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三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政策调整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四三决定”指引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妇女运动道路，唤醒了广大边区农村妇女的民族意识，推动了边区妇女运动工作的蓬勃开展。蔡畅在带领中央妇委起草“四三决定”中深入调研，如实研判边区妇运现状，提出妇女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必须注重各级妇女组织建设、必须坚持与群众工作紧密结合、必须发动妇女参加社会生产，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关键词：蔡畅；“四三决定”；妇女运动
蔡畅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妇女运动杰出的领导者，她毕生致力于党领导下的中国妇女工作，成绩卓著。延安时期，蔡畅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为理论指导，结合边区妇女运动开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具有创见性和前瞻性的妇女工作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中国化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1943年2月26日，《解放日报》刊发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文件指出：“在日益接近胜利而又艰苦的各抗日根据地，战斗、生产、教育是当前的三大任务，而广大的农村妇女能够和应该特别努力参加生产，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任务。而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需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生活过得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重大作用，而且依次物质条件，她们也能挣脱封建的压迫了，这就是在整个群众工作中广大农村妇女的特殊利益的中心所在，也就是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1]“为实现上述的方针，各地妇女工作作风、方式、方法，须有彻底的转变。”[1]“四三决定”强调了发动农村妇女参加边区经济建设是“保护妇女切身利益最中心的环节”，[2]9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关于妇女要解放必须经济要独立的正确主张。
一、“四三决定”颁布前边区妇女工作
妇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会议上，就已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首个妇女运动纲领，即《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3]该《决议》明确提出中国妇女解放的必要性和任务。中共六大提出了“妇女运动群众化”的观点，认为妇女运动应该在妇女群众之内开展，积极扩大妇女运动阶层，实现妇女运动群众化。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共有100多万妇女，其中农村妇女占80%，如何发动农村妇女参加抗战，成为党在边区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王明在兼任中央妇委书记时，未能从实际出发开展边区妇女工作，导致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一度盛行，如一些妇女干部解决家庭纠纷时偏袒妻子，重责丈夫和公婆，引起群众不满，使党的妇女工作失去了群众基础；又如不根据当地群众工作的需要而脱离实际地组织妇女团体，形成只有空名的妇女组织；再如动员妇女开会时，不认真考虑妇女家务繁忙、生理特点等，会上讲的又是边区妇女群众不懂的大理论、空道理。因此，妇联会、妇救会等组织失去了广大妇女的信任和群众基础。许多地区的妇女干部受教条主义影响，不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只是忙于编妇女杂志，写妇女工作教程等，造成了党的边区妇女工作脱离了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没有抓住谋求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违背了妇女工作的规律，造成了颇多干群矛盾，不利于根据地建设。
王明在主持妇女工作期间，其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工作方法同党中央主张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思路有很大的出入。他在女大召开会议传达毛主席讲话精神时强调：“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是教条，女大学生学它几百条，学会了，记住了，碰见实际自然会运用，如果一学就怕教条，一条也记不住，哪里谈得到运用？”[4]中央妇委工作人员罗琼晚年回忆说：“当时延安的中国女子大学已经停办，中央妇委参加的人员，大都是女大的干部和学员，王明是原中央妇委书记，女大的校长，他在妇女解放领域散布了‘左’的‘右’的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夸夸其谈、脱离群众的作风，这些影响还存在，有待于肃清。”[4]中共中央对此深刻地认识到，“‘这种脱离妇女群众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倾向’是我们曾经犯过而且现在还有某种程度的保留着的，中共中央已明确地指出这‘是使妇女工作停滞不能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原因’，我们必须正确接受这一指示”。[4]1941年秋，党中央及时发现并纠正了王明领导边区妇女工作时的错误作风，调整了中央妇委组织，决定由蔡畅接替王明出任中央妇委书记一职。
第三，不仅如此，数码摄影的强大融合能力，甚至让传统二维照片的“决定性瞬间”也黯然失色。按下快门的瞬间与物体被拍摄的瞬间相吻合，衔接过去与现实的可能性正是基于这两个瞬间的吻合。摄影大师布列松曾经制造过难以计数的决定性瞬间，巴特认为这个存在过的瞬间就是摄影的本质，斯蒂格勒认为瞬间是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中抓回真实事物，就像我们抓住“星星发出的延迟的光线”[9]18。然而，数码摄影借由与各种超链接、混合媒介的结合，轻易拉长或扩大了这种瞬间，其中包括将瞬间延展为电影。它“被看作一种对时间的更有弹性的感知，未来和过去彼此交缠，与现在具有同样决定性”[1]149。
二、蔡畅对“四三决定”实施的贡献
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妇女政策进行反思与调整，这与整风运动是密不可分的。“整风学习，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5]，也是一次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与立场，来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为此，党中央于1941年8月1日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各部门进入调查研究、反思工作的阶段，开展了大量调研，发现前期妇女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党领导的妇女解放问题进行了反思，为出台新妇女政策进行了调整与准备。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首要任务，为的是坚持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6]边区政府“及时纠正了妇女运动中出现的各种偏向，使中国妇女运动与整个革命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对人民革命斗争做出了贡献，保证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健康发展”。[7]
蔡畅针对调研中发现的妇女工作脱离党的指导方针的严重问题，如孤立开展妇运工作，使用极“左”的手段宣传边区婚姻自由，轻率处理婚姻纠纷等。她提出，边区妇女工作必须贴近妇女实际生活，要教育引导妇女群众“积极上夜校、学习文化、学习政治、关心国家大事、提高本领，妇女只有有了文化、科学和知识才能解放自己”。[9]64蔡畅指出：“最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检讨了过去妇女工作的错误，正确地指出了今后妇女工作的新方向、新作风。”[10]1943年初，蔡畅带领边区妇联同志到绥德参加生产调研时强调：“要动员各种妇女群众搞好生产，做好工作，必须照顾妇女特殊的实际情况，保护妇女的切身利益，为妇女服务。只有照顾妇女的这种特殊的实际情况，才能发动最大多数妇女，提高妇女生产的积极性。”[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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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畅于1941年秋接替王明主持妇女工作。首先她对这种脱离农村实际的“左倾”妇女工作作风进行了纠正。蔡畅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纠正妇女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作风，实事求是地开展边区妇女运动。“四三决定”的颁布实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王明在边区妇女工作中所形成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工作作风的及时纠正。蔡畅指出，脱离边区实际的工作作风违背了党的妇女工作的初衷。因此，蔡畅领导下的中央妇委，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妇女工作作风的基础环节，提倡从事妇女工作的干部要深入农村，了解妇女生活的实际情况。蔡畅领导妇委同志认真学习中央整风政策，同时组织大家深入群众中调研，搞清边区妇女运动的实际情况。在蔡畅的领导下，中央妇委于1941年9月组织调查团深入到延安农村，对边区妇女的生活生产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同年12月，又组织调查团深入绥德专区、延安县等地进行半年多的调研。蔡畅在调研期间组织召开了10多次座谈会，认真听取了边区妇女运动现状，写出了《沙滩萍第二乡第二行政村调查》《沙滩萍调查》等多个具有参考价值的调研报告。蔡畅在领导中央妇委工作中，坚持率先垂范，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环节，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于9月，由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妇女生活调查团，调查根据地妇女运动现状”。[8]518-519在深入基层调研中，蔡畅发现边区妇女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即妇运工作的开展没有从妇女群众的实际情况出发，形式主义泛滥，如不顾妇女身体条件，要求边区妇女一律都要剪发和放足。在晋绥边区出现强行给妇女剪辫子，有的地方出现了组织妇女编队接受武装检阅等过“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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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妇女政策开始关注妇女的家庭利益与经济独立。“四三决定”确立了边区妇女解放的核心利益是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中指出：“在日益接近胜利而又日益艰苦的各抗日根据地，战争、生产、教育是当前三大任务。”[1]“四三决定”的颁布实施将边区妇女从家庭主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她们参加生产、支援战争、接受教育，唤醒了边区妇女的民族意识。在中央妇委领导下，广大妇女干部从其切身利益出发，动员妇女从事生产活动，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大妇女参加生产的意义不仅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道路，而且解决了部分因为男子参加抗战而短缺的劳动力问题。“发动妇女参加生产的具体方针，参加农业、工业、手工业生产，以达生产提高一寸，增加社会家庭财富，支援战争，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争取妇女解放之目的”。[16]105
1942年，中央妇委向各根据地发出《令各级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过去虽有某些地区已开始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但仍未普遍，故特发下县和乡的调查提纲，要求各级妇委，切实执行。此次调查办法，规定每个边区完成三至四个县的调查，每个县至少要完成二至三个乡的调查。”[8]425根据这个重要指示，各地妇委积极组织开展调研，有的到基层当小学教员，有的当乡文书，有的教群众纺纱织布。通过实地调查，妇女干部总结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明白了由于王明在妇女工作领域中搞了一套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使很多地区的妇女干部长期浮在水面，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孤立地讲妇女解放。蔡畅领导中央妇委认真贯彻执行延安整风运动精神，带领广大妇女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为妇女解放事业奠定了坚定的群众基础。蔡畅领导陕甘宁边区妇女组织对基层妇女群众生产生活真实情况的详细调研，为党中央及时修正边区妇运政策和总结妇运的经验教训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同时也为“四三决定”的制定和出台提供了诸多宝贵的素材。
蔡畅认为边区广大妇女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积极支援抗战，为边区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尤其是诸多女党员干部积极深入群众之中认真调研，尽心竭力为妇女群众服务，成效显著。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之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妇女干部，形成了官僚主义作风。如果妇女工作不从边区实际出发，只是空喊口号，而不知道妇女在抗战中需要做些什么，其结果只会失去广大妇女群众对抗战的支持，使边区妇女的利益受损，挫伤了她们支援抗战的积极性，不利于抗战发展与边区建设。“为了彻底消除妇女工作领域中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影响，蔡畅还领导中央妇委同志在普遍调查的基础上，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从实际中寻找正确的结论和途径”。[11]1941年9月，蔡畅带领中央妇女生活调查团到延安和绥德进行了3个多月的妇女运动调研。蔡畅在调研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原则，在她的影响下，中央妇委同志们都认真开展调研。中央妇委委员区梦觉说道：“妇女一般重感情、害羞，怕人家知道她的底细，瞧不起她，疑心大。因此，我们和妇女群众谈就得注意：要有耐心；先建立友好的感情；不着形式，随便闲谈；不要用法官审案的口吻，不要问一句写一句，自己记在心里，回家后再录出来；通过当地干部的关系；先和本人谈，再从旁人补充。”[12]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初期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基本上是照搬教条主义理论和学习苏联的妇女运动，同时经历了边区左倾婚姻政策。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妇女解放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四三决定”妇女政策立足于中国农村实际，兼顾传统伦理道德，以形成家庭统一战线为宗旨，鼓励广大妇女投身于社会生产，符合参加社会生产是妇女解放的首要条件原理。同时，它完全摆脱了西方的女权主义文化理论的影响和束缚。中国现代化始于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近现代重大变革大致都受到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妇女解放理论最开始也是如此，部分先进分子介绍西方女权理论，用来指导中国妇女解放的实践，然而忽视了西方女权理论发生的历史现实条件完全不同于中国，忽视了历史语境中的现实问题。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不在于经济，而是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的束缚，中国女性靠自己的力量难以解放，这就需要找到一条正确的且符合当时社会政治关系和社会生产关系的指导政策和有效路径。
通过深入调研，中央妇委真实了解到根据地各阶层妇女的现状，如边区妇女生活质量低、农村封建残余思想浓厚、卫生条件落后、妇女在家庭中地位低下等情况；边区妇女的生存状况是烧茶做饭、缝衣补烂、养儿抱蛋；新生儿死亡率高等。蔡畅领导中央妇委和边区各妇女团体在充分调研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和妇女生活的基础上，指出党以前的妇女工作没有充分认识到动员边区妇女积极参加生产是维护妇女切身利益的中心环节，没有将妇女运动与妇女现状、经济地位等联系起来，也没有向广大妇女指明解放的具体路径。蔡畅提出“妇女运动要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相适应，以至于打成一片”。[13]她要求各级妇委干部“通过学习马克思理论，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指导今后的实践工作，切勿教条主义”。[9]188为了给边区妇女群众提供生产生活上的便利，蔡畅带领陕甘宁边区妇委干部共同集资开办了“陕甘宁边区妇女生产合作社”，用实际行动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以发展根据地生产为中心任务的妇女工作。“1942年定边九区就有百分之九十的劳动妇女直接参加到生产战线上来了，她们学犁地、牧牛羊、背柴、担水……像男人一样的劳动着。”[14]据有关方面统计，“陕甘宁边区1942年参加纺织的妇女有88，500人，纺纱785，831斤，织布14，158匹；1943年参加纺织的妇女有172，495人，纺纱835，894斤，织布35，451匹；1944年参加纺织的妇女有213，193人，纺纱166，0203斤，织布114，497匹”。[15]
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大大改善和提高了她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成为争取妇女解放的首要条件。当时许多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生产，推动了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建国后党中央多次召开全国妇女工作会议，对“四三决定”在促进边区妇女运动开展中的作用给予积极肯定。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恢复国民生产，是建国初期妇女工作的重要任务。组织全国妇女参加生产，使广大妇女加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既符合国家发展的利益，又能不断提高妇女的生产生活水平和经济地位。正如当时从事妇女运动工作的罗琼所说，“四三决定”确立的以生产为中心的妇女工作方针，从理论上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参加社会生产是妇女解放先决条件的观点，从现实上着眼于利用妇女的劳动力角色，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这构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共产党思考妇女解放问题的关键点。
蔡畅领导陕甘宁边区妇委对基层妇女实际情况的调研，为党中央及时调整边区妇女运动的指导方针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同时也为“四三决定”的制定和出台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四三决定”强调，“各地妇救会要以研究组织农村妇女个体与集体的生产为首要工作，深入村庄，教育帮助与解决农村妇女参加生产战线中的困难”。[1]针对边区妇女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四三决定”提出了组织边区妇女积极参加生产来解决她们生活困难，同时“减少对妇女不必要的动员，根据妇女群众需要进行组织”。[16]127由此使得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工作实际中得到全面贯彻落实，确立了中国妇女解放的新方向。
三、“四三决定”颁布实施的历史定位
“四三决定”强调了妇女政策必须立足于边区实际，鼓励妇女投身于社会生产，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参加社会生产是妇女解放的首要条件”原理，而且开创了一条“不以男子为对立面”，主张将妇女解放与男女平等和民族解放结合的边区式妇女解放道路。“四三决定”在我国妇女解放运动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定位。
(一)“四三决定”指引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妇女运动道路
美丽而善良的女人，因他的过失，沦落到如此悲惨境地。一股伤心的、悔恨的泪水交织着，涌出了他的眼眶，他蹲下来，抱着头嚎啕痛哭。
(二)“四三决定”唤醒了广大边区农村妇女的民族意识
1943年妇女政策的调整，为边区妇女解放奠定了重要的政策基础和理论支撑，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中国化的重要见证。兼顾各方利益，解决差异性团结问题，是这次调整的一个重要原则；妇女解放与家庭改造相结合，是这次调整的一个重要特点；坚持群众路线、群众方法，是这次调整后妇女工作的基本方法，也成为抗战中后期成功动员群众的一个重要方法。
(三)“四三决定”推动了边区妇女运动工作的蓬勃开展
在当地政府及企业所引进的外语人才中，很多是的纯语言专业类外语毕业生，往往知识面较窄。在对外交流中经常出现业务人员不懂外语，翻译人员不懂业务的现象，沟通上存在很大的障碍。而有的外语人才虽然具备专业知识，但在和外国人直接交往中往往是讲不出，写不好，听不懂。根据调查，从总体上看，全市缺乏具有较高的外语交流能力，同时又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的应用型外语人才。只有49%的用人单位认为他们现有的外语人才的专业能力能够满足要求。大约50%的企事业单位对近几年高校历届毕业生的印象是：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太单一，知识面狭窄，缺乏应用实践能力，很难胜任其本职工作。
四、“四三决定”颁布实施的重要启示
毛泽东曾经指出：“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现在打日本，要妇女参加，生产要妇女参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成功。假如中国没有占多数的妇女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17]在“四三决定”的正确政策指引下，边区妇女积极参加到抗日斗争各项工作中，为抗战胜利及边区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妇女自身也获得了解放。今天回顾“四三决定”制定与实施的历史，仍能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一)妇女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党的正确领导
边区妇女运动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蓬勃开展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边区妇女工作十分关心，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妇女工作的政策，为边区妇女工作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并为边区妇女解放和全民族积极支援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党的领导使陕甘宁边区妇女群众的政治参与度得到空前提高，参与人数显著增多，“1946年边区第三次民主选举时，全边区女选民参选人数达76，292人”。[18]246建国以来，广大妇女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优良作风，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伟大贡献。如今妇女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中的作用不断增强。面对世界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给党的妇女工作带来的重大挑战，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仍是新时代我国妇女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二)妇女工作必须注重各级妇女组织建设
各级妇女组织是妇女在争取自身解放和维护自身权利中建立起来的各种妇女团体，它担负着组织、领导妇女运动和妇女工作的任务。抗战时期妇女组织在动员农村妇女参加生产、支援前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成为党领导妇女运动的桥梁。然而农村妇女组织在现实乡村政治实践中存在诸多矛盾，如农村妇女组织建设不健全、人才匮乏，在发动妇女参加社会生产等方面作用发挥较弱。同时，妇女工作宣传方式简单，深入实际做工作的少，单调宣传的多。部分妇女干部不愿意做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而农村妇女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妇女工作者更需要深入群众中开展工作。新时代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强农村妇女组织建设，保障妇女权益，调动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生活尤为重要。
(三)妇女工作必须坚持与群众工作紧密结合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杜赞奇曾提出：“中共胜利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能够了解民间疾苦，从而动员群众革命激情’。”[19]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妇女工作方式的一个重大政策调整，就是坚持开展妇女工作要紧紧抓住发动群众这个中心环节。“四三决定”强调，战斗、生产、教育仍是当前抗日根据地的三大重要任务。边区妇女运动在党建立初期就已纳入到民族解放运动之中，因此在抗日战争爆发之时，妇女工作的指导方针即以抗日救亡为中心。在抗日救亡的背景下，边区政府、妇女干部深入妇女群众中宣传，把抗日的民族大义与妇女的自身解放结合起来，发动各阶层妇女积极投入到抗日斗争之中。在党的群众路线政策感召下，边区妇女的觉悟空前提高，以前所未有的声势投入到全民族抗战之中。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将妇女工作与党的群众工作相结合，才使妇女运动蓬勃开展，加速了抗战的胜利。
(四)妇女工作必须发动妇女参加社会生产
“四三决定”指出：“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家庭生活都过得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重大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能逐渐挣脱封建压迫了，这就是在整个群众工作中广大农村妇女的特殊利益的中心所在，也就是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了。”[1]“只有组织妇女生产，才能使妇女切身利益与抗日斗争利益，密切地统一起来”。[4]因此，“发动妇女参加生产是妇女工作的中心任务，其他的妇女工作必须围绕这一中心进行”。[20]“四三决定”强调“农村妇女生产工作的好坏，是测量妇女工作的尺度”。[1]妇女生产工作搞好了，既能提高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也能对妇女自身的解放起到很大的作用。如，边区妇女参加纺织提高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妇纺发展了，农村经济也就活跃了，农民消费和入股的力量也就增加了”。[21]同时边区妇女群众从事生产也对抗战起到了积极的支援作用，“仅1947年3月到1948年6月，她们做军鞋928，000多双，其中有10万多双是纯义务性质的，还缝制棉衣34，000套、棉被10，000条，军袜3，000双”。[18]289许多妇女被选为劳动模范，有的成为边区妇救会的干部，边区妇女群众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使得自身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
(4)开设就业指导相关课程。在学生入学之初开展专业入学教育专题讲座，让学生明白专业发展方向；在学生离校前的一个学期，开设《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创业基础》两门课程，让学生做好就业规划。
综上所述，“四三决定”的颁布实施，把参加生产确定为边区妇女工作的中心，成为我国妇女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蔡畅结合边区实际，正确分析了边区妇女工作的开展方向，以身示范，使边区妇女运动赢得了党中央和边区群众的一致认同，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也对新时代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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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ChangandthePromulgationofthe“43Decision”——BasedonthePerspectiveofWomen′sEmancipation
MA Chao1,2
(1.School of Marxism; 2.He-Fu Research Center,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
Abstract:The “43 decision”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the adjustment of women′s liberation poli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nd h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s movement.It guides the women′s movement in line with China′s reality,awakens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the rural women in the vast border area,promotes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women′s movement in the border area.Cai Chang led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of Women draft the “43 decision”,truthfully study the status of women′s movement in the border area.Cai Chang suggested that women′s work must always adhere to the correct leadership of the CPC,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women′s organization,adhere closely to the work of the masses,adhere to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production.It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gr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women′s liberation and China′s reality.
KeyWords:Cai Chang; the“43 decision” ; women′s movement
中图分类号：D4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9)01-0047-06
收稿日期：2018-11-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根据地社会问题的治理及其历史经验研究”(12BDJ015)
作者简介：马 超(1985—)，男，甘肃庆阳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南开大学和富研究中心成员。
[责任编辑齐文娟]
标签：妇女论文; 边区论文; 工作论文; 群众论文; 陕甘宁边区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根据地社会问题的治理及其历史经验研究”(12BDJ015)论文;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南开大学和富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