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系统总结和深入研究大学者的学术历程，是对时代精神的一种微观考证。将哲学研究升华为国运攸关的事业并为之穷根深究，这种学术志向和研究立场影响着赵凤岐先生一生的学术发展方向。哲学如何从更深层次地反映时代精神、回答时代问题，构成他一生思考的主线。他长期专注于辩证法研究，化辩证法的实质为思维方式，来分析人类思维史上的重要问题，是其重要的学术特质。在批判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的基础上，赵凤岐先生对一系列辩证法范畴的内容有重要的发挥、丰富和拓展，进而推进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根据和方法论。
[关键词]家国情怀 中国问题 历史经验 哲学反思 辩证法
这个题目是出自胡乔木的一首诗，全诗为：“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辨爱憎。铺路许输头作石，攀天甘献骨为梯。”几年前，我去看望赵凤岐先生，这首诗是他亲手抄给我的。我猜想，他十分看重这首诗，一方面是借诗言志，另一方面也希望我能以此自勉。所以，参加这次纪念会，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赵凤岐先生为我抄录的胡乔木的诗。
赵凤岐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教育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他从1956年考取哲学所的研究生起，笔耕不辍，在六十多年的学术研究和教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对唯物辩证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学问和思考已化作文字和著述融入中国学术思想宝库，并将长久地熏陶和滋养后来学人的成长。最近哲学界正在研究和写作中国哲学七十年的课题，这是一种宏观的鸟瞰式探讨，从中可以使人得到“纵贯之眼光，史学之通识”。而研究和总结一个人的学术历程，则是一种个体的微观考证。俗话说得好，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如果我们将一个学者还原于当时的历史时空中，研究他对所处情境的理解和相应的研究课题，那么一个哲学家的思考也可以反映出一个历史时代的声音。我今天的发言，侧重从赵凤歧的学术自选集入手，追述他的学术历程及思考的聚焦点，以期读懂他的学术生命。
为了简化模型，假设技术和资本折旧为0并不随时间而变。[17]因基础设施覆盖面广，无法在模型中全部涵盖，本文选择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基础设施情况(交通、通信、电力)来代表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带入模型。
一、以振兴中华为理想的家国情怀
学术志向和研究立场实际上会影响到学者一生的发展方向。冯友兰晚年提出“迹和所以迹”的关系，他说过，“我的著作是我一生的足迹，你们想了解我，首先要了解我的‘所以迹’，必须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去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就是要为中华民族找到从旧的传统走向现代和未来的道路。他多次表示，他的一生都是从哲学的层面思考，中华民族从文化上如何崛起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王浩从美国来看他，问他思想上为何多次变迁，他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若问道术多歧变，请向兴亡事里寻”。再往前追述，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在为西南联大所写的校歌词中就有“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始终是冯友兰安身立命所追求的学术境界。当“迹”与“所以迹”发生矛盾时，大师们会毫不犹豫地使前者服从后者的召唤。梁漱溟1924年辞去北京大学教职，他对蔡元培讲他的理由是，在北京大学教书解决不了他心中的使命问题，即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救亡、赶超、复兴的近代主题。可以说，梁漱溟的一生都在为自己心中的理想奋斗。从冯、梁两位先生的轨迹可以看到学术志向与学术业绩的因果关系。
近代以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志士仁人共同的使命，但每个人的立足点有所不同。赵凤岐先生在“哲学的特点及其为现实服务的方式”一文中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是做时代的思考者，关心改革开放这个决定中国命运和人民福祉的最大现实，悉心地听取实践的呼声并做深入的哲学思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是我们的职业良心和光荣的历史使命(第394页)。基于此，他从元哲学的高度思考并回答了“哲学与现实是怎样一种关系”这一哲学观的根本问题。
在哲学的性质上，他认为，高度概括的哲学知识是在概括凝聚着生产斗争知识和社会斗争知识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得来的，哲学知识一经形成，又作为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维工具而作用于现实，并在这种应用中得到检验、修正和发展。哲学是人对整个世界的理论思维，它以最概括的形式从世界观的高度反映现实，从我们周围世界的内在联系上反映周围世界的发展。哲学以最普遍的东西以及各领域中的一般规律作为自己的特殊研究对象，这既是哲学的一个特点，也是它的一个优点，更是其他任何部门科学无法比拟的。正因为如此，哲学不能脱离现实的实践和具体科学的发展，哲学所探讨的最一般的东西正是存在于各个特殊的具体实践和科学之中的。辩证法对今天的现实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只有它才能为各门科学、为事物的普遍联系提供说明方法。哲学既以高度概括的理论形式反映现实，也以高度概括的形式应用于现实。所以，不能把“哲学应用于现实和为实践服务”理解为某种政策做注解，不能把哲学看作可以为任何政策、做法做论证的工具。
赵凤岐先生多次指出，过去曾经发生过的把哲学的应用简单化的现象，一遇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科学等需要解决的问题时，就立刻要求用哲学概念推演来提供现成答案的习惯，其原因是忽视了哲学通往现实道路中的必要的中介。哲学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要通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为此，必须以哲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为中介，必须以重大实践与理论问题深入研究为中介，必须以思维方式的发展和变革为中介。哲学在重大历史关头都是由于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实现了拨乱反正，为人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由此，我们才能体会赵凤岐先生在“自序”中说，“辩证法与当代现实的关系是我的这本自选集的主题”。他还特别地加以说明，为什么把辩证法范畴作为研究的重点，因为辩证法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像一般和个别、统一性和多样性、绝对和相对、抽象和具体等范畴，与现实生活有紧密的联系，是自然之网和社会之网上的“纽结”，把握好这些范畴之间的辩证法，对实际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复杂关系的处理，均具有重要意义。赵凤岐先生把哲学研究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上升为与国家兴衰相关的事业，进而又把这与国运攸关的事业升华为一生为之穷根究底的志业，从中可以体会到他的精神境界。一般而言，哲学问题往往都是一些令人苦恼的终极问题，一生有志于且乐此不疲地从事哲学研究，正是赵凤岐先生人生境界的体现。
二、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的理论创新
哲学如何从更深层次反映时代、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既是众多志士仁人穷其一生探究的主题，也是赵凤岐先生一生思考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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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水下抛石护岸工程质量无损检测技术研究…………………………………………… 余金煌，王 强(22.66)
事实证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在寻找中国发展道路时提出的“独特方案”，可惜这条道路并不成功。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后来，邓小平在谈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时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像邓小平提出的毛泽东主观上想发展生产力、客观上又忽视发展生产力这样的问题，问到最后，就是哲学问题。
胡绳和赵凤岐先生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专门从哲学高度进行了思考，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胡绳以“天命难知频破惑，尘凡多变敢求真”的诗句来表述自己晚年的学术追求。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正确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政治与经济关系等方面对中国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度解析。赵凤岐先生则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引导人们从知性上升到理性，对影响中国发展道路的形而上学思维定式进行了深度解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理论建构提出了新的视角和框架，值得人们永远铭记。
赵凤岐先生辩证法研究的重要特色，是化辩证法的实质为思维方式，来分析人类思维史上的重要问题。在文集中有一条隐而不显的主线，就是对辩证法实质和核心的研究和运用。他在文章里引用了黑格尔的三句话：“一切事物本身都自在地是矛盾的”，“矛盾是推动整个世界的原则”，“认识矛盾并且认识对象的这种矛盾特性就是哲学思考的本质”。他还引用马克思对黑格尔评价的话，即黑格尔“一向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他所说的对立统一规律。在他看来，两极相逢这个习俗用语，伟大而不可移易地适用于一切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不能漠视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不能漠视刻卜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把上述思想从方法论的高度进行了归结：“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拋弃了辩证法。”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在把握好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联结上注重对矛盾特殊性的研究，是实现理论性创造的基础一环，也是由理论走向实践的关键环节。这个观点是我们把握赵凤岐先生辩证思维的钥匙。
关于“大跃进”问题，胡绳认为，毛泽东对于过分集中、一切由国家计划来安排的经济体制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他企图用“大跃进”的方式来冲破苏联模式是行不通的。胡绳指出，毛泽东搞“大跃进”运动，以为直接依靠群众的政治热情和鼓足干劲，就能实现工业和农业生产力的大飞跃，结果事与愿违。这其实不是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而是把政治放在首位，结果是既不能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也扭曲了政治的作用。认为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在于政治挂帅，在于阶级斗争。这是“抓革命，促生产”口号提出的理论依据。赵凤岐在《论实践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一文中提出了实践效应这个概念，自觉坚持实践的正、负效应辩证统一的观点，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对比中，对“超越阶段”的实践负效应进行了深度反思，以唯物辩证法为思想武器，对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传统的某些社会主义观念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对“超越阶段”实践背后的唯心史观思维模式进行了揭示。列宁从唯物史观出发明确指出，在分析社会历史现象时，只有把一切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又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的高度，才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成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赵凤岐指出，林彪、“四人帮”在思想上造成的严重恶果之一，就是随心所欲地鼓吹唯心史观。在社会历史领域，他们把生产力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为上层建筑，又把上层建筑归结为“专政”，在归结到这一步之后，抓住“专政”这一点，吹而肿之，膨而胀之，来个“全面开花”，叫作“全面专政”。他们把复杂的社会现象极端地简化，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丰富内容“浓缩”为四个字：“阶级斗争”，用来决定一切，代替一切，冲击一切，打倒一切。这种“浓缩”法，与列宁上述的“归结”法相对比，在形式上类似，但内容实质上却背道而驰(第119页)。赵凤岐先生揭示了邓小平与“四人帮”斗争的背后是两种历史观的斗争，对这一点邓小平也有明确的表述。1977年11月28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写一写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文章。‘四人帮’是不讲生产力的，他们甚至连生产关系也不多讲，只强调上层建筑。他们讲上层建筑也是只强调‘专政’的一面，只讲‘专政’问题，但人民内部存在的极大量问题不是专政，例如管理就不是专政。”(《邓小平年谱》第243页)赵凤岐先生的哲学分析正是对邓小平讲话的具体深化。
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以后，没有能够长期保持，问题出在哪里，成为晚年胡绳集中思考的问题。1995年，他和郑惠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在苏联既唱了赞歌，又唱了挽歌，教训是深刻的。这个事实证明，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成熟的。苏东剧变和解体，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还不成熟。众所周知，1956年3月23日，毛泽东在谈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说，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4月4日，毛泽东又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第549、557页)。
一个人的思想和理论，首先而且从根本上说是时代和现实的产物，而不单纯是前人思想的产儿。这个思想史上的规律鲜明地体现在赵凤岐先生身上。他的自选集表明，他在哲学理论上的卓见，集中表现在对唯物辩证法范畴的研究上。他的强烈的问题意识，使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最大现实为着眼点，他着力选择和研究的辩证法范畴，如一般和个别、同一和差别、绝对和相对、抽象和具体、统一性和多样性等范畴，正如他自己表述的，几乎都是哲学教科书和哲学辞典中不专门写和不专门讲的。这就是说，别人没做的，他要下功夫来做。选择这些范畴的理由，是因为这些范畴本身具有普遍性，更重要的是它们与当代现实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时代精神不是抽象的、无人身的理性，它总要通过个人的遭遇和感受表现出来。时代之问也不会自在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有些问题往往通过剧烈的历史变迁和数代人持续地理性思考，才能被人们揭示出来。那些求新求变者在历史动荡中则会经历磨难和苦闷。
图4、图5为不同粒径砂粒及含砂流对窄5贴片(内拱璧处)和窄9贴片(外拱璧处)冲蚀后的损伤形貌。图4中内拱璧处由于粒子的法向撞击导致材料剥落，腐蚀又加剧了壁面受损伤的范围和深度；除了大量微小的压痕和划痕，偶见有大颗粒切削壁面导致的损伤。由图5可看出60～80目砂粒冲蚀后的外拱璧窄9贴片上有多次切削的痕迹，痕迹周围还有堆积起的碎屑，这一现象比较符合Levy所提的锻造挤压理论[3]，即砂粒冲击时对管道壁面施加挤压力，使材料表面出现凹坑和凸起的唇片，之后沙粒对唇片进行“锻打”，在发生严重的塑性变形之后，靶材呈片屑状，随后从材料表面流失。
从辩证法的高度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始终是赵凤岐先生晚年思考的重大问题之一。问题是理论研究的起点和动力，他的研究是直面教条主义思维方式，解析它的形而上学思维特征。
他指出，统一性和多样性，是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范畴。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在发展中经常遇到的重大问题。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毫无例外地都面临如何处理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并且在这个问题上普遍地出现过失误，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长期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苏东剧变、分疆裂土(从高度统一到极度分散)就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最惨痛的教训。他在上述论文中，全面介绍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关于注重研究事物的多样性以及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辩证统一的理论观点，深入地分析和总结了苏共和斯大林以及在我们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只讲统一性、不讲多样性，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造成极大损失的惨痛教训。由于他们把统一性和多样性对立起来，把一切多样性视为异端，一概加以拒绝和打压(如苏共领导人把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左”倾教条主义把普遍的原理抽象化，把统一的革命原则绝对化，不懂得要实现这种统一性必须把它民族化并通过多样化的形式方能成功，从而使统一性和多样性这两个方面都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一个论点、一种理论见解，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又是行不通或不合时宜的，这种情况在实际生活中并不罕见。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现实的结合，一直是一个比较艰难和复杂的过程。总结历史经验，一个重大的方面是对理论思维方式的反思。
三、以历史经验为镜鉴的哲学反思
事实证明，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是解决发展观和发展道路的核心理念之一。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多次讲过，治国之道，要有经有权。老子讲以道莅天下，讲以道治国。经与权都统一于道，经是道之常，是道中之道，是道本身的原理、原则，权是道之变或通。朱熹讲，权变是把握经典的奥妙之处。“四人帮”只知道“按既定方针办”，只讲经不讲权，把经变成抽象的经、死经，把活的马克思主义变成死的马克思主义，其结果是误国误民。赵凤岐先生在论文中多次强调，没有多样性就没有统一性，正如没有统一性也没有多样性一样，马克思主义是在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结合中来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的，从而深入地阐述了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本质特征之一。邓小平是毛泽东关于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要实现第二次结合思想的继承者，他提出的改革开放战略和“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事实证明，与统一性具有内在联系的多样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生命力的源泉，是把科学社会主义普遍原则转化为具体实践和现实的结合点。
关于非营利组织法人财产权，目前学术界的观点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国家或社会共有；二是所有权人虚置；三是非营利组织拥有法人财产权。基于非营利组织资产所具有的来源广泛、形态多样、用途受限、受益人和所有人不确定等一系列特征，多数学者们提出应在明确财产“终极”所有权的条件下（互益性组织财产归属特定群体、公益性组织财产归属社会），给予非营利组织法人财产权。
赵凤岐先生在《论实践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一文中提出了两个新概念，即“大跃进”式的实践和“超越阶段”实践。他指出，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一直处在不完全清醒的状态，所制定的方针政策也往往是“超阶段”的，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甚至曾一度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在较长的时间里，又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处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激烈斗争的“过渡时期”。于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失误出现了，又发生过“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实践、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穷过渡”等，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赵凤岐在文中明确指出，正是基于这些“大跃进”式的实践教训，邓小平深入地思考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到底处于什么阶段这一重大根本问题，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概念。党的十四大明确把这一理论纳入邓小平理论之中，并把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石。对于超越阶段实践背后的支撑性理念和支撑性思维方式，胡绳和赵凤岐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解析。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关于中国道路的选择问题上，屡屡出现因从抽象原理、原则出发所带来的失误。怎么解决这个理论思维史上的根本性问题？为什么不能把一般原理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这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每一代人都面临解决中国道路问题，作为哲学家，都要把它上升到哲学层面，都会碰到一般原理与中国具体道路的关系问题，即共性与个性、理与事的关系问题。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是从文化方面切入的，冯友兰先生在《别共殊》一文中提出了“共相说”，贺麟先生提出了“体用说”，两个人均主张要自觉地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普遍经验。冯友兰先生虽然从认识论层面提出了“共相说”问题，但在本体论层面出现了失误，提出了“理在事先，理在事外，理在事上”的唯理论观点。冯友兰先生后来曾对自己的观点做出反省，承认自己是把认识论的看法本体论化才出现上述失误。赵凤岐先生与冯友兰先生不是同代人，他运用唯物辩证法这把解剖刀，对一般和个别的辩证统一关系进行了全面的发挥和发展，他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借鉴。
当然，本研究的调查样本的代表性尚有待商榷，对科学公信力这一新提出的概念的指标体系的编制构建也略显简单，但实证检验的结果比较理想，为衡量科学公信力的高低提供了可供借鉴的量表形式，同时也对理解科学公信力的生成逻辑及其演变机制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针对量表编制中存在的过于简化的问题以及对科学公信力生成逻辑的分析不够细致的问题，笔者将通过进一步的深入思考调研，继续修改完善相关设计和分析，力求挖掘科学公信力概念及其理论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并为重塑公众与科学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寻求到合理有效的思路方略。
记得曹禺先生曾经说过，要写他的传记就要写出他心中的苦闷。关注和解决心中的困惑，这恐怕是天下有识之士做学问最根本的动力。20世纪末，胡绳先生在八十岁生日时对自己的困惑做过两次表述，写了一诗一铭。在《八十自寿》诗中写下“天命难知频破惑，尘凡多变敢求真。残书懒读扶筇杖，一览环球千载新”。在《八十自寿铭》中，他写下了“我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有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粗知天命”。古人说诗言志，在胡绳的诗和铭中两次提到的“天命”，应该就是指时代精神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胡绳先生一样，赵凤岐先生始终不渝认为，从辩证法范畴入手，可以理性地贴近时代精神并把握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限于篇幅，仅以“统一性和多样性”这对范畴为例。从1991年至1993年，他先后发表了《论统一性和多样性》《统一性和多样性：唯物辩证法的一对重要范畴》《统一性和多样性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国社会生活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统一性和多样性与苏东剧变》等五篇论文。
第一，“挂钩”式思维。教条主义者往往把一般原理看作一个东西，把实际看作另一个东西，认为只要在二者之间“挂钩”就行了。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一般和个别相互关系的误解。一般不是与个别相并列的两个“存在”，一般不以直接感性的形式存在，一般的客观性是每一个事物内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联结的客观性。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善于从每一个事物的内部发现这两者的联结。黑格尔认为把共相和殊相割裂开来、并列起来，是形式主义的思维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从来没有人只要“水果”而拒绝樱桃、梨子和葡萄，因为“水果”这个共相只能存在于具体的樱桃、梨子和葡萄中。
第二，“抽象公式”化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把“一般”绝对化，把普遍的东西抽象化。只重视共相，不重视殊相，切断了共相与丰富多彩的实际生活的联系。对待理论，只是把捉住一些抽象的命题，在遇到特殊事物时，只是重复地抬出千篇一律的公式去解释(第317页)。辩证法的一般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是自身包含特殊东西的丰富性的普遍。教条化思维不懂得具体概念的一般与空洞抽象一般的区别，不懂得具体普遍与抽象普遍的区别，不懂得理论指导和公式套用的区别。理论指导意味着把“本质的一般”化为具体的东西，揭示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联结。教条公式化思维不懂得普遍与特殊二者的联结，不懂得把一般的东西化为具体的东西，往往习惯于把一般原理直接套用到个别事物上。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中，往往离开现实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抽象地谈论公有化程度的高低或优劣，不可能引出正确的结论(第122页)。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总想按照抽象的社会主义观念，要求公有制生产关系越纯越好，越大越公越好，越先进越好，以为只要生产关系先进，就自然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四人帮”用抽象的理论原则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把本来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如生产力)也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把有利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东西(如按劳分配原则)也持否定态度。事实证明，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去抽象议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盲目追求生产关系的先进性和公有制水平，反而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胡绳语)
第三，“清一色”思维。这是一种把一般原则推向绝对化的思考模式，凡事都追求纯而又纯，金要足赤，人要完人。如王明在推行“左”倾路线时期提出的“为中共百分之百布尔斯维克化而斗争”的口号。在改革开放前，人们按照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标准，不断地寻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割资本主义尾巴，让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美其名曰捍卫社会主义的纯洁性。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就是吃了“左”的亏，“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毛泽东对土地革命时期发生的反“AB”团事件也有类似的批评。他指出，在土地革命时期，革命队伍最纯洁，但遇到的困难也最大。水至清则无魚，人至察则无徒，真理不在清一色。
第四，“画等号”思维。这是一种简单化、直线式思维，其表述公式为“某甲就是某乙”，用“就是”把前者与后者画等号，把有本质区别的事物等同起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主张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施全面专政，他们把发展生产和按劳分配都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其论述逻辑是“搞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就是以生产压革命，就是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四个“就是”把“搞生产”与“唯生产力论”“以生产压革命”“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走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说成是因果关系、全等关系。干部和群众普遍产生了“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畏难情绪。为了推动中国的发展，邓小平多次指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唯生产力论是两码事，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同样受到了传统观念的阻挠。传统的观念是把社会主义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画全等号，在资本主义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画全等号。认为实行市场经济就是搞私有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还指出，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思想前提。为此，赵凤岐先生引证并深入阐述了列宁提出的“三原则”，即要把某一原理和它产生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要把该原理同其他相关原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当把该原理运用于实际时，要把它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坚持列宁提出的上述三个方面“联系起来”考察的思想，就会在客观上保证完整地把握和应用这一或那一原理。毛泽东深得列宁思想的真髓，多次强调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并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述为“三要三不要”，即“要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不要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要活的马克思主义，不要死的马克思主义；要香的马克思主义，不要臭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秉承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针对“两个凡是”问题，鲜明地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赵凤岐先生深得毛泽东哲学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要义，对毛泽东的矛盾特殊性思想、对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出发创立中国特色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的研究，倾注了毕生的精力。
赵凤岐先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的自觉继承者，对一系列辩证法范畴的内容有重要的发挥、丰富和拓展，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根据和方法论有重要的推进和深化。他学识渊博，对“中”“西”“马”各学科领域的辩证法思想均有精深的研究。他忧国忧民，以文明志，以学术立命，为真理守望。他的学术研究立意高远，见解深邃，论著求真、求当、求精。在治学上发扬“为己”传统，不为炫耀和苟且而写作。重文兴教，表里如一，学问家底厚重，后继有人，学脉绵长。赵凤岐先生毕生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将为后人所铭记和发扬。
PavingtheRoadandOfferingHeadasStone——Reading with Reaction to Mr. Zhao Fengqi’s Special Academic Essay “Dialectics · Scope and Reality”
Li Jingyuan
Abstract: A systematic summary and in-depth study to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well-known scholars is a micro-test of spirit of the times. Upgrading the philosophical research to a career that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destiny and studying it deeply, this kind of academic ambition and research position affects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Mr. Zhao Fengqi throughout his life. How the philosophy reflects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nd answers the questions of the times from a deeper level constitutes the main line of his life thinking. He has focused on dialectics research for a long time, turning the essence of dialectics into a way of thinking, and analyzing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thinking, which is an important academic feature.On the basis of criticizing dogmatic thinking mode, Mr. Zhao Fengqi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nriching and expanding the content of a series of dialectics, and further promoted and deepened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and methodology of sinicized Marxism.
Keywords:National identity Chinese issues Historical experienc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Dialectics
[作者简介]李景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 100732)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9)06-0096-08
[责任编辑 于 冰]
标签：哲学论文; 辩证法论文; 多样性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中国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辩证唯物主义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北方论丛》2019年第6期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