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在批判现代社会资本关系的局限性时，也盛赞了现代社会所带来生产的全面性展开、人控制物质能力的空前释放。发展的话语，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悖论的社会中诞生的。现代社会连续累积的单一直线、进步的不可逆性成为发展话语的主脉，而科学本意上进化论所强调的断裂、差异、多样性以及适应的两重性含义，则被打入冷宫。从发展基点来看，不同民族所拥有的不同经济类型和生活模式，会以其差异性的存在为人类提供更多潜在的或可能的选择机会。这也就是多样性或文化相对论所能贡献的最根本意义和最大价值。
关键词：发展概念；现代社会；多样性
在现代社会中，发展是最具影响力、最引人注目且最令人炫目的词汇。发展既是一个实践活动，又是一个话语概念。其自身的光谱具有极大的延伸性，从济世之宝的盛赞，到万恶之源的诅咒，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运用中往往会赋予其天壤之别的含义。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发展是现代社会中最关键也最有问题的概念。①[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刘琦岩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页。尽管人人自以为在谈论发展时懂得其含义，但围绕这个术语的溢美共识，恰恰是扼杀争论的一种误解。②[瑞士]吉尔贝·李斯特：《发展的迷思——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陆象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页。因此，应该将发展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和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思想和行动领域来考察。③[美]阿图罗·埃斯科瓦尔：《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汪淳玉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页。
在众说纷纭的背景之下，当今社会众多研究都是在发展概念的引导下展开的。 发展既是研究的对象，又是研究的概念。如果要对“何为发展”“谁来发展”“为谁发展”等等的问题作出清晰的回答，就必须对发展概念作出深刻反思；进而，如果说，发展一词为现代社会之首创，且在现代社会大行其道，那么，对发展一词的理解就要求我们对现代社会作出必要的反思，才能清楚地看到现代社会是怎样在其本质特征的规约下与发展概念相互形塑。
一、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及其反思
当19世纪的英国作家狄更斯写下“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的话语时，④[英]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页。伟大与不幸的相生相伴，已把现代社会的悖论性存在充分展现于世。人们往往从不同的角度，以某种重大的历史事件来标识现代社会的起源。然而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能承认，现代社会是一个不同于以往人类社会的新时代，那么，仅凭诸如市场、交换以及资本运用等社会的表象事实，就能说明现代社会本质性的结构特征吗？
理解现代社会本质的枢纽，在于对18世纪中叶发生于英国的产业革命这一重要历史过程的认识。应该说，产业革命使得“那时还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并不渴望政治上统治而达到经济上杰出成就的阶级”，①[美]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84页。获得了属于自身的一个全新的生产基础。并以强大的榜样效应“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页。这样，社会化的生产力成为现代社会最具根本性意义的要素。同时，马克思还指出：“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7页。而现代社会最基本的贡献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把人们从以往“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带入了“世界历史性”的存在。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4页，第166页。马克思认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9页。正是基于现代社会的这一伟大创举，“单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的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9页。应该说，马克思对现代社会本质的洞察是最为深刻、也最具穿透力的。正是在对社会化的生产力和全球性的交往结构这两个本质性要素充分把握的基点上，马克思以锐利的目光看到了现代社会的悖论性存在，而展开了他最为犀利也最具影响力的批判。恩格斯也曾把这两个因素称之为“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525页。然而，不幸的是，如同人类历史上每一位伟大的先哲一样，马克思的理论也遭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扭曲，进而招致了更为广泛的误解。
在肤浅的表象上，马克思是作为现代社会的批判者而呈现于世的。基于表象的局限性视角，带来了对马克思的双重误解：一是以批判者的起点，简单地把马克思归为现代社会的抵制者，但人们却忘了马克思是在高度赞赏现代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变革的基点上才展开其批判的。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写到，现代社会“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这是历史地理解“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然本质”的基点。⑧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3页。进而，他运用“规律”一词，充分肯定了现代社会历史形成过程的不可逆性。甚至在《共产党宣言》这样的政治宣言中，他对现代社会的主导者资产阶级，也写下了至今无人比拟的赞词：这一曾经“被压迫的等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的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2页，第405页。因此，“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3页。同样，对资本的分析也是在认定“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⑪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5页。⑫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79页。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2页。的基点上展开的。正是这一基点，使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资本立身的手段是“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⑫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5页。⑫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79页。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2页。然而，在生产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之时，生产已受制于现有资本增殖这个有限目的的制约。正是这一深刻的内在矛盾，使现代社会自身展现为悖论性的存在：经济与社会的位置在现代发生了一个完全的倒置，把此前嵌合于社会的经济转换成经济支配了社会的状态。与此相伴随的则是，现代社会的主导者把自身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⑬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5页。⑫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79页。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2页。正是在这种支配下，原来作为满足人民物质需要手段的经济，已完全转换成服膺资本获利首要原则的工具，获利成为了社会与人生的“最终目的”。①[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 晓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37页。这就使整个经济场域表现为这样一种常态：
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把他置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其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自己本身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量的增长，压制人的异己本质的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个新的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5页。
在《物种起源》的结论中，达尔文概述了引导他完成这一伟大科学发现的命题：“体制的一切部分或本能至少呈现个体差异——生存斗争导致构造上或本能上有利偏差的保存——在每一器官的完善化的状态中有诸级存在，每一级对于它的种类都是有利的。”①[英]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26页。这清晰地表明，“进化”一词没有丝毫的“进步”含义。他曾在一本大力鼓吹进化论的名著上，写下了“千万别说什么更高级、更低级”的眉批，在1872年的通信中，他也写到，“经过长期思考，我无法不相信，所有生命都没有天生进步的趋势”。②[美]斯蒂芬·杰·古尔德：《生命的壮阔》，范昱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52～153页。科学意义上的进化论，不会把人导入“使任何一个物种比另一个物种占有优势”的幻想，而无论人们给予这样的幻想以好或坏的评价。③[英]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2页。达尔文认为，在广义的和比喻的意义上使用“生存斗争”一词，“其意义包含着这一生物对另一生物的依存关系”，④[英]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7页。而“自然选择就经常倾向于保存任何一个物种的最分歧的后代”；⑤[英]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37页。“只有在多数个体能够共同生存的有利生活条件下……才能使这个物种免于全部覆灭。”⑥[英]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5页。这也就是说，自然选择是以差异和多样性为其前提条件或基础的。他同时认为，“如用年来计算，我们不知道物种以何种速率发生变化”，而我们尚未拥有对宇宙和地球内部构成的足够知识，可以来稳妥地推测生命的演化。⑦[英]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32～533页。这昭然揭示了作为整个进化论基础的大尺度视野。对科学意义上进化论再认识的一个关键点，是对“适应”一词的全面理解。适应本身包含着两个相互背离的方向：一是以某个特定指向为目标的高度特化；二则是以变异来获取追随环境变化的能力。因此，如果结合以往地球生命无数次灭绝的事实就可以看到，进化论在科学本意上，并非是以连续单一直线为形式的过程，而是以断裂、变异、突生为基点来考察生命演化的。
古筝独奏在历史上有大量的经典曲目还有古筝演奏其他乐器的优秀作品，在现在有两种独奏的演奏方式，一种是象《汉江韵》一样右手弹琴，左手按弦；一种是象《西域随想》一样加入了拍琴弦、筝首还有用类似轮指的方法来抹筝首等等。为我们研究古筝技法提供了新的想法和新的思路。独奏筝乐是古今筝乐表演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高超的技艺。
在现代社会悖论性存在的大背景下，意识形态化了的进化论也有其正面的意义，这就是，以其科学之基，捍卫了现代社会确立个体地位、尊崇个体价值、扩展个体自由选择的基本理念。在生命的断裂、差异和多样性的基点上，由于适应本身所固有的两个截然对立的方向，会在诸如选择中导致选择失误者付出自己的生命乃至整个类的生命！就像白垩纪的恐龙那样。因此，现代社会所确立的基本理念，尤其是扩展个体自由选择，并非是一个仅仅关乎个体自由的问题，而是关乎整个人类存亡的根本性问题。其所具有的深层意蕴是，在人类多样性文化的基础上，基于个体差异的自由选择，已把绝大多数生命体的被动选择转化成了主动性选择，且不必为选择的失误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化了的进化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难于估量的，其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科学本意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刚刚把长期支配人的神驱赶了出去，而扭曲了的意识形态的进化论又马上把它从后门接了回来。重新回到在进步等等话语编织下的目的论的控制下。这一变形在最深的层面上，是对科学本意上的进化论的彻底否定，因为不论是以国家、资本或精英还是什么取代上帝，都意味着自由选择与人无关，人依然处于身外力量规划的控制中。现代社会“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3页。在这些最令人瞩目的征兆的激发下，当这种扭曲了的进化论把进步的观念附加于进化之上，就一直产生着极为不幸的多重结果。应该说，发展概念最深层的意识形态支撑源出于此。正是这种渊源关系，连续累积的单一直线、进步的不可逆性成为发展话语的主脉，而科学本意上的进化论所强调的断裂、差异、多样性以及适应的两重性含义，则被打入了冷宫。也正因如此，发展成为最适于勾描现代社会具有目的性的动态变化的词汇。
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总统向美国国会提交国情咨文，提出了在冷战背景下如何建立和维护以美国为主宰的世界秩序的4项计划，其中第4项计划提出“将我们科学先进和工业进步的优势用来服务于欠发达地区的改善和增长”。①[瑞士]吉尔贝·李斯特：《发展的迷思——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陆象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页。由此，发展便追随于一种政治实践的需要，以经济的外貌掩盖了政治的意图，第一次纳入了国家战略的政策实践体系；也给发展概念注入了意识形态工具运用的功能。而“欠发达”一词的启用，不仅给发展提供了一个比对的落脚点，而且赋予发展更为明显的方向性和目的性，进一步强化了深蕴在发展概念中的榜样效应。作为通过国家力量强力介入的契机，自20世纪50年代起，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波高过一波的发展浪潮，也为国家力量和资本力量日趋紧密的结合铺筑起日渐广阔的道路。
在基本把握了现代社会本质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发展的话语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悖论的社会中诞生的。同一的词语却容纳着多重的诉求：其上层不仅有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也有资本逐利的贪欲；而其下层也重叠着作为发展或被发展对象的广大民众提升和保障自我生存权利的诉求、各界人士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援助之愿；当然，也不乏以发展为旗号而求谋生之道或求功名之利的各色人等。因此，必须以对发展的反思，来理清发展概念所包容的不同内容。
在确定各年度的年度完成率时，为了便于横向比较，总体遵循线性原则、平均分解的思路，把五年的总目标平均地分配到各年。在具体计算过程中，用当年累积完成率减去上一年累积完成率即可。记年度完成率为year_r，当年累积完成率为com_rn，上一年累积完成率为com_rn-1，即：year_r=com_rn-com_rn-1。 以五年末期完成目标值100%为例，线性分配至各年的平均数值约为20%。若每年以20%的水平完成规划目标，则可视为较平稳地执行规划任务。
在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发展概念在其深层所展示的是一种榜样效应。当英国凭借其在14世纪初就开始推动的商业扩张，继而以18世纪首发于纺织业的技术革新所带动的产业革命，“从而使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发生了革命”之后，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8页。发展概念从一开始就深蕴着对产业革命所开创现代社会的膜拜之情，从而在19世纪从欧洲、北美到东亚，引发了第一波世界性的发展浪潮，法、德、美、俄、日等国以英国为榜样进行赶超，在20世纪初叶这些国家都已进入了世界列强的队列。正是这第一波的示范，建构起了发展的神话。
小流域面积相对较小，河道比降大，洪水汇流速度非常快，洪水陡涨陡落，各小流域之间又相互关联，加上山区小河流水文资料缺乏，目前预报方法不多。
二、发展的追问与反思
对发展概念的反思，首先把我们引向对现代社会基本理念的考察。如果说，18世纪的英国产业革命为现代社会奠下了坚实的生产之基的话，那么，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在现代社会的建构过程中，同样是居功至伟的。它以nation一词提出“一个单一且不可分割的民族”的理念，声称“凡在法兰西土地上生存者皆一国之公民”。不仅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政治组织构架，更重要的是，这一宣告剥离了此前加之于每个人的身份依附与等级标识，把确立个体地位、尊崇个体价值、扩展个体自由选择铸炼成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现代社会基本的生存活动都凭理性的旗号而推动，而这个它引以为自豪的理性正是仰仗于科学为其普遍基础的。可以看到，如果说，产业革命以经验事实使其所依赖的科学基础得到了即刻的展现，那么，法国大革命所贡献的基本理念的科学之基，却迟迟未能得到，而停留在仅仅是一种期望或憧憬的状态。
早在1953年，美国学者罗格纳·纳克斯就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书中，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⑤[美]罗格纳·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谨 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1956年，又有纳尔逊对不发达国家“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的提出，⑥谭崇台：《发展经济学》，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7页。继之，冈纳·缪尔达尔提出了“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持续地运用于他对亚洲乃至世界贫困问题的研究，出版了《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等论著，他认为，“不平等及其加剧的趋势已成为对发展的限制与障碍的复合体”。①[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顾朝阳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44页。在这些理论的激发下，也形成了一支由来自不同国度学者和广大南方国家本土学者所组成的质疑者队伍。如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帝国主义与依附》、②[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埃及萨米尔·阿明的《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③[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高 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还有德国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在20世纪60年代的《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等一系列研究基础上，70年代初完成了具有总结性意义的研究《依附性累积与不发达》，④[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依附性累积与不发达》，高 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7页。以及F.H.卡尔多索和E.法莱托的《拉丁美洲的依附和发展》，⑤谭崇台：《发展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2～130页。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贸易中的帝国主义研究》⑥[希腊]A.伊曼纽尔：《不平等交换：对帝国主义贸易的研究》，文贯中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8年。等等以现代社会历史形成的中心—外围结构为基点，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现代发展进程中支配—依附关系的建构，为人们提供了审视现代发展的另一种视角，史称依附论派。
“咚锵，咚锵，咚咚锵!”在沈阳市和平区北市场街道民富社区，有一支由奶奶姥姥级的队员组成的老年腰鼓队。腰鼓队成立6年了，宫团长欣慰地说：“腰鼓让我们的生活多姿多彩，有很多社区文艺团体为招不上来人而发愁，而我们队呢，却是人丁兴旺，每次出去演出都能吸引一些人加入，现在想进也不太好进了。”
（5）旅游市场基础。旅游市场现状和发展潜力影响地区生态旅游开发。生态旅游产品需要与之对应的市场将游客生态旅游行为转化为地区经济效益，良好的旅游市场基础对地区生态旅游开发具有重要支持和带动作用。故本研究从旅游市场规模、旅游经济效益和旅游消费潜力三个维度对生态旅游市场基础进行评价。
进而在社会全场域，“人不再感受到他是自己的力量和丰富感情以及品质的主动拥有者，他感到自己只是一个贫乏的‘物’，依赖于自身之外的力量，他向这些外界力量投射出他生存的实质”。③[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8页。如果说，现代社会曾以“人是万物的尺度”开辟了最初的发展道路，那么，在它发展了的形式中，至少在经济领域，人已不再是“万物的尺度”，即不是人使用生产条件，而是生产条件使用人，是全面的物对人的支配；现代社会奉个体自由为圭臬，但实践的结局却往往是“自由得一无所有”。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92页。资本律令成为现代社会所膜拜的普遍规律，“它将人类目标从属于非人的市场机制的逻辑”，⑤[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 钢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页。使“何为人”的问题成为对这个社会最普遍的追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扭曲达尔文进化论的始作俑者，却是达尔文的好友斯宾塞。斯宾塞首先把进步的概念偷渡到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在现代社会空前地扩展了人们的交往范围、空前地释放了人们生产能力的激发下，扭曲了的、意识形态化了的进化论，以即刻优劣的短视点取代了长期大尺度视野；以连续累积的、单一直线型的假说偷换了断裂、变异和多样性的基点；正是这种偷换和取代，导出了暧昧不清的进步定义，最终取代了达尔文科学本意上的进化论，成为现代社会话语最基本的主导。时至今日，从大多数人口中出来的“进化论”一词，已是抛弃了达尔文的达尔文主义。它把达尔文科学本意上的进化论挤压到了生物学、甚至是古生物学以及少数思想家的狭小范围。在“达尔文所有的观念之中，最令人难以接受的，就是不肯承认进步是进化机制可以预测的结果”；而“依弗洛伊德的说法，承认达尔文学说的正确涵义，就是推翻人类的自大”。①[美]斯蒂芬·杰·古尔德：《生命的壮阔》，范昱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52页。古生物学家古尔德写到，达尔文这位“进化论之父似乎在独自坚持生物的变化只能导致提高生物更适应所生活的环境，而不导致由结构复杂性或异质性的提高来界定的抽象、理想的进步——绝不说高等低等”。②[美]斯蒂芬·杰·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田 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4页。以地球生命的事实来看，80%的多细胞动物表现为节肢动物的模式，古尔德给予的评价是“进化相当成功”，③[美]斯蒂芬·杰·古尔德：《生命的壮阔》，范昱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2页。它们虽然没有发展出复杂的神经系统，但有许多却拥有复杂的化学防卫系统，人类曾经以DDT等毒药来对付其中一小部分的所谓害虫，却反转成为戕害人类自身的产品；甚至更进一步，化石记录的生命是从细菌开始的，而这种最简单的生命模式，在“将近40亿年之后的今天，仍然还在原来的地方，显示着同样的生命模式”。他据此认为，“细菌才是整个生命史中的耐力冠军和主宰者”。④[美]斯蒂芬·杰·古尔德：《生命的壮阔》，范昱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65页，第196页。人们曾经以各种抗生素的发明来抵御细菌给人类生命带来的危害，但今天为人们所熟知的医院病毒，也再次确认了1993年发表于美国《科学》杂志的《免疫系统进化史》所提出的一个科学发现：这些被人们视为的“低等有机物居然也有复杂的免疫系统”。⑤[美]斯蒂芬·杰·古尔德：《生命的壮阔》，范昱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9～20页。遗憾的是，在现代社会大行其道的却是被歪曲了科学本意的、意识形态化了的进化论。
引导自我管理，根本上在于培养自我管理的能力。在班集体创建活动过程中，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是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重要渠道。
钾在植物体内主要是以离子态存在，可以调节渗透浓度、平衡阴离子、活化许多重要的酶以及控制植物体内的水分状况。土壤速效钾含量受成土母质以及秸秆还田等农业措施影响非常明显。2011-2015年间，浦口区耕地土壤速效钾呈上升趋势，从2011年的101.8 mg/kg上升到2015年的128.63 mg/kg，年平均增加5.27 mg/kg。从三大农区来看，增速沿滁地区大于沿江地区、低山丘陵地区。
就在这第一波发展浪潮中，已呈现出不同国家发展顺序和重心的差异以及发展方式和道路的选择。1841年，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德国的赶超战略尚未全面启动时，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其自述“以历史和事物本质为依据”，②[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8页。在英国“如何基于政治力量进而获得生产力量，又如何由生产力而获得财富”的历史中，看到了“政治力量、生产力量与财富之间”交互作用的关系，③[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7页。而提出“必须考虑到一个独立的‘生产力理论’”，来论述民族精神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④[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22页。这样，李斯特为在现代社会进程中的一切后进民族开创了建构自身发展理论体系的先河，以其独立的探索形成了民族发展理论的一只独特源流。⑤陈庆德：《发展经济学的一支独特源流——评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学习与探索》1989年第6期。之后，德国是依靠铁路建设的惊人的急剧方式打通了发展道路的。⑥[德]鲁道夫·吕贝尔特：《工业化史》，戴鸣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84～85页。俄国则是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引进外资为基点来实施赶超战略，其主要的工业基地顿巴斯，就是在法、英、德、比等国的资本支持下兴起的。⑦[苏]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2卷，李延栋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78页。远在东方的日本，以明治维新提出“和魂洋才”为起点，通过政府发动转向民间财团的助力过程，也在19世纪末完成了“脱亚入欧”的转变。而对中国来说，“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和“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屈辱体验，⑧陈庆德：《洋务运动的再认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产生出一种对发展概念的特殊情怀：从“保种、保国、保教”开始，经历了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旗号下的工业兴建，也在19世纪末走上了“变法”之路，从律法、制度乃至风俗，以改变我们的一切进入新世界的呼喊，转化成一种颇为广泛而深厚的期盼，为国人奠定了对发展的信仰之基。从19世纪中期开始就一直深陷战乱泥潭的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重启发展进程时，就是以更为具体的“超英赶美”口号为标识的。在19世纪以神话和信仰的憧憬为依赖的历史实践基础上，熊彼特在1911年撰写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发展是对现存经济格局的一种突破，突破的力量来自创新，具体可分列为产品、技术、市场和组织的创新。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 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年，第73～74页。把发展引入了理论研究的场域。
现代社会的开创，把人类社会从“自然共同体”带入了“社会共同体”，把人的状态由“人的依赖关系”转变为“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然而，正是其悖论性的存在，却展现出强权即优势、劣势即屈辱的图景，也就使一部分人以牺牲另一部分人为代价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标志之一。人的不再是无声的合类性的总体性要求和人的分离性发展的基本问题，在每一个人每时每刻的严酷而深切的体验中得到了展现，从而，社会应该如何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又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个性”？成为人们对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发问。在现代社会悖论性存在的基础上，一方面，渴求改变其屈辱地位的发展主体把发展视为其所期望和憧憬的神话；另一方面，对发展的主导者来说，发展则成为推行其主流意识形态最便捷的工具。依靠这种合力，发展概念终于在20世纪完成了它的华丽转身，上升为遍及全球的主导性话语，甚至进一步获得了一种理论的装饰而深化为规律的信条，转变成全球信奉的普遍真理。
马克思是以“历史性范畴”的概念来考察现代社会的。正是这种大尺度的视野，使他能够在资本关系的分析中，把在现代社会中所出现的股份制看做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看做是把“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⑥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94页。这就是由社会化生产力的性质所引发的资本社会化的一个历史结果。它“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⑦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94页。这意味着在社会化生产力这一本质要素的规约下，资本将“不再是各个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⑧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94页。也正是这种大尺度的视野，使马克思在犀利地批判现代社会资本关系的局限性时，也盛赞了现代社会所带来的生产的全面性展开，及人控制物质能力的空前释放。遗憾的是，对马克思一个更深层的误解，则来自于人们往往把这种大尺度视野的论述，偷换到“即刻视点”上。马克思不是仅凭表象事实来分论不同社会的，而是抓住了生产力性质和交往结构这两个本质性要素来分析作为历史性范畴的不同社会的。他由此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也并非以道义情感为基点，而是基于社会自身的内在矛盾才得以展开的。正是这种总体性的视野，使马克思的学说一直持续地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然而，也正是这种影响力，使马克思遭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扭曲与误解，“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⑨[瑞士]吉尔贝·李斯特：《发展的迷思—— 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陆象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4页。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这种扭曲与误解的状况，有的是在主义的幌子下塞进了私货，有的则是汲取了马克思的学说却打出反马克思的旗号。
现代社会以政治场域中的民族国家形式和经济场域中的资本支配形式的建构，创造出了两个迄今无可比拟的巨无霸，国家意志和资本信念也就顺势成为现代社会发展实践进程中最基本的主导性力量，成为发展实践的主要的领导者、规划者、组织者。而这两大力量的实质性内容，却是把原来的社会公共权力和一种社会力量，局限性地交由某种具体的有形的组织形式，也就使属于社会的权力和力量异化为一种具体的、特殊的和个别性的存在。尽管我们可以不必以完全对立的预设来看待这两种力量与社会其他部分的关系，但既然两者都具有某种具体的和特殊的局限属性，也就把社会、国家、资本、群体乃至个人如何共享或分享发展利益的问题推到了前台。首先是大批来自经济学领域的人聚集于发展话题旗下，引发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乃至历史学等众多学科广泛的、不同程度的专业性参与。尽管发展的话语重叠着多重的不同诉求，但正是这一话语在作为发展对象的一方也获得了生产性时，发展终于成为了“所有的国家领导人、所有的国际组织、几乎全体经济技术治国专家和为数极多的普通民众都认同的信仰”。②[瑞士]吉尔贝·李斯特：《发展的迷思——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陆象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37页。成为了全球性和全民性最大热点，演成了至今仍持续不衰的、尽管拥有一系列的矛盾、显现着观点和立场的对立与冲突、却又俨然呈现为一种整体性的和普遍的社会实践。
诚然，应该承认，在叠加着多重诉求的发展话语中，国家与资本的力量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在国家和资本旗下，汇聚起大批来自不同学科的人。当然，在国家或资本的基点上，他们的论述大多趋向当代国际“建制”问题，但其中也不乏许多专业性乃至学术性的精湛论述。这些各有不同侧重的经济分析模式，为人们分析发展过程中的人口流动提供了有效的工具。③谭崇台：《发展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14～342页。应该说，这支队伍囊括了不同学科的人，构成了极为庞大的阵容。除此之外，也有一支在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基点上，对由国家和资本两大力量主导的发展提出质疑的学术队伍。我们可以把其思想源流追溯到马克思那里。熊彼特曾从经济分析理论的角度指出：“马克思是试图为资本主义过程建立清晰模型的第一个人”；而更为重要的是，“它企图揭示这样一种机制，仅仅由于这种机制的作用，不借外部因素的助力，就会把任何一定的社会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状态”。④[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杨敬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3页。凭借这种其他经济理论所没有的意义，或许可以说，马克思的理论是这个时代真正的进化理论；在大尺度的历史视野上，发展应该具有趋于新结构的能量，那么，也可以说，马克思提出了一个独树一帜的发展理论，它与前面那种以现实国际建制与维护为出发点的发展理论具有根本性的差异。尽管这支队伍所付出的质疑多以具体问题入手，有着各自不同的角度和侧重点，探求如何使发展获得具有新的更好结局，成为了这些质疑共同出发点。
达尔文在人与万物同源的基点上，把人纳入了地球所有生命演变的考察，其坚硬的核心就是“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这一伟大的科学发现将人从“上帝之手的规划”中解放了出来，给此前一直束缚于人身上的神权枷锁致命一击，由此引发现代社会最具根本性意义的意识形态变革。不幸的是，达尔文进化论所具有的科学革命和意识形态革命的双重身份，也使其原来作为科学的学说迅速意识形态化，达尔文的学说由此也遭遇了与马克思的学说同样的扭曲与误解。更为不幸的是，这种被扭曲了的达尔文进化论却上升为整个19世纪主流的和最基本的意识形态，至今仍持续地发挥着影响。这就使我们有必要去重新认识达尔文本来的、或科学意义上的进化论学说。
实际上，发展在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呈现着一种悖论性的状态：从19世纪中期渐次展开的第一次发展浪潮，不幸演成了争霸世界的一部列强兴衰史，并在20世纪上半期两次世界大战爆发，使人类的自我戕害达到了极度惨烈的空前规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美国主导的发展规划的实施，即刻带来了欧洲复兴的辉煌；联合国在20世纪60年代宣告的第一个“发展的十年”，也以绿色革命当即大放异彩；然而，当联合国20世纪70年代宣告第二个“发展的十年”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显现出颓势：在支配—依附结构中前期发展所沉淀累积下来的各种弊端开始展露。如在印度旁遮普，与绿色革命相伴而行的是原来公平的土地分配制度的全面崩塌，大多数人只有很少的土地，而极少数人拥有绝大多数土地；在巴基斯坦，没有土地的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随着发展而增加，而是停滞在以往的水平上，每年不到100美元，与此相对照，一个拥有1 500英亩土地的农场主，在一次收成中的纯利润就达10万美元。⑦[美]D.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10～111页。绿色革命的真相无非是：在把由资本推动的面向市场的作物种植带入快速增长轨道的同时，却把农民为自食而进行的作物种植导向了停滞、颓败和生存条件趋于恶化的境地。到了80年代，超过50个在绿色革命前尚能粮食自给的国家，都沉沦为纯粹的粮食进口国。⑧[英]克莱夫·庞廷：《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 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1页。其原因，正是现代社会的局限性导致了把自然稀缺转换成社会稀缺这一结局。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前一阶段的万分欣喜和后一阶段接踵而至的悔恨与歉疚总是不断地重复上演。可以看到，“发展这一概念恰恰造成了我们时代一个重要的自相矛盾的事实”。⑨[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张 宁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页。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呼声中，发展遭遇了更大和更多的质疑，而人权、生态与环境成为质疑发展最主要的出发点。
如西蒙·库兹涅茨1966年写下《现代经济增长》时，已使发展的含义超越了纯粹的经济指标增长，把各民族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变革以及各民族成员应成为自身结构变革的这样一些基本内容囊括其中。⑩[美]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戴 睿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1～12页。而弗朗索瓦·佩鲁曾基于对在支配关系下所形成的不平等、不平衡发展动态过程的审视，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发展极的理论，他认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⑪而“发展的目的决不是要强迫人们不情愿地像牛一样被喂养，或者永远作为小孩来抚养”；“发展同作为主体和行为者的人有关，同人类社会及其目标和显然正在不断演变的目的有关。”所以，必须在“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点上，①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张 宁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17页，第118页。提出新的发展观，才可望获得新的发展。梅多斯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初向罗马俱乐部提交的报告则指出，在地球是有限的这一简单事实的基础上，现代发展所引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等的问题，已使发展遭遇了极限的瓶颈制约。②[美]D.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62页。舒马赫则认为，现代的发展方式正在“摧毁自己赖以建立起来的基础”，而“对三分之二的人类来说，‘过幸福美满的生活’‘稳步改善命运’的目标，即使实际上没有倒退，也好像同过去一样渺茫”。③[英]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虞鸿钧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7页，第109页，第1页。
人们没有意识到，自20世纪50年代登上国际舞台的发展，在经历了60年后的今天，其概念变得如此诡异、如此充满矛盾，甚至幻化为人类通往终极幸福的真理信条，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却始终无法兑现当初许下的承诺，发展依然是遥遥无期的未竟目标。由于丧失了对发展悖论性存在的深刻反思，尽管人们一直忙于修补发展的概念，发展却往往表现出一种未定义或伪定义的状态，并先后获得了诸如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改造传统农业、社区营造等称号。以至到今天的反贫困等等的变形表达，把发展概念引入了碎片化呈现的结局。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9年基多会议，把“总体的、内生的、综合的”加诸于发展概念，却仍然无助于“为谁发展、谁来发展、如何发展”问题的解决；20世纪80年代，世界环境委员会发表了《我们的共同未来》宣言，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该概念的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更是使其落入了一个话语骗局的陷阱中。首先，如果我们承认生命过程是一个连续与断裂的复合体，过程直接昭示着连续，但作为结果的变化也蕴涵着断裂之意的话，那么人类社会正是依靠于采集、狩猎、游牧、农耕以及现代工业等不同的经济类型的主导性地位的替换，才获得人类今天的现实存在的。如果其中的任一经济类型“持续发展”，就不会有人类今天的现实状况。其次，如果说，现代的发展正是当今社会中贫富两极的加速深化、生态危机等等诸多问题的始作俑者，那么，在持续由这个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控制的期望下，“可持续”的字眼实际上是防止人们去触动带来这些问题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无非是一种掩耳盗铃的把戏。因此，应该提出“可持续什么”的发问。④[美]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林官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6页。直到2000年联合国《千年宣言》的提出，在“反贫困”这一中心词的笼罩下，发展更是被碎片化地剪割成一系列的具体项目和目标，以更大的强度麻痹了人们的思考力。或许我们应该记起，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更为惨烈和深刻的全球金融危机，再一次地将现代发展实际上是由资本主导和控制的真相袒露于世。这种具有深刻局限性的发展，不过是“用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来代表社会存在的理想环境”；⑤[瑞士]吉尔贝·李斯特：《发展的迷思—— 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陆象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页。编辑《发展词典》的沃夫冈·萨克斯也认为，今天整个发展工程“像矗立在知识景观中的一片废墟”。⑥[美]詹姆斯·弗格森：《现代性的前景：赞比亚铜带省城市生活的神话与意义》，杨 芳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40页。更重要的是，这种局限性的发展，扭曲了人们对自身历史及其对现代社会本质的理解，把无数不可胜数的本土生产、生活和行为方式挤入绝境。⑦[美]詹姆斯·弗格森：《现代性的前景：赞比亚铜带省城市生活的神话与意义》，杨 芳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40页。
三、审视发展的基点问题
应该承认，发展概念所内蕴的榜样效应和发展实践中的赶超战略，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具有充分合理性的。毕竟马克思也曾经指出，现代社会“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8～109页。但是，在这个空前释放了人的能力的开创性时代，发展是否仅仅只能呈现一个目标、一种方式乃至唯一方向或道路的状态？应该认识到，“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一共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①《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92页。马克思在晚年曾鲜明地指出，在人类向着保证社会劳动生产率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的进程中，并不存在一条不同民族都必须走的唯一道路。“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的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30页。这就揭示了发展审视中的基点问题。
区内褶皱构造不甚发育，总体上表现为一向东偏南倾斜的单斜构造，由于应力作用的影响，局部可见到层间小揉皱构造及勾状构造。
发展的话语历来就存在着两对深刻的基点差异。究竟是把现代既存的生产和发展的方式“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③《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6页。把现代社会视为历史的终点；还是把现代社会看作一个历史性范畴，即看作人类历史过程的一个特定阶段成为最首要的问题。恩格斯曾指出：“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④《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5页。在前一个基点上，人们所做的一切努力，不过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至多不过是证明现代社会的“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4页。可以说，作为发展概念变形表达的“现代化”这一词汇，充分展现了该基点的局限性。而在历史性范畴的基点上，我们就会深切地理解到现代社会的悖论性存在，审视到现代发展的两面性问题。所以，“人们决不应把在历史过程的变化中产生的方向等等，直接评价为进步或者倒退。在这种过程中，进步或倒退都有可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趋势”。⑥[匈]卢卡奇，[德]本泽勒：《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38页。而是要在对现代社会及其发展悖论性存在的持续批判中，为人们提供更广阔自由选择的空间，进而开创新的发展方式和道路。
这一基点问题也让我们重新认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不是以表象事实，诸如计划与市场、公有与私有等等的多变表征出发，而是从结构性的角度来区分不同的社会形态，那么，一个特定的社会结构是在漫长的历史沉淀的动态过程中增补、修正、逐渐塑造而成的，具有同样结构性质的社会，可以获得不同组织形式的表达，也可以使用不同的名称来标识；但是，这种由历史而来的结构性，不会像茅舍那样瞬间突然倒塌。同样，无论你拥有多么澎湃的激情而期望一个新的社会，无论有关“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对于实际的社会结构的变迁来说，“没有任何意义”。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3页。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
另一个重要的基点问题则是：究竟是以扭曲了的、意识形态化了的进化论为基点，即以连续累积、单一直线以及进步的不可逆性为出发点来看待发展，还是以科学本意上的进化论为基点，即从断裂、差异、多样性以及适应的两重性含义的角度来理解发展。在前一个基点上，那些曾经在人类历史不同时期占据过主导性地位且今天依然存留的不同生产方式、经济类型和生活模式，诸如采集、渔猎、农耕乃至现代产业等等，都被排入了高低阶梯的发展顺序，前者是低级的、落后的、要被取代或要归于灭亡的。在简单的二元区分下，前现代的诸多社会被纳入“传统”这一铁板一块的模式中，由这一基点所导出的结果，已极大地扭曲了人们对其自身社会的理解。以中国而论，中原大地的以精耕细作为表征的农耕经济，与内蒙古草原、青藏高原所展现的农牧并存的经济样式，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从清代就已展开的“三分稻、七分棉”或“桑基鱼塘”商品性农业，甚至与中国云南独龙族以采集、渔猎和种植三位一体而构筑的经济类型都是极为不同的，也正是这种差异，为我们展现了具有丰富内容的不同生活模式和文化特征。而在后一个基点上，我们就会看到，上述各种不同的经济类型和生活模式，与我们就并存于同一时空。展现出不同区域与民族的人们在生态、生产和生活各方面所拥有的各种高度的智慧与能力，而构成了人类共同的财富。在科学本意的进化论基点上可以看到，单一直线型的发展取向，实质是把人类的生存适应导向了高度特化的方向，基于这种单向性，无论是不遗余力的推崇，还是无望的抵制，都是不足取的。而不同经济类型与生活模式存在的根本性意义，就在于它以多样性的存在，为整个人类的生存进化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或者说，它为攸关人类存亡的生存适应的主动性选择铺筑了最坚实的基础。如果我们还能记起镌刻在德斐尔神庙上的那句格言“认识你自己，从而认识到你知所知微乎其微”，从认识论的角度承认人尚不能认识一切、控制一切、改造一切，那么，不同民族所拥有的不同经济类型和生活模式，不论在历史的某一特定阶段是居于主导，还是已沦为边缘，在人类未来与某种存亡危机相遇时，就会以其差异性的存在，为人类提供更多潜在的或可能的选择机会。这也就是多样性或文化相对论所能贡献的最根本的意义和最大的价值。
笔者才疏学浅，其能力不足以评价不同经济类型与生活模式的优劣，更不愿意做上帝式的规划者，去劝诫生存于不同类型与模式中的人们应该保护什么或抛弃什么。此番论说使笔者足以自慰的是：能够结出果实的发问远胜于不结果实的结论。
A New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Society and Reflections on Development
CHEN Qingde，DU Xingmei
Abstract: When he criticize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apital relationship in modern society，Marx spoke highly of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and the unparalleled release of man’s ability to control material brought about by modern society. The discourse of development was born in such a society that was full of paradoxes. The single straight line of continuous accumulation and irreversibility of progress in modern society have since become the dominant development discourse while the dual meanings of fracture，difference，diversity and adaptation emphasized by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in the true sense of science have been overlook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the different economic types and living modes owned by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provide more potential or possible choices for human beings. This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meaning and maximum value that cultural diversity or cultural relativism can contribute.
Keywords: concept of development， modern society，diversity，cultural relativism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19）02-0001-11
作者简介：陈庆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杜星梅，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后流动站驻站研究人员（云南 昆明，650091）。
（责任编辑 张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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