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与土耳其关系的紧张态势进一步加剧，双方外交冲突接连不断，经贸摩擦持续升级，安全关系严重恶化。从短期来看，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原则调整中东战略，用现实主义处理与中东国家的关系，重视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作用，使土耳其在美国的中东联盟体系中被边缘化，是美土关系急剧恶化的直接原因；就长期而言，在埃尔多安总统和正发党领导下，土耳其国家身份的“去西方化”、外交独立性凸显及加速向俄罗斯靠拢，是美土关系疏远的深层因素。美国和土耳其内外政策的调整，使双方在库尔德人问题、巴以冲突、伊核问题等中东地缘政治议题上的矛盾不断激化，加速了双方关系的恶化进程。受制于双方国内政治，美土关系短期内难以改善，但双方仍有广泛的合作基础，美土彻底决裂的可能性不大，土耳其将继续在美、俄之间寻求外交平衡。
【关键词】 特朗普 美土关系 美国优先 新奥斯曼主义
美国和土耳其作为塑造中东格局的两大主要力量，其双边关系走向将对地区安全形势和中东战略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土关系的急剧恶化备受各界关注，国内学界多从土耳其的视角出发解释美土疏远的原因[1] 参见李秉忠、涂斌：《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外交的转型及其限度》，载《西亚非洲》2018年第2 期，第87—106 页；严天钦：《修宪公投对土耳其外交政策走向的影响》，载《国际论坛》2018年第6 期，第22—29 页；李亚男：《转向的土耳其：雄心与困境》，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7 期，第11—14 页；郑东超：《土耳其内政外交变动及对中东格局的影响》，载《和平与发展》2017年第6 期，第60—72 页。，缺乏从整体上的研究。本文将从美国因素、土耳其因素、地缘政治三个方面，分析特朗普上台后美土关系持续遇冷的表现及动因，并根据美土国内政治的变化与合作基础，展望双边关系的前景。
一、美土关系的紧张态势
奥巴马执政初期，将土耳其作为美国缓和同伊斯兰世界关系的桥梁，积极发展对土关系。2009年4月，奥巴马将土耳其作为出访的首个伊斯兰国家，提出打造美土“模范伙伴关系”概念，并表态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奥巴马还公开称埃尔多安总统是与自己关系最好的5 位国家领导人之一。[2] Josh Rogin， “Obama names his world leader best buddies!”January 19,2012,https://foreignpolicy.com/2012/01/19/obama-names-his-world-leader-best-buddies/.然而，美土在重大地区问题上的分歧使双方关系难以实现有效突破。2014年“伊斯兰国”危机爆发后，奥巴马试图通过支持叙利亚库尔德人保护部队（People's Protection Units，简称YPG）击败“伊斯兰国”，引发美土在库尔德人问题上的争执。2016年7月，土耳其爆发企图推翻埃尔多安政府的未遂军事政变，土耳其政府认为美国为此次政变提供了支持，导致双方分歧加大。特朗普上台后，面对美土之间的矛盾，试图通过强硬手段逼土耳其就范，使美土在外交、经贸和安全领域的矛盾激化升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外交冲突接连不断。特朗普执政后，美土围绕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的遗留问题冲突不断，双方高层经常互相指责，埃尔多安召回驻美大使，双方一度互停签证服务。2016年爆发的土耳其未遂政变对美土关系造成巨大冲击，埃尔多安将政变视为反对派颠覆其统治的阴险行动，借机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逮捕和清除了大批异己人士。美国则对土耳其政变及其反对派持同情态度，2017年以来，美国务院连续三年在涉土“人权报告”中指责土耳其的人权现状，批评埃尔多安政府借政变镇压反对派、限制言论和媒体自由，干涉选举和司法公正。美土双方因在政变问题上的分歧引发了一系列外交风波。2017年10月，土耳其当局以涉及政变为由拘禁了美国总领事馆的两位土籍雇员，美国为此暂停了对土耳其的非移民签证服务。[1] “U.S.Suspends Visa Services in Turkey,and Turkey Responds in Kind,” October 10,2017,https://www.nytimes.com/2017/10/08/world/europe/us-turkey-visas.html. 对此，埃尔多安抵制美国驻土耳其大使约翰·巴斯（John R.Bass）的美国代表身份，并拒绝为其离任送行。[2] “Erdogan says Turkey to boycott US ambassador over visa row,” October 11,2017,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oct/11/erodgan-says-turkey-to-boycott-usambassador-over-visa-row. 随后，为迫使土耳其政府释放因政变被关押的美国牧师安德鲁·布伦森（Andrew C.Brunson），美国财政部对土耳其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进行制裁，副总统彭斯更是公开向土耳其施压。此外，埃尔多安将定居在美国的土耳其神学家法图拉·居伦（Muhammed Fethullah Gülen）视为未遂政变的幕后策划者，多次要求美国政府将居伦引渡回国，特朗普却不予理睬，即使在土耳其释放美国牧师布伦森后，特朗普仍未就引渡居伦作出回应。
第二，经贸摩擦持续升级。在经贸领域，特朗普将美土钢铝关税与美国家安全和土耳其拘禁美国牧师相挂钩，试图以强势外交逼迫土耳其让步，导致美土经贸关系跌到“冰点”。2018年3月8日，特朗普宣布对从土耳其等国进口的钢铁和铝制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这一举措使土耳其每年损失约2.665 亿美元。[1] “Spotlight: Turkey imposes retaliatory tariffs on U.S.goods after demand for exemption rejected,” June 23,2018,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6/23/c_137275970.htm. 在向美国请求豁免无果后，6月21日，土耳其对从美国进口的煤炭、烟草、汽车等22 种商品加收总计2.665 亿美元的同等报复关税。[2] “Turkey Levies Tariffs Against U.S.as EU Prepares to Launch Duties on American Products,” June 16,2018,https://www.newsweek.com/eu-turkey-hit-back-against-ustariffs-989087. 7月16日，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E.Lighthizer）就土耳其等国的关税报复措施向世贸组织提起申诉，并称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美国利益。[3] “United States Challenges Five WTO Members Imposing Illegal Tariffs Against U.S.Products,” July 16,2018,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july/united-states-challenges-five-wto#.美国对土耳其的报复在8月10日达到高潮，特朗普宣布对从土耳其进口的钢铁和铝制品关税分别提高到50%和20%，给土耳其经济造成重创，导致土耳其里拉当天暴跌18%。[4] “Turkish lira pulls back from record low,markets rattled,” August 13,2018,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k-turkey-currency/turkish-lira-pulls-back-from-record-low-marketsrattled-idUSKBN1KY0B6.面对美国的制裁，埃尔多安在《纽约时报》撰文，“要求美国放弃针对土耳其的单边主义做法，否则土耳其将寻找新盟友”。[5] Recep Tayyip Erdogan,“How Turkey Sees the Crisis With the U.S.,” New York Times,August 10,2018,https://www.nytimes.com/2018/08/10/opinion/turkey-erdogan-trumpcrisis-sanctions.html.此外，埃尔多安呼吁本国民众抵制美国电子产品，并称将同俄罗斯、伊朗加强经济合作。[6] “Turkey's Erdogan pledges US electronics boycott,gets closer with Russia,” August 14,2018， https://edition.cnn.com/2018/08/14/europe/turkey-erdogan-latest-intl/index.html.
第三，安全关系严重恶化。首先，在叙利亚局势方面，美土就叙利亚库尔德人问题争执不断，一度致使双方军事关系骤紧。2018年1月，特朗普宣布支持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组建边境安全部队后，埃尔多安随即发动针对叙利亚北部的“橄榄枝”军事行动，并威胁对有美军驻守的曼比季地区发动进攻，险些酿成土美军事冲突。其次，土耳其购买俄S-400 反导系统对美土军售产生消极影响，并威胁到两国在北约框架下的盟友关系。2018年8月，美国会以S-400 反导系统损害美国对土耳其出口武器的安全为由，在《2019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中明确要求美防长和国务卿对美土关系重新进行评估，其中S-400对F-35 战斗机、“爱国者”反导系统等美对土军售的先进武器安全性的影响是评估的重要内容，在评估报告提交之前，国会禁止美国防部向土耳其交付F-35 战斗机。[1] “H.R.5515- John S.McCain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 pp.439-440，https://www.congress.gov/115/bills/hr5515/BILLS-115hr5515enr.pdf. 2019年4月，美国副总统彭斯要求土耳其放弃购买俄罗斯的S-400 反导系统，并威胁土耳其“要么选择S-400，要么选择北约”，土耳其副总统对此给予了坚决回应，称“美国必须在土耳其和恐怖分子（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之间做出选择”。[2] Turkey defiant as US threatens Ankara over Russian S-400 missiles，April 4，2019，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9/04/turkey-defiant-threatens-ankara-russian-400-missiles-190404064751519.html.
第三，犹太人占主体的特朗普外交核心团队是美土关系恶化的重要推手。奥巴马政府在巴以问题上采取中间立场，坚持“两国方案”，要求以色列暂停定居点建设，公开支持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建立巴勒斯坦国，从而损害了美以亲密关系。特朗普上台后积极修复并巩固美以关系，将以色列视为美国在中东的首要伙伴，在巴以问题上偏袒以色列，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持包容态度，并在涉及解决巴以争端的“两国方案”上模棱两可。除特朗普本人的亲犹立场外，其犹太人占主体的政府外交团队是其支持以色列的重要原因。特朗普的女婿兼白宫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Jared C.Kushner）、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L.Ross）、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T.Mnuchin）均是正统犹太人，副总统迈克尔·彭斯（Michael R.Pence）是亲犹的福音派基督徒，土以关系的恶化，使土耳其成为特朗普政府的众矢之的。在商务部向白宫提交的《钢铝232 报告》 [2]“ Secretary Ross Releases Steel and Aluminum 232 Reports in Coordination with White House,” February 16,2018，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18/02/secretary-ross-releases-steel-and-aluminum-232-reports-coordination.中，商务部长罗斯建议特朗普向包括土耳其在内的12 个国家征收高达53%的钢铁制品关税，而对美国出口钢材远多于土耳其的加拿大、墨西哥却得到豁免。2018年7月26日，彭斯发推文威胁土耳其“要么立刻释放布伦森，要么面临美国的严厉制裁”，语气之强硬让人难以相信是出自盟友领导人之口。8月1日，姆努钦指责土耳其非法拘禁布伦森，并对土耳其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实施制裁。[1] “Treasury Sanctions Turkish Officials with Leading Roles in Unjust Detention of U.S.Pastor Andrew Brunson,” August 1,2018,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sm453. 除亲犹集团的推波助澜外，特朗普外交团队中不乏对土强硬之士，如前首席战略分析师史蒂夫·班农（Stephen K.Bannon）将土耳其看作是比伊朗更加危险的对手[2] Daphne Barak,“Steve Bannon: Turkey is more Dangerous than Iran,” October 28,2017,https://aawsat.com/english/home/article/1066421/steve-bannon-turkey-more-dangerous-iran.，并将土耳其和中国、伊朗一道视为反对西方的“新轴心”。[3] “Stephen Bannon claims ‘China,Persia,and Turkey’are the ‘new Axis’America must defeat,” February 28,2018，https://theweek.com/speedreads/758149/stephen-bannon-claimschina-persia-turkey-are-new-axis-america-must-defeat.
二、“美国优先”与特朗普的中东政策调整
同奥巴马相比，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和理念迥然不同。在中东问题上，特朗普以“逢奥必反”之势，试图彻底摧毁奥巴马的中东战略遗产，进而重构美国的中东政策。特朗普上台后，鼓吹“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强调用“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 Realism）处理同中东国家的关系。[3] President Donald J.Trump，President Donald J.Trump 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Outlining an America First Foreign Policy，September 20,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outlining-america-first-foreign-policy/.在此背景下，特朗普采取了以遏制伊朗和反恐为核心的中东战略，重视与以色列及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关系，使土耳其在美国中东布局中被边缘化，这是近年来美土关系急剧恶化的直接原因。
受美土国内政治变化和对外政策调整的影响，双方在中东主要地缘政治问题上的分歧不断扩大。特朗普上台后，加大了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支持、在巴以争端问题上完全倒向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触犯了土耳其的经济及安全利益，加速了美土关系的恶化进程。
在军售问题上，2017年12月，俄罗斯与土耳其签署军售协议，土耳其将从俄罗斯购买4 套S-400 防空导弹系统，尽管订单总额仅25 亿美元，但战略意义重大，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部署S-400 反导系统，将使该系统接入北约军事防御体系，进而威胁美国和北约成员国的安全。在特朗普强调大国竞争和遏制伊朗的背景下，土耳其同俄-伊阵营走近，自然不受美国欢迎，特朗普多次要求土耳其放弃从俄罗斯购买S-400，美国会也借此限制土耳其购买美国战机。
在安全问题上，特朗普秉持美国中心主义思维，一味要求盟友帮助美国分担地区责任，导致美国和盟友的关系渐行渐远。在中东地区，特朗普以遏制伊朗和打击极端恐怖主义为主要目标，一再要求土耳其服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政策，试图软化埃尔多安在叙利亚库尔德人问题上的立场，忽视了土耳其的经济利益与安全关切，是导致美土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
在外交方面，特朗普偏执独断的执政风格与“美国优先”原则相互配合，加速了美土关系的恶化进程。特朗普在记者会上不顾土耳其的感受，称库尔德人是“伟大的民族”，并在2017年5月埃尔多安访美前夕公开表示支持库尔德人；在美国牧师事件上，数月内连续多次对土耳其采取报复措施以逼其就范。
综上所论，美土关系恶化是双方国内政治变化和对外政策调整的必然结果，并受到中东复杂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从长期来看，土耳其国内政治变化是美土关系恶化的深层原因。自2003年土耳其正发党上台执政以来，在埃尔多安“新奥斯曼主义”政策的指导下，土耳其内外政策中的伊斯兰色彩渐浓，其外交政策的独立性不断凸显，回归中东的步伐不断加快，与美国在地区议题上的分歧持续扩大。从短期来看，特朗普上台后，以“美国优先”为原则调整中东政策，用“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处理同中东国家的关系，损害了土耳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关切，使土耳其在美国的中东布局中被进一步边缘化，激化了美土之间的矛盾，是双方关系急剧恶化的主要原因。此外，美土在中东地缘政治议题上的分歧，既是两国关系恶化的必然结果，也加速了美土关系恶化的进程。
从我国乡村闲置宅旅游开发历程和模式可看出，村干部是闲置宅旅游开发的关键。目前，参与闲置农宅旅游开发的相关方有：村民、以村委会带领的村合作社、旅游开发企业、市（区）农委、市（区）财政局、市（区）旅游局、街道政府，在这些相关方中，村干部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必须要加强村干部的培训和学习。这是因为：
三、土耳其“新奥斯曼主义”主导下的内外政策调整
从土耳其角度看，埃尔多安及正发党上台后提倡“新奥斯曼主义”，主张在继承奥斯曼帝国时期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重新界定土耳其的国家身份，着力使土耳其成为“塑造世界秩序的国家”。在此背景下，土耳其的自身定位及其看待中东和西方的方式发生改变，内外政策和盟友关系出现明显调整。2011年后，埃尔多安政府主导的这一进程明显加快，土耳其的外交独立性不断凸显，使土美关系受到严重冲击。
履带式行走机构在清洁机器人行驶过程中,与作业面接触的部分履带紧紧地吸附在工作平面上。驱动链轮对履带节施加一个切向的作用力,履带节给驱动链轮一个反向的作用力,这个反作用力是推动清洁机器人向前行驶的驱动力[7]。当驱动力足以克服自身重力和履带节与其滑轨之间摩擦阻力时,清洁机器人就会向前滑动前行[8]。
第一，土耳其内外政策中的伊斯兰色彩渐浓，亲西方的国内阶级基础和价值观发生改变。土耳其以革命建国，“国父”凯末尔为同奥斯曼传统彻底决裂，将土耳其定义为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主张加入西方集团。此后很长时期，世俗主义成为土耳其的主流政治理念，并被写入宪法。21 世纪之前，尽管土耳其世俗主义的内涵和形式发生了较大变化，但世俗主义在土耳其的政治地位未被撼动。2003年后，埃尔多安和正发党长期执政，不断挑战世俗主义，试图带领土耳其找回伊斯兰身份认同，使伊斯兰意识形态成为塑造土耳其看待外部世界方式的核心变量，从根本上动摇了土耳其亲西方的思想基础。一方面，新兴的穆斯林资产阶级正在取代传统的世俗主义精英，成为主导土耳其政治议程的国内阶级基础。与西部沿海地区的世俗主义者相比，这些来自安纳托利亚内陆地带的中产阶级和中小企业主深受伊斯兰传统的影响，是正发党坚定的支持者和主要票仓。[1] Stephen J.Flanagan,Samuel J.Brannen,“Turkey's Shifting Dynamics: Implications for U.S.-Turkey Relations,” June 2008,CSIS report,p.5.与西方化的世俗主义精英不同，本土化的伊斯兰主义者更倾向于从土耳其的主体性视角看待土美关系，使国内的反美情绪一度高涨。据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土耳其受访者之中，将美国视为威胁的高达72%，远高于2013年的44%。[2] Pew Research Center，Internationally,more feel threatened by U.S.power and influence than in 2013， July 28，2017，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08/01/u-spower-and-influence-increasingly-seen-as-threat-in-other-countries/ft_17-08-01_threat/.另一方面，土耳其国内的伊斯兰思潮回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对外政策，土耳其外交带有明显的教派主义倾向，主要体现在埃尔多安政府对亲穆斯林兄弟会阵营的支持。在埃及，土耳其积极发展与穆兄会的关系，即使在2013年穆兄会政府下台后也未改变这一政策。在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同卡塔尔断交风波中，土耳其不惜得罪沙特阵营，积极支持亲穆兄会的卡塔尔政府。此外，土耳其还强力介入阿以冲突，积极支持哈马斯政权，呼吁伊斯兰世界团结一致对付以色列，试图通过反以树立自己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威信。伴随对外政策中的教派倾向，土耳其看待美国的方式正在发生转变。在埃尔多安领导的土耳其看来，美国已沦为实施霸权主义、挑拨教派关系、破坏中东稳定的“祸首”，是偏袒以色列、压迫穆斯林同胞的“帮凶”。
第二，土耳其外交独立性凸显，不甘继续充当美国“跟班”。“倒向西方，追随美国”是冷战期间及其结束初期土耳其对外政策的基石。在亲西方政策的主导下，土耳其在中东事务上采取超脱立场，与美国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尤其是土美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已进入质变期，即由先前土耳其对美国的依从关系转变为真正的独立外交。[1] 李秉忠、涂斌：《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外交的转型及其限度》，载《西亚非洲》2018年第2 期，第1 页。 土耳其综合实力的迅速增长是其实施独立外交的经济基础，从2002—2017年，土耳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 倍之多，达到8511 亿美元[2] Worldbank Data,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TR.，稳居中东国家之首，位列世界第18 位，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 万美元。与土耳其的繁荣态势相比，阿拉伯世界一片散沙，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极大地改变了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区传统强国一蹶不振，阿拉伯国家普遍面临国内政局不稳、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难题。土耳其国力的增强和阿拉伯世界的混乱状态，极大地刺激了埃尔多安的自信心和政治抱负。2011年1月底，埃尔多安提出《土耳其2023 百年愿景》，详细阐释了土耳其在建国100 周年之际所要达成的宏伟目标，包括成为世界前十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 万亿美元、出口超过5000 亿美元等经济指标。在对外政策方面，土耳其以更加积极、更为自主的方式参与中东事务，试图在地区议题上争取更多发言权，不再对美国言听计从，这导致土美矛盾日益尖锐。在伊核问题上，埃尔多安指责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造成地区局势动荡，威胁土耳其国家安全[3] “US will lose from decision to withdraw from Iran nuclear deal: Erdogan,” May 9， 2018，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us-will-lose-from-decision-to-withdraw-from-irannuclear-deal-erdogan-131535.，明确反对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在库尔德人问题上，埃尔多安罔顾美国政府呼吁，连续两次越境打击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武装，并同伊朗携手抵制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独立公投。此外，埃尔多安不顾特朗普警告和威胁，长期拘禁多名美国公民和大使馆雇工，最终引发美国对土耳其的经济制裁。
第三，在对外关系上，土耳其不断向俄罗斯靠拢，引发美国不满和制裁。2016年7月土耳其爆发未遂军事政变后，俄土关系迅速升温。与埃尔多安和特朗普之间的冷淡关系相比，2017年以来，埃尔多安与普京单独会晤多达12 次，俄土就军售、能源和叙利亚形势等问题不断深化合作。
在叙利亚问题上，俄土伊三国以“阿斯塔纳和谈”为平台不断协调立场。2018年9月17日，普京和埃尔多安达成《伊德利卜协定》，双方同意在叙利亚的伊德利卜省建立非军事区，从而避免了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与土耳其支持的反政府武装的直接冲突。
在能源问题上，2016年10月，俄土达成《“土耳其溪”天然气管道协议》（Turkish Stream Natural Gas Pipeline Project），该项目加强了土俄之间的能源合作，使土耳其成为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重要枢纽，缓解了因俄乌关系恶化导致的俄罗斯能源输出困境。目前，该项目的俄罗斯—土耳其段的海底管道建设已经竣工，陆上部分在2019年开工建设。
时间回溯至9年前。2009年，宁波舟山港在长江沿线投资建设的首个大型专业化矿石中转码头——江苏太仓武港码头正式投产，拉开了这座东方大港“挺进”长江的序幕。
第二，特朗普偏袒和支持以色列刺激了土耳其的敏感神经，导致美土矛盾升级。土耳其和以色列在20 世纪90年代保持了紧密的同盟关系，2003年正发党执政后，土耳其强势回归中东，力图在伊斯兰世界扮演领导角色，并在巴以争端中采取支持巴勒斯坦立场，导致土以关系逐渐疏远并恶化。特朗普支持和偏袒以色列的做法，尤其是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美国驻以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的行为，引起了埃尔多安的强烈抗议和率先抵制。2017年12月13日，埃尔多安召集伊斯兰合作组织特别首脑会议，严厉谴责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罪行，指责以色列为“恐怖国家”，呼吁伊斯兰国家采取共同立场，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身份。[1] Turkey's President Erdogan tells Jerusalem summit Israel is an “occupying” and “terror”state，December 13，2017，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jerusalemerdogan-turkey-israel-terror-state-oic-summit-islamic-world-leaders-muslim-a8106991.html.2018年5月，在美国正式将驻以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后，埃尔多安指责美国违反了人类权利、平等和正义精神，认为美国已经丧失了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调停角色。[2] “Statement on Al-Quds,” May 13，2018，https://www.tccb.gov.tr/en/speechesstatements/558/94173/statement-on-al-quds.土耳其还驱逐了以色列驻土大使，召回土耳其驻美、以大使，称耶路撒冷的“沦陷”象征着以色列对全世界穆斯林的压迫，呼吁所有伊斯兰国家抵抗以色列的侵略行为。[3] “Palestinians symbolize all the oppressed in the world,” May 7，2017，https://www.tccb.gov.tr/en/news/542/92846/-palestinians-symbolize-all-the-oppressed-in-the-world-.
在经贸问题上，特朗普以保护美国家安全为由，肆意对包括盟国在内的众多国家实施贸易战、关税战，试图以此压榨他国利益，从而服务于美国的政治需要和国内经济发展目标。土耳其深受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之害。美国是土耳其的第四大贸易伙伴，2017年美土贸易总额达192 亿美元，美国对土耳其出口、进口的商品总额分别高达97 亿、94 亿美元。[1]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U.S.-Turkey Trade Relations,”https://ustr.gov/countries-regions/europe-middle-east/europe/turkey.美国采取的加征钢铝产品关税措施对土耳其经济产生重创，使原本脆弱的美土关系雪上加霜。
通过一系列细微的环节、措施，患者手术体验大为改观，康复时间大大缩短，平均住院日下降，患者花费降低，医保费用跟着降低，形成多方共赢的局面。
四、从全球政治看美国与土耳其的利益冲突
第一，将“美国优先”奉为外交政策的首要原则。特朗普竞选之时便提出“美国优先”口号，强调一切外交政策服从于这一目标。2017年9月，特朗普在第72 届联合国大会上详细阐述了“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并在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中重申了该原则。特朗普将“美国优先”原则运用到对土耳其的经贸、安全及外交等多个领域，冲击了原本脆弱的美土关系。
第一，特朗普加大了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支持力度，触动了土耳其的安全利益。特朗普上台后，将打击极端恐怖主义和遏制伊朗视为其中东战略的首要目标，要求盟友分担反恐责任，配合美国遏制伊朗的行动。在反恐问题上，为加快铲除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特朗普一改奥巴马在支持叙利亚库尔德人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在公开场合夸赞库尔德人是“伟大民族”，称库尔德人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是攻下“伊斯兰国”老巢拉卡的唯一可靠的地面盟友。[1] Sean Spicer，“Daily Press Briefing by Press Secretary Sean Spicer,” the White House,May 9,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daily-press-briefing-presssecretary-sean-spicer-050917/. 特朗普不仅授权国防部继续为库尔德人武装提供重武器，还支持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组建边境安全部队，要求埃尔多安停止对他们的打击。特朗普此举损害了土耳其在库尔德人问题上的安全关切，自20 世纪80年代起，土耳其历届政府都将域内的库尔德人分裂势力视为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埃尔多安担心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独立将诱发本国库尔德人的独立情绪，将叙利亚库尔德人保护部队列为土耳其反恐的主要目标，还多次要求美国政府将该部队认定为恐怖组织，停止对库尔德人的军事援助。特朗普支持库尔德人的做法惹怒了土耳其政府，埃尔多安控诉美国此举是在“土耳其边境支持建立恐怖组织军队，是出卖盟友的行为”[2] Erdogan accuses US of planning to form “terror army” in Syria,January 15，2018，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jan/15/turkey-condemns-us-plan-for-syrianborder-security-force.，2018年1月20日，作为回应举措，埃尔多安发动针对叙利亚阿夫林地区库尔德人武装的“橄榄枝”军事行动，险些酿成美土军事冲突。最终，美土制订“曼比季和平进程路线图计划”，就叙利亚北部库尔德人问题达成暂时妥协。但该计划并未设定库尔德人武装撤出曼比季的时间和流程，美土在库尔德人问题上的冲突风险仍未彻底消除。
启发教学实践中，教师最重要的就是要摆正自己的主导位置，把课堂的主动权交付给学生，让学生变成课堂教学的主动参与者，而教师则是负责引导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充分肯定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表现，鼓励学生大胆自主创新，激发学生创造力。
第三，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制裁伊朗，损害了土耳其的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与奥巴马时期对伊朗的接触政策不同，特朗普将伊朗视为美国在中东的头号敌人，对其采取强硬战略。在伊核问题上，美土历来存在立场分歧，美国将伊朗视为“流氓国家”，反对其任何核计划，并谋求伊朗政权更迭。尽管土耳其反对伊朗拥核，但支持伊朗以和平方式利用核能，并反对美国在核扩散问题上的双重标准。[1]郑东超：《共识与分歧：美国和土耳其对伊朗核问题认知研究》，载《和平与发展》2011年第6 期，第51—52 页。因此，埃尔多安对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持反对态度，并指责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将造成地区局势动荡，威胁土耳其国家安全。[2] “US will lose from decision to withdraw from Iran nuclear deal: Erdogan，” May 9,2018，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us-will-lose-from-decision-to-withdraw-from-irannuclear-deal-erdogan-131535.此外，土耳其强烈抵制特朗普加大制裁伊朗的做法，一方面，伊朗是土耳其的重要贸易伙伴，2017年土耳其向伊朗出口货物总额达75 亿美元，位居中东国家之首。[3] Daniel Workman,“Turkey' s Top Trading Partners，” October 16,2018,http://www.worldstopexports.com/ turkeys-top-import-partners/. 另一方面，伊朗是土耳其第二大天然气供应国，土耳其每年从伊朗进口100 亿立方米天然气用于发电。[4]《 土耳其将无视美国威胁继续进口伊朗天然气》，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19年9月27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809/20180902791885.shtml。美国制裁伊朗将严重威胁土耳其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利益。因此，特朗普政府宣布恢复并加大对伊朗实施全面制裁后，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将不会遵守美国制裁伊朗的规定，尤其是涉及能源方面的制裁，并指责美国制裁伊朗打破了世界平衡，是违反外交惯例和国际法的帝国主义行径。[5]“ Globally,we rank 17th in terms of national income and 13th in terms of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November 6，2018，https://www.tccb.gov.tr/en/news/542/99556/-globally-we-rank-17th-in-terms-of-national-income-and-13th-in-terms-of-purchasing-power-parity-.
五、特朗普治下美土关系的前景
第二，强调用“现实主义”眼光处理与中东国家关系，使土耳其在美国的中东布局中被边缘化。奥巴马重视美土关系，将土耳其视为伊斯兰世界“民主转型”的成功样板，并认为在阿拉伯世界复制这种模式将强化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作用，美国的这一政策严重影响了沙特、阿联酋等海湾世俗国家的地位。[1] 吴冰冰:《中东地区的大国博弈、地缘战略竞争与战略格局》，载《外交评论》2018年第5 期，第47 页。特朗普上台后，强调以“结果为导向”，而非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现实主义政策处置与中东国家的关系，进而维护中东能源市场的稳定和美国家利益。[2] 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p.48. 在该原则指导下，特朗普放弃在中东推行“民主转型”战略，使土耳其作为伊斯兰民主国家的“样板”作用不复存在，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地位大为下降，而石油资源丰富、与美国有着大量经贸往来的海湾国家成为特朗普中东联盟的重要支柱。2017年5月，特朗普将沙特作为首访国家，与其签订1100 亿美元的军售协议，并促成沙特对美国高达4500 亿美元的投资。[3] President Donald J.Trump,“Statement of Extraordinary Summit of the Cooperation Council for the Arab States of the Gulf (GCC)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y 23,2017,https:// www.whitehouse.gov/ 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extraordinary-summitcooperation-council-arab-states-gulf-gcc-united-states-america/.2018年3月，在与来访的沙特王储小萨勒曼会见时，特朗普称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4] The White House,“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nd Crown Prince Mohammed Bin Salman of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Before Bilateral Meeting,March 20,2018,”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crown-princemohammed-bin-salman-kingdom-saudi-arabia-bilateral-meeting/.此外，特朗普不顾国内外舆论压力，在卡苏吉被谋杀事件中偏袒沙特，强调美国将同沙特站在一起。另一方面，特朗普计划以北约为样板，拉拢海湾盟友组建“中东战略联盟”（Middle East Strategic Alliance，简称MESA），从而应对伊朗威胁和中东热点问题。2018年9月28日，美国务卿蓬佩奥邀请海合会6 国及约旦、埃及的外长进行会谈，就正式组建联盟问题展开讨论。[1]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GCC+2 Ministerial,” September 28,2018,https://www.state.gov/gcc2-ministerial/. 2019年1月初，蓬佩奥访问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中东9 国，盛赞海湾国家是维护中东稳定和繁荣的基石，督促海湾盟友尽快就“中东战略联盟”达成一致。与阿联酋沙特等海湾国家相比，土耳其明显不受特朗普政府待见。作为美国在中东唯一的北约盟友，土耳其本应是美国的重要战略伙伴，但在特朗普的中东联盟设想中，沙特和阿联酋处于核心位置，土耳其被排除在外，其重要利益得不到特朗普政府的尊重，并时常遭到美国中东战略的侵蚀。在土耳其爆发未遂政变后，特朗普不仅拒绝了土耳其关于引渡埃尔多安的政敌居伦的请求，还指责土耳其政府非法拘禁美国公民，并试图通过经济制裁逼迫埃尔多安屈服。
综上所述，新课程背景下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合作学习模式的应用，要注重合作学习目标的一致性、合作学习小组建立的合理性、角色分配的科学性，能够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地位，使每个学生都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实现共同提升。
短期内，美土关系改善的空间依然有限。一方面，土耳其的内外政策有望续延。2017年4月，土耳其通过修宪公投，总统任期延长至5年，总统权力大幅增加，军方权力进一步受到限制。2018年6月，埃尔多安再次当选总统，这意味着土耳其未来5年、甚至10年的内外政策将得以延续，土耳其“回归中东”和“伊斯兰化”的步伐不会减速，亲美的世俗派政党——共和人民党短期内无法撼动正发党的执政地位，土耳其将沿着埃尔多安“2023 百年愿景”的世界强国目标继续奋进，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将不断彰显，与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分歧仍将持续。另一方面，特朗普缺乏改善美土关系的动力，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仍将是美国中东战略的核心。因此，美国对以色列总计380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计划已在2019 财年生效，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数额的单笔双边军事援助。2019年伊始，美国务卿蓬佩奥出访海湾6 国和约旦、埃及，力推“中东战略联盟”，强调海湾国家的团结是中东稳定与繁荣的基石。与此相比，蓬佩奥反与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仅通了电话，强调美国撤出叙利亚的前提是保证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的安全，并要求土耳其释放扣押的美国人员。而土耳其释放布伦森之后，特朗普尚未就引渡居伦给予积极回应。因此，未来两年土耳其将继续在特朗普的中东战略中处于边缘位置。
尽管如此，美土依然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双方彻底决裂的可能性不大。首先，从美国角度看，土耳其是美国和北约的重要战略资产，作为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土耳其历来是强国必争之地，土耳其还拥有北约成员国中第二大规模的陆军，是北约导弹预警雷达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土耳其印切里尔克空军基地也是美国和北约在中东保持军事存在的重要依托。维持美土关系同盟，有利于美国和北约保持地区影响力和拓展军事投射范围。其次，美国的中东战略需要土耳其的配合。特朗普上台后，在中东地区继续实行收缩战略，其依托以色列和海湾国家遏制伊朗的策略难以奏效，在处理地区重大议题上明显吃力。在平衡伊朗、反恐和叙利亚问题上，美国政府离不开土耳其的支持。此外，在美俄中东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国抛弃土耳其等于将其推入俄罗斯怀抱，使美国在与俄罗斯的竞争中陷入不利处境。
从土耳其角度看，保持美土同盟关系同样很有必要。第一，土耳其在经济上需要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是埃尔多安执政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土耳其国内经济下行趋势明显，作为土耳其的重要贸易伙伴和援助国，美国的制裁使土耳其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改善同美国关系有利于缓解国内的经济压力，埃尔多安释放布伦森便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第二，土耳其复杂的周边环境使其不可能主动脱离北约防卫体系。中东变局后，土耳其南部的叙利亚和伊拉克遭遇重创，库尔德人势力趁机崛起、东部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阵营虎视眈眈、北部与希腊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面对周边动荡的局势，北约集体安全机制是土耳其维护自身安全的重要屏障，美土关系的稳定有助于土耳其继续在北约内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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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俄土复杂的历史恩怨和国内强大的反俄情绪使土耳其不大可能彻底倒向俄罗斯。第一，俄土关系缺乏坚实的历史基础。早在奥斯曼土耳其时期，俄土围绕黑海展开长期竞争，并为争夺高加索和巴尔干地区进行过十余次战争。1923年土耳其建国以来，竞争和对抗是俄土关系的常态，两国关系改善始于本世纪初期，因2016年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迅速升温，土耳其与俄罗斯的靠近更多出于交易性质的战术考量，俄土关系缺乏长期稳定的基础。第二，土耳其国内民众和精英阶层存在着广泛的反俄情绪，据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的调查显示，土耳其受访对象中54%的人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威胁，74%的人对普京处理世界事务缺乏信心。[1] Margaret Vice,“Publics Worldwide Unfavorable Toward Putin,Russia，” August 16,2017，Pew Research Center,http://www.pewglobal.org/2017/08/16/publics-worldwideunfavorable-toward-putin-russia/.埃尔多安的重要执政同盟民族主义行动党将俄罗斯视为土耳其的首要敌人，该党主席巴赫切利对普京缺乏好感，并经常指责俄罗斯的叙利亚战略损害了土耳其的利益。第三，俄罗斯经济体量难以给予土耳其有效的经济援助，土耳其彻底倒向俄罗斯将面临来自美国和西方的强力制裁，面临经济崩塌的风险。
我国事业单位中存在的国有资产主要是财政资金，能够对单位资产进行最佳配置，主要取决于对资产进行科学预算。以往较长时间内，相应事业单位在进行资产管理和预算管理两者难以同步进行，这种情况下对于资产的最佳配置产生不利影响。在对资产进行科学管理过程中，预算管理具有最为基础性的作用，要将两者之间进行有机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但能够有效提升资产管理效率，并且还能够保障预算编制具有较高科学性。
因此，尽管美土关系改善的前景依旧黯淡，但基于两国仍存在广泛的合作基础，双方彻底决裂的可能性不大。此外，受制于俄土之间的历史恩怨、土耳其国内的反俄情绪和险恶的地缘环境，土耳其不会完全倒向俄罗斯，将继续在美、俄之间开展平衡外交。正如土耳其前总理、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所言：讲两种文明的语言使得土耳其可与“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德黑兰与华盛顿同时对话”，这或许是土耳其的优势所在，但在域外大国博弈加剧、地缘战略竞争互相交织的中东地区，土耳其施展平衡外交的能力和空间十分有限，稍有不慎，土耳其将可能沦为亨廷顿口中“身份撕裂”和“无所适从”的国家。
【作者简介】宫小飞，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9)04-0099-18
【收稿日期：2019-05-07】
【修回日期：2019-06-20】
(责任编辑：林浩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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