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钧,1911年6月19日生于湖北省石首县横堤垸粟田湖边的一个农民家庭。这位共和国开国中将,1930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和平建设时期,参加了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和长征,曾9次负伤。新中国成立后,任福建军区副司令员兼第十兵团副司令员、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兼华北及首都防空司令员。抗美援朝后期兼任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和安东防空区司令员,后任军委防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在国土防空作战中,他多谋善断,精心指挥,多次取得击落敌U—2高空侦察机的重大战果。他是一位身经百战,智勇双全,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级军事指挥员。
首战开世界防空史上第一次使用地空导弹击落飞机的先例
1952年2月,中央军委任命成钧为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3月29日,调任军委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兼首都防空司令员。
从陆军到空军,成钧立即到北京赴任。此时军委防空部队司令部才成立一年多时间,成钧分工负责防空部队的作战和战备工作。他针对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一方面协同空军和各大军区组织防空部队担负国土防空任务,保卫要地防空安全。另一方面组织防空部队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反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笔者认为,傅先生指出的上述“几何之务”,特别是聚焦在“何由以知其所以然”上,是几何课程的根本目标所在.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傅先生提出“以方法为经,以教材为纬”,进而“启发学者,示以思维之道”的教材编写思路,这是几何教材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当前,在几何教材中落实数学核心素养,就是要在“何由以知其所以然”上进行突破与创新.
在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中,防空部队先后有21个高射炮团又10个营、5个探照营又2个连、2个对空监视团、1个雷达营又4个连,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军部队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与美空军作战10038次,击落(照落)413架、击伤1559架,使防空部队更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得到了实战锻炼。
1958年7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防空部队除继续加强高射炮、雷达部队外,还应该建立一定数量的地空导弹部队。为此,中央军委决定由空军组建地空导弹部队。成钧根据空军党委研究确定,召见空军某探照灯兵指挥部主任张伯华,责成其负责地空导弹部队的组建工作。成钧一再强调这项工作十分重要,要求这支部队在政治上可靠,思想作风要好,军事技术要过硬。经过紧张周密的筹组,1958年10月6日,空军地空导弹某营在北京空军高级防校举行了成立。到1959年4月底,基本完成4个地空导弹营的组建。9月上旬进入北京地区阵地,21日正式担任作战值班。当时这些组织准备工作是在极其保密的条件下进行的。
上初中后,我整个人都变了。从“逼着读书”到“主动学习”,也许是那场旅行改变了我,或许还有张绍凡的看轻吧,她眼中的不屑仿佛一把利刃割着我。我不再整天玩乐,不再调皮,上课认真听讲,虽然基础不够扎实,学得有点吃力,但我相信“天道酬勤”,只要我足够坚持,足够用功,时间终究会给出一份答案。
1953年7月27日,抗美援战争结束。1955年3月8日,中央军委决定,将防空部队改称防空军。成钧任副司令员,分管防空部队的作战、战备工作。1957年2月21日,中央军委作出空军、防空军合并的决定。5月17日起,军委空军、防空军正式合署办公。成钧被任命为空军副司令员,分管防空作战、专机保障、核试验和日常战备等工作。
“西安。”成钧作出肯定的回答。接着他又说:这些年来,地空导弹部队从未在西安露过面。郑州附近去年地空导弹部队设伏过。武汉是华中重镇,国民党空军顾虑较多一些。
刘亚楼很有同感地说:“对,对!”接着又追问一句:“他飞中线的话,我们4个营摆在什么地方合适?”
二战三战两次失利
1960年,台湾当局又从美国接收了设备更先进的U—2型高空侦察机,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训练和准备后,于1962年1月13日开始窜入大陆侦察,到6月底先后出动了11架次,活动范围除新疆、西藏外,遍及全国各地。这时成钧组织机关有关部门研究后与刘亚楼司令员商议,提出了将保卫首都的几个地空导弹营,机动到U—2型飞机活动航线上去设伏的意见。经中央军委批准后,6月27日,空军地空导弹某营先机动到湖南长沙设伏,近两个月未遇战机。
文件删除是用户在系统中对专属数据的删除功能,用户可在用户列表中选择删除文件,也可利用查询功能对指定文件的删除操作。文件删除功能利用FileSystem.delete()方法实现。
练,就是让学生按课本的要求去进行练习,教师设计形式多样的习题让学生巩固。教师要做到习题要求明白,时间足够,形式多样,结合自检或他检,掌握知识,发挥智力。
国民党空军U—2飞机被击落后,并没有因此而收敛。由于新中国西北地区正在加紧做试验核武器的准备,美国急需获取那里的军事情报。1963年3月28日,国民党空军1架U—2飞机侦察大陆西北地区的鼎新基地。那里部署着地空导弹某营。U—2飞机两次接近导弹阵地,均在制导雷达开机后,机动摆脱,造成战斗失利。战后,成钧指示派工作组赶赴部队总结经验教训,查明原因。一方面,他要求机关、部队从技术到战术,拿出新办法。另一方面,他从U—2飞机历次窜入大陆西北地区的活动规律和各方面的资料、情报,研究U—2飞机下一步可能侦察的目标和途经的航线。他认为兰州是地空导弹部队最佳的设伏地点。经与刘亚楼司令员商定并报经总部批准,他率工作组赴兰州地区选择阵地,经实地察看,最后确定阵地选在兰州东面榆中县境内的马家寺,这是U—2飞机侦察兰州的必经之地。这样空军地空导弹某营从鼎新隐蔽机动转移到马家寺设伏。结果不出成钧所料,6月3日,国民党空军1架U—2飞机从温州上空窜入大陆,经衢州、九江、武汉、西安、天水,直飞兰州,距地空导弹某营阵地68、65公里时,2次打开制导雷达天线,U—2飞机在该营火力圈外飞了个S型航线后飞走了,再一次逃脱了打击。这次选点“押宝”是押准了,但由于打开雷达天线距离太远,敌人仍利用电子预警系统机动逃脱,战斗又一次失利。
战后,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指出:“将4个营统一部署,组成大面积有机组合的火网”。为此,刘亚楼、成钧召集机关作战人员开会,反复研究部署方案。成钧分析说:“侦察大西北核基地是U—2飞机的战略目标,是一定要来的。来的航线有3条:第一条是从东北、华北、内蒙来的东线;第二条是从西藏、云南、青海来的西线;这两条航线是利用境外基地出动,且已在上半年都来过了。第三条是从台湾直飞进来的中线,这条线下次再来的可能性最大。”
10月7日10时许,国民党空军1架RB—57D型高空侦察机,从浙江温岭上空窜入大陆,飞行高度1﹒8万米,后经南京沿津浦路上空北窜升高至1﹒92万米。这时空军指挥所内刘亚楼司令员和成钧注视着立体标图板上的敌机飞行航迹。11时50分,当该机距北京480公里时,地空导弹部队进入一等战备。他们指示部队“沉着,掌握好发射距离”。12时04分空军地空导弹某营发射3枚导弹,将敌机击落。这次战斗,开创了中国空军和世界防空史上第一次使用地空导弹击落飞机的先例。为此,国防部予以通令嘉奖,给全营记二等一次。
成钧接着分析:“U—2飞机从台湾起飞窜入大西北,沿武汉、郑州、西安北上是一条捷径,可以节省时间,飞机能保留较多的油料,利于应付空中的意外情况。前两次进来在酒泉、兰州发现了我们的导弹阵地,所以在兰州以北设伏希望较小。长江以南,去年在南昌U—2飞机被击落,敌人心有余悸,再设到那里希望也不大。所以U—2飞机从中线来,长江以北,兰州以南的一段是最有希望的地方。这一段里武汉、郑州、西安都是可供选择的地方。”
刘亚楼急切地问:“这三处,哪一处更合适些?”
1959年6月,台湾国民党空军RB—57D型高空侦察机曾两次窜入北京、天津地区。为加强首都国庆十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防空战备,中央军委决定使用地空导弹部队来保卫首都领空,并明确指示:如敌机入侵,坚决予以击落。为此,成钧组织研究兵力部署,亲自参加勘选地空导弹阵地。
最后,刘亚楼与成钧议定,将地空导弹4个营“集群”部署在西安地区。会后,成钧率领工作班子、空军某基地主任和空军地空导弹4个营的干部到西安,先是进行图上作业,在西安100公里半径范围内寻找合适的预选阵地,逐个评价它的优劣长短。尔后逐个察看阵地。最后选定一个营在宝鸡、一个营在户县、一个营在咸阳、一个营在凤翔。4个营构成口袋形火网,悬在渭河上空。接着部队从7月上旬进入阵地,作好一切战斗准备,等待U—2飞机来钻“口袋”。这时,成钧在西安召开作战会议。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制导雷达的天线在多远距离上开,会上意见不一致,最后统一定在60~65公里。这个距离从过去135公里开天线已经压缩了一半,但对付当时的U—2飞机电子预警系统远没能达到近快战法的要求。
等了两个多月后的9月25日,国民党空军一架U—2飞机从温州上空窜入,经衢州,直飞西安,“集群”部署的地空导弹部队先后7次打开制导雷达天线,最远的65公里,最近的48公里,均被敌机发现后机动摆脱,未构成发射条件,战斗再一次失利。这次战斗失利,使部队指挥员相信U—2飞机上确实有电子预警设备。这时,成钧指出:能否有效地对付U—2飞机的预警系统,是能否再次击落U—2的关键。
公开报道称,杜伟民是吴浈的江西老乡,早年是江西省卫生防疫站检验科一名检验员,1993年,他与曾在河南开封龙亭区卫生防疫站担任副站长的韩刚君下海,进军疫苗行业。
“近快战法”取得了胜利
11时15分,这架U—2飞机从甘肃鼎新地区折返,沿原航线回窜。当该机快到武汉附近时,成钧令各营指挥员立即回阵地准备战斗。U—2飞机飞过九江上空,向空军地空导弹某营阵地接近时,集群指挥员经成钧同意,正式向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你营负责消灭敌机,其他各营作好佯动和发射准备,制导雷达开天线距离压缩到37公里以内”。
成钧在组织机关分析几次战斗失利的教训中,发现U—2飞机通常在打开地空导弹制导雷达天线20秒钟后才开始机动,要击落它,就要在这20秒钟上做文章。针对这一情况,他组成三结合班子在部队开展了“近快战法”的试点,专门钻研打开制导雷达天线的距离和发射导弹的动作问题。把原来规定8分钟做完的一套动作,要求在20秒钟之内完成。部队提出两个办法:一是压缩打开制导雷达天线的距离,开始试点定在45公里以内,最后压缩到38公里以内。二是快速完成捕捉、跟踪目标及发射导弹等一系列操纵动作,将原来开制导雷达天线后需要做的14个动作中的9个放在打开天线前做好,其余5个动作力争在打开天线后的4~8秒钟内完成。实行这两个办法,对指挥员的作战指挥和部队操纵兵器的技术动作,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成钧立即在地空导弹部队中推广,各营经过几个月艰苦训练,逐步掌握了这种“近快战法”。
成钧回到北京,召集机关有关部门反复研究U—2型飞机窜入活动的航线,分析其特点和规律。成钧和参谋们发现南昌是U—2航线经过最多的地点,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检查点,把地空导弹部队设伏在那里是大有希望的。随后,成钧同刘亚楼商定,把地空导弹某营从长沙移到南昌设伏。这个方案很快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成钧率领工作班子和地空导弹某营的干部火速赶到南昌选阵地。成钧打破苏军教令规定,没有将阵地选在平坦暴露的地方,而是选在两个丘陵之间的一片松树丛中,阵地面积虽减少了一半,但位置合适又比较隐蔽。8月27日,空军地空导弹某营即转移到南昌设伏。成钧交待该营营长岳振华抓紧时间准备,他即抽身回到北京,与机关参谋人员商议对策,一连守候10天未见U—2飞机出动。为了诱使U—2飞机“上钩”,9月7日和8日,先后派轰炸机从南京佯动到南昌地区降落。国民党发现这一动向,为弄清真相,9月9日,派其空军1架U—2飞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以2万米高度从福建平谭岛窜入大陆,沿鹰厦铁路上空北进。8时24分到九江上空左转直飞南昌。8时32分U—2飞机进入该营火力范围时,该营发射3枚导弹,当即将该机击落。
9月,空军领导机关对年初以来U—2飞机17架次侦察大陆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其中有6架次经浙、赣交界的衢州、江山、弋阳、上饶一带。据此,成钧和刘亚楼商定将地空导弹部队的4个营调至这一带机动作战。由南京军区空军和某训练基地组成集群指挥部,实施统一部署,统一指挥。
10月29日,成钧率张伯华、贺芳齐等人到达上饶。成钧在检查各营战斗准备时,发现有些工作尚未就绪,即于10月31日主持召开各营营长、政委会议,进一步明确作战指导思想,督促落实“近快战法”。会议开始不久,接到报告:台湾出动一架U—2飞机,从温州上空窜入大陆,随后沿衢州以东地空导弹集群部署外侧飞过,向西北方向飞去。成钧分析,这架U—2飞机到西北地区侦察后,回航时可能经过本设伏地区。这样还有几个小时的准备时间。成钧决定“进来不理它,准备打回窜”。还指示参加会议的空军地空导弹两个营的营长岳振华和杜先照,在12时前赶回阵地,抓紧做好打回窜准备。
最后成钧说:“这一次U—2来了,只要在作战预案范围之内,你们大胆地打!错了,由我负责,如果误了战机,你们要负责。打仗,哪有只准打胜的!只要经得起检查,没有打好,只找教训,不追究责任。”“近战歼敌,这是最关键的一着。只有近战,才能歼敌。地空导弹部队的近战,就是压缩开天线的距离。近到什么程度?我看主攻营36—38公里,佯动营45—50公里,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这次作战,你们4个营在一起,有主攻的,有助攻的,也有佯动的,大家一定要树立起集体作战思想,不管哪个营打下敌机,大家都有功。”
成钧从西安回到北京,给北京军区空军李际泰副司令员交待任务,要其亲自抓地空导弹部队近距离歼灭国民党空军飞机的事,要切切实实,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研究……同时指示机关人员深入到部队去一起研究、试验。
当目标指示雷达报告在180公里处发现U—2飞机时,成钧指示部队:“要沉着应战,不要慌。”
当U—2飞机距二营阵地70公里时,该营使用松—9型炮瞄雷达接替513型雷达指示目标。当国民党空军飞机距阵地39公里,正要测定发射诸元,制导雷达即将打开天线时,炮瞄雷达突然丢失目标。在这紧急关头,营长岳振华改用513目标指示雷达测定发射诸元。U—2飞机距阵地35公里时,某营打开制导雷达天线,8秒钟内连续发射3发导弹,U—2飞机被击中爆炸,残骸落于江西广丰县万罗山附近。从敌机残骸中发现其机动逃脱的电子设备,即组织有关人员研制了“反电子预警1号和反电子预警2号”设备。
综上所述,配偶间HIV传播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预防配偶间HIV传播,需要应用生物医学—行为干预—社区结构等综合性干预,才能最大限度降低配偶间HIV传播风险。
前文提到,TSR反应的启动不仅受到硫酸盐溶解度的影响,还受到硫酸盐种类的影响。因此,选择CaSO4、Na2 SO4、MgSO4(泻盐)和 Al2(SO4)3 这几种不同的硫酸盐,研究硫酸盐种类对TSR反应的影响。
为了寻找新的战机,成钧与刘亚楼商议将地空导弹某营机动到福建沿海去设伏。主要任务是打国民党空军RF—101型侦察机,如果U—2飞机来了就打U—2。报经总部批准后,1964年5月初,成钧率工作组到达福建漳州,察看已预选的阵地,发现阵地不符合战术要求。于是,成钧等将领率领空军地空导弹某营的干部重新勘选阵地,他们在大雨中爬了一天的山坡,也未找到合适的阵地。在返回路上,偶见一茂密树林,他们钻进去察看认为该处虽狭小,但作为伏击阵地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是一个比较好的阵地。成钧当即拍板“在此设伏”。
7月7日,国民党空军1架U—2飞机从南面向漳州地空导弹某营阵地飞来。距离32﹒5公里时,该营打开制导雷达天线和“反电子预警1号”,立即抓住目标,3秒钟内完成导弹发射前的操纵动作,接连发射3枚导弹,将U—2飞机击落。“近快战法”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7月8日,成钧陪同刘亚楼到达漳州某营阵地,看望和慰问部队。成钧对这次战斗作了总结,他讲了4条经验,即政治思想、作战指挥、战斗操作、兵器保障都过硬,简称地空导弹部队“战术技术四过硬”。
首先激励通常是由上至下实施的。如果基层管理者普遍能力、素质较弱,那么在激励的实施过程中就会存在着以偏概全。在酒店里,基层管理者多为主管或者领班,其本身能力素质修养偏低,会存在着瞎指挥,对员工呼来喝去的情况,许多知识型员工自身素质高,能力强,却要在能力不如自己的人手下做事,长期积累下来,就会引起酒店知识型员工的不满,甚至是较大范围的抵触。其次,基层管理者缺乏系统培训和理论知识有限,所采用的激励手段不高。因此被激励的对象就会感觉激励无效或者起到反效果。
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部地区爆炸成功以后,美国和台湾当局急于获取军事情报,两个月内,出动U—2飞机11架次,进入大陆上空侦察,其中到兰州、包头地区达6架次。为了打击U—2飞机猖狂活动,空军将地空导弹某营转移到兰州中堡地区担负战备任务。
该变压器油箱为钟罩式油箱,变压器顶部为平顶结构,中性点套管布置在油箱顶部西侧,套管的安装采用在变压器顶部焊接固定螺栓后,利用环型钢圈将套管瓷套固定在焊接的载丝螺杆上,同时起到固定套管和对开口部位进行密封的作用。套管结构图如下所示:
11月26日凌晨,国民党空军1架U—2飞机从福建连江上空窜入,直向兰州方向飞行,该机经过空军地空导弹某营在中堡设伏的火力范围,该营战斗准备,兵器操作和各项保障均良好,但由于U—2飞机新加装了角度欺骗回答式干扰,致使该营发射3枚导弹,均没有命中目标。为了查找原因,成钧率工作组当日赶到现场,同时把机动设伏的各营干部一起召集起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成钧在会上对营长们说:仗没有打好,对中央、对军委、对总部首长,天大的责任,我一人承担,没有你们的事!空军党委分工我管地空导弹部队和国土防空的事嘛!空军党委决定,对你们不追究责任。可是,我把话说清楚,不追究你们的责任,不等于你们没有责任。你们是有责任的!你们的责任就是把战斗失利的真正原因找出来,把改进的办法找出来……经过研究,大家认为在制导雷达上加装“反电子预警2号”可以对付U—2飞机的这种干扰。于是,成钧率领地空导弹部队各营干部和有关人员到青海湖附近观看安装了“反电子预警2号”的地空导弹的发射试验,结果取得了成功。据此,成钧决定各营的制导雷达上都加装“反电子预警2号”设备,以对付U—2飞机的回答式干扰系统。同时他要求各营加强反干扰训练,熟练地掌握夜间操纵兵器的技术和反干扰作战方法。成钧离开兰州前,特地又到某营去看望部队,对他们说:“只有胜不骄,败不馁,跌倒了爬起来再跑,经得起几个摔打的部队,才算得上真正的英雄部队。三过硬、四过硬,这一条过得了硬,才算是真正的过硬!”
1965年1月10日夜,国民党空军一架U—2飞机从山东海阳上空窜入,经黄骅、大同,飞向包头。隐蔽设伏在该地的空军地空导弹某营营长汪林正确使用“近快战法”和“反电子预警2号”,在44公里打开制导雷达天线连续发射3枚导弹,使U—2飞机上的预警装置和干扰系统未来得及使用即被击落。
11日早晨,成钧率工作组立即赶到包头。同时派人到U—2飞机残骸现场,寻找其新的电子干扰设备,找到一个类似副油箱的“电子干扰吊舱”,英文标示:“13系统A”。该系统的导线在U—2飞机被击中时被弹片削断了,所以自爆装置未引爆。当他们向成钧副司令员汇报时,成钧非常高兴,立即指示机关组织技术班子进行修复研究。很快摸清了13系统的机制,并先后研制成功“反电子干扰1号”和“反电子干扰2号”设备。尤其是后者,曾在1967年9月8日嘉兴战斗中发挥了作用,第5次击落U—2飞机。
成钧在组织部队担负国土防空作战任务中,多谋善断,精心谋划,精心指挥,多次取得击落U—2型高空侦察机的重大战果,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称赞。
标签:地空导弹论文; 空军论文; 部队论文; 飞机论文; 阵地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党史参考资料论文; 《工会信息》2019年第2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