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不对称理论对小国与大国之间冲突关系的解释具有新颖的价值。本文运用该理论来解释美国与朝鲜的互动与冲突，认为美朝两国实力不对称导致双方形成不同的关切和不同的感知，双方关切和感知的差异容易导致双方冲突升级。
关键词：美国；朝鲜；不对称；关切；感知；
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美朝关系始终处于敌对状态，并因朝核问题出现而变得愈加严重。美国强硬要求朝鲜无条件放弃发展核武器，朝鲜则坚决坚持在安全未保的情况下继续发展核武器，双方之间的矛盾日益朝着尖锐的方向发展。尽管美朝两国进行了外交接触，但事实上两国矛盾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缓和，反而却呈现出双边冲突不断升级的态势。例如朝鲜不顾美国的反对先后进行了6次核试验及多轮导弹试射，而美国则多次以经济制裁、联合军演甚至战争威胁向朝鲜施加压力，两国始终面临着冲突持续升级的紧张局面。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与朝鲜之间冲突容易升级的发生？本文尝试借助不对称理论的分析框架，通过审视美朝两国不对称互动来回答这一问题。
式中：Qt、Kt与Vt分别为摊铺机的生产能力、时间利用系数与摊铺速度；B、H、D分别为摊铺机作业宽度、混合料的压实厚度与压实密度[1]。在该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当中需要分开进行主线以及连接线施工，二者的单幅宽度与摊铺宽度分别为15.5m、11.7m以及8.1m和6.2m。摊铺速度的计算公式为：
一、现有研究的不足
在以往美朝双边冲突的探讨中，有关大国与小国关系的理论始终是研究的主要分析框架，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对美国与朝鲜冲突的原因予以了分析和解释，但这些分析和解释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一）关于大国与小国关系的理论研究
传统权力理论认为，在双边冲突中拥有权力优势的大国往往占据与小国关系的主动权。根据现实主义理论，权力优势越大的国家，越容易达到所期望的对外政策目标；一般情况下，小国容易受大国的主导和支配。① 参见Kenneth Wal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NY：McGraw-Hill Education，1979，pp.27-94；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London：W.W.Norton&Company，2001，pp.5-6.即使是自由主义理论，也认为大国会给小国强加更大的成本，掌握互动的主导权。② 参见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Boston，MA：Little，Brown，1977，pp.10-18.社会建构主义主张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结构不仅仅是物质的分配，同时也是观念的分配，强调体系文化对国家的建构作用。但不同身份的认同造成大国与小国利益的差异，同时也会引发大国向小国施压的行为。③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246-312.此外，戴维·莱克（David Lake）的等级制理论认为，世界是以小国服从大国制定规则的等级制度为根本特征；等级制度因大国对小国施加权力而变化。只有当小国同意向大国放弃权力以换取各种安全、政治和经济利益，双方才能形成协商一致的契约，进而对小国的外交政策和行为模式产生重要影响。④ David A.Lake，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pp.45-62.
国际关系的现实远比理论假设复杂得多。在双边冲突中，往往也会出现小国向大国发起挑战的实例。为此，学术界从小国对大国施加影响的可能性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以证明小国在国际体系中并非完全无力挑战大国的事实。一般来说，国际体系主要行为体实力消长和战略互动影响着体系本身的变化。⑤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杜建平、松宁译，中国人民大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41-43页。鉴于国际体系结构的此消彼长，有学者从国际体系本身的内在变化找到了小国影响挑战大国的路径，认为小国可以将国际体系或国际权力结构本身的平衡作为其挑战大国的一种方式。安妮特·福克斯（Annette B.Fox）发现国际体系大国间的冲突可以为小国挑战大国权力提供选择，因为小国可以实质性地影响冲突的结果，小国的任何举动可使大国间权力平衡变化的可能性普遍增加。⑥ Annette B.Fox，The Power of Small States：Diplomacy in World War II，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9，pp.180-188.罗伯特·罗斯坦（Robert L.Rothstein）发现，大国权力竞争是小国挑战大国的关键因素，即国际体系结构中大国之间竞争力越强，较小的国家就越有可能保持对参与竞争大国的影响力，甚至与其规模的大小无关。⑦ Robert L.Rothstein，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New York，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pp.1-10.
学者们也强调了小国与大国关系动态中在描绘权力的身份利益认知方面发挥的作用。一些学者的研究从小国不对称同盟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最早强调了不对称同盟国家间各自认知的重要性，最终得出较小的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保留打破同盟并与另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通过塑造潜在威胁，获得对较大国家的影响力的结论。⑧ 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p.262-286.理查德·勒博（Richard N.Lebow）同样认为，随着超级大国过度致力于获得地区影响力，小国可以通过威胁，寻求与其它国家结盟的方式，向大国进行挑战。⑨ Richard N.Lebow，“Small States and Big Alliance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1，No.3，1997，pp.705-709.扎卡里·塞尔登（Zachary Selden）的研究显示，潜在的威胁可能导致小国自愿深化与其它大国的关系，通过确保其相对于大国的不对称性，以抵消大国的强大实力威胁。⑩ Zachary Selden，Alignment，Alliance，and American Grand Strategy，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6，pp.186-188.
除不对称同盟外，一些学者也倾向于大国不对称强制的失败的研究。菲尔·胡安（Phil M.Haun）的研究指出，如果大国提出的要求危及小国的生存，如威胁的解决方案将包括对主权领土或政权更迭的要求，那么较弱的国家将宁愿在冲突中碰运气，也不愿自己灭亡，这必然将造成小国对大国誓死挑战，而大国的不对称强制可能面临着失败。⑪ Phil M.Haun，Coercion，Survival，and War：Why Weak States Resist the United States，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p.32-46.戴安娜（Dianne Pfundstein Chamberlain）的成本压力理论解释了不对称关系下大国对小国强制性威胁失败的原因，由于大国在与小国的危机中准确表达自己的利益可能是一项独特的挑战，所以一个超级强大的国家很难在与一个相对弱小的对手的竞争中付出过高的代价。因此，大国耗时耗力的成本使小国敢于对其进行挑战。⑫ Dianne Pfundstein Chamberlain，Cheap Threats：Why the United States Struggles to Coerce Weak States，Washington，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16，pp.2-5.另外，史蒂芬·洛贝尔（Steven E.Lobell）等学者认为，小国可以通过“绑定”、“摆脱束缚”或“纠缠”等有意识和先发制人的策略得到大国的妥协，致使大国不对称强制的失败。⑬ Steven E.Lobell，Neal G.Jesse and Kristen P.Williams，“Why do Secondary States Choose to Support，Follow or Challenge？”，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2 ，No.2，2015，pp.146-162.
（二）关于美国与朝鲜之间冲突的解释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朝鲜对美国威胁的关切程度逐渐提升，随之而来的不安全感也在逐渐加剧，至冷战结束后达到了顶峰。在此期间，朝鲜低调从事核开发的活动，而美国由于压倒性的常规力量和核武器优势，似乎满足于对朝鲜政权保持相对的漠视。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来自美国威胁感知愈加严重，朝鲜加快了发展核武器的步伐，而朝鲜核技术的迅速发展可能引发潜在的威胁，使美国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这一地区。[59] Kwang Ho Chun，North Korea's Nuclear Question：Sense of Vulnerability，Defensive Motivation，and Peaceful Solution，Carlisle：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2010，p.19.美国不仅宣布撤除部署在半岛的核武器，而且暂停了与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朝鲜政府因此同意接受了美国提出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检查的建议。然而，由于双方对检查结果的评价不一，美朝在核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这种信息不平衡使美朝之间无法获得彼此之间的真实意图，两国的关系也陷入到了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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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的不同意味着美国与朝鲜在其不对称关系中存在不同的利害关系和关切模式。美国于二战后参与发动朝鲜战争使美朝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的状态，除了通过“朝鲜停战协定”所建立的接触外，朝鲜和美国在此期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美朝不对称的敌对关系使得朝鲜大部分注意力放在美朝双边外交上，尽可能地阻止美国采取不利于自身的行动。特别是美国与韩国建立军事同盟并在在韩国部署战术核武器，使得朝鲜真正感受来自美国的直接威胁，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和行为始终牵动着朝鲜的神经。㊸ Lee Jae-bong，“North Korea's Nuclear Development and the United States'Response”，North Korean Studies Review，Vol.7，No.2，2003，p.101.相比之下，这一时期美国因拥有强大的军事优势对与朝鲜关系的关注度不高，除了保护韩国安全任务外，美国历届政府并没有一项战略或政策能够为解决朝鲜半岛的局势提供解决方案，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更多的是反应而不是主动。㊹ Paul Bracken，“How To Think About Korean Unification”， Orbits，Vol.42，No.3，Summer 1998，p.414.从现实来看，美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将会以全球议程的角度来审视其战略利益，而相对次要的问题或多或少会被美国所忽视。因此，美国国内的党派之争，美苏争霸涉及不同地区的事务，地区盟友的关系和利益等因素在这一时期远远超过美国对朝鲜的关切程度，与朝鲜的关系显然不是美国优先考虑的重点问题。
国家之间的实力差别造成双方的关系不对称，塑造了国家间关系的结构。从实力分配角度来看，不对称关系的维度包含人口规模、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三个方面。㊴ Brantly Womack，“How Size Matters：The United States，China and Asymmetry”，p.126众所周知，美国于二战后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在经济、军事及政治等各个领域居于全球首屈一指的地位，结果表现为其与世界其他国家关系本质上都是不对称的权力关系。相比而言，朝鲜是东亚地区的一个典型小国，无论在人口、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十分薄弱，结果表现为其与世界主要大国关系实际上也是不对称的权力关系。长期以来，美朝两国的实力对比不仅存在着巨大的悬殊，而且实力的差距随着两国发展的不均衡性呈现出递增的趋势，美强朝弱的不对称性可以说是美朝关系的显著特征。
二、不对称关系与冲突升级：一种新的理论解释
布兰德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提出的不对称理论打破了国家间权力为中心的理论定势，通过国家间不对称信息的分配的独特视角，对小国与大国关系的建构进行了新的解释，为我们思考大国和小国间冲突不断升级的原因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国与国之间的各种相互作用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不对称关系已然成为理解国家间关系的关键。㉓ Mervyn Bain，“Moscow，Havana and Asymmet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9，No.3，2016，pp.1044.权力是真实存在的，但它并不总是占上风。国家权力大小固然重要，但国家之间的关系则更为重要。㉔ Tom Long，“It's not the size，it's the relationship：from‘small states'to asymmetry”，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54，Issue.2，2017，pp.144-160.作为为数不多的研究国家间不对称关系的学者之一，沃马克的不对称理论探讨了权力差异背景下大国和小国间关系的构建，呈现了权力不对称与关注不对等相互间的因果联系。这一理论虽然将不对称视为国际关系的一个特征，但认为没有任何具有决定性因素会在权力与主从属关系中产生一维效应。不对称的国家间关系不仅仅牵涉到管理国家能力差异的自然后果，而是触及到了国家对相关事务的不同看法和关注。不对称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大国和小国间注意力信息等方面差异可以部分抵消权力物质上的不对称，将对双边关系中的议程和结果产生实际的影响。
有的学者也试图从国际体系结构本身的变化来解释朝鲜挑战美国引发两国冲突的内在动力。罗素·昂（Dr.Russell Ong）认为中美两国在朝核问题上战略利益分歧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战略竞争为朝鲜向美国发起核挑战提供了有利空间。对美国而言，朝鲜是对地区和国际安全的威胁使其需要采取强硬立场，而朝鲜利用中国对抗美国则大大增加了其自身挑战的能力。⑯ Russell Ong，“China，US and the North Korean issue”，Asia-Pacific Review，Vol.13，No.1，May 2006，pp..125-129.金宇明（Min-hyung Kim）从冷战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审视了朝鲜对美国的施压和挑衅行为，他强调中美两大强国在东亚的战略竞争构成了解释朝鲜挑衅行为的一个关键变量，因为朝鲜方面利用了这种竞争来提升自身对于中国的战略价值，迫使中国为其生存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并加强了其国内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进而为向美国发起挑战奠定了基础。⑰ Min-hyung Kim，“Why provoke？ The Sino-US Competition in East Asia and North Korea's Strategic Choice”，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39，No.7，2016，pp.989-991.此外，李开盛也认为朝鲜作为国家社会中的弱者，能够取得对抗强者的胜利，主要取决于中美之间的利益博弈。而正是由于这种博弈改变了各方对于朝鲜核问题的收益，从而为朝鲜利用“悬崖战术”向美国挑战提供了空间。⑱李开盛：《朝鲜拥核战术何以奏效？——基于懦夫博弈的分析》，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4期，第64-67页。
如果沿着“框架协议”达成议题和规定路线继续下去，朝核问题有可能不久将会被两国妥善予以解决，美朝间的敌对性不对称关系也有可能常规地转化为正常性的不对称关系。然而2001年美国小布什上台后，其对朝鲜的意图发出了不同于克林顿政府的消极信号，不仅反对对朝的接触政策，而且拒绝重申“美朝框架协议”。特别是9·11事件后，反恐战争成为美国战略关注的重心，美国对朝政策开始服务于美国的反恐战略而被被边缘和弱化。由于布什将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中东等其他地方，因此很难激起美国对朝鲜的战略影响产生很大兴趣。[65] David E.Sanger，“Covering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A Very Different WMD Problem，”In First Drafts of Korea：The U.S.Media and Perceptions of the Last Cold War Frontier，edited by Donald Macintyre，Daniel Sneider，and Gi-Wook Shin，Stanford，CA，Shorenstein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2009，pp.120-121.这一时期，美国对朝的关切点主要表现为在军事上对朝鲜采取单边强烈的恫吓，并通过经济制裁等手段向对朝鲜进行全方位的施压，以冀望朝鲜政权崩溃，谋求消除朝鲜的威胁。[66]张业亮：《布什政府对朝政策与朝核危机》，载《美国研究》2004年第1期，第39-49页。
国家能力的不同通常意味着大国和小国在其不对称关系中有不同的利害关系（Stake）。由于实力较强的大国有更多的能力，因此它在关系中所占的比例往往较小。相反，实力较弱的小国由于能力较弱，在关系中有更多的利害关系，也更关心与大国关系的变化。这往往会导致大国和小国之间不平衡的相互依赖或脆弱性的不平衡。㉙ Brantly Womack，Asymmet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p.10.也就是说，实力较弱的小国更依赖或更容易暴露于实力较强的大国。因此，处于不对称权力关系下的大国和小国对于彼此利益和身份的考量显然是存在差别的。对大国而言，小国的顺从是其所冀望的。而对小国来说，大国需要给予其一定自主性。只要较弱的小国不感到受到威胁，较强的大国认为它的能力得到尊重，小国和大国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正常。然而，较弱的小国可能会受到边缘政策的诱惑，而较强的大国可能会受到恃强凌弱的诱惑。由于信息的不平衡，不对称关系下大国和小国之间可能无法获得彼此之间的真实意图。因此，不对称的冲突往往会陷入僵局，因为较大一方的有限承诺会遭遇较小一方的致命抵抗。㉚ Brantly Womack，“How Size Matters：The United States，China and Asymmetry”，Strategic Studies，Vol.4，No.4，2001，pp.123-124.
不对称关系中的利害关系反过来又导致不同的注意力模式。在每一双边关系中，不对称构成了双方的视角、注意力和互动行为。从比例上看，较强的大国在这一段关系中较少暴露，被其他更重要的关系分散了注意力；较弱的小国在这段关系中暴露得较多，其所面临的机遇和风险都更多，这种差异将会影响双边关系的各个方面。这就意味着，由于与小国的关系按比例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实力较强大国就没有多少理由注意它，特别是因为大国可能有许多其他同等或更重要的关系。相比之下，实力较弱的小国往往更担心与实力较强的大国的关系，因为它们可以从中获得或失去更多。大国虽然拥有特别及明显的资源优势，但优势很难保证其成功应对与小国的关系。虽然占优势的大国可能会在最初设定冲突的条件，但小国可以适应并改变冲突的性质。因此，小国会迅速调整政策，并更加担心消极结果的可能性，而大国除了在危机情况外，很可能对小国过于漠视，它的主要关切仍然被转移到更重要的事项上来。㉛ Brantly Womack，China among Unequals：Asymmetric foreign relationships in Asia，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p.6.沃马克特别强调，不对称关系中视角的不同不仅仅是政府态度的问题，而是整个政治团体态度的问题。㉜ Brantly Womack，“Asymmetry and China's Tributary System”，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5，2012，p.46.
大国和小国不对称关注的模式为彼此间错误知觉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小国倾向于在行为上犯“过度关注”（Over-attention）的错误，它们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双边外交上，同时试图先发制人，尽可能地阻止大国采取下一步不利于自身的行动。另一方面，大国在行为上倾向于犯“过于漠视”（In-attention）的错误，它们对其他安全问题的承诺过多，因此缺乏更多的时间和能力对与小国的关系给予同样多的关注。因此，小国的“过度关注”和强国的“过于漠视”会导致彼此的错误知觉。不同于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专注于领导人决策层面的错误知觉，沃马克倾向于将错误知觉视为不对称结构的结果。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不对称的错误知觉是系统性的（Systemic），因为它源于一种关系模式，而不是单个国家及其领导人的特点。㉝ Brantly Womack，“Asymmetry and Systemic Misperception：China，Vietnam and Cambodia during the 1970s”，pp.92-119.
本文通过对徐州市云龙区、泉山区、鼓楼区和铜山区的16个主要的公园绿地样本,634个住宅样本,利用享乐价格法中的对数模型分析了绿地对住宅价格的增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
大国和小国间推断和交错的错误会造成误解的加剧，最终将可能导致两国潜在冲突的发生。一方面，因为感觉处于危险之中，小国很可能会将大国不太协调的行动误解为一个可能是恶意的计划，并迅速做出反应。另一方面，由于大国协调一致的注意力只在危机时刻才会被吸引，因此其行动只是被视为解决危机的路径，而不是真实理解小国的情况。因此，大国会试图利用其更大的能力，迫使较弱的小国行为得当，从而解决危机。在此背景下，小国会对大国的实力展示感到震惊，产生一种夸大的危机感。当大国只想解决危机，回到更重要的问题上来时，小国可能会看到致命的威胁，双方很可能陷入到潜在的冲突之中。沃马克认为，不对称关系中的误解不仅仅是系统性的，而且也是地方性的（Endemic）。因为大国和小国每一方都有一个消极的互补性，即它们往往会产生一个恶性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对另一方行为的解释越来越远离另一方的主观意图，双方关系就会破裂，导致冲突的发生。㉞ Brantly Womack，Asymmet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92.
在沃马克看来，对待他人如像你愿他人待你一样的外交“黄金法则”（Gold Rule）无助于缓解不对称关系中系统性的错误知觉，因为大国和小国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虽然建立和管理不对称关系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但沃马克认为不对称关系通常是协商而非强迫的。㉟ Brantly Womack，“China as a Normative Foreign Policy Actor”，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Working Document No.282，p.20.因此，管理不对称关系最关键的任务之一是防止和遏制错误知觉的恶性循环。其一，包容性修辞（Inclusive Rhetoric）和问题常规化（Routinization）相结合，有助于在不对称关系内部创造和扩大一个中立的核心问题，进而阻止错误知觉的产生。沃马克指出，通过包容性的言辞能够在双方的关系中创造一个期望合作的庇护空间；同样，常规化或对某个特定话题的频繁讨论，可以将一个潜在麻烦的高层政治转变成一个低层政治舞台。㊱ Brantly Womack，“How Size Matters：The United States，China and Asymmetry”，p.135.其二，外交礼仪（Diplomatic Ritual）等外部力量在处理不对称关系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沃马克认为，互动礼仪最终会造成战争或友谊之间的差异，其间会有许多疏离或合作的路径。㊲ Brantly Womack，“China and Southeast Asia：asymmetry，leadership and normalcy”，Pacific Affairs，Vol.76，No.4，2003，p.539.外交礼仪是各国加强互惠互利期望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相互尊重的共同宣言和官方互访有助于建立一种双边政治气氛，其不是通过会晤解决的具体问题外交访问，而是承认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和稳定性，防止两国错误知觉的进一步发展。㊳ Brantly Womack，“How Size Matters：The United States，China and Asymmetry”，p.136.
三、美国和朝鲜的关系：关切和感知差异对冲突的影响
长期以来，敌对性始终是美朝关系中的突出特点。一方面，美国拒绝承认朝鲜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企图扼杀朝鲜的行动从未停止；另一方面，朝鲜公开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坚决抵制来自美国的渗透威胁。除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的相互敌视，双方在朝鲜核问题上也存在着尖锐对立和长期矛盾，围绕朝鲜无核化的博弈使得双方对彼此的敌意愈演愈烈，进一步强化了两国关系的敌对性质。总的来说，上述这些因素决定了美朝敌对性不对称关系的根本状态。
实力不对称导致美朝双方形成不同的关切和不同的感知，不同的关切和感知导致美朝双方冲突容易升级。美国与朝鲜的关系是典型的不对称关系，两国在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以及军事实力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美朝不对称的权力结构决定了两国不对称的关切，进而深刻地影响着它们各自的感知，并为错误知觉的产生和冲突的持续升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两国的战略博弈中，美朝只有通过协商互动方式管理不对称关系，才能真正遏制两国间冲突的持续升级。
（一）不对称的实力
总体来看，上述学者大体上是基于权力中心或围绕权力影响力的视角对大国与小国的关系，特别是美国与朝鲜间冲突原因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但事实上，在美朝双边的互动中却存着两国冲突持续升级的特殊变化，而目前这些研究未能对这一问题给予很好地回答和解释。
目前，从人口规模、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方面来看，美国与朝鲜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权力结构。首先，从人口规模上看，2017年美国人口为3.24亿，人口总量位居世界第三位，而朝鲜人口为0.25亿，美国的人口总量约为朝鲜的13倍左右，美国的人口规模明显超过朝鲜。㊵ United Nation，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World Population 2017”，https：//esa.un.org/unpd/wpp/Publications/Files/WPP2017_Wallchart.pdf.其次，从经济实力上看，美国始终是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按现价美元计算，美国2017年的经济总量为19.391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4%，居于世界第一位，相比之下，朝鲜的经济总量约为0.03万亿，美朝经济实力存在着巨大的差距。㊶ The World Bank，“Open Data：GDP（current US$），”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此外，从军事领域来看，美国拥有全球最强的军事力量，美国在军事上的支出也远远超过朝鲜。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公布的《全球军事开支变化趋势报告》，按现价美元计算，2017年美国的军费支出为6100亿美元，约占世界军费总支出的35.9%，毫无疑问，美国在军事实力方面较朝鲜保持着绝对的优势。㊷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Trend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17”，May 2018，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18-05/sipri_fs_1805_milex_2017.pdf.
（二）不对称的关切
此外，朝鲜与美国关系动态中描绘权力的身份利益认知方面发挥作用也是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在不对称同盟研究方面，孔达严（Tat Yan Kong）指出，朝鲜在中朝同盟尚未正式瓦解的背景下，试图抓住中国追求朝鲜政权稳定的政策弱点，依靠和利用中国的战略力量为发展核武器赢得了更多的时间，进而获得并增加了向美国发起挑战的能力。⑲ Tat Yan Kong，“China's Engagement-oriented Strategy Towards North Korea：Achievements and Limitations”，The Pacific Review，Vol.31，No.1，2018，pp.76-95.道下德成（Narushige Michishita）认为威慑和强制是朝鲜应对美国霸权优势的两个主要因素，朝鲜通过威慑实现其政权生存所谓最基本目标，试图通过强制实现与美国和日本关系正常化并向其提供经济援助。在此过程中，核武器以及中远程弹道导弹的开发和部署在提高朝鲜实施这些战略的能力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⑳ Narushige Michishita，“Coercing to reconcile：North Korea's response to US‘hegemony’”，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29，No.6，2006，pp.1019.在不对称强制失败研究上，朴京爱（Kyung-Ae Park）强调在美朝不对称关系的核挑战中，除了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和人们眼中的安全威胁之外，朝鲜的指导思想主体思想、与韩国的竞争、萎靡不振的经济和政权合法性都弥补了朝鲜与美国之间的权力结构差异，而这些因素帮助朝鲜增强了平衡来自美国压力的能力。㉑ Kyung-Ae Park，“North Korean Strategies in the Asymmetric Nuclear Conflict with the United States”，Asian Perspective，Vol.34，No.1，2010，pp.18-34.范·杰克逊（Van Jackson）指出自开始追求核武器以来，朝鲜的核导弹计划发展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引发美国不安全感的持续加剧，究其原因在于对朝鲜军事打击的任何一个目的都对美国国家内部构成相当大的风险，使其成为一种不可靠的治国手段。㉒ Van Jackson，“Why Not Bomb North Korea？ Theories，Risks，and Preventive Strakes”，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Vol.30，No.1，March 2018，pp.1-2.
20世纪90年代初，朝鲜的国内外安全环境同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与美国的关系更加成为朝鲜关切的首要议题。在此形势下，朝鲜主动向美国发出了改善两国关系的积极信号，但未能得到美国的关注和回应。美国对朝“过于漠视”使得朝鲜认为自身在美国对外战略中被忽视，其风险认知随之日益加剧。为了引起美国的战略关切，解决自身的安全问题，朝鲜不得不转而专注于不对称的战争能力，通过发展弹道导弹和核武器的非对称军事战略以获得美国的优先关切。㊺ Cho，Seong-Ryoul，“North Korea's Security Dilemma and Strategic Options”，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Vol.23，No.2，Fall/Winter 2009，p.72.随着朝鲜核力量的凸显，美国被迫改变以往对朝漠不关心的态度，与朝鲜开辟了外交沟通渠道，美朝两国关系在有限接触和紧张的双边或多边谈判阶段之间摇摆不定，但核危机背景下的美朝关系仍表现为明显的不对称关切。对美国而言，其首要的关切是朝鲜拥核对其安全构成的威胁程度，而双边谈判、签署和平条约等显然不是美国所主要关注的议题。㊻樊吉社：《朝核问题重估：僵局的根源与影响》，载《外交评论》2016年第4期，第53页。对朝鲜来说，其所关切的要比美国范围大得多，朝鲜的脆弱性和不安全感使其关注点在于结束美国对朝敌对政策，两国达成和平条约，实现关系正常化，确保自身生存发展等一系列的问题。㊼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KCNA），“DPRK Terms U.S.Hostile Policy Main Obstacle in Resolving Nuclear Issue”，Memorandum of DPRK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August 31，2012，http：//kcna.co.jp/item/2012/201208/new31/20120831-21ee.html.由此可见，美朝不对称权力造成关切视角的差异，成为两国不同威胁感知的主要来源。
绘本的图画部分是艺术家出色地运用绘画技巧，根据幼儿的心理特点，通过色彩、线条、构图组成一幅幅优美的图画，来诠释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幼儿刚开始绘画时的线条并没有太多变化，本身可能也没意识到线条是能够有诸多变化的，那么如何既不通过范画，又能让幼儿了解线条丰富的变化与强大的表现力，感受线条的美感，激发幼儿动手创作的兴趣呢？绘本就为幼儿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观察平台。通过让幼儿欣赏绘本《母鸡萝斯去散步》，观察画面中的细节，掌握由线条的交替排列形成有规律的花纹以及线条与图形、色彩是如何组合的，从而在学习绘画的过程中能更好地创作。
（三）不对称的感知
大国和小国不对称关切的模式为彼此间错误知觉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而美国和朝鲜不对称的关切使两国产生不同的感知和错误知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长久以来，敌视和强硬立场一度占据美国对朝政策的主导地位，美国对朝鲜的任何战略都包括使用威胁和承诺相结合的手段，说服朝鲜屈从于美国自身的强大意愿。但美国能否真正说服朝鲜，不仅取决于它选择使用何种手段，更重要的是还取决于朝鲜如何看待和应对。㊽ Robert Jervis and Mira Rapp-Hooper，“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How Unwanted Wars Begin，Foreign Affairs”，Vol.97，No.3，May/June 2018，pp.103-104.冷战时期，美国对朝认知高度意识形态化，其目标是瓦解和变革朝鲜社会主义政权，因此敌视政策成为美国对朝政策的主要表现。鉴于经历了国家分裂和冷战秩序的变化，朝鲜认识到维护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而美国对其敌对政策已经成为生存的最大威胁。㊾ Han S.Park，“North Korean Perceptions of Self and Others：Implications for Policy Choices”，Pacific Affairs，Vol.73，No.4，Winter 2000-2001，p.509.虽然朝鲜在这一时期已经低调地致力于发展核武器来威慑美国的安全威胁，但还未曾向外界表明拥有核武器的意志和决心。
笔者通过对山东省17市及其所辖县和村的幼儿园在职学前教师的问卷调查，发现山东省学前教师资源配置不平衡问题特别突出，主要表现为：第一，公办园比民办园拥有更多的优质教师资源，高学历、高职称教师和教学经验丰富的中老年教师多，持有教师资格证、具有事业编制的教师人数多，年龄结构也更为优化，待遇好，工资高；第二，城市幼儿园比县城幼儿园和农村幼儿园拥有数量相对较多、质量相对较高的教师资源，师幼比较低、班级教师配备人数较多，高层次学历、高职称者比例较高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学前教育的公平性，成为影响学前教育健康均衡发展的最大短板。
冷战后，内忧外困的朝鲜意识到由于美国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因此认为只有与美直接对话，建立半岛和平机制，实现美朝关系正常化才能真正确保生存和发展这一基本目标的实现。㊿张慧智：《朝鲜国家战略调整探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2期，第32-33页。然而，美国并未改变对朝鲜的敌对政策，不仅没有与其谈判和平条约、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意图，而且寄望动用强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不断挤压朝鲜的生存空间，极大加剧了朝鲜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从朝鲜的角度来看，只有一个拥有足够自卫力量的国家才能捍卫和平，以军事优先原则建立的自卫队才是防止战争、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宝贵威慑力量。[51] North Korea，The Committee for the Peaceful Reunification of the Fatherland，Spokesman Condemns US Military Attack on Libya，March 22，2011，http：//uriminzokkiri.com/index.php？ ptype=igisa1&no=6772.核武器能使其避免美国的军事打击、保证本国的生存，因此通过发展核力量的能力威慑来自美国的威胁成为朝鲜的唯一选择。[52] Kwang Ho Chun，North Korea's Nuclear Question：Sense of Vulnerability，Defensive Motivation，and Peaceful Solution，Carlisle：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2010，p.19.尤其美国武力解决伊拉克、叙利亚等问题，更加坚定了朝鲜进一发展核武器的决心。[53]董向荣：《识别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与非安全困境》，载《东北亚论坛》2019年第1期，第107页。从对自身和盟友安全威胁的感知上讲，美国虽然坚持半岛无核化，但认为朝鲜的核武器不具威胁性时不希望跟朝鲜缓和，而是通过经济制裁、联合军演和外围施压，强加迫使朝鲜弃核，抑或等待朝鲜政权崩溃。[54] Bruce Cumings，“Why Did So Many Americans Think North Korea Would Collapse？”North Korean Review，Vol.9，No.1，2013，pp.116.事实上，美国低估了朝鲜的生存和誓死抵御美国威胁的能力。相反，美国敌对政策和武力威胁进一步凸显了美朝对立关系的本质，致命威胁感知的日益深化使朝鲜更加坚定了用核力量先发制人，尽可能地阻止美国采取下一步不利于自身的行动。
（四）冲突的升级
美朝双方政治敌对，存在着长期的矛盾和冲突。不对称的实力关系决定了两国不对称的关切和感知，进而影响两国的政策和互动，导致两国矛盾和冲突容易升级。朝鲜发展核计划，既想获得军事威慑能力，也希望获得美国及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解决自身生存和发展问题。[55] Don Oberdorfer and Robert Carlin，The Two Koreas：A Contemporary History，Third Ed，New York，NY，Basic Books，2014，pp.194-238.朝鲜核问题影响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关系和利益，与韩国和日本的双边同盟以及与中国的敏感而复杂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对美国的某些行为模式由于朝鲜采取了某种行动，美国不得不做出回应。事实上，鉴于关切和感知的差异，美朝两国关系出现的错误知觉经历了围绕朝核问题的“制裁-试验-再制裁-再试验”的恶性循环。朝鲜发射导弹和核试验常常被美国解读为流氓举动，更加强化了美国对朝政策的敌视倾向。美国屡屡对朝制裁和武力威慑，反过来又固化了朝鲜发展核武对美国进行恐吓和反威慑的战略判断。在错误知觉的作用下，朝鲜和美国互相的厌恶情况明显加深，两国敌意的螺旋由此带来冲突不断地攀升。
由于不同的感知和错误知觉很大程度上源于两国关系本身的不对称，美国和朝鲜在处理双边关系时并非是容易的。美朝不对称关系的发展表明，美国要想通过几乎完全使用外部力量、权力或胁迫来影响或改变朝鲜的行动是困难的。[56] Roland B.Wilson and Soyoung Kwon，“The Importance of Position and Power Symmet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Case of U.S.Policy towards North Korea”，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Vol.30，No.2，2018，p.224.然而，最终管理不对称冲突的可行方式是超越所谓的“金规”，即通过协商的方式来管理不断恶化的不对称关系。也就是说，即使美国不同政府对朝政策的反应被认为有很大的不同，但最后每届政府都有类似的选择清单，从最激进的军事干预到几乎不可预测结果的外交和谈判。[57] Lucia Husenicova，“U.S.Foreign Policy Towards North Korea”，International Studies：Interdisciplinary Political and Cultural Journal，Vol.22，Issue.1，2018，p.67.事实上，美国对朝威慑持续近70年来未能走向战争的主要原因是成本和风险如此之高且非常明显。与此同时，孤立和施压不会对朝鲜政权产生什么影响。因此，只有当美国理解朝鲜感受到的来自美国的安全威胁时才能找到解决方案。美国开始转而与朝鲜进行谈判，通过向朝鲜提供安全保障，以减少朝鲜对美国军事行动的担忧。这种包容战略可以使朝鲜改变危险的感知，防止错误知觉进一步恶化。[58] David C.Kang，“The Avoidable Crisis in North Korea”，Orbis，Vol.47，No.3，Summer，2003，p.508.
四、案例分析：美朝在核问题上的冲突及其升级
美国与朝鲜两国关系的历史是短暂而复杂的，核问题接触一度成为美朝双方之间国家层级交流的唯一平台。实际上，美国与朝鲜不对称关系的互动主要表现在冷战后围绕朝鲜核问题的战略博弈。鉴于朝鲜战争之后朝鲜对美国关切的相对上升及美国对朝鲜关切的相对下降，朝鲜的脆弱性使自身对美国行为的敏感性变得更高，其风险感知和不安全感随之日益加剧，最终导致走向了发展核武器的道路。朝核问题出现后，美朝关切度的不同和两国不同感知的加剧导致了两国关系始终处于不断升级的冲突之中。面对两国关系出现的僵局，管理两国不对称冲突中的危机成为两国避免冲突的主要选择。自两国互动开启以来，美朝关系共经历了三个这样的循环周期。
阿里往日的发呆改成了坐在电脑前看妈妈的照片。他经常看很多遍，每次看都会笑。有时去到罗四强的发廊，也会一个人坐在那里呵呵地笑上两声。罗四强问：”阿里，笑什么呀？”
2017年5月，全省完成永久基本农田“落地块、明责任、设标志、建表册、入图库”。图为潍坊市寒亭区基本农田保护区。
（一）从第一次朝核危机到“朝核框架协议”（1992-2000）
一些学者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对美国控制支配朝鲜引发两国冲突进行了分析阐述。大卫·康（David C.Kang）指出，以现实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威慑战略在1953年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对朝鲜政策考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间比其他任何框架都要长。由于美国军事部署威慑所带来的安全困境，导致朝鲜后来启动发展核武器以阻止美国对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这进一步加剧了美朝之间的敌对和冲突。⑭ David C.Kang，“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Second Korean War，”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7，No.3，2003，pp.318-320.宋德星和董庆安从建构主义视角对美朝间发生冲突的过程构建进行了详细的解读，认为两国在身份的建构过程中对国家身份的不同认知导致了各自国家利益的异同取向，从根本上引发两国敌对关系的形成和长期化。在缺乏身份认同的情况下，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所追求的洛克文化结构对于朝鲜来说往往会解读为敌对的和不安全的霍布斯文化，虽然朝鲜表现出抵制和反抗的姿态，但在美国高压的强硬政策下朝鲜仍然摆脱不掉美国霍布斯文化的战略趋向。⑮宋德星、董庆安：《观念视角下的美朝关系——美朝关系的建构主义解读及其缺陷》，载《军备控制与安全》，2006年第1期，第30-34页。
此后不久，美国要求朝鲜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特别核查，但遭到了拒绝。这一背景下，美国开始重新启动与韩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同时做好了随时攻击朝鲜的准备，而朝鲜正式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基于两国关系的不对称性质，美国和朝鲜都在继续推动象征性的示威活动，错误知觉的产生和不断加深同时恶化了两国的关系。[60] Tae-Hwan Kwak and Seung-Ho Joo，“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Korea Peninsula in the 21st Century”，Burlington，VT，Ashgate Publishing ，Ltd.，2006，p.163.在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开始转向通过与朝鲜协商的方式来改变两国的紧张局面。1994年6月，前总统卡特作为特使前往朝鲜进行斡旋，美国对朝鲜在核心安全问题上给予了适当让步，两国最终在日内瓦签署了《朝美核框架协议》，结束了为期18个月的危机。
卡特访朝成为美国管理两国不对称关系的重要一步，不仅防止了美朝错误知觉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为两国关系营造了一个稳定的政治氛围。在两国签署的协议中，美朝两国对核武器的使用和发展分别作出了承诺，并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达成了初步的意向。[61]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nformation Circular，“Agreed Framework of 21 October 1994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2 November，1994，pp.1-4，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documents/infcircs/1994/infcirc457.pdf.自“框架协议”签订后，美朝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采取了一系列主动中立性的举措，通过消除关系中的主要紧张点，使两个国家摆脱对抗，美朝关系总体一直相对稳定。[62] Van Jackson，“Threat Consensus and Rapprochement Failure：Revisiting the Collapse of USNorth Korea Relations，1994-2002，”Foreign Policy Analysis，Vol.14，No.2，2018，pp.241-242.2000年10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特使赵明录访问美国，美朝两国承诺采取措施从根本上改善双边关系，建设性地处理中心关切的问题，并注意到双边和更广泛论坛的定期外交接触的价值。[63] U.S.Department of States，“U.S.-DPRK Joint Communique，”Released by the Office of the Spokesman U.S.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12，2000， https：//1997-2001.state.gov/regions/eap/001012_usdprk_jointcom.html.不久，奥尔布赖特国务卿访朝向金正日表达了美国改善朝美关系的基本设想，就两国互设外交代表处以及双方领导人互访的可能性进行了协商。[64] Madeline K.Albright，Madam Secretary：A Memoir，Los Angeles，CA：Miramax，2005，pp.455-473.总的来看，美朝关系在这一周期走过了从不对称关切引发关系紧张，到不对称感知致使两国发生严重对抗，最终通过成功管理不对称关系走向缓和的波折道路。
（二）从第二次朝核危机到六方会谈（2001-2009）
国家间关系的不对称是由于权力因素的独特汇合，一方比另一方享有更多的行动自由，从而获得支配地位。㉕ Robert Kupiecki，“The Poland-United States Security Relations in the Light of Asymmetric Theory”，Przglad Strategiczny，No.9，2016，pp.31.不对称理论将不对称看作国家间某种关系的永久特征，而且将其视为国际关系总体框架的共同特征。㉖ Brantly Womack，“Asymmetry and systemic misperception：China，Vietnam and Cambodia during the 1970s”，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26，No.2，2003，pp.94-95.但与传统理论所秉持的作为更大一方在不对称关系中有着明显优势观点相反，不对称理论认为权力的不平等并不意味着权力优势的一方支配权力弱小的一方。㉗ Brantly Womack，“Asymmetry and systemic misperception：China，Vietnam and Cambodia during the 1970s”，p.95.沃马克理论的出发点是假设两个具有不平等国家实力的国家之间存在一种矛盾的平衡，这种平衡决定了它们在不断变化环境中的相互关系。他详细介绍了可以存在的国家间分心（Distracted）、依赖（Dependent）、敌意（Hostile）以及正常（Normalized）等不同类型的不对称关系，并证明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双边关系可以从一种形式转向另一种形式。㉘ Brantly Womack，China and Vietnam：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240-247.如敌对性不对称关系是最糟糕的情况，这意味着一方或双方都被认为拒绝给予对方最低程度的自治或尊重。而正常化不对称关系是不对称关系最理想的情况，这意味着国家间不是通过先发制人的不对称差异发挥作用，而是通过管理不对称差异的后果发挥作用。由此而来，国家间的不对称关系并非一定是以权力为中心固定不变的关系，而是国家互动构建而形成动态变化的关系。
显然，美国政策的变化必将对朝鲜的感知和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多次提出与美国进行双边谈判而屡遭到拒绝的情势下，朝鲜不仅来自美国的敌对感知日益加深，同时引发了其因压力而升级的倾向。[67]夏利平：《美国对朝政策特点及其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5期，第14页。而小布什政府将朝鲜列为核打击的重要目标国家，更加坚定了朝鲜拥核自保抗衡美国威胁的信念。[68] Daniel Wertz，“The U.S.，North Korea，and Nuclear Diplomacy，”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North Korea”，October 2018，pp.9-10.朝鲜不仅指责美国“追求敌对”扼杀朝鲜的政策，而且开始公开谈论建立“核威慑力量”。[69] James T.Laney and Jason T.Shaplen，“How to Deal with North Korea？”Foreign Affairs，Vol.82，No，2，March/April，2003，p.21.朝鲜的举动同样对美国来自朝鲜核威胁的感知起到了催化的作用。在此形势下，美朝两国分别作出了放弃“框架协议”的决定。随着美朝两国相互威胁的不断升级，朝鲜2003年5月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并宣布已经拥有核武器，朝核危机再一次爆发。
朝鲜的强烈反应和威胁使美国感受到了其所施加的巨大压力。在局势不断升级下，小布什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对朝政策，做出原本不可能的让步，转而与朝鲜进行主动的接触。[70]王晓波、宋金泉：《朝核问题：内在逻辑与中国的外交政策选择》，载《国际观察》2011年第3期，第52页。在美国的积极要求和说服下，中国推动相关国家相继举行了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朝核问题的美朝中三边会谈和美朝中韩日俄六边会谈，并于2005年和2007年就朝鲜无核化的初步行动达成了一致。[71] 六方会谈在2005年9月19日达成了《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简称《9·19共同声明），参见U.S.Department of States，“Joint Statement of the Fourth Round of the Six-Party Talks”，September 19，2005，Beijing，https：//www.state.gov/p/eap/regional/c15455.htm.2007年2月13日达成了《落实共同声明起步行动》（简称《2·13共同文件），参见U.S.Department of States，“Initial Actions To Implement Six Party Joint Statement”，February 12，2007，Beijing，https：//2001-2009.state.gov/r/pa/prs/ps/2007/february/80508.htm.六方会谈虽然周折和反复不断，但以协商为总基调，总体上维持了朝鲜半岛以及美朝关系的相对稳定。在此期间，小布什政府的对朝政策同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仅明显改变了以往对朝鲜的敌对论调，而且还主动采取了一些释放善意的措施，美朝关系重新回到缓和的轨道。[72] The White House，“The State of Union Address by the President”，January 31，2006，Washington，D.C.，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stateoftheunion/2006/.显然，在关系紧张走向潜在冲突的过程中，美朝再一次选择包容性修辞和问题常规化作为管理两国不对称关系的重要路径。
（三）从新一轮朝核危机升级到美朝首脑会晤（2009-至今）
虽然布什政府后期美朝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遗憾的是，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使美朝关系重心回归到以往周期的本源。朝鲜起初对重新打开朝美关系抱有很大希望，通过友好的举动积极谋求改善美朝关系。[73]刘俊波：《从“战略忍耐”看奥巴马的对朝政策》，载《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6期，第59-60页。然而，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全球战略重新布局的过程中对朝政策同时进行了调整，形成了所谓的“战略忍耐”政策。这一政策实质在于美国不会与朝鲜进行任何的对话和接触，而是热衷于用经济制裁、外交压力和军事威慑等待朝鲜政权的崩溃。[74] Jong Kun Choi，“The Perils of Strategic Patience with North Kore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8，No.4，2016，pp.57-58.总的来说，奥巴马政府对朝政策的实质是一种“战略忽视”。[75]王俊生：《冷战后美国对朝政策——战略缺失与敌意螺旋的形成》，载《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9期，第75页。奥巴马政府对朝核的冷处理及对朝鲜的消极政策使朝鲜改善与美关系的幻想破灭，同时进一步加剧了朝鲜对于美国的敌对感知。由此而来，朝鲜对美国的“过度关注”和奥巴马政府对朝鲜的“过度漠视”再次引发了两国的错误知觉和潜在冲突的加剧。
自2009年以后，朝鲜先后进行了多次核试验，并多次试射弹道导弹和卫星发射，逼近美国的安全红线；而美国不仅加大了对朝制裁力度，同时扩大了美韩军演的规模，并宣布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激发了朝鲜的对抗情绪，美朝关系呈现出螺旋式恶化，朝鲜半岛危机进一步升级。至特朗普上台后，美朝冲突已经呈现出一触即发的态势。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调查显示，美国政界和民众对朝核问题的关注的比例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76] Jacob Poushter，“American Hold Very Negative Views of North Korea Amid Nuclear Tensions”，Pew ResearchCenter，April5，2017，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04/05/americans-holdvery-negative-views-of-north-korea-amid-nuclear-tensions/.与此同时，美国战略界也就朝核问题进行了前所未有大辩论。[77]王俊生：《美国特朗普政府视角下的对朝政策——多元背景下的基本共识》，载《东北亚论坛》2018年第4期，第40-41页。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开始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重点重新转移到东北亚地区，将朝鲜半岛问题作为美国的首要外交议程，并选择采取对朝“极限施压”政策，试图通过经济、外交，甚至军事手段迫使朝鲜改变其行为。[78] Emma Chanlett-Avery，Mark E.Manyin，etc，“North Korea：U.S.Relations，Nuclear Diplomacy，and Internal Situation”，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July 27，2018，pp.4，https：//fas.org/sgp/crs/nuke/R41259.pdf.
第三，古村古镇群的个性特征是差异化发展的基础。小尺度空间上文化景观形态相似的旅游景区的聚集，必须发现各自的显著差异，为差异化共生关系的构建打好基础。怀化市中部的古村古镇群的实际情况及其分析依据实现了差异的个性化识别，事实上，“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中国丹霞世界自然遗产”等也可以依法推演。
横切口 由于切口位置低，愈合后可隐藏在内裤的下方，切口的横弧线型正与皮肤纹理相符，看起来美观，易受年轻妈妈的喜欢。横切口术后起、卧时牵拉较轻，因此，术后疼痛的程度较轻。对于腹壁厚、较为肥胖的产妇，横切口比纵切口的术后病发率要低、伤口的愈合要比纵切口要好，发生脂肪液化的情况要少。
然而，特朗普政府“战略强制”政策对朝鲜作用有限，朝鲜仍进行核试验和洲际导弹试射公开叫板美国，美朝之间的敌意和误判面临螺旋上升的风险。在此背景下，美国对朝鲜核威胁的判断发生了实质变化。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逐渐开始由战略强制转向对话协商。借由朝韩冬奥关系缓和之机，开始与朝鲜进行接触。2018年6月，美朝领导人进行了首次历史性会晤，会后联合声明就美朝建立新的美朝关系和建立朝鲜半岛长久稳定的和平机制达成一致，美国承诺向朝鲜提供安全保障，朝鲜重申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完成朝鲜半岛无核化。[79] The White House，“Joint Statement of President Donald J.Trump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Chairman Kim Jong Un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at the Singapore Summit”，June 12，2018，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joint-statement-president-donald-jtrump-united-states-america-chairman-kim-jong-un-democratic-peoples-republic-korea-singaporesummit/.2019年2月和6月，特朗普与金正恩相继在越南和韩国举行了两次会晤，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创造了一种合作的政治气氛，美朝关系也再次由一触即发之势回到了缓和的周期轨道。
总的来说，美朝互动的周期变化反映了美朝两国不对称关系的内在逻辑，同时又进一步显示了不对称关系下美朝两国容易冲突升级的实质。尽管美国是更为强大的一方，但朝鲜在很大程度上为两国关系设定了双边议程和框架。美国与朝鲜不对等关切尤其加剧了朝鲜的不安全感，致使朝鲜走向了导弹和核试验寻求安全的道路，而美国倾向运用其强大的能力胁迫朝鲜放弃发展核武器，使朝鲜进一步产生了一种更为强烈的危险意识。美朝两国不同感知的不断强化最终导致了两国冲突的不断升级。面临朝鲜致命的威胁，美国在急剧恶化的情势下开始进行行为上的调整，并选择通过谈判获得两国关系的缓和。显然，谈判而非控制是不对称关系的典型互动。从美朝不对称互动的内在逻辑可以看出，不对称是美朝关系中的结构性因素，未来如何处理不对称问题仍将是美朝双方冲突所面临的重要挑战。美朝双方倘若跳出这一冲突循环周期，需要管理好两国间的不对称关系，切实采取中立性的措施循序渐进地推动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从根本上实现半岛无核化并建立半岛和平机制。
一般资料：患者127例，均系门诊患者，男性72例，女性55例，其中年龄为20～75岁，平均年龄（41.5±4.6）岁。
五、结论
与基于权力的视角研究大国与小国关系不同，不对称理论强调大国与小国关系不是由国家权力所决定，而是由不对称的关系所决定的建构。大国和小国双方能力的差异塑造了各自不同的关注视角，加深了双方在交往中的错误感知，进而引发两国间冲突的不断升级。鉴于敌意的螺旋式上升，包容的言辞和外交姿态成为大国与小国管理这种不对称的关系的选择路径。实践证明，美朝存在着敌对性的权力不对称关系，不同的关切和错误的感知很容易引发不断恶化的错误知觉，导致两国冲突的不断升级。在此过程中，朝鲜因其与美国的不对称关系而变得活跃和强大，而美国不能单方面决定与朝鲜关系的条件。特别是朝核问题的出现，由于两国彼此关注和感知的起伏，美朝两国始终处于一种关系紧张—冲突升级—管理危机的循环周期。在可预见的未来，美朝关系将继续呈现出不对称的权力结构，相应地也会存在不同的关切视角、不同感知和行为冲突。因此，管理两国的不对称关系将是两国继续面临的重要挑战。一方面，美国应将相应的精力和资源用于发展与朝鲜的关系，以减轻朝鲜对美国的误解。另一方面，朝鲜应继续奉行与美国缓和的战略，不以继续深入发展核导挑战美国的安全底线。此外，美朝双方都应该对双边不对称关系中的位置和观点给予更多的理解，切实采取中立性的措施增加两国的互信关系。只有两国通过对话实现半岛无核化并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美朝关系发展才能跳出此前冲突的循环周期，从敌对性的不对称关系走向常态化的不对称关系。
作者简介：张东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博士生。
* 本文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项目”的资助（项目编号：201807275009）。
不仅如此，通过大量有限元分析结果表明，当荷载形式不变，仅改变荷载大小时，仅轴力作用和纯弯矩作用下，存在剪力滞的过渡段长度大致相同，均为距支点约两倍腹板净距。
标签：朝鲜论文; 美国论文; 关系论文; 不对称论文; 小国论文; 《战略决策研究》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项目”的资助(项目编号:201807275009)论文;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