何协调三者间的关系以及后台如何进行文化传承与保护等都论述得较为简单，或者没有涉及。如朱普选在西藏旅游“前后台”开发中认为管理部门应将后台也纳入管理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分配机制；或者“后台”可以通过为“前台”的企业提供传统的文化培训等取得经济收益。②住普选：《西藏旅游开发中的民族文化及其保护》。针对不同行政区划、空间关系紧密不一的目的地，如何能够达到管理上的统一，以及是否能做到真正的公平、平等问题并没有展开讨论。如何使选取的区域甘愿做“后台”，如何协调三者间的利益关系，在实践中乃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论证与妥善安排。如果冒进地运用“前后台”模式进行旅游开发，不仅加速了其传统文化的商业化发展，而且打破了地区间的平衡与协调关系，使得区域间贫富差距加大，内部矛盾重重。
首先，“前后台”模式将“舞台真实”理论中基于社会结构划分的“前台”与“后台”固定化为地理区域。马康纳将旅游场景看作一个从“前台”开始到“后台”结束的连续统，认为它再现了当代人最初进入社会环境时的过程，“前台”“后台”的划分是基于社会结构的，很大程度上是为游客而布置的。如纽约证券交易中心，有一个专门为观光者建的阳台，游客可以站在那里观看，当它专门为游客开放、展示的时候就是一个“前台”。①详见Dean Mc Cannell：《旅游者：休闲阶级新论》，张晓萍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五章。在民族旅游区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同一旅游文化空间可能因为游客的参与程度和文化事项的功能指向不同，既能作为“前台”表演区，有时又可以是“后台”生活区。杨振之指出作为展示表演空间的“前台”，并不完全指地理空间，而是一种文化交流形式的差异，但是在其所举的运用案例以及众多对其理论的引用者的文本中，均将“前台”“后台”作为具体的地理上的开发空间。如此，本来是基于旅游者对旅游地主观认知的学术分析则演变成基于旅游开发中文化保护模式的地理空间区隔。这一保护策略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化主体的本体性，文化似乎成为了附着于地理空间上而不会变动的一种固体形态，这是一种将文化当作客观实体的看法。文化的主体是人，伴随着不同空间中人的流动，文化必定朝不同方向发展，而不会在给定的空间中固定不变。因此突破建筑物与空间，看到其后的人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才是至关重要的。
平武白马藏区按照“前台、帷幕、后台”的开发模式进行文化区域的划分并实施不同程度的开发，但这样的区域分隔为何难以达到传统文化保护的目的？
再次，在该理论的实际运用中，“前台”被划分为专门的文化区和商业展演区，强调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如此“前台”的区域性与商业性的双重特性便得到了结合与强调，致使被用来产生经济利益的文化愈趋向失真、肤浅、庸俗化的快餐文化方向发展，从而曲解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放大了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
传统宗教活动现在搞了旅游过后都减少了，那些年轻小伙子都不懂，又无人学这个藏文（经书的古藏文），我招了几批徒弟，一共九个，都是半途而废，最后去搞这个旅游挣钱了，去牵马啊搞啥子的。学这个时间久，三年只能说经书那些认得到，然后要跟师傅至少学五六年的时间。现在寨子里没有学成功了的年轻人，我儿子跟我学了1年，他自己会开车子（卡车）后就不愿意学了。……这么下去，我们这代以后这些文化都要失传了。（TR，厄哩寨白盖，2017.10.24，于厄哩寨家中）
刚才跳的这个是羌族的锅庄。我们不是说一定要跳哪个，只不过看游客喜欢哪个，哪个效果好就会跳哪个，藏族的还有圆圆舞那些有时候都会跳。如果他们问嘛，就说是民族特色就可以了。（LXD，2018.9.2，于厄哩寨）
跳朝盖是每年都要跳的，我前头几年都在跳，太累了现在没跳了。跳那个是为了保平安，但是你问我那个具体的是啥子意思不晓得，你要问念经的那个他才晓得，我们都是不晓得的。（LQ，2018.2.10，于厄哩寨中）
传统文化与当地居民生活密切联系，文化的传承更多依靠的是言传身教，需要实践与经验的积累，年轻人经验少，在一些仪式活动中担任的是执行者而非策划者角色，到了一定年纪老年人会进一步教授。但是在旅游的场域中，仪式被设计成旅游产品进行展演，为了迎合旅游者的需要和场景式生产，传统文化的内容以及意义是不断被重构的，不合理的重构必然带来当地传统文化的失真，文化保护的目的亦难以达成。
立秋过隙，时光的节气便悄然而至。北京的秋，气候微凉且舒适宜人。这是四季里最美的时光：晨起暮晚，轻拂而过的秋风，秋蝉的啼唱嘶鸣，由葳蕤而渐变发黄的秋叶，蓝天与白云交相辉映。这个季节里最美好的颜色、味道、光与影都聚集在了一起，景入心，韵入眼。无论是在北京土生土长的老舍先生，还是生长于江南的郁达夫，都对这故都的北国秋味饱含情意。我喜欢在这样的日子里闲庭信步于漫天的秋日暖阳下，离繁华远一点，离繁花近一点。
四、文化展演与当地居民：“舞台真实”理论只是一种视角
“前后台”模式之所以将“前台”“后台”固定成为不同功能的地理区域，并认为“前台”的舞台展演与“后台”的传统文化间存在着对立的关系，正是借鉴了马康纳认为旅游地的表演是虚假的看法。马康纳的“舞台真实”理论是建立在异化的、不真实的现代社会结构看法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追求真实性的游客与为了满足游客的愿望的当地人之间才上演了一场“表演的真实”，此种对于文化展演的看法较有启发性，但不能全面地反映出文化展演与当地居民、文化展演本身的意义等。马康纳对文化展演的看法沿袭的是戈夫曼（Goffman）置于框架中的表演理论，宗晓莲认为戈夫曼提出的人们的印象整饰是为了达到沟通，而不是造作或假装，因而不存在真实性与否的问题。另外，拟剧论中人们是积极互动的关系，而马康纳的舞台真实性概念则将游客排除在外。所以，马康纳引用戈夫曼的概念分析真实性的做法并不妥当。①宗晓莲：《旅游人类学与旅游的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旅游学刊》2013年第11期。“前后台”模式借鉴了马康纳关于旅游目的地的看法，但却未对“舞台真实”理论的内容和脉络进行仔细分析，更未真正考察旅游地文化展演的复杂意义，因此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只强调文化展演的经济功能，文化传承和表达功能被忽视与否定，使得民族文化展演与文化传承之间呈现对立的关系。如何弥合对立重构关系，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
首先，需要重新审视文化展演的意义。当前学界关于旅游地文化展演意义的研究成果颇丰，除了“舞台真实”理论外，Margaret Sarkissian对旅游目的地文化展演的研究角度还包括关注文化展演中的意义阐释和影响②Margaret Sarkissian,Tradition,tourism,and the Culture Show: Malaysia’s Diversity on Display,The Journal of Musicological Research，1998（2）.；Richard Bauman 和 Turner则认为，文化展演作为被强调的过程性事件所展现出的是通过交流互动来创造和展示意义等③④Richard Bauman,1975,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77,No.2,pp.290-311.。
部分学者还对此模式的空间划分、市场层次等内容进行了扩展。在杨教授提出的丽江古镇“前台、帷幕、后台”开发模式的设想基础上，龚霞认为对于作为“前台”的丽江大研古城，还应该进一步将其区分为“前台”“帷幕”“后台”三个区域，而不应该将大研古城和盘托出。③龚霞：《远去的古城——以丽江古城文化圈为例》，《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吴忠军等以龙脊古壮寨为例，提出了“前台、帷幕、后台”和生态博物馆结合的模式，认为“前台、帷幕、后台”开发模式虽然能有效地将文化市场化并保留“后台”核心文化区的地位，但还需要结合生态博物馆方式，将整个古寨整体保护起来、统一协调。④吴忠军、宋威：《龙脊古壮寨旅游开发模式探讨》，《市场论坛》2010年第6期。董培海针对怒江大峡谷的民族文化情况提出了“前台开发”和“后台开发”的模式，“前台开发”主要在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开发满足大众游客的民俗资源，其中以“开发”为重点；“后台开发”在较偏远的地区针对深度游或高端游客，主要以生态博物馆的方式进行建设和经营，以保护和传承为主。⑤董培海：《怒江大峡谷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模式研究》，《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5期。魏皓严等认为在旅游规划中一方面要满足资本、权力、消费者的“布景式”传统风貌的需求，提供走马观花式的体验和表象化认知的“前台”，以满足大众游客的消费心理并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需要保留真实的文化地域空间——“后台”，不以追求商业利润为出发点。⑥魏皓严、许靖涛：《旅游小城镇传统空间景观风貌的“布景式”认知——从“空间生产”的视角出发》，《室内设计》2010年第2期。这种策略实际是一种在经济与文化的折中，此时的规划者认为一般大众消费者满足于商业化的“包装”“拼凑”和“布景”等所带来的新奇快乐体验中，因此在旅游规划中不得不对市场做一定妥协。张剑文等认为将目的地景区规划为不同的“前台、后台”区域，便使得各区域具有了不同的旅游活动性质和文化、经济意义。针对此模式的具体实现方式，提出了分体模式、合体模式等规划设想，且各区域有明确的界限和连接点。①张剑文、杨大禹：《“前台——后台理论”在传统村镇保护更新中的运用》，《南方建筑》2015年第3期。
在平武白马藏区厄哩寨等前台商业区笔者观察到，文化事项的展示与表演既有走马观花式的、同质化的部分，也有注重传统内涵和文化价值的事项。通常白马旅游接待站的主人会在夜晚为客人安排民族传统歌舞表演，但每家接待站的表演形式和表演内容大同小异，并且这些演出很大程度上已不是白马传统歌舞，而是当地年轻人借鉴九寨沟等地的歌舞表演以及现代流行歌舞改编的节目，白马文化在此情境下是缺失的。然而在春节期间的跳朝盖仪式以及舞台上的朝盖舞蹈的展演，当地人仍然坚持按照传统的仪式与流程进行呈现。在某旅游开发招商投资洽谈会上，朝盖舞蹈被当做本地的文化代表事项在舞台上表演时，台下当地人议论纷纷，甚至有人抱怨说这些表演者“没有按照白马的规矩来”，“他们不懂朝盖，都搞得乱七八糟的”①DL，2017.10.28，于厄哩寨家中。为何同一地区对待文化展演的态度如此不同？是否面对游客的文化展演就一定是事先被规定好的、“虚假的文化事件”？笔者认为正是因为前者为了提高歌舞的观赏性，为了旅游接待的效率与经济性，使民族文化成了“旅游展演”。而对于朝盖表演，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向游客展示而获得经济效益，还是白马人宗教观念的实践，表达着当地人的文化认知和文化情感。这表明现实中的旅游地文化展演也可以是民族文化内涵的凝练，民族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民族文化与外界的交流方式。因此在文化的展示行为中如不考虑当地人自己的文化表达诉求和情感，只是将其当做外来者的文化消费品，过分强调其经济价值，那只会使得“前台”展演文化与民族文化日渐背离。
再次，传统文化的魅力来自于社区生活的日常生产，避免快餐式的文化展演而回归激发传统文化的内生动力，是民族地区旅游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而这种动力，应该是社区居民基于对社区发展满足的基础上对社区传统文化认同与保护的自觉行动。在新一轮的村寨开发过程中，曾经作为“后台”的垰瑅寨逐渐走向“前台”，为平武白马村寨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路径。
营销业务应用系统是远程费控系统的核心，其主要功能有抄表管理、电费收缴管理、用户关系管理以及能效管理等多种业务，能够有效改善电力营销服务水平，提升电力营销的业务能力，对供电企业营销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用电信息采集系统是远程费控系统的终端，主要用于采集安装在用户智能电表提供的电量信息，实现对用户用电数据的实时采集并上传至营销业务应用系统，通过采集的数据分析计量异常状况、电能质量以及预购电等业务，极大地拓展了电力营销的业务，为建设大电力营销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
目前临床多应用酶免、化学发光法、电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PIVKAII含量。国内多应用ELISA法、化学光发光法,应用抗原决定簇特异位点、单克隆抗体结合吸光度变化或光强度变化,评价血清含量[4]。
伊瓦岱惹村的垰瑅寨，地处高山，地理位置偏僻，是最初规划中的“后台”，村民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在十多年前纷纷搬到了山下的王坝楚，而山上的老寨只有四五个老人留守居住。在最近新的一轮旅游热潮中，因老寨保留着完好的历史建筑群和村寨原貌而被认为有开发潜力。目前老寨居民自发成立了旅游合作社，村寨也已入选为扶贫基金会的“百美村宿”项目，准备开发民宿和开展当地文化深度游。对于村寨的旅游开发，当地人一直是积极的推动者，当地人认为发展旅游不仅能使自己不用再背井离乡去寻找工作机会，而且能够让老寨子重新获得生机。
我们这次在上面（指上壳子老寨）搞祭祀，那天推算了一下已经整整14年没有在上面搞了。为什么我们想要搞，就是想把民族传统的一些东西拾回来，二来是多少想带来一些经济收入，用民族的东西吸引游客。用我们传统的东西吸引游客，让大家共同来维护这些宗教的习俗。还有从旅游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有这种宗教信仰，我们有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就是让游客有个看点，让他感受我们的文化。所以这是一种两全其美的事情。（LRNM，2017.11.16，于王楚坝）
(“Xylem”源于希腊语，意指植物中从根茎向枝干输送水分的细胞，这一品牌生动形象地体现了Xylem公司的业务。Xylem公司专精于为客户提供供水、输水解决方案，专注于水的取用和质量，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解决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也就是水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座右铭是“共创和谐水世界”。——Xylem公司副总裁、中国区总监吕淑萍在Xylem公司启动仪式暨新公司品牌发布会上的致辞)
对于村寨文化的开发，居民更加看重传统文化的保留和发掘，而非盲目地借鉴外部已成熟的旅游文化元素和追求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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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基金的人来了，我都建议说不要破坏了我们原来古寨的面貌，都不要在原来的基础上修房子，建议在旁边规划一块出来专门修……上壳子的是最原生态的。我们坚决不再用不是白马藏的元素。我们希望将来白马人自己整理编辑以前的老歌，做我们自己白马人的话剧，跳朝盖、圆圆舞。不再用那些别人的东西。我们现在想的是先把以前的东西捡回来。”（LRNM，2018.2.25，于王楚坝）
五、结 语
通过“前台、帷幕、后台”开发模式指导下的研究设想和规划实践的分析，笔者认为杨振之将“前台”与“后台”发展为旅游规划中的固定区域，并将“前台”定位为文化快餐化的展示等思想并未正确反映“舞台真实”理论的内涵。马康纳的“舞台真实”理论主要是透过旅游者的视角，描绘了旅游场域中的社会结构，其学术价值在于将社会学思想与旅游现象结合的尝试给学界带来了诸多启发，其对“真实性”问题的研究更是引起了学界更广泛的讨论，直接推动了旅游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但马康纳本身并未对“舞台真实”理论做过多阐述，其对旅游目的地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借助分析旅游者的目的、旅游地的建构等问题阐释现代社会的结构，因此不可否认的是此种视角对于文化展演的解释有限，此后学界对于旅游区文化展演虽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行了解读，但若要将此理论运用在民族文化开发策略中，还需要深入考虑文化展演本身的意义以及文化展演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与文化保护的关系等，不可以不假思索地将此理论进行运用与延伸。
“前台、帷幕、后台”开发模式的提出有助于引起人们对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等问题的进一步思考，特别是此模式主张对“后台”文化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文化的自在性，即文化不应只为旅游经济服务，更应该有自身发展与传承的空间。但是为了避免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呈现“旅游状态”，此模式采取的办法是将商业化隔离在文化传承中心之外。相比人为的“隔离”，笔者认为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地中注重当地人的文化表达，培养当地人对传统文化的情感，使传统文化除了经济价值外有更多的社会文化价值，这样即使不人为划分“前台”与“后台”，民族文化也有其生长的空间和传承的动力。如今厄哩寨每年仍然坚持跳朝盖仪式，每年活动期间在外工作的年轻人也会特意赶回来，大家甚至不吃饭聚在一起喝酒、唱白马酒歌、跳圆圆舞等，氛围甚是浓烈。同时居民在坚持一些传统的同时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些变通，以前大家相信鬼神时比较注重朝盖的各个细节，以示对神灵信仰系统的尊崇，而经受了现代化洗礼后的白马人，更多的是将其作为祈求平安的仪式。跳朝盖作为厄哩寨当前规模最大的内部公共仪式活动，对其族群认同、传统文化传承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厄哩寨的跳朝盖仪式虽然政府会给予一定支持，但是主要财物仍由村民自愿募集，且主要参与者是村民自己，游客十分稀少。正是由于跳朝盖凝结着村民的文化感情、宗教习惯，才会一年年地坚持下来。可见民族旅游地的居民并不仅仅只注重追求经济利益，还有精神文化的需求。因此在对民族地区进行旅游开发时，应该站在当地居民的视角考虑：此种开发模式能够给当地居民带来何种生活，是否满足当地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而非仅仅是为了达到了保存文化和发展经济的目的。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9）04—0096—08
基金项目：本文是兰州大学中央高校重点项目“西北民族地区社区转型及民族关系研究”（项目号：17LZUJBWZD02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谢冰雪，女，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民族社会工作研究。
胡旭艳，女，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研究。
[责任编辑：杜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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