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绿色治理研究§
摘 要：相较于传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认知局限、思维惯性与救治模式，绿色发展更能兼顾“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的平衡性、协调性与兼容性，因而更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与趋势。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升级、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及综合国力提升，为转向绿色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与可行性。全面深入推进绿色发展，需在理念层面形成绿色自觉意识、坚守绿色为民立场、打造绿色文化氛围，在逻辑层面遵循“共建—共治—共享”原则，在结构层面明晰治理的主体、功能、制度、方法和目标，进而基于“主体—分工—范式”维度推进系统化绿色治理，基于“规划—评价—支撑—文化”维度推进科学化绿色治理，基于“源头—专项—法治”维度推进精细化绿色治理，多措并举形成绿色治理合力，助益全面推进国家绿色治理体系和绿色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绿色治理；绿色发展；绿色理念；治理转型
20世纪60年代以来，“黑色”发展模式的弊端日渐暴露，自然界开始以生态危机形式向人类发出警告，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在问题倒逼之下，各国普遍开始反思人类与自然、增长与发展的关系，绿色发展逐渐成为了共识性选择。为什么绿色发展会符合人类现代化文明的方向与趋势？转向绿色发展需要哪些条件以及我国是否具备这些条件？基于绿色发展的绿色治理需要遵循什么样的思路与策略呢？
回溯发展观念变迁及其价值取向论争，我们发现，传统发展无法摆脱就环境论环境的认知局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思维惯性，可持续发展本质上仍属于“问题+对策”的应景模式，而绿色发展则能够兼顾“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的平衡性、协调性与兼容性，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与趋势。绿色发展作为生产关系在社会实践中的一种具象表达，决定于生产力发展水平，需要诸多因素共同支撑。进入新时代，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社会主要矛盾转型升级以及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的背景下，我国具备了支撑绿色发展的“硬实力”与“软指标”。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拟定绿色治理的思路和策略，推动绿色发展。
一、发展观念嬗变与价值取向论争
工业革命兴起以来，以破坏资源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黑色化”模式和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增长路径引致并加剧了生态危机。在问题倒逼之下，各国开始反思人类与自然、增长与发展的关系。此过程中，人类的发展观念实现了从“传统”向“绿色”转型，价值取向出现了“效率—规模—公平”优先性论争。
(一)观念嬗变：从传统发展到绿色发展
在探索生态危机补救之法的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经历了从“黑色”到“褐色”再到“绿色”的转变，并且转向绿色是一个由浅到深的渐进过程，对应的发展观念也经历了“传统”到“可持续”再到“绿色”[注]胡鞍钢、周绍杰：《绿色发展：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发展战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1期，第15页。的转向。
一是传统发展观。近代以来，西方社会逐渐形成了以工业技术兜底，以资本主义制度为保障，以社会化大生产为载体，以财富的创造和增值为目标的发展理念，即传统发展观。其典型特征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及增长至上。在GDP崇拜和现实功利主义驱动下，传统发展观只考虑经济增长而不顾及生态边界和环境极限，是一种超前透支且不可持续的模式。在传统发展范式下，世界范围内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普遍陷入了“虽有增长但无发展”的怪圈。面对实践效果与预期目标的偏差走样，理论界与政策界不得不反思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功效限度，共识性地认为强调增长而忽视发展的模式，既不利于增进人类普遍福祉，又会因为社会财富分配失衡和对社会价值目标子系统的漠视，进而触发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方面的系统性危机。就内涵与外延看，增长属于发展的子系统，增长侧重于强调物质财富的存量与增量，而发展则要求经济社会生态系统全方位协调并进。如果只重视经济增长，而漠视社会公平、失业状况、贫困发生率与生态环境破坏等现象，那么将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注]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张景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46页。
4.2 加强工程辅助措施技术的研究 由于消落带驳岸基质的不稳定性，工程辅助护岸措施尤为重要，虽然已有大量学者和专家们提出各种工程辅助措施，但均对驳岸有一定的坡度限制以及仅停留在辅助草本植物和低矮灌木扎根生存，能够不受坡度限制，与乔木相结合的创新型工程辅助措施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是绿色发展观。从内涵看，绿色发展观的范围更为系统全面，不仅关注了可持续发展观中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能源资源的对抗与冲突，也要求重视生态恶化、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及其聚合可能引发的系统性危机。从内容看，绿色发展观强调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协调共生，主张以经济绿色化为基础，强调将绿色化融入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要求启动全球生态治理模式，因为生态危机会对人类产生整体性威胁，“南北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从属性看，绿色发展观符合新发展观兼具的过程“可持续性与动态性”、视域“综合性与整体性”、动力“内生性与人本性”、导向“文化性与价值性”的特征。[注]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36页。从思路看，绿色发展观以全面的“发展”替代了片面的“增长”，并且要求将人类自由、社会平等、摆脱贫困、生态平衡和政治参与作为评价指标和价值旨归，符合人类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现代化”趋向。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在《劳动合同法》已区分全日制用工和非全日制用工的情况下，复函中仅列明将劳动者从事全日制工作期间作为“累计工作时间”，故不应将劳动者从事非全日制工作期间作为“累计工作时间”。 另一方面，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规定，非全日制劳动合同的内容由双方协商确定，应当包括工作时间和期限、工作内容、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五项必备条款。由于其未将休息休假作为必备条款，所以，非全日制职工可不享受年休假。
(二)价值论争：效率、规模与公平的优先性
在“经济—社会—生态”框架范式下，绿色发展以追求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协调性与兼容性为落脚点。但由于理论惯性和行业间利益博弈使然，围绕绿色发展出现了“效率—规模—公平”三种优先性争论。
二是可持续发展观。为应对生态环境恶化问题，联合国先后在1987年和1992年提出、重申了可持续发展理念，这是对以“经济第一”为核心要义的传统发展观的反思与批判、扬弃与承继，提出要实现“既可以满足当代人的综合需要，又不会对子孙后代造成危害”[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等校，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3页。的发展。从内涵看，可持续发展观潜在地将社会系统视为涵盖人类主体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诸要素的整体，社会发展决不能被经济增长所遮蔽，因为经济增长只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条件和方式；在追求经济规模与效益过程中，必须兼顾同社会、生态之间的均衡性、协调性及一致性。相较于传统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进步性在于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关注全球贫困问题，并且强调在追求经济发展时必须权衡自然资源的限度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边界。但由于可持续发展观主张通过逐步优化人类改造、征服、控制自然的方式来实现发展，所以本质上仍未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理念桎梏，只不过是为了应对生态危机而进行的一种权宜式修补。
一是“效率优先”论。效率是经济系统运行的中心议题。在绿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演进中，资本的基础性与强势度决定了“效率优先”论能在博弈中占据上风，并且延续了“弱可持续理论”关于不同类别的资本间可因需要而进行互换的中心义旨。[注]Michael Redclift,“Reviewed Work:Weak versus Strong Sustainability：Exploring the Limits of Two Opposing Paradigms,” ProgressinHumanGeography,Vol.32,No.2,2008,pp.311-312.以此为出发点，依托提高经济系统运行效率来促进发展，其逻辑理路是通过强制或诱致方式，引导金融资本从粗放型劣势部门向集约型优势部门流转。以效率优先为价值取向的绿色发展，侧重于提升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主张采取经济绿色化方式改善发展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相较于传统可持续发展，以效率优先为价值取向的绿色发展更重视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政策调适，要求在提升资本流动效率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资源消耗单元值，并重视宏观领域的弹性区间和信息反馈。同时需指出，以效率优先为导向的绿色发展，尽管因为具有政策的柔韧性和改良方式的渐进性而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但其将“资本可替代性”设定为前提条件，为调减关键生态资本的存量和容量提供了理论空间和操作可能，这也是效率优先取向在发展中遭受质疑和诟病的重要原因。
在传统发展方式下，不仅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自然资源也被过度消耗，这种粗放型发展难以有效激发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在动力。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正处于“转变方式、调整结构、转换动能”的战略关键期，必须趁势加快绿色转型，为发展注入“新动能”。“转变方式”要求经济发展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从粗放向集约转变，大幅提升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调整结构”意味着产业构成由第二产业带动向三大产业协调发展转变，需求结构、投资结构等也随之不断优化；“转换动能”则是随着依靠传统的“三驾马车”促进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递减，大规模粗放投入的副作用日渐增加，GDP锦标赛导向的后遗症不断暴露，迫切需要以制度变革为抓手，以结构优化为关键，以要素升级为重点，促进经济动能向创新驱动转换。现代化高质量经济是生产力范畴的一种阶段性目标，而绿色发展则是生产关系范畴的一种现代化范式，绿色发展内含的理念、取向、要义和发展现代化高质量经济要求的方式、结构、动能具有内在耦合性、一致性和趋同性。可见，作为生产关系的绿色发展是符合作为生产力预设目标的现代化高质量经济的前进方向的，即经济方式转变呼唤向绿色发展转型。
综上可知，人与自然的关系次第经历了以“经济”为中心的一维单调阶段到以“经济—生态”为中心的二维复合阶段，再到以“经济—生态—社会”为中心的三维叠加阶段，发展路径实现了从以“三高一低”为特征的黑色粗放型向以“转方式、优结构、换动能”为特征的绿色集约型转换，价值理念经历了以“征服论自然观”为意旨的“人类中心主义”向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要义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的转变，片面强调增长的“经济理性第一”被注重统筹协调的“绿色理性至上”取代，科技、资本、文化、制度等综合性条件日益优化，为以绿色发展为驱动引擎，打造“经济—社会—自然”协调的现代治理新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观念与取向的总体评价
就变迁趋势及进步性而言，在传统发展观视域下，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枯竭视为工业文明的衍生结果，认为“经济增长能够抵消环境与社会损失”，[注]大卫·皮尔斯等：《绿色经济的蓝图》，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6页。其实质是将生态环境看作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未能摆脱就环境论环境的认知局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思维惯性，至于转变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批判性反思更是无从谈起。在可持续发展视域下，虽然主张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社会再生产全过程，集成一种“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在不断强化的过程中良性互动的运作模式”，[注]Olesia Mihai, et al. ,“Attitudes Toward Green Computing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A Romanian Perspective,”IdeasinMarketing:FindingtheNewandPolishingtheOld,Proceedingsofthe2013AcademyofMarketingScienceAnnualConference,pp.772-778.但在认知层面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建构，在操作层面缺乏战略性的长远规划，本质上仍属于“问题+对策”的应景模式。在绿色发展观视域下，主张将绿色纳入到“经济—社会—生态”框架，要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兼顾人类幸福感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突破了传统观念中或重发展轻环境、或重生态轻社会的局限性，更加强调三者的系统性、协调性与同频性。同时，基于“经济—社会—生态”三维复合目标，有助于修正以自然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为要素的社会再生产系统中的函数关系，因时调适自变量与因变量的赋值及权重；为实现三维复合目标，必须对传统及现有发展范式进行系统反思，以问题倒逼改革，促进绿色发展的逻辑理路与运行机制不断创新。
就论争实质及其关系来看，效率优先、规模优先、公平优先三种观点基于各自的立场与取向，分别代表着经济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三者之间并非厚此薄彼或谁优谁劣的简单关系，而是立足不同区域在不同发展阶段及其所具备的经济、生态与社会综合条件，因时调适与经济、生态与社会紧密关联的理论与策略。三种价值取向虽然因为解释立场不同而各有侧重，但经济、生态和社会“三大系统”之间并非完全泾渭分明，而是构成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相互交织融贯；在理论框架、战略规划与具体举措的预设、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既要注意三者的公共交集区，也要突出各自的个性化特征，把绿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分别映射到三大系统，引导三大系统形成合力共同推进绿色发展。总体而言，三种取向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共同熔铸于绿色发展之中。
二、我国转向绿色发展的基本理据
高压与低压是普通人的称呼，在医学上称为收缩压与舒张压。对应的是心脏收缩期血液对血管壁的最高压力值和心脏舒张期血管壁对血液的最低压力值。在心脏收缩射血时，整个动脉系统就好比一个气球一样被拉伸膨胀容纳心脏射出的血液，这时候的最大压力是收缩压。当心脏收缩时，主动脉瓣关闭，动脉系统又靠自己的弹性回缩挤压血液继续前行，这时的最低压力值就是舒张压。收缩压与舒张压彼此往复，血液在它们共同推动下而循环不息。
实际上，除了CMS系统考试，Arneis同时还在进行sake（清酒）三级、WSET Diploma考试。早在2012年还在读大学时，他便考下了WSET3级，今年1月，他正式报名参加WSET4级，3月开始第一门考试，11月进行烈酒单元考试。一年兼顾三场考试，对于一个工作忙碌的人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Arneis已经成为乔尔·卢布松美食坊中国区首席侍酒师，今年的工作更加忙碌。除了每个月都有好几天的培训外，如今餐厅有三家分店，侍酒师团队扩大到6人，Arneis需要进行更多的辅导工作，paper work的工作量也加大，此外还有酒单维护、参加比赛等事务。
本文介绍了客滚船常见的几种空调系统方案，分析比较了这些方案在温度控制、节能水平、噪声控制和初始成本投入等方面的表现，重点选取了变风量系统和目前国内客滚船最常用的再热定风量系统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变风量系统的应用可有效提高舱室温度控制水平和节能水平，在客滚船上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有助于空调系统节能减排理念在大型船舶上进一步实践。
(一)经济发展版本升级：转方式—调结构—换动能
二是“规模优先”论。规模是生态系统承载限度的话语。以规模优先为价值取向的绿色发展，要求经济增长的边界必须低于生态系统可承载的最大限度，并且主张以不减少生态系统存量为前提的可持续发展，核心议题是要求严控经济增长规模，进而促成经济增长、关键自然资本以及污染排量在发展中实现分离。基于规模优先取向对绿色发展进行阐释，具代表性的是测算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物质资源及生态环境的最大承载能力，以确保生态完整性为出发点对生态空间的限度与临界值进行估测；为避免触及生态空间的阀门值，除了从政策规制方面进行强约束之外，还需要塑造倡导低碳、循环、高效理念的绿色消费文化，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同步配套相应的奖惩、监管、监督机制，软硬兼施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概言之，在规模优先价值取向下，绿色发展倾向于关注生态系统的承载限度，以限制规模总量为根本遵循，进而引导经济系统向更高效、更集约的方向迈进。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由“低阶需求”转向“高阶需求”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本质转变。从需求侧看，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从“物质文化”升级为“美好生活”。这意味着需要的内涵不断丰富、层次逐步跃升，不再局限于物质文化层面，而是希望能够提供安全的物质产品、绿色健康的生态环境和传统特色的精神寄托，开始从过去的“盼温饱”转变为现在的“盼环保”，从过去的“求生存”转变为现在的“求生态”，[注]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3页。这种升级是需求从传统式向现代性的一种转型。就供给侧而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代替了“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从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维度审视，“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大开发”(经济建设)与“大保护”(生态文明建设)、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则集中表现为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化发展、高质量高效益发展等方面的不充分。在新时代背景下，良好的生态已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公共性民生产品，保护生态是保障民生的核心要义，因为生态即民生。基于此，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因素，因为一旦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势必会对人民的生活质量产生较大的负外部性效应。而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能在体验和感知层面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同时也有利于增进物质福祉，因为守住绿水青山就是打造金山银山。概言之，推进绿色发展既是我国实现永续发展的期望和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景，本质上也是人民中心论发展取向的真正体现。
(三)基础性综合条件：“硬实力”与“软指标”合力支撑
绿色发展是一项繁复的系统工程，涉及多领域多环节，需要科技与资本等硬实力、文化与制度等软指标形成合力共同支撑。一是科技要素。在现代社会，科技正在快速向人类的生产生活全面渗透，人类对科技已经形成了习惯性的路径依赖，绿色发展也概不能外。无论是绿色产业的发展，还是绿色生活方式的养成，抑或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都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而我国科学技术实力能为绿色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二是资本要素。资本是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产物，具备调配生产要素进行社会生产的功能。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前列，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向绿色转型的经济能力。面对掣肘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严峻生态形势，必须积极推进绿色发展。在积极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不断优化资本对绿色生产要素的配置功能，增强以资源承受力和污染消解力为内容的自然力的灵活度与流通性，促进绿色科技创新和绿色产业发展，从而加快实现绿色发展。三是文化要素。实现绿色发展，需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文化。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能够对人类发展产生恒久深远的影响。而绿色文化是一种界定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有效破解生态问题的文化途径。我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传统，如今也有“绿色理念”“两山论”等倡导，绿色文化底蕴源远流长且内涵丰富，为塑造绿色生产观、绿色消费观、生态文明观提供了厚重坚实的基石。四是制度要素。针对社会生产活动中的偏误，需要科学有效的制度予以约束和匡正。我国政府在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健全完善了生态文明法规制度，强调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以生态文明为导向，并且上升为国家意志，为绿色发展提供了合规性约束和制度性保障。概言之，绿色发展需要科技要素、资本要素、文化要素、制度要素的合力支撑，并且在绿色发展进程中四大要素联系密切、互融互促，相得益彰。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在科技、资本、文化、制度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总体上具备了支撑绿色发展的基础条件。
生产力水平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革方向，绿色发展是生产关系在社会实践中的一种具象表达。作为生产关系范畴的发展方式从传统黑色粗放向现代绿色集约的转型升级绝不是主观臆想的，而是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现状做出的精准研判。在新常态下，我国正积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其内在要求，这为实现高效集约的绿色发展奠定了基础。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人民需求的范围与层次大幅提升，对生态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而绿色发展的意涵丰富且强调和谐共生，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契合性，[注]史云贵、刘晓燕：《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与绿色治理路径找寻》，《改革》2018年第2期，第49-50页。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此外，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资本与科技、文化与制度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为推进绿色发展提供了硬实力与软支撑。
三是“公平优先”论。公平是社会系统追求的重要目标。以公平优先为价值取向的绿色发展观认为社会公平能够有效逆转生态压力的扩张趋势，并且有益于可持续发展。“公平优先”论认为，经济发展中之所以会出现规模与效益的博弈，根源在于采取何种方式来确定人类福利与生态保护之间的优先次序，而社会系统中的公平恰好能以第三方姿态出场协调，可有效弥合冲突与间隙。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类福利增进，虽然客观上会加重生态系统的承载压力和消解负担，但这些都是浅表层原因，而物质财富的“南北分化”、社会分配的贫富悬殊才是深层次原因。因此，针对发展中呈现的效率与规模之争，可通过公平化的绿色发展方式解困，这样既可以确保提升人类福祉，也有助于舒缓生态压力。究其本质，以公平优先为价值取向的绿色发展尝试将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等价齐观，偏重于突出经济绿色化之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价值，强调生态系统对于弱势群体的意蕴，希望在贴切的政策框架下搭建一种兼顾生态环境、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三赢策略”。[注]D.Hommel and A.B. Murphy, “Rethinking Geopolitics in an Era of Climate Change,”GeoJoural,Vol.78,No.3,2013,pp.507-524.简言之，以公平优先为价值取向的绿色发展侧重于社会系统的公平性，初衷是寄望于促进政府主体、社会主体、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将绿色价值理念与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嵌入社会系统之中，以弥合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间的隔阂。
三、迈向绿色治理的思路与策略
绿色治理是指多元治理主体以绿色价值理念为引导，基于互信互赖和资源共享，合作共治公共事务，以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持续和谐发展的美好生活的活动或活动过程。[注]史云贵、刘晓燕：《县级政府绿色治理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论析》，《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82页。由内涵意蕴可知，与遵循“先污染后治理”逻辑和“谁污染谁治理”主张的传统治理方式不同，绿色治理内在地要求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与事后补救相结合，因而具备“积极性、主动性、防御性”优势，这不仅能够弥补传统治理的“消极性、被动性、应对性”缺陷，而且在理念、取向、方式上与以兼顾“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的平衡、协调、兼容为价值旨归的绿色发展高度耦合。此外，绿色发展与绿色治理之间呈现为“方法与目标”“过程与结果”“量变与质变”“战术与战略”的辩证关系。即如果绿色治理是手段，那么绿色发展就是目标；如果绿色治理是过程，那么绿色发展就是结果；如果绿色治理是量变，那么绿色发展就是质变；如果绿色治理是战术，那么绿色发展就是战略。概言之，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对立又统一。基于二者间的关联耦合与辩证关系可知，要实现全面可持续的绿色发展必然要求国家走向绿色治理。为将绿色发展理念真正转化为绿色实践，必须构建一套科学有效的行动策略——绿色治理，并将绿色治理思维、治理原则与治理方式贯穿治理全过程，提振绿色治理综合效能，全面提升绿色治理能力。
(一)绿色治理的基本思路：理念、逻辑与结构
一是在绿色治理中形塑绿色理念导向。理念是实践的纲领，发展范式的绿色转型，必须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南。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是基于历史实践经验与现实发展指向而做出的战略研判，旨在以科学的理念及其“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效能，为当前和今后的绿色实践提供思路、指明方向和找准着力点。[注]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第1版。绿色发展理念以追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互利共赢为旨归，[注]王松霈：《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生态文明新时代(大家手笔)》，《人民日报》2017年4月27日，第7版。因此在绿色治理过程中，需践行以下绿色理念：在认知层面达成绿色自觉意识。以转变理念为突破口，各级政府要正确认识“大开发”与“大保护”、“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辩证关系，社会公众则应形成像“爱护眼睛、对待生命”[注]《习近平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分别参加全国两会一些团组审议讨论》，《人民日报》2015年3月7日，第1版。一样的生态理性。在价值取向层面坚持绿色为民立场。推进绿色发展、绿色治理，是为了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之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民日报》2014年7月11日。绿色理念与绿色治理正是党的性质与宗旨、初心与使命的生动诠释。在社会层面营造浓郁的绿色文化氛围。传统认识中，绿色发展更多聚焦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等实践层面，鲜有从一般性与规律性的层面对绿色理念进行解读。而将绿色理念升华到文化维度，从文化高度认识把握绿色发展理念的内涵意蕴，既可以补缺绿色理念在政治、社会等方面的不足，又有利于绿色文化的立体化发展，从而强化全社会的绿色文化氛围。
二是理顺绿色治理的逻辑链条。绿色治理具有公共性、人民性、福利性等属性特征，在绿色治理过程中应以“共建—共治—共享”为逻辑遵循，即以共建为基础，突出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在绿色治理格局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以共治为关键，树立大社会观、大治理观，打造全民参与的开放型绿色治理体系；以共享为目标，使绿色治理成效更显著、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加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之，绿色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方式与治理过程，治理的最终成果也是由社会公众共同支配，所以，无论从手段方式、过程参与、还是结果分享，都应该进行社会总动员，充分调动和发挥包括执政党与参政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类市场主体、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群团组织、专家学者、普罗大众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体的积极性与能动性，打造宏观共建、过程共治、结果共享的绿色治理新格局。
三是精准解析绿色治理的结构范式。为确保绿色治理有序推进，必须以廓清治理结构、治理主体、治理功能、治理制度、治理方法、治理目标为逻辑前提，进而将绿色理念与绿色实践充分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领域。在结构维度，形成以经济绿色治理、政党绿色治理、政府绿色治理、文化绿色治理、社会绿色治理、生态绿色治理为内容的绿色结构体系；在主体维度，形成以绿色政党、绿色政府、绿色市场主体、绿色群团组织、绿色专家学者、绿色普罗大众为内容的绿色主体体系；在功能维度，形成以绿色动员、绿色组织、绿色监管、绿色服务、绿色配置为内容的绿色功能体系；在方法维度，形成以绿色法治、绿色行政、绿色协商、绿色道德、绿色激励为内容的绿色方法体系；在机制维度，形成以上下绿色联动，左右绿色互促为内容的绿色机制体系；在目标维度，形成以绿色法治、绿色民主、绿色秩序、绿色共享的绿色目标体系。六大维度合力构成绿色治理的基本结构，各维度分别对应相应体系，集成绿色治理的基本范式。
(二)绿色治理的推进策略：以系统化、科学化与精细化为径路
一是基于“主体—分工—范式”维度，推进系统化绿色治理。绿色发展涵盖多领域、涉及多主体、贯穿多环节、囊括多要素，纷繁程度决定了必须以系统性思维推进绿色治理。(1)整合参与主体。必须强化各级党委的领导地位，充分发挥“总览全局、协调各方”功能，积极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和转变职能，大力动员、鼓励和支持社会多方力量参与。(2)明确社会分工。随着社会阶层结构日益分化、利益关系逐步由简入繁、矛盾问题交织叠加，绿色治理也需要相应从传统的政府单一监管向社会协同转变，这就要求政府进行绿色行政、企业进行绿色生产、媒体进行绿色宣传、社会组织进行绿色参与、社会公众进行绿色消费、专家学者提供绿色智慧，[注]杨立华、刘宏福：《绿色治理：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1期，第9-10页。形成绿色治理合力。(3)优化手段范式。借助现代科技与人工智能优势，推进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引入社会多方互动替代传统的单向管治，推行线上线下融合以弥补传统线下单调的局限性。
班车司机老王特别喜欢这条上下班的路：“虽然距离有50多公里，但是路上只需要20分钟时间，而且很准的，基本上不压车，只要上了高速就能确定到港里的时间，太方便了。只要高速可以上，按时上班就有保障，我天天下了高速就到港里了，比在市内上班的时候还方便，根本没有觉得新厂区路远。
二是基于“规划—评价—支撑—文化”维度，推进科学化绿色治理。鉴于绿色治理的系统性、动态性、复杂性特征，必须坚持系统规划、分类递进、分级实现原则，逐步健全完善规划、评估与支撑体系，为推进系统化绿色治理提供可靠遵循。(1)健全绿色治理规划体系。以制定好陆海空间、主体功能区、城乡发展、农业工业发展、生态保护、环境治理、资源能源等系列规划为抓手，以县域经济为依托单元，上连省市下接乡镇，形成“上下联动”“左右互补”格局，全方位立体化地将绿色治理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始终。(2)完善绿色治理绩效评价体系。在已有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测评机制和指标体系基础上，创建资源环境资产负债表并制定负面清单，按行业分类及单元属性，对各级政府展开常态化绿色GDP绩效考核。(3)优化绿色治理支撑体系。科学整合现有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相关的监测平台，并且查漏补缺与时俱进，基于大数据与信息化背景下的技术优势，打造绿色数据信息共享、动态化的监测体系，为绿色治理提供基础性的信息、数据、技术支撑。(4)夯实绿色治理文化体系。立足于我国悠久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根基，紧抓绿色理念和绿色治理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将绿色文化有机融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过程。
专项整治后我院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量与大肠埃希菌耐药率的变化及其相关性分析 ………………… 奚彩萍等（2）：204
三是基于“源头—专项—法治”维度，推进精细化绿色治理。精细化绿色治理要求实现本源性、针对性和持久性的有机统一，因此应注重抓源头、抓专项、抓法治。(1)源头治理。绿色生产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基础，[注]郑又贤：《关于绿色发展的内在逻辑透视》，《东南学术》2016年第4期，第9页。因而在绿色治理实践中，其一，要加速发展绿色生产力。以绿色理念武装劳动者，塑造绿色生产观念；以绿色科技改良劳动工具，为绿色实践提供物质基础；以绿色物质铸造生产资料，为绿色生产提供载体。其二，要加快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引导公众摒弃非绿色的生活方式，倡导低碳环保、节约理性、健康安全的绿色生活方式。其三，加快优化生产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积极构建以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生物经济、资源节约型经济、环境友好型经济为主导的产业模式。(2)专项治理。在绿色发展过程中，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会对绿色治理产生重大影响，所以要对重大工程进行绿色专项治理。例如，加速推进“创新驱动工程”“节能高效工程”“环境综合治理工程”“自然生态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草生态修复工程”“退田还海/湖工程”等分门别类的绿色治理重大专项工程；凭借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契机，积极推进“新兴产业工程”“科技孵化工程”“现代化服务业工程”等专项工程，扶植绿色产业，打造绿色新业态。(3)依法治理。在绿色治理过程中，注重强化运用法治化思维和法制化程式来协调“发展”与“增长”之间的冲突，这就需要健全与现代化同频的绿色治理法律法规体系，将绿色源头保护、绿色利益补偿、绿色损害补救、绿色主体责任追究纳入法律法规框架，用法律和制度的排他性与权威性保护自然生态，为绿色治理保驾护航。以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生态环境的有效修复为着力点，提振绿色治理综合效能。
LeadingGreenGovernancewithGreenDevelopment:ChangeofConcepts,ReasonsforTransformationandSelectionofStrategies
Wang Yuancong, Chen Hui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cognitive limitations, thinking inertia and treatment mode associated with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reen development has the balance, coordination and compatibility of the “economic-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thus conforming to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In a new era, the upgrading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transformations of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the rise of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have provided possibilities for China to turn to green development. We need to form a green consciousness,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green development for the people, and create a green culture atmosphere at the concept level; we should follow the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principle at the logical level; we should clearly define the subject, function, system and method of governance at the structural level, promoting systematic green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subject-division-paradigm” dimension, scientific green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planning-evaluation-support-culture” dimension, and refined green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source-special-rule of law” dimension. These multi-measures will help form a joint force of green governance,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green governance at national level.
Keywords: green governance; green development; green concept;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9)03-0045-08
作者简介：王元聪，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成都 610207)；陈辉，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南京 2100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基层治理的双重逻辑与善治的路径研究”(13BZZ051)、教育部重大项目“县级政府绿色治理体系构建与质量测评研究”(16JZDW019)、2018年四川大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培育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框架与政策体系研究”(2018SKZX-PT143)、四川大学学术英才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战略研究”、四川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
(责任编辑:曹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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