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内容分析之下的Nvivo质性数据表明，英语文学存在大量乌托邦化、意识形态化及褒贬并生的毛泽东形象。上述质性数据与跨文化形象学合力揭示了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的套盒属性，即：文学虚构与想象的中国套话，西方意识与他者，中国事实与钟摆效应等。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上述四大中国套盒特征既对立又统一，其中西方意识与他者起到了宰制其他的作用。
关键词：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中国套盒；想象与虚构；他者意识；中国事实；钟摆效应
西方中国形象存在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的两极，周宁的跨文化形象学对此早有推论。曾繁健在《英诗中国形象的客体输入与反观》（2013）一书中的质性数据表明，英诗中国形象钟摆效应的两极之间还存在褒贬并生的中国形象。由此及彼，毛泽东形象属于中国形象的历史语符，英诗、英语传记、英语小说及文学评论中必然存在乌托邦化、意识形态化及褒贬并生毛泽东形象的三大范式。Nvivo软件编码赋值的大量质性数据更是证明上述观点的成立①质性研究以英诗、英语传记、英语小说及文学评论的大数据样本为基础，编码员对导入Nvivo系统中的电子文本展开逐行逐字的阅读，然后进行针对性的编码赋值，研究方法为内容分析，研究耗时3年，过程复杂，质性数据庞大。在此不予列出.。那么，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的本质是什么？按照比较文学形象学、文学人类学及跨文化形象学的理论揭示，它必然是想象虚构、西方意识与中国事实的对立与统一；但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不会静止不变，它们变动不居，呈现出一种钟摆往复的运行轨迹，这也是毛泽东形象的第四本质。显然，只强调其中的一个属性，使之与其他属性割裂的做法，只会身陷悖论的解构；因为英语文学中的毛泽东既是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异国形象，也是毛泽东形象走出文学藩篱，跨入文化疆域的西方集体想象物，更是其他国别文学毛泽东形象东施效颦的克隆对象。理解了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的上述本质，毛泽东形象三大范式的成因也就彰明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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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虚构与想象的中国套话
文学虚构与想象的特质自古有之，从 《道德经》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至柏拉图对修辞作为说服性技巧功能的否定，再至比较文化形象学、文学人类学及跨文化形象学的主张，皆对此予以了纵向的历史证明。自然，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也不例外，它并不建构真伪毛泽东的命题辨析机制，也不必然成为真实环境的本身，而是变成了一种虚拟的历史现实。它总是在政治与文学、事实和虚构、感情和理智的相互交织中得到建构和解构。换言之，无论毛泽东形象的虚拟现实如何真材实料，它们终究还是虚幻的产物；无论毛泽东被描述成了救星、英雄、圣贤、哲人、革命家、军事家、诗人，还是被扭曲变形成了精于计算、善于论争、奇力异神、绝对权威的人物形象，他们无不是为了迎合“英”方想象而有序编排的结果。事实上，英语作家很少有人愿意俯身中国，从中国事实和利益的需要出发，为读者和世界呈现一个中国化的毛泽东，他们只是根据世袭的偏见和“英”方的意识形态，观察、想象、虚构和评价了许多莫须有的毛泽东形象。这些形象使人误以为就是毛泽东的真实原型，它们与中国历史主题毫无二致。但文学形象的本质、历史事实与世界文化的糅合并存表明，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与历史人物毛泽东有着巨大的溢出，它们充其量只是施耐德、尼克松与斯班塞笔下想象与虚构的毛泽东而已。
尚且，西方重头辞格的比喻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思维的运作模式，如果把F=“like”L这一比喻的运作模式，类推至中“英”体系之下的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的关系建构上，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虚构与想象的特征还可进一步凸显。此时，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为F（喻体），历史人物毛泽东为L（本体），经过诗化之后的两者之间的关系看似等同（=），可似是而非（“like”）依然是其主要属性。毕竟，隐喻与隐喻思维不仅揭示了不同质体中的相似性，它还使人类思维实现了从A至B甚至C的跨域理解，让主体在“英”方本土文化及自身背景的干预下，认识到客体（毛泽东形象）新意义（C）的同时，也出现了柏拉图对比喻功能所持的否定意义：修辞作为说服性技巧，“常常成为颠倒是非、混乱真假的手段……认为它有碍对真理的追求”[1]。由此，英语文学塑造的毛泽东形象（F）也只能是虚构叠加想象、流言叠加蜚语的隐喻产物了。即使那些以采风中国而写就的英语游记，其毛泽东形象也不啻为传教士李明（Le Comte Louis）与艾田蒲（Renne Etiemble）所说的中国形象，“充满了道听途说和庸俗的无聊之谈”，它们“与真实性相距甚远，良莠相混”[2]。即使欧洲“中国热”时期的乌托邦化中国形象，也逃脱不了想象和虚构的这一特质。纵然大部分中国学人毫不掩饰这些中国形象给予他们重温中国事实的自豪和美感；欧洲的仁人志士把那时的中国视作离心传统、除旧布新的一个极佳参照，但这丝毫不影响欧洲虚构和想象中国的泡沫属性。相反，欧洲人还是对最早由耶稣会士制造的上述中国神话进行了批判和指责，认为他们“有意夸大中国的优点，缩小乃至隐瞒中国的缺点和弊端”[3]。英语文学乌托邦化毛泽东形象也同样具备这一属性，并招致了欧洲重拳的反击与非难。
但毛泽东形象一旦在英语文学中得以描述，它们就是符号化的中国象征，承载着“英”方与东方的文化使命，且在文化与政治的实践中呈现出“刻板印象化”与“标签化”的倾向。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的这两种制式倾向，通常也被称为毛泽东形象的中国套话。那么，什么是套话？“套话是陈述集体知识的一个最小单位，它希望在任何历史时刻都有效；套话不是多义的……套话一旦形成，就有无限、反复的可使用性。”[4]可见，套话与他者形象关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定时期的套话总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主题；可套话的多语境性及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转变等，皆可能导致套话语义的变化。欧洲有关中国肤色的套话就体现了这一规律。德国历史学家瓦尔特·戴默尔（Walter Demel）发现，16至17世纪的欧洲作品普遍把中国人描述成了白种人；18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文献把中国人描述成非白种人或黄种人”[5]。因此，套话的变化取决于自我与他者之间力量的此消彼长，以及彼此利益结盟的需要，它们决定了自我对他者集体想象物的内涵。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的套话也基本遵循了这一规律。出于二战同盟之需要，1945年之前的毛泽东总会被英语文学作品乌托邦化，比如斯诺《西行漫记》中作为救世主、英雄及哲人出现的毛泽东形象，以圣贤、智者与救世主出现的英诗毛泽东形象。小说《乌龟与大坝》被拆迁的民众在与政府官员的对峙中，总会臆想救世主毛泽东的即时现身。1949年之后的毛泽东形象，在英语文学中则普遍招致了意识形态化的塑造，比如《洼地》中严苛的毛泽东形象，《上海生死劫》中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形象，以及众多传记中激进与道德破格的毛泽东形象等。这好比西人一谈到中国，“会马上联想到 ‘黄祸’、‘蓝蚂蚁’、‘天安门’等充满敌意或偏见的图景”[6]。类似地，他们只要一谈到毛泽东，就会马上给他贴上 “绝对权威”“严苛”“红卫兵”与“毛画像”的标签。造成这一套话现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中国文化与毛泽东本人，而在于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知之甚少。
从英语文学中乌托邦化毛泽东形象来说，它们虽是一种典型的神话叙事风格，但其产生与事实密不可分。鲁迅对此早有述及，认为天地万物奇异变幻，当这些现象超出认知能力时，“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19]。毛时代中的大部分人就是鲁迅笔下的“昔者初民”，他们启蒙不够，没有多少人学习过科学和民主的公理知识，他们被积重难返的专制及霸权茫然愚弄，对个人及国家的未来迷茫无措。于是，当毛泽东以“革命”“主义”，一种从未有过的思想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的国家设计与改造时，人们见证了国家理想主义的近在咫尺，目睹了“君”临天下的“圣人”再现。自然，人力所能以上之事，平庸泛泛之人断然难以达成，于是，人们“自造众说”，口笔相传，塑造了乌托邦化毛泽东形象。这就是乌托邦化形象的中国基础，也是英语作家想象和虚构毛泽东形象时，不能无视的中国事实。反映在英语文学上，毛泽东这位“中国船长”在神秘莫测的航道里探寻现代中国的出路，意图在中国建立一个东方盛景；因此英诗、传记与小说中的毛泽东皆与“救世主”“伟人”及“圣贤”联系在一起。
英语文学意识形态化的毛泽东形象并非毛泽东的专属产物，与其同时代及之后的共和国领袖都获得了如此“殊荣”，从周恩来到邓小平，不管他们在英语文学中的戏份如何，意识形态化的领导人形象雷打不动。甚至非共产党人的其他中国政治人物也难逃这一厄运，蒋介石是其中的典型。虽然他信奉基督，一贯表态支持美国的价值观，且追随美国的政策纵横中国，还是多次被《时代周刊》杂志正面颂扬的大国领袖，认为他是符合美国期望的最佳中国代表，甚至在1942年“纽约举办的一次亲中的宗教仪式上，路思义称赞蒋介石是中国期盼了百年的救星”[7]。然而，1949年之后，蒋的形象急转直下，金斯伯格在英诗《中情局之歌》中，把他描述成了一位败军之将，他的穷寇之师在山地部落打家劫舍，收受贿赂。因此可知，无论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持有怎样的意识形态，无论他是否与西方保持一致，他们或多或少会被叙述成“腐败、愚昧、残暴、专制、阴谋”的中国人物，都会被作为“英”方的他者而存在；因为东方永远是西方认识自我、确认自我的最好参照。今天的世界格局及其斗争态势揭示了这一地理学及政治学的历史宿命，伊斯兰教与西方基督教的流血争斗，俄罗斯与西方的明枪暗斗，西方对中国的围追堵截等，无一不证明了东方之于西方、中国之于西方的他者宿命论。自然，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展现出的毛泽东套话，也就是一种见怪不怪的历史、社会及文学艺术的现象了。
二、西方意识与他者
首先，“英”方之所以在包括文学在内的各个层面形塑了意识形态化的毛泽东形象，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的“原罪说”，它“奠定了西方社会‘性恶’的人性论基础……因此他们反对人治，认为人治容易走向偏颇、自私与不公正，且往往与专制合为一体”[8]。意识形态化毛泽东形象还可以从西方原型意义理论之“魔怪的形象”得到再次确认。魔怪世界与神谕世界截然相反，它处处充斥着噩梦、徒劳、奴役、痛苦、迷惘、堕落、刑具与废墟，人吃人的野蛮行径比比皆是；这个世界的人们被这些恶魔操控得替愚昧与恶行树碑立传，恶魔却以个人、性别及社会的行为恣意妄为；他们具有绝对权威，令人效忠[9]。如此意识形态化的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绝非西方文坛的独一特例，欧洲的文学文本频繁出现了这些恶魔的形象，雪莱笔下的丘比特，哈代的“浑噩的超意志力”，豪斯曼的畜生与恶棍,福拜楼的群魔画像等，无不是这一叙事风格的典型范式。如果以此理论对英语文学中的毛泽东形象按图索骥，是否能够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找到与此对应的形象范式呢？答案毋庸置疑。卡罗琳·凯泽（Carolyn Kizer）诗歌《文化革命》（Cultural Evolution）虽然肯定了毛泽东决计改造中国的少年夙愿，但也塑造了一位法律意义上的绝对权威人物，一个新旧信念冲突的理想主义者[10]。在特里尔看来，毛泽东的“双百运动”与时代脉搏擦肩而过，中国社会差之毫厘的精神疗法开始了。小说《洼地》中的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讲话的声音是变形的（Mao’s distorted voice），印度受毛主义影响的起义队伍“炸毁汽车与火车，火烧警局，与公司斗法，一次次密谋推翻政府”[11]。作者拉希莉描写的目标看似指向印度的革命行动，实质影射了操控这些暴力活动的奇力异神，其意识形态化毛泽东的企图暴露无遗。所以，雷蒙·道森说，西方有关中国形象的形成，部分取决于西方“个性中有意识的利益和潜意识的需求”[12]。 而马克林更是直言，言说中国已经成了西方文化认知自我的文化传统，没有了中国这个东方的文化他者，西方对自我与世界的认知几无可能；因此，西方的中国观“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西方的学术文化或意识形态氛围”[7]。同理，英语文学中的毛泽东形象主要取决于“英”方的意识形态，二战后西方对苏联“铁幕”的形成，以及1949年之后西方对中国的“竹幕”政策，皆助推了英语文学意识形态化毛泽东形象的定型。
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的出发点与归宿皆是“英”方文化与政治立场的考量，毛泽东形象只是“英”方镜像观照自我的极佳参照，它们在英语文学中的应用可以被视作一种自我验证的工具或手段。即使把世界其它地方发生的类似故事、情结和人物安放在中国及毛泽东的身上，“英”方创作的本原目的还是可以张冠李戴、予取予求的。因此，西方意识与他者身份也就成了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三大范式的必然属性。
虽然跨文化形象学中的异国形象是虚构与想象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只是凭空捏造的流言蜚语；相反，历史与事实的背影一定可以沿着毛泽东形象溯源捕获。透过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文本读者起码能够判断这些形象符号与中国相关，与毛泽东有关；文本中有关毛泽东形象的符号指向一定是毛泽东，而不是中国的周恩来或蒋介石，更不可能是金发碧眼的丘吉尔、罗斯福等。尚且，乌托邦化的毛泽东形象虽有溢美之词，却并非完全“神话”；意识形态化的毛泽东形象虽竭尽污蔑之能事，但“激情革命”的事实与悲伤记忆犹新；褒贬并生的毛泽东形象似是而非，却通过文学手段让我们靠近了中国事实的逻辑认知。从学理上说，跨文化形象学与文学人类学展现了文学想象、虚构与现实既保持距离，又必然与事实关联的根本属性。文学中的他者形象一旦被作者创作出来，其首要宗旨就在于借助他者言说自我，以达到最大程度的自我意识形态的表达。他者形象如果没有些许事实基础而招致肆意变形，自我意识又如何能够真实表达出来呢？或者，假使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能够在脱离中国事实的情境下被创造出来，它又如何能够说服“英”方主体，说服中国的学人信以为真呢？结论只有一个——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总能在当时的社会与政治生态中找到中国事实的影子，三大范式中的任何一类，无不与毛泽东的生活、事件及思维存在若即若离的关联。所以葛兆光说，西洋人对中国的认知，有时朦胧，却常常能够获得隔帘望月，旁观者清的效果，“常常一瞥之中时有洞见”[18]。同理，“朦胧”是指西方人对毛泽东形象雾里看花的盲见，“隔帘望月”是指西方人虽然被偏见与傲慢部分遮蔽了双眼，却还能够看到部分的毛泽东事实，甚至从中窥得中国人自己都未能获得的洞见。
2.3 过表达B7-H3对细胞周期的影响 在肿瘤细胞中分别瞬转空载体和B7-H3真核表达载体，于转染48 h及72 h后收集细胞，用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周期变化。结果如图3所示，过表达B7-H3之后，与对照相比，处于G1期的细胞增多，S期细胞减少，提示细胞发生了G1/S期阻滞。
实际上，历史人物的毛泽东形象是世界思想体系多元化的产物，无论折射多少中国事实，它们都是“英”方以民主自由为根本意识的集体想象物，本质上它们备受 “英”方的抵制、异化和遮蔽。“英”方假借毛泽东形象的事实“虎皮”，拉起了西方民主自由的一杠“大旗”，与中国展开了有罪推定的跨文化对话，以维护和巩固西方中心论之下的自我利益。
三、中国事实
其次，虽然意识形态化毛泽东形象在英语文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它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英”方利益的调整与中国事实的改变而变动不居。这正如西方的传教士为了达到推翻欧洲神坛，批判欧洲暴政的目的，“他们运用中国的道德政治或开明君主典范”，“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13]。于是，1945年前的毛泽东形象在英语文学中得到了乌托邦化的较多照顾，1972年的毛泽东形象也脱离了“激情革命”的苦海，突然之间平添了些许的伟大与悲壮。其中的原因在于中“英”二战盟友的关系与联中抗苏的利益需要。比如斯诺《西行漫记》中的毛泽东被描写成了一个圣贤的救世主，他智慧勇敢，心如磐石。特里尔降低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对毛泽东形象的异化强度，既褒又贬的态势明显；甚至对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开场白进行了难得一见的赞扬——“我们俩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会赞同你我的会面。这是一个极好的开场”。可见，尽管因为“激情革命”备受“英”方责难，特里尔对垂暮之年的毛泽东形象多少展现了久违的善意与肯定，这不得不说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另类体现。但乌托邦化毛泽东形象之后，作者随之补充道，“美国人却笃定认为这（句话）是对他们的敲打”，毛泽东形象与美国的冲突再次浮上对话的水面[10]。
反应性水肿 对于体重偏重及不爱活动的中老年人来说，夏季是比较难熬的。受高温的影响，他们的皮肤血管会发生扩张，引起动脉血流量增加和毛细血管滤过压增高。此时若久坐不运动，就会导致体液渗透并积聚于皮下组织而肿胀。对此情况，一方面不必太过担心，炎热的夏天一过，自会好转；另一方面，积极减肥和适当运动也会很大程度上避免水肿。
按照跨文化形象学的理解，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一定存在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的钟摆两端。但创作主体是否一定遵循这两类思维定式对他者形象展开塑造呢？答案肯定不是，因为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本身就存在逻辑的谬论，自我对他者的认知无论多么理想，那也是相对的可以修正的完美；他者之于自我无论多么丑陋低下，也终归成为了衬托“自我完美”的参照对象。因此，自我对他者的集体想象一定是在主体轴的两端滑动，这种对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的他者形象有所修正的集体想象，就是褒贬并生的他者形象。Nvivo的研究数据与文本事例表明，英语文学存在着大量的既赞扬又异化毛泽东的段落和句子；换言之，褒贬并生毛泽东形象在英语文学中闪现不断，它与前述毛泽东形象的两大端点，共同连线构成了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的钟摆运行轨迹。类似的人物形象范式在西方文学作品也典型存在，拿破仑为其中典型。在许多人眼里，生前拿破仑的命运“带有史诗般的色彩，具有神圣或者魔鬼附身般的含义”；在他死后，文学作品中的拿破仑兼有“专断和革命”的两种形象。蒂拉尔（Jean Tulard）的作品《拿破仑的传说》（Myth de Napoleon）塑造了许多与拿破仑形象关联的人物，比如吃人的巨妖、普罗米修斯、弥赛亚（犹太复国救世主）及雇佣兵队长等[23]。可见，矛盾冲突的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手法，成了西方文学创作的思维惯性；自然，英语文学出现既褒又贬的毛泽东形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至于毛泽东形象的褒贬程度，并不影响这一形象范式的典型存在。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就在这三种范式之间钟摆运行，它是毛泽东形象动态变化的轨迹路线。那么，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的钟摆效应呈现出怎样的运行状态呢？
最终填充圆台范围跟溶洞形态、冲击能量及填充物性质等有关，关于溶洞处理片石黏土填充量的具体计算目前尚无定论，可按下述方法进行估算：
其三，赛珍珠1933年3月发表题为《向西方阐释中国》的演讲，她针对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如是说道——毛泽东形象真是这样吗？中国人认为毛真是这样的吗？赛珍珠的答案是“我不知道。也许，中国有些地方是这样的吧……我只代表自己”[14]。套用赛珍珠的这一段话，对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的西方意识与他者身份类比推论，可以得出结论：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并非铁板一块，也会时易世变；甚至同一个作者，对同一事件中的毛泽东形象也经常莫衷一是；这好比周宁所说，“西方人自己也困惑，他们关于中国的看法向来反复无常”[13]。也如张志彪所言，自我对具体形象的观看时长与观看距离，直接影响了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的塑造内容[15]。《西行漫记》在“英”方的被接受则是其中最好的注脚。在英国，它一经问世，一个月之内就重印三次，销量高达十万多册；在美国，该书销量虽然不大，却影响非凡，博得了许多年度奖项。但该书有关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的描述也同时饱受西方的质疑，因为西方至今存着一种针对中国及毛泽东形象的偏见，“认为对中国持有正面的态度就是天真无知”[7]。尤其随着二战结束，铁幕形成，它们与斯诺一样被打入冷宫，“影响力也仅局限于自由流派的知识分子”[16]。但不管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如何流变，其西方意识的驱动内因清晰可见；不同时期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的变化，本质就是西方维护批判、除旧布新自我意识的反映；因为“形象是观察者的经历、思想和偏见的外化，反映着社会内部和国际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权力体系”[12]。西方世界的中国形象总是在“大汉的帝国”，民族主义的排外思潮，“黄祸”与“红祸”之间摇摆不定；这体现了国与国之间权力关系及其体系结构的变化。尤其二战前后的毛泽东形象与中国形象一样，经历了短时的翻转，从20世纪30至40年代勇敢与文明国度的首次描述，哗变成了冷战之后的“黄祸”加“红祸”的绝对权威人物，这不能不说是西方意识与西方媒介促成了这一颠覆性的变化。表现在英语文学上，如《毛二世》主人公比尔·格雷所言，收音机内藏炸弹及恐怖新闻充斥着文学的每一寸肌肤，“灾难的新闻成了人们唯一需要的叙事，新闻越黑暗，叙事越宏大，新闻（的轰动）成了（文学的）最后一丝魅力”[17]。这也是作者为了博得关注，市场利益极大化的惯用伎俩。于是，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靠着 “绝对权威”“非理性”“严苛”与“道德破格”等西方集体想象物，出现在了读者面前，讲述着那个属于西方认知自我的东方故事。
四、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的“钟摆”效应
乌托邦化毛泽东形象的破灭，即是意识形态化毛泽东形象与既褒又贬毛泽东形象的产生，因为神话基础消失之时就是神话破灭回归世俗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中国及“英”方的社会众生获得了足够的知识、智慧、科学、技术及真相时，神化的毛泽东形象必然走下神坛。从意识形态化毛泽东形象来看，它们与部分中国事实勾连。最为醒目的当属英语文学中老生常谈的“激情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形象，它们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为痛彻的一次“乌托邦”社会实践，但“激情革命”时期毛泽东“诗人诗化”情结造成的损失和浪费，注定成为历史反观的契机[20]。具体至英语文学上，有关这一历史阶段的毛泽东形象则被戴上了 “绝对权威”“严苛”“红宝书”“感性”与“失策”的面具，并以“毛画像”归结为象征毛时代的一个历史语符，包括英语文学的“Mao’s Jacket/Mao suit”（毛 式 中 山 装），“Mao’s portrait”（毛 画 像 ），“Mao’s badge”（毛 徽 章 ）及“Mao’s poster”（毛海报画）等。 上述毛泽东形象的主题，确实彰显了这场以西方现代性为目标的“现代化”行动，它以扫除封建余孽、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右倾路线为前提，不幸导致了中国文化的自戕、自虐和断根[21]。在这一历史事实与历史概念的影响下，杜根在诗歌《老年毛泽东》中说道，“我们听了如此之多的毛的正能量故事，负面的我们却很少听见”；兰格拉斯（Satheesan Rangorath）的诗歌《红色内衣》（Red Underwear）出现了“向领袖挥舞红旗，高喊口号”的画面。那本象征着人们对毛泽东顶礼膜拜的“红宝书”，反复出现在林奇传记《毛》之中，它当时“被认为是中国世俗的圣经”[22]。英语文学中的这些毛泽东形象，都可从“激情革命”时期毛泽东扮演的五大角色里找到蛛丝马迹，它们或多或少与毛泽东个人心理或意识蕴涵关系密切，即：1）中国之神；2）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3）世俗领袖；4）“马”表“法”里；5）超凡魅力[20]。其中，“中国之神”与“被崇拜的毛泽东及救世主”对应，“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与“革命家、毛主义”对应，“现实的世俗领袖”与“国家领导人”对应，“‘马’表‘法’里”对应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与绝对权威人物”，“超非凡魅力”对应 “毛的人格魅力与毛的智慧”等。
这可从西方中国形象发展的历史梗概得到印证。中世纪晚期欧洲对中国社会充满了“政治开明、宗教宽容的 ‘文化乌托邦’想象”，中国风（Chinoiserie）在欧洲盛行[24]。随后，工业革命兴起，18世纪后期的欧洲开始对中国进行了将近200年的“妖魔化”；直至20世纪30至40年代二战的爆发，出于战争同盟之需要，西方同情和好感中国的现象逐渐回潮，乌托邦化与褒贬并生的中国形象开始回暖。然而好景不长，西方“铁幕”与“竹幕”的意识渐成气候，1949—1976年之间的中国形象马上跌入了“专政”的范畴；最终，改革开放的中国巨变促使西方乌托邦化与褒贬共生的中国形象再次攀升，只是1989年的那场风波让西方的中国形象有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但并未阻断西方中国形象的好转。无独有偶，曾繁健以专著《英诗中国形象的客体输入与反观》，直接推导英诗中国形象的发展路径，他以具体时间段或者大事件为切割点，对东方主义视觉下英诗中国形象的钟摆规律加以数据的曲线展示。这无疑类比证明毛泽东形象的发展轨迹与钟摆变化如出一辙。
1、移栽前秧苗期秧田温度过高，水稻在2.5叶龄期苗床温度超过25℃时，出现双“25”现象，此时，诱导了成花的基因表达，水稻成花激素积累增加，叶原基分化转化为花原基分化，从而发生早穗。
“黄祸论”“蝗虫论”“红祸论”与“中国威胁论”的轮回翻新，再次见证了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的钟摆效应。20世纪之后，在西方中国形象的主轴两端几乎每二十年就要往复一次，仿佛更浓缩、更剧烈地重复体现1750年前后中国观的两个极端[13]。其中就包括20世纪30至40年代，中“英”双方处于战略同盟之需要，“英”方一度出现的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而1949年之后则 “红祸论”甚嚣尘上。
按照上述中国形象的钟摆轨迹，如果把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与中国形象对比研究，1945年之前乌托邦化毛泽东形象就是一种大概率的文学现象；而1945年尤其1949年之后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则陷入了意识形态化的东方主义制式。只是英语文学意识形态化毛泽东形象，由“黄祸论”转化成了“黄祸论”与“红祸论”叠加。而褒贬并生毛泽东形象的发生，主要聚集于中“英”双方互有交往互有利益重叠的某个特定历史年份，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尼克松访华事件中的毛泽东形象等。道森在《中国变色龙》中直言，欧洲人眼中的中国无异于一条变色龙，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不断地由一边转向另一边，由积极到消极，由消极再到积极，周而复始，往返反复；“欧洲人对这一中央王国观念的本性”，决定了特定时期不同场合的中国的 “聪慧与愚笨”“美丽与丑陋”“诚实与狡诈”[25]。 哈福德（Hayford）表达了类似观点，“在西方，毛泽东被塑造成了多重角色……毛的最终形象取决于他们的故事是革命的解放，历史的进步，还是共产主义拓疆扩土的武装进取，取决于中国是否成为了西方的盟友”[26]。但英语文学中的这三种毛泽东形象的摆动幅度并不对等，各范式形象的持续时间也不尽相同，其中尤以意识形态化毛泽东形象持续时间最长，形塑的体量也最大，而乌托邦化毛泽东形象时间最短，体量也最小。
总之，想象、虚构、中国事实、西方意识及钟摆效应，形成了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既对立又统一的套盒属性，其中“英”方意识起到了主宰的作用；尤其是美国的毛泽东形象意识，对世界文学的毛泽东形象起到了引领甚至宰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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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3046（2019）02-0089-07
DOI：10.13265/j.cnki.jxlgdxxb.2019.02.016
引文格式：曾繁健.英语文学毛泽东形象的中国套盒[J].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19，40(2)：89-95.
收稿日期：2018-06-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4XWW003）
作者简介：曾繁健（1971- ），教授，主要从事英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跨文化形象学方面的研究，E-mail:altwa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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