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早期汉文佛经看“塔”的产生时代（论文文献综述）
魏晓妍[1]（2021）在《隋唐官印发微》文中认为隋唐官印印章形式的变化及多样性呈现了这一时期独特的面貌,是古代印章发展史上的另一座高峰,是篆刻史上重要的创作母体之一。是由于纸张和印色的广泛使用,使得隋唐官印完成了从“抑与泥”到“钤于纸”的转变,由此也成为区别于秦汉印系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也对隋唐印的形制突变产生重大影响。隋唐时期纸张的普及和印泥的使用是印章由小变大,由白文变朱文的重要原因,纸张彻底取代封竹木简的封泥成为新的钤印载体。制作工艺直接影响隋唐印风的形成。现有研究大多认为隋唐官印变革的原因是由当时的官印制度和唐篆风格影响所致,当然,这些因素会有直接或间接影响,通过个案研究,同时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分析隋唐官印的艺术价值揭示隋唐时期并非是印史上所认为的衰落时期。本文撰写以隋唐官印为研究对象,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隋唐官印概况,根据搜寻资料分类同时介绍隋唐时期的官印制度;第二章从钤印方式的转变对隋唐印风的影响,纸张、印色的广泛使用直接影响了隋唐时期钤印方式转变,由此出现印形增大、印文由白变朱,这不仅是特征也是印形制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第三章主要从隋唐官印材质和制作工艺总结出影响唐代官印风格的转变;第四章小篆入印成为隋唐新印风的重要标志,重在分析其印风成因及演化走向;第五章全面总结隋唐官印的特征及艺术价值,通过图像分析呈现隋唐官印独特的审美趣味,拓宽当下具有局限性的篆刻艺术审美边界;第六章重新审视隋唐官印在古代印章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第七章隋唐印风的域外传播以及对后世篆刻家们的影响,从不同程度的吸收和借鉴隋唐印风反过来证明了这一时代的重要性。
佟纯正[2]（2020）在《秦汉时期习字简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发达的文书行政系统是秦汉社会及各方面稳定统一的有力保障。近世边地遗址出土的秦汉简牍中,存在大量的习字简牍,前辈学者多是对单一批次简牍中的习字简牍进行分析,没有系统地整理和研究。因此本文在系统整理秦汉相关简牍的基础之上,对基层人员的习字情况进行论述。本文在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对秦汉时期习字简牍进行详细分析。首先明确习字概念,我们认为用于字书及文书用字练习的简牍为习字简牍。并在前人基础上对秦汉时期习字简牍再整理,最终选择1337枚简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结合具体实例,对习字简牍的形制及内含的习字方法进行了探讨。其形制多样,有简、楬、两行、函封等,习字方法主要有示范教学和自主学习两种。在学界研究基础上对其内容进行补充并进一步系统分类,主要有数学知识、历法知识、字书、官文书、私人书信、吉语六部分。习字原因主要有教育所需、升迁需要以及社会风尚的引导。重点对习字简牍的书写群体进行了考察。我们认为习字群体主要有不识字的学童和从事文书书写职业的人,并结合习字内容与书写特点分别对其进行举例说明。最后与甲骨习刻、敦煌遗书习字在书写材质、习字内容、习字方法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通过以上分析,进一步说明习字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性。
周思宇[3]（2020）在《唐五代刻本字形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对唐五代时期刻本材料的字形进行研究,全文包括绪论、结语、附録及正文四章。绪论介绍研究现状,包括唐五代汉文刻本的研究及唐五代时期楷字字形的研究,以及研究内容、研究价值与意义。第一章爲唐五代刻本实物叙録。在前贤的基础上梳理材料现状,并增补新发现的材料内容。第二章爲唐五代刻本字形比较研究。以《开成石经》爲参照,从笔画、构件、书风三个方面,考察唐五代刻本字形的大致面貌。第三章爲写本到刻本的字形比较研究。将《二十四孝押座文》两号写本与刻本字形进行比对,探讨刻本文字与手写体的关系及刻印过程对文字的影响。第四章爲唐五代刻本字形规范问题的研究。选取咸通九年《金刚经》及唐乾符四年《丁酉岁具注历日》爲代表,对两类不同类型的刻本字形的规范程度及相关问题进行探究。最後,挑选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唐五代刻本字形,制成字位表附於附録中。
王巳龙[4]（2020）在《特定符号在藏文化语境中的表达研究 ——以“龙”（“鲁”与“珠”）为例》文中认为“鲁”（（?）,kLu）和“珠”（（?）,vBrug）是藏语言当中,表达龙符号所指的两个符号能指。本文借助符号学的阐释路径,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范式及研究方法,以藏文化语境中的龙符号“鲁”和“珠”为研究对象,对特定符号在藏文化语境当中的表达进行了多角度的聚焦研究。研究首先对基本概念进行了力求科学合理的界定。本研究所立足的基本语境是藏文化语境。构成藏文化语境的主体和必要条件是藏文化,以藏文化为主体建构的语境可以生成藏文化语境。广义上的藏文化语境涵义较为宽泛,它不以地理位置、语言文字、人种体质或族属认同当中任何单个要素为唯一约束,而是一个需要在所有向度上进行综合讨论的概念。藏文化语境既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应当存在非此即彼的精确界限,而是相对模糊的动态的叙述范围,需要依据多因素进行综合判定。作为本文研究的对象能指符号,“鲁”符号所指范畴十分宽泛,且其概念和形象,在历史上呈现出变化状态,因此一个“鲁”符号表达是否属于龙,应当根据其外形形象、叙事话语体系及其叙事中与人的关系和互动模式进行判断。“珠”符号所指范畴相对确定,但同样具有多重含义,亦在表意方面存在变迁。本文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鲁”、“珠”与龙符号的范畴进行归纳总结,以定量指标作为参考因素进行辅助判断,定性地界定了相对明确的龙符号及龙符号丛概念。基于明确的龙符号丛概念,在藏文化语境的边界条件下,本文首先对藏文化语境当中龙符号在文本当中所呈现的形象进行了归纳总结和文化定位。藏文化语境中的龙符号文本主要分为口传文本、典籍文本、视觉文本和行为文本几大类,其中符号的赋值则依附于文本成为能够被解释的呈现状态。龙符号的形象描述,在不同类型文本当中有不同的展示。对不同类型文本中龙符号形象的考察,即是将龙符号在文本中的解释意义还原为文本意义进行复原和呈现。龙符号在文本意义当中的呈现,是符号发出者赋予符号的意图意义进入文本之后,在文本当中的表达。宗教文本和世俗文本中龙符号表达的意义不同;个体创作文本和群体创作文本中龙符号的表达也存在差异。龙符号在行为文本中的表达亦有其特征属性。龙符号表达的核心是表达主体,而表达的动机和功能比表达生成的文本及其中的符号形象是否遵循事实或是否符合约定俗成的一般逻辑更为重要。对符号表达的分析是通过文本意义反向追溯并分析阐释叙述主体意图意义的过程。藏文化语境中的龙符号在发展历史中,除了持续的文化变迁外,还发生了两次文化形象的跃迁。其中人格化龙形象的生成体现了藏区社会的超现实话语向人类主体的理性社会之转型;汉族龙形象进入藏文化龙符号丛则表明跨语境文化交流由自发自觉活动转而成为系统化的主动社会策略。本文同时也将多民族、多文化的龙符号表达作为藏文化语境下龙符号研究的平行参照物。龙符号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各民族话语体系的叙事中,藏文化语境当中的龙符号表达存在一定的共性要素,更有其突出的独属特点。龙符号在藏文化语境下的叙事是作为行为主体的人类以符号为媒介进行的表达,其叙事生成的阐释体现出人类在其所处社会语境中的功能需求。龙符号叙事在藏文化语境中的呈现以及动态变化,实际上是人在构建文化语境时对语言策略的实践。
段鹏[5]（2020）在《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宗教生活研究 ——以斋会文本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认为敦煌文书中保存的集中出现于九、十世纪的斋会文本,是反映当时宗教与社会生活互动的珍贵材料。文本中蕴含着当时敦煌人民看待社会、思索人生的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诉求,透射出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诉求与向往。斋会文本叙述背后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特殊意义:一是宗教史意义,体现出当时社会中三教的进一步融合;以及密教“禳灾护国”思想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斋会呈现出密教化特征。二是社会生活史意义,宗教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更加密切,主要体现在以岁时、农业诉求、灾害应对、疾病救赎等方面均举行相应的斋会。三是文化史意义,当时社会中盛行的正月燃灯、二月八游四门、七月十五追荐宗亲行事,至今在地方社会生活中仍有重要影响。文本中呈现的诸如“出忠于国,入孝于家”的思想,以及面对疫情灾害时“疫疠大行,是众生之共业”的集体责任意识,值得当今社会借鉴。
廖志堂[6]（2019）在《印度、中亚与中国新疆的“燃灯佛授记”图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燃灯佛授记"（Dipamkara Jataka）是最早涉及"授记"（vyakarana）的佛教故事之一,主要讲述了佛前生转生为儒童1精进修行,通过向燃灯佛供养莲花等行为证明自己成佛的决心,最终得授记而成释迦牟尼的故事。据中国古代僧人的游记、传记记述,这一故事"发生"在古代犍陀罗2（Gandhara）的那揭罗国（Nagarahara）,大致相当於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3
宋以丰[7]（2020）在《“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文中指出“首崇满洲”又称“满洲本位”,是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基本国策与统治方针。同时,“首崇满洲”也是满清政权最为深层的民族本位思想,以及立法、行政的基础和依据。所谓“首崇满洲”,是指满清政府在政治实践与文化建设等领域中,坚持“满人首位”的原则,无论纲纪法度,还是用人行政,皆是为了坚守满洲根本,优化满人利益。“首崇满洲”观念的确立与实施,取决于满清政权的民族特性。清初以来,历代统治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宣称“满汉一体”的思想,并为此做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但由于统治者对汉化、过度汉化的后果有着清醒认识,因而对“满汉一体”设置了条件、原则和底线。概言之,便是以满人利益、满洲文化为根本,保持满洲旧俗,维护满洲传统。作为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与基本国策,“首崇满洲”观念涵盖了清代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尤其是政治、文化领域,如“薙发易服”、“国语骑射”、“政权建构”、“职官系统”等,目的在于维护以满族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作为政权统治的基本出发点,“首崇满洲”观念也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引导、规范着满清政府治下的翻译实践行为,为后者进行有关翻译的制度设计、调整与改革等,提供了思想依据与制度保障。例如,翻译科考作为清代特设之科目,以及八旗科举之独特构成,建制上极富满洲特色,其应试者以八旗子弟为限,系旗人入仕、进身之专途,旨在维护“国语骑射”的满洲旧制,避免满洲文化被汉族所同化。翻译职官体系的创设与推行,如笔帖式、庶吉士（尤其是翻译庶吉士）等,也是为了因应统治需要,保障政治、文化实践的顺利推行。这一体系的构建不仅使旗人享有独立于汉人之外的入仕、进身之阶,而且使他们增强了学习清语的兴趣,维护了“清字”作为“国语”的地位。无论是“笔帖式”制度,还是“庶吉士”制度,二者作为专为旗人,尤其是八旗满洲而设的制度性安排,或成为清代特有之官制,或沿袭前朝旧制,既为朝廷造就了治理人才,又使旗人坚守了翻译作为满洲本业的地位,为统治者推进国家治理,坚守“满洲本位”做出了积极贡献。清代旗学的广设也是“首崇满洲”既定国策的产物,具有深厚的政治目的与文化意涵。自顺治朝始设以来,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清代的旗学教育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如学生的选拔、教习的延聘、课程的设置、学业的考核等,不仅有效推动了满人的民族教育,塑造了积极进取的士人精神,培养了忠君爱国之才,而且通过教导八旗子弟娴习“国语骑射”以及满、汉双语之间的翻译,有效维护了满洲的民族特质与文化传统,扩大了政权的统治基础,维护了“首崇满洲”的政治意涵。作为清代政治、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汉籍（书）的翻译与此同理。清初以来,统治者反复提倡“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试图维护“满洲根本”于不坠,却又不得不进行文化整合,汲取汉族的文化精粹与治理经验,建构政权的“治统”与“道统”。正是在此看似矛盾的文化态度中,汉籍（书）的翻译得以生存和接续。清初以来的汉书翻译既面对《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也面对《金瓶梅》、《西厢记》等通俗作品。通过翻译这些作品,统治者成功撷取了帝王为政之道,完善了治国理念与模式,并通过引导、规范翻译事业,讲明法度,维护正统,将翻译当作巩固政权统治的策略与手段,更好地践行满洲本位主义思想。作为满清政权政治、文化政策的不同环节,翻译科考、翻译职官、翻译教育和汉书翻译等政策（或制度）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如翻译职官制度对翻译铨选传统的继承、翻译科考对翻译职官（如翻译庶吉士）选拔的影响,以及翻译教育与汉书翻译之间的互动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既有政治、文化上的需求,又有思想上的追求;既增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又维护了王朝体系的稳定、和谐与持续运作,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旗人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实现了统治者“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
赵徽弘[8]（2019）在《中华文明共同体视野里西域观之变迁研究》文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中国故事为时代命题,讲好中国故事为时代使命。”故事讲的是人类过往与现实之关联,传播的是讲述者之价值观与时代感,故事讲得好有利助推社会稳定和谐,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更好助推中华文明之深化理解,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华文明共同体意识之古代西域观认知构建之价值与之效,弘扬中国话语权,树立中国认同观之价值立场、理念构建、学术条辨、文献佐证、意涵引申等几方面之于西域研究之构建,增进学术研究与现实需求之合理转化。西域的本意为中国西部疆域,即将西域置之于中华文明共同体里予以阐释,将西域观置入中华文明脉络与枢宇中,讲明西域自古之于中原华夏文化统合之因联。梳理历代中原王朝与西域之血缘亲情、涵纳中国历史文脉,构建中国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西域观为生民对西域历史变迁、西域地理范畴与西域诸地文化之大致认知,并且由此生成之文献观点与文化观念。渊鉴于对历史变迁、地理范畴、社会文化之大致认知,为来自中华文献撰述,囊括历史着作、诗歌文赋、后世评价之内,西域观可说为有关西域文献记载生成实践经验之积累或总结。西域观之于某种意义上涵盖了西域文献撰述思想或西域文本着作理论。西域观囊括人文地理书写与行走,中国古典文献层面的整合与撰述。西域观最终落实之于中华哲学维度之国家观与价值体系,即中华民族历来的“家国情怀”。在中华文明共同体涵养与发展中,西域观在中国历代因含出丰富之姿态。全面系统记录与系统解读中华文明西域观之发生发展,就显得尤为必要。从中华文明共同体视角对西域文献记载爬梳,以体现历代人文精神气质之流变,探究西域观变迁,以涵纳中华文化地理表达,为中国当代西域研究提供古典文献支持,西域观为研究中华文明共同体语境中不可或缺之一部分。目前关乎西域观之系统研究论着并不多见,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展,贯彻党中央治疆方针,阐扬当代爱国主义精神文化形态观念求同一致思想。基于此,便应之于中华民族文明史研究中有组成系统之西域观理论来给地域文化合理之“嵌入”,使西域观为中华文明共同体话语体系中圆融而恰当之一个关键构成。用中国古典文献阐明中华文明为西域文明最坚实之思想根基,中原文化为西域文化最牢靠之基因内核,中国历史为西域历史最稳固之精神载体而写就论文。
区佩仪[9]（2019）在《高昌回鹘的弥勒信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佛教早在汉魏时期东传西域,从此开展延绵千年辉煌的西域佛教史。公元十世纪中叶伊斯兰文化进入后西域佛教开始衰落,但近世纪出土的大量考古遗存显示,佛教在高昌地区直至九世纪中叶回鹘从蒙古高原西迁建立高昌回鹘王国时依然盛行不衰,到约十五世纪始被伊斯兰文化完全取代。高昌地区在南北朝以后流行汉传佛教,有学者甚至认为这里基本上是汉传佛教的翻版。然而目前文献资料揭示这种论断未必是高昌回鹘佛教的真实反映,例如糅合佛教大、小乘思想的弥勒信仰在西域的传承和发展与汉地就有着不一样的轨迹。弥勒信仰虽从大乘净土思想发展出来,却是唯一结合原始教义、部派念天生天修持,以致大乘菩萨思想,同时包含着上生兜率净土与下生人间净土的信仰系统,在佛教思想史与传播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十六国尤其北凉前后此信仰随着西域僧人传入,在中国西北地区广为传播。中国的弥勒信仰在唐中叶以后已见式微并逐渐被阿弥陀净土信仰取代,但前者在西域尤其北道的发展似仍持续兴盛并延展至回鹘王国时期。大量出土的回鹘佛教遗存如着名说唱文学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和回鹘皇家寺院西大寺等的发现,在在显示回鹘入主高昌前后西域北道仍有不少弥勒信仰流布的痕迹。本文以横跨近五百年的回鹘王国为立足点,通过对前后时代及周围地域的考察,研究弥勒信仰进入西域的源流脉络及此信仰在传入西域后的内涵演变和传承发展,尝试为高昌回鹘的弥勒信仰重塑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面貌。弥勒信仰最早是由印度西北通过西域地区再传入中国,后在西域北道直至回鹘王国时仍然盛行,可是能依据考证回鹘时期的弥勒信仰形态、传承和发展情况的东西方文献资料却十分有限而且零散。本研究涉及较大的时代、地域跨度,以及大、小乘佛学思想与佛教传播历史等,因此笔者主要运用历史文献考证法,检索利用的文献包括汉文历史文献、汉文经录、高僧传记及游记、佛教经典主要为汉文佛典和沿线出土文物文献等。本文同时运用考古资料比对法,利用与本研究题目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出土实物遗存的考古资料作辅助考证。为了更好厘清高昌回鹘的弥勒信仰形态与面貌,本文首先溯源此信仰形成、发展与东传西域的传布脉络。从弥勒经典及图像考察,包含上生、下生思想的成熟“弥勒信仰”是经过一段漫长多阶段的过程而逐步演变、发展形成的。种种资料显示,弥勒信仰与以乌仗那为中心的法藏部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它也最有可能是弥勒信仰兴起与传播的关键。至于弥勒信仰东传西域的时限及路线范围,考察显示塔里木北缘、西域北道的龟兹和焉耆与弥勒信仰传播的联系甚为明显,传承为扇宾及法藏部一脉。然而弥勒信仰尤其上生崇拜作为一个独立信仰体系而在西域北道流行的应该始自北凉高昌。麹氏高昌和西州时期明显流行汉地回传的大乘佛教,亦见有多元净土信仰出现,并与属宾-龟兹-北凉一脉的佛教传统杂行。笔者从回鹘文经籍文书、回鹘佛教实物遗存包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等来考察在高昌回鹘时期弥勒信仰的形态内涵及流布情况。综合资料分析,可以相信早期弥勒上生信仰是约于公元三世纪中由罽宾的法藏部及/或其支系,通过罽宾道经疏勒传入龟兹地区;成熟的弥勒信仰于四世纪初至中在龟兹地区开始流布,于四世纪末五世纪初传入中国河西地区再回传高昌。这个传承过程中,西域北道的弥勒信仰由最初纯粹的罽宾-龟兹法藏系的涅盘-禅观-生天传统,逐渐转向为包括上、下生及多元思想的信仰系统。因此,高昌回鹘的弥勒信仰或可被视为中西合璧、大小乘及多元思想磨合与融和而出现的一种崭新信仰体系。本文的研究是基于现存可资查证的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其中涉及的材料有局限性,所得考察和推论也未必能反映事实的全部,只是希望借着本研究能稍为填补有重要和持续影响力的佛教净土系统弥勒信仰和部派法藏部在西域佛教史上的空白,为日后对西域佛教更深入而全面的研究提供一个基础。
王胜泽[10]（2019）在《美术史背景下敦煌西夏石窟绘画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美术的发展包括了历史上各个民族的贡献。敦煌石窟艺术呈现了异彩纷呈的多民族特色,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统治敦煌近两个世纪,他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西夏石窟绘画艺术。敦煌西夏石窟绘画主要包括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肃北五个庙等西夏开凿和重绘的石窟绘画,它们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在“唐宋变革”和10—13世纪佛教图像的重构背景下,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本文从美术史角度出发,对敦煌西夏石窟中的花鸟画、人物画、山水画、建筑画和装饰图案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这一时期的石窟绘画在题材上出现了蜀葵、唐僧取经图、布袋和尚、雪景图、坛城图以及火焰纹等新样式,同时药师佛、炽盛光佛、水月观音、千手观音等的绘画样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绘画表现上则形式多样,应用了整壁花鸟描绘、水墨山水、线描、减笔画、留白、半边构图、满窟顶装饰等手法。文章通过对西夏石窟中花鸟、人物、山水画的分析探讨,勾勒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西夏绘画体系,这种绘画体系的形成是西夏人善于学习、自我创新的结果。尤其到了西夏晚期,其绘画风格、绘画内容明显受中原文人画的影响。他们摄取了吐蕃、沙州、西凉的佛法,学习北宋、辽、金画家的人物造型、笔墨构图,汲取回鹘人的色彩装饰,兼收并蓄,融化贯通,透视出西夏人的文化观念、审美情趣和社会风尚。藏传绘画的传入是西夏石窟绘画的又一次飞跃,同一石窟中汉藏杂糅、显密共存,体现出了西夏绘画的“圆融”性。同时绘画中还出现诸多社会生产生活场景,使得佛教艺术更显世俗化,这一特点与中原流行的风俗画有很大的关系。此外,本文通过对莫高窟第95窟的洞窟形制、地仗层、绘画内容及风格,尤其是对水月观音图像的论证,考证出莫高窟第95窟为西夏窟,而并非此前学界认为的元代窟。由上所述,本文对敦煌西夏石窟绘画内容进行了全方位的整理,对其风格、艺术手法进行了探究,对其个别图像进行了考证,以使我们能更好更全面的利用敦煌西夏石窟材料,为日后的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二、从早期汉文佛经看“塔”的产生时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早期汉文佛经看“塔”的产生时代（论文提纲范文）
（1）隋唐官印发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四、学术史回顾 |
| 五、研究思路、研究范围与相关材料 |
| 第一章 隋唐官印概况 |
| 第一节 隋印 |
| 第二节 唐印 |
| 第三节 隋唐官印制度与钤印制度 |
| 第二章 钤印方式转变对隋唐印章风格的影响 |
| 第一节 纸张与印色的应用 |
| 第二节 印形由小变大的内在原因 |
| 第三节 朱文一直是古玺印的主流 |
| 小结 |
| 第三章 隋唐官印材质与制作工艺对印文风格的影响 |
| 第一节 材质与印式 |
| 第二节 制作工艺与印文风格 |
| 小结 |
| 第四章 小篆入印——隋唐的新印风 |
| 第一节 小篆入印 |
| 第二节 隋唐印章风格的由来 |
| 第三节 唐代篆书对唐代官印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五章 隋唐官印的基本特征和艺术价值 |
| 第一节 隋官印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唐官印的基本特征 |
| 第三节 隋唐官印的艺术价值 |
| 小结 |
| 第六章 隋唐官印在古代印章发展史上的地位 |
| 第七章 隋唐印风的影响 |
| 第一节 隋唐印风的域外传播 |
| 第二节 历代篆刻家与隋唐印风的传承关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秦汉时期习字简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习字简牍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重难点、创新点 |
| 第一章 习字简牍界定及发现 |
| 第一节 习字简牍的界定 |
| 第二节 习字简牍的发现 |
| 第三节 资料来源 |
| 第二章 习字简牍的形制与习字方法 |
| 第一节 习字简牍的形制 |
| 第二节 简牍所见习字方法 |
| 一、示范教学法 |
| 二、自主学习法 |
| 第三章 习字简牍的内容与习字原因 |
| 第一节 文献中关于秦汉时期蒙学教育的记载 |
| 一、传世文献所见蒙学教育 |
| 二、简牍所见秦汉蒙学教育 |
| 第二节 习字原因 |
| 一、教育所需 |
| 二、作为升迁需要的文书常用语的练习 |
| 三、社会风尚的引导 |
| 第四章 习字简牍书写群体的考察 |
| 第一节 前辈学者对书写群体的研究 |
| 第二节 从习字简牍的书写情况看习字群体 |
| 一、不识字的学童和戍卒 |
| 二、从事文书书写职业的人 |
| 第五章 与甲骨习刻、敦煌遗书习字对比研究 |
| 第一节 与甲骨习刻比较研究 |
| 第二节 与敦煌遗书习字比较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表一 居延汉简习字简牍出土位置 |
| 附表二 秦汉习字简牍一览表 |
| 个人简历、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3）唐五代刻本字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唐五代刻本字形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研究价值和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第一章 唐五代刻本叙録 |
| 第一节 佛教文献 |
| 第二节 非佛教文献 |
| 第二章 唐五代刻本字形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笔画比较研究 |
| 第二节 构件比较研究 |
| 第三节 书风比较研究 |
| 第三章 写本到刻本的字形比较 |
| 第一节 《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写、刻本关系考证 |
| 第二节 《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写、刻本字形比较 |
| 第四章 唐五代刻本字形的规范问题 |
| 第一节 唐五代刻经的规范程度研究 |
| 第二节 唐五代非佛教刻本规范程度研究 |
| 第三节 刻印流程的不规范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録 |
| 説明 |
| 唐五代刻本字位表(示例)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特定符号在藏文化语境中的表达研究 ——以“龙”（“鲁”与“珠”）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龙的研究 |
| 二、关于藏族龙神崇拜或信仰的研究 |
| 三、关于藏文化中神灵的研究 |
| 四、关于特征文化符号的文化研究 |
| 五、关于藏族“龙”的主要观点和争议 |
| 第三节 主要方法与素材 |
| 第四节 创新点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藏文化语境的范畴 |
| 一、藏区、藏地和青藏高原 |
| 二、藏民族及其文化来源 |
| 三、藏文化语境 |
| 第二节 “鲁”、“珠”与“那伽”辨析 |
| 一、“鲁”的释义及概念 |
| 二、“珠”的释义及概念 |
| 三、“那伽”的定义、概念及形象 |
| 四、“鲁”、“珠”、“那伽”与龙的符号化阐释路径 |
| 第三节 龙的符号丛 |
| 一、真实存在的动物形象 |
| 二、虚构的超现实形象 |
| 三、变幻之龙:真实与虚构结合的锚点 |
| 第四节 龙符号的文本 |
| 一、狭义文本 |
| 二、广义文本 |
| 第二章 藏文化文本中的龙形象 |
| 第一节 龙的口传形象 |
| 一、民间歌谣、故事与古代神话中的龙 |
| 二、口传史诗《格萨尔》中的龙 |
| 三、当代民间口头传说中的龙 |
| 第二节 龙的典籍形象 |
| 一、龙的宗教典籍形象 |
| 二、龙的世俗典籍形象 |
| 三、非虚构典籍中的龙 |
| 第三节 龙的视觉形象 |
| 一、平面视觉的龙 |
| 二、立体视觉的龙 |
| 三、动态视觉的龙 |
| 第四节 龙的行为文本形象 |
| 一、与龙有关的日常行为 |
| 二、与龙有关的非日常行为 |
| 三、龙的其它行为文本 |
| 第三章 龙符号在藏文化语境中的表达 |
| 第一节 早期、中期和晚期的龙 |
| 一、早期的龙 |
| 二、中期的龙 |
| 三、晚期的龙 |
| 第二节 世俗文本的龙叙事表达 |
| 一、群体创作文本 |
| 二、个体创作文本 |
| 三、非原创文本 |
| 第三节 宗教文本的龙叙事表达 |
| 一、宗教-宗教文本 |
| 二、宗教-世俗文本 |
| 三、世俗-宗教文本 |
| 第四节 民俗仪轨中对龙的表达 |
| 一、龙在日常生活中的表达 |
| 二、龙在非日常活动中的表达 |
| 三、日常与非日常的链接 |
| 第四章 “龙”符号所指的变迁 |
| 第一节 文化形象的变迁和跃迁 |
| 一、术语借用:跃迁 |
| 二、文化形象的跃迁 |
| 三、龙的两次形象跃迁 |
| 第二节 “鲁”:从泛灵到厉神 |
| 第三节 “珠”:从雷声到瑞兽 |
| 第四节 “鲁”家族的构建 |
| 第五节 龙王龙女:龙的人格化 |
| 一、佛教文本中的“龙女” |
| 二、藏文化中的拟人龙神 |
| 三、藏文化语境中的龙王和龙女 |
| 第五章 多文化的龙叙事表达 |
| 第一节 汉族的龙叙事 |
| 一、以应龙为代表的先秦龙 |
| 二、以黄龙为代表的经典龙 |
| 三、皇权之龙和人格化的龙 |
| 第二节 西南各少数民族的龙叙事 |
| 第三节 台湾地区的龙叙事 |
| 第四节 西方的龙叙事 |
| 一、泛基督教叙事中的龙 |
| 二、邪恶之龙 |
| 三、“屠龙”的叙事 |
| 第六章 藏文化语境下龙符号叙事的解读与阐释 |
| 第一节 崇拜与畏惧:万物有灵的龙 |
| 第二节 交流与供奉:自成一统的龙 |
| 第三节 调伏与教化:护持教法的龙 |
| 第四节 文化建构中的语言策略 |
| 结论 |
| 一、龙符号的判定 |
| 二、龙符号的形象、表达及文化跃迁 |
| 三、意义、启示和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一览 |
| 致谢 |
（5）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宗教生活研究 ——以斋会文本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范围与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九、十世纪敦煌斋会盛行的背景及其表现 |
| 第一节 九、十世纪敦煌斋会盛行的背景 |
| 一、中国古代社会重视祭祀的传统 |
| 二、佛、道二教对中国传统祭祀理念的继承与发展 |
| 三、唐宋时期佛、道交涉与三教汇融 |
| 四、大乘佛教的影响与功德思想的盛行 |
| 五、密教兴起与在敦煌的传播 |
| 第二节 程式化:敦煌斋会盛行的文本表征 |
| 一、沟通凡圣:早期道教三官手书与敦煌道教斋会文本 |
| 二、唐代佛教斋文的书写与使用 |
| 三、九、十世纪敦煌斋会文本中的替代形式 |
| 四、从写卷到“小册子”:九、十世纪斋文写本物质形态的变化 |
| 第三节 宗教生活:九、十世纪斋会与敦煌社会生活的互融 |
| 一、宗教与社会生活 |
| 二、《斋琬文》所见斋会概况 |
| 三、“小册子”所见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宗教生活 |
| 四、九、十世纪敦煌斋会与社会生活的互融及其表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四时顺序、风雨应时:岁时与斋会 |
| 第一节 福建新春:敦煌正月印沙、燃灯诸行事 |
| 一、新春正月祈福 |
| 二、正月印沙佛、塔 |
| 三、九、十世纪敦煌正月燃灯 |
| 四、安伞、旋城、赛天王 |
| 五、燃灯社、三长邑义:正月斋会的组织 |
| 第二节 游四门、行城:敦煌二月八行事及其宗教史意义 |
| 一、早期佛教经典中“游四门”叙事 |
| 二、行城、讲经:九、十世纪敦煌的二月八行事 |
| 三、幡花隘路:二月八行城中的幡 |
| 四、行像社、行像司:二月八行城的组织 |
| 五、文化象征与延续:西南边疆二月八“游四门”文献与行事 |
| 第三节 敦煌七月十五行事及其思想 |
| 一、“家家列馔,处处敷筵”:七月十五斋会的盛行 |
| 二、九、十世纪敦煌七月十五斋会行事 |
| 三、造幡绘像:敦煌七月十五日行事的多样 |
| 四、报恩行孝:佛教报恩思想与中国传统孝道的进一步融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九、十世纪敦煌农事诉求与灾害应对 |
| 第一节 九、十世纪敦煌的蚕桑祈愿 |
| 一、唐前河西的蚕桑 |
| 二、农桑业在九、十世纪敦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
| 三、丝?倍获于常年:蚕农的祈愿 |
| 四、斋会文本所见九、十世纪敦煌的蚕桑养殖 |
| 第二节 蝗虫永散、不害于人民:蝗灾的禳除 |
| 一、古代河西走廊为主要的蝗灾区 |
| 二、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对蝗虫的认识 |
| 三、九、十世纪敦煌社会的蝗灾 |
| 四、从祭祀到禳除:九、十世纪佛、道二教于蝗灾的应对 |
| 第三节 农事斋文中的神只整合 |
| 一、牛王、马鸣菩萨:《蚕筵愿文》中的佛教诸神 |
| 二、女仙之宗:西王母于蚕桑业中的象征 |
| 三、各司其职:九、十世纪农事中神只的组合及其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贵生重命:疾病救赎与公共疫情应对 |
| 第一节 母子平安:难月与庆生祈愿 |
| 一、难月祈愿与救度 |
| 二、降生设斋与回谢 |
| 三、满月与生辰庆诞 |
| 第二节 设斋忏悔:斋文所见宗教对疾病的救赎 |
| 一、九、十世纪敦煌斋会文本《患文》 |
| 二、佛为医王:《患文》所见佛教病因观及其救赎 |
| 三、《病差文》所见道教病因观及其救赎 |
| 四、设斋、抄经:病愈后的还愿 |
| 第三节 社会公共性疾病的应对 |
| 一、九、十世纪敦煌社会中“疫疠”流行及其祈愿 |
| 二、“城中灾疫疠”: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几次公共性疾病 |
| 三、归义军时期对于公共性疾病的认识与应对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禳灾、护国与结坛:九、十世纪敦煌斋会密教化 |
| 第一节 结坛与《结坛文》 |
| 一、何谓结坛? |
| 二、护国禳灾:唐宋时期佛、道二教结坛法之异曲同工 |
| 三、九、十世纪敦煌斋会文本《结坛文》释录 |
| 第二节 敷佛像于四门:九、十世纪敦煌密教坛场的构建 |
| 一、四门即沙州城四门?:敦煌斋会文本中“四门”的再认识 |
| 二、四门设像:《坛法仪则》与《坛图式稿》的对应 |
| 三、S.2139《金刚界曼荼罗简图》:九、十世纪敦煌密教坛场的复原 |
| 四、九、十世纪敦煌密教坛场的主要特征 |
| 第三节 九、十世纪敦煌斋会的密教化 |
| 一、九、十世纪密教在河西地区的弘传 |
| 二、护国、禳灾:九、十世纪敦煌斋会的密教化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内容架构 |
| 第一章“首崇满洲”的内涵与成因 |
| 第一节“首崇满洲”的提出 |
| 第二节“首崇满洲”的内涵 |
| 一、“薙发易服” |
| 二、“清语骑射” |
| 三、政权建构 |
| 四、职官制度 |
| 第三节“首崇满洲”的成因 |
| 一、现实原因 |
| 二、政治诱因 |
| 小结 |
| 第二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科举政策 |
| 第一节 翻译科考的缘起 |
| 一、文科举中的翻译考试 |
| 二、《雍正会典》等文献的误记 |
| 三、《八旗通志》等文献的记载 |
| 四、《钦定国子监志》的补正 |
| 五、雍正朝翻译科的考试与额取 |
| 第二节 翻译科考的科目与类型 |
| 一、满洲科 |
| 二、蒙古科 |
| 三、宗室翻译科 |
| 四、驻防翻译科 |
| 第三节 翻译科考的考试内容 |
| 第四节 翻译科考的规模与额取 |
| 第五节 翻译科考中的舞弊与防弊 |
| 第六节 翻译科考的政治文化意涵 |
| 一、选拔翻译人才 |
| 二、实行“同文之治” |
| 三、维护满洲旧俗 |
| 小结 |
| 第三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职官政策 |
| 第一节“笔帖式”政策 |
| 一、“笔帖式”的历史流变 |
| 二、“笔帖式”的职掌 |
| 三、“笔帖式”的选用 |
| 四、“笔帖式”的设置目的 |
| 第二节 庶吉士政策 |
| 一、庶吉士的类别 |
| 二、庶吉士的馆选 |
| 三、庶吉士的教习与考课 |
| 四、庶吉士的翻译职掌 |
| 五、庶吉士的散馆 |
| 六、翻译庶吉士的创设 |
| 第四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人才培养政策 |
| 第一节 清代前期的旗学体系 |
| 第二节 旗学中的教材与课业 |
| 第三节 旗学中的翻译人才培养 |
| 第四节 翻译人才培养的典范 |
| 一、咸安宫官学 |
| 二、绥远城官学 |
| 小结 |
| 第五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汉籍(书)翻译政策 |
| 第一节 汉籍(书)翻译的整体情况 |
| 第二节 入关前的汉籍翻译 |
| 第三节 顺治至乾隆年间的汉书翻译 |
| 第四节 汉籍(书)翻译中的文化沟通意涵 |
| 第五节 汉籍(书)翻译的经典之作 |
| 一、《四书》 |
| 二、《五经》 |
| 三、《金瓶梅》 |
| 第六节 汉籍(书)翻译中的译名规范化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8）中华文明共同体视野里西域观之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缘起与目的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方法与途径 |
| 四、难点与创新 |
| 五、内容与架构 |
| 第—章 信史与传统——先秦时期之西域观 |
| 第一节 黄河祖源与中华龙脉 |
| 一、河出昆仑与地理感知雏形 |
| 二、山结汇聚与中华图腾渊澄 |
| 三、龙兆祥处与勘舆括地学说 |
| 第二节 美玉神话与仙境信念 |
| 一、求珍索奇与异域文明接触 |
| 二、绮回华夏福缘善庆之嘉猷 |
| 三、以玉比德与帝范德政之始 |
| 第三节 西极遥途与五星七吉 |
| 一、四方体察与天下服远感知 |
| 二、五边约治与天子巡防守域 |
| 三、九州渊薮与禹贡置治西境 |
| 第四节 化境古典之东方印象 |
| 一、青铜器物东探之着效集腋 |
| 二、东西互动维度之论说蠡测 |
| 三、赛里斯意象之立体与丰腴 |
| 小结 |
| 第二章 奠基与勃兴——两汉时期之西域观 |
| 第一节 张骞凿空壮举与中华学术开创 |
| 一、西域都护与中华意识厚植 |
| 二、屯耕垦殖与人地耦合贻厥 |
| 三、旷远绵缈编户齐民之弁转 |
| 第二节 西域都护职贡与欧亚内陆关联 |
| 一、遣派中央官吏与务兹稼穑 |
| 二、册封西域中华贵裔与颁赐印信 |
| 三、质子之制与纳贡之制颁行 |
| 第三节 丝绸之路开辟与西域视阈发展 |
| 一、烝民喧阗众美书和之鞠养 |
| 二、景行惟贤爱育黎首之表里 |
| 三、物易炽盛与庶几中庸调和 |
| 第四节 西域诸地之东向性特制与表现 |
| 一、地域互惠频繁性与密切性 |
| 二、人际交流互动性与互补性 |
| 三、文化沟通开放性与包容性 |
| 小结 |
| 第三章 重组与再造——魏晋南北朝时期之西域观 |
| 第一节 长史府与西域治理辖境深化 |
| 一、郡县体系于西域之初置 |
| 二、魏凉时代西域生民休戚 |
| 三、永敦邻好分置殊俗辐凑 |
| 第二节 五胡内徙与中原人迁播西域 |
| 一、钟隶汶典赓续笃初诚美 |
| 二、东方乘舆因袭雅操守志 |
| 第三节 佛学仪轨与释迦语境之西域 |
| 一、经典之自足性与生成性 |
| 二、译经学与文献章义疏解 |
| 三、华夏中央观之承载融合 |
| 小结 |
| 第四章 鼎盛与融合——隋唐时期之西域观 |
| 第一节 安西北庭与西域点线结构 |
| 一、策功挽澜制御基业荣光 |
| 二、绿洲地望及其生成理察 |
| 第二节 边徼消长与西域商贸繁盛 |
| 一、置府设州罗致羁縻税贡 |
| 二、经营故域与三州之移转 |
| 三、商路选择与丝路之互易 |
| 第三节 中西交通与殊方经典吸纳 |
| 一、译经学与文献章义疏解 |
| 二、东西求法构建内生信念 |
| 三、城池守御与之京畿引致 |
| 笫四节 经营治理维度纵深与发展 |
| 一、鸿胪寺礼宾院与华夏观 |
| 二、中华道统之与华裔同表 |
| 三、辞章浸润中之垂拱而治 |
| 第五节 克念作圣通广达成之华表 |
| 一、释迦地理在西域之余荡 |
| 二、海陆二维结构之西域观 |
| 三、西域文明与华语共同体 |
| 小结 |
| 第五章 迁播与归附——宋元时期之西域观 |
| 第一节 唐末宋初西域之三重格局 |
| 一、烽戍逻燧串联西域地望 |
| 二、西域建制与陇右道依附 |
| 三、华夏仪礼之践行与周章 |
| 第二节 宋元多方互动之立体观感 |
| 一、杂糅并蓄与互益风俗观 |
| 二、家国情怀与保境安民观 |
| 三、中原正统在西域之融通 |
| 第三节 五方大一统与海纳百川观 |
| 一、华夏夙兴舆地体认要枢 |
| 二、由近及远世界观之变迁 |
| 三、由表及里文化浸染渐强 |
| 小结 |
| 第六章 稽古与求同——明代时期之西域观 |
| 第一节 元末明初西域格局之赓续 |
| 一、颁赐贡赋体系整合与聚拢 |
| 二、柔远怀来思想与西域循俗 |
| 三、弘威德化于文明接触浸染 |
| 第二节 稽斡溯极中州与矜庄尚同 |
| 一、析置河西诸卫与封地关联 |
| 二、文明外溢与中华文化奚辨 |
| 三、画野分疆与遐荒绝域殊致 |
| 第三节 治置哈密卫与西域之探察 |
| 一、卫所通贡与西域东方概观 |
| 二、华夏认知与市易之交阐扬 |
| 三、中原旅人之原乡情结延展 |
| 第四节 中西交通繁缛态势之梳理 |
| 一、域邦旌表圣德与华藏弘化 |
| 二、血脉同源之华宗演绎回溯 |
| 三、中西地缘互动之华裔统合 |
| 小结 |
| 第七章 承续与开拓——清代时期之西域观 |
| 第一节 康雍华裔互纳之王朝构建 |
| 一、中华意识在西域之厚植 |
| 二、政开清明下之名教垂范 |
| 三、律令秩序观与西域治理 |
| 第二节 乾嘉以德怀远之仁政意识 |
| 一、置州府以安之登仕摄职 |
| 二、名爵帛以恩之奉义傅训 |
| 三、熔铸道统共襄盛世思想 |
| 第三节 道咸去芜拨冗之义利取舍 |
| 一、漆书壁经与之求古寻论 |
| 二、体恤悲悯反馈万民关怀 |
| 三、方志修纂歌咏情逸抒致 |
| 第四节 撰述西域涵纳省治之维度 |
| 一、参合契之居重驭轻制衡 |
| 二、建名立德赖及率宾归帝 |
| 三、慕义向化与中华之本源 |
| 小结 |
| 余论 |
| 一、自怀柔远人至安疆定边 |
| 二、自顺天应仁至仪礼泽润 |
| 三、自讲信休睦至和同一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资料汇编 |
| 古籍文献 |
| 今人着作 |
| 致谢 |
（9）高昌回鹘的弥勒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一. 论文选题背景 |
| 二. 论文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选题的主要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选题的内容和凡例 |
| 一. 论文内容 |
| 二. 范围界定 |
| 三. 格式规范 |
| 第一章 弥勒信仰—起源及传播 |
| 第一节 弥勒净土信仰 |
| 一. 净土信仰的兴起 |
| 二. 弥勒净土与修定的关系 |
| 三. 弥勒净土与大乘思想的关系 |
| 四. 弥勒角色的演变 |
| 第二节 弥勒六部经 |
| 一. 成佛经类 |
| 二. 下生经类 |
| 三. 上生经类 |
| 第三节 弥勒图像的出现 |
| 一. 佛教艺术的起源 |
| 二. 弥勒图像的出现 |
| 三. 弥勒图像的各种形式 |
| 四. 弥勒图像与大、小乘佛教的关系 |
| 第四节 部派与弥勒信仰 |
| 一. 弥勒信仰形成的年代与地域 |
| 二. 与弥勒信仰有关的小乘部派 |
| 第五节 弥勒信仰的东传 |
| 一. 佛教初传西域时序 |
| 二. 弥勒信仰初传西域 |
| 三. 初传西域路线 |
| 小结 |
| 第二章 回鹘以前西域及周边地区的弥勒信仰 |
| 第一节 塔里木西缘的绿洲佛国 |
| 一. 疏勒 |
| 二. 莎车、斫句迦 |
| 第二节 塔里木南缘的绿洲佛国 |
| 一. 于阗 |
| 二. 鄯善 |
| 第三节 塔里木北缘的绿洲佛国 |
| 一. 龟兹初传佛教 |
| 二. 龟兹佛教的承传与流布 |
| 三. 弥勒信仰足迹 |
| 第四节 河西走廊 |
| 一. 凉州 |
| 二. 敦煌 |
| 小结 |
| 第三章 高昌回鹘的弥勒信仰 |
| 第一节 回鹘前后时期的高昌佛教 |
| 一. 北凉高昌 |
| 二. 麴氏高昌 |
| 三. 西州高昌 |
| 四. 高昌回鹘 |
| 第二节 高昌回鹘的弥勒信仰—从回鹘文经籍文书考察 |
| 一. 回鹘文佛经残卷 |
| 二. 回鹘文礼忏文书 |
| 三. 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 |
| 四.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 |
| 第三节 高昌回鹘的弥勒信仰—从佛教实物遗存考察 |
| 一. 高昌地区遗存 |
| 二. 龟兹地区遗存 |
| 三. 北庭回鹘大寺 |
| 第四节 高昌回鹘的弥勒信仰—从其他相关的佛教思想考察 |
| 一. 忏悔灭罪 |
| 二. 天王护国 |
| 三. 王法正理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美术史背景下敦煌西夏石窟绘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对象与资料 |
| 二、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 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敦煌西夏石窟绘画概述 |
| 第一节 敦煌西夏石窟的分布、窟形及绘画题材 |
| 一、敦煌西夏历史时代的划分与分期 |
| 二、敦煌西夏石窟的分布、窟形及绘画题材 |
| 第二节 敦煌西夏石窟的营建 |
| 第二章 敦煌西夏石窟中的花鸟图像 |
| 第一节 敦煌早期石窟花鸟图像演变 |
| 第二节 敦煌西夏石窟花鸟图像 |
| 一、8—11世纪历史变革背景下的花鸟画 |
| 二、敦煌西夏石窟花鸟图像题材及类型 |
| 三、敦煌西夏石窟花鸟图像的表现 |
| 四、敦煌西夏石窟中花鸟图像的功能分析 |
| 第三节 敦煌西夏石窟花卉新样——蜀葵 |
| 一、宋夏时期的蜀葵图像 |
| 二、蜀葵作为西夏石窟绘画的独特样式 |
| 三、敦煌西夏石窟中蜀葵的意义探讨 |
| 第四节 从黑水城出土《禽鸟花卉》看敦煌西夏石窟花鸟 |
| 一、《禽鸟花卉》释读及其表现 |
| 二、《禽鸟花卉》与西夏石窟花鸟图像之比对 |
| 三、西夏人的花鸟世界 |
| 第三章 敦煌西夏石窟中的人物画 |
| 第一节 敦煌早期石窟人物画演变 |
| 一、北朝 |
| 二、隋 |
| 三、唐 |
| 四、五代与宋 |
| 第二节 敦煌西夏石窟人物画 |
| 一、8—11世纪历史变革背景下人物画的发展 |
| 二、西夏石窟人物画的延展 |
| 三、西夏石窟人物画的结构与空间 |
| 第三节 敦煌西夏石窟人物画的几种样式 |
| 一、唐僧取经图：一种新绘画图式的出现 |
| 二、童子形象：民族特征的彰显 |
| 三、布袋和尚：世俗化形象的转变 |
| 四、供养人：千人一面与“冬瓜脸” |
| 第四节 敦煌西夏石窟人物画中的宗教图式 |
| 一、尊像画：炽盛光佛与药师佛 |
| 二、水月观音图的创新：兼论莫高窟第95窟为西夏窟 |
| 三、千手观音：风俗画时兴背景下的图式之变 |
| 四、文殊变、普贤变：白描画艺术水准的彰显 |
| 第五节 黑水城出土人物画与敦煌西夏石窟人物画之比对 |
| 一、黑水城出土的人物画 |
| 二、黑水城出土人物画与敦煌西夏石窟人物画的关联 |
| 三、西夏人物画所透视出的文化观念和社会风尚 |
| 第四章 敦煌西夏石窟中的山水画 |
| 第一节 敦煌石窟中山水画考察 |
| 第二节 水墨山水画在西夏石窟中的表现 |
| 一、西夏石窟水墨山水画出现的美学背景 |
| 二、西夏石窟水墨山水画表现 |
| 第三节 敦煌西夏石窟山水画的结构及空间 |
| 一、北派山水影响下的混合结构形式 |
| 二、留白及墨色的明暗对比与空间表现 |
| 三、全景式构图以及“三远法”造境 |
| 四、雪景的空间表现 |
| 第四节 山之仙气：敦煌西夏石窟绘画中关于圣山的塑造 |
| 一、西夏的山与西夏文化中的圣山 |
| 二、西夏石窟绘画中对圣山的塑造 |
| 三、西夏“圣山”的政治隐喻 |
| 第五节 水之灵气：敦煌西夏石窟绘画中水的图式变化 |
| 一、“水”与“水图” |
| 二、西夏石窟绘画中的水 |
| 三、西夏文化中“水”的内涵 |
| 第五章 敦煌西夏石窟中的建筑画 |
| 第一节 敦煌石窟中的建筑画考察 |
| 第二节 西夏建筑画的两种形态 |
| 一、山水画中的建筑 |
| 二、经变画中的建筑 |
| 第三节 文献资料对西夏建筑的勾描 |
| 第四节 西夏与金代岩山寺文殊殿建筑画比较 |
| 第六章 敦煌西夏石窟中的装饰图案 |
| 第一节 敦煌石窟装饰图案考察 |
| 第二节 敦煌西夏石窟装饰图案的类型和内容分析 |
| 一、藻井井心 |
| 二、平棋 |
| 三、边饰 |
| 四、帷幔 |
| 五、其它图案 |
| 第三节 敦煌西夏石窟装饰图案新样及相关问题探讨 |
| 一、云纹的创新 |
| 二、岩山及山石纹 |
| 三、铺满式底纹 |
| 四、榆林窟西夏石窟窟顶装饰图案的组合关系及其意义探讨 |
| 第七章 敦煌西夏石窟绘画的材料与工艺 |
| 第一节 西夏石窟绘画的制作者与制作流程 |
| 一、西夏石窟绘画的制作者 |
| 二、西夏石窟绘画的制作流程 |
| 第二节 西夏石窟绘画的工艺技法 |
| 一、线描 |
| 二、减笔人物画 |
| 三、晕染与平涂 |
| 四、贴金、涂金与沥粉堆金 |
| 第三节 西夏的色彩 |
| 一、文献中所见到的西夏色彩 |
| 二、石窟绘画中的色彩 |
| 三、西夏的“金”与石窟绘画中的用“金” |
| 第八章 敦煌西夏石窟绘画在美术史上的地位 |
| 一、拓宽了中国美术史的题材与内容 |
| 二、发展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技艺 |
| 三、丰富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构图样式 |
| 四、彰显了民族艺术交融的成就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从早期汉文佛经看“塔”的产生时代（论文参考文献）
- [1]隋唐官印发微[D]. 魏晓妍. 中央美术学院, 2021(08)
- [2]秦汉时期习字简牍研究[D]. 佟纯正.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3]唐五代刻本字形研究[D]. 周思宇.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4]特定符号在藏文化语境中的表达研究 ——以“龙”（“鲁”与“珠”）为例[D]. 王巳龙.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5]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宗教生活研究 ——以斋会文本为中心的考察[D]. 段鹏. 兰州大学, 2020(11)
- [6]印度、中亚与中国新疆的“燃灯佛授记”图像研究[J]. 廖志堂.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 2019(02)
- [7]“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D]. 宋以丰.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中华文明共同体视野里西域观之变迁研究[D]. 赵徽弘. 新疆大学, 2019(10)
- [9]高昌回鹘的弥勒信仰研究[D]. 区佩仪. 中央民族大学, 2019(01)
- [10]美术史背景下敦煌西夏石窟绘画研究[D]. 王胜泽. 兰州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