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东北亚海域，以相似的心理为前提的“共同体意识”、相同的海洋生态环境、相近的人种以及共同质性的海洋文化等，是构建“海上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以东北亚五国为主的区域合作开发、以“经济圈”命名的国际合作研发机构、以“东北亚”命名的学术机构以及时下开拓北极航线的实践等，是构建“海上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发挥历史与现实基础的效用，将“海上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核进行哲学化阐释、制定域内国家遵守的海上国际法、导入“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划分域内经济体的相关利益以及以开辟“北极航线”为牵引等，是构建“海上命运共同体”的有效途径。围绕该主题的探讨，对“海上丝绸之路”与“冰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东北亚海域；海上命运共同体；基础；进路
在21世纪即将进入第三个十年的历史转型期，站在全球化反动立场的“逆全球化”现象出现了。它以西方民主政治遭遇的重重危机和以美国特朗普政权的霸权主义给世界体系带来的混乱为背景；以西方多数国家混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概念边界，将二者对接起来，强调民族利益至上为外在表现。尤其是，特朗普执政以来，在全球范围刮起了民粹主义之风，使得传统民主政治被肆意践踏。对此，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纪念一战结束百年的演说中曾批判性地强调：“民族主义是对爱国主义的背叛。民族主义将自身的利益置于首位，我们正在因此失去最重要的道德价值观。”[1]他在批判特朗普时指出，过分强调民族利益反而延缓了全球化历史进程。
这些“逆全球化”动向，主要外化为国内的强权政治以及外交上的封堵政策。例如，美日执政党为达到集中权力的目的而实行的“选举独裁制”、美日联手推行世界霸权战略、美日联手的“印太构想”等。这一国际形势给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带来了威胁。在东北亚海域，这一国际形势与朝核政策纠结在一起，使得东北亚地区的海域形势愈趋紧张。有鉴于此，抵制“单边主义”与“威权主义”，以东北亚海域为场域，探讨“海上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构建“海上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与进路，是本文立论的真实命意所在。
一、东北亚海域“海上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
安德森提出的“想象共同体”概念，在不断被演绎与传承过程中，强化了全球范围内“共同体”意识。从字面意义分析，“共”具有共同利益、共同目标以及共同发展趋向等含义，“同”则具有“同质性”与“大同小异”等不同阐释，“体”则具有“整体”“一体化”等不同理解。近年来，我国推进“一带一路”的实践活动就是在构建“共同体”的努力与尝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已载入我国宪法，并成为我国处理外交的准绳。从其构成看，相毗连的陆地国家有形成“陆上命运共同体”的可能，以海域与相关岛屿的毗连为基础可以形成“海上命运共同体”。无论是“陆上命运共同体”还是“海上命运共同体”，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考虑与海域紧密相关的“海上命运共同体”为我们留下的持久难题是:如何界定“海上命运共同体”的概念问题。
顾名思义，“海上命运共同体”是指海域(海+岛)范围内的相关各国在彼此尊重各自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军事部署、经济发展以及政治交往等因素的前提下，形成的具有“共商共建共享”特色的超越国家边界的，本着“同呼吸共命运”的原则处理域内海上交通问题、海洋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以及连带的海域争端问题，能够为当下成为国际热点的北极战略提供建设性意见的稳定的“共同体”。
以这一定义为判断基准，因其涉及的是海洋与岛屿，从全球海洋的相通性看，“海上命运共同体”的外延可涵盖与全球海洋水系相通的一切水域。因此，构建“海上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它能够直接对接到我国提倡的“海上丝绸之路”。从地理空间的分布看，可分为环太平洋海域、环大西洋海域、环印度洋、环地中海以及环北冰洋海域等。为了方便起见，当我们聚焦环太平洋海域时，根据约定俗成的方位称呼，笔者提议用“东亚历史海域”的概念将西太平洋海域边缘海等统一起来加以命名。这样，“东亚历史海域”至少应该包括“东北亚海域”、“传统的东亚海域”以及“传统的东南亚海域”等。
双极板需要较大的机械强度来承受燃料电池组件的夹紧力。根据三点弯曲试验以确定弯曲模量和机械强度。图4显示了弯曲试验的结果。“有碳纤维织物”和“无碳纤维织物”样品的弯曲强度高于DOE目标值34 MPa。然而,有碳纤维织物试样通常比没有碳纤维织物的试样具有更低的弯曲强度和弯曲模量,带有碳纤维织物的断裂试样表明只有试样的一面被破坏。对于没有碳纤维织物的样品,在85 ℃下浸泡300 h的样品的弯曲模量分别比在干燥和室温条件下的弯曲模量低24%和10%。试样在85 ℃下浸泡300 h后,试样的弯曲强度比干燥试样和室温试样的弯曲模量分别降低了34%和10%。
因此，当笔者将探讨问题的焦点逐渐缩小，归并在“东亚历史海域”的某一部分时，即本文所指向的“东北亚海域”时，更容易发现这一海域的局部特征，也更便于总结海域的普遍特征。
影视动画作品的后期再创造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鲜明的人物特质、极具吸引力的故事结构、良好的情绪刻画、更高的可看性。所谓情绪体现就是渲染相应的气氛，从而体现出作品的整体情感。情绪体现的完整性能够增加画面的生动性与观赏性，使影视动画作品的内涵更加丰富，从而体现出后期制作的意义。
东北亚海域包括以东西伯利亚海、楚科奇海、白令海、鄂霍次克海以及日本海北部为主，以弗兰格尔岛、圣劳伦斯岛、卡拉金岛、勘察加半岛、尚塔尔群岛、库页岛以及千岛群岛为岛链，包括俄罗斯远东沿海地带、美国的阿拉斯加、加拿大的西部沿海、中国东北的三江平原带、朝鲜半岛东北部沿海以及日本北海道等在内的边缘海和岛屿、半岛等。
沿着陆海相接的沿海—半岛—海峡—岛屿—边缘海等逐渐扩展的海域，如何能够构建起命运相连的共同体？这不仅取决于相关各国原住民“共同体意识”的高下，还取决于国际合作机制的完善程度。
二、构建东北亚海域“海上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
不言而喻，经长时段形成的“共同体意识”是构建“海上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共同体意识”是经过长期历史过程积累下来的，包括历史上留存的心理、自然环境、人种以及文化等因素。
(一)构建“海上命运共同体”的心理基础
有学者对东西方的“共同体意识”对比分析后强调指出：与“西方的共同体思想可以用‘连带(solidarity)’”进行说明相对，“东方的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ism)是实现共同体价值的社会观与伦理观。”[2]22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里仁”以及以井田制构建起的“村落共同体”都显出强烈的东方式的共同体意识。这是阐释陆上共同体时的适当表述。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向海域时，情况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以海洋捕捞为生计的族群，最为强悍的心理动力就是在与自然界抗争的过程中顽强地活下去。围绕同一海域或相邻海域的不同族群进行往来与交流之际，相同的海洋生态条件、海洋物产等助推族群间超越言语障碍，创造出新型的海洋文化。这个超越民族界限的过程就是构建共同体的努力与尝试。因此在海域，因海上交通工具具有灵活性以及海洋的变幻莫测，海上共同体意识得到强化，海上命运共同体在“生存下去”的心理支撑下悄然发生。族群间在彼此接触过程中逐渐产生信任感，进而在完成相互认同的情境下，意识到彼此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存在。
在科普宣传上，黄岛区局建成全国首家食品药品科普宣教基地、食品药品从业人员培训体验基地等六大基地，全年免费开展科普宣传，免费培训从业人员，先后荣获省科普教育基地和法制宣教示范基地。大力推进社会宣传，每季主题宣传，每月“六进”宣讲，每周专题培训，年教育群众20万人。
(二)构建“海上命运共同体”的自然环境基础
东北亚海域有丰富的渔业资源以供原住民的生活。从拉普捷夫海到东西伯利亚海、楚科奇海、白令海、鄂霍次克海以及日本海，都盛产鲑鱼，是岛民的主要食物[4]269。除此之外，白令海还是鲸鱼、海狗、海豹的栖息场地，周边的主要港口有俄罗斯的普罗维杰尼亚和美国的诺姆，是北极航线的必经之地，也是主要停靠港。鄂霍次克海是寒暖流交汇处，拥有世界最大的捕蟹场，主要港口有俄罗斯的鄂霍次克、马加丹和日本的稚内港。日本海也是寒暖流交汇海域，是大马哈鱼、鳟鱼、鲱鱼等的产地，周边的港口有俄罗斯的海参崴，朝鲜的元山、清津等。
在长期的渔捞生活中，东北亚海域的先民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鲑鱼文化”。
(三)构建“海上命运共同体”的人种基础
从人种学的角度考察，东北亚海域的人种有爱斯基摩人、阿伊努人、鄂伦春族、俄罗斯白种人、鄂罗克族、尼夫赫族、鄂温克族等。
相关研究显示，爱斯基摩人来源于亚洲人种，与蒙古人的容貌相似，但是从DNA来看更接近于藏族人[7]66。他们坚韧、强壮、勇敢，凭借简单的舟船便可与波涛汹涌的海洋做斗争。主要活动在阿拉斯加、楚科奇半岛、堪察加半岛以及阿留申群岛等地。
阿伊努族是日本的少数民族，原为北海道和库页岛的原住民，更接近高加索人种(白种人)，曾经在阿留申群岛、堪察加半岛、库页岛和北海道居住。“阿伊努人会携带物产经过桦太到达清国沿海，交换清朝官服、绢织物、铁制品、玻璃玉等物。”[8]468
立法审议在规范层面主要体现为一种程序法。实体法与程序法虽然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但二者的发展却往往是相互独立的。“有时，实体法已达到相当的发展水准，而程序法则比较落后，如法国民法典与法国民事诉讼法典(1806年)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23]究其原因，在于程序法具有与实体法不同的评价标准，即独立的程序价值取向。法学上的价值观是指“可能对立法、政策适用和司法判决等行为产生影响的超法律因素。它们是一些观念或普遍原则，体现对事物的价值、可追求的理想等进行的判断”。[24]这些判断应用于立法审议程序的规范中则体现为立法审议的价值取向。
鄂伦春族是中国黑龙江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鄂伦春族的先民一直在莽莽林海中过着游猎生活，其传统文化与游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9]23。
何以理解这种“命运共同体”的真实存在，考古学的工作总是能够为以海域为活动场的“共同体”意识的考察提供线索。考古学研究成果显示，公元前2000至公元前1000年阿拉斯加西南部居民所用的平底船和金属鱼叉被萨哈林岛民所用的事实[3]20，将东北亚海域的海洋文化交流推至距今4000年前。这一发现告诉我们，相同的海洋生态环境是“海上命运共同体”成立的条件之一。
“东亚经济圈”，是日本前首相竹下登为了与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抗衡而提出的构想，是一个想要世界三足鼎立的构想，也是适应日本经济在东亚地区“雁型模式”的构想。其范围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东盟”。
无论是美洲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还是阿拉斯加以及北美洲西北海岸的爱斯基摩人，都是亚洲大陆先后两次移民的后代。这为我们发现族群的同质性提供了根据。有学者从语言学角度对东北亚海域土著居民的语言进行了考察，发现了美洲大陆居民与亚洲大陆居民之间的关联性。他们使用的语言虽分属三个不同的语系，即一部分居民使用的语言属于通古斯语系(阿尔泰语系的一支)，如中国东北部黑龙江流域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分布在堪察加半岛的科里亚克语(楚科奇堪察加语系)以及北美洲的爱斯基摩语(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等，但又可将它们作为“连续体”加以把握[10]145。原因在于古代亚洲民族从亚洲大陆来到美洲大陆后，又发生了美洲大陆居民逆向迁移至亚洲大陆的情况。从“西伯利亚美国人”的称呼就可以看到其存在的真实性。多年前的考古发现，在阿拉斯加出土的狩猎工具与贝加尔湖附近出土的同类工具具有惊人的相似性[11]65，这也成为古代亚洲居民与美洲居民交流的佐证。
上述人种与亚洲大陆息息相关，他们都以渔捞和狩猎为生，共同创造了东北亚海域的海洋文明。
(四)构建“海上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础—渔猎文化
由于海洋资源的丰富，东北亚海域的先住民们养成了以海洋渔猎为主的生活方式。其分布的范围大体有四个地域：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和俄罗斯沿海州；库页岛、鄂霍次克海北岸、堪察加半岛以及千岛群岛；白令海和楚科奇海沿岸；加拿大的西北海岸地带[12]82。
中国东北部的鄂伦春族不仅渔猎还有狩猎习惯，但是多年来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对自然环境和濒临灭绝动物加以保护的重要性，形成了自己的狩猎文化。诸如不射杀成对出入的动物，不捕杀交配期的动物，在狩猎活动中不断培养人类的同情心等。此外，集体主义也是鄂伦春人的外在特征[13]12。
中国东北赫哲族的渔猎文化则更为有名。中国民歌《乌苏里船歌》曾唱到：“赫哲人撒开千张网，船儿满江鱼满舱”。这首歌主要歌唱的是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赫哲族过上的美好生活。其中，歌词反映了渔猎是赫哲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不单是赫哲族人如此，从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到生存在俄罗斯的沿海州、日本北海道沿岸、朝鲜沿海地带、鄂霍次克海以及楚科奇海周边、加拿大西北沿岸、阿拉斯加以及阿留申群岛等地的爱斯基摩人、阿伊努人、科里亚克人等，也都以渔猎为主。
狭窄水道将这几个海域连接起来，将其勾连成一片海域。据说在远古时代，古代中国人曾经是这片海域的主宰者。他们在四万至两万年前曾经迁徙到这些海域及岛屿、半岛上生存。距今约一万二千至五千年前，古代中国人再次迁移并经过白令海峡达到北美洲[5]2。学者们根据美洲大陆古代居民与中国古人的形体及外貌的相似，而得出了“古代中国人是美洲人祖先”的观点。关于“殷人东渡美洲”成为美洲人祖先的学术探讨源于1590年法国学者提出的“最早的印第安人就是亚洲人”的观点，中经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的重视，进而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展开了“商朝与奥尔梅克文化”关系的探讨。主要观点的立论根据有二：一是墨西哥达拉文4号遗址出土的“16位小玉人与6根玉圭”的形体特征以及甲骨文字，与殷商时期中国人的相似度和甲骨文阐释内容的吻合度；二是根据殷人祖先“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记载，“殷人实际上是具有相当航海经验和能力的民族”，可以跨海征讨[6]13。这表明，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的时段内，中国大陆移民的迁徙活动，已经完成了将东北亚海域分散的边缘海连接起来的任务。这一方面取决于中国古代人的航海技术；另一方面取决于自然环境和古人利用环流季风的能力。
何以使得“鲑鱼文化”发挥构建东北亚海域“海上命运共同体”的助力作用？似乎从该文化本身的特征及地理分布，就可发现超越族群以及语言障碍的共同体文化存在的可能性。
首先，作为捕鱼工具的网坠、鱼钩、鱼叉或者箭头在整个海域普遍存在的事实，给人们以海洋生存方式已得到普及的认识。这种认识可成为构建共同体的认知前提。
其次，捕捞方式的广泛普适性。猎捕鲑鱼的方式有垂钓式、围堰式(美洲西北部海岸印第安人)、网捕式、敲击法(加拿大西海岸)、矛箭射击法等，都是常规的捕鱼法[14]89。
再次，鲑鱼的制作方法和储存方法带有普遍性。鲑鱼种类繁多。太平洋北部、俄罗斯远东沿海地带以及日本北海道北部盛产野生的三文鱼是鲑鱼的一种，中国东北部盛产的大马哈鱼也是其中的一种。三文鱼多被用于制作生鱼片，营养价值极高。将鲑鱼制成鱼干自古以来就是理想的储存方法。渔民房檐下悬挂的鲑鱼成为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线。
选择2016年5月—2018年7月在我院就诊的骨折患者783例。这些病例均进行了X线平片检查和CT检查并全部传入了PACS系统。对这些病例利用PACS系统予以回顾性分析，发现X线平片漏误诊77例。这77例患者中，男性患者41例，女性患者36例；年龄2～83岁，平均48.6岁；其中四肢骨折8例，骨盆骨折12例，脊柱骨折10例，肋骨骨折44例，鼻骨骨折3例。
第四，有关“鲑王”的传说。将鲑鱼尊称为王，并认为是有灵性的鱼类。这一鲑鱼信仰自日本北部延伸至北美地区[15]17。这种信仰成为渔猎文化的主要构成，广泛存在于东北亚海域。
综上所述，因相同的自然环境、人种的相似性以及历史上渔猎文化的共通性，故谁都不能否认东北亚海域具有构建“海上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
于是，今年金樽奖推出了创新活动，联合新西兰贸易发展局举办了一场以新西兰酒市场状况为主题的行业论坛，与参与本次论坛的酒商、消费者一同调研新西兰葡萄酒的发展现状。主持论坛的嘉宾阵容由业内最能代表新西兰市场的专业人士组成，包括：金樽奖评委主席、常驻新西兰的葡萄酒大师David Allen，新西兰贸易发展局参赞Richard Dunsheath、保乐力加中国市场部经理王品文女士，《葡萄酒》杂志社执行主编、独立酒评人Annie蔡金萍女士，以及新西兰葡萄酒专家&讲师刘玲（Sylvia）。
三、构建东北亚海域“海上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
与上述“海上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相呼应，构建东北亚海域“海上命运共同体”还应该尊重已然存在的现实基础。它包括“国际合作机制”、各国的政府开发机构、学术研究机构以及正在开拓中的北极航线等。
(一)东北亚五国的“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项目”的启动与实施，为构建东北亚海域“海上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并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现实基础
该合作项目开始于1992年，至今已形成产学研合作机制，并成功举行了中俄、中韩、中日等双边关系的文化交流活动。与此同时，围绕图们江的东北亚经济合作论坛也成为跨国交流的重要平台。
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长足发展，已经引起世界的注意。目前该区域集中了“中日俄韩等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和第十二大经济体，全球名列前茅的贸易和投资大国，东北亚地区也成为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中最具规模、潜力、机遇和活力的发展地区，该地区也因此被誉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亚太区域合作的重心及全球经济的增长极。”[16]1如此重要的区域，因为近年来各国的北极战略相继出台，使得这片海域成为国际焦点。这也为东北亚海域合作提供了契机。
由土地综合承载力方程可知，地均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以及两者的联合发展都不是土地综合承载力的Granger原因。但在10%显著性水平下，人均GDP是土地综合承载力的Granger原因。这表明土地综合承载力主要受人口承载力、资源环境承载力、经济社会承载力及科技文化承载力4个构成要素的影响，客观上来看，土地综合承载力与人均GDP之间的因果关系日趋显现。
(二)各国以“经济圈”命名的国际合作开发机构为构建“海上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前提条件
政府层面的合作开发机构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小岛清提出了“环太平洋经济圈”，截至目前这一概念虽然不再被提起，但是代之而起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等经济合作机制的出现，似乎很好地诠释了环太平洋地区相关国家为共同体所做出的设想与努力。以至于我国提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在推动环太平洋相关国家在经济合作上的“高度一体化或区域化”、并成为“环太平经济圈构想的实践化和升级版”[17]288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
“环黄海经济圈”是韩国在1986年首倡的，目的在于加强朝鲜西海岸与中国沿海地带开放区的经济合作，1987年中国政府做出了积极回应。该经济圈的圈域范围包括“韩国西海岸(主要指忠清南道、忠清北道、全罗南道和全罗北道等)和中国邻近黄海的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以及北京、天津、上海等”[18]60。这一构想以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凭借海上通道的经济交流实践为基础。
尼夫赫族与生活在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的蒙古族后裔具有相同的体征，曾居住在库页岛中部和北海道，处于部落状态，是阿伊努族与鄂罗克族的邻居。因日俄关系，二战结束后受到前苏联政府的驱逐，迁移至北海道[8]469。
“环日本海经济圈”设想最早由日本学者岛仓民生在1983年提出，早稻田大学西川润在1987年撰写的文章中将其细化。后来由学者们不断补充，将原先排斥在外的苏联也包括进来。1988年由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金森久雄将这一构想的范围明确下来：“苏联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中国的东北地区、韩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日本等面向日本海的地区”[18]61。其构想的实践活动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颇为活跃，有“环日本海地方首脑会议制度”和“构建环日本海国际经济合作体系问题”等机制的成立和对相关问题的探讨[19]137。因其目标具有以超越“太平洋经济圈”的泛化性，构筑“东北亚共同市场”的欲求，因而成为构想“东北亚经济圈”的契机。
在概念上，日本人在1987年印发的《东北亚经济圈——现状及其发展方向》中首次提出“东北亚经济圈”。日本人设想的依据是“雁行模式理论”，采取以日本为“头雁”，率领“亚洲四小龙”、东盟四国(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中国与越南紧随其后的布阵方式[20]221。以“黄海经济圈”和“环日本海经济圈”为基础，在创造性发挥区域经济集团化的综合想象时，东北亚各国学者集思广益不断丰富“东北亚经济圈”应有的实质内容。其圈域范围与“环日本海经济圈”相重叠，主要目标是开展东北亚边境贸易，在中俄、中蒙、中朝边境地带，在韩国及日本沿海地带建设“自由贸易区”。从国际关系角度看，以打破单边主义、由双边走向多边为特征。
2016级各班级的参评数据见表5。对2016级班集体相关属性取值进行分析，分别选取2016sx、2016xx和2016ji1作为均衡发展、偏离发展和最差发展班级的初始聚类中心点，通过实验得到基于K-means算法的聚类结果见表6，聚类方法与传统方法的优秀班集体结果对比见表7。
上述以“经济圈”为主的国际合作机构及其实践活动，为构建“海上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前提条件的同时，也可为其提供经验。
专家表示，给宝宝适当地补充益生菌，可以呵护宝宝肠道健康，是预防秋冬腹泻的有效方法之一。而宝宝已经有了腹泻的症状时，也可以适当补充益生菌，可有效抑制有害致病菌、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增强肠道免疫能力。
(三)各国以“东北亚”命名的学术研究机构，是构建东北亚海域“海上命运共同体”的学理支撑
在我国，因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给世界带来的震撼，已故总理周恩来于1964年指示教育部在吉林师范大学(现名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成立日本研究所。这五家日本研究所应该说是我国首批东北亚研究机构。随着东北亚地域周边国家及国际关系备受关注，自1988年起，我国直接以“东北亚”命名的机构产生了。其中有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东北亚研究中心、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东北亚研究所、吉林大学的东北亚研究院和研究中心、辽宁大学的东北亚研究所、延边大学的东北亚研究院、大连大学的东北亚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亚太研究所、南开大学的东北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的东北亚研究所、天津社会科学院的东北亚研究所等。其中，吉林大学和天津社会科学院分别创办了《东北亚论坛》和《东北亚学刊》杂志，登载学界最新研究成果[21]2。
Gain（四六级通过情况）＝I（S1，S2，S3，S4）-E（四六级通过情况）＝1·972048-1·836696＝0·315352
以东北亚为核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量配合上述“经济圈”的学术研究机构，并在学术界刮起了一股研究新兴学科“东北亚学”的热潮[21]1。相关国家从本国的实际利益出发，以制定经济开发战略为主，以疏通国际紧张局势为己任，为寻求超越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有效途径，纷纷组建了东北亚研究机构或学术团体，并推动这一学科向前发展。
在日本，新潟大学古廐忠夫的“里日本”研究可谓开启了日本东北亚研究之旅。这成为1988年新潟大学“环日本海研究会”成立的契机。他的贡献在于将东北亚作为一个海陆联动区域加以考虑，并将东北亚的区域范围扩展至鄂霍次克海。正当“东北亚”概念模糊不清之际，古廐忠夫与其他日本学者对此加以厘清，使得后来人读后有清晰之感。他们提出了东北亚地域由“西环海圈(渤海、黄海)”“中环海圈(日本海)”“北环海圈(鄂霍次克海)”以及“内陆圈”等[22]397构成的观点。可以说，这为东北亚海域的范围界定提供了有力的学理支撑。这样，在今天，我们重提东北亚海域范围时，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将其扩展至东西伯利亚海、楚科奇海、白令海。此后，日本东北大学成立的东北亚研究中心也成为东北亚研究阵地之一。
在俄罗斯，1966年成立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是东北亚研究的重镇。该研究机构不仅关注中国问题，还关注远东地缘政治和外交，诸如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日关系，此外还关注越南、朝鲜以及日本问题等。此外，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东方所也是东北亚研究的主要学术团体，其中主要以当代中国研究为主[23]81-83。
在韩国，“汉江奇迹”的出现使得韩国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并引发了政府对东北亚问题的关心。“21世纪东北亚和平论坛”“国会东北亚研究会”“国会21世纪东北亚研究会”等官方平台，成为参与东北亚研究的有力团体[21]2。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高楼的建设和道路的修建占用了越来越多的土地资源，改变了下垫面的性质，从而对城市气候造成影响。合理规划城市土地，适当增加绿地面积，可以助推打造生态宜居的沪宁杭城市群。
在美国，如果将1993年成立的中国东北地区研究会作为其介入东北亚问题的起点，那么自1897年的格陵兰岛约克角探险活动至今，美国、日本、加拿大学者们从考古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角度探讨的“环北太平洋诸沿岸文化的比较研究”就已经将研究的视域推到了更广泛的地域空间。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相比较而言，我们的研究力量相对薄弱。
(四)“北极航线”成为将东北亚海域串联起来的大动脉，是构建“海上命运共同体”的驱动力
近年来，随着北极航线的开辟与北极国家战略的制定等，东北亚海域的重要性更加突显。开拓北极航线、相关国家纷纷制定北极战略、各国争夺海上通道以及北极海洋环境保护等问题，尖锐突出又刻不容缓，促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东北亚海域，为本文提倡的构建“海上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诸多可能性。
3)当y1tan(45°+φ/2)>b，且y′1tan(45°+φ/2)
7.2 虫害防治：虫害种类有红蜘蛛、茶黄螨、蚜虫三种。防治方法：红蜘蛛用灭螨灵、克螨净等药物。茶黄螨用克螨特乳油等药物。蚜虫用一遍净、一扫光、天王星等防治，也可用黄板诱杀。
对于我国而言，积极参与北极事务及建设北极航线，关键在于要同北极国家处理好双边关系。2017年以来出现的可喜成就是中俄两国在“冰上丝绸之路”与“北极航线”问题上找到了合作的契机。中俄两国在建设“一带一路”与“北极航道”上达成了共识，将“北极航线与‘冰上丝绸之路’相互渗透、交织、联动”关系向前推进了一步[24]60。这是构建“海上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基础。
有了上述文字所述的范本、前提条件、学理支撑和驱动力等，思考如何构建“海上命运共同体”就成为摆在学者面前的任务了。
四、构建东北亚海域“海上命运共同体”的进路
当今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仍是各国关心的主题。“和平”与“稳定”是规避冲突、解决国际矛盾与争端，世界达到“平稳”的一种状态。“平稳”又是一种平衡，是需要不断发展的动态平衡。从海域角度观之，“海上命运共同体”或者以达成海域动态平衡的结果加以体现，或者它可以成为达到动态平衡状态的手段。不管怎样，以上文提及的历史基础与现实基础为前提，能够找到的构建东北亚海域“海上命运共同体”的可能进路有以下几点：
(一)对“海上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核进行哲学化阐释
构建东北亚海域“海上命运共同体”除了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商共建共享”为理念，还要将其精神内核进行哲学化阐释。可以认为，孟子交友思想可成为“海上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核，即“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25]198。换言之，我们奉行的交友理念是“不以强凌弱”“不倚财偏重”“不拉帮结派”，将“友其德”思想贯彻到底。在东亚地区，曾经出现过类似的喜人现象，日本里千家茶道祖师千利休确立的“一碗茶中出和平”和孟子交友思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十几年来，日本茶道里千家十五世家元千玄室大宗匠每年都举办的中日韩三国文化交流活动，所遵循的“一个源流，和之精神”理念，已经承认了这个“源”来自于中国的古代文化。为了更好完成构建东北亚海域“海上命运共同体”，对哲学化的“友其德”理念的传播工作将任重道远。
(二)以“直輮中规”思想强化构建“海上命运共同体”的法理依据
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在名作《劝学》中有“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的劝学思想。这一思想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可以应用到海域相关国家处理国际事务上。中国俗语中的“没有规矩何以成方圆”，虽然与劝学思想表述各异，但在内涵上具有同质性。从现实国际规则讲，完善相关国际法或重新立法，是使“海上命运共同体”走向成功的法律依托。这里涉及的相关问题有：我们如何尊重《联合国宪章》，如何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裁判海域争端，如何完善新出台的《极地水域航行规则》等。为使这些法律具有广泛的适用性，需要东北亚海域相关国家协商解决，予以完善。例如，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2018年1月26日出台的《中国的北极政策》中，曾强调指出“北极事务没有统一适用的单一国际条约，它由《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等国际条约和一般国际法予以规范”[26]。同理，构建“海上命运共同体”也需要多元国际条约做支撑。
(三)导入“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以尊重东北亚海域相关国家的自然地理为前提，进行测算并合理划分海域内各经济体的利益以达到域内平衡，从而完成构建“海上命运共同体”的使命
“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20世纪90年代由美国学者提出，是政策分析的有力工具，也是应用经济学的分支。其主要特征可概括为“明确设定所有经济主体的行为都是优化的，因而是关于一般而非局部经济主体行为的模型”、“刻画了不同经济主体的供给和需求决策对一些商品和要素价格的作用机制”、“是可计算的而非纯理论性的，会生成具体的数字结果”等[27]7。这一模型可以应用到划分东北亚海域相关经济体的利益上来。本文的建议是将地理因素考虑在内，优化相关经济体的利益分配，即将各经济体的利益最大化。在这里，实际上涉及的是“利”与“义”的问题。习近平谈及“义利观”时曾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唯利是图、斤斤计较。”[28]
(四)以开辟“北极航线”为牵引，带动东北亚海域域内国家向同一目标迈进，以为切实构建“海上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近年来随着“北极航线”成为国际热点，相关研究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与此同时，各国纷纷出台了“北极战略”。国际上，将推进“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冰上丝绸之路”结合起来，呈现出合作协商的态势。2017年中俄国家领导人会晤，双方达成共识：“共同开发和利用海上通道特别是北极航线，打造‘冰上丝绸之路’”[24]60。有学者指出，“‘冰上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自然延伸”[29]。这也体现了我国提倡的“丝路”与“北极航线”的完美对接。我相信，以“北极航线”问题为牵引，是加快东北亚海域走向“海上命运共同体”的可行路径之一。
五、结 语
综上所述，东北亚海域在国际乱象丛生的时下，构建“海上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时代赋予该海域相关国家的共同使命。该海域既有自古以来古代先民的交流与往来积淀下来的历史基础，也有为解决当前国际热点问题所准备的现实基础。这些基础为构建“海上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条件。在具体思考如何构建“海上命运共同体”时，上文提及的四点应该能够成为行之有效的推进路径。
然而，在推进东北亚海域“海上命运共同体”时，我们不应忘记在这片海域曾经发生过的战争、杀戮等打破域内共同体平衡的残忍行径。例如，二战期间，日本追求海上霸权与国际强权，曾以“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将这片海域作为挑起太平洋战争的起点，并将这一口号对接到“文化共同体”建设上来[30]83。再如，二战期间日本以这片海域为基础，在与东南亚海域互动上，以“南方共荣圈”的说教将这片海域与传统东南亚海域对接起来[31]91。这些历史事实不容忽视，在推进“海上命运共同体”时，必须引以为鉴，反对任何海上霸权。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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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nstructionFoundationandWayof“MaritimeFateCommunity”inNortheastAsiaSeaArea
CHEN Xiu-wu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Abstract： In Northeast Asia Sea Area，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the same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the similar races and the common marine culture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are the historical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time fate community”；the regional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five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 named after “economic circle”，and the academic institutions named after “Northeast Asia”，and the practice of exploiting the Arctic route are the realistic foundation of building the “maritime fate community”.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onstruct the “maritime fate community” b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basis，promoting the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piritual core of the “maritime fate community”，formulating maritime international law to be abided by all countries in the region，introducing the “The CGE Analysis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to divide the relevant interests of the economies in the region，and opening up the Arctic Route as a driving force. The discussion of this topic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rine Silk Road” and “Silk Road on Ice”.
Keywords： Northeast Asia Sea Area；Maritime Fate Community；Foundation；Approach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9.04.003
[收稿日期]2019-04-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207)。
[作者简介]陈秀武，男，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K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9)04-0015-08
[责任编辑：秦卫波]
标签：东北亚论文; 共同体论文; 海域论文; 海上论文; 命运论文;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207)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