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公共精神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道德基础。新加坡和韩国形成了培养公民公共精神的独特教育模式和思路：坚持儒家思想，秉承东方价值；适应国情发展，凝练多层次的培养目标；等。可以得到启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爱国主义情怀；加强道德教化，强调法纪约束；整合教育资源，发挥教育合力。
关键词：新加坡 韩国 公共精神 经验 启示
现代公共精神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道德基础。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进一步提高公民的公共精神，意义重大。培养公民公共精神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加坡和韩国是亚洲“四小龙”之中的两个国家，它们经济创造了奇迹，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也比较成功，它们又与我国同属儒家文化圈，它们培养公民公共精神的经验对我们应该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局部二值拟合模型（LBF模型）的提出是用于解决在对灰度不均匀图像分割上遇到的难题，它是通过引入高斯核函数来实现的。给定一幅图像I(x)(x ∈Ω ),Ω为图像域，对于图像域Ω中每个点x，其对应的能量函数为：
一、新加坡、韩国培养公民公共精神的经验
（一）坚持儒家思想，秉承东方价值观
新加坡是文化交融中心同时也是文化碰撞中心,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影响,新加坡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创造性的改造汲取儒家伦理内容，把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赋予新的内涵：“忠”就是忠于国家，树立国民意识；“孝”即尽心奉养、恭敬顺从；“仁爱”即怜悯和友爱之心，和谐至上；“礼义”即坦诚守信，有礼有节；“廉耻”即秉公守法，清正廉洁。然后，新加坡将经过改造充实的此“八德目”作为“治国之纲”和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新加坡教育主管部门布置国民教育开设儒家伦理课程；1985年编写《儒家伦理》教材以及充满丰富的儒家思想精髓的通俗读物《公民与道德教育》；政府多次邀请儒学研究专家杜维明、余英时等到新加坡讲学，并布置开展专题研究。儒家思想支撑着新加坡渡过了许多发展的难关，正如李光耀所说：“如果我们没有儒家价值观,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1]
韩国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迅速崛起腾飞,创造了瞩目的“汉江奇迹”。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文化和精神的支撑。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力加强公民的道德建设。据《韩国社会道德性指标开发研究》这一教育资料显示，“民主主义”和“弘益人间”是韩国最重要的德目。“弘益人间”即指百姓共同得益,它和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异曲同工之妙。“弘益人间”的理念主要包括有利他心(公共性、公益在先)，爱，服务，尊重和关怀他人[2]。同时，韩国参照儒家伦理精神制定公民教育的课程，从小学一二三年级到初中、高中，道德伦理课程均是必修学科，其宗旨主要是培养青少年成为关心、爱护他人与社会，正直勇敢、有德行的人。
而从地理区域看，塞尔维亚位于欧洲东南部，是巴尔干半岛中部的内陆国，有着欧洲的“十字路口”之称，是连接欧洲和亚洲，中东，非洲的陆路必经之路，是“一带一路”重要枢纽，境内拥有丰富的煤、天然气、铁、锌、铜等矿产资源。
道德教育一直得到新加坡政府的高度重视。新加坡的公民道德教育深受教育部道德教育顾问的影响。他于1979年组织了大型的关于中学生道德教育的调查研究，他认为，真正的道德观是以“利他”为中心的，是以他人利益为出发点的道德判断和行为；在学校中教导的价值项目应该包括：对人类应培养博爱精神；对国家应培植效忠不二的价值观念；对社会群体应灌输公德心、公共心与服务心；对父母应教导孝敬；对学校团体应灌输合群守规矩的习性；对个人应保持上进心、探究心。新加坡教育部采纳了这些建议，然后从编写道德教育教材《公民教科书》、《生活与成长》和《好公民》，到在国民教育系统进行实实在在的贯彻落实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二）适应国情发展，凝练多层次的培养目标
新加坡政府培养公民公共精神的价值目标是培养“新加坡人”。“新加坡人在新加坡出生、成长或居住的人,并且愿意维持现在这样一个多元种族、宽宏大量、乐于助人、向前看的社会，时刻准备为之献出自己的生命”。[3]这一总目标层次鲜明，内涵丰富。首先，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最基本也是最首要的便是对自己民族和文化传统的理性接纳和认同。其次，“亚洲人”意识，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能够保持本国公民意识的独立性，固守住东方文化的根本精髓。最后，便是建立在前两者基础之上的最高目标：“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新加坡人”。
韩国将公民教育的目标定位在培养“现代化公民”。在《为建立主导世界化、信息化时代的新教育体制》的教育改革报告中,韩国政府推行“加强以实践为主的人性教育”。这个人性教育将“现代化公民”的目标细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的礼节规矩、基本秩序、共同体观念、集体主义意识等教育;二是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中的民主市民教育：尊重、公共法律秩序、合理的意识决定等；三是高中阶段的世界市民教育：正确理解多元化、和平教育、国外旅行的礼节等。[4]
（三）以培养国民精神和公德心为教育重点
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培养国家认同感，打造国家认同共同体。新加坡学者崔桂强说到：“国家认同，即个人与国家之间，发生感情上的融合，两者浑然一体。个人把国家作为效忠对象，因此表现在个人行为上就是为了国家利益而努力，一旦国家面临危机，愿意悍然执干戈,以保卫社稷,甚至为国牺牲。”[5]1991年1月，新加坡国会研究制定和公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即“国家至上,社会优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6]第一条“国家至上、社会为先”提倡国家利益和社会高于个人利益以及个人的奉献精神,这一直是新加坡成功的主要因素，使新加坡克服许多严峻的考验。为了加强公民的国家意识。政府成立了作为专门机构“国家意识委员会”负责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建设,此外，每年开展“国家意识形态周”活动,激发公民的爱国热情,培养爱国意识。
目前，我国应用型本科教育的教学成效仍不高，其主要原因在于高校师资力量较弱，教师整体技术水平较低。因此，要逐步将校企合作方式应用于高校旅游类专业的教学环节，从而提升整体教学水平。
新加坡严正的法律成为培养其国民公共精神的保障手段，此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当采用“德化”的方式唤醒公民的自律意识作用甚微时，用法律的硬手段也许可以见到奇效。其实，早在2016年，习近平有过精辟的论述：“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10]只有德法兼施才能真正让不文明“有耻且格”，让文明获得可长依的保障。为此，首先，政府作为培养公民公共精神的主体，坚持“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11]。其次,完善立法工作，促进公共精神的生成纳入法规制度的议程。再次,提高公职人员综合素质和执法水平。最后，完善网络和实体监督平台，对举报不良官员的民众进行充分的法律保护和奖励。
老板莫名其妙，说：“扯到哪里去了？这跟富人穷人有什么关系？富人为创造财富节省时间，不为他们服务还为哪个？”
水利风景区涉及的地理区域较多，一般受多个行政区管辖，管理主体难以确定。水利风景区不仅包括水体，还包括相当部分的陆地。一般说来，水体部分通过征地已变成国有土地，由水利部门管理；陆地部分仍属于农村集体所有，相关的经营仍主要由当地村委和农民决策。这种较为复杂的产权关系，不利于水利风景区旅游开发的实施。如果按照股份经营制，由当地村民进行参与式管理，又由于涉及重大的国家和地区工程安全问题，很难保证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营。复杂的管理和权属关系给水利旅游开发带来一定困难。
韩国的公民道德教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校公民道德教育。经历了七个时期的公民教育改革，韩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科目、内容不断改进，道德教育不断完善。从第一次教育改革课程“道义课”到“道德课”的变化，其内涵十分丰富，包括邻里和睦，对他人关怀和服务；遵循交通规则,在公共场所遵守礼仪和规则；追求公益活动，自觉思考和实践……[8]二是家庭中的道德教育，即父母可以对孩子进行直接教育，通过个人生活、家庭邻里、社会生活以及国家民族方面的教育，培养孩子好的生活习惯和道德观念。
（四）德法兼施，教育途径灵活多样
新加坡培养公民公共精神的方式并非只是简单的说教和宣传。首先公民教育大纲层次清晰、目标明确、课程循序渐进，囊括了小学、中学、大学以及未来精英的所有教学计划。其次，除了学校的课程教育外，还充分发挥家庭、社区的教育合力，形成全社会的道德培养体系。新加坡各个学校必须设立“家庭联谊会”项目，同时教育部还创立学校和社会机构融合为一体的互动合作文明社区，开展“睦邻节”等节日联谊会促使社区形成和谐相处，遵守公德的社会精神；另外成立学生社区服务计划组织，各所学校第二学期的最后一天被定为“新加坡行善日”。最后，新加坡每年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礼貌活动，比如讲礼貌运动、睦邻周、敬老周、忠诚周、华族文化月、马来族文化月等。
新加坡以法律严明著称于世界，道德与法律相互协调促进。新加坡在开展多样的文明礼貌运动的同时，制定了一套高效良好的公共规则和制度,对于违反法规、违背社会公德不良行为给予重金处罚。新加坡的罚款告示牌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地铁上的“不准拉闸”；公园里“不准钓鱼”、“禁止乱抛垃圾”的警示牌；公共场所吐痰、过马路闯红灯等不良行为都将遭到重金处罚。维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卫生的法规经过坚持不懈的执行，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对于提高国民的公德意识同样功不可没，成为了公民养成公共精神的法律约束。
才拿到驾照的那阵子，最怕过红绿灯。那次把车子停在左拐道上等绿灯放行。这里红绿灯的时间设置，左拐竟然只有20秒。前面的十几辆车子，分了两次才渐次通过。我的车停到了最前面，绿灯亮了，一加油门，车子却嘎嘣熄火，这是手和脚动作不协调所致。这种新手过红绿灯时容易熄火的车子，使用的是手动档。现在新出厂的各种品牌的车子，一般都换上了自动档，这个问题，便基本可以避免。但是，过红绿灯时需要比正常的道路行驶有对路况更准确的判断，有更多的谨慎和机敏，则是无论驾驶何种车子，无轮驾龄长短，都必须做到的。
韩国的公民教育形式同样灵活多样，讲求循序渐进，并注重实践。韩国学校开展公民教育时摆脱了以教师和书本为主导的单一“灌输式”教育方式，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方式，如“讨论学习”、“实践学习”、“探索学习”等。同时教师在授课时多运用角色扮演，情景再现等方式鼓励学生在实践和活动中养成品格。另外，韩国很多学校都设置有道德教室，通过传统习俗的实物参观，传统美德和社交礼仪的学习，对学生树立道德精神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同新加坡一样，韩国旨在构建一种以学校教育为主导，以家庭为依托，以社会为保障，共同参与、共同监督的德育体系，以充分形成教育合力，增强公民公共精神教育的实效性。最后，充分利用大众媒体在公共精神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媒体通过宣传、推介、评价、曝光等手段，有力的推动了公民的道德建设。
项目教学法在.NET企业级应用开发系列课程中尤为适用，项目设计可结合生活中实际问题，如开发聊天系统、计算器、备忘录等。学生对问题虽熟悉但未曾从开发者角度看待过，极大激发了学习兴趣。通过分组，小组成员共同分析问题，研究制定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锻炼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与团队合作能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需回归到课堂知识的学习和理解上，学生就会自觉学习，通过网络、课本和教师寻求解决方法，达到学习知识和技术的目的。学生也会体会到学习的快乐，增强了自信心。
二、新加坡、韩国培养公民公共精神的经验之于我国的启示
（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爱国主义情怀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做出重大部署,对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文明素质、道德水准，以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提出了努力方向和目标任务。
公民美德具有鲜明的公共性特质，而爱国主义便是核心体现。孙中山先生说做人最大的事情，“便是要知道怎么爱国”。当前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弘扬爱国主义情怀，强化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增强社会共同体观念，从而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公共利益的精神力量。可以说，我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公共精神的伟大超越。
对不同频率的设计洪水，根据上述拟定的水面线法进行调洪演算，从调算成果（表2）看，两水库在调洪演算中存在着一定的水位差。经过与1976年、1982年两次调算结果对比，本成果合理、可靠。
（二）道德教化与法纪约束并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谓是漫漫历史长河中最璀璨的明珠。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到：“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实践培养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崇良善、守诚信、求大同等思想；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等传统美德，不论过去还是如今，都有永不褪色的价值。”[9]随着公共生活日益发达，我们应汲取传统文化中公共思想的精华，传承中华文明。如儒家伦理文化中“修齐治平”、“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公共思想；“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自律包容品德；“诚信”、“和为贵”的和谐精神；“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宽容精神；又如“兼爱”、“非攻”的公共情怀。这些无不为当代中国公共精神的培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道德精华。
“国民精神教育”同样是韩国公民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首先是培养团结统一的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1973年，韩国总统朴正熙发表第8次国会市政演说时指出：“国民教育首先要确定爱国爱族的国家观和自主精神，这是有国籍国民教育的根本精神。”[7]其次是强化家国一体的意识。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风暴中,韩元兑美元汇率狂跌,韩国人喊出了“一人一元救国家”的口号,与国家共渡难关。最后，倡导“忠孝”，让“忠孝”观念成为韩国人的精神根基，教育人们愿意为国家服从和奉献。可以说，国民精神教育为韩国人民公共精神的培养提供精神渲染和道德熏陶。
（三）整合教育资源，发挥教育合力
[2]参见韩国教育开发院：《韩国社会道德性指标开发研究》，2000年。
注释：
[1]李光耀：《儒家价值观的熏陶，使新加坡人克服困难和挫折》，《联合早报》，1994-10-06。
培养公民公共精神，提高国民素质，发挥家庭、学校、社会的联动作用尤为重要。学校是道德教育的主战场，是公民接受道德教化和知识启迪的重要场所。家庭则是教育启蒙的地方，是培养对他人关爱和责任的起点。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同样是践履公共精神、增强公共利益、滋育公共情怀的便利而有效的通道。最后，新加坡和韩国的经验证明，大众媒体对于公民公共精神的培养不可或缺。应该利用电视、网络新闻、自媒体等新兴媒体手段在社会范围内宣传公众任务的优秀事迹，积极引导人们对公共理性的感知和实践，营造健康向上的舆论氛围，同时通过对不文明行为的曝光，提高公民的自觉度和自律性，增强公共精神意识。
[3]王瑞荪：《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45页。
[4]洪明：《试析社会转型时期的韩国公民教育》，《外国教育研究，2001年，第5期，第6-11页。
[5][新]崔桂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教育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第285页。
[6]王瑞荪：《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46页。
[7]冯俊、龚群：《东西方公民道德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1页。
[8]参见韩国教育开发院：《韩国社会道德性指标开发研究》，2000年。
[9]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美与时代(下)，2015年，第11期，第1页。
[10]《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85页。
[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页。
参考文献：
[1]张立文,李平主编.中外儒学比较研究[M].东方出版社,1998：191.
[2]王瑞荪.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45.
[3]洪明.试析社会转型时期的韩国公民教育[J].外国教育研究,2001,(05)：6-11.
[4][新]崔桂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M].新加坡：教育文化出版公司,1995：285.
[5]冯俊,龚群.东西方公民道德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21.
[6]李光耀.儒家价值观的熏陶,使新加坡人克服困难和挫折[N].联合早报,1994-10-06.
[7]参见韩国教育开发院：《韩国社会道德性指标开发研究》，2000.
[8]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3(002).
[9]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J].美与时代(下),2015,(11)：1.
[1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
[11]习近平.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DB/OL].人民网,2018-12-11.
（基金项目：教育部2015年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共精神培养研究”（课题号15YJ A710012）。作者单位：汕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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