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的世界影响”是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近些年涌现的热门话题之一。目前海外学者研究的主要议题包括毛泽东思想对政党和革命行动的指导、对社会文化的塑造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涉及欧美发达国家、亚非拉地区以及共产主义阵营。全球史研究的兴起，为进一步深化毛泽东世界影响的研究贡献了新的视野和方法，也为中国学者参与该话题的讨论提供了切入点。
关键词：海外学者；毛泽东；世界影响；全球史
在如今远离革命与冷战语境、高速发展与融合的全球化时代，毛泽东的意义并未因其去世而消逝，反而在更大范围内引起了共鸣与回荡。事实上，在20世纪中叶以降的全球政治文化图景中，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块拼图，影响力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左翼阵营，在全球化进程的语境中，展现出新的生命力。研究者亦逐渐认识到毛泽东超越中国的意义和影响。伴随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加剧，他们陆续将毛泽东的意义置于世界格局中进行考察，提出新问题，拓展研究对象，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本文将聚焦海外学者对毛泽东之世界影响的相关论述，首先对目前已有的研究做出归纳概括，以展现研究者讨论该话题时的问题意识和基本观点；其次将“毛泽东的世界影响”这一话题置于当下方兴未艾的全球史研究视野中进行透视，对海外研究提出相应反思，并进一步确定新的研究方向。
一、海外学者对毛泽东世界影响的研究现状
海外学者开始关注毛泽东的世界影响，既源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自省反思，亦由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及各地区的实践所推动。从目前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看，毛泽东的世界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对海外学者研究现状的综述，根据其所涉及的主要议题，从政治、文化和思想三个层面展开。
(一)毛泽东思想在政治层面的影响
毛泽东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政治层面。菲尔兹(A.Belden Fields)研究了毛主义政党在法国和美国的发展历程，为我们了解毛泽东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中扮演何种角色提供了可能。他在讨论法国毛主义运动时指出，法国有两种形式的毛主义，分别是“等级制的毛主义”和“反等级制的毛主义”。“等级制的毛主义”更多地与政党实践相关。中苏分裂之后，法国共产党内部认同毛泽东思想与实践的党员着手成立新的组织。1964年两个毛主义组织成立，分别是“马列主义联盟”和“法国马列主义中央”；1967年，“马列主义联盟”更名为“法国共产主义运动”(MCF)，稍后，该组织改组成一个高度结构化的政党——“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PCMLF)，并以合法身份进入政坛，从事政党活动。[1](p88-95)与之相比，“反等级制的毛主义”影响更大。持该取向的成员多是青年学生，他们成立了“无产阶级左翼阵线”，积极介入1968年的激进运动。受毛泽东“群众路线”提法的影响，他们开创了“工人自治运动”，旨在形成一种反专制的暴力斗争形式。[1](p102)阿隆(Raymond Aron)将这种冲动称之为“反对工业理性的浪漫式造反”。[2](p586)但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在法国的影响“从来没有真正伸展到工人阶级”，更多集中于学生群体。[3]与“反等级制的毛主义”运动相似，美国的毛主义政党在学生运动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深受毛泽东反对帝国主义话语的影响，通过组织青年学生去古巴参观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试图将更多青年吸纳入毛主义政党。[1](p228)
相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在亚非拉地区的政治影响更令人瞩目。由于都具有反殖民运动的历史，中国与非洲新兴国家共享着一段相似的集体记忆，双方从开始就努力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如周(Donovan C.Chau)所言，与其他地区主要依靠非官方路径不同，毛泽东在非洲的影响是通过“政治支持、物资支援、经济和安全援助等一系列或隐或显的综合方式”获得的。[4](p4)拉尔(Priya Lal)的坦桑尼亚个案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毛泽东在非洲国家的政治影响。她指出，中国对坦桑尼亚的物资、经济和技术援助是毛泽东产生影响的重要基础。随着物质联系的加强，中国的文化也逐步进入——毛泽东思想通过各种出版物、广播、电影为坦桑尼亚人民所知晓。毛泽东思想中所体现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的非正统路径吸引着政治家们，坦桑尼亚首任总统尼雷尔汲取“独立自主”“群众政治”“农民优先”“艰苦朴素”等思想片段，将其融入他所提出的家族式社会主义构想。[5](p96)
在10 ℃的温度梯度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测量,以BP光中心频率为参照,记录BS1到BS25的25阶stokes光中心频率的漂移情况,绘制在图8中,图8很好的反映了温度、stokes阶数和stokes光中心频率漂移量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去世后，一些受到毛泽东影响的国家，如阿尔巴尼亚，开始清理和反思盲目崇拜毛泽东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5](p167)不过整体而言，毛泽东对亚非拉地区政治运动的影响并未减弱，但这些受毛泽东影响的地方实践多以失败告终。斯塔恩(Orin Starn)对秘鲁“光辉道路”共产党的研究表明，运动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领袖古兹曼从毛泽东那里汲取灵感时明显暴露出对秘鲁文化和传统的漠视，一味简单模仿，并未提出“秘鲁化的马克思主义”。[7](p214)迪斯托(E.D.Distor)的研究表明，菲律宾共产党在1980年代的实践中，一味强调人民战争、农村包围城市等思想，公开抵制地方文化中的选举传统，因此失去了通过选举程序成为执政党的时机。[7](p311)库克对比了柬埔寨共产党和尼泊尔共产党的实践，认为前者造成惊人惨剧的原因不仅在于机械挪用毛泽东的思想，还将其彻底推向极端；而后者取得成功则缘于对本国形势清醒而客观的判断，从而放弃武装斗争的方式，选择拥护制宪会议。[6](p310)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论中国革命经验时，反复强调“理一分殊”的根本原则，要求根据本国情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8]从研究者所提供的案例来看，普遍性真理容易寻得，但将其真正融入地方文化发挥作用却殊为不易，而中国革命所具有的超越国界的意义恰在于此。
1967年5月印度共产党认同毛泽东思想的纳萨尔派发动农民起义。赛斯(Sanjay Seth)认为纳萨尔派对毛泽东思想的借鉴可分为两个层次，革命实践层次主要表现为对印度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属性的分析、对土地斗争和游击战争的强调以及对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应用；而文化层次主要吸收了“文革”中表现出来的反传统激进主义，发起了粉碎塑像运动，呼吁清算旧教育体系。[7](238-250)库克揭示出纳萨尔派广泛引用的著述包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论游击战》《论持久战》《毛主席语录》“老三篇”以及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等。他进一步指出，为了表达对毛泽东和中国的崇拜，纳萨尔派甚至打出“中国的主席是我们的主席，中国的道路是我们的道路”的口号。[6](p292)
放学前，老师把学生叫到办公室，拿出一粒止痛片说：“你把它吃下去吧。”学生不解地说：“我身上哪都不疼了。”“过会就疼了，我已经把你考试不及格地消息告诉你爸爸了。”
本文以宁波市主城区为研究对象，利用SPSS软件对重分类后的POI数据的街区密度进行主成分分析，然后根据各主成分对原始指标的载荷情况选出能够表示商业区、文教区、工业区的综合指标，即以第一主成分作为反映商业区特征的综合指标，以第二主成分作为反映文教区特征的综合指标，以第五主成分作为反映工业区特征的综合指标，对这三个综合指标进行可视化表达（图一至图三），颜色越深代表该综合指标载荷的相应POI点的数量越高，就越能够识别相应的功能区。依据可视化表达结果分析宁波市主城区功能区分布格局：
毛泽东政治影响的另一面向则是指导亚非拉地区革命。库克(Alexander C.Cook)认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推广开来就隐喻了落后地区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因此对这里的革命者特别有吸引力，毛泽东思想为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和实践蓝图”。[6](p288)越南是较早援引毛泽东战略进行民族革命的国家。杜伊克(William J.Duiker)指出，1946年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就采取毛泽东所倡导的游击战策略，并吸取了《论持久战》的思想；进入1950年代，受毛泽东延安时期实践的启发，越共在党内发起了“改造教育”的整风运动；1955年，当毛泽东公开颂扬农业集体化趋势后，越南也发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7](p265-278)
(二)毛泽东思想对地方社会文化的塑造
毛泽东思想不仅作用于政治实践，而且参与塑造了地方社会文化。在资本主义国家，受毛泽东影响的政党组织推动毛泽东思想进入社会，但很显然这不是西方社会接受毛泽东的全部原因。高达乐(Claude Cadart)历史地概括了毛泽东在法国流行的四种土壤：第一，法国的天主教传统；第二，法国的无政府主义传统；第三，早期汉学家对中国理想美化的传统；第四，以自我为中心的法国人对中国现实的无知。[9]沃林(Richard Wolin)则聚焦1960年代，认为有三个因素使毛泽东在西方社会得以流行：一是共产主义阵营意识形态的分裂，二是国际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三是民众对西方社会现状的不满。[10]第三个原因在海福德(Charles Hayford)看来最为直接，他认为毛泽东在1960年代的西方世界被想象成反抗主流文化的英雄。[6](p325)
总之，培养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非常重要，小学阶段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会让孩子受益终身。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理解为：只有读了万卷书，你才能走得了万里路。阅读的越多你的知识面也就越广，见识才能多。如果没有良好的阅读习惯，书不可能主动让你阅读的。可见，使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让学生爱上阅读爱上学习，学生们会终生受益匪浅。
除欧美发达国家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对不同地区的左翼文化均有深远影响。桥爪大三郎记录了毛泽东思想如何作用于日本新左翼文化：1969年1月，东京大学校门以及各个学院都贴满了毛泽东像，这一举动很快在其他高校推广开来。对毛泽东的支持使得日本传统左翼阵营分裂出新的派别。在毛泽东精神的感召下，左翼文化出现明确的反等级倾向，并援引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化解阵营内部异议。[13]程映虹向我们呈现了毛泽东与新加坡左翼文化形成之间的关系：学校教育为激进文化的培育作出了重要贡献，许多学校教学生唱歌颂毛泽东的歌曲、背诵毛主席语录；左翼出版社不仅翻印出版了毛泽东的主要著述，还大量印发推动毛泽东崇拜的出版物；在“文革”高峰期，新加坡左翼阵营对毛泽东的崇拜也达到顶点，他们模仿中国媒体的版式和话语体系，将文化层面的“文革”完整地移植到新加坡。但是，随着中美建交启动，新加坡左翼文化内部开始对毛泽东的看法产生分歧，最终造成左翼文化的分裂。[14](p102-158)查卡巴蒂(S.Chakrabarti)的研究向读者表明《毛主席语录》在印度是如何短时间内迅速流行起来的。他认为《语录》的流行加速了印度左翼文化的激进化进程，不过由于《语录》在印度缺少相应的语境，它更多成为了一个空洞的符号。[5](p128)
费里(Megan M.Ferry)对中国宣传画的研究为我们理解毛泽东在拉美地区社会文化塑造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可能。费里指出，在拉美地区流行的中国宣传画，其重要主题之一便是对毛泽东及其哲学著作的推崇。充满毛泽东形象的宣传画并未考量政治实用目的，而是要制造出一个“思维的偶像”，形成一种“意识形态崇拜”。毛泽东的宣传画提供了共同的意识形态空间，“同质化”出一个全球的社会主义共同体。拉美左翼阵营所生产的领袖宣传画，从构图到意涵，都与毛泽东的宣传画保持高度一致。毛泽东与拉美的乌托邦革命文化紧紧联系在了一起。[15]
(三)毛泽东思想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关于毛泽东世界影响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当进展，如何在海外学者已有成果基础之上做出自己的探索，将对该问题的研究持续深入下去，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剧，史学领域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便是全球史研究的兴起。[26](p34-35)全球史因其独特的观察方式，拓展了传统史学的话题，丰富了传统史学的视角，为历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可能。海外毛泽东研究者也受到全球史研究趋势的影响，但目前他们尚未透过全球史研究的视角，对“毛泽东的世界影响”这一话题做出系统反思。鉴于此，本文尝试将全球史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理念与毛泽东世界影响的研究相融合，在对海外研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必要的研究进路，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做准备。
齿轮毛坯，先通过铣削、车削等成形工艺加工成形，然后通过热处理工艺，改变齿面材质的内部结构，改善齿面硬度，但与此同时，齿形轮廓也将发生变化，因而需要进行最后的精密磨削加工。齿轮精密加工通常采用几何不规律的切削刃进行加工，以实现两个重要的目标值：齿面最大的承载能力和齿轮啮合产生最低的噪声。齿轮质量的高低取决于渐开线齿面的精度。
其次，毛泽东是如何影响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研究者往往聚焦个案。旅美学者刘康关注了毛泽东对阿尔都塞思想的影响。阿尔都塞震撼于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他认为毛泽东的实践构成了对斯大林主义的左翼批判，而毛泽东思想则是一种可供借鉴的批判性理论，以帮助西方知识分子认清自身历史。他对毛泽东关于矛盾特殊性和不平衡性的论述做出进一步阐发，继而提出了“多元决定”的概念，试图“终结内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化约论和经济决定论倾向”。[7](p186)深受阿尔都塞影响的詹姆逊也将毛泽东作为重要思想资源对待。加籍学者谢少波指出，詹姆逊认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传达出一种革命激情，这种激情通过毛泽东的话语在全球点燃。毛泽东对詹姆逊的吸引力主要在于“乌托邦式幻想的反霸权特征”。[19](p110)博斯蒂尔(Bruno Bosteels)认为阿兰·巴迪欧深受毛泽东辩证法的影响，并接受了毛泽东所倡导的“调查”理念。他认为巴迪欧的三大哲学思想资源——萨特、阿尔都塞与拉康——只有通过毛泽东的实践这条线索，才能贯穿起来。[20]范·霍滕(Van Houten)则研究了波伏娃对毛泽东女权思想的吸收借鉴，以及她如何尝试将毛泽东时代的女权实践引入西方语境。[21]
全球史最初所关注的核心议题乃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以及背后的政治因素，随后，研究者对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兴趣减弱，开始以一种“关联”与“流动”的视角观察历史事件。[27]入江昭(Akira Iriye)指出，全球史的核心观点认为“世界不是分散地存在，而是彼此之间以某种形式互相联结着的”，[28](p33)世界历史“就是交流、联结、混合不断反复的历史”。[28](p20)换言之，全球史主要关注“那些超越领土疆界的思想、信息、资本、物质和人员的流动”。[29]这就意味着，全球史提供了一个超越民族国家和个体社会的分析框架。在全球史主要倡导者之一的本特利(Jerry H.Bentley)看来，这一分析框架使考察超越民族、政治、地理和文化界限的历史进程成为可能。[30](p45)基于全球史研究的基本观点，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深化毛泽东世界影响的研究。
广大亚非拉后发地区的知识分子如何吸收借鉴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目前研究者更多还是泛泛而谈。例如，德里克注意到毛泽东对亚非拉地区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吸引，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担当革命运动的领袖和主要成员，另一方面又积极塑造着社会文化，作用不容忽视。[23]刘康进一步解释了为何亚非拉地区的知识分子会对毛泽东思想持有浓郁兴趣：毛泽东思想是一种关于现代性的知识和理论，致力于追寻西方主导进程之外的另一种现代性之可能，有助于激发处于压迫与剥削格局中的亚非拉地区摆脱被奴役的现状。[24]不过坦率而言，目前从思想史层面透视毛泽东对亚非拉知识分子影响的研究尚不深入，缺少对典型人物的个案研究以及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整体深析。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很多亚非拉地区的知识分子都曾主动参与毛泽东著述的学习活动，[25]毛泽东对其精神世界的影响需进一步揭示。对亚非拉地区知识分子的研究，不应将其简单化约为专注行动的革命者，而应充分重视其思想层面的活动轨迹。
毛泽东对西方社会的影响不仅局限于象征层面。罗斯认为毛泽东思想业已融入了美国民间社会，诸如“为人民服务”已经本土化，进入社区层面；毛泽东的其他思想也与种族、女权、生态等各种西方思潮发生结合；而美国在教育方面的改革亦受其影响，强调贴近实际和弱势群体的需要。[11]凯利和埃施的研究则为我们了解毛泽东如何作用于美国黑人文化提供了契机。在美国，黑人激进者通过非洲的反殖民斗争和古巴革命，于1950年代末发现了中国，因此带领中国实现独立的毛泽东成为美国黑人心目中的英雄。1962年“革命行动委员会”成立，该组织致力于将毛泽东思想应用于黑人解放运动，为成员提供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机会，并通过毛泽东所倡导的革命伦理——如尊重党内权威、个人服从集体等——来规训成员。他们根据毛泽东的解释框架，把美国的黑人运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斗争联系起来，将其解读为西方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的矛盾。他们还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发起了清除奴性文化、重塑黑人灵魂的运动。[12]两位作者认为毛泽东对美国黑人文化的影响持续至今。而穆伦(Bill V.Mullen)的研究则表明，毛泽东思想对美国亚裔群体文化的塑造亦有相似影响。[5](p246)
该地区处于内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带，是一个特殊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区域，处于京津两大城市的上水上风区域，是京津的生态屏障。区域内，滦河、潮河和永定河三大水系贯通其中，是京津两地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其生态环境状况直接影响着京津的水生态安全。同时，张承地区既是京津风沙的主要来源地之一，也是新疆、内蒙古风沙入侵京津的主要通道。该区域的贫困和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短缺。
二、反思与前瞻：全球史视野下的毛泽东世界影响研究
研究者另外一个感兴趣的话题围绕思想层面展开，即探讨毛泽东思想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首先，研究者旨在回答知识分子为何会对毛泽东感兴趣？高达乐将法国宣扬毛泽东的知识分子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真诚的信仰者，一类是哗众取宠的投机者。对于信仰者来说，他们最迷恋毛泽东话语中“带有虚无缥缈又有极大伸缩性的革命乌托邦”。[9]加斯托则对追随毛泽东的法国知识分子做出批判，认为这种行为体现出知识分子“对权力的企羡，对现实的、确定的和有保障的力量的迷恋”。[3]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里拉(Mark Lilla)对知识分子亲政权的批判。[16](p157)杜兰(Alain Touraine)进一步做出解释，他认为知识分子的理性主义使得他们更多相信革命的辩证法和历史规律，希望依靠政权而非自发的社会运动，由上而下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弊病。[17]加加美光行的研究指出，部分日本知识分子之所以亲近毛泽东，一方面是由于日本与欧美发达国家处于接近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有诸多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二战后日本舆论始终无法消除对美国的恐惧心理。而毛泽东对美国的强硬态度和批判话语无疑增加了日本知识分子的好感，他们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发现了“某种战胜美国的强大力量”。[18]
相比之下，沃林通过对萨特、福柯等知识分子的考察，更加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这一问题。他认为，知识分子在毛泽东那里挖掘到一种创造性方法，可以用来解决法国的政治保守主义。通过与毛泽东相遇，他们告别了对专制主义政治模式的迷恋。在毛泽东思想的启发下，知识分子逐渐放弃争夺政治权力的目标，反而“试图在习俗、习惯、性征、性别角色和一般社会交往中发起一场民主革命”。[22](p16)而考斯希曼(J.Victor Koschmann)对日本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则将其从毛泽东那里获得的思想灵感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对革命主体性塑造的重视、对人民内部矛盾的界定与判断、对塑造现代意识重要性的强调、人文主义关怀以及与人民群众并肩作战的思想。其中，主体性塑造对日本知识界影响尤其深远，他们通过毛泽东对日本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存在的经济决定论进行了反思。[7](286)
第一，拓展对毛泽东思想及符号全球传播路径的研究。全球史倡导对思想观念跨越国家边界流动的研究，而这种流动无疑是一个多元互动的交流过程。之前海外学者对该问题的关注甚少，近年来才有专文讨论毛泽东著作的外文翻译[5](p76-95)以及外宣内容在宣传对象国的接受状况。[31]这些研究主要关注毛泽东思想和符号“走出去”的过程。不过即便单是关注“走出去”的过程，上述研究也远未呈现当时多元的传播路径，尚有其他一些路径值得注意。例如，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留学生和在非洲的外援人员，他们在宣传毛泽东方面的言行及效果需要挖掘考察。
然而，“走出去”只是交流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毛泽东时代有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在中国见到毛泽东，体会了社会主义建设，并接受了相应的教育。当时中国有很多来自亚非拉地区的留学生和实习生，他们的经历就值得关注。例如，非洲留学生约翰·埃维(John Hevi)回国之后就出版了他在中国留学的经历见闻，并专门讲述了接受政治教育的过程，为我们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史料。(1)Emmanuel JohnHevi.An African Student in China.London and Dunmow：Pall Mall Press，1963。除此之外，来华访问的学者、文化人士以及游客，也都将自己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见闻带了回去。进入1960年代，特别是“文革”开始之后，来华访问和旅游的人数迅速增加，每年达到数万人，这些路径不容忽视。
第二，将毛泽东思想视作面对全球性挑战的一种思想资源，加强对比研究。如若从思想史层面探究毛泽东在世界范围内的持续吸引力，则须打破存在于多数研究者脑海中的地域性框架，将毛泽东的思想价值置于世界政治图景中进行考察。笔者曾言，对毛泽东的深入研究应由“人物中心”转向“问题中心”，从毛泽东思想中充满张力但却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问题意识切入，探讨毛泽东在当下的价值。[32]这一论断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进一步支撑：全球化的加剧，一方面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化，将“世界市场和全球权力关系向集权化和单一化靠拢”，[33](p10)呈现出新的不平等和压迫关系；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时空差异性在迅速减少，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相类似的困惑。毛泽东问题意识的核心主题涉及反抗压迫和追求平等，为反思全球权力结构提供了批判性武器，这势必在全球化进程中引起更多共鸣。而全球史视角的一大特点即在于对历史事件共时性的重视，[34](p55)这就促使研究者关注同一时代发生在不同地区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实践，以考察一种思想资源的多元转化形式，由此引出对比研究。
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指出，任何历史学研究都无法摆脱比较，全球史本身就蕴含着比较的视角，而且强调要将比较对象置于“共同的全球情境之中”。[34](p37)处于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国家、地区、组织和个人，对毛泽东思想的接受和应用不尽相同。如何理解这种差异，对有层次地评价作为全球性理论资源的毛泽东思想至关重要。而对这种差异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就须将研究对象置于全球共产主义运动和思想史的情境之中，继而考察毛泽东思想是如何具体嵌构到地区实践及个人思想之中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目前海外研究者对这一话题的探讨尚不充分，他们或者将毛泽东思想视为本土思想资源的点缀，或者将其单纯视为革命者的行动指南，相对缺少思想层面的透视，更谈不上通过比较去严肃探寻毛泽东思想的全球意义。随着研究资料的拓展——例如最近出版了对南亚地区毛主义者的采访，提供了观察他们是如何理解毛泽东的契机(2)Ranjit Bhushan.Maoism in India and Nepal.Abingdon，Oxon：Routledge，2016。——以及各国相关档案的披露，毛泽东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的丰富性被逐步揭示，这一研究路径将得以推进。
第三，将毛泽东思想产生世界影响的历史进程置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语境中进行考察。前面两个研究路径，主要关注毛泽东思想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也是全球史视角的独特优势。不过，如果将全球史视角单纯理解为对外部关联的追求以及对专注内部变化取向的批判，就有失偏颇了。康拉德认为，全球史的视角并不是要否定从国家、社会内部寻求历史解释的正当性和可能性，而是强调从传统分析单位外部去理解研究对象会有新的发现。在他看来，全球史的终极愿景，就是整合内外两个维度，形成“一个完全超越内、外二分的视角”。[34](p74)这一论断对中国学者来说，也颇具启示性。在中国的历史学科划分中，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对立乃是既成事实，正如何兹全所言，“搞中国史的不问世界史，搞世界史的很少搞中国史”。[35](p961)这种习惯性视野，很容易让研究者形成内外二分的观察方式，从而失去沟通中国与世界的契机。
[12]Still,Pakistani economists disagree as to whether their country can fully take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Some note that it is unclear whether the agreement will help Pakistan overcome a 50 percent trade imbalance with China.
我们在研究毛泽东世界影响的时候，要有意识将其与国内语境相关联，并试图挖掘内部视角对分析该问题的价值，从而更完整地呈现毛泽东世界影响产生的历史进程。这正是目前海外相关研究所欠缺的，同时也是我们展开进一步研究的优势所在。毛泽东思想的世界意义不仅因异域的解读与实践而产生，同样也形成于国内语境。1956年，毛泽东在与南斯拉夫代表团会谈时，就表达过希望中国要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的意愿。[36](p257)随后通过发动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毛泽东开始明确反思苏联的发展模式，试图探寻具有其思想印记的中国道路。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和苏联走向全面分裂。中苏双方由此展开意识形态论战，中方推出“毛泽东思想”做为新的意识形态符号，并赋予其超越中国语境的世界意义。舆论向国内民众宣传了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贡献，并塑造了一个受全世界人民热情拥戴的毛泽东形象。这些努力无疑有助于提升国内民众对毛泽东的崇拜，而这种激情与第一点提到的毛泽东思想走出国门的进程又直接相关。质言之，从国内视角看毛泽东世界影响的建构过程，既益于考察其与中国国内意识形态领域进展的关系，又利于理解毛泽东思想和符号对外传播的内部动力，同时有助于分析毛泽东世界意义建构的基本议程设置，因此值得深入探究。
三、结语
针对海外学者对毛泽东世界影响的研究，本文尝试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海外学术界讨论该话题时的基本问题意识和研究现状；第二，如何借助全球史的视野推动该话题的深入研究。与海外研究者的进展程度相比，这一话题在中国学术界引起的关注较少，我们目前更倾向于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讨论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和意义。不过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以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笔者相信中国本土学者会在更广阔、更宏观的视野下考察一些议题，“毛泽东的世界影响”即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本文仅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通过对海外学者论述的梳理，以激发更多本土学者与之对话的研究兴趣，进而尝试围绕该话题建构中国话语，做出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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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ScholarsonMAOZedong’sWorldImpact：ResearchStatusandReflections
ZHANG Fang
(School of Marxism，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 200083，China)
Abstract：The “world impact of MAO Zedong” is one of the hot topics of MAO’s overseas studies.At present，the main topics studied by overseas scholars include the guidance of MAO Zedong’s thought to political parties and revolutionary action，the shaping of social culture and the influence on intellectuals，involving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the USA，the region of Asia，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as well as the communist camp.The rise of global history research has contributed new horizons and methods for further deepening the study of MAO Zedong’s world influence，and also provided an entry point for Chinese schola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discussion of this topic.
Keywords：overseas scholars；MAO Zedong；world impact；global history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9)04-0040-07
收稿日期：2018-03-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提升路径研究”(编号：16CDJ021)
作者简介：张 放(1984-)，男，河南开封人，历史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与文化。
(责任编辑：郭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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