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2年库恩以《科学革命的结构》力证科学进步是一场颠覆和重构的革命史。方法论上，库恩批判了传统的实证主义但也继承了逻辑经验主义诸原则，进而建构了后实证主义；知识论上，库恩运用后实证主义整体性地诠释了科学革命的思想。通过辨析后实证主义的相关术语和援引自1965年伦敦科学哲学国际讨论会以来的“科学之争”，研究表明波普尔学派和历史主义的文本批判使库恩范式受锢于“文本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式的解读则让后实证主义重新回归历史实践，并揭示出库恩“科学革命”的价值实际上在于从哲学上为人们思考知识发展和科学进步构建了一个“革命”的框架。
〔关键词〕后实证主义；结构性；批判性；科学革命
方法论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范式，它跳脱于学科和场域的限制，自由地演绎着方法论革命性的历史分合，继18世纪历史学的分野和19世纪现代社会科学的剧变，“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三次转向主导着整个20世纪科学方法论的革命演化。尽管历史主义者都在强烈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经验证实和波普尔学派的唯心主义，但与拉卡托斯等其他历史主义者的显著差异在于，托马斯·库恩构建后实证主义是以《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范式”“科学共同体”和“科学革命”等一套“自圆其说”的历史概念为基石。此举大大提高了信念在解释科学知识过程中的地位，为其他科学范式后续讦称其为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提供了“证据”。纵观当今学界，历史主义和激进主义对库恩的哲学责难已然式微，反而是马克思主义辩证的科学批判后来居上且态势可观。西方学者较早认识到了库恩在认知理论上的贡献，他们从理论维度批判库恩。但马克思主义毕竟是实践的科学，国内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读库恩，认为库恩表达的科学理念—“科学发现既是范式变化的原因，又是范式变化的结果”[1]—具有很强的实践特色，应该开启“实践”的视角。此外，库恩将“分析问题”转化为“解决问题”，甚至是“改变问题”来处理，在过程论和结构论上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不谋而合，这也为库恩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保留了广泛的空间[2]。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后)实证主义是当下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课题，无疑也扩大了我们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解读库恩的视野范围。但重新解读库恩，还需要我们重新回溯后实证主义的起源和内涵。
从天线端阻抗幅值与耦合系数k的关系曲线图可以看出,当0≤k≤0.7时,天线端阻抗Zi的幅值随耦合因数k的增大而减小,而当0.7≤k≤1时,天线端阻抗Zi的幅值随耦合因数k的增大而增大。当LC谐振器与天线耦合时,耦合因数k在0≤k≤0.7的范围内,且当LC谐振器与天线处于正对位置时,k值达到旋转过程中最大值,所以Zi的幅值达到最小值,读取天线端电压幅值达到旋转过程中最低值,故该转速参数的测试方案具有可行性。
一、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的起源
剑桥大学科学思想史专家伊安·哈金认为《科学革命的结构》是“一部惊世之作，其文字可有无限的诠释方式”[3](导读1)，这部著作表面上在谈论着社会科学中理论建构的方法论问题，但实际上，库恩的科学革命还是一种世界观的革命，它时刻指导着人们如何超越学科界限认识包含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整个科学领域的进步。恰逢其会，伊安·哈金为《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译本写了一篇精致的导读，文中指明了库恩在方法论上的创新，认为他“完全颠覆了维也纳学派及其继承者的哲学，是他开启了‘后实证主义’，然而，他保留了许多‘逻辑经验主义’的预设”。[3](26)
本文根据改进的层次分析法相关原则，收集89位相关专家或者学者的调查表，并在首轮辨识和筛选后，再次进行咨询，求得相关梯阶矩阵以及一致性校验满足小于0.1要求。求出各个指标权重如表2所示：
后实证主义是批判继承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范式，因此，辨析实证主义的相关概念和理清经验研究的结构理路是解读后实证主义的前提。早在韦伯那里，社会科学方法论就存在显著的“理想型”实在化倾向[4](45-46)，他既强调论证科学文化的价值内涵，又彰显文化价值的客观性标准和要求，从而开创了社会科学中两种类型化的研究范式。其一是以价值事实为核心的规范性研究，这种演绎逻辑主张在问题假设的基础上通过对事物内在关系的严密的逻辑推理来得到结论；其二便是实证性研究，依据英国实验科学先驱培根的归纳证明法[5](149)，实证主义主要在于通过实验检验样本数据来对总体假设来证实或证否。但需注意，在也仅在社会科学领域，实证研究法、经验研究法和应用研究法在方法论使用上存在混合使用的特性。在社会科学中，所谓经验研究，是相对规范研究而言，指一种从经验资料中总结理论并用经验资料来验证理论的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主要透过实地的观察、实验等客观的自然科学方法来证实或检验，是一种特殊的经验研究，所以二者通常混淆一体。此外，作为一种重要的实证理论，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物理科学中的逻辑经验主义将逻辑分析作为落实经验主义的唯一方法，受传统结构主义的影响，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科学的进步是存量知识的结构再造与增量积累。
使用喇曼光谱(Raman, Blucke)、紫外-可见光吸收光谱(UV-vis, Hitachi)和四探针测试仪(Hall, LakeShore7700A)表征石墨烯薄膜的光学及电学性能.喇曼光谱激光波长为532 nm，测试的样品为氧化硅衬底上的石墨烯.
如今，在韦伯、涂尔干等社会学家的共同努力下，社会科学领域中逐渐形成了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并驾齐驱的局面，它们曾是推动19世纪至20世纪社会科学方法论革命的“双驾马车”。但就整体而言，目前在社会科学领域仅经验主义形成了一套趋于完整的结构性体系，借用库恩的说法，这是一个“范式”(paradigm)。
1.3.1 患儿家属对哮喘疾病的认知水平 由于儿童的年龄及理解力的特殊性，这项调查是针对患儿家属对哮喘的认知水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哮喘炎症本质的认识；哮喘的危害；哮喘的症状和诊断；了解病情的自我监测方法，拥有和使用呼气峰流速仪监测病情及坚持记录哮喘日记；哮喘治疗误区；对肾上腺糖皮质激素(简称激素)作用的认识、吸入激素情况；长期治疗的目标；是否定期行肺功能检查；药物不良反应的了解。
表1 八股文与“洋八股”的结构比较
程序结构应用领域“中八股” 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 道德哲学“洋八股” 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结论 经验事实
《科学革命的结构》开创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历史主义先河，书中系统阐述了以“范式转换”为核心的“科学革命”理论。这一理论又建立在“范式”“科学共同体”“不可通约性”等新术语系统诠释的基础上，正是这些新概念的出现引发了自1965年伦敦科学哲学国际讨论会至今诸多围绕科学革命的学术争议。其一，关于“范式”的争议尤为激烈。通过前文分析，玛格特曼责备库恩对范式的具体用法多达21种，这是一个包含理论、定律、方法、仪器和假定等在内的综合体，但在具体语境中，“范式”的概念就显得极为混乱、难以区别。此外，学界指出库恩提出了“范式”等全新的概念来论证科学革命，但在对“范式”等新概念的定义上存在严重的疏漏。在外界看来，库恩采用所谓的相互定义法来定义“范式”和“科学共同体”缺乏学术上的严谨性，在论证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缺乏学理说服力，而且这实际上导致了循环定义的问题。针对玛格斯特等对“范式”定义等的指责，库恩认同了玛格斯特在《范式的本质》中对“范式”存在元范式、社会学范式和人工范式三种类型的归纳[13](83-84)，且承认“范式的中心是它的哲学方面，但它又显得十分混乱”[13](315)。也就是说，库恩承认自己在“范式”的多义性中偏向于形而上学的范式。另一方面，库恩在1969年表示的确亟需对“范式”和“科学共同体”作独立定义，表示“如果我现在重写这本书，我要着重改变书的体例”，“将一开始就论述科学共同体的结构问题”，把科学共同体当作一个更加基本的概念先做解释。让人吊诡的是，库恩最终放弃了“范式”的使用而采用替代词汇。相较于前科学，常规科学的基本属性在于由唯一的科学范式统治。对这一观点，波普尔接受了库恩对“常规科学”的构建，认为“库恩意义上的常规科学是存在的”，但他同时指出这种一元化的观点极易导致观念上的专制和教条，这是缺乏批判性的、接受教条统治的专业活动。[13](64-65)
依据库恩的定义，科学的革命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非累积性事件，革命的完成和危机的结束都以“旧范式全部地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范式所取代”[3](79)收尾。对于科学研究而言，科学革命是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建该研究领域，范式的重塑在理论、方法和其他层面均发生了质的改变，传统规则为新范式所取代。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呈现了一个动态的图景:前科学与前范式—常规科学与范式—反常—科学危机—革命与革命科学—新范式与新的常规科学。正如库恩的设想，后实证主义以逻辑思辨的形式自省自查现有的科学知识，考察其现实局限性，在实践过程中推导和建构未来模式，这种方法论范式保留有传统实证主义的论证特征但又不同于传统实证主义。
二、《科学革命的结构》:后实证主义的叙述与结构
英国剑桥学派思想家昆廷·斯金纳提出了关于“意图”(intention)的智识语境主义(intellectual contextualism)，该观点将科学知识的讨论与历史语境勾连一起，认为观念的诠释应置于语境的细节之中[8](前言3)。库恩科学观的形成，得益于两点历史因素:20世纪初物理学理论的变革和1947年社会科学家关于物理学发展的讲座，前者将他引入科学大门，后者则对他由亚里士多德涉入科学哲学起到了“偶然的”决定性作用。库恩在科学研究中积极主张回避问题假设，研究者直接凭借已知的知识来感知科学知识的自身局限，以此来实践和推导未知。这便是超越实证主义而又广受争议的后实证主义。
20世纪初，美术馆开始注重教育功能，希望通过艺术提升国民文化水平。1906年，美国博物馆协会成立时就宣言让“博物馆成为民众的大学”。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助理秘书亨利·奥森·肯特（Henry Waston Kent）在任职期间，一直致力于将“提供视觉教育”作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首要目标，并对当时的美国博物馆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实证主义的范式上，彭玉生凝练和归纳了近年国外顶级社会科学期刊的学术成果，发现社会科学中以量化为主的经验研究范式，该范式具有严格的程序性和规则性，也正因此，彭玉生将其与中国明代科举制中行文森严的八股文技艺(即“中八股”)相比较，称其为“洋八股”。[6]库恩提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发明理论(invente the theory)而非发现事实(discover the truth)[3](64)，更进一步说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和逃脱疑难的樊笼。依据表1所示，现代科学研究的第一步便是要明确主题或提出问题(question)。第二步便是围绕此前确立的议题搜集并分析文献(literature)，从而了解领域研究的概况和确立持续研究的理论价值。第三步是以演绎推理和尝试性回答问题的方式提出可供后续检验的假设(hypotheses)。构建假设有三种途径，即应用普适范围广、难以检验或无法检验的宏大理论构建假设，或假设与目标理论一致时可采用直接演绎的方式构建假设，或运用限制性大的其他理论进行间接演绎以构建假设。上述这一步是经验研究区别规范研究的显著特征。依据实证主义范式的程序操作性，彭玉生将前三阶段定义为“前操作化阶段”[6]。此后，第四步是核心概念的厘清和测量(measurement of concept)，第五步是围绕问题和假设确定样本、搜集数据(data compilation)，第六步是确定数据的统计和分析方法(method)，第七步则是具体的数据分析(analysis of data)过程。由于这四个阶段操作化特征显著，一般被认为是具体的“操作化阶段”。“后操作化阶段”则是对操作化阶段围绕假设所开展的证实或证否检验作最终裁定、获取最后的结论(conclusion)。
在形式上，科学的革命在结构上呈范式的转换逻辑，同时在本质上是一种认知观的重塑。库恩后实证主义的建构始于对常规科学和范式的论述。他将每一种从前范式逐渐成长为成熟范式的科学界定为“常规科学”，唯一的统治范式和一群科学共同体是常规科学的核心特征。范式的作用就在于在一段时间内为科学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解谜”(puzzle-solving)也就成为常规科学的存在价值[3](4)，范式主导着解谜的整体性过程。波普尔以批判理性主义著称，1961他在《真理、合理性和科学知识》的演说中反复申明“科学必须增长”“知识必须进步”，科学若停止连续性增长，则势必丧失理性和经验的特点，同时也指出，知识的增长和科学的进步并不停留在观察积累的表层，知识的连续性增长是“不断推翻一种科学理论、由另一种更好的或者更合乎要求的理论取而代之”[10](310)。尽管库恩与波普尔在关于范式统治的一元论上存在争议，但在科学进步上的观念都具有革命性。库恩认为，范式为科学共同体无限制地留下有待解决的问题让他们去解决和获得成就、推动科学的进步。但偶尔事与愿违，当实验与试探性的理论相互连接并不能达成一致时，这种情况下，理论不能进化为范式，常规科学开始识别出“反常”(anomalies)。所谓“反常”是一种处于初阶具有破坏性或建设性的科学发现所引起的范式变化，是“危机”产生的前奏。反常和危机都是范式的一种变化，但反常一定会引起危机吗?这倒不一定。库恩对反常的回应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是认为常规科学中大多数的困难往往处于初期阶段并且危害程度较轻，它们会被正确地解决；第二种则是科学家暂时无法解决的、或愈演愈烈的程度严重的反常会引发危机。但库恩又指出，危机是“反常＋A”的结果，当反常引发危机，那么反常“必定不仅仅是反常而已”。在此，库恩对反常和危机的甄别则是显著的马克思主义矛盾论手法，反常向危机的演进，这是矛盾内部的主次问题向主次矛盾问题的变化了。
库恩后实证主义作为方法论范式的完整呈现在196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中，正是这本为西学盛赞为“极其严谨的箴言录”的经典著述生动地描绘了科学革命的动态结构理论。在这过程中，库恩创制了范式(paradigm)、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等新术语可以此论证的科学革命和后实证主义。其中“范式”是最大的争议，据词源考察，英语语境中的paradigm源自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分析篇》第二卷和《修辞学》的paradeigma，后经由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运用而大众化。1974年库恩在《对范式的再思考》中概略地区分了“综合的”和“局部的”两种“范式”概念，但是依玛格丽特·玛斯特曼的文本考据，库恩对“范式”的使用至少存在21种不同的含义① 该资料可参见[英]Thomas S.Kuhn.Second Thoughts on Paradigm[M].in Exential Tension，1974年第294页和[英]伊姆雷·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的增长[M].周寄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77页。，林定夷甚至认为有24种[9](5)。在库恩的论述中，前者一般是指科学共同体及其实践奉为标准的一系列普遍性规则、方法、概念和理论；而后者是各种类型的“范例”(exemplar)，一种最好的、最具指导性的例子(exemple)，实证研究中著名的“范式—案例”论证法也正缘由于此。从上述定义中可发现，库恩以“科学共同体”来定义“范式”的概念，采取了一种缺乏规范性和不严格的共同定义法，他认为“科学共同体”是接受同一个“范式”的科学从业者群体，这种学术共同体只有在成熟的范式形成后才会出现。
关于常规科学危机的最终归宿，库恩提出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科学共同体能够利用常规科学顺利解决危机问题，借用韦伯的概念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类型”；第二种是部分科学危机科学家暂时无法解决，便搁置问题；第三种便是以“革命”推动科学实际意义上的进步。从概念史上看，库恩“革命”的使用，其实是在以一个天文学概念解释科学哲学问题。“革命”的概念最早追溯至波利比乌斯的anakykloois(古希腊语)和西塞罗的conversio(拉丁语)，此处是指星体在轨道上旋转一周后重新回到最初的出发点，其延伸意开始蕴含着“轮回”“复归”的解释。1787年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序言”中提出两次思想革命，遂将“revolution”这一概念推广到了现代科学领域，直至巴特菲尔德和戈德斯通等将“革命”纳入科学史和政治权力等领域①相关资料参见中译本(美)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年》，张丽萍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伍天冀，杜红卫编《政治的智慧:中外政治格言集萃》，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年。。总之，库恩所阐述的“革命”是社会意义而非政治意义上的概念，他将革命视作一种历史概念最早出现在《哥白尼革命》中。1540年哥白尼出版了遗著《天体运行论》，书中颠覆了天主教托勒密式的地心说并详细阐述了日心说，库恩将这一事件定义为天文学的“革命”。以此来看，革命通常和一种深刻的颠覆性的质变相关，其基本特征是大破大立和破旧立新。
“洋八股”和实证政治理论反映的正是库恩后实证主义批判继承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范式。依据国外学界区分，一般将19世纪三四十年代由法国哲学家孔德诠释的实证主义称为“老实证主义”，而库恩所批评的于20世纪早期流行的实证主义则被定义为“新实证主义”，这样一来库恩的批判对象就并非是如彭玉生所称的后实证主义[6]，而应是自孔德以降传承至新实证主义的所谓“传统实证主义”。库恩批判继承了实证研究法，他发现实证主义除了能够以搜集样本相关的经验事实来对假说证实或证否，还可以对假说进行理论的质性检验，而这种以逻辑思辨论证议题的方式正是库恩所看重的方面。
三、余论:对后实证主义的批判及其自我批判
在西方，主流社会学长期接受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并且遵循自然科学的研究策略为理想范式，尤其在“二战”后，社会学以帕森斯为尊，并结合经验实证研究形成了“正统共识论”。它主要有三个特征[11](2):一是崇尚模仿自然科学认知模式的实证主义，二是重视因果逻辑，三是功能主义立场[12](65)。库恩后实证主义产生在20世纪60年代，它在内涵上表现为结构功能主义与经验实证研究相结合，这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知识革命”前科学方法论的主流模式。自此开始，伴随着“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各种后现代的知识论崛地而起，以帕森斯主义为典范假设的实证主义思潮受到了广泛的批判和自我批判，但其具有传统实证主义风格的后实证主义和库恩科学革命思想早在1962年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出版后就引起了学界巨大的争议，其中既有卡尔·波普尔和约翰·沃特金斯等学界同仁的理论诘难，也有库恩在回应外界过程中所作的自我批评。
危险源指在企业生产中存在的具有危害性的作业环境、设备因素、人员不规范作业行为、违章操作习惯等的统称。危险源识别则是对这些因素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寻找其中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或造成安全事故的危险点。危险识别的目的在于查找危险因素，进而结合管理制度加强风险控制，以促进企业生产的规范化、科学化管理，避免出现安全事故，保障安全生产的顺利进行。
(一)库恩思想具有内在的批判性。
所谓库恩思想内在的批判性，是指库恩科学观在建构时对实证主义等传统观念和范式的批判。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科学的进步是新理论取代旧理论、新范式取代旧范式，而不仅仅是累积知识的活动，这是科学革命的本质。库恩指出，常规科学是由前科学逐渐走向成熟的，其形成的标志是有唯一的范式指导科学活动，这种范式处于唯一统治地位，与其他范式存在不可通约性和高度竞争性，而“知识累积论”中各种科学存在巨大的兼容性，库恩批判了这种范式的科学发展观。其二，库恩建构的后实证主义是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和超越。后实证主义在库恩著作中伴随着科学革命思想的论述而形成，库恩在论证中取缔了“假说”的环节。波普尔所主张的“知识是假说”这一理论最早见于1934年德文版的《研究的逻辑》，在书中他以“问题—尝试性解决—排除错误—新的问题”的四段图式科学知识观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10](中译本序3)。在此，库恩不仅批判了传统的实证主义，同时其假设也进一步批驳了波普尔及其学生的科学观。
(二)库恩遭遇国际科学界严厉地批判及其理论回应。
随着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不断专业化和精细化，实证主义认识到“洋八股”严格的程序和操作规则过于拘束和教条，有悖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文精神和开放理念。为了适应各科学领域的研究需要，实证主义必须及时的因“学科”制宜而变化。美国华裔学者谢复生指出实证政治理论是政治科学家将政治现象研究科学化的努力，实证政治研究引入了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实证的政治学方法论范式[7](3)，这一方法论范式区别于“洋八股”，它具有更多元的适应性和学科的科学性。实证政治理论继承了实证主义演绎与归纳并用的原则，这种方法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引入了经济学研究的诸多原则。在作出具体的假设之前，实证政治理论首先提出了一个合理的公设(axioms)—即人是“理性的”。需要注意的是，在经济学领域中这个公设不证自明，且该“理性”并非我们通常认为的是否符合外部规范要求和价值判断下的“理性人”。这里的“理性”仅仅强调人会依据自我喜好而对选项进行排序的可能性，即融入了韦伯学说中的“祛除价值”原则。第二步便是通过演绎方法推演出问题的假设。针对假设的验证，谢复生指出了实证主义中存在的两种验证路径[7](8)，这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正是社会科学研究中量化与质化的研究路径。其一是以搜集的大量经验事实(如实验)来对假设加以验证，这是20世纪初奥地利维也纳学派的方法论特性，也是当下政治学量化趋势的折射；其二便是谢复生提出“理论的验证”，以公设演化出的诸多法则来反证或推演假说。依据实证政治理论，假说验证之后，便成为科学法则(scientific laws)，将这些具有相关性的法则联系起来便构成了系统性的理论(theory)。
其二，关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的批评。波普尔及其学生拉卡托斯等人既批评常规科学的教条主义，也认为不可通约性表明不同范式之间缺乏比较特征，更无法解释科学由于革命而进步，库恩明显陷入了“暴民准则”和非理性主义[13](147)。对这一问题，与费耶阿本德的辩护相得益彰，库恩通过重新厘定“常规科学”和界定“不可通约性”来回应波普尔派。在方法论上，库恩使用与沃特金斯等人一致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认识论工具，首先重申了《科学革命的结构》对“新范式是通过某种神秘的美学而最终胜利的”论说的否定，解释说自己给出的理由只是用来进行选择的价值，而不是选择的规则，他还提出暴民的特点在于“抛弃大家所通常共有的那些价值”[13](349)，而《科学革命的机构》的论证没有非理性主义的嫌疑。对于学界批判的处于核心的关于“不可通约性”的问题，库恩再三强调了“incommensurable”与其借用的母体“incomparable”在本质上的差异[13](358)，依据他的解释，倘若不能克服语言上的相似性对“不可通约性”的理解则会导致失真，库恩和费耶阿本德共同提出“不可通约性”，它的本义是两个不同的科学对象间缺乏比较的基础，而并非别人指责的那样对科学合理性的否定。
除了围绕“范式”和“不可通约性”的争议外，沃特金斯、图尔敏、威廉斯等哲学家对库恩“常规科学”的新定义保持高度的理论警惕。沃特金斯以波普尔作为参照系，认为库恩以常规科学作为科学本体，从常规科学到非常科学再回到常规科学的循环系统其实构成了一个封闭体系，而库恩致命的错误主要在于抬高常规科学的本体论贬抑了革命科学，这有悖于主旨[13](39)。相比图尔敏和威廉斯对常规科学与革命科学关系的怀疑，沃特金斯这一指责尤为深重。从这几人的批判来看，发现批判理念主要源于波普尔的科学观，因此，库恩的回应主要集中在《对批评的答复》中对波普尔的回应上。
(三)库恩积极主动地自我批评与辩护。
在外界对库恩作出批评前，库恩就已承认过《科学革命的结构》是一篇巨著的大纲的纲要，囿于篇幅自己放弃了对许多关键问题的讨论，这要为无谓的误解负责任。作为一个关键的概念，库恩并没有详细阐述“前范式”和“后范式”的区别，我们只能根据描述“前科学”的只言片语来推断“前范式”的细微特征，对于“后范式”却鲜有提及。库恩还提到自己过于强调科学进步的“理想状态”，完全没有考虑到工艺进步和其他外在条件对科学革命及其结构可能产生的滞缓或激化的作用，毕竟科学革命不可能完全处于不受干扰的状态中进行。究于书中对内容和结构上的过度省略，库恩将其归于《统一科学百科全书》对篇幅的严格限制，但通过后续的跟踪，我们也发现面对国际学界的理论责难，库恩逐渐认识到自己在论证中出现严重的纰漏，声称“消除掉它们将使我有所进步，并为此书的改写提供基础，”[3](146)尽管库恩并未系统性地修改其著作，但的确在观念上作出了很大的改变。
四、重新审视库恩与后实证主义
上文已经提到，历史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哲学家在理论层面对库恩展开了激烈的批驳，伯德曾说，“库恩在解释和利用他的主要成就上是失败的”[14]。库恩没有使用认知科学的关联主义处理科学革命的“遗产”，尽管这是囿于库恩实证主义观念的不成熟所引起的，但实际上暗含的应是两种范式围绕“科学革命”的争论。严潮斌指出，西方学界将科学革命视作某种价值判断，他们关心的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科学革命是否能够实现正义的社会变革，而马克思主义将科学革命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历史行为，这与科学的价值中立性相一致。依据西方学界的解读，科学革命是一种价值论命题，无法实现道德使命就意味着“科学革命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波普尔学派与马克思主义所辩护的库恩理论的理论差别分别体现为“科学发展论”与“科学革命论”之争，这是长期以来西方学界评价库恩的主要视角，至今仍广有市场。
审视库恩，就是要将其思想纳入历史语境中和文本语境中思考，这是剑桥学派和施特劳斯提出考虑文本意图的两种思维。历史语境的解读，顾名思义，就是要从后实证主义形成时的特殊背景来衡量它对科学发展的贡献以及评价它的理论缺陷，其一，《科学革命的结构》推动了哲学、教育学、社会学和物理学等整个科学领域的进步① 有研究以“Kuhn T.”为被引作者、以“STRUCTURE SCI REVOLU”为被引著作检索Web of Science引文数据库，据1961-2012年的统计结果，各学科领域对《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引用占该学科的文献总量比由高至低依次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1.38%、哲学1.07%、教育学0.50%、社会学0.43%、经济学0.40%、心理学0.32%、政府与法学0.32%。具体参见胡志刚、王贤文、刘则渊.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被引50年[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4年8月，第36卷第4期，第82页。，尤其是“范式转换”广泛适用于应用性科学研究。其二，20世纪初期新实证主义形成，库恩在批判新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的基础上阐述了新的科学范式，在理论上与发展较为体系化的波普尔派产生巨大的冲突，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库恩思想的不成熟和不严谨。文本语境的解读，即为文本而解读文本，也就是波普尔等从库恩著述的呈现来解读其内在思想，所以波普尔是在理论上辩护“猜想与反驳”而质疑库恩“科学革命”的存在，这便是库恩所批驳的“情绪性”理解。
马克思主义是理论的科学，更是实践的科学，今天我们站在这一视角来解读库恩有两个要点要注意，即从实践角度的考虑和坚持价值中立原则的批判。换句话说，以实践来评判库恩和后实证主义，规避个人主观情感，在此可以从三个维度展开批判。其一，历史主义亦或是结构主义。结合库恩后期著述，可发现库恩对科学史的研究和科学模式的建构疏远了科学革命，这表面上违拗了《科学革命的结构》的设计，但回顾描述细节，库恩并没有在微观上限定科学革命的范畴。因此，库恩科学革命的逻辑其实更加适用于构建宏观层面的科学发展模式，也就是说，以历史逻辑否定结构逻辑，并不能成为否定库恩的理由，评判库恩要从一种整体性的视角出发。其二，唯物主义亦或是唯心主义。库恩已经认识到累积发展之外革命才是科学进步的阶梯，他的革命结构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但正如库恩自己在书中提到，他是在“真空”条件下讨论科学革命和纯理论上建构范式的，因此，忽视实践的决定性作用和范式论上的唯心主义倾向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批判的核心。其三，一元论亦或是多元论。哲学家伯林提出自由多元主义，他认为问题的终极答案可能存在相互冲突而不可通约的多样选择[15](46)，由此多元论具有民主的特质，相反库恩革命式的科学进步观就显得过于专制。库恩大力贬斥科学累积的知识观念，为科学发展寻求了唯一的革命模式，这显然不是民主化的思维，更是现代政治哲学主张扬弃的对象。韦伯曾告诫我们:“在科学上被超越，不只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更是我们所有人的目标。”[16](18)科学必须持续性地进步，传统的科学发展通过量的累积完成，而库恩正是要“敦促学术界改变对熟悉的资料的看法和评价”以推动科学的质变，这是后实证主义与《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历史性价值，也是库恩思想始终深深影响当代科学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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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e and Criticalness of Post-positivism:Comment o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by Thomas Kuhn
HE Wei1，CAO Ren-ren2
(1.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2.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4， China)
Abstract:In 1962，Thomas Kuhn strongly demonstrated that scientific progress is a revolutionary history of subversion and reconstruction with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In methodology，Kuhn criticized traditional positivism but inherited the principles of logical empiricism，and then constructed post-positivism.In epistemology，Kuhn interpreted the thought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on the whole through post-positivist approach.By distinguishing the relevant terms of post-positivism and citing the Scientific Dispute since the Londo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1965，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Popper School and Historicism has caused the Kuhn paradigm to be subject to textualism，while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style makes post-positivism return to historical practice，and reveals that the value of Kuhn's Scientific Revolution lies in the philosophical construction of a revolutionary framework for people to think about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Key words:post-positivism； structurality； criticalness； scientific revolution
〔中图分类号〕C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9)04-0070-07
〔收稿时间〕2018-12-05
〔作者简介〕
贺伟(1992-)，男，安徽安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曹忍忍(1993-)，女，河南濮阳人。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夏 雪)
标签：库恩论文; 科学论文; 范式论文; 实证主义论文; 方法论论文;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论文;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